一、疑义利益规则的基本内容疑义利益规则是一个在保险合同的解释规则中世界各国普遍遵循的规则。它是指保险人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受益人）对于合同内容发生争议时，应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它来自于古罗马的一条法谚：有疑义应为表意者不利益之解释，因此又称其为不利解释规则。不利解释规则是作不利于起草人的解释。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语义模糊的保险合同论文 (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模糊语言在海商法中的功能和运用
摘 要：语言准确、严密是法律语言的灵魂，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语言不需要使用模糊用语。合理地运用模糊语言，不但可以使法律语言更准确、更严密，同时还可以提高法律语言的科学性。法律英语作为法律语言的一个分支，同样具有这样的语言特征。本文将以存在于《中国海商法（英译本）》中的模糊现象为例，分析模糊语言在法律英语中的运用。
关键词：模糊语言 法律英语 海商法
一、引言
准确性和严密性是法律语言的重要特点。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法律语言不仅需要精确用语，还需要模糊用语。因此，模糊语言在法律英语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模糊语言是指内涵意义不精确，外延范围无指定的语言。“模糊”（fuzziness）作为一个学术用语，最早出现于哲学和数学领域。1965年，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电机工程系教授查德（L.A.Zadeh）发表论文《模糊集》，提出了模糊理论。查德认为，几乎人类的所有思维都是模糊的，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模糊理论的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伍铁平教授在1979年发表的《模糊语言初探》，引发了我国语言学领域对模糊问题的探讨。法律模糊语言的存在有其一定的客观基础和主观基础。客观基础体现在语言本身的概括性及事物发展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主观基础体现在人们对事物的认知能力和语言表述能力的局限性。
二、海商法中模糊语言的功用
海商法（Maritime Law）是为“调整海上运输关系、船舶关系，维护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海上运输和经济贸易的发展”而制定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是我国第一步规定海商制度的法律，自1993年7月1日起施行，主要涉及海上运输关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海上旅客运输合同、船舶租用合同、海上保险合同以及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等内容。海商法的颁布规范了海上商事行为，为解决海事纠纷、保护当事人利益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如同其他法律一样，海商法中广泛存在模糊用语。下面我们就针对海商法中的模糊现象，对模糊语言的功能和运用进行探讨分析。
（一）全面性。精确语言在表述某一特定情况时可以发挥巨大功效，但遇到较多的不确定因素时，其功能就会受到限制。而模糊语言对语义边界无明确指定的特性，则会赋予它一定的概括能力。这种概括力非常适用于法律语言，它的恰当运用令有限的法律语言尽可能地涵盖复杂多变的法律现象，使得法律语言达到周密、严谨的效果。例如：
海商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旅客不得随身携带或者在行李中夹带违禁品或者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以及有可能危及船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其他危险品。（Article 113：No passenger may take on board or pack in their luggage contraband goods or any article of an inflammable，explosive，poisonous，corrosive or radioactive nature or other dangerous goods that would endanger the safety of life and property on board.）
这里的“other”就是一个模糊词，它对上述列举的各类危险品做了补充，使法规的表述更严密，从而使违法分子无漏洞可寻。
又如第五十一条中关于在责任期间货物发生的起火或者损坏时，承运人不负赔偿责任的情况作了阐述，其中最后一项为“非由于承运人或者承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的过失造成的其他原因。”（Any other cause arising without the fault of the carrier or his servant or agent.）这一条目虽然没有列举特殊条件，却既对上述的各项作了概括，又涵盖了其他可能发生的情况，由此保障了承运人等人员的合法权益。
（二）灵活性。法律作为保障公民权益、约束公民行为的社会规范，具有强制力和权威性，且要具备较长的时效性和溯及力。这就要求法律语言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机动性，以适用于不同情况，无论是可预见的或是不可预见的。法律语言模糊性的存在，授予了执法者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也为执法的公正、有序创造了机会。
海商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经承运人证明，旅客的人身伤亡或者行李的灭失、损坏，是由旅客本人的过失或者旅客和承运人的共同过失造成的，可以免除或者相应减轻承运人的赔偿责任。（Article 115：If it is proved by the carrier that the death of or personal injury to the passenger or the loss of or damage to his luggage was caused by the fault of the passenger himself or the faults of the carrier and the passenger combined，the carrier’s liability may be exonerated or appropriately mitigated.）
这里的“may”表示可能、可以，表明赔偿责任有被免除或减轻的可能性。至于减轻的程度，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所以用了“appropriately”。这样富有弹性的语句，既保障了承运人的合法利益，又强制其对自身过失行为负相应责任。
第六十六条：托运人托运货物，应当妥善包装，并向承运人保证，货物装船时所提供的货物的品名、标志、包装或者件数、重量或者提及的正确性；由于包装不良或者上述资料不正确，对承运人造成损失的，托运人应当负赔偿责任。（Article 66：The shipper have the goods properly packed and shall guarantee the accuracy of the description，mark，number of package or piece，weight or quantity of the goods at the time of shipment and shall indemnify the carrier against any loss resulting from inadequacy of packing or inaccuracies in the above-mentioned information.）
在这一条法规中，出现了“properly”“inadequacy”和“inaccuracies”这几个关于货物包装的模糊词语，虽然它们都是用来表述包装的正确与否，但却没有对何为正确和何为不正确做详细的阐释。我们都知道，不同的货品有不同的包装要求，这在法规中无法详尽，也无需详尽。因此，这里就用几个简单的词概括，至于包装是否妥善就要凭借具体物品和包装方法进行裁定了。
（三）简洁性。模糊语言的运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法律语言另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简洁性。从认识论角度说，“模糊性就是人们认识中关于对象边界和性态的不确定性”，而并非泛指意义“不明确”。法律语言中模糊词语的运用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就是为了法律语言简明扼要。
海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都负有赔偿责任的，应当在此项责任范围内负连带责任。（Article 63：Where both the carrier and the actual carrier are liable for compensation，they shall jointly and severally be liable within the scope of such liability.）
看到这条法规，我们很容易注意到它运用了“such”这一模糊词来代指上述的责任范围，语义简洁而明确。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模糊用语是“jointly and severally be liable”，表示连带责任，但并没有对具体责任下定义。“连带责任”是民事立法中的一项重要民事责任制度，通过加重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以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由于这是一个通用的法律术语，有特定的法律含义，因此法规里并没有对它进行解释，这样的表述能够使法律语言凝练，重点突出。
类似的例子还有第九十一条中“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能归责于承运人和托运人的原因致使……”（Article 91：If，due to force majeure or any other causes not attributable to the fault of the carrier or the shipper…），出现的“force majeure”也是一个法律专用词，具体是什么不可抗力，在相应的法律条文中有详细说明，在海商法中就不再赘述。
三、结语
法律语言学是研究法律和语言关系的一种专门用途语言学，而法律英语是专门用途英语中的一种。模糊语言在语言、法律及法律语言、法律英语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运用。模糊语言本身特有的灵活性和机动性，运用于法律语言中，能产生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其不确定性在给人们带来精准和严密的同时也会带来误解和歧义。辩证地看待模糊语言，正确地使用模糊语言，以求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功用，才是科学的态度。总之，在特定情况下合理使用模糊语言，可以使法律英语语言的表述更为科学。在精确用语和模糊用语的共同作用下，法律英语的语言方能达到精确、严谨的标准。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多次得到王青梅老师的指导，在此深表感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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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婧浙江宁波 宁波大学外语学院315211）
作者：陈婧
保险合同解释中疑义利益规则的理解与适用
一、疑义利益规则的基本内容
疑义利益规则是一个在保险合同的解释规则中世界各国普遍遵循的规则。它是指保险人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受益人）对于合同内容发生争议时，应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它来自于古罗马的一条法谚：有疑义应为表意者不利益之解释，因此又称其为不利解释规则。不利解释规则是作不利于起草人的解释。对起草人不利，对非起草人则为有利，因此从非起草人角度而言，又称其为有利解释规则。
目前，保险学理论界就疑义条款解释上应否优先适用疑义利益规则颇有争议，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种学说：
肯定论，又称主观论。该论认为，因为保险条款都是由保险人拟定的，他在选择符合自己利益的合同语言时是自由的，所以也有义务将他所选语言的确切含义清楚地向对方表示出来，让对方了解。因此，当保险人选定保单上的语言，书写保单，并将其卖给投保人后，如果保单中含有不明确或模棱两可的条款，法院应当优先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对此条款作出有利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解释。
否定论，又称客观论。该论显然是反对主观论的见解，认为主观论将疑义利益规则视为优先原则犯了方法论上的错误，因为它只看到了个别保险合同的主观解释原则，而忽略了保险合同是适用于危险共同团体内每一成员的这一客观性。所以，该论主张法院在解释保险合同的疑义条款时，应当完全超脱，没有必要去作有利于或不利于任何一方的解释。因此，客观论认为经保险监督机关审查通过的保险条款已具备和法律相同的效力，其解释方法应依一般法条解释原则，无所谓作不利于保险人解释的必要。
折中论。折中论首先反对客观论的见解。现由为：事实上没有任何格式保险合同条款是由被保险人以同样的地位和保险人共同完成的；即使条款的应用需经保险监督机关审批，但也只是以保险人所提的稿案为窠臼而已；并且审批机关是行政机关而不是立法机关，审批核准后的条款怎么能视为法律规定？这就当然要求保险人在拟搞措辞时基于其丰富的经验、娴熟的专业技术，考虑各种可能产生的情形并付诸于文字，以明确的方式使对方了解其义。所以，疑义利益规则并未违反平等对待规则。另一方面，也反对主观论，对于不明确条款的解释，也不得纯粹迁就被保险人个人利益而当即适用疑义利益规则。应当首先顾及到保险危险共同体的概念和保险的真谛，考虑该合同的目的，依诚实信用原则加以解释；如果仍无法确定疑义条款的含义时，则可适用疑义利益规则，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
可见，这三种观点，各具其理。肯定论主张优先适用疑义利益规则解释疑义条款，这样给司法工作带来方便和效率，也保护了被保险人的利益，但对保险人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损害。否定论认为保险条款的解释同一般合同的解释一样，没什么必要去区分，而且它将保险条款上升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条款，着实是夸张了一些。保险事故的变数以及危险的不确定性要通过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来解决和概括规定，似乎难度太强，工作量太大，且有许多不妥之处。折中论顾全大局，考虑多方利益和保险的真谛，确实很合理。但是，这一学说对整个社会环境要求较高，保险人和被保险人要相对诚信，且法官在裁量时也要有相当的专业素质。当然，这样好的保险环境是我们所追求的，也是我们必然会达到的。但是现阶段，我国仍需要继续培植土壤。所以，笔者建议当保险合同条款出现疑义时，先用合同的一般原则和方法进行诠释，如若不妥，最后再启用疑义利益规则解释。
二、疑义的构成和判断
（一）疑义的构成
疑义条款指的是双方对此条款的看法和理解不一致，但都有合理之处，不一致的理解会导致不一样的责任分担。因此做出一个更合理的解释尤显重要。这个解释的重任一般就由当事人争诉到的法院来承担。也有的教科书称为“含义模糊”的条款。它的解释是：在法律上含义模糊通常有两种情况：①合同的一个条款可以合理做出一种以上解释；②法庭在使用了一切解释方法之后，仍然无法确定该条款或词语的真正含义。第①种情况下，法庭将采用疑义利益规则解释，第②种情况下则可能会采用合同以外的证据，包括双方的行为和商业习惯与惯例来确定具体含义。美国称之为“含混”（ambiguity），含混的意思是“可作两种解释，意义不明确、模棱两可”。“ambiguity”一词本身主要意思是“歧义”，它另一个近义词“vagueness”意为“含糊的模糊的”。在我国学者看来“歧义”和“模糊”两词所表意思并非相同，但在美国保险法中，不严格区分，一并归入“含义不清”而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因此，上述教科书中第①种情况实属歧义条款，第②种情况应属“模糊”条款。所以笔者在这里讲的疑义条款实际上是指歧义条款，并非“模糊”状态的条款。歧义条款如“装运所有的物品：糖、味精和/或其他合法产品”，那么可能表达的含义是，装运：⑴糖或味精或/和其他合法产品，⑵糖和味精和/或其他合法产品。“模糊条款”如“承保火灾造成的损失”，火灾这一概念外延有多大不清楚，炉火外溅烧坏地毯，是否属火灾？我国司法实践中，应否将“模糊条款”一律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而不考虑常理与惯例，需要探讨。
（二）疑义的判断：———以美国的含混判断为基础
按保险业非常发达的美国的法官或学者的观点，一个词如果有两个以上合理的解释，就构成了保险法上的“含混”。而且确定合同语言是否含混，关键不在于保险人的意思是什么，而是从一个外行人(即具有普通知识水平和智力的理智的合理的第三人，外行而不是专家)的角度去分析，分析时使用的是清晰和一般的含义，且都非常熟悉本国语。如果一个词是专业术语或在交易过程中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即使这种含义对于保险人来说是清晰的，但只要保单持有人无法理解，法院仍然会认定语言是含混的。美国的学理与司法很注重公民大众的利益，保险业也体现了很强的慰民情结，这是一种很好的良性循环。当然也有人说，美国的保险公司有破产的，中国就没有。实际来看，保险公司的破产是以数以万计的民众得到抚慰为基础的，一家公司的消亡与更多百姓的安居乐业和社会团结与稳定相比，我想后者更为重要，而且从整个社会来讲，总体利益是平衡的，何不采用效果好的一种模式。当然我们不容忽视，美国的社会环境，特别是金融保险行业的发展是远远领先于我国的，适合于他们的不一定会适合于我们。但我们可以借鉴。
美国作为英美法系国家重要的代表，他对合同的解释倡导“表示说”，即认为当事人的任何意图都应用行动（保险合同中是文字）表示出来。解释的目的是发现合同文同所表示出的意图，而不是去探求当事人捉摸不定的心理活动。也就是说，英美法系国家一般要从合同的文字入手探求当事人的真意，而大陆法系国家奉行“意思说”，强调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即合同解释的最终目的是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因为合同本身是意思表示的结果，只有从此出发才能做到公正。《拿破仑法典》《德国民法典》和我国台湾《民法典》都有类似规定：解释契约（意思表示）应探求当事人的真意，不得拘泥于所用之辞句。也就是说，大陆法系国家探求真意不拘泥于文字本身。所以，我国的多数学者认为：保险合同应当尊重当事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的真实意图。一般情况下，真实意图可以通过条款表示出来，但有些情况下，也不能反映。此时，就要通过探求真实意图来揭示合同条款的真正含义，这种解释的过程就是“意图解释”。当然“意图解释”也是要通过语义，上下文的意思进行，再加上补充意思（合同文字以外的评价性解释）。
因此，疑义利益规则只能适用条款有歧义而致使当事人意图不明确的场合。若保险单的用语明晰，没有歧义，当事人意图明确，尽管法官可以找到另外的解释也不能进行这种不必要的解释。疑义的判断只能是由法官或仲裁者从保险合同当事人间产生的已有歧义中作出认定，而不是从既存的歧义和可以发现的新的歧义中作出选择。
我们知道，疑义利益规则是为了适应保险合同格式化的趋势和弊端，为保护在交易能力上处于弱势地位的被保险人的利益而发展起来的，那么如何认定被保险人的强与弱，对是否适用疑义利益规则非常关键。
（三）被保险人是否弱者的判断
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设立，是建立在对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不平等的交易地位进行司法调整这一理念的基础之上的。“在个人保险领域，合同当事人之间迥然不同的地位是至为明显的，被保险人通常未受训练并对保险条款的细微差异不表怀疑。有鉴于此，公平原则要求保险合同依照被保险人解释其用语的方法予以诠释。”
但实践中，也有的被保险人并非法律设想的经济上的弱者，而是一个拥有巨大市场份额，富有经营之道的企业，如果条款发生争议，还能否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呢？对于这一问题，国外司法界尤其是美国司法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肯定观点的认为：即使在被保险人是一个贸易或商业实体，从而可能对保险合同及其法律含义十分内行的情况下，疑义利益规则仍应适用，因为保单是由保险公司预制的格式保单，该保单的用语系由保险人选择，发生争议的特定用语亦未经协商，据此，作为被保险人的一些公司是否拥有律师与该规则的适用并无关联。此外，这种格式保单在全国范围内被销售给大大小小的商业公司，法院根据不同的被保险人适用不同的解释规则将导致不协调。否定观点认为:疑义利益规则不适用这一情形，因为保险人与投保人均为老练的商业实体，他们对保险市场甚为熟悉并拥有相对平等的谈判实力。
由于上述争论，那么对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交易地位的认定，也就是判断某一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的交易力量是否薄弱，就成为是否应适用疑义利益规则的关键。美国法院的审判实践总结出了六个衡量标准：①被保险人规模的大小；②律师是否参与；③保险经纪人是否参与；④被保险人对保险的熟悉程度；⑤有关的争执是否保险人之间的争执；⑥被保险人拥有的总体判断实力。根据这些评判标准由法院来具体衡量究竟应不应该使用疑义利益规则。
三、正确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保险合同解释不能光理解为是对投保人利益的保护，也并不是只对保险人的限制。保险合同解释就是按照符合当事人订约当时的意思表示的真实内容为准，看当时如何约定，解释时应完全服从于公平原则。我国《保险法》第31条的规定体现了鲜明的价值取向，这就是对投保人一方利益的充分保护，但是在实践中却存在不少曲解或误解。该条立法保护弱势群体的价值取向理应受到肯定，但如果对实际情况不加仔细分析，过分地强调此规则就会造成一种名为公平而实为不公平的结果，就会极大地损害保险人的利益，从而不利于保险业的发展。
由于保险法31条是我国现行惟一的保险合同解释的法定条目，它的适用非常普遍又关键。因此，笔者认为对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正确理解与适用应当注意以下几点：br>
（一）该规则的适用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
保险合同的解释规则有多个，而且多数情况下仍是多个规则综合适用。br>
（二）该规则的适用不具有优先性
合同解释的一般规则是保险合同解释的前提和基础，只要一般规则可以适用并能很好地消除歧义，疑义利益解释规则就应服从其它规则而被放弃适用。br>
(三)只有对保险合同条款有争议而引起纠纷，才能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
因为保险合同当事人双方产生纠纷的原因很多，有因合同条款争议，也有因当事人违反合同义务，对于非因合同条款争议而引起的纠纷，不应当适用该规则。br>
（四）对于下列情形，可以排除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
①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加以证实的；②保险合同条款的歧义经当事人的解释已被排除的；③保险合同用语经司法解释已经明确而不再产生歧义的。④保险合同中的基本条款发生歧义或文义不清的。br>
（五）适当考虑被保险人类型的差异
参与投保的不仅有经济能力微弱和对保险知识欠缺了解的自然人，而且也有经济实力雄厚和对保险事宜较为了解，具备较强判断力的法人，甚至有专门从事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因此出现合同条款解释纠纷时对他们应有所区别。从法理上说，第31条乃是基于合同当事人双方主体地位的相对不平等考虑的，其保护对象一般是经济上的弱者（主要是自然人），以体现公平正义，但对于有同样的地位甚至经济实力更强的法人，则第31条就失去了保护弱者的基础，如果仍然一味强调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就显失公平正义。
（作者单位：武警呼和浩特指挥分院）
作者：郭凤仙
议新保险法第三十条的保险合同解释原则
[摘 要]笔者在处理过保险案子的司法实践中，目前司法机关对保险合同的不利解释原则进行了扩大化的运用，刚好2009年新修订的《保险法》对该条进行了相应的修改。文章试图从不利解释原则适用的前提，限制条件和保险专业术语的不利解释问题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和确定，保证司法实践中《保险法》规定的不利解释原则能得以正确地适用，从根本上维护保险合同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保险合同；合同解释；格式合同；不利解释原则
按照我国《保险法》第十条规定，“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由此，保险合同当事人由保险人和投保人组成。所谓“不利解释”原则，在英美法系国家之法律称之为不利于提供者原则，是指当合同双方对保险合同条款存在疑义时，应做出对提供合同方保险人不利的解释原则。该规则起源于罗马法“有疑义应为表意者不利益之解释”的法谚，是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在保险合同司法实践解释中的具体表现。不利解释原则的含义有两点：一是作出对合同拟定提供方不利的解释；二是作出为了减少或免除责任一方不利的解释。大多数情况下，保险合同往往采取格式合同，拟定以及提供方是保险人，被保险人只能被动接受或不接受。所以，在保险合同中的疑义利益解释一般是作出对保险人不利的解释。我国《保险法》第30 条也规定了不利解释原则，该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一、不利解释原则之适用前提
在司法实践中，各级法院对“不利解释原则”存在误解，具体表现为：一是保险合同的解释不够规范统一。由于我国《保险法》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实际操作性，加上法院的一些审判人员对《保险法》和相关的业务知识比较生疏，不能很好地处理保险合同与其它商事合同之间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用普通民商事案件的审理思维对待保险纠纷案件，使保险合同的解释不够规范。二是不恰当地任意引用“不利解释”原则。一些法官片面强调“保护弱势群体”，认为只要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内容有疑义，就首先引用保险合同的“不利解释”原则，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对保险公司的要求过于苛刻。三是解释保险合同时，拘泥于文义字面意思断章取义而忽略了真实意思。以上情形导致了法律适用错误，审判结果大相径庭等问题，损害了保险人的利益。保险纠纷案件的处理，往往会影响到一些保险合同责任划分，不利于防范道德风险，同时也损害了其他被保险人的利益。
作为保险合同解释的一项规则，不利解释原则只有在适用保险合同的一般解释原则未能解决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情况下，方能得以适用。如同英国保险法学者克拉克所指出的：“不利解释原则是可供依靠的第二位的解释原则，该原则在其他解释原则无法确定保险合同含义的情况下方可采用”。不利解释原则仅仅为解释保险合同的歧义条款提供了一种补充手段，它本身并不能取代合同解释的一般规则。由于保单是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因此在对保单条款进行解释时，法院首先应通过探究合同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存在的意图来阐明合同条款的内容。在探究当事人的意图时，可以采用隶属于该一般解释原则的一些辅助规则，如文义解释规则、体系解释规则以及补充解释规则等。只有在运用前述解释原则以及该原则的相关辅助规则仍不能正确解释时，才能应用不利解释原则。
二、适用不利解释原则的限制条件
从不利解释原则制度背景来看，只有当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对保险合同条款的解释存在争议时，才能适用不利保险人解释规则。该规则的适用以保险合同条款存在歧义为前提，不针对保险合同的内容，更不涉及事实认定及举证责任分担问题。笔者认为，该规则在下列情况下不适用：1.若保险合同的用语没有任何歧义，就说明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明确，没有解释保险合同条款的空间。2.即使保险合同的某些条款文义不清，但经当事人双方一致认同的解释而排除了歧义，也无该规则的适用。3.如果当事人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予以证实，如通过其他解释原则已经能够合理确定其真实意图和含义，也不能适用该归则。4.除上述以外，若司法解释已经明确了保险合同某一用语的含义，不利解释原则就不能适用。
关于合同条款是否语义不清或者有多种含义，应当由法院根据客观情况予以确定，例如，保险合同条款的用语虽然在字典中有不同的定义而显得模糊不清，但只要其真实含义可以从上下文中清楚地推断出来，就不能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另外，不利解释原则的适用还必须以被保险人對保险合同用语的歧义的产生不承担责任为前提，如果某一条款是由被保险人拟定的，对因此产生的歧义就不应当适用不利解释原则。经审批的保险条款不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对经保险监管机构审批的保险险种的保险条款，由于这类条款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即使是保险人也不能对这类条款作出变更，因此在适用这类条款时，保险人与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均处于同一地位，故在这类条款的理解上发生歧义时，应当由保险监管机构进行解释，或者在诉讼过程中，由人民法院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作出解释，而不应适用不利解释原则；但是，对经保险监管机构备案的保险险种的保险条款，由于备案不同于审批，实行备案制的保险险种的条款更多地体现了保险人的意志，故在这类条款发生歧义且运用其他解释原则仍不能获得正确解释时，应适用不利解释原则。
三、不利解释原则在对保险专业术语时的应用规则
众所周知，保险合同充满了“专业用语”，常常使未受过保险专业知识的人迷惑，就连法律专业的人有时也会有不清楚的地方。当被保险或受益人对专门术语按普通理解与保险人按专业含义理解不一致时，是否应当适用不利解释原则？笔者认为，对保单文字含义进行解释时，一般应当首先按文字普通含义去理解词语。保单术语的专门含义要优先于文字普通含义。以上情形出现最多的是那些规定责任或除外责任的词语。这些词语可能是刑事犯罪的名称，例如盗贼；或者是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技术含义，例如保险危险中的“暴风”就有特殊含义，它并非普通含义上的“非常大的风”，而是专指17.2 米/ 秒以上（相当于风力表8 级以上）的风力，若小于这一衡量标准，就不是保险危险中“暴风”的正确含义。在上述情形之下，应按专业含义的解释从优原则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因此，《保险法》第31条所确立的保险合同疑义利益解释规则应具有实际意义。但另一方面，疑义利益解释规则之适用必须要理解内涵才能符合《保险法》立法本意。
保险合同，不论是格式合同或非格式合同，均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对合同内容的解释归根到底要探求当事人双方内心真实的意思。由于保险合同具有附和性固有的行业特征，而且行业专业程度较高。投保人一方的意思表示的真实性被迫降到了最低，不利解释原则作为一种完善的手段，由此及时而生。作为解释合同众多方式中的一种，不利解释原则具有唯一性，各级法院只有严格遵守此规则，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实现才能得到最大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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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伟强，浙江温岭人，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作者：蔡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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