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专利法、产品质量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一部部重要法律的起草或修订工作，都凝聚有王利明和法律界同仁的心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最高人民法院专题讲座……王利明曾经多次走上共和国的最高讲坛，以自己的学术思想为国家的决策层提供法治建议。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物权法平等保护探讨论文 (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物权法在私有财产保护中的原则与不足
摘 要：《物权法》首次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确立了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平等保护的原则，但在巨大争议背景下诞生的这部法律，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因此本文对有关内容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物权法;私有财产保护;原则;不足
第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于2007年3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迄今已有9个年头。该法出台后受到很大关注，也引起不少争论，其中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就是争论焦点之一。赞同者认为《物权法》为私有财产平等保护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将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与个人所有权一体承认和平等保护，是司法制度的巨大进步;而持异议者则举出《物权法》实施以来房屋征收和拆迁纷争不断的事例，说明《物权法》在解决财富分配和保护个人所有权方面并未发挥很大作用，甚至为政府和开发商强拆提供了法律借口[1]。但是任何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都不可能不受到时代的局限，《物权法》带有明显时代的烙印再正常不过了[2]。
一、《物权法》保护私有财产的原则
(一)平等保护原则
《物权法》首次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确立了各类型所有权平等保护的原则，第三条“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和第四条“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对此进行了清晰的概括，各编各章各节中都贯彻了这个原则。学者们议论多的是，既然三种所有权实行平等保护原则，为什么还要加以区分。这是当时国内的政治环境和司法界普遍认知所决定的，最初的方案是不分类型的，但我国计划经济的影响根深蒂固，人们难以一下子就接受所有权不加区别对待的方式，能在当初有人质疑物权立法违宪的情形下仍坚持平等保护原则已殊为不易了。
(二)自由支配原则
《物权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明确了私人所有权人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其财产的自由支配权，而在以前的法律中都对私人财产的收益权做了限制。当然第四十二条也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世界上没有哪个法治国家私人权利可以是无限的，其实人们诟病较多的却不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就不可以征收私人财产，而是《物权法》对公共利益没有明确限定，导致很多借公共利益之名，实为商业利益的项目进行强拆，这当然是《物权法》的不足，但也有当时“公共利益”范围、类型认识不清楚的原因。
(三)依法补偿原则
《物权法》第四十二条中还规定，“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并且“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同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贪污、挪用、私分、截留、拖欠征收补偿费等费用”。第四十四条规定“因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用单位、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如果“单位、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毁损、灭失的”，则“应当给予补偿”。不论任何原因，征收、征用私人所有权的财产都会对所有权人的权利造成侵害，上述条款反映了《物权法》依法补偿的原则。有人质疑依据《物权法》补偿不合理、不公正，现实生活中确有很多这样的事例，这是因为补偿涉及因素很多，《物权法》作为物权保护的基本法，不可能做出事无巨细的规定，《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等法规对此作出了更详细规定。
二、《物权法》在保护私有财产中的不足
(一)物权对象范围狭窄
物的归属和利用是物权立法的核心，但《物权法》将物权调整对象范围局限在不动产和动产，以及法律规定可作为物权的客体权利上面，却排除了物权范畴内其他物权调整对象，例如典权是我国传统物权之一，现实社会中典当行业仍然较多存在，将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的物排除在法律体系之外于理不符，与立法精神相悖。当时这样做的理由竟然是典权不适应国际化贸易发展需要，该理由相当勉强，因为担保物权有国际化趋势，但反映各国特色的所有权、用益物权并未有国际化趋向。相反，国际上很重视的无形财产权，如知识产权、股权、有价证券持有权等，并未列入《物权法》物权调整对象范围内。因此，《物权法》在以后修订时应调整物权所属范围。
(二)公共利益的界定、实体性质认定与征收补偿
《物权法》并未界定公共利益，虽然《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八条采用列举加兜底的方式对公共利益进行了界定，但作为基本法的《物权法》的这个漏洞是显而易见的，过去发生的大量事例表明“公共利益”已被一些政府和开发商当作侵犯私人所有权人权益的借口。目前，仍未形成统一的公共利益判断标准，但大体集中在公共受益性、公平补偿性、公众参与性和权利限制性等方面，然而这些仍然较为笼统，例如公共受益性中受益人具体包括哪些人，受益比例是多少，这些肯定影响公共利益的界定。综合国内外法例和相关研究成果，公共利益的界定无外乎采用概括、列举加排除的方式。除了要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以外，对其实体性质的认定也是一个重要环节，应该遵循一定的程序，确保公开透明和公众参与。补偿费用是平衡被拆迁人权利损失的关键，过去订立的补偿标准过低也是造成冲突的主要原因。《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足额”补偿，而“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依法给予拆迁补偿”，两者用语的差别很容易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对私人财产征收可以不必“足额”补偿，这应该是《物权法》中的一个硬伤。根据国内外的实践经验，补偿应以市场价格作为标准，同时考虑我国土地政策和用地性质，按剩余期限确定土地使用费用，并给予一定情感损失抚慰金，补偿金的支付宜采用先偿后迁的程序。
(三)立法技术缺陷致保护实效问题
在巨大争议背景下诞生的《物权法》，立法技术上的缺陷也是很突出的，如所有权类型的划分、物权法源的不明(第五條)、占用规定的粗略等，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了《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9年3月23日)、《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9年4月20日)和《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2016年2月23日)等，用以解决司法纠纷，但上述立法技术问题仍需在以后修订时完善。
三、结束语
两千多年前，孟子就说过“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可见保护私人财产的重要性。《物权法》在保护私人财产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尽管其体系仍未完善，争议仍然较多，但随着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和司法制度的不断完善，这些问题终将会得到解决。
参考文献：
[1]孙宪忠.再论我国物权法中的“一体承认、平等保护”原则[J].法商研究，2014(2)：67-72.
[2]陈华彬.中国物权法的意涵与时代特征[J].现代法学，2012，34(6)：76-92.
作者：李志鹏
中国民法典的“助产士”王利明
合同法、专利法、产品质量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一部部重要法律的起草或修订工作，都凝聚有王利明和法律界同仁的心智。
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最高人民法院专题讲座……王利明曾经多次走上共和国的最高讲坛，以自己的学术思想为国家的决策层提供法治建议。
王利明的学术历程，浓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商事立法的历程。爱好登山的他，一直跋涉在为“民”鼓与呼的路上，他无愧中国民法典的“助产士”!
物权法的艰难诞生体现了立法民主
2799票赞成，52票反对，37票弃权。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高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这部历经14年立法、8次审议的法律，凝结着王利明和众多法律学界人士的心血。物权法立法以其历时之久、社会参与度之高、争议之激烈在中国立法史上是空前的。
这部法律为什么会受到如此大的关注?作为物权法主要起草者之一，王利明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最根本的就是财产归属和利用关系。物权法是一部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性法律，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触动了社会的每个神经。可以说，大到一所房子，小到一针一线，都是物权法调整的对象。所以，在起草过程中出现了各种争议，这是非常正常的。”
物权法是王利明始终关注的领域。1997年，王利明被通知着手组织起草物权法草案专家建议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组织的第一次专家讨论会上，王利明对有关专家建议稿中“将所有权分为动产所有权和不动产所有权”的分类方法提出不同意见，由此按照法工委的要求，另外成立课题组，并于2000年底拿出一份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按“国家、集体和私人”划分所有权，即“三分法”。“三分法”的提出，在学界掀起讨论。
“讨论很激烈，但最终学者们基本达成共识，认为动产与不动产的划分，更多考虑的是物权法本身作为法律规则独立发挥作用，不无道理;而三分法源于现有3种所有制形态，更重视中国现有国情和中国法律制度特点。”王利明回忆说，2001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社科院和人民大学两份专家建议稿的基础上形成了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体例以社科院专家建议稿为主，所有权设计吸收了“三分法”和平等保护原则等提法。
在长期对物权法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1998年他出版了《物权法论》。此后，王利明又对我国物权法起草过程中的一些重大疑难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出版了《物权法研究》一书。
曾有舆论认为，物权法保障了富人的财产和富人阶层的利益。王利明说，这种说法有一定片面性。“物权法平等保护国家、集体、私人的财产，不只保护私有财产，它平等地保护所有的人，尤其是注重对于老百姓的财产权的保护，强化了对于民生的关注。它鼓励人们通过合法途径取得财产，树立了一个鼓励人们创造财富爱护财富的理念。”他认为，最大的民生就是对于老百姓的财产权的保护。在世人所广泛关注的物权法起草过程中，关于国家所有权和个人所有权是否应当平等保护问题曾引起过社会的广泛争议。王利明在这场事关物权法命运的争论中挺身而出，在各种场合大声呼吁物权的平等保护，主张平等保护原则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他的主张代表了学界的主流观点，也代表了大部分民众和立法者的观点。
“物权法的艰难诞生是立法民主的最生动体现。”王利明难忘起草物权法的过程。一波三折之后，广为关注的物权法终于经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并于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作为物权法专家建议稿的主要起草人之一，王利明在物权法的起草和制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见证并推动了物权法的立法进程，因此获选“2007年十大年度法治人物”和“2007年度法制新闻人物”。
“尽快推动民法典的问世”
早在1984年，王利明留校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之时，适逢我国酝酿、起草《民法通则》，其主要起草者就是王利明的博士生导师佟柔教授。王利明协助导师就《民法通则》中涉及的问题作了大量研究，开始形成自己对民法体系的看法和认识。1986年，他和郭明瑞等合撰的《民法新论》在法学界产生广泛影响，成为民法研究生的必读书目。
新中国成立后，共有过几次民法典立法活动。20世纪50年代初和60年代初的两次，均因政治运动而中断。1979年，彭真恢复工作后，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再次主管立法工作。当时，王汉斌任法制委员会副秘书长，是彭真的重要助手。是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之下成立民法起草小组，开始了第3次民法典立法活动，共有五六十位民法学家参与，至1982年5月起草了民法典草案1至4稿。由于当时经济体制改革刚刚起步，社会生活处在变动之中，关于民法典的立法，各方面迟迟未能达成大致的意见，民法典的立法活动只好暂停。彭真因此提议：民事立法由“批发”改“零售”;在一时难以制定一部完善的法典的情况下，先分别制定民事单行法，待条件具备后再制定民法典。
1998年1月，主持立法工作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委托6位专家、两位退休法工委干部和1位法官组成民法典起草小组，他们的任务是起草民法典和物权法。这是王汉斌卸任前做的最后一件大事。
王汉斌找王利明等开会之时，城市改革的方向已经明晰，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权也已确立，民事立法面临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当时决定成立一个民间机构“民事立法研究组”，挂靠在人大法工委民法室。“民事立法研究组”成立之后，就坐下来讨论该怎样开展工作。在民事法体系中，已经有民法通则、继承法、婚姻法、收养法，还有3个合同法。接下来要起草哪一部法?大家认为，最主要的，一个是债权，另一个是物权。从难易程序看，确立物权在当时还难一些，之前的民法典草案尚没有“物权”的字眼，均用“与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来代替。草拟合同法比较简单，1981年、1985年和1987年我国相继颁布了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于是，研究组就决定首先起草统一的合同法。王利明首先参与了合同法的起草过程。
在合同法颁布之后，他又立即投入到物权法的起草工作之中。在物权法刚通过之后，他又集中精力研究侵权法起草过程中的那些重点和疑难问题。王利明最早提出要单独制定侵权责任法的思路，他的这一立法建议形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他认为，传统大陆法系的债法体系在当代已经凸显出诸多的弊端，我国侵权责任法独立成编，单独制定，其主要优点在于，使得内容十分复杂的、现实中重要的侵权责任制度能够自成一体，形成体系化的规则。从我国现实需要来看，如果不制定独立的侵权责任法，而将其置于大量的特别法之
中，主要的弊端在于其无法体系化，对于法官的操作带来极大的困难。为此，他撰写了一系列重要的论著，积极推动侵权法的制定。
2009年12月26日，备受关注的《侵权责任法》经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从某种程度上说，王利明的学术历程，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商事立法历程的缩影。他先后参与了《经济合同法》《合同法》《专利法》《产品质量法》《物权法》等大量重要法律的起草和修订工作，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审判方式改革中的民事证据立法问题探讨》《加入世贸组织与我国法制建设》《论社会保障立法》《物权立法：采纳物权还是财产权》《关于产品质量法修正案(草案)的几点意见》等咨询报告，为完善我国的民商事立法提出了众多建议。作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司法机关的专家顾问，王利明长期为最高人民法院等司法机关的司法改革、重大疑难案例提供咨询，承担了大量的司法解释的论证、起草等工作。
“自古以来，中国不缺少刑法的传统，不缺少国家管制的传统，缺少的是民法的传统。”在王利明的心中，民法的核心精神就是平等、自由和对权利的尊重。他大力呼吁，应尽快推动民法典的问世。
不同的角色同一个梦想
有言道，“学而优则仕”。2005年5月，留校教学的王利明接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
2008年9月上旬，经教育部批准，中国人民大学开始在校内通过公开竞聘的方式选拔两名副校长。经过组织推荐、群众推荐，资格审查，述聘报告，现场答辩，校党委常委会讨论，不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公示拟任等环节，至当年12月初，王利明被任命为该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建立71年来首次从校内公开竞聘产生的副校长，主要负责学生事务管理、本科教学等相关工作。
他大力提倡民主治院的现代理念。在担任法学院院长时，王利明每有重大事情，他都会召集几位副院长、书记、各学科带头人、教研室主任一起讨论。他喜欢营造一种民主氛围、家庭氛围，让大家感到畅快、受尊重。
1998年，王利明当选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2003年与2008年，又分别当选为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并是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他说，我自当选为人大代表以来，参与了一些法律的制定、讨论工作，使自己有幸能够为国家的立法献计献策，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可以说是我人生中重要的经历。“一方面，参与立法促进了自己的理论研究与立法、司法实践的进一步结合。另一方面，开拓了自己的研究视野，能够掌握立法中的实际问题和第一手资料，我经常带着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使自己的研究更具有针对性。”
众多的社会职务带来繁多的会议和公务，占去了王利明很多的时间。即便如此，王利明也从未放弃过学术研究。
“我现在大概要用一半多的时间做管理，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做学术，哪怕有点滴的时间我都要把它利用起来，利用参加会议的空隙看看书、写东西，再就是利用晚上的时间，还有一部分时间在全国人大参与国家立法工作。我还要抽出时间讲课。”王利明表示，自己要设法尽量多给本科生讲课，“我喜爱教师这个工作，并始终认为这是我真正的本职工作。不管我挂了什么头衔，首先我是一名教师，不能丢了自己的本色”。
针对目前学术界以单纯著作、论文数量衡量学术水平的现象，王利明认为，应当看到，学界的确存在着一些浮躁现象，我国法学研究成果的质量有待提高，具有标志性的成果不多，普遍存在着原创性不足的问题。他强调，必须倡导严谨求实的学风。一个法学家，如果不进行艰苦、深入、理性、客观的学术研究，不能发表有价值的、原创性的学术研究成果，而仅是注重一些形式的东西，或者整天忙于出席各种会议、提出一些大而空的口号，显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许多时候，学术研究成果的质量取决于很多因素，也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能经常发表有重大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但没有耕耘一定没有收获。法学家的责任，首先应当是通过严谨治学为社会提供创造性的学术成果。
他说，尽管治学需要兴趣，甚至很多时候兴趣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动力，但满足个人的兴趣绝不是作学问的终极目的。学者应该常怀报国之心，治学应以国家民族的利益追求以及学术的发展为己任，这样的治学才具有持久性与永恒性。
作者：余玮 杨滢
小产权房改革宜变“堵”为“疏”
应该依法实行国家所有权与集体所有权的平权，准许集体土地设置可以流转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将集体土地设置建设用地使用权时产生的巨大利益的主要部分留给农民，并且由农民保留土地所有权，政府则通过税收提留相应的利益，从而实现利益均衡。
小产权房，一般是指在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上，未经政府有关部门合法批准建造，无法定房产管理机关颁发房产证或无合法产权证明的房屋。对于小产权房的开发、建设、买卖，政府一贯采取严厉整治的立场，但并未有效遏制其发展，所以当前政府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小产权房问题。因此，应当依照《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要求，对现行土地管理法律政策进行改革，对小产权房由采取“堵”的方法改为“疏”的方法，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小产权房问题。
对小产权房采取多管齐“堵”的政策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依照现行法律规定，建设销售小产权房是违法行为。多年来，对于清理整治小产权房，全国各地的态度都十分严肃，严格清理，采用行政、刑事、民事等方法多管齐下，进行“围追堵截”，但实际却收效甚微。
1.采用行政方法清理整治小产权房难见成效。国土部办公厅、住建部办公厅于2012年和2013年连续下发《关于遏止违法建设、销售“小产权房”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各地政府对在建、在售的小产权房坚决叫停，严肃查处。在清理整治过程中，各地政府有关部门都遇到较大障碍，小产权房的数量有增无减。面对阻力，政府无法全面清理，彻底整治。在采用行政办法清理整治小产权房效果不佳的情况下，很多地方政府认为，必须采用更为有力的法律调整方法，才能收到明显效果。
2.刑事手段效果不好。有些地方政府主张采取严厉的刑事手段，对小产权房开发、建设、销售中违法性质严重、情节恶劣、获利巨大、影响较坏的行为定罪判刑，惩戒违法者，教育大多数，为清理整治扫除障碍。有些检察院也向法院起诉有关小产权房的刑事案件，主张法院追究违法者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曾在有关答复意见中，提出了部分开发建设买卖小产权房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但可不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即量刑不超过5年)的指导性意见。
法院对小产权房建设销售引发的刑事案件适用罪名，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适用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最大的问题，是对农民转让自己享有的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行为认定为犯罪。在我看来，所有权人转让自己的土地所有权的用益物权不构成犯罪。二是小产权房建设、销售本身并不存在合同诈骗，除非是开发者将小产权房冒充商品房销售，才构成对购房者的欺诈。三是非法经营罪，对于制裁开发商的非法经营行为值得探讨，但对于农村土地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不能以此予以制裁。四是对于小产权房的建设者、销售者偷漏税金的，以偷税罪治罪。事实上，对涉及小产权房建设、买卖的违法行为采用刑事手段定罪判刑予以整治，没有适当的《刑法》根据，也没有收到预期效果。
3.适用民法调整小产权房纠纷，难度大且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目前，小产权房的民法调整问题，主要包括法院应否受理对小产权房纠纷的起诉、小产权房买卖合同的效力认定、小产权房的确权以及小产权房的继承等，纠纷类型复杂，法律适用难度大。即使对这些小产权房的民事纠纷都能够处理并平息，但也都属于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例如，关于小产权房的确权问题，有的是当事人试图通过诉讼确认自己对小产权房的所有权，使其对小产权房的权属合法化;有的在离婚诉讼中主张分割小产权房的使用权;有的要求分割、继承小产权房的使用权等。这些纠纷所涉及的根本性问题是农村集体土地的权属及权能问题，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不解决，即使对这些纠纷进行了处理，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对小产权房形成以及清理整治遭遇法律难题的深入思考
总体上看，小产权房是中国独有的法律问题，因而，对其进行清理整治以及法律调整，应当从中国的历史和发展的角度进行研究。
第一，中国在农村土地权属问题上的基本态度，包括《物权法》和《土地管理法》等的法律规定，并非完全合理、科学，存在较多问题。现行法律用集体所有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物权，规范农村土地的权属问题，再加上《土地管理法》的限制，使农民对于自己的土地在集体所有权的权属下，没有完整的支配权和使用权，即农民对土地拥有不完整的所有权。
第二，国家把土地的建设性开发和使用完全交由各级政府控制。当需要用农民的集体土地进行开发、建设时，须通过国家的低价征收而后高价转让，使建设用地使用者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政府从中将征收农民土地和转让国有土地之间的巨额利益据为己有，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所有权人，不仅只得到少量的征收费用，无法获得土地转让的主要利益，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样会使农民从根本上丧失土地所有权。这种不合理的土地权属制度，侵害了农民作为土地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造成农民对转让土地应得和实得利益之间的巨大落差。因此，农民作为集体所有土地的物权人，其反感和失望是可以理解的。农民集体组织或者村镇管理者对农村集体土地进行小产权房开发建设，试图获取比较完整的土地权利的转化利益，有其合理性。
第三，在民法上，阻碍小产权房政策疏通的最根本问题在于《物权法》和《土地管理法》中关于集体土地的规定。《物权法》在第四条规定了所有权平等保护原则之后，又在第十二章规定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主要是指国有土地设立的用益物权(第一百三十五条)，在集体土地上设置建设用地使用权须遵守《土地管理法》的规定(第一百五十一条)。而《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土地只可以设立乡村建设用地使用权，且不可以进行流转。这正是小产权房发生的根本原因，也是无法根治小产权房问题的根本所在。这样的法律障碍不排除，小产权房的问题则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只有准许集体土地设立能够流转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小产权房的问题。
第四，社会舆论并不谴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乡镇管理者利用集体土地进行小产权房的建设、销售行为，反而持同情、支持态度。相反，对政府垄断土地性质转化利益的行为却持反对态度，异议颇多。对小产权房的清理整治工作之所以阻力较大，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五，小产权房的数量并非少数，购房者亦数量众多。如此庞大的群体对清理整治小产权房的政策均有抵触情绪，且利益攸关，不适当的过激政策将会使群众产生严重的抵触情绪，影响社会稳定。
基于以上原因，国家对有关小产权房采取的总体上“堵”的政策(即清理整治工作)并不适当，应当进行彻底改革。依照《物权法》第四条规定的“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的所有权平等保护原则，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要求，应该平等对待集体所有权。否则，既不能得到城市群众的拥护，也不能得到更为广泛的农民阶层的支持，而且违反现行法律规定，也给农民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以及其他物权造成更大伤害。
对小产权房应当采取“疏”的方法，实行根本改革
对小产权房的法律调整实行“堵改疏”，将对小产权房的清理整治改为合理疏导，将其纳入法治轨道，让其健康发展，这不仅会改变目前国家面对小产权房的政策困境，而且会推动房地产市场良性发展，降低房价会使更多居民住有所居，保障民生会促进社会健康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清理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按照这一要求，进行小产权房“堵改疏”重大改革的基础，就是不同所有制之间的物权为“平权”。也就是说，不允许国有物权高于集体物权的不公平现象存在。而实际上，国有土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与集体土地上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不平等、不公平，是造成小产权房存在的根本原因。这反映出国家所有权与集体所有权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堵”的结果就是农民丧失土地，而政府却因此获取绝大多数的土地转让利益，使农民的集体所有权被“合法”侵害，这显然没有体现《物权法》规定的所有权平等保护原则。
“堵改疏”这一重大改革的根本点，就是实行国家所有权与集体所有权的平权，准许集体土地设置可以流转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将集体土地设置建设用地使用权时产生的巨大利益的主要部分留给农民，且由农民保留土地所有权，政府通过税收提留相应的利益，从而实现利益均衡。
具体来说，法律应当准许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设定可以流转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将征收集体所有土地由国家设置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办法，改革为集体经济组织可以直接与建设用地使用者签订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转让合同，但须经过政府批准，且依法纳税。这样就能够将农村土地设定用益物权的自主权还给农民，且将转让用益物权所发生的大部分利益交还给农民。政府采用审批和税收的办法，控制农村土地的不适当利用，并通过税收手段保障政府收益。
对小产权房实行“堵改疏”的重大改革还需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物权人，可以与建设用地使用人直接进行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交易。应该改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所有权的土地通过征收成为国有土地，国家取得所有权后，由政府与建设用地使用人进行交易的现行办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村公有制土地的所有权人，有权在其土地上为他人设置用益物权，并获得相应的利益。否则，两种公有制的所有权就不是平等的物权，而是歧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公有制度，这样会限制农民的所有权，造成“有违公平”的后果。
第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建设用地使用人之间通过转让合同转让的标的，不是农村土地所有权，而是建设用地使用权。要改变只有国有土地可以设置建设用地使用权，而农村土地不能设置这一用益物权的状况。应当废止《物权法》和《土地管理法》对农村集体土地设置建设用地使用权的限制，使农村土地设立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国有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处于平等地位，且具有同等的权能。这样既能解决农村土地用益物权的可转让性问题，也能解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保留自己对土地所有权人身份的问题，使其仍然是土地所有权人。
第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转让其建设用地使用权，须经政府审批。为避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只追求眼前利益，将农村耕地改变为建设用地，破坏保护耕地的政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转让其建设用地使用权，须经政府的严格审批，不仅要符合保护耕地政策，还须符合城镇化改造的统一规划。只有获得审批许可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才能与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受让人签订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转让其权属，否则不会产生建设用地使用权转移的效果。
第四，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转让其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方式和价格等，仍然采取“招拍挂”的方式。应通过市场确定转让价格，而非由政府独立做主。
第五，转让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所得利益通过税收均衡分配，主要利益应当由农民享有，政府依法税收。由于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转让通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建设用地使用人直接交易，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利益都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进而分配给全体农民，保障农民土地用益物权流转所获得的利益归土地所有权人享有，他人不可从中获益。国家利益则通过征收税金的方法保障，通过税收的杠杆，既能控制交易，又能保障国家的税收。
这样的改革会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建设用地使用人，成为农村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直接交易者，发生的利益并没有被政府“盘剥”，而是主要由土地所有权人获得。政府通过税收，仍然可以保证获得相应的利益，但是巨额利益不归属于政府。依法纳税是交易者的法定义务，政府依法征收交易税金是可行的。
我认为，按照上述办法改革现行小产权房制度，既符合公正的法律原则，也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一系列棘手的小产权房问题。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作者：杨立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