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教授朱清科，生长于宁夏彭阳县，从小就在黄土高原上玩耍，至今仍对幼时的老家记忆犹新，“就跟书中描述的一样，千沟万壑，光秃秃的一片，很少能看到树。”几十年后，当他以一名专攻水土流失问题的林业学者身份来到距离故土不远的陕北时，发现昔日的黄土高坡已然变了样，沟沟壑壑里都冒出了绿来。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退耕还林地区农户生态农业论文 (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基于农户视角的外生性因子对循环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摘要：笔者从农户角度出发，以湖北省6个生态农业试点县为研究范围，以农户生产技术效率为研究对象，剖析了涉农企业、农村中介组织和政府等外生性因子对循环农业生产中农户技术效率的影响冲击。研究表明，循环农业发展中政府、农村中介组织和农业企业的行为及其他外部因素对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具有重要影响;而“政府+协会+农户”、“政府+企业+协会+农户”发展模式对提高循环农业农户技术效率具有十分明显的效果。
关键词：循环农业;农户;技术效率;外生性变量
基金项目：本文受农业部软科学专项(专0517)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第42批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陈诗波(1978-)，男，湖北潜江人，管理学博士，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城乡经济发展和科技资源管理研究;王亚静(1979-)，女，河南泌阳人，中国农业科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农业资源利用和农业区域发展研究。
一、引言
循环农业是一项系统工程，是涉及生产、流通、消费的产业大循环。在这个循环系统中，农户、涉农企业、政府及农村中介组织等行为主体都对循环农业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就农户层面，杨锦秀等(2007)通过对四川南充、绵阳、自贡等地农户的调查发现，参与农户对农业循环经济的认知主要来自外界刺激，政府与媒体起主导作用，依靠自身学习所占比重较低。王延安等(2006)研究指出，农户未参与农业循环经济的主要原因是农户对农业循环经济认识不够、意识淡薄，资金缺乏，缺少技术保证。杨明洪(2004)通过对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牵涉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户各方的利益关系的分析，认为要充分调动农户的积极性，政府应选择较高的补偿方式。就政府、企业和公众的互动层面，诸大建、黄晓芬(2005)研究认为，政府、企业和市民社会三者之间互动形成的参与式治理结构是成功发展循环经济的保证。这里的三大参与主体体现在循环农业当中，即政府、企业和农户。农村中介组织在循环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信息传递与反馈、组织带动和促进物质循环的作用，是联结农户、企业、政府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但现有文献对于循环农业中农村中介组织的相关研究尚不多见。鉴于此，论文对循环农业中有关主体进行重新界定，认为农户、涉农企业、政府及农村中介组织是循环农业发展中的四大主体。其中，企业主要是指涉农企业;农村中介组织主要是指为农户提供信息咨询、技术培训、经纪等各种服务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和技术协会等;政府是循环经济政策或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者，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其职责在于利用经济杠杆与行政手段等引导社会和个人自愿参与循环经济发展，规范各参与主体的行为;作为循环农业最直接的生产主体，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受多种因素影响制约。为全面考察循环农业生产中农户的生产效率，本文以湖北省6个国家和省级生态农业试点县为研究范围，以农户生产技术效率为研究对象，通过引入涉农企业、农村中介组织和政府等外生性因子，根据循环农业发展中生产投入指标及农户对其他参与主体的感知评价等调查数据，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Translog模型)、因子分析法和OLS方法，建立循环农业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外生性决定因素回归模型，测量各种外生性因素对循环农业生产中农户技术效率的影响冲击。
二、调查情况描述
我们在湖北省选定6个调查点，即宣恩县、仙桃市、武汉市江夏区、武汉市新洲区4个省级生态农业试点县以及洪湖市、京山县2个国家级生态农业试点县，并于2007年4月25日到8月5日展开正式调查。调查历时近3个月，共获得有效农户问卷515份。其中宣恩县117份，地形为山区，自然资源和乡村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较差，当地农户以传统的种植业和生猪养殖为主;仙桃市97份，属于江汉平原，水土资源和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较好，当地农户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武汉市江夏区47份，属于平原和丘陵交错地带，水土资源和基础设施条件较好，当地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武汉市新洲区116份，属平原地带，水土资源和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较优越，当地农户以食用菌种植和传统种植业为主;洪湖市88份，为湖库区，水资源比较丰富，当地农户以水产养殖为主;京山县50份，丘陵地形，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较差，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
各地区的循环农业模式依托当地资源各具特色。其中，新洲为食用菌种檀循环模式，洪湖为立体渔业循环养殖模式，京山县、宣恩县和江夏区为沼气为纽带的种养殖业循环模式，仙桃市形成“鹅(鸭)稻共生”循环模式等。在这些不同的模式中，有的有企业带动，有的没有企业参与，有的已经形成了以“农户+企业”、种植、加工和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成为当地的主导产业和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6个调查地区受访农户户均农业收入最高为新洲区51855.93元，最低为宣恩县7944.74元，二者相差43911.19元。从农业收入上来看，新洲区和洪湖市两地的农业收入水平明显要高于其他4个地区，这说明在新洲区和洪湖市两种循环农业发展模式下，由于有企业带动，形成了产、供、销一体化的产业链，因而农户的经济效益更好，而农户经济效益的提升也正是得益于循环农业的充分发展。这说明发展循环农业，需要走农业产业化的道路(详见表1)。
三、研究模型与指标选择
(一)计量模型
为了解释生产技术效率的决定性因素，我们首先建立传统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然后将估计出来的技术效率对外生性变量回归，来度量外生性因素对农户技术效率差异的影响。其中，第一步，本文通过515份农户调查微观面板数据，以农户的各项农业生产投入作为自变量，以农户的农业产出为因变量，建立“农户生产技术效率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Translog模型)”，分别测算出6个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第二步，利用SPSS15.0统计软件对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值进行因子分析。通过因子分析法，消除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影响，筛选出各主要观测变量，归并成家庭特征因子得分、户主特征因子得分、地理位置因子得分、设施及环境因子得分、政府影响因子得分、协会影响因子得分和企业影响因子得分等：第三步。以技术效率为因变量，以农户家庭特征因子、政府影响因子、企业影响因子和协会影响因子等为自变量，建立“循环农业技术效率外生性决定因素的线性回归模型”。通过OLS测算各外生性因素对农户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分析家庭特征、地理位置、政府、企业和协会等各外生性因素对农户技术效率的影响及权重。
(二)指标选择
1、农户技术效率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的指标选择。首先，在第一步的模型测算中，本文针对6个不同地区的农业产业的差异性，分别进行了不同的变量选择(详见表2)。
2、农户技术效率外生性决定因素的计量模型指标选择。本文认为影响农户技术效率的外生性因素主要包括农户家庭特征、当地政府的政策、投入、当地农业企业的影响等几项指标。各外生性变量又包括几个二级变量，并主要通过二级变量来表示其特征。其解释和构成如下：(1)家庭特征。包括家庭总人口、家庭劳动力两个二级变量。家庭人口和劳动力的多少，可能会影响农户家庭经营规模的大小和经营效率的高低。(2)户主特征。包括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户主务农年限、户主是否关注农业生产技术以及户主获取信息的能力等。这些基本特征将对户主的生产决策行为产生影响。(3)农户所处地理位置。包括农户家庭离最近集市的距离、农户家庭离最近公路的距离。地理位置的远近，可能会导致农户信息接受的差异，影响农户农业生产资料的采购和农产品的销售，对农户技术效率带来较大的影响。(4)基础设施和环境状况。主要包括农户对周边生产和生活环境状况的主观评价、农户对近5年来周边生产环境变化的认可度以及农户对生产生活基础设施的满意程度等。(5)政府影响。通过农户问卷和调查者感知来获取有关政府所实施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和投入等，具体包括政府对农户提供信贷资金方面的帮助、政府在改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当地政府在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方面的努力、政府在改善交通和广播电视方面的工作等。主要测量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的职能和效果。(6)协会影响。二级变量主要包括协会的会员规模、协会开展技术指导和服务的效果、协会组织会员进行生产资料和产品统购统销的效果、协会对提高当地农户生产技术效率的评价和协会对带动当地农户生产规模的作用等几个变量。(7)企业影响。其指标包括农业企业对提高农户的生产规模的评价、农业企业对提高农户生产技术水平的评价和农业企业对方便农户农产品销售的评价三个方面。
四、模型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模型检验
1、信度和效度检验。由分析结果可以看到，除了农户所处地理位置因子和基础设施及环境状况因子的Cronbach’sa系数略小以外，绝大多数外生性潜在变量的Cronbach’sa系数都大于0.5，有的还超过了0.8。这说明本文开发的测量量表具有高度的内部一致性，在信度上可靠(表3)。分比均大于50%，就表示每个构念的会聚效度较高。我们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检查各外生性变量的会聚效度，测算显示每一个外生性因子所提取的可解释方差百分比均大于60%，这说明每个构念的会聚效度高，测项和相关构念之间的关系显著。
2、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除了对各影响因子进行信度和效率检验以外，论文还对模型拟合优度(R2)检验和F检验。在本文研究中，重点讨论第二步农户技术效率的外生性因素计量模型的检验结果。农户技术效率外生性决定因素的模型拟合优度检验R2为0.5179，调整后的R2为0.5063;F统计值为44258895，Prob(F-statistic)为0，表明模型拟合较好，能够较好地反映各个地区农户技术效率的外生性因素的影响状况(表4)，因而模型估计值在实践中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我们能够进行下一步的变量分析。
(二)结果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循环农业技术效率外生性决定因素的线性回归模型”进行的测算显示，户主特征因子的系数为0.000058，家庭特征因子系数为0.0035。这两个因子对农户技术效率的影响概率都不显著。其可能的解释在于，一是由于各地区之间受访农户家庭特征，如受教育年限、生产经营规模等基本上并没有太大区别;二是各地区农业生产规模和种养殖技术没有太大差别，因而农户家庭特征对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影响的差异性不显著。地理位置因子系数为0.0054，环境设施因子的系数为0.00033。这两个因子对农户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也不显著。其可能的解释，一是由于问卷设计的指标不够精确，未能反映出地理位置和环境设施对农户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二是农户生产技术效率的地区差异性并不显著。
政府影响因子系数为0.0147，它对农户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概率显著。这说明6个地区基层政府在循环农业发展中，由于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同，导致其对当地农户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具有显著异性。实际调研中发现，在洪湖市的新旗村，由于政府加强了养殖基地的农田水利、道路交通及电网建设，保证了养殖基地清洁水源和物质的供给，较之于洪湖市的湘口村和西湖村来说，其养殖户的经济效益和技术效率也就更高。另外，在武汉市新洲区的徐古镇，由于镇政府加大了对道路交通、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和环境的整治，并积极引进龙头加工企业和贸易企业，改良种植品种，扶持食用菌种植协会等，经过11年的发展，其食用菌种植从无到有，并形成了产供销一体化的产业化发展模式，很好地带动了当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相比较而言，与徐古镇邻近的潘塘镇，由于起步较晚，政府重视程度不够，农户种植食用菌的积极性也不高，导致农户的生产效益和规模均远不如徐古镇。
协会影响因子系数为0.0918，它对农户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概率显著。结果表明，不同地区农户对协会作用的评价差异较大，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对提高当地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和农业生产的带动作用正在突显。实际调研发现，凡是农业生产技术效率高、经济效益好的地区，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作用也十分重要。比如新洲区的许易村和胡畈村，前者建立了食用菌销售协会，后者建立了食用菌生产技术指导协会。协会通过统一生产资料采购和产品销售、聘请专家对会员进行技术培训以及定期开展会员交流等，很好地促进了食用菌生产技术的扩散及技术效率的提升。当地政府也十分重视对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的扶持，采取了多种措施来帮助协会发展壮大。实事证明，通过扶持协会来带动农户生产技术效率的提升，确实能够产生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企业影响因子系数为0.0491，说明农业企业对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具有显著影响。实地调查显示，农业企业对农业生产的拉动主要体现在规模化生产、便捷农产品销售以及通过企业指向农户的技术扩散等方面。如新洲区通过招商引资引入14家食用菌加工公司和7家贸易公司，建立了“企业+交易市场+农户”的产业化模式;洪湖市德炎水产品公司建立了“企业+养殖户”的产业化模式;宣恩县中农春雨公司与当地农户建立了“企业+农户+基地”等产业模式，均对提高农户技术效率和带动农户增收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另外，本文在模型测算中将政府、农业企业和技术协会3个因子进行了交叉组合，并将各组合变量代入模型对农户生产技术效率进行回归。测算结果显示，政府、协会和企业三者的交互效应对农户生产技术效率的回归系数为0.1006，概率显著;政府和协会二者的交互效应影响系数为0.0611，概率显著;政府、企业二者的交互效应影响系数为0.0076，概率不显著;企业和协会二者交互效应影响系数为0.0271，概率不显著。这说明，“政府+协会+农户”以及“政府+企业+协会+农户”的发展模式对提高农户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具有更明显的效果。
分析表明，农户生产技术效率的提升不单是生产投入的问题，还受到政府政策法规、产业规划和公共物品提供、企业的产业带动以及农村中介组织的技术扩散、组织化程度提升和市场信息选择等方面的影响。在三者中，农业企业和技术协会对农户技术效率产生直接影响;政府对农户技术效率的回归参数估计值最小，但间接影响最大，特别是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研发、推广以及推动农业产业化、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和专业技术协会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是其他主体无法替代的。
五、结论与述评
本文建立了“循环农业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外生性决定因素回归模型”，借助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对循环农业中农户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剖析。分析发现，对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来自政府、农业技术协会和农业企业，其中农业企业和技术协会为直接影响，政府为间接影响。而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地理位置和环境设施对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并没有显著影响;“政府+协会+农户”以及“政府+企业+协会+农户”的模式对提高农户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具有更明显的效果。由此看出，在循环农业发展过程中，必须充分调动和发挥政府、企业、协会和农户四大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作用，并注重将农户、各级地方政府、企业和农业技术协会联合起来，做到四位一体，整体推进。其中。在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农户;企业和农业技术协会及各级政府对现阶段发展循环农业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的基础上，政府应尊重农民意愿，使农民的主体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并制定和实施相关激励措施，积极引导农户、农业企业和农村中介组织参与循环农业发展。另外，还要加大对循环农业发展所需要的物质基础设施和关键技术研发的投入，为循环农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和技术平台。
(编校：沈育)
作者：陈诗波 王亚静
退耕还林：环境与经济效益双收
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教授朱清科，生长于宁夏彭阳县，从小就在黄土高原上玩耍，至今仍对幼时的老家记忆犹新，“就跟书中描述的一样，千沟万壑，光秃秃的一片，很少能看到树。”
几十年后，当他以一名专攻水土流失问题的林业学者身份来到距离故土不远的陕北时，发现昔日的黄土高坡已然变了样，沟沟壑壑里都冒出了绿来。那满山遍野的绿让朱清科很难将其跟自己印象中的黄土高原画上等号。
“如果不是退耕还林，黄土高原的生态面貌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他向《瞭望东方周刊》感慨道。
国家林业局提供给本刊的数据显示：退耕还林目前已覆盖全国25个省(区、市);到2017年，中央已累计下达各项退耕还林资金4706.7亿元;退耕还林工程区的森林覆盖率平均提高了3.6个百分点。
一位摄影爱好者在陕西南郑楠竹园拍摄秀竹。退耕还林及天保工程，使南郑大地满服翠绿
全国政协委员、东北林业大学副校长赵雨森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退耕还林不仅为中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改善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美丽中国的建设和推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陕北走向全国
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王建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退耕还林，原本只是陕北地区治理水土流失的地方探索，后来被中央认可，成为一项重大的国家生态工程在中西部地区全面推开，如今已近20年。
退耕还林真正引起中央关注是在1997年。
当年6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在带队视察了陕西延安、榆林两地后，向中央上报了一份名为《关于陕北地区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的调查报告》，将两地的水土保持工作总结为变“毁林开荒”为“退耕还林”。
“这份报告获得了多位中央领导的批示。”王建阳说，当年8月底，国务院就在陕北召开了一次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的现场经验交流会，会上充分肯定了陕北的退耕还林探索。
即便如此，退耕还林在当时仍只是个地方探索。
转折出现在1998年。那年夏天，包括长江、嫩江、松花江在内的多个流域均发生了特大洪水，全国29个省(区、市)不同程度受灾，人员和财产损失惨重。
“官方后来得出的结论认为，水土流失是造成这次特大洪水的最主要原因，而退耕还林在当时被认为是治理水土流失最有效的方法，因此被赋予了特殊使命。”国家林业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资源经济与政策研究室主任谢晨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1998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灾后重建、整治江湖、兴修水利的若干意见》，将封山植树、退耕还林放在了首位。
次年8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到西南、西北六省考察了水土流失的治理情况，明确提出了“退田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十六字综合措施。
随后不久，陕西、四川、甘肃三省便按照上述十六字方针进行退耕还林试点。一场横跨两个世纪的生态工程由此正式拉开序幕，退耕还林终从革命老区陕北走向了全国，中华民族延续上千年的毁林开荒传统也步入历史。
2000年3月，退耕还林试点扩大到中西部地区的17个省(区、市);六个月后，国务院首度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
两年后的 2002年1月，国务院在肯定多地試点成果的情况下，宣布全面启动退耕还林工程，之后退耕还林的实施范围覆盖至全国25个省(区、市)。
补贴催生的热情
“实施退耕还林，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到底哪些地可以退耕、应该退耕。”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徐晋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上述《意见》给出的限定是25度以上的陡坡地段。王建阳说，这一退耕标准是在总结陕北地区早期退耕还林实践以及林业部门的精确测算后得出的，一直沿用至今。
“25度以上的陡坡地段是最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地方，本来就不适合开垦成耕地，且开垦地的生产力非常低。”陕西延安市退耕还林工程管理办公室主任仝小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确定退耕标准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要做的便是选择还林的树种。
“因为退耕还林工程覆盖范围非常广，每个地方的自然条件又不一样，所以树种的选择无法统一，只能由地方林业部门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而定，国家确定的基本原则是因地制宜。”徐晋涛说。
比如延安下辖的吴起县，处于沙漠边缘、属牧区到农区的过渡地带，降水量偏少、气候较为干旱，不太适合杨树、柏树这类高大、耗水的乔木，所以先期就选择像沙棘这样耐旱性强、需水量小、存活率高的灌木作为主力树种。
“不光吴起，整个黄土高原地区的情况都大致如此。这种适地种树的做法很大程度上保证了退耕还林的效果。”仝小林说。
不过，对广大农民来说，他们真正关心的是退耕还林是否会影响自己的温饱。
其实，国家在做退耕还林的政策设计时就已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国务院在2000年、2002年先后两次出台的退耕还林试点政策以及2003年颁布的《退耕还林条例》中都明确了对退耕户的补贴标准。
补贴由粮食补助、现金补助以及种苗费三部分组成，其中粮食补助标准是长江流域及南方地区每亩每年300斤、黄河流域及北方地区每亩每年200斤，而现金补助以及种苗费则是全国统一，前者为每亩每年20元，后者是一次性补贴50元。
以陕北一拥有20亩退耕地的农户为例，其每年能够从政府那里获得4000斤粮食、400元现金(不包含种苗费)，这一收入远高于其退耕地原本的产出。
“补贴大大提高了农民参与退耕还林的积极性，很多原本抵触退耕还林的农户也都变成了政策的拥护者。”仝小林说。
曾被叫停，又被重启
问题也随之而来。
“在补贴的刺激以及政府的强力推进下，各地的退耕还林热情高涨，退耕面积猛增。到2003年，各地上报的退耕还林面积就已超过了国家设定的退耕还林目标。”徐晋涛说。
这样的热度，似乎有些超出了预计。2004年，国务院大幅下调了退耕还林工程的年度任务数，较2003年减少了近一半。
及时的政策调整给退耕还林降了温，但因过热现象引发的关于影响粮食安全、冲击耕地保护红线的疑虑，并没有消退，随着退耕还林政策的不断推进，这种质疑声越来越大。
2007年4月，国土部公布2006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2006年全国耕地面积为18.31亿亩，已逼近18亿亩的耕地保护红线;四个月后，国务院下发《关于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通知》，把原定的八年补助又延长了八年，但不再新增退耕地还林任务。
不过，众多坡耕地和严重沙化耕地的耕种农户退耕还林意愿依然强烈。
“实际上，退的都是质量比较差、亩产比较低的耕地，对粮食安全影响不大。相反，它有利于耕地休养生息，能促进粮食增产。”国家林业局退耕还林办公室主任周鸿升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他以贵州为例，指该省10个退耕还林县共有耕地面积1002.8万亩，实施退耕还林以来共减少100.3万亩坡耕地，但粮食总产量却由2001年退耕还林前的144.76万吨，增加到了2012年的193.9万吨。
徐晋涛说，“根据我在多个省份的实地调查，退耕还林的土地中基本农田的占比都不超过一半，尤其是西北地区，基本农田更是少之又少。”
而那些在退耕还林土地中占比较重的坡耕地，只有很少一部分属于国土部门认定的基本农田，其余多是自垦地，并不在耕地保护范围之内，所以退耕后也不会给耕地面积总数带来多少波动。
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酝酿继续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加大生态环境建设。
2013年，沈国舫、尹伟伦等十位院士去了趟陕北，实地观看退耕还林的效果，回来后给国务院写了封联名信，建议再启退耕还林。
不久后，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稳定和扩大退耕还林还草范围。
2014年8月，国务院批准《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总体方案》，退耕还林开始新的一轮推进。
每年1.38万亿元生态效益
“新一轮退耕还林较之前有一个明显变化，就是从关注生态效益转向了注重经济效益。”谢晨说，这种变化并不代表只要经济效益，不要生态效益，而是在两者兼顾的情况下，更看重后者。
在前一轮退耕还林中，国务院曾明确要求各地的生态林占比要达到80%以上，而新一轮退耕还林则要求不再区分生态林与经济林，对两者的种植比例也无硬性规定。
“退耕还林工程区大多是山区，属贫困地区，通过在退耕还林中种植经济林，可以适当增加当地农民的收入，助力扶贫，达到生态富民的目标，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周鸿升说。
国家林业局的统计数据显示，近两年，全国安排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有关县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退耕还林还草任務已占到年度计划任务总量的75%以上。
事实证明，这种方式确实带动了一些地区脱贫致富。
比如湖北恩施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退耕户”的经营模式，引导退耕户发展了12万亩林药、林菌、林菜等产业基地，实现年产值3亿元，带动2000多名贫困户户均增收4000元。
而贵州湄潭则在退耕还林后发展起了茶产业，茶叶种植面积从此前的4.5万亩增加到现在的60万亩，解决了全县70%的人口就业，2017年茶业综合收入突破100亿元，成千上万退耕农户靠种茶摆脱了贫困。
当然，退耕还林的初衷还是改善生态环境。过去20年来，退耕还林地区的生态环境因此发生了逆转，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就是陕西。
陕西省延长县黑家堡胡家村
退耕前(左)与退耕后(右)
王建阳告诉本刊记者，陕西的森林覆盖率已由退耕还林前的30.92%增长到了43.06%，净增10.5个百分点，绿色向生态脆弱的陕北地区延伸了400多公里，陕北实现了“由黄变绿”的历史性转变。
“陕西全省通过退耕还林治理的水土流失面积达到9.08万平方公里，黄土高原区年均输入黄河泥沙量由原来的8.3亿吨减少到4亿吨，北部沙区每年沙尘暴的天数也明显下降。”他说。
周鸿升介绍，2016年对25个省(区、市)的评估结果显示，退耕还林每年能够涵养水源384.70亿立方米、固土63202.43万吨、吸收污染物313.29万吨，产生的生态效益总价值约为1.38万亿元。
“可以说，退耕还林扭住了我国生态建设的‘牛鼻子’，在改善生态环境、维护国土生态安全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周鸿升说，未来退耕还林在美丽中国中扮演的角色将会越来越重要。
作者：王元元
天山脚下的农业“联合国”
2005年10月下旬，位于天山南麓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已经开始迈进漫长的冬季。当记者来到地处托什干河谷冲击平原上的乌什县时，一些当地的农户正忙着把今年最后一季刈割的紫花苜蓿送到大川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收购点。依据国家退耕还林优惠政策，乌什人从1999年开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逐步实施植草计划。新疆大川生态开发有限公司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2001年走进这片南疆沃土。农业是投资多、见效慢的产业，这正是众多投资者对其望而却步的原因。4年的时间过去了，大川在农业工业化的道路上走得怎样，政府、企业、农户又分别从中获得了怎样的收益?
“‘大农业’是按工业化的标准来搞农业。大投入、大手笔是必须的。”这是大川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艾斌为他的“大农业”下的定义。作为一个中小投资者，艾斌是怎样把他的“大农业”构想变成现实的?
商人与政府的合作
乌什县地处塔里木河的源头，天山的雪水千百年来滋养着这片纯净而肥沃的土地。1999年，乌什县政府开始着手实施以紫花苜蓿为主的牧草产业化种植，并针对苜蓿加工业开展招商引资。
乌什县招商引资的消息让当时正在做纺机配件生意的艾斌动了心。虽然乌什地处边远的南疆，交通不便，但却具备发展绿色无公害有机生态农业的所有条件。
2001年，艾斌与乌什县政府达成了协议，在乌什投资建立苜蓿加工厂。政府拿出3万亩荒地来给企业作示范基地，前20年不收费，由企业对土地进行改良，以此为样本，在全县建立起规模化的紫花苜蓿种植地带。
艾斌一再对记者强调的是，真正的大农业是大投入、大产出的产业。然而3万亩荒地，仅土地改良的成本每亩就需要1000元。3000万元的资金需求，让艾斌真正体会到“大投入”三个字的含义。在巨大的资金缺口面前，艾斌想到的是如何最有效地整合和利用身边的资源。
在艾斌的构想中，企业对当地各种农业生产资源的整合是借助于这样一种模式来实现的：通过向农民收购产品，帮助政府完成当地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把原材料集中到企业这个大的生产基地中来，实现规模化生产，由企业将产品统一推向市场。至于政府划拨的3万亩荒地，除了开垦出一部分建立示范园之外，其余则进行规模化的转包，联合一些有一定资金和技术经验的农业开发个体和小型的农业企业，走出一条农业工业化、品牌化的道路。在这种构想的基础上，新疆大川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很快在这片沉寂了千年的沃土之上建立起来。
疑似订单农业
艾斌没有想到，看起来很美的构想操作起来远非想象中那样轻松。政府划拨给艾斌的3万亩土地虽然是荒地，可当地的农户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土地是自己的。“我们自己的土地，为什么交给别人来开?”在采访过程中，很多当地的农户都对记者表示，这就是当时自己最朴素的想法。
艾斌并不慌张，在他的资源整合构想中，政府也是可利用的资源之一，而政府这一资源，对企业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其服务机能。“农业工业化的道路，不是要把农民排除在外，而是要把农民变成农业企业的工人。”在政府的协调下，艾斌组织人对农户进行技术培训，土地开垦出来后，企业在用工上首先考虑当地的农户。农民自己的生产不受影响，又可以在新开垦的荒地上获取额外的收入，很快，荒地开出来了，大川农业拥有了自己的农业示范园。
要搞大规模的农产品加工，仅仅依靠农业示范园无疑是不够的。“这仅仅是一个标准化的可复制的样本。”然而，当艾斌开始以农业示范园为标准向农户推广紫花苜蓿的种植时，这些淳朴的农民又不干了。“种粮卖不掉我们可以自己吃，种草卖不掉了怎么办?”站在如今已经一望无际的苜蓿地里，须发皆白的老农向记者坦言自己当年的顾虑。
让农民种什么和让农民不要阻止企业开荒不同，仅仅依靠政府的协调是无法达到目的的。相反，企业在这里还要帮助政府承担起完成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任。为此，大川农业开始不断组织免费的技术培训，从选种、种植、收割为农民提供一系列的技术指导，并承诺对农户种出的苜蓿全部收购。“我们和订单农业不同，为了保证农户的利益，农户种植出的苜蓿，只要交来的，我们全收。因为规模化生产的路线决定了企业有这样的消化能力。”
谁来承担市场风险
在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政府、企业、农户的利益永远是一个三角关系，虽然最终结果由三者共同决定，但三者之间却也必然存在着利益的分歧。
“在早期收购过程中，我们经常发现一些农户为了高产，让苜蓿长得非常粗壮了才收割销售，甚至经常遇到草里面夹杂着石块的情况，为此，机器不知坏了多少次。”大川农业负责基地管理的副总经理焦富疆告诉记者。
知识上的缺乏还只是小事，在企业运作初期，更大的矛盾在于农户难以理解企业的分级收购制度。
艾斌向记者介绍，紫花苜蓿只有在出蕾期收割，才能保证其原有的价值。在收购之初，大川按国家质量标准，将苜蓿划分为三个等级，一级苜蓿每公斤0.8元，二级每公斤0.6元，三级每公斤0.5元，级外每公斤0.3元。用价格杠杆来要求农民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种植。
“他们说是几级就是几级，他们说多少钱一斤就多少钱一斤，这在当时让我们的确很难接受。”在收购点前，农户阿不都沙拉木一边反复地仔细点数着自己手里的一叠钞票，一边小声对记者说。2003年，因为在苜蓿等级的认定上与企业存在着分歧，一些农户甚至上访到县人大，状告大川农业坑农骗农。为了让农户明白分级标准，大川农业邀请全县的人大代表到企业来参观，了解企业的质量标准和监督机制，然后再由人大代表到农户当中做工作。
在市场培育期，为了提高农民种草的积极性，大川甚至对农户交来的一些不符合加工要求的苜蓿一样照单全收，由企业来承担市场风险。“农业工业化，主要是向深度加工方向发展。”大川在做牧草加工的同时，开始对优质苜蓿进行植物蛋白的提炼。艾斌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从苜蓿中提炼出的蛋白，在国际市场上价格达到每公斤30美元，而各种成本加在一起，每公斤不过5元钱。通过深加工产生的农产品附加值，才是企业看中的利润空间。到2005年，示范园加上种植户，大川农业在乌什已经建起了一个28万亩的全国最大的紫花苜蓿种植基地。
利润与风险的共同转移
要实现农业工业化的转变，品牌的营造是关键。大川开始利用3万亩荒地进行招商，与一批种植大户签订了30年的承包合同。“我们针对的是那些有一定的资金和种植经验的农业投资者，规模都在千亩以上，大川把这些人手中的资源整合起来，共同打造乌什的农业品牌。”
艾斌向记者介绍，在与这些承包大户的合作中，大川把土地分包给他们，由他们出资来改良，按照面积的大小和土壤墒情，3~6年内不收取承包费用，免费期满后，收费由每亩30元起步逐年递增，150元封顶。在这期间，大川可以为承包户提供开发土地所必需的资金和大型农机设备，待土地开始产生收益后，由承包户分期偿还。企业针对一些承包大户的产品，新建相应的加工厂，在销售上，承包户既可自行销售，也可委托给大川。目前，已有几十户承包户加入大川旗下。
熊仁辉就是这几十户承包户中的一员。2005年初，他从家乡四川来到乌什，承包了4000亩荒地搞起了水稻生产。在一望无际的稻田间隙中，熊仁辉向记者介绍，自己一直想搞规模化农业，但资金、土地、销路等都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而现在，他的精米加工厂已经入驻大川工业园区，准备把自己的稻米经过加工包装推向各大超市。在另一处4000亩的核桃种植园内，来自湖南的承包户向记者介绍，园内所种植的是大川引进的新品种核桃，挂果后每亩可获利4000元。
到记者采访之时，大川农业建立起一个种植示范基地和农业、工业、林果业三个生态园区。而乌什这个天山脚下沉寂了千年的新疆小城，也已经基本完成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目前，大种已经引进了三家加工企业进驻工业园区，将项目、土地使用权以股权形式转让，与合作企业进行利润分成。记者问到，这样做不会使大川本身的利润有所减少吗?站在昔日冷冷清清，如今厂房林立的乌什县城里，艾斌意味深长地说：“利润的转移是和风险的转移同时进行。要想让农业走上工业化发展的道路，就必须集中多方的力量，大川的作用，其实更像是一个农业的‘联合国’。”
作者：李 楠 陈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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