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经济思想初探
摘要：习仲勋的经济思想，是在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思想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宝贵理论总结，丰富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习仲勋强调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战略地位，注重农业内部各业的协调发展，努力探索适合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形式;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主政广东，表现出可贵的“先行先试”的改革创新精神;在领导工业战线工作中，强调尊重客观经济规律，重视现代企业管理意识的培养;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科学认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慎重处置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形成以确定产权为中心的政策思路，体现了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
关键词：习仲勋;经济思想;农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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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土地革命时期参与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担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关中分区和绥德地委的领导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初期，先后出任国务院秘书长和国务院副总理，直接协助周恩来总理，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做了大量工作;改革开放初期主持改革前沿的广东省委的工作。习仲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都高度重视经济工作，形成了系统而鲜明的经济思想，值得认真研究总结。本文从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习仲勋的经济思想，敬请理论界同仁指正。
一、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战略思想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战略思想贯穿习仲勋革命生涯始终。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习仲勋在1946年5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上就指出：“因为边区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所以要以发展农业为主，但也要慢慢地发展”。他对工、农业两大生产部类的关系做了如下阐述：“你光有粮食，粮食很便宜，一切工业必需品要从外边来，那时我们就搞不过人家了”。[1]24习仲勋不仅从中国传统农业国和西北地区生产力状况出发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而且开始初步展望工农业综合发展的前景。
在1978年至1980年主政广东期间，习仲勋继续强调农业的国民经济基础地位。在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广东搞建设，我们打定主意集中力量抓农业，包括支农工业，其他各行各业也要搞，但是必须以促进农业大干快上，为农业现代化服务为前提”。[2]274在1979年6月召开的广东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暨三级干部会议上，习仲勋要求调整广东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特别是农业发展缓慢的问题。他指出：“农业要搞上去，主要还是要靠政策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这就要求坚决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的两个纲领性文件，一方面“注意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把亏损转嫁给农民，不得随意提价或压价”;另一方面，“教育农民，已经确定的政策必须坚决执行，粮食、生猪和其他农副产品的交售任务必须保证完成”。[3]322
在强调农业基础地位的同时，习仲勋也十分注重农业内部各业的协调发展。解放战争时期，由于边区余粮不足，一旦遇到灾荒，粮食问题就很严峻，因此他明确指出：“对于农业的要求，就是增产粮食”。一方面，“农业方面，第一要增产粮食”，另一方面，“第二是种棉花，争取棉花自给。同时，由于今后边区经济发展的趋向，我们还要加上某些工业原料和能换得外汇的农产品”。习仲勋还根据西北农村实际，提出要“坚持发展农村家庭纺织业，发展手工业”。这样可以解决工业品进口的剪刀差现象，防止农民“本来是有余粮的，但是一穿衣，这个余粮也就空了”的家庭收支问题。他分析：“农民用闲余的劳动力，用自己的棉花纺成线，织成布自己穿，虽然算起来比从外边买布吃亏，实际上还是赚了钱”。[1]24习仲勋保护和发展家庭手工业的思路，有利于西北农业区自身工业化过程中的资金积累。在1951年11月召开的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习仲勋要求各经济主管部门“注意在农业地区，提倡农户养羊养猪积肥，种植护田林，使农牧林业生产互相结合”。[4]197习仲勋还十分重视林业工作。在1952年9月召开的西北区首届林业工作会议上，他号召在西北地区开展大规模植树造林运动，“有计划有步骤地建造防风林、水源林、护堤护岸护路林”。[5]231
主政广东时期，习仲勋在强调农业的国民经济基础地位的同时，针对把农业片面理解为单纯粮食种植的错误认识，主张农业各业的综合协调发展。他指出：“今后还是要下工夫抓粮食。但是，农林牧副渔五业之间，粮食和多种经营之间，是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因此“一定要按照农林牧副渔五业同时并举，五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商业同时并举的原则;按照农业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原则制定好规划，特别要狠抓薄弱环节，把畜牧业、渔业提到重要位置上来，争取尽快做出成效，以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增加国家的出口”。在生产布局方面，要发挥广东适宜种植热带和亚热带作物、南海渔产资源丰富，以及毗邻港澳的地区优势，提出“在保证粮食自给的前提下，让广东放手发展经济作物、畜牧业和渔业，加强同港澳华侨的各种经济合作”的设想。[2]275在广东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暨三级干部会议上，习仲勋指出：“从长远看，应当逐步改变食物构成，增加肉类食品”。为此应“建立畜牧业和渔业基地。要积极发展海洋捕捞和海水养殖业。要搞好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从实际情况出发，在保证完成粮食任务的前提下，合理安排林牧副渔和经济作物生产，适当调整水稻和旱粮、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3]326 1980年5月，在梅县地区视察期间，习仲勋指示梅县地委要充分利用山区有利条件，靠山吃山，吃山养山。[6]107
1985年12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习仲勋在江西省人大常委会上讲话指出：“老区发展粮食生产还有潜力，这主要还是靠正确的政策发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靠科学的方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但是他也指出：“单靠粮食生产，农民富不起来，一定要广开生产门路，发展多种经营，发展乡镇企业”。他建议发展乡镇企业时须充分发挥本地优势，并发展与外地的合作。他还建议江西抓紧治理荒山，种植竹子和柑橘，多饲养牲畜家禽，特别要充分利用江西水源水面多的特点，发展水产养殖业。[7]414 1987年7月，习仲勋在纪念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干部大会上，建议内蒙古“必须把畜牧业和林业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牧区要坚持以牧为主，草业先行;林区要坚持以林为主，林业要以营林为基础，实行育采结合，把内蒙古建设成为国家重要的畜牧业、林业基地”。[8]459
具体到农业生产环节，习仲勋十分重视耕作技术的提高和水利设施的兴修与维护。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就提出“要贯彻群众路线，推广土生土长的好的农作法”，因地制宜地发掘传统耕作技术的潜力。[1]25主政广东时期，为增产粮食，习仲勋一方面明确“最根本的一条，是靠党的政策，把农业劳动力组织好，有效地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他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提高农业耕作技术。这首先需要集中力量搞好农田基本建设，把珠江三角洲二十七县(市)近一千二百万亩农田建成稳产高产的商品粮基地;其次需要保证农民的化肥和农机具供应;再次，需要“努力在培育晚稻良种适当改革耕作制度和防治病虫害等方面进行科学研究，使水稻生产能顺应自然，确保增产”;最后还需要积极开荒造田，“特别是海南岛，那里是干旱地带，要下力气建设才能种植作物”。[2]278
习仲勋还努力探索适合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形式。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十分重视农村合作化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在1952年6月召开的西北局农业合作工作会议上，他指出：“土地改革后，农民中间一定程度的阶级分化固然还不可以完全避免，但是只要采取组织农民互助合作的办法，加上国家经济上和技术上的帮助，大多数农民就可以保持中农地位，避免重新破产，而且一天天富裕起来”。他认为农民互助合作事业在新解放区应以常年互助组为主，农业生产合作社应控制在试办范围内。他特别指出组织互助合作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首先，互助合作应贯彻革命的阶级路线，“互助组内不得排挤贫农雇农，也不得挤压中农，应当切实帮助贫农雇农解决各种生产困难，同时必须坚决保护中农利益”。其次，互助合作应符合客观经济规律，“不计工算帐就不能保证农民间的互利”。最后，判断互助组织成功与否的标准应体现在农业生产上。多余劳动力应用到提高生产技术如改进农作法、改良土壤、兴修水利和植树造林方面，也可用于各种副业，“但是互助组不要经营商业，不许进行雇佣劳动剥削”。为防止资本主义成分的滋长，“在互助组和合作社内，任何人都不得带雇工入组入社。互助组或合作社也不得雇长工耕种或做工”。另外，他建议互助组应当主动寻求与供销社合作，以便取得国家有计划的帮助。[9]218三年困难时期，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于1961年带领中央调查组赴河南省长葛县调查，写下了关于长葛调查的两个报告。他明确指出：“公社问题最根本的是个按劳分配问题。公社化以来，在大刮五风、什么都大办的情况下，由于没有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把高级社时期行之有效的一套制度弃置不用，结果大大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他总结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建议落实生产队的权利，促进生产大队基本所有制的巩固。他认为：“干部和群众对包总产的办法特别拥护，就是因为‘包总产生产队就真正当家作主了’，生产队才真正有权因地制宜，合理地种植各种作物，从根本上杜绝生产上的瞎指挥”。[10]262
二、“先行先试”的改革创新精神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习仲勋主政的广东省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习仲勋表现出卓越的领导艺术和可贵的“先行先试”的改革创新精神。
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广东，与深圳河对岸的香港，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十分悬殊。1978年7月，习仲勋在宝安县视察工作时，鼓励宝安县干部“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他指示宝安县通过发展出口商品生产，建立外贸基地，尽快缩短内地和香港的差距。他指出：“外贸基地规划好了就要干，讲求实效”。他希望沙头角成为改革的突破口，专门指示：“沙头角怎么搞上去，你们要优先考虑。一条街两个世界，他们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很荒凉，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一定要想办法把沙头角发展起来”。他认为可以在农副产品出口上下工夫。他鼓励宝安县的干部破除旧条框，利用地理优势把经济搞上去。他强调要制止群众性外逃香港现象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特别是抓好对外贸易。[6]72
在如何先走一步的问题上，1979年9月，习仲勋在地委书记会议上表示：“在态度上我看要有‘三要’和‘三不要’：第一，要有决心有信心，不要打退堂鼓;第二，要有胆识，勇挑重担，不要怕犯错误;第三，要有务实精神，谦虚谨慎，不要冒失，不要出风头，不要怕否定自己。特别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拼老命也要把广东这个体制改革的试点搞好”。[6]256习仲勋的上述讲话充分体现出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先行先试”的改革勇气和探索精神。在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后，习仲勋在1980年5月召开的广东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暨扩大的省地县三级工作会议上，传达党中央关于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中让广东先走一步的要求时，代表省委表态说：“我的心情是一喜一惧。喜的是我们在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大力支持下，能充分利用我省的有利条件，加速四化建设的步伐，在体制改革上为全国摸索一点经验，这个任务很光荣;惧的是，我们的担子很重，任务很艰巨，又没有经验，困难不少，怎样搞好，能否搞好，我是有些担心的。但是，党中央这样关心和支持我们，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千方百计把事情办好，就一定能够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6]247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经济体制改革，最先表现为在农村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习仲勋领导的广东是最先走上改革试验场的省份之一。其实早在三中全会前，广东各地干部和群众就已经开始尝试突破旧体制束缚，实行“三定一奖”(定工、定产、定成本、超额奖励)生产责任制。1978年底，广东省委总结干部群众的实践经验，提出“五定一奖”(定劳动、定地段、定成本、定分工、定产量、超产奖励)生产责任制。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二次常委会上指出：“切实尊重和保护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要在加强定额管理的基础上，全面建立生产责任制”。他肯定“五定一奖”，建议认真试点并由点到面推广。[6]132在1979年12月7日召开的广东省委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习仲勋要求“允许社队在完成国家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和计划收购任务后，自行加工销售和举办饮食等服务行业，加速发展农村社队企业，逐步实行农工商综合经营”，[6]282从而使社队和农民进入流通领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东省委积极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根据国家农委《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纪要》的精神，广东省委于1980年5月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在广泛听取各级干部对包产到户问题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会议文件《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在这个文件中，省委坚决反对把包产到户变成分田单干，必须坚持“四统一”(生产资料由生产队统一分配;种植计划由生产队因地制宜统一安排;定产内的产品由生产队统一分配;农田基本建设等所必须的劳动力由生产队统一调配)和“四不准”(不准破坏森林果木;不准拆散破坏集体财产;不准分掉公积金、公益金;不准在责任田上盖房子)。习仲勋指示各级干部深入调查研究，结合地方实际探索包产到户的具体形式。1980年8月，他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指示：“对已经分田单干或者正在闹分田单干的，在群众自愿的原则下，用包产到户的办法去取代他，是可以的。边远山区深山老林的单家独户，硬要合在一起大排工，费时误事，对生产不利，由这些农户对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还不失为一种比较好的办法。对已分田单干的地方，也不允许单干户完全脱离生产队集体，他们还要对集体承担一定的责任”。[6]139这在当时具有非凡的开拓意识。
习仲勋还努力探索国营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新路。1980年7月29日，广东省委、省政府正式批转清远县委关于国营企业试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和改革工业管理体制的情况报告，在全省范围推广“清远经验”。8月8日，在省委地市书记会议上，习仲勋指出：“省委批转清远改革企业管理制度的经验，最主要的就是提倡清远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可贵精神，以及他们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6]292
中国经济特区的正式诞生以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为标志。在这之前，1979年8月，国务院就委托广东省起草该条例。习仲勋主政广东期间，负责组织广东省特区筹备组，邀请国内百余名专家学者，具体规划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的筹建工作，为经济特区的建立殚精竭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6]264
三、尊重经济规律的现代企业管理思想
习仲勋高度重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但是在国家工业化的时代背景下，他也十分重视工业生产，特别是现代企业管理意识的培养。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习仲勋就指出：“边区的工厂要贯彻企业化的方向，改善劳资关系”。他建议在工业工作中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今后工会的工作主要是如何来发展生产。对于私营工厂，我们的一些工人，不能过分强调工资，如果把工资提高很高，工厂搞垮，就连少的工资也没有了。对私营工业，我们今后应大力地扶助，而不是不管”。[1]29在解放战争结束，党的中心工作转入国内和平建设的关键时刻，习仲勋要求“把企业管理和工会工作这两个方面的力量结合起来，使现在有利国计民生的一切公私企业，迅速恢复生产，在现有基础上求得发展”。这一看法符合新民主主义社会党对民族工商业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他认为当前企业管理不善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工会工作即团结工人阶级的工作没有做好，“没有把多数工人觉悟提高起来，使他们懂得应当为整个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打算，而不要光为眼前的一点利益，闹得企业倒闭，资本家关了门，工人自己的饭碗也就没有了”。他强调“在公私企业中，行政管理、工会工作、党的工作以及其他一切工作都是为生产服务的”，而这就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因为工人是生产的主力军，只有依靠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才能使整个社会经济以最大速度向前发展”。[11]102在1950年4月召开的西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习仲勋再次阐述了改进企业管理对克服西北工业当前困难的重要意义。他指出西北工业面临的难题是“较大的公私企业差不多都处于垄断地位，享有高额利润，因而发展了极其严重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他呼吁劳资双方共同努力，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指导下改进企业管理。一方面，“告诉资本家们，要认识发挥工人在协助生产管理方面的积极性和遵守劳动纪律的自觉性，改变旧的陈腐的生产管理方法，代之以新的真正有群众作依靠的生产管理方法，这是搞好生产克服困难的主要环节”;另一方面，“告诉工人们，要认识搞好生产也是私营工厂中工人的责任”。他建议“采取签订集体合同的办法，将新的劳资双方的正常关系固定起来，共同努力，搞好生产”。国营企业的企业管理更要比私营企业做得好，“要从登记资财、清理仓库、进行反浪费斗争、开展创新记录运动做起，逐步贯彻经济核算制”。[12]131
主政广东时期，在1979年12月召开的广东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习仲勋提出要继续深化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工作，扩大企业在生产经营、资金使用、物资管理、劳动力安排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自主权，加强企业的经济责任，使企业能够有权按照社会需要组织经济活动，搞好经济核算，在完成生产计划的基础上做到国家、企业、个人都能够增加收入。[6]276在1980年6月召开的广东省工交系统增产节约增收节支工作会议上，习仲勋结合在会议上争论强烈的清远经验问题，阐述了对企业管理中奖励制度和市场调节的看法。他认为：“只有把奖励同经济效益联系起来，把物质奖励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才能持久地促进生产发展，有利于团结”。这要求“严格按规定的奖金来源提取奖金，坚持国家企业个人都有利，而国家得大头的原则”。对社会上有关市场调节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忧虑，他明确指出：“我们的市场调节是建立在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公有制的基础上的，不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不是为资本家谋利益的，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因此他呼吁引进竞争机制优化企业管理。他指出：“社会主义的竞争，目的是要促进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降低成本消耗，改善经营服务态度，同时也加快企业自身的发展”。[13]358
四、土地改革工作中的科学态度
从解放战争开始持续到建国初期的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场深刻的生产关系变革。这一运动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左”倾偏差。主要表现在部分地区未能因地制宜地根据中央土改精神制订符合地方实际情况的土改政策，在执行阶级路线中伤害广大中农的利益。1948年1月，习仲勋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央土改精神，向西北局和中央系统阐述了陕甘宁边区老解放区的土改问题。他首先认为老区土改应与新区土改有所区别，应考虑到老区中农多、贫农雇农少，地主和旧富农也比新区少的实际，不宜再硬性平分，而是“最好以抽补办法，解决少数无地或少地农民问题为有利”。[14]38 1948年1月19日，习仲勋在给毛泽东主席的电报中，指出“土地革命地区的农民，由于‘左’的影响，都不愿意当中农。实际上已都不是贫农，而是中农，但要改变成分是很不容易的”。他特别批评部分地方对劳动英雄的冲击，指出：“边区的劳动英雄，还是好的多，真正勤苦劳动，热爱边区，因有余粮往往被当成斗争对象”。这种错误的危害在于“分明是对劳动致富方针有怀疑”。[15]43不仅老区土改要因地制宜，新区土改也要尽可能把实际情况调查清楚后，再决定政策。习仲勋注意到“原蒋管区农民生活并不像我们过去想象的那样无法生活下去。黄龙、西府农村中一般小农经济，都很发展。洛川中农户数，占百分之五十左右”，这就要求土改工作“要去掉过去依靠客观条件的错觉”。因此，习仲勋以黄龙工作经验为基础，建议新区土改不应过早提出。他分析到：“新区以至蒋管区地富不是怕分地，而是怕乱打乱杀扫地出门。许多地主愿将土地拿出来，只望不乱斗不打死”，因此“黄龙已决定一两年内，仍实行减租减息。就是靠近边区的地区，也要看大多数群众觉悟程度如何，再定土改与否”。[16]50
随着土改工作的深入和纠“左”工作的进行，在充分学习党中央土改工作精神的基础上，习仲勋对西北地区土改工作的思考逐渐成熟，形成以确定产权为中心的政策思路，体现了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他区别三种地区分别确定土改政策：第一类，“今春(1948年)调剂土地的地区即绥德分区的大部和延属陇东三边分区各一部，土地问题已彻底解决。此类地区，在继续改正错误后，即应发给土地证确定地权”。第二类，“经过减租减息和五四指示以后的土地改革但未经今春调剂土地的地区，即绥德分区的小部分和延属分区的富县，尚有一部分地方，在去春分配土地时，地主富农留了较好土地，或者分配不公，某些干部党员或其他人得了较多较好的土地”。此类地区首先要调剂土地，然后才能确定产权，重点“应放到抽出地主旧富农所留多出人口平均数以外的土地和改正去春分地不公现象上面”。第三类，“经过一九三七年以前分地但未经今春调剂土地的地区，其中延属、陇东、三边和关中分区一部分土地”，特点是地广人稀，公地荒地多，移民占户数30%，但是多数尚未分到土地。此类地区“应注意给移民调剂土地，并重新登记土地，发给土地证”。调剂的重点应放在公荒地上，此外也可抽出地主富农和老户的长余土地用于调剂。确定产权后，人民之间的劳动合作关系、雇佣关系、借贷关系受到法律保护。[17]59
习仲勋同时还指出应该科学地认识土改工作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土改工作理应体现农村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发挥广大贫、雇农的先锋作用。但是在陕甘宁边区的老区，贫农团往往不能发挥这种作用，这是由老区的特殊社会经济状况决定的。经过土地革命和减租减息后，老区以前的广大贫、雇农普遍上升为中农甚至富农，因此老区的社会阶级状况与新区明显不同，土改政策理应有所变化。具体到贫农团这一在新区能够体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和群众先锋作用的农民群众团体，老区如果按照新区同样要求，就会出现“左”倾错误。习仲勋分析到：“老区贫农团不能尽其领导一切的作用。因为贫农团本身很复杂，有的因为过去分的地坏地远，或人口增加，经济不能发展;有的因为偶遇灾祸下降;有的是地富还未转化;有的因为吃喝嫖赌不务正业而致贫者。后一种人，占贫农中四分之一，因而这种贫农团在老区一组织起来，就是向中农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亦由此而来”。他特别担忧这种“左”的情绪会影响正常生产活动，“发展下去，流行于农村的信贷买卖租佃雇佣等关系，都停止。土地再平均，农民都感到把农村圈死啦”，因此他建议“在老解放区的土改方针，是调剂平补，再不能实行平分”。贫农团问题，可在贫农多的地方组织贫农小组，贫农少的地方就不组织，“在乡农会之下，起其保护少数贫农利益的作用，不能使其起新区或半老区那样的领导一切的作用”。他建议乡村政权应做到由贫农和中农共同行使领导权。“贫农中的积极分子，在中农同意下，吸收其当选农会会长。政府村乡长，主要的吸收中农中公正积极分子做这些工作。老区的农会及政府委员会中，必须有贫农地位，以其占三分之一为适宜”。[18]47在1951年8月召开的中共甘肃省第二次代表会议上，习仲勋要求甘肃省在土改工作中必须正确理解党和政府的“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改工作总路线和总政策。他指出“这是一条完整的路线，不能加以割裂”。对于贫、雇农，“最根本的，是要多做教育工作，提高贫农、雇农思想觉悟，才可以依靠上，并须紧接着就去团结中农”。对于中农，他告诫：“不团结中农，便不能组成反封建的浩浩荡荡的大军，不能形成农民的优势”;对于富农，他认为：“中立富农，保存富农经济，不仅为了孤立地主，更主要的是为了稳定和保护中农”。他还要求在土改工作中选择适当的群众斗争方式，不可简单抄袭大革命时期的斗争方式，做到“最基本的是说理斗争，并须与人民法庭的判处相结合”。[19]175
习仲勋对少数民族地区土改工作的政策把握十分慎重。在中共甘肃省第二次代表会议上，在谈到临夏地区回、汉杂居地区的土改时，他指出对于这样一个“历史上回汉冲突最尖锐的地区”，土改工作需更加慎重和细致，务必做到“每一区、乡都要耐心地做好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一切均按群众的觉悟程度办事，反对简单急躁和包办代替的做法”。其中的难点是对于地主的斗争策略问题。他要求：“切忌乱斗一气，而是要集中力量斗倒群众最痛恨的、并已完全孤立了的恶霸地主。争取多数，打击少数，把打击面缩小到最小限度，才能保证土地改革的胜利”。[19]179在1952年5月召开的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习仲勋重点阐述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土改工作的问题。他首先明确“在民族团结基础上去进行土改”，为此有必要“先做好争取各民族上层、争取宗教方面人物的统一战线工作，然后去发动群众”，争取“一部分封建用赞助土改或不反对土改，来换取我们改得和平些”。其次，他要求针对地区区别政策。“游牧区不宣传土改，也不提反恶霸，不清算;半农牧区暂不土改，靠近牧区的小块农业区也不土改甚至不减租”。在少数民族牧区，工作尤其慎重，要做到“严格保护牧畜业，牲畜一定不动，分别不清的也都不动;喇嘛寺土地一律不动，也不提减租，极力避免牧区震动，两面都动是很不利的;清真寺、拱北、道堂土地暂时一律不动;必须排出各民族各教派头人名单，坚决保护必须保护的人过关”。最后他要求继续放手发动群众，通过民族间共诉阶级苦来实现民族团结。他指出：“甘肃临夏和青海很多地方，当群众提起民族间历史问题时，引导他们去找阶级根子，诉统治阶级之苦，结果很好。回汉农民互相打招呼，共同参与本庄分地。民族团结更好了”。[20]209
习仲勋认为土改工作不是一个孤立的事务，相反是全部革命工作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因此他认为土改应该与经济建设相结合。在1948年1月19日给毛泽东主席的电报中，他提出：“边区土改任务必须与生产救灾结合起来。不首先解决人民的生计，土改就无法进行。土改的一切工作都应该是对人民的生产有帮助”。[15]45在1951年8月召开的中共甘肃省第二次代表会议上，他要求甘肃省的土改工作应“与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征粮、生产等工作相结合”。[19]177
综上所述，习仲勋的经济思想，是在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思想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宝贵理论总结，丰富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全面总结习仲勋的经济思想，对新时期经济工作仍然具有高度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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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习仲勋文选：西北地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回顾与前瞻(1952年6月6日)[M].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社，1995.
[10]习仲勋文选：关于长葛调查的两个报告(1961年4月至5月)[M].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社，1995.
[11]习仲勋文选：把企业管理与工会工作结合起来(1949年9月23日)[M].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社，1995.
[12]习仲勋文选：充分发挥民主效能，在经济战线上打胜仗(1950年4月25日)[M].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社，1995.
[13]习仲勋文选：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把经济搞活(1980年6月21日)[M].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社，1995.
[14]习仲勋文选：关于陕甘宁边区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1948年1月4日)[M].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社，1995.
[15]习仲勋文选：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1948年1月19日)[M].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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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习仲勋文选：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1952年5月4日)[M].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社，1995.
作者简介：王明前(1971—)，男，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责任编辑：杨立民)
作者：王明前
摘要：目前学界关于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研究的重点在于其改革开放思想形成动因、基本内容和原则等方面，但对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研究存在着研究基础有待加强、研究内容亟待加深、研究重点需要聚焦等现实问题。通过分析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研究的不足并找出今后研究的着力点，对于进一步深化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全面深化改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关于‘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评析及对策研究”(20BDJ023)。
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习仲勋同志围绕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工作作出了一系列精辟分析和科学论述，形成了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其从事的政治实践活动也为全国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经验。习仲勋同志逝世后，党和国家高度评价了他的革命精神及对改革开放的重要贡献，在全国掀起了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研究的高潮。有学者将这些研究概括为：追忆文章，传记类著作和评论文章这三种形式[1]10-11，而有学者总结概括为著作选编、追忆文章、传记类著作、影像资料和研究论文等五种类型[2]。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致力于对相关研究内容进行系统梳理，进而探寻现有研究之不足，并指出后续研究的着力点。
一、学界对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主要研究
(一)关于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形成动因的研究
关于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形成的动因，根据目前学界已有的研究，可归纳为经历论、问题导向逻辑和个人品质决定论。有学者认为，推动习仲勋同志形成坚定、鲜明的改革开放思想的动因与他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生涯中面对的种种困难和政治实践经历有关[3]。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习仲勋同志在主政广东时期，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分析问题，以为人民服务的工作热情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解决广东当时面临的偷渡外逃问题，围绕经济、民生发展，积极支持拨乱反正，为冤假错案平反，推动政策落实，为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有研究者进一步指出，推动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形成的动因是强烈的问题意识。习仲勋同志通过调查发现当时广东存在的政策问题，树立了改革开放意识，确立政策议程，围绕政策制定逻辑，有效推动广东改革开放政策的合法化[4]。一方面有效地推动广东改革开放的政策实施，也促进了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形成。另一方面，习仲勋同志坚持改革开放的过程和目标相统一，通过明确广东改革开放的政策方案和政策目标，注重效果预测的过程，推动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还有研究者认为，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形成动因在于他有着执政为民的思想，实事求是、努力拼搏的创新精神以及立足实践的调查研究，发扬民主集中制进行科学决策[5]。习仲勋同志在主导和参与广东改革开放实践的全过程中，以敢为天下先精神在全国树立了改革开放的带头作用。包括开展整风运动，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解放思想、统一认识，落实建设干部队伍的政策、扶持农业等各项措施，提出通过粮食增产、节约来解决粮食问题，挖掘产业发展潜力，推动产业协调发展。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也为广东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奠定了基础，引领中国开始走上发展新征程[6]25。
(二)关于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主要内容的探究
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内容丰富，是习仲勋同志生平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是开展整风运动，通过解放思想以全面推進改革开放。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包括坚定的群众观点、深刻的人民立场和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二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开拓精神。习仲勋同志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问题，注重政策落实，发现和解决问题。三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科学决策的工作方法。通过调查研究，习仲勋同志掌握到广东发展的实际情况，认识到广东毗邻港澳的沿海区位条件[7]。习仲勋同志强调：“广东一定要同全国一道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首先必须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要整顿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精简机构，改进作风，从组织上保证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要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8]。重视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大胆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采取灵活优惠的政策措施，以促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恢复和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9]。
有研究者认为，习仲勋同志向中央汇报，请求在广东建立经济特区，从而使广东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窗口[6]51。有学者认为，习仲勋同志积极开展经济特区的建设，在特区建设的路径上有着全面、深刻的思想认识，在内容上系统论述了经济特区的必要性、内涵、优越性和发展机制，形成独具特色的特区建设思想，极大地丰富了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内容，是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成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党和国家规划和建设国家级新区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10]112-116。
有学者认为，可将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概括为：首先，强调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广东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在全国先行一步，突破旧的发展框架的限制，探索能够发挥广东自身优势的新发展道路。其次，改革开放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习仲勋同志运用辩证思维，坚持系统规划和稳步推进的方法，统筹经济体制与行政管理体制的协调同步改革，例如，主张落实华侨政策，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1]10-11。还有研究者将其改革开放思想高度概括为“举好旗”“走自己的路”和“走出国门”三方面内容[11]。
(三)关于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基本原则的归纳
对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基本原则的研究，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毫不动摇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习仲勋同志在工作和生活中乐于跟群众打成一片，敢于为群众承担责任，在困境中勇闯新路[12]。习仲勋同志遵循依靠群众、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热爱人民，密切同群众的联系，带领基层干部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习仲勋同志想群众之所想，积极投身于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当中，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人民群众是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主体，也是改革开放事业的不竭动力源泉。在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的同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把蛋糕做大的同时同步解决分好的问题，解决了亿万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在40多年的砥砺奋进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调动全国各族人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毫不动摇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思想路线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政治问题。习仲勋同志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吸取历史经验教训，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积极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强调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把经济搞活。在改革开放中，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13]3-5。重视开展下基层走访的工作，深入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总结问题，推广有用经验，主张“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不竭动力，极大地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的飞速发展，改善和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毫不动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习仲勋同志在大力推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贯彻中央给予广东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始终坚持将改革开放实践同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广东地方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历史证明，只有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才能造福广大人民群众[13]18。有学者认为，习仲勋同志科学研判广东的经济优势和劣势，充分发挥广东人文地缘优势，向中央要权、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经济特区，推进农业生产管理体制改革和企业管理方式的创新，扩大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和激发市场经济活力，有利于促进资源的合理分配和要素的快速流通，为广东对外开放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为广东改革开放事业打开了崭新局面[10]112-116。
二、关于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研究的评析
学界关于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研究成就丰硕，对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形成的动因、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进行了研究。但由于对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研究时间尚短，学界对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研究细化、深化程度还不够，存在研究基础有待加强、研究内容亟待加深、研究重点需要聚焦等现实问题。
(一)现有研究所取得的成就
当前，学界关于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
1.研究原始资料取得显著进展
作为广东改革开放的主要奠基人和开创者，习仲勋同志是改革开放的坚定拥护者和积极推动者，对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贡献。学界关于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研究的原始资料包括著作选编、追忆文章、传记类著作、影像资料和研究论文等多种类型，《习仲勋传》《习仲勋纪念文集》《怀念习仲勋》以及《习仲勋主政广东》等一系列标志性著作，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研究资料。同时，随着“四史”学习和研究深入推进，相关党史研究机构的设立、科研平台的建设和稳定经费支持和投入为进一步巩固已有研究成果，推动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研究奠定了良好资料和物质基础。
2.现有研究取得良好成效和启示意义
学界深入开展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内容和基本原则的研究，对全面准确理解和把握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和启示意义。学界对习仲勋同志的经历、当时历史条件下广东面临的现实问题和习仲勋的崇高品质进行分析，归纳总结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形成的动因，更全面客观揭示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生成逻辑。同时，学界对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主要内容的概括，从不同角度对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内容的分析和阐述，对深化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具体内容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最后，从中归纳出贯穿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始终的人民立场、实事求是精神和堅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立场，对稳步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事业具有把关定向的意义。
(二)研究存在的现实问题
理论源于实践并高于实践，思想理论研究要与时俱进，同实践发展相呼应。由于诸多因素，学界对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研究时间尚短，关于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研究存在研究基础有待加强，研究内容亟待加深、研究重点需要聚焦等现实问题。
1.研究基础有待加强
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研究中资料发掘不够，一些重要的历史原始资料缺乏。这一问题主要表现为研究力量薄弱、偏重于历史史实记述和思想深度挖掘不够等问题。就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而言，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史料整理与人物纪实上，在一定程度上，对深化改革开放史的研究，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但这些成果大多属于回忆文章和传记类著作，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历史进程进行归纳、总结、论述的著作稍显不足。一方面，这些作品大部分都是访谈回忆实录，而归纳、总结和阐释类著作较少。此外，整体研究仍显薄弱，思想深度挖掘解读不够。另一方面，由于对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研究的时间尚短，党史界对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研究起步较晚，对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发展脉络把握不够精准，研究力量有待整合，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研究梯队，关于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研究专著尚未出现，关于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理论文章不多，这与习仲勋同志作为改革开放重要历史人物的地位不相符合。
2.研究内容亟待加深
自2000年学界对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进行研究以来，相关研究文章已有六十余篇，这些研究成果为深化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但这些研究成果大多与习仲勋同志诞辰这一重要时间节点相关，具有鲜明时效性，研究内容存在深化发展程度不够、连续性不强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对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背景、地位、内容、贡献和意义的研究，对广东经济发展尤其是特区建设的卓越功勋和积极作用研究深度不够、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相关成果在内容上比较单一，对研究内容缺乏提炼和阐发。随着学界关于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研究视角多维化和研究方法多样化，相应的研究内容也必然要求愈加深入。另一方面，部分研究成果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但仅在特定历史和背景下进行论述，呈现出研究仅围绕历史文献的现象，尚未将其放置在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实践框架内，与全面深化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特区发展和自贸区建设关联度不高，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脱节，使得研究内容显得单薄而缺乏说服力、就事论事倾向明显。
3.研究重点需要聚焦
关于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内容的已有研究多偏重于史实介绍，主要集中于对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内容、贡献和意义等方面，比较零碎、分散，较少上升到思想概括，对当代价值的探讨不多，在对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方面，存在整体和部分之间结合不够紧密的问题，迫切需要强化专题研究，要求把握和运用“点”“面”结合，以“点”带“面”的辩证法。习仲勋同志生平思想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在巩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仍需要着力加强改革开放思想这一薄弱领域的研究。
三、未来研究路向
学界对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研究，虽取得了一系列可喜成果，但从习仲勋同志对改革开放的特殊贡献及其现实意义来看，亦有不少薄弱之处需要补足，这将是学界进一步研究的新起点。今后的着力点要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加强对研究资料的梳理，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聚焦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与客观研究需求相对接，拓展对当代价值的探讨。既关注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历史背景，又要回应现实，重视其蕴含的时代价值，坚持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理论与实践有机互动、历史与现实相统一，进而推动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一)加强对研究基础的梳理
未来的重点是要进一步加强和发挥党的组织领导作用，循序渐进加强广东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做好党史资料的编纂工作，力求准确、真实挖掘整理习仲勋同志在主政广东时改革开放的纪实和回忆，进一步加强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时期改革开放思想的新材料(特别是口述史)的发掘、整理和出版，组织有关部门加大力量，编辑出版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研究的新资料，尽快编写出版阐释类著作，以弥补研究的空白。
(二)深入对研究内容的挖掘
目前对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深度挖掘不够，研究重点仍集中在习仲勋同志生平思想这一领域，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专题研究还不多。今后的着力点在于加强对习仲勋同志的思想特质和精神追求的研究，进一步拓宽研究的理论视野，准确把握历史发展趋势和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形成关系，组织力量研究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特征和规律性，特别是要着力研究习仲勋同志关于特区建设的思考、改革的问题和对外开放的发展问题。
(三)聚焦对当代价值的探讨
加强政治体制改革、农业思想、特区建设、改革开放精神和经济结构思想等方面的研究，聚焦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当代价值的探讨，例如，习仲勋同志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深圳特区建设思想研究。要着力分析深圳从“先行先试”到“先行示范区”的经济特区发展历史进程、主要成就与成功经验。同时，还要注重运用跨学科方法，使研究更加聚焦深入，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先行示范区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内容，拓宽特区建设思想的研究领域，开展比较研究、典型案例或模式研究，创新研究方法。
四、结语
回顾和思考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及其研究，推动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研究深化，有助于不忘初心，总结40多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激励我们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向纵深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使改革开放伟大决策在新时代为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持续发力。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必须继承和发展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深化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研究，进一步解放思想，保持战略定力，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坚持改革开放依靠人民和为了人民的初心和使命，以开放实践推动改革深入，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为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注入持续动力，推動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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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陆昱
作者：刘宇 赵继伟
摘 要：抗战相持阶段，盐是边区政府除公粮外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发展边区盐业的中心环节是运输。1941年5月，习仲勋任关中食盐督运司令，在关中这一特殊地区积极扩大食盐运销渠道，用食盐在国统区换回了大量布匹、棉花、日用百货和军用品，从而打破了封锁，活跃了边区经济，克服了财政困难。1943年1月，习仲勋从林伯渠手中接过毛泽东题写的奖状“党的利益在第一位”。这一荣誉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习仲勋长期在关中分区工作的高度肯定，对习仲勋在大生产运动中的表现的高度肯定，也包含着对习仲勋担任食盐督运司令的高度肯定。
关键词：习仲勋;驮盐换粮;食盐督运;运盐获利
文献标识码：A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西北局高干会议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地方县以上、部队团以上的党内负责干部300多人出席了会议，习仲勋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亲自组织收集、整理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历史的和现状的材料，为会议写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由贺龙在12月21日和29日向会议作了传达。报告精辟概括了边区盐业在全国盐业的战略地位：“海盐杜绝，淮盐、晋盐减少，西南依靠川盐，西北及中原依靠宁夏、青海盐，我们边区的盐也就占了一个重要地位。”① 盐是边区政府除公粮以外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发展边区盐业的中心环节是运输。1941年5月，西北局作出《关于运销食盐的决定》，规定从边区到乡各级都要组织食盐运销委员会，高岗任主任，军队负责人为各路运销司令。习仲勋任关中食盐督运司令。抗战时期，习仲勋与边区盐业之间一系列大事小情牵动着大的时局。
一、习仲勋以驮盐换粮为掩护找到了陕甘游击队
抗战时期，习仲勋督运食盐并不是第一次与食盐打交道。早在1929年，16岁的习仲勋在家乡就有过驮盐换粮的经历。1932年，他又以驮盐换粮为掩护，找到了革命队伍。《习仲勋传》(上卷)记载了这样一段重要史事：
(一九三二年)习仲勋寻找陕甘游击队，得到了与他同村的贫苦农民周老四的热心帮助。周老四名叫周明德，是习仲勋在家乡发展的党员后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的叔父。习仲勋与周冬至又以干兄弟相称，习、周两家交往甚密。关中“民国十八年年馑”时，周冬至随父母逃荒到照金山区的老爷岭定居，靠租种一些田地勉强糊口度日。其叔父周明德仍留在富平老家，时常驮运些食盐到照金一带兑换粮食回来，用以维持生计。由于他往返于北部山区，了解到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活动情况，便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正在渴望找到陕甘游击队的习仲勋，并提出以驮盐换粮为掩护，带习仲勋奔赴照金，寻找刘志丹、谢子长，寻找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一个艳阳高照、热风灼人的秋日，一辆装满锅板盐的力人力独轮车在通往耀县北山的土道上艰难地前行着。后面推车的是周明德，在前面拉车的是习仲勋。他们饿了啃口干馍，渴了喝口河水，终于来到百余里以外的耀县照金山区老爷岭，在周冬至家中暂时住了下来。①
习仲勋历尽艰辛终于找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通过驮盐的同乡了解到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活动情况;二是以驮盐为掩护，潜伏在老爷岭等待时机。驮盐成为职业革命家的一项重要职业技能，这项技能也是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习得的。据《习仲勋传》(上卷)记载，1929年是关中历史上有名的“民国十八年年馑”。
年馑春荒，日子格外难熬。习仲勋一家十几口人的吃饭成了大事，无米面下锅，停炊断顿的现象日渐增多。为了全家人的生计，小小年纪的习仲勋和堂弟，加入了饥民驮盐进山换粮的人群之中。盐滩位于富平县刘集乡、施家乡、张桥镇一带，面积达一百二十多顷，盛产锅板盐(亦称锅巴盐)。他们先从县东四五十里的盐滩将盐驮回，又到百余里以外的旬邑县马栏一带，换些包谷之类的粗粮回来，勉强维持一家食不果腹的生活。②
“锅板盐”是用大锅熬制出来的，呈淡黄色，厚度约二三寸，形状像锅板，人们就叫它“锅板盐”。饥寒的年代里，习仲勋驮盐换粮解决了一家的生存所需——粮食，也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还熟悉了周边的地理环境与风土人情。战乱的年代里，习仲勋以驮盐作为掩护，走上了反抗压迫、救亡图存的革命道路。
1928年3月，习仲勋参与制定以“非常手段”对付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反动教育主任魏海的方案，行动未果计划暴露被捕入狱。《习仲勋传》(上卷)记载：一九二八年八月下旬，习仲勋正式获释，随叔父回到了家中。此后的一年间，是习仲勋家中灾祸迭起、横遭不幸的日子。父亲病逝、春荒、母亲病逝、叔父病重、叔母病逝，艰难困苦一个接一个考验着习仲勋。他反复阅读蒋光慈的小说《少年漂泊者》，坚定了外出干革命的决心③。革命小说启发了历尽苦难、寻找光明的心灵。孟子有一段自强不息的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斯人是谁?孟子列举了六位古圣先贤，“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自古贤才大多生于忧患，其中不乏精英崛起于百味之首。
二、习仲勋被边区政府任命为关中食盐督运司令
据陕西省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政府大事记》④ 记载：1941年5月20日，习仲勋被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为关中食盐督运司令。
这一任命有特殊的历史背景。1941年5月18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了《关于运销食盐的决定》。这份决定引用高岗在西北局会议上的话说：“目前组织全边区人民驮盐运动，成为我们边区党与人民当前迫切的中心任务”，争取时机运销食盐，“关系到边区的生死存亡”。因此，如何组织好盐的产、运、销，成为发展边区经济、克服财政困难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而这项工作关键中的关键就是运输，即如何把边区北部出产的盐更多更快地运往边区南部，以待外销，换取急需的药品和棉布。以高岗为首的边区中央局坚持实行“官督民运”的运盐政策。这项政策就是从乡到边区，全部成立食盐运销委员会，高岗亲任边区运销委员会主任，军队负责人为各路运销司令，县、区、乡、村四级分别成立运盐总队、大队、小队、组，由党或政正职干部亲自挂帅，实行带有军事化的半强制性的运盐政策①。
关中分区为陕甘宁边区南部的一个北宽南窄、地域狭长的囊形地带，是守卫陕甘宁边区和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的南大门，有着特殊的战略意义。这里人口较为稠密，经济条件、文化教育和群众生活条件较好。从延安到关中，要通过中部、店头一带很长的一段狭窄地带，陕甘宁边区军民形象地比之为“葫芦把”，把关中分区戏称“宝葫芦”。因为关中位居边区最南端，连接以“八百里秦川”著称的大关中，离陕西省省会西安仅100多华里，所以习仲勋作为关中食盐督运司令，监督的是三面与国统区接壤的战略要地。
这一模式有特殊的政策考量。1941年，抗战进入最艰苦的岁月，各种矛盾都突出起来。在一些经济政策问题上，如怎样看待减轻民赋问题，如何认识当时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运盐政策问题等，以高岗为首的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和以林伯渠、谢觉哉为首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之间出现了分歧和争论。这场争执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
边区政府从1937年成立以后，主席职务一直由林伯渠担任，另一重要领导人是谢觉哉。边区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为高岗。自1938年4月以后，高岗相继担任边区党委书记、边区中央局书记、西北中央局书记。毛泽东把高岗看作本地干部的代表，非常器重，常加表扬，在决定成立边区中央局时，明确讲：“高岗的意见应成为主要的意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指出：这场“争论的问题是所谓施仁政，减轻民赋”，焦点是“对‘官督民运’的运盐政策的不同估计”②。盐在当时确是边区政府除公粮之外的最大收入，边区对外出口的90%就是盐。这种半强制性的“官督民运”政策不可避免地增加了边区群众的负担，工作中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林伯渠、谢觉哉在工作中发现了这一政策的不足，并为此进行了一些研究。谢觉哉还写出了《花定池盐运销的研究》，送交毛泽东批示。他们的基本主张是：“盐的运销应由政府管理，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即使有‘强制’，也应以政治动员和群众压力为限，不应把运盐变成军事性质的。”③
这一期间，毛泽东以很大精力来解决双方的矛盾，主要是说服林伯渠、谢觉哉维护中央局现行的政策。1941年7月24日至8月22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毛泽东给林伯渠、谢觉哉写了10封信，还与他们数次长谈。据《毛泽东年谱》记载，7月24日下午，谢觉哉到毛泽东住处来访，二人长谈至深夜。26日上午，谢觉哉致信毛泽东并附上了《池盐运销研究》一文。当夜，毛泽东就来到谢觉哉的住处，谈话至次日凌晨一点方归。7月31日，毛泽东在给林伯渠、谢觉哉的信中写道：
最近两次谈话，又读谢老两信，又得高岗同志转达二老意见，使我对现行边区财经政策的争论问题有更多的了解。我的了解仍不足，现行政策的几个根本点(预算分散，纸币，运盐)又尚在执行之中，最后的谁是谁非，还无法作结论。我现在不能断定纸币与运盐不失败，我同二兄谈过，如弄得不好，也要失败的。但我现在还不能同意停止现行政策，采用另一政策，因为另一政策也许要失败的，或失败得更大。①
毛泽东在信中还建议林伯渠、谢觉哉：
多从反面(即现行政策的正面)设想，现行政策固然已出了很多毛病，但另一政策是否即毛病较少?从相对性设想，勿只从绝对性设想(即只设想现行政策完全是错的，另一政策完全是对的)。②
为了说服林伯渠、谢觉哉克服片面性，加强边区党政机关的团结，8月5日，毛泽东又致信谢觉哉：
你的各信我都转给弼时、王明、高岗、陈正人四同志看，使他们多了解你。他们都愿意多和你及林老谈，都愿把事情把关系弄得好些。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过去的一些“气”，许多也是激起来的，实在不相宜。我因听得多了，故愿与闻一番，求达“和为贵”之目的。现在问题的了解日益接近，事情好办。③
对于毛泽东的上述两封信，胡乔木评论说：
在当时发生的争论中，主席既不因林、谢是革命老人就对他们的意见加以迁就，也不因他们的某些偏颇和不足就对他们的看法一概否定。对中央和西北局确定的现行财经政策，既肯定其在当时环境下的正当性、必要性，又指出其确实存在和可能发生的缺点与问题。他殷殷期望二老不固执己见，以和为贵，求得边区党政领导机关意见和行动的统一。这些信，对林谢二老的触动是很大的。④
虽然“毛主席干预这个争论，支持边区党委”，但毛泽东并未放过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指示高岗等要调查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8月8日，谢觉哉致信毛泽东并附一份从安塞来的报告。第二天，毛泽东即致信高岗和西北中央局组织部长陈正人，并附上了谢觉哉的信和报告，要求：
下列两点请予示复：(一)如安塞报告，情形是很坏的，是否属实?你们有此类调查否?是否你们所得的仅偏于好的一面，而事情之实际则基本是坏的，即是说运盐是行不通的。又报告中所说“向友区迁徙”，“收成已坏”，“无人锄草”等项是否属实，统请见告。(二)盐运正紧，国特操纵，须在庆富设栈收囤，否则等于白运，如谢老所说，两驮仅抵一驮，此事宜即解决，是否已在着手?⑤
接毛泽东的信后，高岗立即组织人调查了解情况，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从高岗在10月14日召开的边区政府专员县长联席会议上专门就运盐检查问题作的报告来看，他对运盐工作的实际情况非常了解。高岗在报告中阐述了“官督民运”的必要性，总结了各县运盐工作的状况，表扬了靖边等地在运盐工作中的不同特点，严厉批评了一些地区存在的缺点与不足。报告承认，当前运盐工作有三大缺点：一是事前准备不充分;二是行动当中有缺点;三是执行命令精神差。报告强调，“组织得好，牲口好，派出的人有经验，都赚了钱，反之，都亏本”。
1941年8月13日，毛泽东就陕甘宁边区的财经问题作了观点鲜明的总结性发言。他说：现在边区财经问题主要有两个矛盾，一是人民负担过重;二是出入口不平衡。解决矛盾的方针也有两个，一是发展经济;二是使出入口平衡。平衡出入口，就要大量出口盐。“现在采用组织人民运盐的官督民运办法，是平衡出入口的好办法。”
按照中央的安排和部署，习仲勋在特殊情况下成为关中食盐督运司令，在关中这一特殊地区积极扩大食盐运销渠道，用食盐在国统区换回了大量布匹、棉花、日用百货和军用品，从而打破了封锁，活跃了边区经济，克服了财政困难。
三、习仲勋从林伯渠手中接过毛泽东题写的奖状
1942年7月，习仲勋兼任中共西北中央局党校校长。10月开始，习仲勋参加了为期88天的西北局高干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研究了边区的工作，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毛泽东在开幕式上有讲话，在闭幕会上有讲演。为了保证会议顺利进行，任弼时受党中央委托从杨家岭住到了西北局机关“蹲会”。
这次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是明确了发展生产、发展教育是边区党今后的基本任务，而又以生产为第一。大会的最后一个月主要研究当前的工作与任务，毛泽东为会议撰写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书面报告为确定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方针和任务指明了方向。代表们经过充分讨论，完全接受毛泽东书面报告中的指示，认为生产与教育是边区当前的主要任务，而“生产更有决定性”。
毛泽东的书面报告高度概括了盐对边区的重大作用，他指出：
盐是边区的很大福源，是平衡出口入口，稳定金融、调节物价的骨干，很大一部分人民赖盐以交换外货，相当大的一部分军队工作人员赖盐以维持生活或补助生活，盐又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重要来源，故盐对于边区有非常重大的作用。①
高岗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代表西北局宣布对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等22位生产模范授奖，各奖毛泽东同志题字一幅;对三五九旅、延安县政府及延安南区合作社等三家有特殊贡献的单位，各奖奖旗一面。这次表彰奖励极其隆重，习仲勋是22名获奖者之一。毛泽东为22名获奖者的奖状逐一题词，高岗宣布表彰名单，林伯渠为习仲勋颁奖。《红色圣地上的呼啸声——习仲勋在陕甘边区》有详细记载：
一九四二年十月，习仲勋以西北局党校校长身份，参加了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在延安毛泽东的窑洞里，毛泽东挥笔给几个获奖干部写奖状。周恩来、任弼时站在一旁观看。毛泽东问：“给王震写个什么呢?”毛泽东见没人回答，就提笔写“有创造精神”五个字。给华池县县长李培福写了“面向群众”四个字……写到习仲勋的奖状了，毛泽东把笔停住，问：“给习仲勋写个什么好呢?”毛泽东思索了一下，突然挥笔：“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上款是：“赠给习仲勋同志”，下署“毛泽东”。
194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闭幕。在闭幕会上，党中央给22名干部发了奖。习仲勋在热烈的掌声中登上主席台，从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府主席林伯渠手中接过奖状和毛毯。①
习仲勋对这一荣誉无比珍惜，1978年12月20日在《人民日报》撰文《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回忆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的伟大革命实践》深情回忆说：
毛主席亲笔在一幅约一尺长、五寸宽的漂白布上写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八个大字，上款写“赠给习仲勋同志”，下署“毛泽东”。这个题词，我长期带在身边，成了鼓励我努力改造世界观的一面镜子。②
这一荣誉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习仲勋长期在关中分区工作的高度肯定，对习仲勋在大生产运动中的表现的高度肯定，也包含着对习仲勋担任食盐督运司令的高度肯定。这一荣誉也鞭策、激励着习仲勋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四、习仲勋回忆任弼时亲自解决运盐获利的问题
1941年，谢觉哉写给毛泽东反映食盐督运情况的信，毛泽东也转给任弼时看。西北高干会议期间，毛泽东为习仲勋亲笔题词，任弼时是见证者之一。任弼时当时代表中央指导会议，1942年1月7日至9日向大会作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关于领导工作和工作作风问题、检讨历史教训与党性问题的长篇报告。听了任弼时的报告，习仲勋心情激动难以言表，长期郁结心头的疑虑、困惑和沉痛终于得到排解，多年来笼罩于心头的迷雾终被拨散。1950年任弼时逝世，习仲勋在《人民日报》撰文《悼任弼时同志》，回顾任弼时从1940年以来，就直接领导西北党的工作。1943年，在任弼时亲切领导下，开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边区高干会议。这个会议，不仅解决了西北党的历史问题，最重要的是，还解决了当时在全国范围内都需要加以解决的，如何建设根据地的问题。
弼时同志在领导工作中，充满原则性和实际精神。他对于方针、政策性和思想性的原则问题，是十分严肃，一丝不苟。他在指导实际工作时，又善于深入到每一细节中去，求得对于实际情况，获得透彻的、准确的了解。他在会议上，常常要求谈工作问题的同志：“请说得具体些!”他曾亲自找领导运盐的乡村干部谈话，搜集、整理材料，解决如何组织延安附近群众，去三边运盐，能获得利润的问题。这样类似的事情，实在是很多很多的。③
任弼时亲自解决运盐获利的问题，这一重要事实后来也为刘云山提及。刘云山在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任弼时同志为我们树立了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的典范。任弼时同志始终坚持“从照顾群众的利益出发，从照顾群众的经验出发，从依靠群众的力量出发”。他说，“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人民群众的支援和力量是不可忽视的，任何英雄好汉离开了群众，是不可能做好任何一件工作的”。他注重联系群众、做好群众工作，注重实事求是、工作作风实在。在指导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时，他亲自找负责运盐的乡村干部谈话，搜集整理相关材料，解决群众运盐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④
盐的问题是具体问题，也是抗战时期党领导经济建设需要重点研究探索的问题。1944年4月任弼时在《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中指出：“我们要正确地掌握经济建设中的各种政策，就必须了解边区经济发展现阶段中，存在一些什么特点，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与国民党统治区域经济对比的形势和相互斗争的关系。”①
任弼时概括了边区经济抗战相持阶段两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边区在经济上逐渐脱离对外的依赖性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第二个特点是，边区的国民经济在私有制基础之上，逐渐由分散的个体经济组织起来，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成为一种比较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出现这两大特点，与食盐的产、运、销有紧密的联系。
从一九三九年底起，国共之间发生军事摩擦，国民党采取经济封锁和停发八路军经费的办法，来断绝我们一切外援，企图藉此削弱打击我们。我们在极端困难之下决心自己动手，从发展农工商业中求得由半自给到全自给。
几年来特别是高干会以来，由于党的领导，政府和军民的努力，使边区在经济上有了巨大的发展。现在基本生活的必需资料如粮食、棉布、皮毛、铁、纸、食盐、煤油、燃料、火柴和肥皂等，或则已经自给有余，或则今年即可自给，或则经过一时期的努力也能完全自给。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边区在经济上正逐渐脱离对外的依赖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我们的贸易、金融、财政政策都必须从这一特点出发，才不致犯错误或犯很大的错误。
农业劳动的合作化。变工、扎工等大大提高了劳动的效能，从以下几个事实中，就可以看出集体劳动的效果。
延安念庄变工队的统计。以不变工为一百，则变工种地为百分之一百五十四;变工打粮为百分之一百六十二，较原来增加一半多。
关中新正三区二乡别岭村的统计。变工较不变工可节省六个半工，省工一半以上。由此可见，变工与不变工的效率是三比二，即二人劳动的成效等于三人。②
任弼时进一步指出了边区经济建设事业发展中还存在着生产与消费(分配)之间未能协调配合的矛盾，必须有很大的组织工作来加以调节，需要在经济建设事业中具有更多的计划性和组织性。为此目的，必须有一些基本方针的规定。第一个基本方针是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达到完全自给。第二个基本方针是公私兼顾，互助合作，一致对外。这个基本方针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内求得互助合作，发展经济;对外求得统一步骤，集中力量。
从公私兼顾、互助合作的观点来检查过去的情形，就可以发现这方面我们还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比如物资局，过去对小公家和群众的利益是照顾不够的，有时甚至是损害他们利益的，以致造成了同他们对立的形势。在某些物资的代销上，曾经使物资的所有者蒙受很大的损失。在盐的统销上，卖出和购进的盐价相差太大，使广大运盐脚户和合作社的运盐队不能够获得利益，甚至于亏贴很大。这是一种没有群众观点、损人利己的国民党式的剥削思想。
有些小公家和个人，站在本位主义和私人利益上而不照顾到整个边区利益的现象，也必须纠正。比如财政厅，从财政本位出发，不顾情况地发行边币，虽然在财政方面解决了去年和今年很大的问题，但因而成为影响金融大波动的重大原因之一。
又如食盐的走私，破坏了统销和等价交换的政策(如公家规定一斤盐换一斤四两铁，走私的结果，变成一斤半盐交换一斤铁，使公家受到极大的损失，自己也吃了亏)。
公营商店过去虽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有一些公营商店的情形也是严重的。他们不是以执行政策法令、稳定金融、平抑物价、与投机商贾作斗争作为自己经常的任务，相反的，有些时候是依靠破坏法令政策(如囤积居奇、买卖黑市等)去获利，反而助长了金融的波动和物价高涨。某些个人在图营私利的目的上不惜破坏政策法令的事情也还很多。
因此，要团结内部就必须克服这类损人利己、为私忘公的局部观念和本位主义，要与这些倾向作坚决的长期的斗争。①
抗战期间，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党政军民响应党中央、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自力更生”的号召，按照边区政府的基本方针进行经济建设，组织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创办了公营性质的合作社组织。1942年以前，关中分区就已经建立了供销合作办事处。县、区、乡大都有供销合作分社，这种机构是群众联合经营的集体商业组织，经营商品有布匹、食盐、百货、皮毛、纸张，用以满足群众和部队的需要。当时，国统区缺少食盐，而陕甘宁边区的盐池、定边两县都大量出产食盐。针对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弱点，陕甘宁边区组织力量，发挥盐业优势，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习仲勋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尊为生产模范，受到表彰奖励。
(责任编辑：周 聪)
Key words： Xi Zhongxun; salt-for-food campaign; supervision of table salt transportation; interests from salt transportation
作者：余长火
习仲勋，1913年生，陕西富平县人。1926年5月在县立诚中学高小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4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从事农民运动。1930年1月被派往杨虎城部警备骑兵第三旅开展兵运工作。1932年3月在甘肃两当发动兵变，失败后曾转赴渭北、三原开展革命工作。
1933年3月起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参与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当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后叛变)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南下渭(南)华(阴)失败后，参与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1934年2月起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共陕甘边特委代理书记、军委书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参与领导军队反击国民党军“围剿”。1935年9月在错误的肃反中被关押，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中共中央直接过问下获释。1936年1月任中共关中特委常委、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同年6月参加西征，曾任中共环县县委书记。9月调回关中任中共特委书记、游击队政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关中地委书记、专员公署专员、军分区和关中警备区第一旅政委。1942年7月调任中共西北中央局党校校长。1943年2月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米(脂)警备区和独立第一旅政委。
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同年7月任陕甘宁边区集团军政委，与司令员王世泰率部在淳化爷台山地区反击国民党军进犯。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45年10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1947年起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委、西北野战兵团副政委、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副政委。协助彭德怀指挥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三战三捷。继又参与指挥陇东和三边战役。同年7月再次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与司令员贺龙统一领导西北地方武装和后方工作。1949年2月起任西北军区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1950年9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9月任政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当选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1959年4月至1962年10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
1978年3月被选为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后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兼广州军区第二政委。同年12月被增选为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1979年任广东省省长。1980年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同年9月被补选为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82年9月当选为中共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1988年4月被选为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002年5月22日因病逝世。
观看《习仲勋》心得体会
近期，我们观看并学习了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文献纪录片---《习仲勋》，以缅怀他的丰功伟绩。全片共分《烽火陕甘》、《纵横西北》、《国事春秋》、《主政南粤》、《勤政岁月》、《海纳百川》6集，完整回顾了习仲勋同志波澜壮阔、功勋卓著的一生。
习仲勋同志是伟大共产主义战士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1959年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文革结束后从1978年被胡耀邦平凡后曾任广东省省长、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习仲勋同志出生在陕西，他长期战斗和生活在陕甘地区，他的革命经历同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同我们党、军队和人民的奋斗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1932年4月，习仲勋等人领导组织的两当兵变，为陕甘地区革命武装的创建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培养锻炼了一批干部，也有力地配合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在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今天，我们纪念习仲勋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对理想信念无比坚定、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政治品质；就是要学习他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严于律己的优良作风；就是要学习他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就是要学习他勇于探索、不怕困难、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习仲勋的一生，正如有人总结说：习仲勋一生坎坷，除了这一桩著名文字狱之外，早年差一点在肃反运动中被活埋，晚年又因反对罢免胡耀邦而政坛失意，心灰意冷，郁郁而终。尽管屡被人整，迭遭不公，但习仲勋始终宽仁厚德，一向反对上纲上线整人，更从未做过背后使坏、落井下石之类的事情。习仲勋曾公开说过：“我这一生从来没有整过一个人”。习仲勋心地之善良，人品之正直，作风之开明，在中共高层有口皆碑。对习仲勋的革命生涯，可以这样总结：“一大建树，二大使命，三大功勋，四大灾难，五大辉煌”。
他从小就有创新的眼界和胆魄，十三岁参加党的工作，三十三岁就成为一名共产党的中流砥柱，说明习老的斗争经验和工作磨砺是相当的炉火纯青，又是彭德怀贺龙二位元帅的第一副政委，身居高位，但都是自觉做一个任劳任怨的还干部，协助周总理做好国务院的工作，在受到严重株连迫害的时期，始终保持对党的坚定信任和忠诚，在恢复工作后主政广东时，回忆毛主席到陕北后把刘志丹等一大批遭迫害的干部解放出来，稳定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联想到还有一大批和自己一样受迫害的同志亟待平反，又看到香港的繁荣和内地的窘境，首先大刀阔斧的给彭湃等受迫害的同志平反，并且上书中央对沿香港澳门的珠海和深圳进行合作，为以后的中国的全面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在今年全党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广大党员干部要向习仲勋同志等革命前辈学习，时刻牢记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时刻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为民务实，清正廉洁，做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共产党员。
2013年10月15日，是习仲勋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习仲勋夫人齐心曾经自述婚姻往事：如果把人生比作长河的话，我和仲勋相伴58年(1944年4月——2002年5月)，可算是度过大半辈子了。尽管我在仲勋同志身边工作的时间不长，但是在那些可数的时日里，值得回忆的往事依然很多很多„„(文字来源：《南国都市报》，原题为：《我与习仲勋相伴的日子》) 这年冬天，就在习仲勋同志去延安开会之前，他正式向我谈到了婚姻大事，并说：“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一定要解决好”。仲勋同志曾让我写一个自传直接交给他。当仲勋看到我的自传中写到我为早日参加革命队伍，曾盲目地从家里偷跑过两次，而两次都被父亲抓了回去时，他笑了起来，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和你一样。”但在当时，我却对仲勋同志的历史很不了解，他只轻描淡写地告诉过我，“他是陕甘苏区创建者中最年轻的一个”。不久，经组织批准，我和仲勋同志在绥德结婚了。 1944年4月28日，星期六，在绥德地委后院的一个窑洞里，举行了我们的婚礼。这天上午各方人士来了许多，都向我们表示庆贺。婚礼上，我和仲勋及几位来宾同桌吃了一餐饭。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可算得上是很隆重的婚礼了。 婚后，仲勋同志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意陷在小圈子里。”我理解他的意思，因为我知道他的担子很重，在艰难的岁月里，不应该要求他过多关照我。同时，我也是一个很自信的人。不久，这一年的夏天，我在绥师刚毕业，就去农村基层工作了。第二年(1945年)，仲勋在“七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继而又调任中组部副部长、西北局书记。而我仍在农村基层工作，直到解放后，我才回到西北局机关政研室农村组担任研究员工作。
1949年3月1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仲勋同志的秘书黄植同志立即电告正在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仲勋同志，庆贺我们得了一位千金。她就是由我母亲亲自取名为“桥桥”(她出生在延安桥儿沟中央医院，原鲁迅艺术学院驻地)的女儿。二中全会结束以后，仲勋跟随毛主席进入北平，并参加了入城式。这一次，他还幸运地见到了我的父亲(原傅作义部队起义人员)以及我的姐姐齐云。仲勋同志非常爱女儿，工作之余常常把未满月的桥桥抱在怀里，记得有一回，一不留神孩子拉尿了他一身，见此，我尴尬得不知所措，仲勋却笑着说：“子屎不臭，子屎不臭。”
1952年秋，仲勋先到了北京，任职中宣部长，我带着桥桥和安安(尚未断奶的小女儿)于年底来到北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1953年，我们把4岁的桥桥送入了北海幼儿园，原因是我已在马列学院学习，照顾不了孩子。可是，每当周末结束往回送孩子时，桥桥就会哭个不停，有一次竟哭晕在爸爸的怀里，但等她一缓过气来，仲勋同志还是送心爱的女儿去了幼儿园。仲勋同志为了照顾我能安心工作和学习，我们的小女儿安安是靠吃奶粉长大的。仲勋同志一贯支持我的工作和学习，从不要求我牺牲个人来专职照顾家庭。
来京后，我又生下两个男孩儿，一个取名为近平、一个取名为远平，他们都是10个月就断奶送回家，由父亲仲勋照顾。当有人称赞仲勋是一个好爸爸时，仲勋便风趣而又豪迈地说：“我不仅是个好爸爸，而且是个好丈夫。”也许是与解放前我一直在农村做基层工作，解放后又先后在农村、马列学院学习，在中央党校工作离家又远，和家人在一起活动时候特少有关系，以至于有人误以为仲勋同志对我不关心，不像其他人那样无微不至地照顾妻子。但是，作为妻子的我，心里十分理解丈夫的良苦用心，他这是鼓励我自强自重，希望我能成为对党的事业有用的人。所以，无论别人怎么想，我心里是有数的，我觉得一个丈夫能做到如此，是需要有博大胸怀的。
我在马列学院学习后被留在中央党校工作，单位离家较远，所以和家人总是离多聚少，尤其是在孩子们放寒暑假时，我更是管不了他们。尽管每个星期天晚间去上班时，我都是伴着孩子们依依惜别的“妈妈再见!妈妈再见!”声离开家的，但我却从没考虑过是否和孩子们多呆
上一会儿，甚至是否调换一下工作，离家近一些。那时，我心里想的就是服从组织安排，不能耽误工作，甚至孩子患了重病，我也没有请过假，而对于时任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职务的仲勋同志来说，他宁愿在业余时间多照管孩子们一些，有时还要给四个孩子洗澡、洗衣服，那时我们的孩子都在住校或全托，这期间家里没有请保姆。对此，他视之为天伦之乐，尤其是当孩子们与他摔打着玩时，总是仲勋同志最为开心的时候。
我工作在颐和园附近的中央党校，家却住东城区。因此，我每周末回家一次，等到了家多已是8点钟了，星期日晚上还赶回单位上班，也就不能和仲勋一起参加周末的文娱活动了，常常是他独自带着孩子们去参加周末活动。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仲勋(仲勋同志任国务院秘书长长达十年之久，可以说多数时间都是和周总理在一起的)，每当见到仲勋独自带着孩子们参加活动时，总理就要问：“怎么见不到齐心同志呢?” 后来，在一次节日晚会上，我见到了周总理，他一见到我就高兴地说：“哪里像35岁、4个孩子的妈妈呢?”并决定让我参加外事活动。但我只在此之后陪同仲勋同志参加过一次接待蒙古总统泽登巴尔夫妇的外事活动，以后也很少参加涉外活动。直到如今，我还没出过国，连港澳也没去过，最远只去过深圳沙头角。
在得知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之后，仲勋同志恢复工作的心情十分急切。党的“十一大”召开之后，仲勋便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想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工作的请求。与此同时，我在女儿桥桥的陪伴下，多次往返于北京、洛阳之间，我们多次找过王震同志，他非常关心仲勋的“问题”，结果，还是王老第一个出面为仲勋恢复名誉说了话。随后我们也找到了胡耀邦同志和叶帅。 我第一次见到耀邦同志时，他从资历、经验、工作能力、水平、威信等几方面称赞了仲勋同志，而叶帅则是坚决支持仲勋出来工作。仲勋于1978年2月22日作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出席了五届全国政协会议(恢复了党籍)，同年4月初便被恢复了工作。在小平同志和仲勋谈话之后，中央决定派仲勋同志去广东工作，“把守南大门”(耀邦同志原话)。
仲勋恢复工作后，我由在清华读书的儿子近平陪同先去河南洛阳办理手续，后又在万里同志邀请下随广东省黄静波副省长去安徽取经，学习农村经济政策。当万里同志谈到仲勋在广东面临的形势时，十分关切。尤其是当他得知仲勋随行没有带一名干部的时候，急得拍了大腿。仲勋由于受命仓促，中央领导同志决定让我们的女儿桥桥陪同爸爸前往广东。当时广东所面临的形势是很严峻的。我在去广东之前，耀邦和李昭同志请我们去他家吃了一顿饭，并嘱托我转告仲勋同志，要调动干部的积极性，抓好副食，特别是青菜。廖承志同志也约我去过家里，专门和我谈关于广东省的华侨政策问题，要肃清“海外黑关系”等“极左”遗毒造成的不良影响。他曾提到海关把得过紧，有的华侨进关连衬衫多几件也不行，这样怎么行?总之，领导们都很关心仲勋到广东的工作。
为了不负中央的重托，让广东人民尽快过上好日子，充分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优势，仲勋和广东省委省政府一班人，在大刀阔斧地抓紧落实政策工作，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积极推行改革开放。在农业上，丛化试办了责任田，工业上肯定了清远县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经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为了让广东能够大干快上，他向中央为广东省要来了“先走一步”的政策。1979年7月19日，中央批准了出口特区在珠海、深圳试办，由此为广东经济特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我和仲勋同志相伴的日子里，我一直把他对我说的“工作好、学习好，一切事情都处理好”当作人生的座右铭。年轻的时候，我对他的这三句话不能完全理解，有时甚至感到太抽象。可到了现在，回想起仲勋同志的话来，才深深地领悟到了这些话的含意。我觉得能够和我崇敬的师长、丈夫和挚友———习仲勋同志生活在一起，过一辈子，是无比幸福的。
青山埋忠魂，碧血印丹青。朔州是一片红色的土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指挥铁军驰骋大江南北，抗日救国。数千余名革命将士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长眠在此。
在塞北烈士陵园，大家伴随着沉痛的心情，迈着沉重的步伐，庄严地向远在天国的烈士们送上了精致的花蓝，凭吊和缅怀革命先烈。大家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瞻仰了革命烈士纪念馆，参观活动让我们重温了党史，深刻体会到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无数革命先烈前赴后继，英勇牺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塞北烈士陵园：主碑纪念广场、史料陈列室。陵园内绿草如茵，翠柏挺立，雄伟的石雕和主碑纪念广场,犹如一部巨书，记载着共产党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挽救中国革命的英勇壮举。缅怀英烈们时，我们的心灵受到从未有过的震憾，我们深知，作为年轻一代，我们虽然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但时刻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耻辱，一定要居安思危，继承和发扬共产党员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决议，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科学、文化和业务知识，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带头参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建设，带动群众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艰苦奋斗，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自学遵守党的纪律，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秘密，执行党的决定，服从组织分配，积极完成党的任务。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坚决反对一切派别组织和小集团活动，反对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行为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提倡共产主义道德，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一切困难和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英勇斗争，不怕牺牲。 通过参观学习，对“党性”对“一名合格警察”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同时，我们也认识到自己作为一名普通党员所肩负的责任，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按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始终保持思想上、行动上的先进性，为了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宏伟目标做出自己的贡献，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告慰曾为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献身的英烈们
身上泥土香，脚下黄土情
——读《习仲勋传》有感
作者：解放军报社记者 刘丽群
94万字的《习仲勋传》(上下卷)，是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记录了习仲勋与黄土地的历史情缘，讲述了他与中华民族休戚相关、生死与共的时代担当。 89载奋斗，他始终坚守‚永远不要脱离群众‛的原则，他认为，‚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毛泽东称他是：‚从群众中走来的群众领袖‛，并在1943年为 他亲笔题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他又是一位坚定的改革者，主政南粤，创建特区，一马当先，邓小平鼓励他：‚杀出一条血路!‛历史铭记着他的名字：习仲 勋。
争取群众：在斗争中总结
习仲勋同志于1913年10月15日出生在陕西省富平县习家庄一个农民家庭。他12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岁发动两当兵变，21岁当选陕甘 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32岁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76载革命生涯，他组织过学运、农运和兵运，并与刘志丹、谢子长在陕甘边和陕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 争，创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党中央、主力红军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当习仲勋向刘志丹叙述自己搞学生运动坐牢、两当兵暴失败、搞农民运动也屡受挫折时，刘志丹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 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 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有根据地。‛谢子常也叮嘱习仲勋说：‚你要在发动群 众的基础上，成立农民协会，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时隔五十多年后，习仲勋充满深情撰文回忆了照金根据地的斗争史。他写道：
照金根据地是西北第一次在山区建立根据地的尝试，是红二十六军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生长和保存了主 力红军，使西北革命过渡到一个新阶段。照金失守后，下层党的组织没有遭到破坏，游击队也没有受到损失。到了冬天，淳化、耀县一带的游击运动大大发展了起 来。同时成立了平子游击队。这一切使我们领会到了只有建立了根据地，把党和红军与群众进一步联系起来，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 地。从而使我们进一步领会了根据地的重要性和它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
随着群众武装的广泛建立和地方游击队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群众武装相结合、三位一体的游击战争武装体系。那时，习仲勋还不满21岁，他曾以热情洋溢的文字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一九三三年冬天，红军横扫陕甘边的反动武装，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建立起来了。当地小伙子见 红军回来了，高兴地唱起了信天游：‚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当年的红军哥哥回来了。‛从此，以桥山中段为依托的红军游击战争，以烈火燎原之势发展了起来。至 此，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在关中分区工作了六年之久的习仲勋，深谙当地的地理人情，他和当地群众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他深知离开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援要取得作战的胜利是 不可能的。他与关中地委的同志共同商定了拥军支前的方案，提出了‚部队需要什么就给什么，需要多少就送多少‛的支前口号，民兵踊跃参军参战，群众积极支援 前线，可以说，转战陕北的战争是人民的战争，胜利也是人民的胜利。 时任野战军副参谋长的王政柱曾回忆说：‚仲勋同志在野战行军作战的紧张环境中，除了协助彭总指挥作战外，不顾疲劳，随时随地同边区人民保持密切联 系。他每到一个地方，不是找当地干部座谈，就是向群众做调查研究，宣传、动员、组织群众坚持生产、克服困难、参加支前、战胜敌人。‛
习仲勋在深入群众工作中，领悟了‚军民团结是战胜敌人的基础，团结愈好，胜利愈大‛的道理，他深情地回忆了当年的情景：
广大群众宁肯吃糠咽菜，也要把仅有的一点粮食送给自己的军队。一九四七年十月间，我在绥德、米脂、 清涧一带，亲眼看到许多乡亲把还未完全成熟的高粱、豇豆采收回来，连夜炒干交给部队。清涧县东区直川山，有个闹红时期的妇女模范刘大娘，听说主席也和大家 一起吃黑豆、榆树叶干面，难受得热泪直流，把坚壁在后山的五升麦种、三升豌豆种取回，连夜磨成面，擀成杂面条，托人送给毛主席。
毛泽东说：‚战争之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习仲勋在战争中深刻体会到人民群众是赢得战争胜利的坚强柱石。他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 中总结战争。他不止一次提到两当兵暴的经验和教训。斗争实践使他认识到创建根据地，建立政治联合阵线，提出明确的口号，特别是依靠群众，事关革命成败。 两当兵暴是一次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的革命暴动。之前，我们进行了一段比较完整的兵运工作，其 方针是比较正确的。兵暴失败的教训也是沉痛的。一是没有与农民配合，没有创造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二是政治上的联合政策还懂得不多，没有和当地的哥老会、 有进步倾向的军队、民团搞必要的联合，有时走到一个地方，连鸡狗都跑光了，往往陷于孤立;三是对动摇分子没有及时遣散;四是旗帜不鲜明，兵暴后仍打着白军 的旗子，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群众不了解，失去依靠。
为此，他在1946年提出陕甘宁边区五大任务时强调：‚我们在下面做工作，无论什么问题，自己想通了，不要以为老百姓也想通了。在农村里，就有这样 一个特点，老百姓他亲身体验过了，才能心甘情愿地去执行。否则，不会高兴参加这些活动的。我们应当注意这个特点，永远不要脱离群众。‛
他经常写信鼓励妻子齐心重视实践和基层经验。他认为，农村是一个大学校，那里有学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他以自己过去开辟陕甘苏区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的切身体会指导妻子，‚如果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 习仲勋很懂群众的情绪、习惯和需要。他总是站在群众的观点和群众的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他把群众的事情看作是自己的事情，又设身处地替他们设想， 尤其设想怎样对群众有好处，没有丝毫主观主义。因此，群众信任他，把他看作是自己人，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他与群众血脉相连的鱼水情，成 为克敌制胜的法宝，正可谓：‚得民心者得天下‛。
依靠群众：在生死中抉择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习仲勋开始思考诞生于战争环境的红色政权，如何行使职能，如何担负起组织领导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和更 好地保障游击战争胜利的重任。他们把惩治贪官污吏、树立廉洁政风列为政权建设的头等大事。习仲勋等领导带头执行工作人员供给制度，从吃饭穿衣到公文草拟所 需笔墨纸张等用品，均由财经委员会统一计划，统一筹办，按每个人的最低需要发给，形成以艰苦为荣的良好风尚。
刘志丹曾向习仲勋说：‚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他们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有骨气，要讲贞操，受冻受饿也不能取不义之 财。‛据此，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了一个法令：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钱以上者枪毙。以此警戒自己的同志。正是有了这条法令，在根据地工作人员 中没有贪污案件发生。1979年10月，习仲勋在《人民日报》撰文怀念刘志丹同志写道：‚同志们告诉我，志丹牺牲时，衣袋里仅留下半截铅笔，两个烟头。他 没有给后代留下遗产，却给我们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1950年5月20日，习仲勋在《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中指出‚我们工作中最大的危险‛：‚使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铺张浪费等不良倾向能够存在和 发展的，正是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使国家财产、公私经济、群众生产蒙受重大损失的，也是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和下级机关执行工作中的命令主义‛，‚官僚主 义的特征，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领导工作是一种艺术，仅有热情是不够的，还要有办法。像打仗一样，光靠勇敢不行，要讲究战略、战术，要学会集中力 量去解决当前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要善于组织全体工作人员的集体力量，使自己的工作部门成为一套完整的动作合拍的机器，这样才能使工作不断进步。‛
习仲勋为什么要强调领导问题呢?因为他了解到，一些同志‚常常喜欢争执鼻子尖下的小事情，斤斤计较个人得失，这长那短，并不去想千百万人的大事情。 有些领导机关也还不能通盘考虑问题，从远处大处着眼，考虑哪些是自己所管理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如何去安排这些问题，仍然是在琐屑事务中间纠缠‛。‚许多党 的领导代替了群众组织，代替了政府机关，代替了事务部门的事情。这实际是降低了党的领导水平，减弱了党的领导作用。‛他论述说：‚错误的领导方法，实际上 就是不相信群众，不懂得群众发动起来了便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不懂得群众就是一切力量的源泉‛，因此，他认为，‚一切从发展的情况出发，紧紧把握时机，做好 准备。准备什么?首要的两件即干部和政策。‛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留下警世名言：‚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 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习仲勋依此提出，‚要加强学习，培养干部，改进领导，要学习马列主 义理论，学习党的总路线、总政策及党的各项具体政策，也要学习文化。学习是领导工作的灵魂，工作积极性与创造性提高了，事情就好办了。‛他说：‚我们不怕 不懂，只怕不学。只要我们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我们就可以当大学生;反之，怕当小学生，就永远是个小学生。‛
习仲勋从实际出发开展‚三反‛、‚五反‛，他坚定地表示，‚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大规模的反贪污斗争。准备抛弃少数蜕化分子，挽救多数犯错误分 子，并在党内外进行普遍教育，为今后加强经济工作打下思想基础。如果再迟了，必然会毁坏更大数量的干部，就要犯严重的错误。‛他强调指出：‚必须认清，对 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如果不加以彻底肃清，它们就会腐蚀我们的党、腐蚀我们的政府、军队及一切财经机构和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使我们许多干部身败 名裂，给我们的国家造成极大的灾害，一句话，就有亡国、亡党、亡头的危险。‛
他坚持摆事实，讲道理，既分清是非，又团结同志。他对在肃反中有严重错误的人提出批评，主张这些同志首先敢于‚亮丑‛，敢于承认错误，才能有利于找 准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改正错误，轻装前进。他形象地说，几位同志发言中都说到要人家帮助他‚脱裤子‛，把问题搞清楚。脱裤子是要脱出一个光腿来。不能口 头说脱裤子却老想解别人裤带，或者把脱裤子变成了脱帽子，露出一个光头来，什么具体错误事实也没有，只是笼统地承认错误，这就不利于分清是非，好像疯子打 架一样找不出个原因来。如果是这样子，怎么能改正错误呢?
他号召机关全体干部：‚坚决地把侵蚀到我们肌体中的政治微生物来一次大清除、大洗涤，让阳光普晒一遍吧!这是一次巩固与加强共产党的战斗力，密切人 民政府、每个革命干部与群众间联系的有历史意义的运动。‛在毛泽东强有力的督促下，全国各地到处是一片‚打虎‛声，各省区按照中央要求，普遍下达了‚打 虎‛任务。群众对自己财产常是喜欢隐瞒的，可是在习仲勋的面前，没有一个人愿意说一句假话。这倒不是他的官位大，使大家害怕，而恰恰相反，是由于他谦虚地 接待大家，和大家真正打成了一片。
1954年，由习仲勋负责建立了隶属国务院秘书厅的国务院信访室，他始终把信访工作当作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渠道，每天都亲自批阅许多群众来 信。1957年，在习仲勋的倡议下，召开了首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他在会上严肃批评一些领导机关对信访工作不重视，对人民来信照抄照转、错转错办、草率推 诿。他认为，处理人民来信、来访，不是小事，是大事，不是一般工作，是重要的政治任务。警卫员罗孝芳回忆习仲勋要求身边工作人员说：‚群众给我的来信必须 送到我手，来人找我，必须让我知道。见还是不见，由我决定。你们不能把群众拒之门外，而且要热情接待，礼貌待人，不能给群众造成习仲勋难见的不好印象。‛
习仲勋还非常重视统战工作，他善于从历史典故中汲取教益，启发干部，推动工作。有一次聊天，他问大家：‚三国时诸葛亮明知关羽重义气，会放走曹操， 为什么还要派他去断守华容道呢?‛大家不解其意，习仲勋自揭谜底说：‚这就有一个统一战线的问题，当时如果杀了曹操，东吴就会把刘备吃掉。刘备其时刚取荆 州，并无多少兵将可用。‛他接着又说：‚为什么刘备最后会败呢?是因为他搞宗派主义，只相信他的结拜兄弟，五虎上将除了马超、黄忠都是他的结拜兄弟，后来 也只培养了一个姜维，后继无人，以致最后‘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了。‛一个平平常常的历史故事，让他道出了富有新意的政策话题。
1979年4月8日，习仲勋在《永远难忘的怀念》中写道：‚在革命统一战线工作中，恩来同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他主要看人们的长处和成绩，只要 有一技之长，在某一方面能起一定作用，就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他不止一次到程砚秋家里促膝长谈，启发和提高他的阶级觉悟。在他提出入党要求时，恩来 同志又亲自做他的入党介绍人……这样做，给戏剧届指出他们努力的政治方向‛;‚恩来同志不仅对革命统一战线内部问题做团结教育工作，即使原来是敌我问题， 也善于做转化工作，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他对于曾经是战犯的特赦人员做了大量工作。特赦释放时，他亲自接见，给予鼓励‛;‚对特赦释放前的末代皇帝溥 仪，恩来同志曾让他在公安部的一个小楼上观看国庆游行，使他看到新中国的变化‛，‚后来日本朋友就曾经赞叹说：中国共产党真了不起，连皇帝都能改造过 来‛。 常香玉是豫剧著名表演艺术家，当时在西安领导一个民营的香玉剧社。全国声势浩大的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捐献运动，深深地鼓舞了她，她‚决定用义演的收 入，捐献一架飞机，为抗美援朝尽力作出贡献‛。习仲勋得知后，积极支持他们的爱国行动。香玉剧社在半年多时间里，演出一百八十多场，用演出收入购买了一架 战斗机，提前完成了捐献任务，受到习仲勋的亲切接见。习仲勋对常香玉说：‚你和你的剧社，倾注全力，用自己演出的收入，捐献一架飞机，这对志愿军，对全国 人民都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香玉同志，你是当之无愧的爱国主义的典范。你们的爱国壮举，在全国乃至国际都有很大的影响。‛
1986年，毛泽东赠诗‚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著名女作家丁玲，生命进入了倒计时。抢救丁玲缺一种滤血机器，习仲勋指示301医院从香港进 口，使其生命多维持了半个多月。丁玲逝世后，她的丈夫陈明提出，要为丁玲覆盖党旗，并对组织上拟定的丁玲生平提出了意见。习仲勋当即作出批示，同意丁玲覆 盖党旗，生平按家属意愿酌情修改。《人民日报》应全文发表，不应受1500字的限制。王蒙评价习仲勋说：‚他在对待革命同志上，有一种人情味，他有一种正 义感。‛ 1996年，被誉为‚黄土高原上的银铃‛的著名歌唱家贠恩凤，其陕北民歌专辑《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珍藏版首发式在北京举行，习仲勋专门从深圳发来贺 电：‚获悉你经过几年的努力，艺术上又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表示祝贺。艺术，只有奉献给人民，服务于人民，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以往人民喜爱你的歌声，今 后，希望你永远忠诚于艺术，忠诚于人民，忠诚于黄土地。‛几十年来，贠恩凤满腔热情地为人民歌唱，她的歌声也深深地扎根在人民的心中。
习仲勋处理这些事情，受周总理的影响很大，他在怀念总理的文章中写道：‚恩来同志考虑问题处理问题都是从群众利益出发，不利于群众利益的事坚决不 做，有利于群众利益的事，即使有什么困难，也要下决心去做，并且在处理重大问题之前，多方听取意见‛，‚我常听他说：作为一个领导，切忌一言堂。一言堂多 了很危险。一个好的领导，要善于坚持正确意见，也要善于听取别人的正确意见，还要有勇气放弃自己的错误意见;要善于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正确意见。这就有了 民主，自己就能兼听多听，兼听则明嘛。‛
习仲勋在工作实际中认识到，共产党办事情，都离不了发动群众这一条。他特别注意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安排一些地方知名人士、社会贤达任职，发挥他们在抗 日救亡中的作用。他说：‚事物是发展的，人的思想也是变化的。我们要具体人具体分析，不同事不同对待。蒋德宽虽然是地主，但他支持儿子当红军，又在物质上 积极帮助我们抗日，像这样的地主就应当团结争取他们。‛习仲勋也是党内高级干部善于团结的楷模。在新中国50周年庆典上，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看望他的 中央首长说：‚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为了群众：在实践中历练
习仲勋在谈到政府工作任务时指出：人民政府最大的一项政治工作就是给老百姓做一些事情，像怎样养羊、怎样养鸡、怎样养牛、怎样使羊多产羔，就是政府 要做的事情，也是我们的政治任务。要为老百姓多打算，使人民财富增加，生活逐渐改善。光种粮食，生活不可能提得很高，必须与其他副业结合。在青海就是要多 收购牧民的羊毛，这样就能解决问题，他们就欢迎你。这是政治问题，也是群众问题。领导群众是很大的一个艺术。农民就是靠经验办事，当他没有搞清楚时，对他 有好处也不愿意干，所以我们要做好畜牧工作，必须弄清情况，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因为革命就是要办好群众的生产事业，而领导群众生产又是最实际最具体的为 人民服务的工作。
习仲勋为民主政权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要求新生政权的工作人员时刻不要忘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要忘记屁股坐在哪一边的问题。1944年秋，绥德地区召开司法会议，习仲勋在会上发表了《贯彻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讲话。他说：
一、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司法工作是人民政权中的一项重要建设，和其他行政工作一样，是替老百姓服务的。这样，就要一心一意老老实实把屁 股放在老百姓这一面，坐得端端的。旧司法机关的屁股就不是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的，是坐在少数统治者的怀里。我们的司法工作的方针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 保护人民的正当权益。越是能使老百姓邻里和睦，守望相助，少打官司，不花钱，不误工，安心生产，这个司法工作就越算做得好。
二、不当‚官‛和‚老爷‛。我们司法工作者，既是为老百姓服务，就应该站在老百姓中间，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比老百姓高明，其实 不然，新的创造要在老百姓中寻找。他指出：必须要有群众的监督批评，并提醒各级干部，‚应该懂得我们是人民的长工，是人民的勤务员，必须虚心向群众学习， 听从掌柜(群众)的管教。只有这样，才可以从群众那里学得宝贵知识，才可以反过来当群众的先生。
1951年1月，习仲勋在《新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中讲道：‚‘为干部办报?还是为群众办报?’这个认识问题在理论上早已解决了。报纸名曰：《人民 日报》、《群众日报》，没有一个叫‘干部日报’的‛，‚思想上明确之后，要使报纸群众化，就首先必须使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方法群众化‛，‚新闻工作就是群众 工作，新闻工作者就是群众工作者‛，‚到处都要交几个知心朋友，特别是要同工人、农民多交朋友，慢慢熟悉起来，地方多了，朋友多了，记者和编辑就成为社会 活动家了。只有这样，记者和编辑才有可能写出好的报道和评论;也只有这样的记者和编辑，才能团结更多的写稿积极分子。这样，报纸才能办好，才能培养出群众 爱戴的名记者、名编辑‛，‚也就是说，用群众的语言写群众的东西，群众的报纸就要用群众的语言去办，那样群众就会欢迎了。‛
习仲勋在《边区群众报》创刊六周年、已出满百期时，写了热情洋溢的贺信：‚《边区群众报》出满整百期了，值得大大庆贺。这个报纸是陕甘宁边区群众公 认的好报纸，谁也喜欢它，谁也爱护它。为什么好?它不但容易读容易懂，并且说出了边区群众要说的话，讲出了边区群众要知道的事情。这就是为群众服务，当得 起《边区群众报》这个光荣的称号。它过去是这样做的，今后还要这样做。‛
1981年11月，新华社举行建社五十周年纪念系列活动，习仲勋对纪念活动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就是‚我们的任何纪念活动，都不是为纪念而纪念。纪 念某一个节日，总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地前进。‛他从新华社五十年的经验教训中，归纳提炼出‚真、短、快、活、强‛的五字箴言，回赠给新华社的负责人 和编辑记者。
一、真——真的对立面是假。新闻必须真实。延安时代就反对过‚客里空‛，这几年又反对‚假大空‛，假字排在第一，所以首先要反假。
二、短——短的对立面是长。新闻、通讯、文章都要短，长了没人看。
三、快——快的对立面是慢。新闻报道的时间性很强，不快就成了旧闻了。你们现在技术装备比延安时代强多了，但是仍然有一些新闻实际上不新，变成旧闻了。
四、活——要生动活泼，不要老一套，老框框，老面孔，那些没有人看。
五、强——要做到思想性强，政策性强，针对性强。一篇新闻报道，总要给人一点什么有益的东西，使人们看到了受到教育，受到鼓舞，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团结一致干四化。做不到这一点就是出废品。 习仲勋的五字箴言，简洁明了，道出了新闻宣传工作的本质，既是对新华社新闻工作者的要求，更是对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要求，而他自己在西北野战军取得沙家店大捷的30多年后撰写的文章，仅用了426个字就生动再现了这场战役：
收复陇东和三边地区后，彭总根据党中央新的意图，率领我军越过沙漠，驰驱千里，突然包围了陕甘宁最 北边的榆林城，要再一次调动敌主力部队北上，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特别是为陈赓兵团进击豫西造成良好战机。果然蒋介石以为千载难逢的机会到了，飞到延 安亲自指挥，要与我军决一死战。于是，十万敌军疯狂向榆林方向逼近，还在高喊一战‚结束陕北战争‛。当时，我军在长城内外沙漠地区连续行军，连续作战，十 分艰苦，没有粮食，只能以野菜和宰杀战马充饥。党中央和我全部野战军都处于敌重兵包围之中，情况至为险恶。可是，彭总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运筹 帷幄，从容自如。首先击溃了西来增援的马鸿逵部数万之众，接着又瞅准机会，反手一击，风驰电掣般地消灭了西北战场上敌‚三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三十六师。此 即我军战史上著名的‚沙家店之役‛。这一仗，不仅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而且把整个陕北战局完全扭转了。与此同时，陈赓兵团挺进豫西，潼关吃紧，中原震动。 骄横一时的胡宗南集团全线退却，溃不成军。 1951年9月22日，习仲勋在《文化工作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中说到：‚我们检验文化工作成绩的大小，就看他们是否与群众相结合，为群众服务，只有 这一个标准，不能有别的标准。具体地说，就是你写的剧本、演出的戏、举办的秧歌队，群众爱不爱看?受没受到教育?‛‚目前，首先要在文化工作队伍内部普遍 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文化工作者必须解决好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也就是人生观的问题，立场、观点的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一条才能有坚固的团结，才能使文 化工作获得迅速的发展和进步，才能改进我们文化战线今天的状况，这支队伍才能够更有力量。‛‚批评不是整人，是帮助人，教育人。批评不是恶意的，是善意 的，就像毛泽东同志说的：‘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习仲勋在谈到文艺批评时说，文艺批评也要有高度的批评艺术，善于运用批评武器，恰到好处，而不是倾盆大雨，狗血淋头，结果弄得不欢而散。并不是作家 难以领导，而是批评者要懂得批评的方法和目的。批评尖锐也要实事求是，不是越尖锐越好。上纲上线，扣大帽子，不实事求是，怎能让人心悦诚服?批评家要像园 丁培植果树那样，细心耐心，认真负责，把批评的动机和效果求得一致，才能达到批评的目的。我们要用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反对那种夸大缺点、乱找茬子的文 艺批评家。要从作家的具体水平出发，给作家指明出路，善于引导作家前进。不仅批评作品中的缺点，更要鼓励作品中哪怕是百分之十的正确的部分。
他强调对文艺创作‚应当允许争论，鼓励百花齐放。‛1981年12月，他在会见全国故事片电影创作会议代表时指出，‚电影是精神食粮，搞得好可以教 育一代乃至几代群众，影响深远，这是几十万、几千万也买不来的;而一部不好的电影，也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影响所及，损失也不是几十万、几千万能计算 的。‛他要求中央有关部门采取制度性措施，保证电影的创作质量。他还特意强调，一部影片有缺点不要紧，群众和专家都可以评论，任何一个领导人，不要随随便 便把一个影片给‚枪毙‛，这样不好，有缺点可以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任何时候都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习仲勋还十分重视保护文物，他时常叮嘱说：西北是我中华民族发祥之地，历代文物古迹甚多，凡我党的组织和人民政权均应负起保护文物遗产的责任。当西 北野战军南下作战之时，习仲勋、林伯渠和贺龙联合署名发出《保护各地文物古迹布告》：在我军到达新解放区时，应由军队政治机关训令部队切实遵守保护古迹文 物的法令。其中特别贵重的应开具清单派人护送西北局宣传部统一保管。其种类为：古版书籍、宗教经典、地方志、风土志、贵重图书资料、包括外文书刊、专科书 籍及各种调查图表;古代钱币、铜铁钟鼎、陶瓷器皿、古字画、碑雕刻及照版等。凡老区、新区的古迹名胜如碑塔、陵墓、雕刻、塑像、古树木、寺院、庙宇及其他 一切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均需一律保护，必要时指令专人保管移交，以免损坏。后来西北地区的文物古迹损毁极少，这与习仲勋等在战争年代的远见卓识和采取的保 护措施是分不开的。
1950年7月，习仲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次扩大会议的讲话中说：‚西北是多民族地区，必须重视民族问题，如果丢开民族问题，就是脱离西北眼前最 重要的实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细节，都不应认为是技术问题，而要看作政治问题以严肃态度对待。‛他指出：在民族工作中，必须使各民族都有相当数量 的代表参加政府工作，并有意识地照顾人数较少的民族;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各省要有计划地办好民族干部学校;要正确对待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切实尊重各 民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一切工作中都要照顾民族特点，‚不要过分地、不适当地强调阶级矛盾，否则就是民族矛盾‛。他颇有远见地说：‚全世界有三亿人信仰 伊斯兰教，我们工作做好了，在东方亚洲影响很大。总之，民族工作不要急‛，‚谨慎稳进的方针是唯一主要的方针。‛ 习仲勋针对有些干部在工作中把宗教和封建制度混同起来的倾向，他依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及国家之起源》一书中的分析，着重说明不能把宗教当作封建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道理。他指出：
人类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便已有了朴素的宗教观念，宗教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必然产物，是群 众面对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不可抗衡的自然法则与社会法则而求助于神秘现象的表现。封建阶级只是利用了宗教，而不是由他们制造了宗教。因此，宗教不会随着封 建剥削制度的消灭而消灭。由此，他强调说明统一战线在新疆工作中的极端重要性，党在新疆的一切工作都离不开组织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与汉族地区比较，新 疆的统一战线工作更加广泛，除开帝国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地主阶级以外，各民族的各个阶级、阶层、集团、重要人物和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开明士绅，都是我 们团结的对象。而团结各民族的领袖人物、宗教界重要人物、牧区的部落头人、知识分子，在目前时期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习仲勋在欢迎十世**的宴会上致辞：‚西藏是中国的西藏，是西藏人民的西藏，不能让任何帝国主义强盗侵占和蹂躏。‛1951年12月18日，他在 《对西藏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提出‚要采取‘稳进慎重’的方针，不能犯急性病‛，要‚调查研究，了解和熟悉西藏各方面的各种情况(政治、军事、经济、文化、 宗教、风俗、历史等)。要造成一种风气，这就是学习。了解不全面，就不能得出正确的办法。‛藏族上层人士黄正清说：‚彭总、贺龙和习仲勋的举止高雅，侃侃 而谈，热情友好的气氛，时时闪现在我的眼前。对比之下，使我看到国民党大长官盛气凌人和我受到的鄙夷和凌辱，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特别是满口陕西关 中话的习仲勋，使他更深切地感到了一种格外亲切的大西北乡情。
30多年后，习仲勋在与胞弟习仲恺谈话时，还提到了当年收服项谦的往事。他说：‚对于青海项谦的问题，那时张仲良打电话来问我怎么办?我说不能打。 项谦是游牧部落的头人，你来了他就跑了，你走了他又来了，他的整个部落又都是骑兵。张仲良说要用五个团的兵力来解决问题，我说五个团也解决不了。后来叫喜 饶嘉措去做工作，历史上有七擒孟获嘛，我是八九次。后来毛主席见了我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1981年，在全国中小学政治思想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习仲勋针对当时一些教育现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对表现不好的孩子要善于引导，越是调 皮的孩子，你越要热爱他、引导他，因为小孩子还不定型。学校不要搞什么快班、慢班，快班的老师兴高采烈，学生也觉得他们好得不得了;慢班的老师灰溜溜，学 生也觉得不光彩，这个不好。他以前做学生思想工作时说：‚我们今天吃苦，是为了明天的幸福。红军长征多艰苦，又牺牲了那么多人，他们为了什么?再说，现在 不光学生苦，老师也苦，陕甘宁边区的干部群众都很苦，但一定会苦去甘来。‛
习仲勋曾回忆和评价说：‚二师有不少时间游居在山村群众的土窑洞里，有时在旷野、林间以至行军途中坚持教育和上课。当时学校流行这么几句顺口溜： ‘庙宇是学校，大地是课堂，借日月星光，读大块文章。’没教材，老师自编自选;没有黑板，借用群众的门板;没粉笔，用黏土块制作土粉笔;没纸，利用桦树皮 和旧书报;没桌凳，坐的是砖头石块，膝盖当课桌。自己打柴烧木炭，开荒种粮种菜，采野菜，纺棉线，白天上课，晚上放哨，还搞军事训练和演习。学校教育和社 会实践相结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把政治思想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始终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病逝，他的夫人齐心，满含深情写下了寄托她无限哀思的祭文——《我用微笑送你远行》：‚在你昏睡中，一位中央领导同志 来看望你，他对我说，习老一生为革命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最大的功绩在于一个‘落脚点’，一个‘开放圈’。仲勋，我知道，在你心里，你一直认为，落脚点 也好，开放圈也好，基础都是建立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你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习仲勋。我明白你这话的内涵。‛
蒙冤16载的习仲勋，虽然曾为中央党校的学员，但他不参加校内任何学习和活动。20年后，他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谈起这段往事：‚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八 届十中全会上，因为一本书的问题，我就靠边站了。一直到一九七八年二月，几乎十六年我没有工作。‛1968年至1978年，习仲勋先是在北京卫戍区被‚监 护‛，之后又被下放到洛阳监管，过着既无党的组织生活，又无具体工作、监外监护的‚流放生活‛。但他在洛阳矿山机器厂期间常说：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不易 呀!有多少人为之流血牺牲。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信党的领导，要用自己的双手把社会主义建设好。因而他相信自己的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泼洒在他身上的污水 最终也会除去!他坚持每天散步，锻炼身体，随时准备承担党和人民赋予的重任。
习仲勋在8年隔离审查后面对两个女儿，已分不出哪个是桥桥，哪个是安安。他离开家时，大儿子近平11岁，小儿子远平8岁，见面时已分别是19岁和 16岁的大小伙子了。25年后，习近平颇为感慨地谈起了这次相见时的情景：‚他看见我们就哭了，我赶忙给他递了一支烟，也同时给自己点燃了一支。他就问 我，你怎么也抽烟了?我说，‘思想上苦闷，这些年，我们也是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抽烟我批准了。’到第二次再见到我时，他竟然 把自己用的一个烟斗给了我，并说：‘我知道你没有条件抽纸烟，回去以后就用这个烟斗抽旱烟。’这是他在困难境地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一直保存到现在。‛
习仲勋在洛阳耐火材料厂，在周恩来总理病逝后，他经过厂门口，看到橱窗里周恩来的照片，边看边流泪，有张是他和周恩来在十三陵水库劳动的照片。他给 周围的工人讲述说，周恩来在前边拉车，我在后面推车，这张照片把我抹掉了。为什么要抹掉呢?这是历史呀!他一时哽咽地说不出话来。习仲勋曾在七大落幕、参 加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上讲道：‚历史最贵真实，知道的不完全不要紧，不知道也不要紧，最有害的曲解和捏造历史。党史是人民反抗统治阶级的历史，如果丢开党 和人民来谈历史，那就失掉了历史的真实‛，‚真正的领袖是在不脱离群众斗争的同志中产生的，决不会在没有经过斗争锻炼的人身上体现出正确路线。‛
1985年，当习仲勋第二次来到江西苏区，由于道路翻修，车辆较多，警车不时鸣笛，示意让道。他严肃地说：‚怎么能这样呢，这样会吓着群众，不要因 为我们赶路，影响老百姓的正常通行。告诉前面警车上的同志，后面车上坐的不是老爷，不要动辄八面威风。我们是来给老区百姓办事的，不能给群众添麻烦!‛当 车停下来的时候，他快步走上前去，给警车上干警说：‚不要再鸣笛了，要考虑群众的安全嘛!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们不是老爷啊!‛在井冈山，他会见了王佐 和袁文才烈士的后代。他嘱咐江西省领导说：‚我们一定要把烈士家属的疾苦放在心上。把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和烈士家属的生活安排好，让人民放心，让党中央放 心，让烈士在天之灵得到安慰。‛
习仲勋在最后的日子里对子女们说：‚我没给你们留下什么财富，但给你们留了个好名声!‛习近平在父亲习仲勋88岁寿辰时，饱含真情写下了他对父亲的 敬重之情：‚无论是白色恐怖的年代，还是极左路线时期;无论是受人诬陷，还是身处逆境，您的心中始终有一盏明亮的灯，永远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在社会上喊 我们是‘狗崽子’的年代，我就坚信我的父亲是一个大英雄，是我们最值得自豪的父亲。历史已经证明，您是一个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 家‛，‚您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您热爱中国人民，热爱革命战友，热爱家乡父老，热爱您的父母、妻子、儿女。您用自己博大的爱，影响着周围的人们。您像一头老 黄牛，为中国人民默默地耕耘着。这也激励着我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事业中，报效养育我的锦绣中华和父老乡亲。‛ 看到西北植树造林，习仲勋欣慰地说：‚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不仅要认识中国，而且要改造中国，建设一个更好更美丽的中国。‛‚长征接力有来人‛ ‚满目青山夕照明‛，这是叶剑英晚年写下的诗句，也是习仲勋十分喜欢的诗句。在习仲勋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经受过常人难以承受的磨难，也创造了常人难以企 及的辉煌。他践行了自己的座右铭：‚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他在赠赵伯平《一身正气，满腹经纶》的诗中写道：‚知难而不退，临危而不 惧;遇险而不惊，蒙冤而不怨‛，这也正是习仲勋自己人生的真实写照。
在习仲勋同志的追悼会上，写有‚南梁黄土‛和‚环县小米‛的两个小红布袋，赫然映入眼帘。南梁和环县，是留下习仲勋青年足印的地方。从征战陕北到主 政南粤，从‚年轻有为‛到‚炉火纯青‛，他的一生都‚把屁股端端坐在老百姓这面‛。正如《习仲勋传》中所写：‚习仲勋，这位由农家后代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 革命家，对祖国和人民，尤其对中国农民怀有特殊而深沉的情感。当经历了七十余年的不懈奋斗进入人生深秋的时候，他仍时常吐露心声：我是农民的儿子。‛
一身泥土气息，魂归黄土高原。同月同日生，相隔一甲子，掩卷拭泪痕。
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概论的课堂上，老师让我们观看了习仲勋记录片《主政南粤》，让我们对习仲勋有了一定的了解。
1913年10月15日，习仲勋出生在陕西富平县城西南10余公里外习家庄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春，习仲勋进入渭北地区最有名的立诚公学高小部。这是一所具有浓厚民主进步色彩的学校，也是渭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地点之一。在这里，习仲勋开始了人生的新起点。不到13岁，习仲勋就加入了共青团。1927年底，习仲勋与数名进步学生被抓，入狱4个月。在狱中，习仲勋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2月，习仲勋挥泪辞家，走上了追寻革命的道路。1932年3月，习仲勋组织发动“两当兵变”，他与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建立的照金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也成了我国北方地区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
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成立，年仅21岁的习仲勋当选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毛泽东带领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第一次见到习仲勋就十分惊讶：“你这个主席原来这么年轻。”
1936年8月，习仲勋受中共中央委派赴关中，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长达6年时间。1943年1月，毛泽东亲笔为他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题词，予以表彰。
抗战胜利后，习仲勋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长期主持西北局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政治委员，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
1952年9月，习仲勋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
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他主持制定“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16字方针，指导了建国初期的文教工作。1953年9月后，历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他在国务院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长达10年，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称赞，被誉为国务院的“大总管”。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被停职审查。1965年，他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当副厂长。“文革”爆发后，他又被揪到西安，此后身陷囹圄。直到“文革”结束后，习仲勋才彻底平反。
蒙冤时期的习仲勋，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其子习远平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这样写道：“(7年后再见面)父亲与我幼小心灵中的形象已截然不同：一头乌发已然不见，瘦了，苍老了，两鬓斑白。他凝视着我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可谁都没想到，父亲与全家人相互打量着，见到我时，他问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是近平还是远平?’听到他这样问我，大家都哭了，父亲的泪水也夺眶而出。”
197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习仲勋担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主持广东省的日常工作。到广东不久，习仲勋就遇到“偷渡外逃”这个老大难问题。他实地来到收容站，问外逃人员：“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有人回答说：“到香港容易找工作。”
看到这些偷渡不成反被关押的农民，习仲勋哭了。他说：“这个不怪你们，是我们没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习仲勋意识到，制止偷渡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经过深入思考，他认为，如果中央给广东一些特殊政策，广东完全有能力把经济搞上去。
1979年4月，习仲勋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在向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时，习仲勋郑重提出，广东邻
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和“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对改革开放，尤其是对试办经济特区，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疑虑很多，阻力很大。社会主义国家兴办主要是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的经济特区，马列主义老祖宗的经典著作中没有讲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此先例。那些脑袋僵化、死抱教条的人，对这一创举和试验，心存疑虑，多有非议之词。那时反对办特区和反对邓小平的人不少，广东地委书记中，就有两三个是反对邓小平的，北京也有人说，邓小平不懂经济，陕甘宁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对于办蛇口工业区，有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少了一‘块罗!”也有人说，“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香港市场上‘水货’之源”，“走私的主要通道”，甚至比拟为“旧中国上海的‘租界”’。即便在中央高层当中，也有不同意见。虽然有反对意见，但这个构想得到许多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支持。邓小平对此非常赞同，并追溯陕甘宁的传统，提出“特区”的概念。谈到配套资金，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和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
习仲勋主张发展广东省的经济，走对外开放的经济道路。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首先发展农业，与当地的地理环境和资源优势结合起来，鼓励广大农民群众种植荔枝，获得了较好的收益，为农民群众找到了一条发展的道路。
在广东，习仲勋还做了另外一件大事：在习仲勋的努力下，不到3年的时间，“文革”中被立案审查的11.2万名干部被平反。
习仲勋到广东上任之后，即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叶剑英元帅的嘱咐，着手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广大蒙冤受屈者对习仲勋寄予无限的希望。因为习仲勋本身就是左倾错误的受害者，能够理解受害者的心情。一封封要求平反的信件，一宗宗骇人听闻的案卷，如雪片似的飞进了他的办公室，堆满了他的
案头。
经过听取汇报，审阅大量的案卷，并经过深入到各地调查研究，习仲勋基本弄清了广东各种冤假错案的情况。经过他的努力，很多宗冤假错案得到平反。
此外，习仲勋还领导全省各级党委为原划右派分子做好摘帽、改正工作，并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侨务政策、宗教政策等等。
可以说，习仲勋的一生都献给了党，献给了国家，献给了人民，他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我国的一代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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