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周年工作总结

工作总结是当代年轻人的重要成长方式。根据自身的工作情况，编写详细的工作总结报告，可使我们在不断的反思、吸取教训、目标优化的过程中，对自身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改进自身的工作不足之处，从而得出有利于自己成长的宝贵经验。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20周年工作总结》，供大家阅读，更多内容可以运用本站顶部的搜索功能。

第1篇：20周年工作总结

沈阳二〇四医院召开庆祝建院20周年暨总结表彰大会

2018年2月2日，沈阳二〇四医院在龙之梦大酒店召开庆祝“建院20周年暨总结表彰大会”。二〇四医院的全体员工出席了本次大会。大会由韩路院长主持。

刘红宇院长回顾二〇四医院建院20年的风雨历程，20年的薪火相传时谈到：医院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各级领导和各界朋友的鼎立支持，离不开全院员工的不懈努力。现在的二〇四医院已成为集医疗、科研、教学于一体，以开展辅助生殖技术为特色的市属二级非营利性综合医疗机构，是沈阳市职工、居民、生育、工伤、新农合等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手术及特病治疗定点医院。二O四医院建院20年以来，用精良的医疗设备、高超的技术水平和周到热情的服务赢得了广大患者的信赖和各级领导的肯定，是国家级《爱婴医院》和《全国百家诚信医院》，先后获得沈阳市“三八红旗集体”“优秀达标医院”“文明优质医院”“优质诚信单位”“医疗质量控制优秀达标医院”“优质护理服务示范病房”“优秀护理团队”及“先进党支部”等荣誉称号。

2017年，二〇四医院为61岁张女士助孕成功，创造了辽宁省最高龄试管婴儿孕妇记录，此案例20多家媒体、网站争相报道。50岁的崔女士在=O四医院通过试管婴儿技术助孕产下一男婴，体现了医院高、精、尖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勇于挑战医学极限的勇气。此外，二〇四医院始终致力于打造优秀专家团队，派员参加国内外大型学术会议，邀请加拿大教授来院指导工作，与加拿大格尔夫大学开展课题研究，并在日本生殖年会上进行专题汇报，大大推动了二〇四医院科研水平向更高层次发展。沈阳二〇四医院在刘新宇院长的带领下，形成了一支技术过硬、善于合作的医疗团队，正是这样一支不畏困難的队伍，屡屡创造生命的奇迹。

“攀得半山休道远，还须健履上高峰”，展望2018年，二〇四医院还要继续完善医疗质量管理、保障医疗安全，以争做优质服务明星、创建百姓满意医院为契机，加强服务意识，让来院患者有更多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要以科技兴院为目标，加强学科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把二〇四医院打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品牌医院。

刘红宇院长率院领导班子对先进科室和特殊贡献者、先进个人、服务标兵进行了表彰。会后，大家进行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作者：汪清

第2篇：苏联解体20周年祭

1991年12月25日，苏联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正式宣布辞职。当晚，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0多年的镰刀和锤子国旗徐徐落下，取而代之的是一面俄罗斯的红、蓝、白三色旗。从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历史宣告终结。20年过去了，关于苏联的话题仍时常被人们提起、讨论。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关性较大，中国人对这一话题的研究给予了极大的热情。国内理论界、学术界从多个角度对苏联解体进行了分析和评论，取得了很多具有较高水准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立足点、方法论、甚至目的的不同，得出的结论分歧很大，不同观点的碰撞与争论也非常激烈。苏联问题的研究往往与中国现实问题紧密联系。因此，对苏联解体原因及教训的不同研究结论，直接影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选择。值苏联解体20周年之际，我们非常有必要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探究这一事件的原因及教训，得出正确的结论，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为此，本刊编辑部约请了几位国内知名苏联问题专家展开笔谈，以期引发更深入的讨论。

——主持人　杜运泉

秦维宪

总结苏共丧权原因及教训的

历史观和方法论

黄宗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促使苏联剧变的因素是一个交互作用的复杂系统

在看待苏联剧变的原因和教训上，特别是在对其中根本的、有决定性、关键性因素的看法上，确实有深刻的分歧。本来促使苏联剧变的各种因素是一个交互作用的复杂系统，在强调某种因素的作用时，自然不能脱离整个系统孤立地谈。一些文章和著作突出强调的是：个别领导人的背叛、马克思主义被背弃、西方的“和平演变”政策等。这些当然是导致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原因，而且是重要原因。但它们在剧变中起了什么作用呢?

西方，特别是美国一些人向来视苏联为敌手，对社会主义制度不喜欢，确实存在一个西方的“和平演变”策略，并且起着并非无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对西方的“西化”、“分化”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不过，连普遍民众都会发问：人家的“和平演变”策略为什么能起作用呢?如果苏联民主、民生问题解决得很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西方还有空子可钻吗?可见问题还是内因——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建设怎么搞得更使人满意。

领导权必须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也无可置疑。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培养和选出这种“接班人”?为什么斯大林的体制没有培养出这种人?这说到底是一个组织制度和权力体制的问题。在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严重缺乏、甚至遭到粗暴践踏的情况下，干部严重脱离广大党员和民众，还可能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忠于人民利益、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吗?还能有效杜绝那些口是心非、阿谀奉承、趋炎附势、心术不正的小人、庸人、奸人吗?还能避免出现同民众格格不入、凌驾于社会之上、垄断着国家经济政治权力、垄断着“真理”的官僚特权阶层吗?当然即使到剧变时，苏联也仍然有一些坚持社会主义理念的好干部，但他们又为什么没有成为苏共的最高领导者呢?这里显然有着十分复杂的体制问题。就拿戈尔巴乔夫最后独断专行、个人决定和宣布苏共解散来说，难道不也是长期存在的个人专权的必然延伸吗?

从苏共丧权中得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也是正确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才算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苏共是怎样丧失马克思主义阵地的?在个人当权、个人崇拜盛行，“真理”

(包括各个学科的学术是非)都要由最高领导人来裁定的体制下，在舆论阵地棍子、帽子、绳子满天飞，少数善于察颜观色、“左”右逢源的品德低下的不良“文人”可以喊着马克思主义口号平步青云的思想氛围中，还能指望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的变化和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深入向前发展吗?不代表广大民众的利益、不反映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的僵死的教条，还能指望它战胜各种错误的思潮和理论吗?

二、要搞清苏共搞社会主义的传统思路中偏离唯物史

观基本观点的错误

这里指的是我们十分熟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这些马克思主义的ABC问题。在苏共搞社会主义的传统思路中，一直存在着如何摆正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党的工作中的位置问题。

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经济建设又以满足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为出发点，政治建设总体上是围绕着这个中心任务进行，并以扩大民主为基本方向。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基本上就是这个思路。另一种思路是把政权、政治、思想的“反作用”夸大到决定一切的地步。尽管苏共在一般情况下主要抓的还是经济，但在实际上常常倒置两者的关系，自觉不自觉地把唯物史观扭曲成“唯权史观”、“唯政史观”，实际上就是唯心史观。当斯大林宣布“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通过强化无产阶级专政使国家消亡时，他就离开了唯物史观的基本阵地了。后一种思路没有摆正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常常把政治任务置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之上，甚至脱离经济去强调政治;而政治又被归结为权力;权力又被归结为镇压的职能。在权力失去监督和制约的条件下，

“政治”于是演变成维护少数官僚特权人物的既得利益。这便是苏联政制演变的内在逻辑。

总结苏联的教训，如果抓不住这个基本问题，就不能在总结中认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什么叫做党的领导，党该如何领导这样的问题。一些总结之所以不能得到正确结论，实际上就是因为用后一种思路去总结，结果在有些方面反而变成为错误辩护了。

三、只有从历史事实出发，才能正确、全面地评价苏联事件和人物

研究历史经验有一种倾向需要避免，即从某种既定的观点、特别是从某种“权威”的政治观点出发，任意裁剪历史、解读历史，甚至置历史事实于不顾。比如，至今仍有书说斯大林领导的农业集体化效果是积极的，赞扬其“强调了农业集体化必须遵循自愿的原则”，等等。我们是根据言论，还是根据事实作出评价呢?全盘农业集体化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是严重的(斯大林自己在十七大的报告中就以具体的统计数字承认这一事实)，也是长期的，这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历史事实。作为苏联问题专家，理应是知道这个事实的;如果知道了都不承认，那又是另一个问题了。有人认为既然肯定苏联工业化，就必须同时肯定集体化。但这是逻辑推理，不是历史事实本身。

有的文章试图证明大清洗运动“整个政策是正确的”，是“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作为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理应知道有一个苏共中央执委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它可视为大清洗开始的动员令。这个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法令，是根据斯大林个人的“建议”通过的，而“建议”并没有经过政治局的讨论;是“建议”发出两天之后用个别征求意见的方式补办了手续。这开创了领导人“先斩后奏”、无视民主程序的先例。这是什么“民主集中制”呢?

再如如何评价赫鲁晓夫，现在该不该还给他戴上半个

世纪以前给他扣的大帽子?我们应该冷静地根据历史事实重新评价。赫鲁晓夫领导时期，苏共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是继续恶化了，还是有了某些改善改良?苏联的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综合国力是倒退了，还是提高了?赫鲁晓夫主持的改革(以现在的眼光看)存在的主要问题总体上说是“右”了，还是仍然没有走出斯大林体制的框架(“左”了)?这些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是不难搞清楚的。我们根据的只能是事实，而不是几十年前的“权威”判断。我们中国人有理由不怎么喜欢赫鲁晓夫，但我们有多少根据说赫鲁晓夫在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呢?客观地说，赫鲁晓夫是一个犯了不少错误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关于这个问题，我在陆南泉主编的《苏联真相》“为什么评价苏联历史要坚持正确的观点和方法”一文中有较详细的阐述。

至于戈尔巴乔夫，我们要下力气研究的是苏联为什么出现戈氏的路线、方针、政策，它是怎样把苏联引向“绝路”的。我不赞成那种作派：把人家骂为“叛徒”，而当被证明这是不实之词时仍然坚持这个结论，谁要是讲事实，就骂谁是为“叛徒辩护”。这是强词夺理，连逻辑都不顾。还有人认为，“自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上台起，苏联共产党已经开始逐步变质”，到了戈氏执政后期，“苏共已经蜕化为资产阶级政党”，因此，苏共垮台“是值得庆幸的大好事”。这是一个新鲜的观点，但必须用事实来论证。持这种看法就必须回答：斯大林之后，苏联有什么变化，哪些变坏了，哪些变好了?它是否突破了斯大林的体制框架?为什么最后走向衰落?既然苏共垮台是“大好事”，你为什么又把做这件“大好事”的人咒骂为“叛徒”?既然是“大好事”，你为什么又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是一场巨大的历史灾难”?离开历史事实的严肃研究，结果搞得无法自圆其说。

四、研究苏联剧变的教训不能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研究苏联问题还有另一种倾向需要避免，就是就事论事，似乎今天与昨天、此地与彼地毫无关联。常有人说，苏联就是苏联，中国就是中国，此话也对，但不全对。

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两次相互衔接的惊天动地的历史性实验。在中国，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法离开研究苏联模式;同样，研究苏联模式最好别离开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是因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体制、制度，包括党的建设，从一开始就受到苏联模式的很大影响，一些方面是照搬的;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开始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某个角度说，正是革除苏联模式弊端的历史过程。既然这两个国家的两部社会主义史关系如此密切，就有必要作融会贯通的思考和研究。

现在有的专门研究斯大林问题的书，把斯大林模式看成似乎是唯一正亲的社会主义，如果对其观点和机制做某种改动、修正，就是“非斯大林化”，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如此说来，苏共在斯大林之后几十年的历史、东欧等其他国家所有的改革就都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改革和理论创新自然也不例外了。作者拿来当成论据的，是我党和领导人在半个世纪以前的部分言论。人们真不知道，这种作者是如何看待30多年全党代表大会和历次中央全会作出的那么多反映中国改革伟大实践的理论创新的?这些还算不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呢?我们还要不要承认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最权威的标准呢?

30多年来我党艰难探索取得的理论成果，几乎没有一项同吸取苏联剧变的教训无关。正是在这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党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从斯大林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史上的一次巨大飞跃。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人为本，政治文明，保护和尊重人权，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和平发展道路，不正是和斯大林模式下出现的官本位、践踏人权、甚至滥杀无辜、破坏民主、漠视法制的政治野蛮现象，和斯大林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强化无产阶级专政”来“建成社会主义”，和在“世界革命”的旗号下搞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完全不同的执政理念和方针吗?这是革除斯大林模式弊端的重大成就，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进步，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在当代世界的伟大发展。我们并不否认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历史的进步是一代又一代人相继推动向前发展的。

把苏中两国的社会主义看成完全是一回事，套来套去，也是不符合具体情况的，也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比如说，为什么苏联和中国的改革路子和结果都不一样?曾有记者问我这个问题。我当时回答：第一，俄罗斯受西方的影响比中国深、历史长。第二，苏联改革时，已形成了官僚特权阶层，同中国改革之初很不一样。第三，中国改革开始时，还有一批曾为社会主义事业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开国元勋和大批建国前就参加革命的干部，他们坚持着共产党人的宗旨和理念，反映和代表了中国广大民众的要求和愿望，开启了伟大的改革征程。第四，中国改革前，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的强大动力来自像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为典型代表的为求生存、抱着坐牢的危险也要“杀开一条血路”搞改革的极为广泛的人民大众。党搞改革的决心、智慧、路子正是来自广大民众和懂得民情、体察民心的中国知识分子。苏联则不同，当时苏联老百姓日子还可以。那时苏联著名经济学家还在为如何使民众有“多赚钱”的愿望发愁。第五，从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上说，在一党高度集权、个人集权和权力缺乏制约与监督方面，改革前中国同苏联没有本质区别;另一方面，中国并没有照搬苏联政治模式，而是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实践经验创造了自己的政制。如苏联是“苏维埃民主制”，我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苏联是共产党一党独存，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我国有了民主党派和各级政协，使得体制具有弹性和改革空间，一旦政治形势变化，可进可退，有较强的适应能力。苏联政制死板、僵硬，没有多少改革和改良的余地，动一动就会散摊子。苏联名义上是联邦制，实际上却是单一制;我国是单一制，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又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刚柔并济，有原则，又很实际，等等。第六，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摸着石头过河”，先试点，再总结，逐步推广;后来又渐渐形成把发展、改革、稳定三者有机结合起来的指导方针，以及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体现执政为民的根本经验。老实说，戈尔巴乔夫等不可能有这样的政治智慧、政治谋略和政治经验。这是苏中改革路子和结果不一样的若干原因。

我们不赞成再弹“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的老调，但我们也要少些盛世心态，多一些近年来中央一再提倡的忧患意识。中国和苏联会不会“殊途同归”，中国在取得改革的巨大成就之后会不会又重蹈苏联共产党人的覆辙，这是需要警惕的。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正处于关键的阶段，既有机遇，也面临极为严峻的挑战和考验。“成功”、“胜利”不是一劳永逸的; “前景”、“可能”不是一种，而是两种。

近几年被搞乱了的一些苏联和斯大林问题

马龙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今年是苏联解体20周年：当我们回顾20年来苏联问题的研究时，一方面看到，出现了许多有分量的学术成果，成绩是喜人的;另一方面，令人不无遗憾的是，正像不少学者所指出的，近几年在这一学术领域，某些方面出现了一些“倒退”。其表现是，原本改革初期在这方面由邓小平同志明确论述的相关问题，又被思想理论界某些同志搞乱了;苏联解体后经学术界认真研讨，弄得比较明确的问题，经过某些同志近几年的宣传，有些又被搞混乱了，有些被回避或淡化了，有些又被着意掩盖甚至被弄颠倒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与我国改革相联系的苏联和斯大林问题，争论也变得尖锐起来;另一方面，原本中国和俄罗斯存在着各自不同的“斯大林问题”，但有人把俄罗斯社会面临的“斯大林问题”移植到中国，加以曲解，与中国改革遇到的这一问题混为一谈，这样就搞乱了这一问题的是非和性质。对所有这些被搞乱的问题，应当一一加以澄清。对它们加以梳理，大体有如下十个问题，现分别加以陈述。

1　混淆斯大林问题的时代性

斯大林问题具有很强的时代特性。斯大林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是那个激烈阶级斗争、阶级厮杀时代的产物。可以说，他是那个时代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他那个特定的时代创造了丰功伟绩;但他的历史活动具有严重的时代局限性。今天是和平发展的时代，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时代，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放异彩、取得震惊世界成就的时代。不能搞乱、混淆斯大林问题的时代性，把它在历史上有过的功绩不加分析地搬到今天，再同样地加以歌颂。斯大林这把“刀子”在特定的时代对敌人是个巨大威胁(但也严重伤害过人民)，在今天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情况下，再动不动高举这把“刀子”，就可以说是时代的错误。特别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改革的时代，重要的是要弄清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弊端;同时，对待斯大林问题要特别辩证地加以分析，不能偏持一端和持不恰当的评价。

2　对苏联计划经济成就的夸大或虚构

应当肯定，苏联第一、二个五年计划虽没完成预定的超高指标，但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战后经济恢复也很迅速。但苏联经济从来没有实现过“腾飞”，也不能说有过“欣欣向荣”和“繁荣发展”。经济从来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和人民生活的综合体。当工农业、轻重工业失调，农产品始终紧张，轻工民用产品奇缺，商业流通难以顺畅，只有重工业，特别是与军事工业有关的重工业一家独秀，只有几种单项产品领先世界的情况下，根本称不上“经济腾飞”，也谈不上“欣欣向荣”和“繁荣发展”。有人这样过誉苏联计划经济，这是一种夸大甚至虚构。我国当前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的改革是针对传统计划经济的，这样违背事实地虚构苏联计划经济的成就，对我国现实的改革有什么好处呢?

3　搞乱30年代苏联“大清洗”运动的是非和性质

30年代苏联的“大清洗”，是发生在1936年到1939年期间，以1937--1938年为高潮、以历史上所有政治反对派、经济管理干部、军事领导人、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为打击目标的一场大清洗、大镇压。在运动当时和其后一个完全肯定这一运动的时期内，苏联官方及其拥护者是将其称为“肃反运动”的。后来认识到了它的扩大化问题，但仍对其基本肯定，又改称“肃反扩大化”。苏共二十大之后，对冤假错案进行了甄别平反，特别是后来经由专门委员会审慎调查，也经学术界长期研究证实，这一运动“是在斯大林集中领导下，有计划、有目的进行的”，是“波及苏联社会各阶层的大规模的镇压运动，成了集过去历次运动和清洗之大成者，成了最大规模的一次清洗运动”。虽然它也连带镇压了极少数坏人和反革命分子，但基本的、主要的、大量的，是镇压、清洗了老布尔什维克、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所以，后来俄罗斯官学两界对它是完全否定的，一般称之为“大清洗”。近年来，我国有一些学者，又捡起“肃反运动”或“肃反扩大化”这类名称，来“重新评价”这一运动，有的甚至毫无根据地肯定“第五纵队”的存在，这样，就完全搞乱了这场运动的是非曲直和性质。这样为“大清洗”运动翻案是错误的。

4　粉饰斯大林的个人权力体制

从上世纪30年代中期形成、确立苏联政治体制之后，由斯大林个人独断，随意圈定和变化“五人团”、“七人团”或者“九人团”作为最高决策班子，来拍板、决定国家大事。在这种“圈子”中，也只有斯大林一人说了算数，实际实行的是“一言堂”。对于斯大林这样一种被公认的专断独裁、个人权力体制，我们有的宣传材料竟轻描淡写，将其说成仅仅是“民主作风不够”。这是明显地粉饰斯大林的政治体制，为其整个体制的弊端做辩解。这样描述历史，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5　完全否定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批判。完全否定赫鲁晓夫开启的改革

邓小平同志在我党八大上的报告和八大决议中，对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批判是给予肯定的。新时期我党又重申了对个人崇拜的批判。这是严肃的党的决定。但是近些年，有些同志又向后倒退，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所作所为统统说成是“大反斯大林”，全盘加以否定。与此相联系，对赫鲁晓夫开启的改革，也加以完全的否定。对赫鲁晓夫开启的改革，邓小平同志也是给予某种肯定的，尽管这一改革缺乏深度和系统性，具有随意性。赫鲁晓夫改革了农业和工业管理体制，实行干部任期制，打破了终身制;也对教育和科研体制做了某些调整和改革;同时还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对文化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做了某些改善。这都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可是，有些同志仍坚持上世纪60年代我国“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调子，用“大反斯大林”的罪名来概括、评价赫鲁晓夫的活动。这是又一次搞乱了我党曾经拨乱反正了的问题。

6　回避苏联农民和农业问题，回避强迫集体化的严重后果

在苏联历史上，农民和农业问题除新经济政策几年稍有缓解外，一直是个从未解决的严重问题。30年代以后变得更加严重。凡此，盖缘于斯大林强迫集体化的严重后果。集体化曾造成30年代初(1932-1933年)和战后(1946—1947年)两次大饥荒，非正常死亡数百万。农民被紧紧束缚在集体农庄，产品大部分被国家以各种名目调走，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赫鲁晓夫进行了改革和调整、但没有根本解决问题，直到苏联解体，这仍是一个重大症结问题。但有的同志对斯大林体制模式造成的这一问题是竭力回避的。

7　掩盖斯大林时期苏联文化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僵化，淡化苏联文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

20年代在列宁文化思想的基础上，布哈林和卢那察尔斯基曾起草了一个至今仍有重要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后被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成为指导党的文化意识形态工作的总路线和总方

针。但1929年“大转变”后，这一决议实际被取消，同决议精神相反的种种做法，比如，用简单的行政干涉，代替对文化的内行领导;用对文艺“阶级性”的简单化解释，代替对其复杂阶级性内容的阐释;用单一流派的一统天下，取代文艺多流派、多风格的“自由竞赛”，等等，都占了主流和上风。后来，从30年代初直到1952年(只有卫国战争最激烈的三年左右除外)，又接连不断进行各种名目的批判运动，造成学术文化气氛万马齐喑;加上风格流派单一，学术文化和文艺创作在艰难中生存。日丹诺夫提出“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全面腐朽”的理论，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八大上提出了“专家越大越反动”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苏联在30年代实际上消灭了几乎所有“旧专家”和老知识分子。

到战后初期，苏联文化体制和意识形态更加僵化，连爱因斯坦相对论、生物遗传学也受到批判。斯大林垄断真理，解释一切，连土壤学和草田轮作制也是他说了算数。对所有这些问题，我们有些同志是竭力回避的，因为这有损于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形象。

8　掩盖城乡、工农二元对立、限制社团的社会体制

斯大林主导形成的社会体制是极端僵化的，其主要特点是歧视乡村、压制农民，实行城乡对立、工农二元的社会体制。既在经济上挖取乡村，供养城市，又在政治上压制、歧视农民。实行严格的户籍和身份证制度，但又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发给农民合法证件，实际上把农民牢牢绑死在居住地，不仅限制居住自由，连起码的旅行、进城自由也没有。社会体制的另一特点，是大量解散社会团体，严格限制群众首创精神。十月革命之初，就解散了一批具有政治色彩的社团，到1929-1940年，又对各类社团大砍大杀，解散和停止活动的比例平均达73%，而社会科学和文艺创作团体遭到解散分别达95.5%和93%。剩下寥寥无几的社会团体，也都实行了国家化、行政化和大一统化，群众在其中的创造性活动空间完全被扼杀。

9　回避斯大林在中苏关系上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

斯大林基本上继承了沙俄在中俄关系上的遗产，维护过去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侵占大片中国版图。非但如此，在他领导时期又侵占了黑瞎子岛、外蒙和唐努古梁海等地，总面积还大于沙俄所侵占之地。毛泽东和邓小平等老一代领导人，对斯大林在中苏关系上的大国沙文主义憎恶有加，这是人所共知的;而我们有些同志把这一切忘得干干净净，一味歌颂斯大林为“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

(意味着超过列宁和彼得大帝)，这实在是没有道理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要站在党的立场，二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不能伴着大国沙文主义的舞曲跳舞。而近些年，我国有些学者居然有意无意地回避斯大林在中苏关系中实行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

10　不加分析地歌颂斯大林在二战中的所作所为，包括同德国法西斯瓜分势力范围

斯大林在二战前夕不仅发动苏芬战争，侵占芬兰，强迫后者割让领土以充当苏联的挡箭牌，还同希特勒签订瓜分中东欧的“秘密议定书”，把波兰部分领土和摩尔达维亚等地据为苏联版图，加上后来又侵占其他国家的土地，包括中国的唐努古梁海，共侵占、扩张领土达67万多平方公里，使苏联疆域超过原沙俄的版图。俄罗斯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近年来大赞特赞斯大林在二战中的功绩，首先推崇的就是这一扩张领土的“功绩”。我国有的学者近几年也跟着大唱赞歌，认为斯大林领导取得的这一战争胜利，使他的其他一切过错都不值一提，并赞赏斯大林为“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这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评价，中国学术界对此是不可盲目附和的。

上述这些近几年被搞乱、掩盖、回避，甚至被搞颠倒了的问题，我们在此提出来，期望学术界同仁予以必要的关注。

勃列日涅夫时期不是盛世，而是危世

闻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勃列日涅夫时期常被论述成是赫鲁晓夫时期之后的一个“中兴时期”，甚至被认为是一个“盛世”。这种论断的由来显然与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批判密切相关，其理由是勃列日涅夫中止了赫鲁晓夫的种种反斯大林的措施，恢复了斯大林时期的政策，使苏联重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论断的重要依据是：勃列日涅夫实行了经济改革、搞了“集体领导”，制订了一部“发达”或者叫“成熟”社会主义的宪法，加强了苏共对国家生活的领导。而作为这种盛世唯一标志的是石油和天然气的大量开采和输出。

赫鲁晓夫的施政是一种改革，这种改革的指向并不是反对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路线和方针，只是限于反对斯大林的“大清洗”(而且远不是那种背叛性质的全面揭露)，以求潜藏着深刻危机的经济重新获得发展的活力。这个问题不是这篇短文所要论述的，我想说的只是，勃列日涅夫等人取赫鲁晓夫以代之，并不是一种路线斗争，更不是一种拥戴斯大林与批判斯大林的水火不相容的斗争。因此，总的来讲，勃列日涅夫时期并不具备复兴斯大林路线的“中兴”性质。

石油和天然气的大量产出和输出，曾经造成勃列日涅夫执政最初几年的“繁华”。从1970年至1980年，石油的开采量从3100万吨增长到3.12亿吨;同期，天然气的开采量从91亿立方米增长到1560亿立方米。国家预算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输出总额中，燃料和能源输出从1970年的15%上升到1985年的53%;仅输出石油的收入每年就高达160亿美元。

但是，由这种输出而获得的大量“绿票子”被用来装潢发达社会主义的门面，被用来去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被用来打阿富汗战争和去干涉他国的事务，而不是在新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和改善民生。所以，这最初的繁华是泡沫式的，当时被西方记者称为是“打了强心针的繁荣”。根据苏联的官方统计资料，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1966-1970年间达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最高点，即增长7.8%，其后就每况愈下：1971-1975：5.7%.1976-1980：4.3%。其中，重工业的增长率是：1966-1970为8.1%。1971-1975为8.7%，1976-1980为7.4%，而农业的增长率依序是3.9%、2.5%和1.7%，农作物的增长率为4.1%、1.7%和1.8%。所有这些数字都是当年的“国家”数字，都是增添了一份粉饰性和盛世宣传的外衣的。而且一个预示不详的征候是，包括29个州区的广大黑土区的农业生产状况恶化严重。

这种经济状况已经走上了灾难之途，只不过人们把泡沫当成了实体，把回光返照当成了盛世。关于经济状况，还可以举一两个数字。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有3000多万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使城市人口激增。根据1979年的人口调查，全国人口中，城市居民占62%。这一方面使没有充分准备的国家和城市备受全方位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农村人口急剧下降，在1979年，只占总人口的15.9%，农业生产和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面临危机。所以，勃列日涅夫时期不得不花费大量的黄金储备到国外去购买国内急需的粮食。根据解密档案，1976年，从1001.4吨的黄金储备中

动用了362.8吨购买粮食;1980年，从502吨黄金储备中动用了156吨。进口粮食所占的比重逐年增加：1973年13.2%，1975年23.9%，1981年41.4%。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教育投资低于战前水平;工资维持在一个不高的水平上，而且要大大落后于物价的上涨速度;十几年间，出生率下降25%，死亡率上升15%……这只是“发达社会主义”的一个方面。至于说到体制的政治方面，有几个十分突出的标志，一是官僚阶层的人员大幅度增加，到1979年，他们已经占总人口的6%。而且，官僚阶层中，结党营私、官官相护、“裙带之风”盛行。二是最高领导层中的人员老化现象严重：在1965-1984年间，大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在政治局里呆了15年左右;在中央委员会里，任期已达10-12年的中央委员占多数。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在70岁左右，因此，那时的政治局会议不得超过15-20分钟。三是领导层安于现状.不想改革，也不愿意改革，以稳定局势为由，以发达社会主义作靠山，冀求苏联天下太平。

然而，这个发达社会主义的苏联却以罕见的热情和精力先后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阿富汗战争显然是一场侵略战争，这是苏联领导人心知肚明的。在1979年3月17-1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主要领导人的表态就是证据。柯西金：“不能出兵，因为我们的军队将不是同实质上转向叛乱分子方面或者躲在角落里的军队作战，而是同人民作战。”

安德罗波夫：“我们只有借助于我们的刺刀才能拯救阿富汗的革命的这种做法是完全不能允许的。我们不能去冒这样的风险。”“无论如何不能出兵阿富汗。”

葛罗米柯说得更清楚：“我们进人阿富汗的军队就将成为侵略者。它同谁作战?首先同阿富汗人民，并且必须向人民开枪……所有不结盟国家都将反对我们。一句话，采取这一行动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在等待我们。”

契尔年科：“如果我们出兵去打阿富汗人民，我们必定会被谴责是侵略，罪责难逃。”

勃列日涅夫：“我认为，政治局委员们确定我们选择不该被拖入这场战争是正确的。”结论：“我认为，我们不应该通过有关出兵的决定。出兵就意味着对人民作战，镇压人民，向人民开枪。我们将被看成是侵略者，因此我们不能容许这么办。”

但是，苏联领导人最后还是要打这一场战争。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处理阿富汗问题的第177号记录中这样列述了打仗的理由：1　“苏联遵循自己的国际主义职责，决定派遣有限数量的苏联军队进驻阿富汗，一旦导致这种行动的理由不复存在，苏联军队就立即撤出阿富汗。”2　“我们是应刚刚组成的阿富汗国的新领导集体的请求这样做的。新领导集体请求苏联帮助反对外来侵略者。”3　“苏联这样做还出于阿富汗和我国在1978年友好合作条约中写明的安全方面的共同利益，还出于保卫这一地区和平的利益。”4　“苏联答应阿富汗领导集体这一请求，还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条款，该条款规定一个国家为反对侵略，恢复和平，有不可剥夺的集体自卫和单独自卫的权力。”

这样的理由难道是社会主义的吗?这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反对社会主义，是打着国际主义的旗号破坏国际主义。当苏联领导集团走上了阿富汗战争之路时，他们实际上就彻底改变了苏联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阿富汗战争(当然，还有与此同时进行的与美国全方位的军备竞赛)令苏联走上了穷途末路。

1986年11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就说过：“我们在阿富汗已经打了六年了。如果不改变态度，我们还得打20-30年。这给我们影响事态发展的能力笼罩上了阴影。应该告诉我们的军人，他们在这场战争中干得不好。也许，总参谋部没有施展身手的空间?一般说来，我们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我们为什么一方面承认我们的部队没有能力控制局势，而一方面又要无休止地打下去呢?在近期我们要结束这一过程。”

阿富汗战争对苏联国家发展产生的另一严重影响是：苏联人心的背向。对于普通苏联人来讲，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打这一场战争，这不是他们自己的战争，而他们却要肩负这场战争的沉重代价：送子女上战场，亲人的伤亡，家庭的不幸，生活的变故。苏联领导层的发达社会主义生活水准和普通人的低下生活标准形成强烈对比，从而深化了阿富汗战争带来的人民对当局和社会性质的不信任感，使苏联滑人危机边缘。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不仅用武力、用军队干涉邻国事务，而且用武力干预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事务。这一时期苏联和我国的关系迅速恶化，达到了苏联时期的最低点。

上述这一切不是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全面叙述，只是一个概述。这种概述至少可以说明几点：一、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已经大大改变了社会主义性质，而是在多方面表现出了帝国霸权的性质;二、勃列日涅夫执政实际上给了苏联社会一个重击，它使苏联面临国内外全方位的危机，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失去了对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信任感;三、勃列日涅夫时期实质上成了苏联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不是转向发达或者成熟社会主义，而是转向社会帝国主义;四、实质上开始并且逐渐深化了苏联分崩离析的进程，促使国内的离心力加速发展;五、勃列日涅夫的执政把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留给了下一个执政者：苏联若要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去并沿着这条道路发展，应该怎么办?

所以，研究苏联的历史进程，离开了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深刻、准确分析是办不到的;对苏联解体的分析和结论，离开了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责任追究是办不到的。

当然，研究苏联解体的最终目的不是去追究哪个人的个人责任，而是要清理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终演变、垮台的教训。勃列日涅夫不仅是斯大林的继承者，也是他反对并推翻的赫鲁晓夫的继承者。所以，就路线而言，这应该是一条由斯大林，经赫鲁晓夫，而至勃列日涅夫的发展和变化的路线。这条路线非一日所形成，其胜绩也非一蹴而就，当然，其积重也就非一日之寒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并非盛世，而是危世。我们研究和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时，这是不得不加以考虑的极为重要的问题。

如何评价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口左凤荣，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20年前的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黯然辞职，成为苏联历史上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至今，人们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仍是众说纷纭。根据全俄舆论中心在今年戈尔巴乔夫80岁生日前夕的调查显示，现今俄罗斯人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有了一定的变化，尽管人们对其执政时期仍难以做出肯定的评价，但对他表示愤慨的人已经从2011年的30%下降至20%，表示厌恶的人从9%下降至5%，表示好感和同情的人也从16%下降至5%，表示尊敬的人从15%降至10%，对戈尔巴乔夫表示冷淡和漠不关心的人则从25%升至47%。对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俄罗斯人也没有一致的看法，42%的被调查者认为戈尔巴乔夫起了主要作用，37%的被调查者认为苏联解体主要是客观原

因，不是戈尔巴乔夫的责任，别人当政苏联也会解体。对戈尔巴乔夫最激烈的批评来自俄共，他们一直把戈尔巴乔夫当作社会主义的背叛者、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

与民众莫衷一是的评价不同，俄罗斯的当政者梅德韦杰夫和普京对戈尔巴乔夫给予了高度评价，尽管戈尔巴乔夫时常对他们进行批评。2011年3月2日，普京在祝贺戈尔巴乔夫80岁生日的贺电中说：“在我国甚至在国外，您都是以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显著影响并对加强俄罗斯的威望贡献良多的当代最杰出的国务活动家之一而闻名的”。同一天，梅德韦杰夫会见了戈尔巴乔夫，并授予他俄罗斯最高荣誉勋章——圣安德鲁勋章。梅德韦杰夫说：“我认为这是对您作为国家元首所做大量工作的恰当评价，您在特别复杂、特别艰难的时刻领导了我们国家。我们大家都清楚这一点。”“这也是对您领导的那个国家，我们大家的共同祖国——苏维埃联盟表示尊重的标志。”

对于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首先要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评价。有人说如果戈尔巴乔夫不改革，苏联至今尤存，他现在仍是苏联的领导人，如此说来，戈尔巴乔夫是苏联改革的最大输家。这只是理论上的，现实的情况是当时苏联面临着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的全面危机，已经在老人政治下生活了十几年、在不到三年时间里接连为三位总书记举行国葬的苏联人，迫切盼望出现一位讲话不用讲稿、思维正常、行动方便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应运而生。人们对新的、年轻的总书记寄予厚望，希望能尽快改变国家的现状。戈尔巴乔夫等在苏共二十大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领导人，也切身感受到苏联体制存在的问题，感受到苏联的发展日益离开了世界的潮流，已被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大潮甩下，再像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之流那样回避矛盾和问题、只为保住自己的权势而掌权，是极不负责的行为，改革是必然要走的路。

当然，在改革方针政策的选择上，戈尔巴乔夫和苏共领导人不断犯错误。受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苏联的经济改革不是从解决商品短缺、改善人民的生活入手，而是仍把重心放在发展重工业上，搞了个“加速战略”，浪费了两年时间，又加剧了市场供应的紧张。到1987年转入改革后，经济体制改革走的基本上是柯西金改革的路子，成效不大。没有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对于扭曲的价格体制迟迟不改，仍然否定私有制，直到1990年才开始考虑向市场经济过渡。但由于政治斗争的白热化和反对派开始夺权，经济改革受到严重制约，进展不大，经济危机却在加剧。

到1988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成了苏共领导人的共识，雷日科夫认为：“党的领导核心已经逐渐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下去不行!——这句话后来也成为一句时髦的口号。在进行经济改革的情况下，原先那种畸形的政治体制成了拦路虎，使人生畏，尤其是使我们这些经济学家和实业家生畏。我们很清楚，党的高层领导对经济改革的必要性既没有彻底理解，也没有接受。党(主要指高层领导)一方面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另一方面又不对全国发生的大事负任何责任。合法的权力机构——最高苏维埃以及各级地方苏维埃则徒有虚名，什么事也解决不了。选举制度越来越成为一种摆设。”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也认为，苏联的“社会政治体制显得有点太受条条框框的约束，它的巨大潜力丧失自我发挥、自我调节、自我发展的能力。社会主义，作为本质上最需要发扬民主、同时也需要讲法制的社会，却没有使这两方面和谐地结合和有机地统一起来”。在1988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苏共中央便达成了共识，即改革不是改善现有的体制，而是使这个体制有崭新的结构和成分，赋予它新的内容和活力，也就是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戈尔巴乔夫要根本改革苏联的政治体制，抛弃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党管一切的体制，恢复列宁提出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结果选举产生了多达2250人的苏联人民代表，人代会又选举产生了542名最高苏维埃成员，而且还不是常设的，代表们轮流进入最高苏维埃，每年都要换一次。事实证明，这种做法严重违背现代政治的规律，一切权力归党有弊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同样行不通，到1990年不得不转向总统制、多党制和三权分立。戈尔巴乔夫的实践证明，直接民主在现代社会行不通。在设立苏联总统职位的同时，各加盟共和国也选举产生了自己的总统和最高苏维埃，既然他们的权力来源于本国公民，他们必然向本民族负责，政治精英与地方分离势力结合起来了，联盟的命运则取决于地方领导人的态度。戈尔巴乔夫只好承认现实，与地方领导人商谈签订新联盟条约，保持一个松散的联盟，但苏共强硬派发动的“8·19事变”打断了这一进程，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进程来看，他只不过是历史使命不自觉的执行者。上任之初，戈尔巴乔夫也想在苏联原来的体制下进行改革，完善现存体制，但此路不通。“加速战略”的失败，使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对体制进行改革，他想建立一种新的、以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但政治压制的放松，给了人们释放几十年积累的不满的机会，苏联长期积累的问题一下子都从地下冒了出来，舆论强烈要求实行民主化，还政于民，戈尔巴乔夫被这股历史大潮裹挟着前行，最后不得不走上了意识形态多元化、政治民主化和建设市场经济之路。对于实行多党制、总统制的要求。戈尔巴乔夫都做过抵制，但最后都不得不接受了，而且也得到了苏共领导层的认可。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转型之路，充满了艰难险阻，戈尔巴乔夫犹如一个在惊涛骇浪中驾驶着一条小船的船长，他缺少高超的技术，在没有到达目的前就翻船了。

对于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有责任，他没有及时革新联盟，化解地方的不满，但更主要的责任还要由俄罗斯联邦的领导人来承担。如果俄罗斯联邦不独立，革新后的联盟还是可以保留的，这个联盟可能没有波罗的海三国，没有格鲁吉亚、乌克兰，但是不能没有俄罗斯。正如俄国著名学者齐普科所说：“许多普通人也把罪责推到戈尔巴乔夫身上，原因是他们对自己迷恋叶利钦感到羞愧、对他们作为最后的傻瓜没有经得住民主派的规劝和许诺感到羞愧。苏联解体实际上不是戈尔巴乔夫的过错，而首先是俄罗斯联邦人民的过错，首先是积极支持俄罗斯联邦享有主权的思想、俄罗斯联邦从苏联分离出去的思想的俄罗斯人的过错。要知道叶利钦在1991年6月参加总统选举时打的就是独立的、享有主权的俄罗斯联邦的旗号。”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启了苏联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之路，但苏联走上这条路却是以国家解体为代价的，代价过大。戈尔巴乔夫时代成了过去，但并非白白度过的。对于俄罗斯的绝大多数公民，其中包括最近20年在物质上遭受损害的公民，都不愿回到过去。尽管俄罗斯民众对戈尔巴乔夫时期评价不高，但对改革时期的主要思想和价值观，如“公开性”、“民主化”、“新思维”、“全人类价值”、“市场经济”、“加速发展”、“差额选举”、“多党制”等等，都是多数予以肯定的;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也是肯定者多于否定者。俄国学者索格林在

详细分析了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的进程后，得出的结论是：“新战略带来的后果是与它的提出者相反的，是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经济改革失败了，但是政治民主化不仅扎下根来，而且具有自身的不以戈尔巴乔夫意志为转移的惯性。在政治改革的浪潮中形成了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开始出现公民社会和分权。苏维埃社会的政治民主化，吸收了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模式，可以看成是20世纪主要的历史现象之一。”改革的设计者本人也成了这场和平的政治革命的最后一个牺牲品。菲利波夫主编的《俄国现代史·教师参考书》认为：“戈尔巴乔夫的主要事业是使国家实现深刻的民主化，正是他废除了新闻检查制度、引入了竞争性的选举制，使从前只停留在纸上的公民权利和自由成为现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戈尔巴乔夫给了苏联人民自由，但付出的代价确实太大了。”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不可避免的，苏联的解体和戈尔巴乔夫下台，并不意味着戈尔巴乔夫的一切探索、所有措施都是失败的，他留下的许多遗产也是一笔财富，值得研究。在此，不能简单地用“社会主义的叛徒”或是西方的代理人为其定性，这是不客观的。戈尔巴乔夫是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探索者。

我们也不能以中国的标准来衡量苏联，好像戈尔巴乔夫当时学习中国就可能成功。实际上中苏面临的条件完全不同，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尚不完善，苏联则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到了极致，工人、农民都是拿国家工资、使用大机器、按国家计划生产的螺丝钉，没有多少人懂得市场经济为何物，苏联还存在尖锐的民族问题，俄罗斯民族在联盟中并不占绝对多数。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深入研究苏联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了解这一时期重大政策是如何出台的，在调节利益关系方面有哪些失误，为什么苏共越来越失去民心，为什么民众那么欢迎叶利钦，苏共在改革进程中有哪些教训值得吸取。

苏联崩溃与地缘政治

郑异凡，中共中央编译局俄罗斯研究中心顾问、研究员

在评价苏联解体时，俄国有人称：“苏联的崩溃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于俄国人民来说，它是一场真正的悲剧，我们的千百万同胞被阻在俄国境外。”我国居然有人盲目接受这种观点，用来评价苏联解体，也把苏联崩溃看作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

对这种观点应当作具体分析。对俄国来说，确实是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因为它失去了沙俄几个世纪开拓掠夺得来的疆土，地缘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联时期国内各民族之间通婚是平常事，现在由于苏联的解体，许多家庭成了多国家庭，亲戚之间的来往变成了国际交往，还有许多俄罗斯人先前居住在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如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等等，现如今变成侨居他国，被阻在国外。这对俄罗斯人家庭来说确实是一场“真正的悲剧”。

但是苏联的崩溃却不能用“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来概括。20世纪地缘政治发生过多次重大变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地缘政治都发生过极大的变化。二战后苏联从地缘政治的变动中取得了极大的好处，获取了大片土地，把东欧国家变成自己的卫星国，形成“社会主义大家庭”。苏联的崩溃是二战后地缘政治变动的继续，这个变动对各个国家来说影响是不同的。

谈俄国地缘政治变动的时候，应当记住俄国地缘政治演变的历史。沙俄通过对周边地区的蚕食扩张，从小小的莫斯科公国变成地跨欧亚的大帝国，这种扩张是靠“剑与火”实现的，而不是像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所说的“带去圣经与文明”。十月革命后，苏联继承的是沙俄的版图、沙俄的地缘政治，只有小小的变化——让波兰和芬兰、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独立。但是这个变化对苏联来说是难以接受的。苏联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与此相关。1921年苏俄出兵占领并兼并孟什维克领导的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而在此前不久俄联邦和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刚刚签订相互承认的条约。二战前夕，苏联以国防的需要为由攻打芬兰，割其领土，说是用其他土地交换，但仅是一句从未兑现的空话。接着出动红军占领并兼并独立的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把这三个国家变成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波兰已不可能回归苏联，但通过同德国希特勒签订的密约，实施了对波兰的瓜分。战后还重新划分了西部边界。这样，二战结束后苏联就完全恢复了沙俄帝国的地缘政治。不仅如此，从20年代开始，苏联就策划蒙古独立，二战结束前后吞并了中国的唐努乌梁海地区，扶植蒙古独立，肢解中国，从而改变了中国的地缘政治。

莫洛托夫对此有生动的描述，他在同丘耶夫的谈话中说：“历代俄国沙皇为我们征服了这么多的土地，作为外交部长，我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尽量扩大我们祖国的版图。看起来，这个任务我和斯大林完成得并不坏”。战后，一份标明苏联新疆界的地图被送到了斯大林的别墅，斯大林用按钉把它钉在墙上说：“咱们来看看，我们都得到了些什么……北方一切都好，正常。芬兰对我们犯有严重罪过的，所以我们把国界从列宁格勒向前推进了。波罗的海沿岸，自古以来就是俄国的土地!现在重归我们所有。咱们白俄罗斯人现在都集中居住在一起，乌克兰人居住在一起了，摩尔达维亚人也集中住在一起了。西边的情况正常。”说着，他转而指向东方边界：“这儿情况如何呢?千岛群岛现在已归我们，萨哈林岛完全属于我们所有，你们看吧，这有多好!旅顺港是我们的，大连也是我们的。”斯大林边说边用烟斗在中国一带画了一圈，“中东铁路也是我们的，中国、蒙古——这都没问题……可这儿的边界我不喜欢!”斯大林说着指向了高加索以南的地方。

苏联在二战中共夺得687707平方公里的土地!苏联版图的扩大是斯大林牺牲他国利益、包括我们中国的利益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如果有社会帝国主义的话，这就是不折不扣的社会帝国主义!那些为斯大林大元帅歌功颂德的人们，是不是应当想一想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斯大林的烟斗一挥下的遭遇呢?

苏联地缘政治的变化并未到此为止。二战结束后，苏联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东欧以及部分亚洲，形成“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大家庭”，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国际主义，而是保障苏联自身安全的地缘政治。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就其地位而言只不过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而已。

苏联崩溃确实造成了地缘政治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对中国来说，对有关各国来说，绝对不是什么灾难，中国人用不着为之惋惜。

苏联的宪法明文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加入的自由，也有退出的自由。地缘政治的变化是苏联各共和国的自主行为，是它们人民自己的选择。它们在并人沙俄帝国之前都有自己的独立历史、自己的发展道路，现在不再受强制的统一模式的约束，不再受统一的中央的指挥，按照本国的国情来安排本国的发展，未必是坏事。十月革命前，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多次宣布民族自决权，宣告各民族拥有分离的权利，后来苏联为维护苏维埃帝国的存在不再允许在国内提自决权，各民族共和国稍有独立的表示，立即受到镇压。20多年前苏联的各民族共和国行使民族自决权，脱

离苏联而独立，既不违背列宁的民族自决权原则，也不违背苏联宪法，是合理合法的事。至于各国独立后的发展情况如何，也是他们国家人民自己的事，从现在看到的资料来说，有些国家发展得还相当不错。

对东欧各国来说，更是如此。这些国家社会制度的改变是由于二战后红军的进入而发生的，是红军枪杆子下出的政权，很难说是自愿的选择。它们有的在二战前已经是相当发达的国家(如东德)，经济发展走在苏联前面。而在苏联的控制下，东欧各国经济发展缓慢，大大落后于先前比他们落后的国家，政治上听令于苏联老大哥，走苏联的路既搞不成社会主义，也搞不成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新殖民主义。这种状况是无法忍受的，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为振兴国家先后采取改革措施，以图挽救社会主义，挽救国家。就是这样的改革，苏联也不能容忍，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都被红军的坦克碾碎了，致使社会主义大家庭多次失去挽救社会主义的机会。

地缘政治的变化起初对东欧各国是有影响的，这是因为经互会的解散打乱了原先的经济秩序。但这仅仅是暂时的现象。苏东剧变20年来，这些国家大多数成为现代的民主国家，政治上按民主程序运行，谁能赢得老百姓的选票谁上台，形成良性的竞争机制。经济上也有长足进步，有的已步人发达国家的行列，连当时最落后的阿尔巴尼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地缘政治的变化对中国来说是利大于弊。同剧变后的俄国打交道要比同超级大国苏联打交道容易得多。目前的中俄关系是历史上最好的关系，是两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

讲地缘政治不应当只从苏联或者俄国的角度来看，更应当从各国人民选择的角度来观察。对苏联治下的某些国家来说，获取独立是世纪的梦想;而对东欧各国来说，摆脱苏联的控制，获得真正的独立自主，其意义不亚于二战后从德国占领下获得解放。苏联的崩溃确实造成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变化，这是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有利于有关各国发展的历史进步。

苏联剧变最应当吸取的教训

戴隆斌，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今年是苏联解体、苏共垮台20周年。自从苏联剧变以来，学术界对其原因及教训进行了很多研究，也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但是分歧还是很大，政治立场的不同、看问题的方法的差异乃至个人目的的不同，得出的结论肯定是不一样的。我在这里不想去全面谈论苏联剧变的原因，只想着重谈谈我们从苏联剧变中最应该吸取的教训是什么。

一、必须加强干部的竞争性选拔机制，防止干部选拔中的宗派主义倾向

苏联的干部制度长期以来就实行一种叫做“职务名册”(HoMeHKnaTypa)的制度，这种制度实际上在十月革命之后就开始实行，只是最初还没有规定这一原则的指令性文件。负责这一工作的是1920年在俄共(布)中央和各省委会成立的登记分配部。它专门负责提拔和调动党的负责工作人员、干部登记等方面的工作。斯大林主持中央书记处以后，这种做法制度化，成为干部选拔任用的常态制度。

这种干部制度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在任命干部时，首要的一个标准往往考虑的不是干部的个人能力，而是其所谓的政治素质。用斯大林的话说，就是要把那些“善于执行指示、能够理解指示、能够把这一些指示当做自己的东西并且善于贯彻这些指示的人安置在各种工作岗位上。否则，政策就会失去意义，就会变成空谈。因此，登记分配部的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必须严格审查每个工作人员”。另一个重要的标准是对领袖的忠诚程度。如，联共(布)十七大后，对斯大林崇拜与否成了一条政治准则，吸收党员、职务升降、“派别”的区分、“人民公敌”的定案等，一概以此为准。许多人尽管对社会主义、对苏维埃国家十分忠诚，但只是在领袖崇拜上稍有疏漏，就立即被降职、免职，甚至被置于人民公敌的位置，并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一大批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因此死于非命。而那些把斯大林称为“伟大的领袖和天才导师”、“一切进步的和先进事物的象征”、“一切时代最伟大的人物”等的人却飞黄腾达。贝利亚就是靠肉麻的吹捧得到斯大林的赏识而调到莫斯科并进入最高领导层的。在各个时期参加过反对派或者与反对派多少有些关系的人一概被排除在外，这实际上使得苏共形成了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这种政策不可能成为选拔优秀人才的机制，相反却难以避免任人唯亲、裙带之风，只会把许多有文化的、才华横溢的人才排斥在干部队伍的大门之外。同时，这种干部制度的实行，也助长了阿谀逢迎、溜须拍马之风。

二、谨防党内、国内形成特权阶层，从内部瓦解执政根基

自从苏联实行干部“职务名册”制度以后，苏联党内外就逐渐形成了一批特权阶层——“在册权贵”。苏联的特权阶层垄断着国家的一切执政资源，包括政治经济资源、舆论宣传工具，掌握着苏联党政军以及企业和社会团体等干部的任命权，他们中大多贪污腐败、恣意妄为，严重败坏苏共的声誉、消解人民群众对苏共的信任和支持，并从根基上动摇苏共执政的合法性。这个官僚特权阶层，趁着戈尔巴乔夫改革之风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化公为私，据为已有。尤其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个阶层的私有财产急剧膨胀。为了使自己拥有的财产合法化，他们实际上成了公有制的最有力摧毁者和私有化的最实际推动者。因此，苏联解体、苏共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苏联特权阶层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非法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是他们主动选择的结果。

1991年6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作了一次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调查，调查对象是掌握着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调查采取特定小组讨论的方式，一般要同调查对象进行4-5小时的谈话，通过谈话以确定他们的思想观点。分析的结果是：大约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明确支持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拥护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76.7%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苏联剧变后的进程也确实表明了这一点。苏联时期的那些“在册权贵”在苏联解体以后摇身一变，成了新体制下的新官僚或者富翁。

苏联解体原因虽然很复杂，但是关键原因还应当从苏联共产党的内部去找，这是符合辩证法的，毕竟内因在事物发展中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务必认真汲取。

三、必须从制度上形成监督制约机制，防止权力使用处于无法监督的状态

在苏联存在的70多年时间里，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一党专政，党国一体，政治经济体制高度集权。领导人的权力处在无人监管也无法监管的状态。如何在制度上做到使权力的运用合规合法，做到权力不致被滥用，一直是苏联社会没有解决的问题。

列宁在世时，就曾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当时设立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来行使监督的职权，并且特别规定：中央监察委员会由党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与中央委员会平行地行使职权;享有和中央委员会委员同等的权利，有权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并有发言权;监委的决议，同级党的委员会必须执行，而不得加以撤销，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把问题提交联席会议解决，如果仍无法解决，可以把问题提交代表大会或本级代表会议解决;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必须专职，不得兼任党委会委员和其他行政职务，等等。

列宁设想，通过赋予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些职权，中央监察委员们“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监察委员会如果能真正地行使自己的职权，无论对党的中央领导人还是一般党员，都能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对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的权力滥用也能起到制约的作用。列宁还建议，把工农检查院同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以加强对党政机关的全面监督。

但是，加强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加强个人集权显然是相矛盾的。随着斯大林个人集权的发展，他逐步缩小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使之从一个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机构变成了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使之完全丧失了监督的职权，这就使得苏联共产党干部手中的权力行使完全失去了监督。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共产党的腐败已经非常严重：腐败已经由大多是“个案”发展到“窝案”;由小数额发展到大数额;由级别较低官员发展到部长、州委书记、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甚至勃列日涅夫的家族成员等高级干部。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腐败尤其是特权阶层的腐败更是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四、必须切实关照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防止党与群众关系的异化

苏联干部实行的是任命制，而非选举制。这些经过任命的干部，由于不是公民投票选举产生的，所以他们在行使权力时，用不着也根本不会去考虑选民的意愿，唯一要顾忌的就是任命他的上级机关及其领导人，也就是只对上负责。苏联的特权阶层按照官职级别的高低，享有苏联普通百姓无法享受到的不同“福利”特权。苏联的这种“特权等级制模式”大大加深了群众与领导之间的隔阂。他们表面上标榜“社会平等”、“党员干部是公仆”，实际上却在无所顾忌地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享受各种特殊待遇，甚至于腐化堕落。这是广大人民群众无法谅解的。正像格·阿·阿尔巴托夫所说的那样：特权腐败在苏联不仅造成了国家物质上的损失，“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人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个领导层的威信下降”。

有一组数据也清楚地表明，在人民群众心目中苏共已不是他们的代表了。据1990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人民认为苏共领导阶层代表劳动人民的只有7%，代表工人的为4%，代表苏共党员的为11%，代表党政官僚和机关人员的达85%。这是在苏共接近解体之时人民说出的真话。

当然，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给我们留下的教训很多，也很深刻。但是在当下，我觉得我们最应当汲取上述这四条教训，严肃认真地处理好我们党、我们国家当前出现的种种问题。只有做到警钟长鸣，才能不断增强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

苏联解体后的二十年

——俄罗斯的经济、社会与民生

徐向梅，中共中央编译局俄罗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研究员、博士

苏联解体已20年，俄罗斯这个在苏联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国家，历经20年的转型，从动荡、衰退和低迷中走了出来，有了今天的增长和稳定。上世纪的十年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前面十年的一些标志性场景：1991年苏联解体的那个秋天，商店货架上空空如也，老百姓为面包、肉、盐、糖和火柴排起长队。1992年，在“休克疗法”之下全年消费价格上涨25.1倍，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14.5%。1992-1994年大规模私有化缔造了私有者阶层，却使大量国有资产流失，铸造了成百上千的亿万富豪，形成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1998年是俄罗斯更换总理最频繁的一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俄罗斯爆发了全面的金融和经济危机。1990-1998年9年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5.8%，工业、农业全面衰退，贫困、犯罪、失业、拖欠工资、外债，国内出现各种经济、社会危机境况，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从苏联时期的超级大国沦落为西方强国的小兄弟。正像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所说，俄罗斯在“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甚至三流国家的危险”。

但是混乱的上世纪90年代却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它在新俄国发展历史上占据重要的位置。在这十年中，打破了前面7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价格自由形成机制、所有制多元、外贸和金融体制自由化，所有这些都在法律层面得以确立并付诸实施。在这十年中，俄罗斯建立了新宪法原则下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实行了言论自由、多党制和自由选举。这十年中，市场经济和宪政体制国家的构架确立起来了，从长远看其意义不能漠视。新千年的十年

普京曾经强调要让这个在上世纪90年代的剧变中失控并导致1998年危机的国家恢复秩序，他在就任总统后执行的稳定政局、惩治寡头、打击恐怖主义、加强中央集权、整合政党力量的一系列举措中，表现出非凡的意志和铁腕。普京执政八年，尽管“独裁”、“专制”的批评不断，但是俄罗斯成了一个更加稳定和可控的国家，而这也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打造了适宜的地基。2008年梅德韦杰夫继任总统，无论政治还是经济总体上继承了普京政策。

“只有将市场经济和民主制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才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普京的市场经济理念是“市场经济+国家调控”，或者还要加上“速度”，他指出，“达到应有的速度，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这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为此，普京任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包括以大幅度减少税种、降低企业和居民所得税率为特点的税制改革，以允许土地流转为核心的农业改革，以制定和完善信贷组织破产、重组和自然人存款保险法、扩大银行系统对外开放度为重心的金融制度改革。尽管普京对一些重要的有战略意义的部门实行了重新国有化，但是俄罗斯的私有化进程依然在推进中。俄罗斯经济从1999年开始恢复增长，10年里GDP年均增速在7%左右，重新进入世界十大经济体之列。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俄罗斯造成重创，经济下滑居金砖国家之首，但是前面十年的增长已使其国力今非昔比，GDP在2009年下降7,8%的情况下，在2010年实现了4%的增长。

在2006年4月世界银行公布的俄罗斯经济报告中有一句话：“非常有可能，2005年的经济增长依然会符合穷人的利益。”报告并没有就此做过多的解读，但是这个观

点至今还在中国的网络上被热炒。说俄罗斯的增长是符合穷人利益的增长，是怎么回事呢?

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经济滑落谷底，1999年人均GDP只有1210美元，2005年达到5232美元，恢复到苏联末期的水平。尽管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俄罗斯经济在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发生了显著下滑，但在2010年人均GDP超过了1万美元。居民实际可支配货币收入大幅度提高，从1999年的月均1658卢布提高到2005年的8111卢布，到2010年约18500卢布(如果计算名义月工资则更高一些)，到2011年8月超过23000卢布，12年间提高了10倍多。无论是恢复阶段还是增长阶段，居民实际可支配货币收入的增速都超过GDP的增速。

改革也造成了俄罗斯社会的两极分化，按俄罗斯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数据，最富的20%人口收入是最穷的20%人口收入的16.7倍，基尼系数0.422。在2011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前100名中有15名俄国人。不过俄罗斯政府也关注着穷人的生活，每个季度都要依据经济增长调整国家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从2000年的月均1210卢布提高到2010年的5688卢布，相当于186.7美元，日均6.22美元。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人被视为贫困人口，这一数字从2000年的4230万人减少到2010年的1810万人，占居民总数的13.4%。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的贫困标准是日均6.22美元，远远高于联合国规定的贫困线1.25美元。可见，俄罗斯的穷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穷人。

普通民众在苏联解体以后经历了衰退和动荡，但是苏联时期存在的社会保障很多都延续下来了。俄罗斯转型以后经历了几个阶段的住房改革，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住房私有化了，不过旧有住房私有化是在人均18平方米以内免费获得的基础上进行的，私有化以后住房的公共服务费也基本上是象征意义的。购买新建住房享受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苏联时期盖的房子都比较小，尽管这些年新建了不少，有所改善，但总的来说俄罗斯人的住房并不宽绰，至2009年底人均住房面积22.4平方米。俄罗斯大体上继承了苏联的免费医疗制度，叫救护车、住院、手术、治疗都是免费的，只是药费需要患者承担。作为补充，近些年医疗保险也逐步发展起来。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转型中的困境，宪法规定将原苏联的11年义务教育改为9年，普京执政时期将义务教育延长到高中阶段，总计最高12年。公立幼儿园也基本是福利性质。这些高保障的福利制度给转型以后的国家财政带来沉重负担，2004年政府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福利货币化改革，对享受福利的公民以现金补贴的方式替代原来的多项优惠政策。改革议案公布以后遭遇到社会大规模的抗议。考虑到民众的承受度，福利制度改革的推进非常缓慢、慎重。

应该说，正是由于这些最关乎人民生活的基本问题得到了保障，尽管在经济最艰难的那些年并非所有的保障都能落实到位，历经如此大规模的转轨和频繁的动荡与危机，老百姓和社会才能够支撑下来，渡过了艰难，迎来曙光。如今，俄罗斯财政收入每年用于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服务和社会救助领域的资金比例依然可观，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局的资料，2009年用于社会支付的支出占GDP的10.9%。

俄罗斯的转型并没有结束，经济的持续增长存在许多制约因素，还摆脱不了能源依赖模式，对国际市场动荡的承受能力依然脆弱。尽管在俄罗斯政府的各项鼓励政策下，人口最近两年止住了持续下降趋势并有所增加，但总的来说形势依然严峻，不只是劳动力后续供应不足，甚至危及民族存亡。腐败越来越严重，透明国际历年来按清廉指数的国家排名，俄罗斯的排名每况愈下，2010年在178个国家和地区中，俄罗斯排在第154位。这是自清廉指数1995年创办以来俄罗斯的最低排名。腐败已浸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俄罗斯杂志上刊载文章列举了普通生意人约见总统以下官员所需支付的价钱。老百姓享受免费医疗，但从叫救护车开始就要掏好处费。随着向市场经济转型，为解决教育资源不足问题，俄罗斯逐步在义务教育基础上引入有偿服务补充机制，因此尽管享受免学费以及书本、午餐费，但学生不得不为学校维修、购买仪器、接受基本学科的补充教育，甚至为自身安全、为集体给老师购买礼物出资。俄罗斯人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抱怨，如对效率问题，对高物价和高房价问题。

2008年，普京为了不违背宪法原则将总统职位让给了梅德韦杰夫，转而担任政府总理，并在总统的主持下将总统任期从下一任开始由4年延长为6年。2011年9月，普京明确宣布将参加明年的总统大选，并提名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理。普京当选不会有意外，接下来的两个总统任期将持续12年。俄罗斯的政权交接在号称民主制的国家显得不那么民主。不过，如果这样的结果获得多数俄罗斯民众的认同，它也就是有理由存在的。普京曾经以彼得大帝的雄心作为自己的誓言：“给我二十年，还你一个奇迹般的俄罗斯!”普京在2011年9月24日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让每个家庭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发生了积极的变化，这就是我们所有工作的意义和目标所在。”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使经济增速重新回到几年前，达到6%-7%，未来5年要使俄罗斯跻身世界经济前5强。普京承诺：继续实行养老金指数化，在危机期间提高养老金45%的基础上，今年再提高19%;到2014年底，平均工资将增加50%，达到3-3.2万卢布。前8年，后12年，再加上任总理的4年，已经不只是20年，最终普京会带给世界一个什么样的俄罗斯，值得期待。

今年是苏联解体20年，有关苏联解体原因及其后果的话题在世界范围都受到热议。从一个大国肢解的角度，几乎没有人不为之惋惜。不过俄罗斯人已经能够平静地看待这件事，对于他们来说这已经成了历史，生活在继续。

第3篇：《回族研究》创刊20周年贺信选登

《回族研究》与回族学学科建设——写在《回族研究》创刊20周年

马启成

《回族研究》杂志自20世纪90年代创刊至今20周年了，这是非常值得庆贺的。

20年前，是我们这个多民族开始一个伟大历史时代的转折。《回族研究》的创刊适应了时代发展需要，体现了中国回回民族研究事业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步伐，伴随着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不断落实，走上了健康发展、文化繁荣的坦途，是新时期回族研究的一块丰碑，它标志着已有百年历史的回族研究进入了回族学科建设阶段，其意义和影响深远。

20年来，《回族研究》作为我国唯一全方位研究回族的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突出科学性、学术性和知识性的办刊宗旨，坚持求实、创新之路，刊载了大量论文、译文，开辟多个栏目，内容几乎涵盖了回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历史、经济、文化及文物古迹、社区人文、革命斗争回忆录、学术前沿动态等等，这些成果弘扬了民族优秀文化，交流了学术信息，积累了文献资料，扶持了一大批青年学者的成长，发挥了学术理论刊物的社会功能，有力推动了中国回族学学科的建设，为繁荣民族文化研究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以怀中先生为主编的贵刊同仁，严谨的学风和勤奋工作的精神，奠定了它在学术界卓尔不群的地位，成为中国民族学类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实属来之不易。本人始终是贵刊的忠实读者，对该刊每期必读，而且以先睹为快，从中受益匪浅。在庆祝创刊20周年之际，谨向付出辛勤耕耘的贵刊全体编委成员致以深厚敬意，祝贺贵刊以研究回族的真知灼见，为民族团结进步和中华民族的腾飞再立新功!

《回族研究》学刊是回族学学科体系框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回族学研究者，在贵刊创办20周年之际，对新时期中国回族学学科的建设自然十分关注。因此，也就企盼我们自己的这个刊物在促进学科建设方面发挥更重要作用，在此谨述一点意见和企望。

把握学科定位　开创研究新领域

对回族的研究，自20世纪初开始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了。但提出建设回族学学科设想才有20多年历史，其学科地位还未有严格的界定。这表明回族学的建设还处于初始阶段。

人所皆知，回族学是以族名命名的一门学科。在学术界，以族名命名的学科并不少见，如“汉学”、“蒙古学”、“藏学”、“突厥学”等等。虽然它们都是以族名见称的学科，但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内容却是各不相同的。回族学是以回族的历史和文化及社会生活为对象，从物质生产到精神生活，包括族源与形成、社会经济、文化教育、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揭示回族及其形成、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与规律。作为整个中国民族学中不可缺少的分支学科，回族学无论从族体本身所涵盖的丰富内容来衡量，还是从近百年来这一研究阵地所涉及的广泛课题来评判，都是一个特色鲜明的学科。因此，回族学的研究应有全国视野和全球视野，将回族放在整个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长河中进行考察，通过研究回回民族这一民族共同体，来探索促进中华文明和谐发展的智慧。唯有如此，回族学才有更强的生命力，更大的学术价值。

回族学研究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从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至今的千百年与回回民族及其先民有关的活动都可以成为回族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这就决定了回族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历史学、宗教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语言学、民俗学、博物馆学、文学艺术等诸多学科，因而跨学科研究应是回族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但在回族学学科建设的起始阶段，应把文献资料丰富、具有一定研究基础的领域作为重点，进行深入研究，从而带动其他领域的研究。

理论联系实际　服务于回族地区现代化建设

回族学研究不是固止、静态的，而是连续、动态的，回族学既要研究回族的过去，也要研究回族的现在和未来。也就是说，回族研究要联系实际。在现阶段，回族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研究回族和回族地区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社会发展服务。关于我国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各个学科都在进行，各有自己的理论思考和着重点。回族学对现代化研究也必须有自己的特点，发挥自我优势。比如，对回族地区的城镇化、回族心理素质与行为方式的变化，以及回族地区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总之，这样的研究领域和课题非常宽广，大有发挥才能、各显神通的余地。《回族研究》有计划、有目的开辟这样的栏目，刊载这方面论文成果，一定会有力地促进回族学学科的发展。

理论创新　与时俱进

理论创新是学术研究的最大追求，也是学术水平的具体反映。回顾这些年来回族研究的现状和成果，有许多仍停留在对事实的考证和论述层面，还未能上升到思想和理论的高度，在学科理论的建树上还显薄弱，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观点不多。因此，学科理论创新具有特殊的重要的意义。我以为，回族学学科理论创新可大致分为四种情况：一是思维方式的创新，是指以新视野和新方法阐释新情况和新问题;二是理论体系的创新，是指提出前所未有的新观点、新范畴，形成新体系;三是对理论成果的填补和发展，具体指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增补、丰富和完善，具有传承意义;四是理论的推陈和出新，是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扬弃，赋予新的意义和价值，具有审视作用和继承意义。回族学学科研究的理论创新，应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时俱进。

大力扶持从事回族学研究的青年学者

新中国成立以来，回族学界通过教育系统和民族宗教实际工作部门，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出身本民族，也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分的回族研究队伍。他们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回族研究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现在这支队伍中许多人年龄都在70岁以上，年事已高，大都离职退休，回族学研究队伍的规模受到影响。幸运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涌现出一批批学历起点高、献身回族学研究的青年学者，成为新时期回族学研究的中坚力量，但从总的情况看，目前回族学研究队伍还是力量不足。因此，期望贵刊把发掘新人，打造新的研究力量作为办刊的工作之一，以适应新时期回族研究的需要和发展。

相信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回族研究》会越办越好!

老朋友的祝贺

李华英

《回族研究》编辑部：

值《回族研究》创刊20周年之际，本人谨以“《回族研究》之友”的名义向你们致以最亲切的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

本人以“《回族研究》之友”自命，完全事出有因，因为早在1979年(即《回族研究》创刊前12年)，本人已与贵刊创始人杨怀中先生互为知音。当时怀中先生虽年逾“不惑”，但他仍血气方刚。记得怀中与我一见如故，以至我们的初次谈话，就没有离

开过如何才能使多灾多难的回回民族走向繁荣、昌盛的主题，其对回族问题的真知灼见令我耳目一新。受其影响，从那时起，研习回族伊斯兰文化的愿望不禁在自己心中油然而生。当时因“文革”刚刚结束而百废待兴。此间，怀中先生来北京无论是与回族史学大师白寿彝教授共同编纂《回族人物志》，还是参与别的学术活动，其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都十分艰苦，以至他基本上过的是“饥一顿，饱一顿”的非正常生活。但他始终以苦中有乐的精神奋力拼搏，看上去颇有孔门弟子颜回那种“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风范!

到了1985年，怀中先生受白寿彝教授的启发，决心要创办一个高档次的回族学术刊物。然而，由于他的这一设想在回族历史上尚无先例，故要促其实现，不要说要解决经费、编制、办公地点等一系列实际问题，就连要得到社会舆论的认同和有关部门的首肯也需要经过一个“路漫漫”的过程。

当时作为宁夏社会科学院民族宗教研究所的负责人，怀中在既要完成繁重的科研任务，又要竭尽全力申办《回族研究》执照的情况下，他别无选择，只能是置繁重的家务于不顾，马不停蹄地穿梭于宁夏和北京两个城市之间。据我所知，为了申办执照，在北京居无定所的怀中，时而要奔走呼号，时而要上下求索，可以说是吃尽了苦头!但是诚如古训“有志者事竟成”所言，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到1990年，他凭借自己百折不挠的惊人毅力，硬是奇迹般地为其多年翘首以盼的《回族研究》季刊领到了正式执照。这对研究回族伊斯兰学术文化的同仁、乃至对整个回回民族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因为《回族研究》是一个研究回族历史的重要阵地，也是一面鼓舞回回民族奋进的旗帜，其丰富的内涵，独树一帜的编辑思想，及其图文并茂的版面设计，使之成为宁夏回族自治区乃至中国民族宗教学术文化园地的“奇葩”。更重要的是，这个刊物为方兴未艾的回族伊斯兰学术研究搭起了一个靓丽的学术交流平台，从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有奉献精神的研究人员。作为《回族研究》终身主编的怀中先生，可以说“功莫大焉!”但在他的荣耀背后隐藏的诸多艰辛和无奈，却鲜为人知!

怀中先生及其一手缔造的《回族研究》，尽管在回族伊斯兰学术领域的成绩有目共睹，但他从不居功自傲。相反，他总是把这个领域出现的繁荣和发展归功于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种虚怀若谷、兼容并蓄的思想境界，自然而然地使之成为回族伊斯兰学术界众望所归的领军人物。所以，团结在他周围的既有年逾古稀的资深学者，又有年富力强的学术新秀;既有训练有素的专业梯队，又有自学成材的业余爱好者。应该说，当今活跃在回族伊斯兰学术领域的同仁得益于《回族研究》者大有人在。我本人就是受怀中先生的启迪而走上研习回族伊斯兰学术道路的。在本人与怀中长达30余年“淡如水”的友好交往中，他不仅多次邀请本人到银川参加学术活动、连篇累牍地为我发表文章，而且始终坚持给我寄书寄刊，即使在百忙之中也不改初衷。

尤其令我感动的是，自从我于2007年7月受河南省文物局的委托，参与沁阳阿文古碑考证以来，怀中先生对我的支持既是全方位的，又是毫无保留的。首先，在我就自己要不要参与沁阳古碑考证的问题，征求怀中的意见时，他就十分真诚地鼓励我要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古碑的考证任务。不仅如此，他还多次表示：“考证此碑既是你的任务，也是我的任务，更是所有志同道合者的共同任务。‘众人拾柴火焰高’，你在遇到困难时，我将率先挺身而出助你一臂之力，别的同仁也不会袖手旁观的。”怀中言必行，行必果，在长达3年多的时间内，他不仅多次为我释疑解难，而且经常打电话跟踪了解古碑考证的进展情况。特别令我感动的是，2007年深秋，他在南京休假期间还特意从中山陵打电话来建议我在撰写《沁阳回回古碑考》(见《回族研究》2008年第1期)和《回回历史重要“里程碑”的失而复得》(见《中国穆斯林》2008年第1期)两篇论文时，一定要介绍古碑所在地回族穆斯林的历史和现状。另外，怀中先生在审订《沁阳回回古碑考》一文的过程中所提出的意见无不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不仅如此，他在为此文写的编者按中，还一言九鼎地说“李华英先生考察历史，鉴别碑石，联系现实民俗，结论可信。沁阳古碑揭开了这一地区回回民族的历史源头，这是一件极具历史价值的事情。”这个结论性的意见已经得到众多专家、学者的认同。由于本人与怀中的良性互动;由于古碑所在地水南关回族穆斯林与回汉文物专家的密切合作，加上河南省文物局恰到好处地运筹帷幄，3年多以来，这项考证工作得到了主流媒体、文物界、学术界以及相关领导的广泛认同。在2006年10月新华社、《河南日报》《大河报》《焦作日报》等新闻媒体发布沁阳阿文古碑出土的消息之后，共有11家报刊发表古碑考证及与这一考证相关的11篇论文。其中包括：

1、《沁阳回回古碑考》(李华英)，见《回族研究》2008年第1期。

2、《回族历史重要“里程碑”的失而复得》(李华英)，见《中国穆斯林》2008年第1期。

3、《沁碑，关于回族的历史纪录》(李华英答记者(张世辉先生)问)，见2008年4月1日《中国民族报》。

4、《沁碑，中国穆斯林的历史见证》(李华英)，见《今日中国》阿拉伯文版2008年第4期。

5、《水南关清真寺及阿文碑》(田中华、靳爱萍)，见2008年12月出版的《沁阳文物》。

6、《沁阳阿文碑，见证回族源头》(拜存星、买胜利)，见《河南穆斯林》2009年第1期。

7、《沁碑，回族源头的历史见证》(李华英)，见2009年6月出版的《伊斯兰文化研究》。

8、《沁阳阿文古碑考证纪实》(拜存星、买胜利)，见《回族研究》2009年第1期。

9、《回汉联袂乃有所成——考证阿文古碑有感》(李华英)，见《回族研究》2009年第1期。

10、《沁碑考证回眸》(李华英)，见2009年7月22日《中国文物报》。

11、《古豫焦作行纪——回族历史源头所在地初探》(李华英)，见《回族研究》2010年第2期。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报刊所发表的文章对古碑考证见仁见智，各有所长。但发表此类文章次数最多、篇幅最大的刊物，首推《回族研究》。因为上述11篇文章中见诸其版面的就有4篇之多，其篇幅总计有25个版面，其字数总计有5万余言。其中长达1.4万字的《沁阳回回古碑考》一文不仅占了8个版面，而且在其2008年第1期的封二、封三、封底上还配发了10幅彩照。这样的阵容在《回族研究》的历史上可以说尚无先例!可见《回族研究》对古碑考证支持力度之大!

自从2007年河南沁阳水南关清真寺的阿文古碑被提上科学考证的议事日程之日起，该村以买望真(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水南关清真寺管委会主任)为代表的水南关人一直为这方阿文古碑的考证尽心尽力。在他们和有关专家的艰苦努力下，使这个申报项目取得了两次阶段性的胜利：一次是2008年6

月河南省人民政府以豫政字(2008)36号红头文件公布，水南关清真阿文古碑为第5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另一次是河南省文物局于2009年12月向国家文物局正式推荐水南关清真寺阿文古碑申报第7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具体内容为：

“我局(即河南省文物局)组织有关专家对‘水南关清真寺阿文碑’申报项目进行了考察、论证和评估。局办公会又进行了认真讨论，认为‘水南关清真寺阿文碑’符合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的条件。因此，决定推荐‘水南关清真寺阿文碑’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沁阳古碑的考证不仅引起河南省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的重视，而且也受到了相关单位，甚至国家领导人的关注。

焦作市民委、宗教局曾于2009年初先后向河南省民委和宗教局系统介绍了水南关阿文古碑的概况。

河南省民委、宗教局根据焦作市民委和宗教局的介绍，又先后分别向国家民委和国家宗教局介绍了这方古碑的文物价值，以引起这两个主管全国民族、宗教工作的领导机构关注古碑的考证工作。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于2008年12月29日致函国家文物局，在全面介绍水南关阿文古碑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和国际意义之后，建议将该寺列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回族学会于2009年元月20日致函国家文物局，在详细介绍水南关清真寺阿文古碑考证经过的基础上，建议将水南关清真寺列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全国政协副主席白立忱同志于2010年7月24日接见了水南关清真寺管委会主任买望真及其助手买胜利，并听取了笔者关于古碑考证的汇报。白立忱同志高度评价水南关人及有关专家、学者为考证该碑和考察回族源头所在地付出的巨大努力，并祝这项考证工作取得圆满成功!

沁阳阿文古碑之所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原因固然很多，但舆论界为之充当开路先锋功不可没。无数事实证明，以怀中先生为代表的《回族研究》编辑部无论在揭示这方古碑的历史渊源，在评估古碑的文物价值方面，还是在扩大古碑的影响方面，在11家报刊中都应该名列榜首!因此，水南关穆斯林于2008年岁末，在得知怀中先生从事学术活动50周年之时，特制作了一面锦旗，向这位劳苦功高的学者表示祝贺!锦旗上书写的“社会之栋梁，民族之英才”10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既表达了他们对怀中先生的感激之情，又概括了他不同凡响的人格风范!值此《回族研究》创刊20周年之际，水南关人又为贵刊编辑部制作了一面书有“崇山峻岭中的丰碑，历史烟云中的明星”对联的锦旗，以对你们为水南关古碑的考证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与水南关清真寺相毗邻的沁阳北大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著名学者庞士谦阿洪曾受业于斯)管委会听到贵刊20周年刊庆的消息后，闻风而动，当即也制作一面书有“振奋民族精神的旗帜，促进民族发展的动力”对联的锦旗赠送贵刊。如果说得益于《回族研究》的沁阳水南关穆斯林如此这般地热情颂扬贵刊十分顺理成章的话，那么，与《回族研究》并无任何交往的沁阳清真北大寺穆斯林也如是办理，只能说明贵刊影响之大已经非常不同凡响!令人高兴的是贵刊在收到沁阳北大寺寄来的锦旗后，旋即就回电向对方表示衷心感谢。这“一来一往”的友好交往，无形中在你们这个回族学术刊物和回族穆斯林公众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之桥，可喜可贺!

谨祝编安!

2010年10月25日于北京

艰难探索　生机勃勃——我与《回族研究》共成长

白友涛

《回族研究》创刊至今整整20年了。我正式加入回族研究的队伍也整整20年了。20年来我与《回族研究》共同走过了“初创(1991-1992年)、徘徊(1993-1997年)、发展(1998-2005年)和繁荣(2006-2010年)”的成长道路。

记得我是1990年秋天进入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系，跟随答振益教授学习回族史的。半年后新鲜感一过，发现回族史研究前景不明，资料缺乏，队伍老化，园地不足等，困难重重。正当我一度苦闷彷徨之际，《回族研究》创刊号摆在了我的案头。我欣喜若狂，反复阅读，恨不得把每一字都记在心头。从此，我每期必读，不断地从中吸取学术营养。《回族研究》成为我学术成长的摇篮。

1993年获得硕士学位以后，我面临工作的压力，去北京、到合肥、奔银川，最后落到安徽芜湖，在安徽机电学院(现在的安徽工程大学)从事中国革命史的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为了工作需要，暂时放下了回族研究的学术兴趣，从头学习相关的革命史知识。与此同时，《回族研究》也进入了徘徊时期。首先是稿源不足，每一期稿件都只能在为数不多的稿件中筛选，有时竟然没有多少筛选余地。其次是研究队伍青黄不接，前辈研究者要逐渐退出第一线，年轻学者往往不愿意在这个领域中继续耕耘，特别严重的是一些刚刚获得回族史(学)硕士学位的年轻学者也放弃研究，转向其他领域。其三是资金严重不足，《回族研究》甚至公开呼吁社会各界捐资办刊。自1994年第3期起不得不连续延期出版，为节省经费1995年还停办了代销业务，并拖欠作者稿酬。1995年第1期呼和浩特代林的来信更加发人深省，“我不相信，一个拥有800多万人的民族，竟办不起一份刊物。假如有一天《回族研究》停刊了，证明回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这样掷地有声的语言使我受到巨大震撼，至今不能忘怀。回族真的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吗?我思考着!看着《回族研究》纸张和印刷质量明显下降，听着学者们的呼喊声，我失眠了!

在这最困难的时期，我正式给《回族研究》投稿了。1995年第4期《回族研究》刊载了《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述论》，之后又刊载了《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安徽分会述评》、《论民国时期回族社团的特点》等等。三次投稿，三次全文刊载，《回族研究》给了我继续做研究的勇气和力量。然而《回族研究》面临的实际问题也启发我进一步认真思考。为什么800多万人口的回族，特别是基层的普通民众对《回族研究》并不关心(订阅量非常少就是明证)?为什么全国唯一的回族聚居地区的省级政府对《回族研究》重视不够?难道都是民众和政府的错吗?学者自身没有责任吗?多年的思考使我逐渐明白了，并不是民众和政府不重视《回族研究》，而是当时的《回族研究》不能够回答民众真正关心的问题，也难以帮助解决回族聚居区政府和地方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更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切实可行的方案。也就是说，回族研究的学术重心脱离了回族民众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翻开前十年《回族研究》刊登的文章，不难发现，绝大多数文章只关注回族历史和文化问题，难见关于现实问题和政策问题的研究成果。《回族研究》面临的困境和发展中的徘徊，既有社会客观原因，也有回族学者的主观原因。不是偶然的!

1998年是《回族研究》发展的关键一年。昆明召开了全国第十一次回族学研讨会，宣告“中国回族

学会”正式成立，摆脱了多年来仅重视回族史的学术范式。银川召开了全国第一届回族学国际研讨会，使得回族研究融入了国际视野，将回族学推向了国际学术前沿。西安三宝双喜集团等回族企业的正式加盟，使得回族研究走出了资金困境，同时迫使学者们更多地关注现实问题。中央决定高等教育大扩招，为回族学研究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回族学的学术视野、国际化的话语体系、企业家的文化旨趣、大量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生的加盟，这四者使得回族研究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回族研究》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关注与伊斯兰有关的国际问题、关注回族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关注回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构成了《回族研究》的新的学术旨趣。

1998-2005年，《回族研究》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首先，每期页面由原来的104页扩展到144页，版本演变为大16开，所刊载的文字容量整整扩大了一倍，相当于又办了一个同等级的杂志;其次，连续多年被评为省级优秀期刊，并且连续至今被评为国家级中文(民族学类)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人大复印资料来源刊等，学术影响不断扩大;再次，纸张和印刷质量不断上升，杂志外观得到了明显改善;最后，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回族研究》作者中新人辈出，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回族研究》完全走出了徘徊困境，得到了较大发展。

2001年9月，我带着新的梦想——学习新的理论和关注现实问题的研究方法——来到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在博士论文选题中，我很早就选定了“南京回族社区的发展和现代化”作为研究主题。三年的时间，我从事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思考着回族学的问题，终于完成了《盘根草：城市现代化背景下的回族社区》的博士论文，并顺利出版，实现了自身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型。

2006年兰州大学举办了“首届回族学高层论坛”，来自中央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和研究生都十分关注回族现实问题研究。2007年，宁夏大学回族研究院与吴忠市政府开始了回族学研究机构与政府合作进行应用性回族研究的新尝试，召开了“回族文化与区域和谐发展”研讨会。2008年起，从银川到吴忠连续召开的回商大会更是将这一研究旨趣带向了更高层次。其关注的主题从“清真食品”到“促进商贸科学发展”，再到“弘扬回商精神，彰显回族文化，实现合作共赢”，显示出回族研究的巨大学术生命力。连续召开时间和届数最多的全国回族学研讨会，政界、商界、学界有机结合，使得回族学研究真正走向了繁荣。2009年和2010年郑州、呼和浩特会上，各有约400人参加了回族学研讨会，熙熙攘攘，欢聚一堂，让人真正领略到了回族学的“盛世”。

《回族研究》杂志也在这一时期走向了繁荣。每期页面的连续扩张、订阅量的快速增长、海外学术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论文数量的增加、每期稿源的不断充足、研究内容和学术视野的不断拓宽、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都使得《回族研究》真正成为了中国民族学界的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杂志。

跟随着《回族研究》的繁荣，我本人的学术成果也不断增长。已发表的学术论文包括《关于回族学研究方法的思考》、《我国城市流动穆斯林社会适应问题研究》、《流动穆斯林与大城市回族社区》、《社会学视野下的回族学》、《论回族学的学科属性和方法论》、《回族文化模式转型论》、《大城市回族社区的社会结构研究》、《积极推动城市穆斯林和谐社区建设》、《大城市回族社区的社会文化功能论》等等，其中两篇发表于《回族研究》，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20年对于一个人来说，可以成年了;对于一颗树来说，可以成材了;对于《回族研究》来说，可以成熟了。《回族研究》成就了无数学者的梦想，成就了普通回族民众的愿望，成就了回族聚居地区政府的理想。在回族研究的过程中，我不知不觉步入壮年。先辈们的期望还历历在目：要追求学术研究的生命意义(答振益);回族研究是全国性的学问，不管你走到哪里都可以做研究(李松茂);你们作为回族研究的第三代学者更有知识和学科优势，要承上启下带好学生们(杨怀中);现实问题的研究很重要，但是不能靠老先生了，要靠你们了(马启成)。带着先生们的期望，我们正在出版“大城市流动穆斯林社会适应研究”的专著，并思考着未来的研究方向：海外穆斯林社区与中国穆斯林社区的比较研究。

贺《回族研究》创刊二十周年

杨桂萍

尊敬的杨怀中先生、尊敬的《回族研究》各位同仁：

欣闻《回族研究》创刊二十周年，作为贵刊的忠实读者，作为从事回族伊斯兰教研究的一名年轻学者，我从贵刊中受益良多。在此，谨向杨先生及编辑部各位老师致以衷心祝贺和诚挚感谢!

杨先生与马平、马金宝、丁克家、丁明俊、李有智、王伏平诸君，以回回学人的睿智与气度回应时代与民族的召唤。你们痴心于回族文化，执著于学术研究，克服资金、人员、稿源匮乏等诸多困难，创办刊物，刊发文章千余篇，涵盖回族历史、文化、教育、经济、宗教等领域，将《回族研究》打造成一个了解回族和伊斯兰教的重要窗口，一个培养回族、伊斯兰教人才的重要阵地。你们以刊物为平台，凝聚了全国从事回族研究的学者，把书斋里的民族历史文化知识转化为社会大众享用的公共文化产品，共同推动着中国回族学研究和伊斯兰教研究的发展。

我和学生喜爱《回族研究》，因为回族历史、回族伊斯兰教、回族人物等专栏，在呈现历史事实的同时，也在培养民族情感。回回进士、回回名人等系列文章，更让广大读者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各地回族教育、经济、文化现状的研究和分析，让学者、学子们萌生强烈的使命感——为族为教尽绵薄之力。无论是历史文献的考证，还是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的结合，无论是区域的、个案的、具体事件的、专题性的研究，还是宏观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回族研究》每期总有佳作推出，让人耳目一新。国际、国内重大学术活动的报道及相关论文的刊发，以及每期的消息、新书讯，对我们了解学界动态及学术前沿亦有裨益。

作为从事回族伊斯兰教研究的一名学者，二十年来我与《回族研究》一起成长。《回族研究》创刊之际，我正跟随佟德富教授攻读哲学硕士学位，这位蒙古族导师鼓励我从事回族伊斯兰教研究。1992年12月，我与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三位研究生一起跟随著名学者李佩伦先生赴西安参加第七届全国回族学术研讨会，有幸结识从事回族伊斯兰教研究的前辈学者并得到他们的指导，开始步入回族研究队伍。在《回族研究》编辑部马平老师的鼓励下，我把参会文章《浅析蒋湘南哲学思想》投往《回族研究》。处女作发表后，我倍受鼓舞。1995年我的投稿《从明清时期的汉文伊斯兰教译著看回族哲学思想》篇幅较长，但主编和编辑未作删改，全部刊发，激发了我从事学术研究的信心。由于我承担的教学任务繁重，只能在假期写作，因而文章不多。但每有论文完成，我总会在第一时间投往《回族研究》，因为我与她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高校教师从助教到讲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从硕士生导师到博士生导师，每一次晋升都要对承担的教学任务和科研项目、出版的专著以及在核心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进行量化考核，对于从事宗教学研究尤其是伊斯兰教研究的学者，出版著作和发表论文的难度超出常人的想象。实事求是地说，《回族研究》发表我的多篇论文《中国穆斯林新文化运动》、《天道与人道——马德新关于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的比较研究》、《幽明与会归——回族学者马德新论伊斯兰教的后世与复生思想》、《从西北地区的清真寺与道堂经济看伊斯兰教教派与门宦的组织模式》等等，对我顺利获得教授职称有很大帮助，为此，我对杨怀中先生、对《回族研究》的同仁们感激不尽。希望那些青年学者们在炫耀自己的教授、博导头衔之前，先向杨怀中先生、向《回族研究》真诚地道声感谢!

二十年来，《回族研究》的作者队伍不断壮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学术成果日渐丰硕，学术影响力日渐增强。衷心祝愿《回族研究》继续保持优良的学术传统，在理论建设和学术批评等方面，有更多的建树。

2010年7月于北京

责任编辑：谭锋

作者：马启成 李华英 白友涛 杨桂萍

第4篇：20周年工作总结

三尺讲台，放飞梦想

徐水一中 赵会青

【敬爱的各位领导，友爱的各位同仁，可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发言的题目是《三尺讲台，放飞梦想》。】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转眼之间，走过而立，将近不惑，我常常慨叹忙忙碌碌，一无所成。不过，对于这些年来坚守三尺讲台，却始终无怨无悔。借助徐水一中这个纪念活动的平台，回忆一下自己的曾经，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盘点一下自己的工作?? 三尺讲台，梦想开始的地方。 1991年的暑假，十八九岁的我，骑一辆老式的单车，携一袭简单的行李，结几个同龄的伙伴，来到了离家二十里外的崔庄中学。在那个刚刚听说过的地方，开始了从学生到老师的身份转变。

第一次当班主任，第一次写出教案，第一次走上课堂，第一次批改作业，第一次与学生交流，工作中首次的尝试俯拾即是。以前自己只是观众，可以喝彩，可以评论，可以开小差，而此时工作把自己推到了前台，转换角色成了第一要务。年龄不大，我用热情来弥补;经验不足，我用时间来积累;学生不服，我用亲情来感化。

“起始于辛劳，收结于平淡”这是我们教师的人生写照。不是没有想过三尺之外的世界，然而，清晨醒来，面对一双双渴求甘霖的双眸，一颗颗等待塑造的无邪的心灵,又是那么激动，那么满足，终而丢不下九月的承诺，离不开那笑靥的花朵。

印象最深的是参与到“普九”风暴中，我和我的学生除了配合学校的文案工作，还参与到校舍的整建中，我们一起粉刷教室，一起栽种植物，一起平整操场，一起喊累喊苦，一起又说又唱。现在回想起来，心底依然泛起丝丝青涩与温馨。

三尺讲台，梦想充电的地方。

教师这个职业，其实也是吃青春饭的，自己在年老的时候能否依然受学生欢迎，不只在于自己年轻时对学生付出了多少时间和心血，更在于自己年轻时吸收了多少与时俱进的东西，能使自己年老时依旧保持一颗洋溢着激情的童心。否则，韶光已逝、青春不再的自己只能面对镜子中脸上的皱纹;不仅是面对脸上长出的皱纹，可能还要面对心灵上长出的皱纹。

在第一年的工作中，总觉得自己胸无点墨，脑中羞涩;总渴望自己知识丰富，艺术授课。一年后，我暂时离开了三尺讲台，踏上了充电求知的路途。两年后，我完成了专科的课程，又回到了自己追逐梦想的地方，再一次地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中。教学与求学再次相互碰撞时，我选择了另一条辅助道路——自学。

除了本专业学科性质的自学，还兴趣性与工具性地自学了各种计算机应用软件。最初是五笔打字和各种文档的编辑，2003年，利用“非典”时期的空闲，自学了flash小动画的制作，自己的一个亲情小片断《世上只有妈妈好》，在身边的爱好者中交流，在网络论坛上被转载;2008年，自己设计的网络教室环境下的《病梅馆记》教学网站获保定市比赛一等奖;2010年，自己设计的《短歌行》的ppt课件获河北省比赛一等奖。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做万人迷，赚万贯财”这是很多人倾尽一生苦苦追寻的人生高度，爱读书、多读书、读好书，是我们丰富的民族精神的精髓之一。作为语文老师，我们肩负着学习经典、传递经典、推广经典的工作，而这一切都

离不开读书。读书，使人们知识丰富，视野开阔、胸怀坦荡，其对人生的指导作用是其他活动所无法替代的。读书，不停顿地读书，才有心灵的净化，精神的发育，才智的积累，能力的增强，才有本领去应对变化的高考，去面对幻化的学生，去笑对进化的时代。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名句，这原是一首比喻男女之间爱情至死不渝的情诗。曾几何时，它伴着“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美誉，成了讴歌教师无私奉献的动人旋律。更悲壮的是有楷模教师宣誓“我愿当一根两头燃烧的红蜡烛”。 时代在变，学生在变，我们也应随之而变，要塑造自己新时代的教师形象，又何必早早地“丝方尽”、“泪始干”呢?授之以渔、终身学习、素质教育??这些呼声，已经一浪高过一浪。弄潮江海潇潇雨，走笔龙蛇夜夜灯。假如可以选择，我宁愿当一支电蜡烛，虽没有瞬间的炽热光芒，却可以缓慢地释放更长久的光和热;虽没有光滑细腻的容颜，却可以不断地汲取知识的力量。人生没有折返跑，战斗的青春不会老，我要做一支电蜡烛，爱惜自己，并给自己不断充电，跟自己的学生们一同在知识的长河中潜水遨游!

三尺讲台，梦想继续的地方。

从小在徐水一中的北墙外长大，听着徐水一中的钟声铃声起床，听着徐水一中的钟声铃声入睡;到徐水一中的操场观看运动会，到徐水一中的操场观看电影;在徐水一中的花坛前拍照，在徐水一中的垂柳下留影。可惜从来没有在徐水一中的课堂做过学生，这是我的心结，也是父亲的心结。2004年我走进了徐水一中的校园，走进了徐水一中的课堂。不是坐在观众席听课，而是站在三尺讲台讲课，我那“三尺”梦又可以继续了。

万事开头难，要想做合格的老师，先要从做合格的学生开始，每天跟着经验老到的教师听课，见缝插针地请教，夜晚挑灯若干，三番四次地备同一节课，生怕误人子弟。上课时注重学生主动性的发挥，积极培养活跃的课堂氛围，自编小故事顺口溜辅助教学。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对学生进行推进辅导，在作业本上写激励的话，在改错本上写期望的话，形成了师生间的无声交流。校园里，一句“老师好”的问候，消除了所有的疲劳;节日里，一句“赵妈妈”“妈妈老师”的称呼，暖透了浑身的肌骨。 语文组是一个大家庭，蔡老师、马老师、张老师、岳老师、高老师、陈老师既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的长者，指引我们帮助我们包容我们;红英、胡然基本工扎实过硬，风格好比戏曲中的大青衣;郭亚红老师、赵建茹老师、商艳玲老师、李华老师美而不自矜，静美绽放;海英、王月、刘凡、刘然、小丽、素美、志红思维灵活，与时俱进。还有我们曾经一起讨论、一起神侃、一起进步、一起倾诉的姐姐妹妹们，还有我们语文组组宝级别的几位男士，他们玉树临风、潇洒帅气、文思泉涌、语惊四座、才辨无双。融入这个组织中，我受益匪浅;投入这个家庭中，我如沐春风。 感谢徐水一中，感谢三尺讲台，我希望在自己的这一人生舞台奏出华彩，舞出精彩，炫出光彩，展出异彩!篇二：20周年宣传总结

乡党委发[2011]00号 五蛟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两个《决定》颁布 20周年宣传月活动总结 我乡根据县综治委的工作安排，在开展纪念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两个《决定》颁布20周年活动宣传月中，结合我乡实际，精密安排，精心组织，积极组织开展各项宣传活动，较好的完成了县综治委安排的宣传任务，现将具体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领导重视，部署得力，保障宣传月活动顺利进行 接到县综治委关于开展纪念活动宣传月的通知后，乡党委高度重视，3月8日召开了专门会议研究并部署这项工作，由乡综治委牵头，制定并下发了《五蛟乡纪念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两个〈决定〉颁布20周年宣传月活动实施方案》,对宣传活动的组织形式，活动内容，活动标语进行了明确和要求，要求从3月8日至3月30日,结合各村自身实际,充分利用宣传单、广播、永久性语牌、张贴标语、悬挂横幅以及板报、墙报、专栏、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宣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相关制度、平安建设相关工作、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社会服务管理工作、法制教育、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乡上成立以党委书记为组长、政府乡长为副组长的活动领导小组，各村支书负责本村的活动开展，明确任务，责任到人，有力的保障了宣传月活动的顺利开展。

二、围绕主题，明确重点，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在宣传月活动中，我乡紧紧围绕县综治委下达的相关精神,重点宣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相关制度;宣传《决定》颁布20周年来政法系统的重要举措和巨大成就、成功经验;宣传平安建设相关工作、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社会服务管理工作、法制教育、先进人物取得的成功经验和典型事迹，充分体现法制宣传教育和依法治理工作的时代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1、精心组织人员集中开展宣传日活动。3月15日，我乡的集中宣传活动在广场进行，我们组织了8名同志，制作了4个宣传版面，印刷了2000余份宣传材料，布置宣传台，积极参加宣传活动，同时我们安排人员在乡街道发放宣传单，向百姓进行宣传并接受咨询，做到了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相关制度、平安建设相关工作、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社会服务管理工作、法制教育、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几个重点工作的宣传。

2、积极开展法制培训，努力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提高百姓的法律遵从度。在3月20日，我乡组织人员在我乡初中进行了法制培训会，参加的人有我乡初中师生，司法所、派出所、法院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在培训会上我乡党委副书记赵志鹏宣讲了《青少年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等法律知识。

3、召开乡村两级干部座谈会。3月25日在乡政府三楼会议室召开乡村两级干部座谈会，在会议上张占宏书记宣讲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及《甘肃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给村上干部讲解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目的意义、基本原则、主要措施;传达了胡锦涛、周永康同志在2月19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精神和全市政法工作会议精神。会议结束后，各村支书在各自的

村部又召开了村民大会，把以上会议的精神做了传达，进一步增强了我乡广大群众干部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参与率和知晓率。

三、主要收获 1.通过宣传月活动的开展，感到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收获： 我乡干部、司法所、派出所、法院的服务意识明显增强，在接待群众来信来访上的服务态度明显好转，对每一个老百姓所提出的问题认真记载，认真处理，这样把群体性上访率将到了最低。 2.通过对平安建设和技防的宣传，让百姓更加了解什么是平安家庭;让百姓更加信任技防产品，从而增加了百姓使用技防产品的使用率，同时也增加了我乡技防的覆盖面、推动了技防建设工作，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总之，在宣传月活动中，我乡结合自身实际开展了很多扎实有效的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和很好的效果，并将在今后的工作中，把两个《决定》继续贯穿于各项工作中，为我乡经济有好又快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共五蛟乡委员会 2011年3月30日

主题词： 综治宣传月活动 总结 五蛟乡党政综合办公室

2011年3月30日印发篇三：个人工作总结20年

太原==有限公司2011年个人工作总结 现在公司办公室工作，具体从事人力资源、办事、工会工作，随着改革步伐的加大，在==集团及集团公司各部门的正确引导下，较好的完成了各项制定的方针目标，在充分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保证全年生产和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作出了一些具体的工作。

一、劳动用工及劳动工资

坚决贯彻执行国家劳动用工及劳动工资的方针、政策和规度制 度，认真学习和掌握相关条款、制度，及时向领导和员工传达上级指示、指令。

1、==公司从1996年5月职工公积金独立帐户，每月负责报表、交费。职工调动后的公积金转移工作，职工退休后公积金的提取 工作。 截至到目前已为45名职工办理公积金的提取工作。 2011年七月份，我们根据国家有关政策，由过去单位10%，个人10%，提高到单位12%，个人6%的缴费标准，提高缴费基数，由原来的岗技合计基数调为全年总收入为基数，从而大大提高了职工间接收入。

2111年1—12月累计公积金缴费53.2万元。

2、 ==公司从2003年4月起职工人事档案从==厂分离出来，接管档案管理工作至今，并在2006年主持参与了干部档案整理工作。

3、==公司从2005年5月起，职工养老、医疗等保险从==厂独立帐户，并负责对外的各项工作，每年养老基数的核对、每月的统计报表及交费等工作。截止2011年12月，==公司四险一金不欠费。每月：

养老保险：78638元，基本医疗保险：25139元，大病保险：595元，生育保险：1396元，公积金：50572元。能够及时按时交纳，但失业保险从07年4月到2011年12月累计欠费28.2万元。2010年11月工伤保险开户并每月及时缴纳费用不欠费。

4、公司员工工资标准执行太化劳字【1999】第20号文，序号2工资标准。并执行集团人劳字(2005)96号文，从2011年8月起执行980元最低工资标准。

5、到2011年12月，==公司在册人数为93人，在岗人员71人，内退人员14人，内退工资按新规定核算，下岗人员13人，每月360元(扣除各项保险)，病休1人。

6、今年共办理退休人员4名，有毒有害提前退休人员，每月减少应发工资及各类保险费用6126多元，。现在公司退休人员23名。

二.改革创新、激励绩效

1、现在在岗人员平均年龄为42.4岁，年龄结构偏大，近几年公司没有招收新人，尤其是技术工人补充到生产一线，生产原料的不充足，走网时间的不确定，产量逐月逐年的增加，造成加班加点工作比较多，尤其显现出人员少、年龄偏大，后备力量不足的弊端。

2、2011年1--11月产量为1112公斤，2111年1—11月产量为995与去年产量基本持平，发放加班4.8万元，在尽可能按排轮休之后，当年加班当年结算，充分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

3、、在坚持效益优先的的原则下，本着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坚持责任、风险相一致，兼顾公平的原则，向苦、脏。累、险岗位

及关键性生产、经营倾斜，取得了预期效果，激发了广大职工爱岗敬业，争创一流的工作积极性，为今年全面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定了基础。

2、奖金分配有一套严格的合理的管理制度，并与当月生产任务直接挂钩，与安全、质量、劳动纪律、铂耗等挂钩，只有在各项指标考核合格的情况下，才能拿到全优奖金，

3、根据==集团人劳(2005)52号文件精神，本着精干、高效的原则，控制机关管理人员编制，加大辅助单位分离和富余人员分流力度，建立了人员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引进风险机制，竞争机制，在岗人员工作压力加大，严格自律，兢兢业业工作成为时尚。

三、工会工作

1、职工有病住院家里有亲人去世，我们都代表工会去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2、积极参加集团组织的各种文体活动。

3、加强理论学习，特别是业务素质和岗位技能的培训，形成一种制度，一种风尚，考试成绩与奖金挂钩。

四、干部上讲台、培训到现场

根据集团公司统一部署，我公司出台红头文件及制定了相关具体措施、实施计划，从11月起已经实施。

总结一年的工作，在公司领导的正确引导下，在各项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很多不足，在今后为职工办好事办实事方面，更加努力工作，为明年取得双赢。

太原华贵金属有限公司 2011年12月21日篇四：20年总结 20年来，一直担任班主任工作和语文文化课、烹饪知识、旅游地理等专业课任课教师工作。在班主任工作中，所带班级有较强的凝聚力和荣誉感，班级多次评为优秀班体，学生多人多次在全国、市、区级各项技能比赛中获得

一、

二、三等奖。本人所撰写论文获市区级

一、

二、三等奖，参加市区级优质课、优质说课竞赛获

一、

二、三等奖，制作的多个多媒体课件被人民教育出版社收录并公开出版，曾被评为“渝中区优秀党员”、“渝中区优秀教师”、“区优秀德育工作者”，2012年5月取得国家高级公共营养师资格。

在教学方面，努力探索教学手段的多样性和时效性，积极运用先进的教学理念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注重学生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在语文课教学方面，积极探索中职语文教学塑造中职生文化形象的途径，制作的多媒体课件《幼犊》、《与女儿一起成长》、《卡布其诺》等被人民教育出版社收录并公开出版，创办学生刊物《晨曦》、《足音》，指导学生多人次作文在报刊发表，连续参加六届全国中职生“文明风采”大赛征文类比赛，二十多人次获全国及市级

一、

二、三等奖，本人撰写论文《论中职语文塑造中职生文化形象的途径》获市级二等奖，《故乡的榕树》说课、教案获市区级

一、三等奖，《最后一课》获区说课三等奖;在烹饪专业课教学中，注重学生的理论和实践结合，制作多媒体课件教学和组织学生做社会调查，为学生奠定切实有用的专业知识储备。同时，注重自身专业能力的提升，成功实现中职校文化课教师向专业课教师转型，取得国家高级公共营养师的执业资格;在旅游地理的教学中，充分发挥自己语文教师的特长，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力求上课生动有趣直观，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积极参加区、市级教育教学科研，并承担语文校本课程开发中应用文写作部分的科研任务。

在担任班主任工作方面，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任劳任怨。根据专业不同，对班集体建设制订从高一到高三的培养目标和计划，狠抓常规教育的同时，注重班干部的培养和良好班风学风的养成，注重教育所培养的学生不仅具有必备的知识与技能，而且还必须具有健康的心理，提倡积极生存、发展、向上的精神和自主创业的意识。所带班级曾多次获校优秀班级，“职业技能艺术节”团体总分第

一、二名，毕业学生在实习就业单位反映良好。

自2013年的2月起，我担任高一实验二班班主任，由于所有学生均来自区内各初中三年级，情况特殊：双重学籍，学习基础差，厌学情绪很普遍。要把一些存在着不同程度学习困难的学生，打造成参与渝中建设的骨干和精英，这个压力可想而知。在生源质量差，人数多，工作重，压力大，无人愿意承担的情况下，通 过一学期切实努力的工作，完成了如下工作：新班级建构，新班委培养;班级常规管理制度的制定和完善;各校新书发放清理;两个专业的材料费收取及建帐管理;三个实作室的常规清洁安排和监督;午管管理;烹饪专业刀具使用安全公约的制定;班级突发事件的及时处理;初三年级各类考试的教育组织等相关工作。班级内也开展了“心愿墙”、“学雷锋”、“青春风采”展演等活动，增强了班级凝聚力。同时，积极配合各科任老师的教育教学工作，重视通过电话、访谈等形式加强和家长的沟通，形成了良好的教育合力。通过细心的走访和耐心了解学生情况，增强事故预见性，多次制止了恶性事件的发生，做到本学期无一起重大安全事故。一学期以来，本班班情稳定，巩固率高，多次获得学校的各种表彰，三人次获区“三跳”

一、三等奖，顺利完成初高中对接。篇五：毕业20周年聚会总结

二十年同学聚会总结 亲爱的同学们： 二十年同学聚会相聚匆匆又分别。再次地见面并不陌生，是那样的亲切自然;相聚是那样的开心、兴奋，令人激动;笑容依然灿烂，感情依然质朴，仿佛回到了二十年前。相信我们依然年青!聚餐的场面仿佛让我们又回到了当年的建材厂大食堂;户外的活动让我们又感受到了当年校园内的青春热情。最令我们兴奋和津津乐道的依然是，在校三年间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那些奇闻趣事„„。我们今天又聚到了一起，没必要去计较你所在岗位身份与地位的高低，也没有必要去苛求财富的多少，只需要珍惜同学之间纯真的感情，聚会、交流才是我们的目的。

全班同学共五十六人，本次聚会参加三十四人。感谢为本次活动做出贡献的同学，你们的辛苦与努力使本次聚会活动顺利而有序;感谢参加聚会的同学，你们的加入使本次聚会活动更加丰富多彩;感谢未参加活动的同学，你们的祝福与关注是我们做好本次聚会活动的动力;感谢为本次活动提供赞助(车辆油费过路费，白酒红酒小食品„„.)的同学，你们的赞助为大家节约了不少的财富!谢谢我们的共同参与!希望我们老的时候，还能像现在这样开心的聚在一起! 如今我们已年近四十，已为人母、为人父。上有年迈的父母需要照顾，使他们安享晚年;下有未成年的孩子需要抚养，给他们快乐的生活;在单位我们都是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承担了更多的压力与责 任。所以，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我们这帮感情纯真的朋友，请大家珍惜自己的身体。

第5篇：保密法颁布20周年宣传活动情况总结

市保密局：

根据你局《关于开展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颁布二十周年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泸市密办〔XX〕11号)文件精神，为提高广大人事编制干部职工特别是涉密人员保守国家秘密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面提升保密工作质量，市人事局保密工作领导组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广泛深入开展保密宣传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现将我局开展《保密法》宣传活动情况报告如下：

一、加强对保密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

根据泸市密办〔XX〕11号文件精神，我局保密工作领导组及时召开保密工作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关于开展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颁布20周年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精神，并作了《保密法》宣传教育活动部署：一是加强教育，提高涉密人员保密意识;二是突出重点，抓好保密要害部门、部位的保密工作;三是健全制度，进一步规范保密工作，为全面开展保密宣传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明确宣传主题，认真开展保密宣传活动

在今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宣传教育活动中，为确保我局保密宣传工作落到实处，局保密工作领导组结合人事编制工作实际和泸市密办〔XX〕11号文件精神，紧紧围绕深入学习保密法律、法规，大力普及保密知识，不断深化保密意识，努力推动科学发展这一主题，对《保密法》宣传活动进行了部署，各科室(中心)均以保密宣传教育主题为核心，积极组织本科室(中心)人员认真学习《保密法》、《保密法实施办法》等相关的保密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向相关部门报送保密工作信息，切实把保密宣传教育工作落到了实处。

三、加强保密检查，落实保密措施

我局保密工作领导组高度重视保密工作，在保密宣传活动期间，采取普遍检查和重点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及时对局办公室、军转安置科等科室的涉密文件资料的定密、印制、保管、使用和销毁等制度的落实情况，对市人事考试中心制卷、阅卷、试卷传递等相关环节的保密管理是否严密进行了检查;并在奥运来临之际，对我局网络进行了拉网式全面排查，印发了《关于做好奥运会期间网络与信息安全通报工作的通知》，奥运期间坚持了24小时双岗双责值守制和信息通报制。通过检查，发现我局的保密工作均严格按照保密有关规定办理，职工防范意识和保密技术基本能够适应新形势下保密工作的需要。近年来，我局未发现和发生任何失泄密事件，确保了国家秘密信息的安全。

四、深化法律、法规学习，增强保密意识。

为进一步提高我局职工学法、用法，增强责任意识和保密意识，局保密领导组组织全体职工学习《保密法》及其《实施办法》，各支部分别开展了《宪法》、《公务员法》、《公务员行政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学习，通过集中培训、支部学习和自学等多种形式的学习，使职工掌握了保密法律、法规、政策的基本内容和保密工作的方法和手段，为推动保密宣传活动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基础。

五、认真开展各项保密宣传教育活动

在保密宣传活动期间，我局在抓好了涉密载体、保密要害部门、部位人员保密工作的同时，主要领导充分利用英模报告会，进一步教育全局职工要在日常的工作中强化工作责任心，严格遵守保密制度，切不可因为受个人利益趋使或工作疏忽而导致失密、泄密事件发生，给国家和单位造成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也毁掉自己的前途和人生。分管保密工作的领导在全局职工大会上，传达学习了省委保密办、省国家保密局《关于转发<关于XX年泄密事件的情况通报>的通知》精神，并且观看了《小心你的手机》和《人事考试操作规程》等教育片，使全体干部职工受到一次深刻教育，凡事要引以为鉴，警钟长鸣，以高度的警惕性和责任感来对待保密工作;凡是涉密岗位人员更要强化保密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的学习，进一步增强保密意识，做到谨言行，慎交友，不给不法分子有可趁之机;在日常工作中要高标准，严格要求，严格遵守保密制度，加强对电脑、文件等涉密载体的管理，规范操作，确保不发生失泄密事件。

通过广泛深入的保密宣传教育活动，不仅提高了广大干部职工的保密观念和业务素质，增强了保密法制意识，而且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第6篇：毕业20周年感言

毕业感言

“白云山青，碧溪水蓝，携侣中外，凤鸣岭南„„”，当听到这首熟悉的音乐时，我的内心燃起了昔日的熟悉感和热情。

20年前，我光荣地从贯彻实施 “明德善行、学贯中西”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毕业了;20年前，我怀着满腔的热情踏上了追求幸福生活的道路上;20年前，我以母校为荣，我也相信在奋斗的过程中，广外，会以我为傲。今天，我迎来了我毕业20周年的日子，而我的母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迎来了自己46周岁的生日。

24年前，我们沐浴着改革发展的灿灿阳光，走进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校门。这占地面积不大却拥有着鸟语花香、涓涓河流的校园，成了我们学习、娱乐、交友的乐园。傍着葱葱白云山，沿途还有潺潺流水的相思河畔，多少回忆停留在那片绿荫草地——我们的文化广场，我们在孔子、屈原、莎士比亚、爱因斯坦等中外名人的陪伴下度过日日夜夜。

在这片热土上，广外始终贯彻实施自己的校训“明德善行、学贯中西”，坚持开放办学，融会中西文化，提升教育素质，探究学术真知，服务社会发展，培养具有中国灵魂、世界胸怀、现代意识的全球化高素质公民，建设国际化特色鲜明的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我们在老师们的教育和引导下，汲取着知识、道德与技能的多方面精神营养，为我们一生的奋斗、上进打下了人格、德 性、智慧与学养的基础。

广外，既是我们青春的憩园，又是我们事业的基地。在广外这样中外文化齐聚的校园里，我们接受着各种先进思想的洗礼，我们感受着各界人士对我们的各种关怀。是母校的栽培与恩师的教诲，使我们完成了由素朴青年向有为学子的转变，奠定了尔后几十年发展的基石。树高千尺，根总是连着大地!我们不会忘记，之所以有今天的事业成功与人生幸福，托赖于母校的培养和教育。借此时刻，分布在四面八方的同学齐聚母校，向母校、向恩师们表达我们刻藏于心的感激情怀。念兹在兹，绵绵无有终期。

四载求学路，殷殷学友情!在那青春激荡的大学时代，我们以自己的青春与激情，谱写着八十年代的青春之歌，开创了广外的一代新风。忘不了那精彩绝伦的presentation，忘不了那妙语生辉的report，忘不了校园里每个安静的角落、每

片绿荫的草地、每座闲雅的亭子下我们学生朗朗的读书声。我们如饥似渴的攻读钻研，面红耳赤的探讨争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在学海的畅游中，在思想人格的砺炼中，我们撒下友谊的种子，展开理想的翅膀。在这片绿荫草地上，回荡着我们朗朗的读书声，浸透着我们劳动的汗水，闪现着我们运动的英姿。这里，有我们的青春小鸟，又有我们理想的光芒;我们人生中最美妙的时光在这里，我们一生最纯真的情感在这里。

二十年前的那个盛夏，我们满怀豪情告别母校，奔向祖国的四面八方，迈向了世界各地，开始了壮志报国的创业征程。二十年的奋斗历程，我们无愧于师门，无愧于当年的青春誓言。经历了二十年的激情岁月，如今云海归来，同学们的神采还是那样意气风发，人人心中涛声依旧。二十年里，同学的友情始终支撑着我们情感的天空。如今我们重逢，同学们畅抒友情，追忆那美妙 的青春时光;交流人生感悟，分享成功的快乐;切磋工作的经验，共探生活的良方，以期展望更辉煌的未来。

大学四年，为我们铸就了广外的魂灵，我们的事业前途和母校的发展兴旺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母校育我们成才，我们为母校添彩!毕业后这二十年，我们同学作为广外的学子，如许多颗种子，撒播在四面八方，在社会许多战线上开拓进取，建功立业。虽然岗位不同，但却都在弘扬着广外的人格精神和价值理想，在全社会树立了广外的良好形象。与此同时，同学们也时时刻刻牵挂、祝福着母校：留校的同学直接参与了学校的建设事业，以积极而富于创造性的工作推动着母校的发展和进步;校外的同学则以各种方式对学院的工作予以大力支持与无私援助。母校的兴旺发达，寄予着我们学子的殷殷期盼。在毕业20周年相聚的日子里，同学们共同展望母校的辉煌远景，为母校的改革与发展积极的献计献策。大家的共同心愿，就是尽自己的所能协助母校，促进母校挺进飞速发展的快车道，在事业发展的各个方面蒸蒸日上，成为我们心中的“快乐老家”。

二十年，不短也不长。过去的二十年对我们来说，既是人生一个阶段的结束，又是人生的新的起点。过去的二十年，写下了我们人生的豪迈，当同学们再次告别母校的时候，我们又开始期待着下一次的重逢;我们始终相信，母校的未来必定是一片辉煌，而我们，必定也是这辉煌中的篇章!

Pursuit of Integrity, Practice and Cross-cultural Learning.明德善行、学贯中西，

广外学子们会用自己的一片热情来回报母校，回报社会!

第7篇：2019澳门回归20周年观后心得_澳门回归20周年心得体会

“哗——哗”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在1998年1月15日，中葡两国谈判桌旁响起。两张《中葡联合声明》批准书在谈判桌上交换。两双伟人的巨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澳门——1999——回归!以下是小编整理了关于2019澳门回归20周年观后心得_澳门回归20周年心得体会5篇，希望你喜欢。

澳门回归20周年心得体会篇一

刚刚走出香港满目超现代的繁华，徜徉在澳门石板铺就的街道，一幅古老、沧桑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诸多的遗迹、荒废的建筑、失传的工艺好像一时间历史倒转了半个世纪。这就是澳门了。

沿着西南角海岸走，背山面海，让目光穿过辽远的历史风云，依稀可见当年葡人借口海水浸湿了货物，请求到岸上晾晒，乘机登上澳门半岛。我来到澳门内港的入口处供奉着渔民的守护神妈祖娘娘的妈阁庙，听导游讲述“Ma-cau”这一名词的由来。据说400多年前葡萄牙人从这里上岸，问居民此地是什么地方，居民

误听为指庙宇，便回答“妈阁”，葡人于是译为“Ma-cau”，英文名称也由此而来。在妈祖娘娘的供台前，我点香叩拜：妈祖海神，你是公认的护船神，当渔民和水手与海洋的风浪打交道时，你会保佑他们平安归来，在澳门这艘大船载着漂泊多年的华夏子孙归航时，愿你能保佑他一帆风顺。

在这里，五千年古铜色的历史微合双目，倾听这气吞万里的虎啸龙吟;一次次潮汐般的翻搅，一次次妊娠般的蒸腾，才冷却凝聚成这琥珀般晶明的意念。伫立澳门，眺望大陆，天风致礼，流云驻足，我仿佛听到了澳门前进的脚步声，稳健、雄壮、自信而坚强。祝福你，澳门。

澳门回归20周年心得体会篇二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拥子入怀——澳门回归十二十1999年12月20日这一天，澳门在历尽磨难之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这是让我们每个中国人都为之自豪的。今年，正好是澳门回归祖国二十周年。下面我想朗诵一首诗歌，以此表达对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的欣喜之情。

你，本是母亲身边一个天真的孩子。

你，本可以依偎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

你，本应该和你的兄弟姐妹一样，快乐，无忧。

但母亲在那个风云变换的年代。

被列强蹂躏，伤痕累累。

在强盗肆无忌惮的笑声中。

看着你无助的眼神，母亲的心，在滴血。

因为，你是母亲的骨肉，血脉相连的骨肉。

坚强的母亲没有倒下，坚强的母亲也不会倒下。

当阳光再一次，普照大地，母亲勇敢的挺起胸膛。

雄鸡一鸣天下白。

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祖国母亲。

在血与火的洗礼后，变的更加坚强。

祖国母亲从新焕发了青春。

屹立于民族之林。

你为你的母亲而骄傲，你为你的母亲而自豪。

声声母亲的呼唤，呼唤曾经被抢走的孩子的乳名。

澳门，澳门，澳门!没有什么可以阻挡，阻挡你回到母亲的怀抱。

拥子入怀，分离了整整三个多世纪的孩子，泪流满面。我回来了，我的母亲，我伟大坚强的母亲，我挚爱强大的祖国!从此，不再分开。

亲爱的同学们，历史赋予我们这代人神圣的使命，去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强国。我国着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曾欢呼：“今日之世界全靠青年，青年强则国强，青年雄于世界则国雄于世界。”于是，我们今天的努力被赋予更深刻的含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一个世纪前当时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周恩来发自肺腑的呐喊，正是我们努力奋斗的含义所在。同学们，让我们不负祖先、先辈的教诲，同心同德、自强不息、再接再厉，迎接新世纪的挑战，使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永远立于世界强国之列，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完了!

澳门回归20周年心得体会篇三

1999年12月20日零时，中葡两国政府在澳门文化中心举行政权交接仪式，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澳门回归祖国。这是继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之后，中华民族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中的又一盛事。

澳门以前是个小渔村。她的本名为濠镜或濠镜澳，因为当时泊口可称为“澳”。澳门及其附近盛产蚝(即牡蛎)，蚝壳内壁光亮如镜，澳门因此被称为蚝镜(蚝的繁体字为“蚝”)。后人把这个名称改为较文雅的“濠镜”。清乾隆年间出版的《澳门纪略》中说：“濠镜之名，着于《明史》。东西五六里、南北半之，有南北二湾，可以泊船。或曰南北二湾，规圆如镜，故曰濠镜。”从这个名称中，又引申出濠江、海镜、镜海等一连串澳门的别名。

澳门的名字源于渔民非常敬仰的中国女神天后，又名妈祖。根据传说，一艘渔船在一个天气晴朗，风平浪静的日子里航行，突然刮起狂风雷暴，渔民们处於危急关头。这时，一位少女站了起来，下令风暴停止。风竟然停止了，大海也恢复了平静，中国教育总网文档频道渔船平安地到达了海镜港。上岸後，少女朝妈阁山走去，忽然一轮光环照耀，少女化做一缕青烟。後来，人们在她登岸的地方，建了一座庙宇供奉这位妈祖。

十六世纪中叶，第一批葡萄牙人抵澳时，询问居民当地的名称，居民误以为指庙宇，答称“妈阁”。葡萄牙人以其音而译成“MACAU”，成为澳门葡文名称的由来。

在後来的四百多年时间里，东西文化一直在此地相互交融，留下了许多历史文化遗产，使澳门成为一个独特的城市。

澳门自1999年12月20日回归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依据澳门基本法实行高度自治。在“一国两制”政策的指引下，澳门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特色会予以保留并得以延续。

澳门的面积很小，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之一，也是亚洲人均收入比较高的地区。

澳门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几百年来，一直是中西文化融和共存的地方。

澳门回归20周年心得体会篇四

随着欢快的旋律，带着终于回家了的欣慰笑容，跨过百年的沧桑，踏着步入新时代的豪迈节拍，你向我们走来……

七彩裙裾上开满了圣洁的荷花，缕缕青根深植于广袤肥沃的土地，向着东方第一缕夺目的阳光粲然微笑。意象中，澳门回归祖国倒计时钟跳动的美妙音响，如同闻一多先生《七子之歌》吟诵的巨大声浪，回响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震荡于地球之巅。啊!澳门，别来无恙。

哨位上，我默默站立;地图上，你静静伫立。目光无声地穿越时空，驱散历史上空的阴霾。你像一只远徙的孤雁，双眼蓄满酸楚，只需轻唤一声“澳门”，便可倾注漫天飞雨。是谁，仅隔一衣带水，就成为一则背井离乡的典故?是谁，乡愁如岩，忧郁浩淼，将你灌制成一首首动人的歌谣?是谁，历尽风雨漂泊，仍

用海峡的风把归期寻觅?

此刻，我持枪伫立，一只手抚在心口，思绪依然沉浸在共和国50华诞的喜庆之中。军旗猎猎，战车隆隆，伴着铿锵有力的军歌，意气风发地从天安门前通过。人民为之欢呼，世界为之瞩目。试想没有这强大的人民军队、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指引、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今天，我们怎么可以站在跨海大桥上俯视归土，指点江山?!

沧海万里，长风浩荡，我听到一声声的冲锋号角从天而降，历史的悲恸在军人犀利的目光中定格，我愈来愈感到肩膀上的重量与责任，握枪的手沉重而灵敏。

当时光迈着矫健的步履，豪情万丈地走进1999年12月20日，凝望濠江碧水河畔那片片盛开的美丽灿烂的清莲，我用军人特有的自豪和自信，对你微笑……

澳门回归20周年心得体会篇五

上溯历史百年，澳门的前身是“濠镜”，濠镜之名，来自于《明史》。澳门一直是我国南部的门户之一。在400余年的东西文化冲刷之下，它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城市风格--既不同于中国其他的城市，也没有完全被外来文化所同化。这导致澳门长期处于尴尬的处境。经历了一个个世纪的风霜，澳门终于重新对中国展开她神秘的面纱--“一国两制”的构想为澳门搭建了回归祖国的桥梁，1999年12月20日，中国终于又开始对澳门行使主权，澳门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一句感慨之词来得简单，可澳门自被割让出中国，至近年回归祖国，一路的辛酸，沉重几何!

自古以来，澳门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可随着16世纪欧洲新航路的开辟，葡萄牙人来到了中国东南沿海一带，他们以各种借口，并向当地官员贿赂，一再获得在当地“暂时居住”的权利。至鸦片战争以后，葡萄牙人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野心，宣布对澳门享有“管理权”，从此中国与葡萄牙关于澳门的纠葛就一波三折，纷纭不断。堂堂一个东方大国，何以至此呢?中国对待葡萄牙人的态度--不仅是葡萄牙人，包括大多数西方列强，一直是妥协。这种“慷慨”，这种“大度”，出于两方面原因。其一，清政府的确慷慨大度，延续了两百多年的帝国，他们早已以“天朝上国”自居，目空一切;其二，在经历地方起义，列强入侵的时候，清政府显示出他浮华掩盖下的腐朽，对帝国主义唯命是从。想到这里，不免一阵心痛，思想顽固，政治腐朽，朝纲败坏，官员腐败，泱泱大国就这样沦为他人刀俎下的鱼肉。

在为澳门回归祖国而欣慰之时，在为纪念澳门回归二十周年而高兴之时，在为祖国今日实力强大而自豪之时，我们一定不能忘了回顾历史，面向未来。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1999年12月20日，江泽民同志在澳门回归仪式上引用了王维的诗句，少的这“一人”，正是宝岛台湾啊!斩荆破棘，前路其漫。踏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必须以史为鉴。

第8篇：2019澳门回归20周年心得体会_澳门回归20周年的意义

澳门在呐喊，华夏在欢庆，世界在注目!20年前的今天，伴随着阵阵呼喊声，澳门踏上了回归的征程。以下是小编整理了关于2019澳门回归20周年心得体会5篇_澳门回归20周年的意义，希望你喜欢。

澳门回归20周年心得体会篇一

1999年12月20日零时，中葡两国政府在澳门文化中心举行政权交接仪式，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澳门回归祖国。这是继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之后，中华民族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中的又一盛事。

澳门以前是个小渔村。她的本名为濠镜或濠镜澳，因为当时泊口可称为“澳”。澳门及其附近盛产蚝(即牡蛎)，蚝壳内壁光亮如镜，澳门因此被称为蚝镜(蚝的繁体字为“蚝”)。后人把这个名称改为较文雅的“濠镜”。清乾隆年间出版的《澳门纪略》中说：“濠镜之名，着于《明史》。东西五六里、南北半之，有南北二湾，可以泊船。或曰南北二湾，规圆如镜，故曰濠镜。”从这个名称中，又引申出濠江、海镜、镜海等一连串澳门的别名。

澳门的名字源于渔民非常敬仰的中国女神天后，又名妈祖。根据传说，一艘渔船在一个天气晴朗，风平浪静的日子里航行，突然刮起狂风雷暴，渔民们处於危急关头。这时，一位少女站了起来，下令风暴停止。风竟然停止了，大海也恢复了平静，中国教育总网文档频道渔船平安地到达了海镜港。上岸後，少女朝妈阁山走去，忽然一轮光环照耀，少女化做一缕青烟。後来，人们在她登岸的地方，建了一座庙宇供奉这位妈祖。

十六世纪中叶，第一批葡萄牙人抵澳时，询问居民当地的名称，居民误以为指庙宇，答称“妈阁”。葡萄牙人以其音而译成“MACAU”，成为澳门葡文名称的由来。

在後来的四百多年时间里，东西文化一直在此地相互交融，留下了许多历史文化遗产，使澳门成为一个独特的城市。

澳门自1999年12月20日回归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依据澳门基本法实行高度自治。在“一国两制”政策的指引下，澳门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特色会予以保留并得以延续。

澳门的面积很小，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之一，也是亚洲人均收入比较高的地区。

澳门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几百年来，一直是中西文化融和共存的地方。

澳门回归20周年心得体会篇二

随着欢快的旋律，带着终于回家了的欣慰笑容，跨过百年的沧桑，踏着步入新时代的豪迈节拍，你向我们走来……

七彩裙裾上开满了圣洁的荷花，缕缕青根深植于广袤肥沃的土地，向着东方第一缕夺目的阳光粲然微笑。意象中，澳门回归祖国倒计时钟跳动的美妙音响，如同闻一多先生《七子之歌》吟诵的巨大声浪，回响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震荡于地球之巅。啊!澳门，别来无恙。

哨位上，我默默站立;地图上，你静静伫立。目光无声地穿越时空，驱散历史上空的阴霾。你像一只远徙的孤雁，双眼蓄满酸楚，只需轻唤一声“澳门”，便可倾注漫天飞雨。是谁，仅隔一衣带水，就成为一则背井离乡的典故?是谁，乡愁如岩，忧郁浩淼，将你灌制成一首首动人的歌谣?是谁，历尽风雨漂泊，仍

用海峡的风把归期寻觅?

此刻，我持枪伫立，一只手抚在心口，思绪依然沉浸在共和国50华诞的喜庆之中。军旗猎猎，战车隆隆，伴着铿锵有力的军歌，意气风发地从天安门前通过。人民为之欢呼，世界为之瞩目。试想没有这强大的人民军队、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指引、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今天，我们怎么可以站在跨海大桥上俯视归土，指点江山?!

沧海万里，长风浩荡，我听到一声声的冲锋号角从天而降，历史的悲恸在军人犀利的目光中定格，我愈来愈感到肩膀上的重量与责任，握枪的手沉重而灵敏。

当时光迈着矫健的步履，豪情万丈地走进1999年12月20日，凝望濠江碧水河畔那片片盛开的美丽灿烂的清莲，我用军人特有的自豪和自信，对你微笑……

澳门回归20周年心得体会篇三

上溯历史百年，澳门的前身是“濠镜”，濠镜之名，来自于《明史》。澳门一直是我国南部的门户之一。在400余年的东西文化冲刷之下，它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城市风格--既不同于中国其他的城市，也没有完全被外来文化所同化。这导致澳门长期处于尴尬的处境。经历了一个个世纪的风霜，澳门终于重新对中国展开她神秘的面纱--“一国两制”的构想为澳门搭建了回归祖国的桥梁，1999年12月20日，中国终于又开始对澳门行使主权，澳门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一句感慨之词来得简单，可澳门自被割让出中国，至近年回归祖国，一路的辛酸，沉重几何!

自古以来，澳门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可随着16世纪欧洲新航路的开辟，葡萄牙人来到了中国东南沿海一带，他们以各种借口，并向当地官员贿赂，一再获得在当地“暂时居住”的权利。至鸦片战争以后，葡萄牙人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野心，宣布对澳门享有“管理权”，从此中国与葡萄牙关于澳门的纠葛就一波三折，纷纭不断。堂堂一个东方大国，何以至此呢?中国对待葡萄牙人的态度--不仅是葡萄牙人，包括大多数西方列强，一直是妥协。这种“慷慨”，这种“大度”，出于两方面原因。其一，清政府的确慷慨大度，延续了两百多年的帝国，他们早已以“天朝上国”自居，目空一切;其二，在经历地方起义，列强入侵的时候，清政府显示出他浮华掩盖下的腐朽，对帝国主义唯命是从。想到这里，不免一阵心痛，思想顽固，政治腐朽，朝纲败坏，官员腐败，泱泱大国就这样沦为他人刀俎下的鱼肉。

在为澳门回归祖国而欣慰之时，在为纪念澳门回归二十周年而高兴之时，在为祖国今日实力强大而自豪之时，我们一定不能忘了回顾历史，面向未来。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1999年12月20日，江泽民同志在澳门回归仪式上引用了王维的诗句，少的这“一人”，正是宝岛台湾啊!斩荆破棘，前路其漫。踏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必须以史为鉴。

澳门回归20周年心得体会篇四

澳门回归，不止一次地听到那个熟悉的旋律：“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稚嫩的童声表达了迎回归的喜悦之情，也勾起了亿万人民内心深处的创痛、苦涩和辛酸。闻一多先生当年怀着悲愤、期待写下这首流传至今的《七子之歌》。闻一多所呼唤的“七子”，是指香港、澳门、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顺大连等七个地方，当时都被西方列强霸占。他不会想到，时隔七十多年，西方殖民统治在我国彻底结束时，人们为他的诗谱写了优美的旋律，成为迎接澳门回归的主题曲。当全国人民在同一时刻唱着同一首歌曲时，它就不再是一首普通的歌曲。这恐怕也是先生始料未及的。

《七子之歌》写于一九二五年夏。那时的中国风雨如晦，山河破碎，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青岛血腥屠杀进步工人和学生，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闻一多在国外饱受洋人的白眼和欺凌，回国后又看到列强横行，北洋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残酷镇压人民的现实，内心痛苦万分，夜不成寐，望着黑暗的夜空，呼唤着香港、澳门等七个地方的名字，就像呼唤自己的孩子，写下了《七子之歌》。

这首诗里有太多的沧桑，澳门四百年的变迁，中华民族对命运的抗争，都凝聚在它的字里行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先生在诗里表达的更多的是怨忿之情。我们不难想象闻一多流着热泪写作时的悲苦和愤懑，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决不只是面对山河破碎的痛苦和无奈，还有他由此而生的对于反

动的强权势力的抗争，有他面对反动派的枪弹拍案而起的傲骨。他是一个坚强不屈的诗人，正像诗中所写的那样：“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他呼唤的是澳门归来，他赞扬的是澳门人的中华魂。正是他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气节，使人民永远记住他，他的诗才流传下来，并将永远流传下去。

今天，他用心灵呼唤的澳门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他忧心如焚的国家一天一天强大起来了，他奋笔声讨的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华大地上一去不返了。

不眠的回归之夜，锣鼓敲起来，狮子舞起来，歌儿唱起来。在如潮的歌声里，一个伟大的行吟诗人向我们走来，他千百度呼唤的澳门向我们走来。我们用歌声欢庆正义力量的胜利，祝愿澳门明天更美好。我们也用歌声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者。

澳门回归20周年心得体会篇五

“哗——哗”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在1998年1月15日，中葡两国谈判桌旁响起。

两张《中葡联合声明》批准书在谈判桌上交换。两双伟人的巨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澳门——1999——回归!

为了这掌声的响起，祖国母亲和所有华夏儿女忍辱负重了多少年!为了这掌声的响起，大陆人民和澳门同胞奋斗了多少年!

为了这掌声的响起，祖国母亲和所有炎黄子孙苦苦等待了多少年!

曾记得，四百多年前那个漆黑的夜晚，残忍的葡萄牙强盗玩弄阴谋诡计，用欺骗和讹诈，将你在光天化日之下强行抢走，《中葡友好通商条约》成了你的卖身契文。

从此，你成了一只断线的风筝，一片飘零的落叶，一只离群的孤雁。尽管他们用铁链深深地勒进你洁白的颈项，尽管他们妄图用快枪利炮使你屈服，但你不屈，你竭力挣扎着，呐喊着：“母亲，我要回家!”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心中回响着那永远不变的呐喊：“即使沧海变桑田，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

你也不断地用行动证实着你不变的诺言：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后的当天，澳门人民就成立了“世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开赴抗日前线，数名服务团成员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祖国解放后，又是马万祺等一批爱国人士，慷慨解囊，以各种方式大力支持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帮助受灾的同胞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谱写了一曲曲血浓于水的爱国主义新篇章

四百多年的梦想，四百多年的沧桑，四百多年的不屈，四百多年的刚强，母亲和游子只能遥遥相望，把团圆的心愿，连同不屈的信念，一起写进颠簸的岁月。炎黄子孙，望穿秋水;龙的传人，梦绕魂牵。山也迢迢，水也迢迢，盼过四百年，终于盼来了邓小平爷爷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祖国母亲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欢乐代替了忧愁，富裕代替了贫穷，智慧代替了愚昧，祖国母亲以崭新的丰姿屹立在世界东方。母亲温暖的胸膛成了你暖融融的避风港。穿过历史的河流，我又听到你欢快的吟唱。“你可知Macao不是我的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掠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那四百多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母亲啊，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澳门——与香港齐名的东方明珠，在1999年12月20日你终于回到了伟大祖国母亲的怀抱。

第9篇：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

新华社香港6月27日电题：与祖国同舟共济 为梦想风雨兼程——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

新华社记者 赵丹平 陈键兴 颜昊

时间是一把尺子，丈量着走过的道路。

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开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新时代，开创了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伟大先例。

道路是一册书籍，记录着奋进的足迹。

一路走来，共和国的特区与祖国同舟共济，在追逐梦想的征途上风雨兼程，创造了耀眼的“香港奇迹”，在“一国两制”的探索中刻下了深深的“香港印迹”，为世界奉献了寓意深刻的“香港故事”。

这是极不平凡的20年，这是令人骄傲的20年。

邓小平同志曾饱含深情地说：“等香港回归祖国后，我很想到那里走一走、站一站，哪怕是坐着轮椅也要到祖国的这片土地上看一看。”

回归祖国20年了，小平同志生前时刻牵挂的香港，风采浪漫依然。

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邓小平

2017年4月的一天。香港晴空丽日，暖风习习，维多利亚港湾波平浪静，两岸摩天大楼林立。会展中心新翼如海鸟展翅欲飞，广场上中央政府赠送特区的“永远盛开的紫荆花”雕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时钟回拨。1997年7月1日零时零分，香港会展中心。雄壮的国歌奏响、鲜艳的国旗升起，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创举就此载入史册。

回想起那一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时任香港临时立法会主席的范徐丽泰感触良多：“我们香港是国家的特区了,我们是堂堂正正居住在香港的中国人，可以‘港人治港’了!”

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并首先运用于解决香港问题，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担当与改写历史的非凡气魄。

“‘一国两制’构想提出来时，并不被世人看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全世界未曾有哪个国家有过这样的实践。”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张志刚说，那时很多人不相信，香港可以在包括税制、法制、财政、入境、教育等方面拥有高度自治权。

四季更迭，时光荏苒。20年过去，世界看见了一个怎样的香港?

根据2014年6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回归以来，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受到宪法、香港基本法以及香港本地法律的充分保障，民主政制依法稳步推进，经济保持平稳发展，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得以保持和提升，传统优势产业不断巩固和发展，营商环境保持良好。

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香港在政治稳定、政府效能、规管品质、社会法治、贪腐控制、公民表达及问责等方面的指标，都远远高于回归前，法治水平的全球排名更从1996年的60多位跃升至2015年的第11位。

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2017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在全球63个受评估经济体中蝉联第一。报告主要涉及“经济表现”“政府效率”“营商效率”及“基础建设”四大因素，香港在“政府效率”和“营商效率”方面继续保持全球第一。

回首来时路，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主席李嘉诚感慨万千。“一国两制”使香港企业获得参与全球竞争的广大空间，也因更加了解内地而获得“大堂前座”的优势，“香港的企业兼容‘利’与‘变’，其竞争力可有倍数发展的可能。”李嘉诚说。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宋如安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讲了一段有趣的事。1997年9月，第21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会议在日内瓦召开。与会者惊奇地发现，中国代表团里居然有一位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人。

“他是香港特区政府的代表，叫谢肃方。”宋如安说，“那时香港刚刚回归，这就是‘一国两制’的特色。”

一诺千金，不改初衷。20年的实践证明，中央人民政府始终是“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的坚定守护者，是香港特区各项事业全面进步的积极支持者，是700万香港同胞合法权益的忠实维护者。

“20年来的一切向世人昭示了‘一国两制’方针完全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不但是行得通的，而且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即将九十高龄的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写下感想。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两制”构想来源于中华民族的具体实践，它不仅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也创造性地提供了解决国际争端的全新模式。

在动荡不安的国际社会和全球化环境中，如何搁置争议、建立对话、协商解决问题，这是许多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义虎认为，“一国两制”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经过实践检验的‘一国两制’，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以‘和平统一’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新模式，树立了好的典范，这是中国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张志刚说。

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要相信我们中国人自己是能干得好的。——邓小平

香港知名实业家施子清1957年来到香港，白手起家，创业生根，逐渐发展起来。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时，施家已是身价过亿的商界新贵。

中英谈判完成后的一段时间，香港渐起移民热，社会上弥漫着一种不安情绪。施子清对香港有信心，但不知道四个儿子怎么想。

“父亲召集我们几兄弟开会，说你们如果要移民，可以，每人给笔安家费，再给买所房子。”施家二子、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施荣怀回忆说，“我们都选择留下，并且都只保留了一个香港身份。”

“今天全世界有哪里比香港更自由更自在?没有。政治上、经济上、生活环境上，香港都非常可爱。”施子清说。

对于当年的选择，施家父子从未后悔。

这个家庭是一个缩影，折射香港社会爱国爱港精神薪火相传，从不曾暗淡，更不会熄灭。

“我们相信香港人能治理好香港，不能继续让外国人统治，否则香港人也是决不会答应的。”小平同志的话语饱含着对香港同胞的高度信任与期待。

爱国爱港的香港同胞没有辜负这份信赖。回归以来，香港几度遭遇危机、困境。面对挑战，香港同胞团结一心，砥砺前行。紫荆花始终傲然挺立。

“我现在都忙不过来!”香港中华总商会主席蔡冠深一下飞机就赶来接受采访，随后又匆匆赶往下一个活动场地。

因为要协助总商会会员把握住“一带一路”商机，这位企业领袖奔走于内地、香港和海外，行程满档。“有人说香港失去了很多优势，我看不出来。‘一国两制’就是香港最大的优势!北京、上海的优点，我们有;纽约、伦敦的优点，我们也有。”他说。

香港国际机场也很“忙”。2016年，这里每天迎来送往各种肤色的乘客19.3万人次，每小时起降飞机约46架次，全年货邮吞吐量继续位居全球之冠。

如今的香港，晚上“马照跑”，白天“股照炒”，而且“股还炒得更大”。2016年，港交所新上市公司126家，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额251亿美元，蝉联全球集资中心之冠。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报告中，香港连续23年获评“全球最自由经济体”。

“回归前基本法征求意见的时候，老百姓关心的是实际问题：‘回归了，我上街买早餐用什么钞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的梁振英回忆说，“基本法回答了这个问题，香港特区法定货币是港元。”

“一位西方经济学家曾公开说，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存在两种货币。”梁振英说，“事实证明，‘一国两币’不但可行，更让香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也为人民币国际化和国家金融改革发挥了积极作用。”

热闹的大小街市，繁忙的证券交易所，高耸的写字楼，满载的远洋轮，无不讲述着活力不减的“香港故事”。作为高度发达经济体，香港本地生产总值20年来年均增长3.2%。以人均本地生产总值指标看，香港仍位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依然是全球最富裕经济体之一。

饮水思源。施子清说，“如果没有中央支持，香港没有今天。”

从全力保障对香港的农副产品及水、电、天然气供应，到支持香港抗击“非典”，从支持香港应对前后两次金融危机，到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开放内地居民赴港“个人游”，从帮助香港巩固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中心地位，到“深港通”“沪港通”及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香港对中央有什么要求，中央都有求必应，”施子清说，“港人在‘一国两制’体制下，是得到国家很大照顾的。”

穿行在铜锣湾往来络绎的人潮中，鳞次栉比的商铺令人眼花缭乱。连锁便利店里贴着“欢迎使用人民币”的告示牌，商场收银台前摆放的“微信”“支付宝”支付提示卡，从细节上透露出香港与内地往来的日益频繁。

越来越多香港年轻人正将自己的创意与内地的创业环境和广大市场相结合，让源自香港的创新科技愈加崭露头角，也演绎出全新的香港活力。

岑棓琛8年前在香港创办了视野机器人有限公司。2015年，他带领团队入驻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很快收获了投资，还开设了3家分公司。如今，他们开发的森林防火监控机器人系统已应用于内地20多个城市。

香港青年梁显政是转行创业，他憧憬着像Uber改变出行方式一样，以移动互联网为传统地产代理业带来革新。已拿到天使投资的这个“创客”期待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舞台上有所作为。

走进香港科技大学，浓浓的创新气息扑面而来。许多学生课后聚在一起，热烈讨论着一桩桩“未来项目”。知名的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创办人汪滔就毕业于此。他的学弟妹们正以他为榜样，为了明天积极准备着。

“国家鼓励创新创业，倡议‘一带一路’，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香港年轻人来说都有很大的机会，他们要更多地去了解。”香港科技大学校董会主席廖长城言语中充满期许。

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香港既是参与者也是受益者。梁振英表示，香港是中国最国际化的一个城市，拥有一国之利、两制之便。香港在谋划未来发展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国家所需、香港所长”。

作为一项开创性事业，“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也需要不断探索前进。20年来，香港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这个阶段有挑战和风险，也充满机遇和希望。——习近平

走进天水围社区，高层住宅林立，街道整齐清洁。社区公园一派江南园林景色，满眼绿树繁花，楼台亭阁，小桥流水，池鱼浅戏。

天水围位于新界元朗区，是上世纪80年代末开发的新市镇。这里临近深圳，回归前有许多打工者居住于此。他们在内地娶妻生子，而后安家天水围。

元朗区议员李月民1992年入住，是天水围的第一批住户。他回忆说，那个时候，新移民初来乍到，没有就业机会，无法融入社会。特别是亚洲金融风暴来袭时，很多家庭生活陷入困顿，家庭矛盾和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天水围一时被形容为“悲情城市”。

据李月民介绍，2004年前后，特区政府加大了对天水围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兴修了一批学校、图书馆、公园、运动场、医院，社区环境大为改善。随后，中产阶层人士逐渐回流，餐饮服务类企业不断增多，一些政府部门也陆续迁入，就业情况明显改观。

“天水围再不是‘悲情城市’，我觉得是香港最靓的地方。”1996年迁居天水围的唐增喜说。

近年来，全球市场需求萎缩也波及香港进出口贸易、航运和金融服务。外部经济周期性影响，加上产业结构单

一、劳动力供求失衡、营商成本偏高等内部结构性因素，香港面临经济转型的严峻挑战，居住、养老、就业等民生问题也面临困难。

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特区政府提出，香港经济转型要背靠内地，面向全球，发挥好“一国”和“两制”的双重优势，做好国内和国外的“超级联系人”。

2015年11月，特区政府创新及科技局正式成立。局长杨伟雄说，特区政府决心发展本地创新及科技产业，带动整体经济结构升级转型，以提升香港竞争力。

回归20年来，香港专注于发展高增值和需要精确专业知识的产品生产与服务，实现了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型。数据显示，1997年，服务业在香港本地生产总值所占比率为85%，2016年这一比率已提高至92.6%。

发展的目的，根本上讲是要造福于民。要权衡处理好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关系，历届特区政府始终不遗余力，近年来尤其加大民生方面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