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宦官与经济研究综述及总结
摘 要：明代宦官与经济问题历来是学界研究热点问题之一，相关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本文主要对明代宦官与明代经济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梳理，以进一步丰富、完善关于明朝经济、政治史学方面的研究。
关键词：明代;宦官;经济;综述
回顾明朝历史，宦官的影响是极为深广的。其影响涉及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军事、民族等诸多方面。宦官作为明廷国家体制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其在明王朝的发展、衰亡历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因此，宦官问题一直是明史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诸如宦官与明王朝二者之间的政治、军事、文化、宗教等方面，前辈学者论著不知凡几，囿于篇幅，在此不予赘述。本文笔者将前人有关明代宦官与云南经济的相关论著成果做一简单整理。同时，在梳理、归纳相关论著时，对前人之功作简单总结，并对过往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作出分析。本文为日后进一步研究、剖析封建专制主义集权时代中央政府所推行之经济政策，为探究这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内容、作用做了前期准备。
一、明代宦官与明代经济
(一)专著
在专著成果方面可将其进一步细分：一是史料性专著，二是论述性专著。史料性专著方面：史料性专著可分为综合性专著与专门性专著。综合性专著即对明代宦官与明王朝有关之经济史料做一完整性梳理，譬如胡丹所著《明代宦官史料长编》一书，作者以《明实录》中的宦官史料为基，广泛收录明清正史、奏疏、文集、野史、笔记及方志、碑刻中的相关史料[1]，博采群籍，同时加以必要考辨，汇编为一部规模宏大、体例精严、史料丰富、考证详赡的史料性专著，为日后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极大助力。专门性专著，顾名思义，其研究只取其一点，不断深究，即只重明代宦官与明代经济一点，将有关史料做一专业性梳理，如王春瑜、杜婉言合著《明朝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一书，书中作者通过对有明一代，宦官与土地、财政、手工业以及宦官这一特殊群体因其特殊地位展开的一系列强取豪夺出发点，分门别类，于明代文集、奏疏、纪闻、笔记、野乘等史料中，将与宦官有关之史料，进行了一细致归纳、整理、编排。论述性专著方面：据笔者粗略统计，除前文以述之史料性专著外，目前学界有关明代宦官与明代经济之论述性专著根据其研究切入点不同，可将其分类。
其一，总体考究明代宦官与明王朝之关系，并在其著中列部分章节，考究明代宦官与明代经济关系，即前文所述之宏观考究。如蔡石山所著《明代宦官》一书，全面而详尽地介绍了宦官在有明一代所扮演的角色，并详细论述了有明一代宦官如何影响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与司法等多个领域。该书第七章为宦官与明朝海上活动，第八章为宦官在明朝经济上的角色，这两个章节皆对明代宦官与明代经济之关联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论述，其对明代宦官之描述、评价颇具新意。称宦官为明代经济的职业经理人，此种称呼、评价诙谐之余亦可引发深思，即当今学术研究处于一各种学科快速发展、不断交融之时代，引一二新兴学科之概念、方法是否对史学研究有一较大帮助。而以土地关系为媒介，进而引出宦官对经济之影响的著作则有王毓铨所著《明代军屯》一书，其书下编明代军屯上的生产关系之第六小节为屯地的占夺。通过罗列官豪势要、镇守中官等侵占屯田事例，并与明朝开国初年屯田数量进行简单对比，直观体现出以镇守中官为代表的宦官集团对明朝经济生产关系的影响。而在王毓铨、张显清、刘重日等编纂的《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一书中，亦有涉及明代宦官对与明代经济，即宦官或以镇守中官，或以采办，或以矿监税使等身份，对经济生产关系付诸影响。其他还有部分探究明代宦官的专著也都有部分章节对明代宦官对经济的影响进行了论述，如余华青《中国宦官制度史》，丁易《明代特务政治》，[美]牟复礼《剑桥中国明代史》[2]，杜婉言《佞幸：中国宦官与中国政治》，等等。其二，个体考究明代特定宦官群体、个体，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区所产生之影响，其影响中亦多有涉及社會经济领域，即前文所述之微观考究。如齐畅所著《宫内、朝廷与边疆：社会史视野下的明代宦官研究》一书，对具有典型性的宦官进行了个案分析，利用明代宦官碑刻、墓志等民间田野史料与官私文本的比对，将研究思路从以往的单一性、群体性研究转为综合性研究，塑造了较之以往更为全面、立体的宦官研究形象。并通过宦官个案，考察了明代少数民族宦官的行迹及其在明朝国家边略中的角色、关联及产生之影响。书中第二、三章节亦对特定宦官在特定时期对特定地区所产生之经济影响做了论述。
(二)论文
在论文成果方面，根据论文性质，将其简单划分为：一是刊行论文，二是学位论文。刊行论文方面：学界关于明代宦官与经济之论文成果极为丰富，在此简其要者，作简单整理。杜婉言《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明代宦官与浙江经济述论》、《明代宦官与广东经济》，上述三篇论文以宦官采办、织造、矿监、税务等角度为出发点[2]，细述了宦官对江南、浙江、广东等地区的三省的经济影响，深度揭示了明一代宦官对经济的破坏和摧残。陈建勤《论明代的宦官庄田》就明代宦官庄田的设立、发展、运作、管理等情况进行研究，进而揭示宦官与社会经济之关联。[韩]李敏镐《明末宦官对商税业务的干预及其影响》讲述了明代宦官对商税征收业务的干预及产生的问题，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对明代国家财政和明皇室收入的影响[2]。除以上研究角度外，部分学者还聚焦于市舶、采办、珠池、矿税等领域。如黎宏韬《明代广东的市舶太监》等。除此之外，亦有赵连隐《矿税监高准乱辽事略》[3]，张桂林《税珰高寀乱闽述略》等优秀论文成果。上述论文其特点大致如下：研究多以纵向研究为主，即从某一特定角度出发，经过详细论证后得出明代宦官与这一特定角度、领域之关联。并立足于该角度，以点带面，进而引出明代宦官对经济之影响。并未对同期相近问题进行横向研究，但其研究已较为全面，亦颇为不易。学位论文方面：近年来，随着学界对明代宦官研究不断深入，相关学位论文之数量也日趋增长。现略举其要：牛雁峰在其硕士论文《明代宦官干政对国家经济的破坏之研究》一文中，论述了明朝宦官对财政、土地、手工业等经济领域之影响，并加以延伸之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并得出明代宦官对经济之影响动摇了国家统治基础，亦为日后明王朝灭亡埋下了种子之结论。除上述学位论文之外，还有吕晓斌《嘉靖朝宦官研究》、李自鹏《明代宦官墓志铭研究》、冷明《明代中后期宦官与两淮盐政研究》等学术论文中都有部分章节论述了明代宦官与经济之关联。等学术论文中都有部分章节论述了明代宦官与经济之关联。
二、关于明代宦官与经济研究的总结与反思
近年来，明代宦官与明代经济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这些研成果将究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宦官这一群体[1]，但对研究成果细究，亦可发现其“繁而窄”的特点。具体来说，是研究数量上的繁与研究内容上的窄，即明代宦官与经济之研究，其研究方向多围绕于某些热点问题或热点地区展开，研究所用之史料多集中于传统史料，研究思路多呈定性思维，陷于桎梏，难以挣脱，研究过程中亦不太注重相关学科之引入、融合，因此其研究结果虽丰，但其研究往往不甚理想。究其原因，大致可从对上述众多研究成果的反思中寻得答案。
(一)明代宦官与明代经济史料阙略、零散，研究深度有待进一步发掘
第一，有关明代宦官的史料相对阙略且零散。有关史料阙略之由，以笔者愚见，不外乎有如下数端：首先，究史料撰写之源，自孔子著春秋至辛亥革命止，史书之编纂多由士大夫阶层执笔，宦官史料亦不例外。对自幼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熏陶的士大夫阶层而言，出于儒家教义，自抱持一种对宦官群体敌视之态度，让其为宦官群体著书立传，进而传颂后世是其所不能接受的。这一现象之根由或多与儒家思想中的封建纲常伦理及士大夫阶层的政治理想有关。故而，在士大夫阶层编纂史书之时对有关宦官群体之记载能省则省，能略则略，实在无法删减之处，亦多以笔伐之。其次，历代修史多有规可依，有例可循，不会轻易逾越。即纵观历代史书，除实录之外，其余官修、民撰史书中对宦官记载之篇幅便极少，久而久之，史书中针对宦官之记载便成一定例。以《明史》为例，有明一代，对政治、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之宦官不胜枚举，但在《明史》中宦官传却仅有两卷。究其之由，除士大夫阶层之排斥这一主因外，史书编撰体例抑或有些许影响。再次，宦官群体虽能权倾一时，但其权力保质期缺较短，且因自身无法生育之特性，宦官群体纵使在其当权之时留下相关史料记载，但随着权力的消失、宦官的逝去，相关史料亦无法得到妥善保存。最后，宦官群体本身作为天子之家奴，皇權之附庸，其独立事迹少，且活动范围受限，故而相关史料记载较少。除此之外，宦官群体自身文化水平低，亦是一影响因素。
第二，对宦官经济史料的挖掘不够。目前学界相关研究对新兴史料挖掘使用不足，除政书、正史、文集等传统史料之外对地方志、碑刻、笔记等史料鲜有人涉足。但正是这些鲜有人涉足或纵有涉足亦多以浅尝辄止为主的新史料中却记载了很多历史信息。以地方志为例，其中有关镇守内官的史料较多，且很多是实录等正史缺载或不予记载的，如宦官的字号、籍贯、镇守地方所奉的敕书以及宦官在地方的活动等;不少地方志还列出了历任镇守中官的名录，虽然大多不够详尽亦足以提供参证。再如，研究明代宦官与经济[4]，地方志中存有大量可供利用的材料。比如《明实录》中有关云南镇守中官的记载极为缺略。但正德《云南志》、天启《滇志》及清人所作《滇考》《滇系》《滇云历年传》等地方志中却保存了大量的史料[4]，研究明朝宦官与经济之关联，必不能弃之不查。
以前文所述之史料性专著《明朝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之探析，又可为一例，该书虽为目前学界颇具代表性之史料性专著，但考证之下亦可发现该书中对实录等正史、地方志、碑刻、档册等相关史料鲜有收录。见微知著，亦能发现明代宦官经济史料探究已出现了“瓶颈效应”。
欲突破这一“瓶颈效应”，可在史料的收集、整理、考究上多下功夫。若不对相关史料倾注心血，便可能一直不得其门而入，亦不会知其所以然。因此，明代宦官与经济之研究最亟待解决的便是史料问题，必须以发掘、整理史料为第一要务，才能有所创新、突破[1]。
(二)研究内容趋于“同质化”
明代宦官与经济之研究成果颇丰，但在一些相关研究中，其内容大多浅尝辄止，流于表面。如针对明代宦官与云南经济之关联的研究，因史料零散，研究者大多对其中某一个例进行探讨，未能真正深入、全面地研究。再如，在对明代宦官与经济之关联的研究中，多数是将其置于传统政治史范式下进行论述，这样虽然研究内容更为广泛，但也很容易刻板化，缺乏新意[1]。且目前学界围绕明代宦官与明代经济之研究，多围绕部分热点地区、热点问题展开，而针对西南等边地民族省份却少有涉及，其研究领域有待进一步拓宽。
(三)研究结论应趋于理性
在研究结论方面，学界有关明代宦官研究一直受政治史范式之影响，即相关研究多取一明代宦官为研究对象，进而展开围绕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个领域展开探讨，因此其所得之结论也多以一般性定性描述为主。受体例所限，其研究深度自然有待提高。除此之外，在相关评判方面。学界之评判多以批判为主，诚然宦官群体对历代政治之影响多为消极一面，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在评判之时应更注重理性而非感性，不应过分情绪化、片面化。
三、结语
如前所述，有关明代宦官与明代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在明代经济史研究中渐渐兴起，众多史学工作者在专著、论文方面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在帮助我们探究史实、开阔研究视野、拓展研究思路、培养问题意识的同时也对我们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往涉及明代宦官问题时[3]，囿于史实、社会背景、学术传统等因素，长期以来学术界多持批评、批判之态度。诚然，有明一代，宦官这一政治群体在明代政治生活中大多以负面、消极的角色出现，结合其对明代政治生活带来的众多影响来看，持批评、批判乃至否定性意见无可厚非，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更应当以全面、综合、理性的眼光去看待、分析这一政治群体[3]，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将有关宦官这一政治群体的研究更立体的呈现，不应过分情绪化、片面化。只有这样才可以使我们避免陷入“同质化”“片面化”研究，更有机会在前人基础上塑造出更加鲜活、生动、优秀的历史形象，以更接近历史的真实面目去思考历史带给我们的启迪。
参考文献：
[1]尚永凯.21世纪以来明代宦官研究的进展与问题[J].哈尔滨学院学报，2020，41(5)：75-80.
[2]牛雁锋.明代宦官干政对国家经济的破坏之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
[3]郇蕾.明代宦官问题研究综述[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1)：62-66.
[4]胡丹.志书中的明代宦官史料[J].中国地方志，2009(9)：30-32.
(责任编辑：董维)
作者：杨杰
2009年07月17日 10:33 凤凰网历史综合 【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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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宦官一直是政治发展的伴生品，宦官掌权、后宫干政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现象。宦官掌握朝政大权的现象在明代尤为突出，特别有趣的是一代改革家张居正，居然借助宦官掌握权力，推进改革，可见，明代的宦官的权力至大。那么明代宦官是如何掌握朝政大权的呢?
一是皇帝的猜忌和多疑，使得采取不正当手段监视大臣，这样，从机制和制度的角度给了宦官掌权的机会。
在太祖朱元璋时代，就有锦衣卫这个机构，专门负责监察官员的行为，刺探官员的隐私。当然，朱元璋时代的锦衣卫不是由宦官组织，但是，已经有宦官参与。还比如明成祖朱棣时代的“郑和下西洋”，其带队领导郑和和副官王景弘是明代有名的宦官。郑和下西洋的说话之一，就是寻找海外建文帝的下落。如果这一结果成立，那么就从一个侧面证明皇帝借助宦官来实现自己打击政敌的目的。这样，无形之中就给了宦官以实权。
据历史记载，成祖在夺取帝王的过程中，得到了宦官的大力帮助，因此将宦官视作心腹。自永乐朝开始，宦官并可以出使外国(郑和)，地方征税，采办、监军，甚至可以担当镇守地方、边防的重任。
在宣宗时代(英宗的父亲，朱棣的孙子)，在宫中设立书堂，选小太监为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为教习，使宦官读书成为定制。
这是皇帝倚重宦官、把宦官当做主要政治力量培养的表现之一。自然，宦官就会有权力。 明成祖时代设立的东厂，还有后来的西厂，就是宦官的机构。
二是皇帝的怠于政事与过分溺爱宦官，也是宦官掌权的形式机制之一。这主要表现在英宗时代的王振乱政。
英宗是宣德十年(1435年)继位的，当时英宗九岁。对此，宦官王振依仗宣宗的不明事理和过分宠信，入掌司礼监。
明朝的司礼监是干什么的呢?就是掌握皇帝印信，替皇帝整理各类奏章的机构。在明朝，这一机构大都有太监掌握，这样，明代无形之中把最重要的事务交给了太监。
英宗时满15岁开始掌握朝政的。这时，宦官凭借着英宗的宠信，培养了自己的实力，加上英宗软弱无能，王振利用英宗的过分信任开始左右朝政。
据说，英宗时代奉天殿等明代的主要皇宫建成，于是按照皇室规定，大宴群臣。这是，宦官无论如何是不能参加的，宴会上，英宗想念王振，便派人前往问候。王振见来人，生气的说：“我像周公辅佐成王一样辅佐皇上，难得我就不能到宴会上坐一坐吗?”英宗听到这话后，也觉得王振受了委屈，便应召王振。对此，当大臣看到如此情况后，就更加害怕振，王振更加专权。到最后导致了“土木堡之变”，英宗被擒。
还有就是明武宗时代的宦官刘瑾专权，也是这方面的例子。神宗时代的魏忠贤也是利用神宗的怠于政事，独掌朝政大权。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明代的宦官这么厉害，最为主要的就是 明代中后期的皇帝怠于政事，沉闷女色，信奉妖术导致的，但是他们又不信任朝臣，这样，宦官自然成了皇帝掌握朝堂的得力助手，于是宦官党政的历史就形成了。
三是后宫干政，借助宦官力量，宦官成为集团联盟。
在宪宗时代，贵妃万氏专权。但是，万氏作为后宫的一个女人，想要专权，必须借助一定的力量，否则不方便干政，这样，宦官便是最为可信的力量，同时，也是能天天接触到的人员，这样，宦官便成为后宫干政的集团联盟，自然，赋予了很大的力量。
宪宗时代的宦官梁芳、韦兴就是例子。据历史记载，万贵妃祸乱宫廷，她的三个兄弟和太监梁芳、韦兴勾结在一起，将大明的国库挥霍殆尽。宪宗得到消息后，视察国库，“见累朝金七窖俱尽”，说道：“靡费币藏，实由汝二人”。可见，宪宗对梁芳和韦兴的不法行为是清楚的，但是由于万贵妃，他没有治罪，宦官更加肆无忌惮的挥霍国家的财政。
明代宦官政治
撰稿人朱林 明代宦官的总体概况
历数中国古代各朝，唯东汉、唐、明三代，宦官为祸最烈，而尤以明朝为最。作为皇权卵翼下祸国殃民的一股特殊势力，他们威福远达官门之外，渗透到各地各部门，人数竟达数万之多。
明朝有名的宦官在中国古代是比较多的，比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等，这些都算是宦官一门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有的能够挟持皇帝，有的被称为“站皇帝”，有的被称为“九千岁”，那么究竟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些的呢?
明朝的宦官正式的工作机构有二十四个，还有好些附属机构。朝政上他们甚至可以与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分庭抗礼，地方上他们还可以监督封疆大吏，军队中可以监军。可以这么说，他们已经完全的参与到明代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可以说，他们是明代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政治生活的主要参与者。下面让我们首先看一下明代宦官政治是怎样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洪武建文朝概况
作为开国之君，朱元璋深知宦官祸国乱政的劣迹，他曾说“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为宦官败蠹，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所以他对宦官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比如明确规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穿戴外臣衣服、帽子，官阶不得超过四品，政府各部门不得与宦官公文往来等等。由于仍不放心，他还特地在一块铁牌上刻“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这几个大字，以示威慑。
但是由于朱元璋撤销了丞相，以致事无巨细都得有皇上一人来处理，但是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所以朱元璋最后也不得不将一些事交给宦官去做。也就是在朱元璋当政的中后期，宦官开始在政治舞台上露面。比如派遣宦官参与税务，参与茶马交易，委派宦官特使，而且还增设宦官机构，后来的二十四衙门就是在洪武朝奠定的基础。
建文朝时由于朱允炆严格遵从祖训，所以宦官势力没有兴起。
宦官势力的抬头
明成祖朱棣时，宦官开始受到重用，权势也越来越大，这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朱棣起兵，是属于谋逆性质的，窃取机密，宦官充当耳目，“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很多宦官都是功臣，特例：郑和。
宦官称谓在此时得以扬眉吐气，历史上宦官的职务，秦有中车府令，汉唐沿袭不变，至于中谒者、中常侍之类，都是以中字名宦官，明洪武年间以监正、监丞之类。永乐初“始改监正曰太监”，这就使宦官由“中”字一下而跃身为“太”字辈了。
在任职上更是开了很多先例，比如宦官监军、宦官分镇地方、进一步插手经济而且还开始利用东厂进行特务活动。臭名昭著的东厂就是在这个时候登上历史舞台的，关于东厂，后面再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言。
文宗在位仅仅十个月，倒是没什么大的政策。他的儿子宣宗在位时，却做出了一件贻害无穷的事，那就是：设立了内书堂。
内书堂就是宫内较小太监读书识字的地方，内书堂的设立也就改了太监不得识字的祖训，这样也就为以后太监参政提供了方便。内书堂的第一任教授还是为大学士，叫做陈山。其实为那些小太监讲学的人书评都不差，一半都是出自翰林院、詹事府、殿阁等这种有学问的地方。顺便说一下内书堂有副对联很有特色，上联：学未到孔孟门墙，须努力趱行几步;下联：做不尽家庭事业，且开怀丢在一边。
其实明宣宗还是个很不错的皇帝，他叫太监识字也只是想让他们帮自己处理一下政务。毕竟后世的皇帝很少有像他们老祖宗朱元璋那样的劳模，一天处理几百件政务，所以就不得不找点帮手了。宣宗对太监实际上是
很好的，他曾赐几个太监免死诏，还送给太监银牌，那些银牌可有诸如“忠肝义胆”、“忠诚自励”、“心迹双清”的字样，以示褒奖。不过由于明宣宗还是个勤政的皇帝，太监虽受宠，却还不敢放肆，也未专权，但是宦官掌权的苗头开始萌发。
宦官势力的急剧膨胀
从明英宗到明武宗时，这段时期是宦官势力发展的黄金期，这时候大牌宦官云集，宦官名副其实的成为了呼风唤雨的一股势力。
先是英宗朝正统年间有挟持皇帝以致发生土木之变的王振，接着天顺时又有阴谋篡位的曹吉祥(电影《新龙门客栈》中甄子丹扮演的曹公公的原型)，然后还有宪宗时期的汪直，武宗时期的“站皇帝”刘瑾。
这一时期宦官的情况和明初就有着很大的不同了，宦官开始把持朝政，专权误国，横行无忌。后人曾这样评论“国朝文武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大家平时所说的明朝太监的拙劣事迹其实也主要是指这个时期及其以后的，宦官在这时已经全方面的插手到明朝政治、经济、军事生活的个个方面，后面还要细讲，这里不再多说。
宦官事业的低迷期
如果你认为宦官的势力会一直膨胀下去，那么你就错了。嘉靖一朝，是有明一代监管宦官最为严格的一朝。嘉靖御宇四十五年，却没有一个权宦出现，与他对宦官的严格控制是不无关系的。这是与嘉靖皇帝的自身经历有关的，由于他出身王爷，正是由于皇帝无子，他才得以入继大统。而他早些年当王爷的经历让他看到了宦官的种种劣迹。
加之嘉靖本人猜忌、多疑的个性，使他不会像那些皇帝那样信任宦官。他总是把宦官玩弄于股掌之上，事实上嘉靖帝认为所有人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而且不把他们当人看，所以嘉靖朝的太监远没有前朝的太监风光，当然更好没有他们后朝的太监啦。真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不过阳光总在风雨后，嘉靖朝过后便迎来了宦官们的春天。
宦官势力登峰造极
穆宗时期太监没有太大作为，转机发生在万历朝。先是有“大伴”冯保飞扬跋扈，而万历皇帝本人极力往各地派遣盐盐税使，为自己大肆敛财，因而这时期的宦官势力实际上是相当的嚣张。顶峰发生在明熹宗年间，自然代表人物就是大名鼎鼎也是臭名昭著的“九千岁”魏忠贤。
天启年间，朝政由他把持，倒行逆施，陷害忠良，残害百姓，收受贿赂，拉帮结党无恶不作，加剧了各种社会矛盾，实际上也给明王朝敲响了丧钟。而崇祯皇帝虽然铲除了魏忠贤这一恶势力团伙，但是由于崇祯帝自己性格的原因，是他在后来又走上了重用宦官的道路，比之前朝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宦官的恶劣形迹又进一步加速了大明王朝的覆亡。
宦官机构
既然明朝宦官能够在这样的程度上左右政治，甚至是把持国柄，那么他们的机构也必然叠床架屋，异常庞大。前面提到过培养小宦官的内书房，其实那只不过是宦官机构的冰山一角。下面我们要说的就是大名鼎鼎的二十四衙门以及其他一些宦官的重要机构。
廿四衙门
司礼监惜薪司
内官监钟鼓司
御用监宝钞司
司设监混堂司
御马监兵仗局
神宫监银作局
尚膳监浣衣局 尚宝监巾帽局印绶监针工局 直殿监内织染局 尚衣监酒醋面局都知监司苑局
“十二监、四司、八局，所谓二十四衙门也。”
除了这二十四个衙门外，还有很多部门，比如文书房、中书房、提督东厂、御前近侍、提督京营、南京守备等等，这几个只是宦官衙门中上层的机构，其他诸如管理日常生活、油盐酱醋方面的宦官部门还有很多。这些机构中我们着重讲两个—司礼监、御马监。
宦官第一官— 司礼监
司礼监，在宣德年间成为宦官系列中的总领，排于二十四衙门之首，该监人员编制最多，职责范围最广，职权也最大，是名副其实的太监第一职务。
《明史》中有“提督掌督理皇城内一应仪礼刑名，及钤束长随、当差、听事各役，关防门禁，催督光禄供应等事。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掌司各掌所司。典簿典记奏章及诸出纳号簿。”到后来，提督太监和掌印太监逐渐发展为一人。掌印太监同大学士一起工作，其“秩尊视元辅”，权力相当于内阁首辅，而其宠信程度，则以近侍君王而往往在首辅之上。其实这只是司礼监最为重要的职务，另外司礼监还与三法司会审大案，代表皇帝参加内阁会议、廷议，以对阁臣或众大臣的议事进行控制和监视。
南京守备是司礼监的外差，其地位相当高，守备南京的公侯伯都得听他的指挥。排座次时，守备太监坐首席，公侯伯上座，都督只能侧左。
司礼监下还有文书房，是掌收通政司每日封进本章，并会极门京官及各藩所上封本，其在外之阁票，在内之搭票，一应圣谕旨意御批的机要部门。“凡升司礼者，必由文书房出，如外廷之詹、翰也。”这样司礼监得以掌握国家军政大事的一切机密动态。
司礼监还掌握着宦官衙门的升迁降贬、外派、撤回、惩办的权力。
司礼监所有权力中最为关键、与中枢决策系统关系最大的是批朱和掌控厂卫。
第二“司礼监”—御马监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写道“(御马监)掌乃御厩兵符等，与兵部相关。近日内臣用事稍关兵柄者，辄改御马衔以出，如督抚之兼司马中丞。”这就是说，御马监与兵部及督抚共执兵柄，实为内廷“枢府”。其实，御马监还要管理草场和皇庄、经营皇店，与户部分理财政，为明廷的“内管家”;两度设置的西厂，也由御马监提督，与司礼监提督的东厂分庭抗礼。
御马监相当重要的的一个职能就是统帅禁兵。这一职能使得御马监在内廷诸衙门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它既是明朝宦官参与军政事务的基础，也使御马监本身逐渐具备多种军事职能，并被视为内廷中的武职衙门。另外，御马监还具有财政职能。这一点主要体现在管理御马草料场上。至成化时期，由于御马监管理草料场的经验，皇庄后来也由御马监来经营。这样，御马监由于具有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的权力成为太监机构中的第二热门。
宦官政治的具体体现
一、架空内阁
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废除了中国历史上有着上千年历史的丞相制度，将中书省的权力分归于六部，另外还设了其他一些机构。但是这样造成权力高度集中，皇帝一人无法处理政务，所以后来又设置了内阁、殿阁大学士，以后发展为内阁制度。但是内阁毕竟不是法定的行政机构，而只是类似于一个智囊团的性质，因而他们得到的权力也只是票拟。随之而产生的另一项权力则是批朱，这一特权则掌握在司礼监的手里。
所谓“批朱”，相当于现在的盖印。批朱权是皇帝的权利，也是明王朝办事的最后一道程序，批朱之后，
意味着最后拍板，而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利，本该由皇帝完成，后来却落入了内宫的手中。因为有这样的规定，司礼太监批朱时“间有偏旁偏讹者，亦不妨略为改动 ”有这样的权力，有就是改动票拟之权。这批朱权就成了司礼监压制内阁的有力武器。
二、操纵厂卫
众所周知的东厂，其实只是司礼监的一个下属机构而已，是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第
二、三人担任厂公，人称“督主”。东厂作为一个特务机构，由于直接听命于皇帝，权势非常之大，这一点仅从东厂一把手的称谓上就可以看出，督主有关防一颗，篆文是“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关防”。如若司礼监掌印太监与东厂督主同为一人，那么此人势力绝对如日中天，非同寻常。
与东厂相呼应的则是锦衣卫。虽然锦衣卫设立较早，但由于宦官的特殊身份，加之宦官势力的不断膨胀锦衣卫的地位逐渐屈居于东厂之下。锦衣卫的官员常常由掌握东厂的司礼太监亲信出任，这样司礼监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控制锦衣卫了。比如英宗时期王振为司礼太监，而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就是他的私党，可谓政出一门。
三、插手财政
征收各种赋税的大权，关系到整个国家财政的收入。而在明代，这一分量如此之重的大权却又一次被宦官所干预。永乐十九年(1421年)十一月，分遣中官杨实等核天下库藏出纳之数，这便是宦官插手财政的开始。随着宦官势力的增大，税务全便逐步被宦官控制，而到了万历时则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由于万历皇帝贪婪的性格，加之皇宫大兴土木，军费又大量增加，他不断的向各地派遣矿、盐税使搜刮银两。而宦官为了中饱私囊，也不遗余力地增加税务的项目，提高税务的比率，也就是所谓的增税、滥税。
在明代纺织业是第一大手工业，而其中又以丝织为主，而监督织造的差事又被宦官揽了下来。在宦官职务中有“织造”一职，而且有提督太监南京、苏州、杭州各一员。
大家可以想一下，在明朝那三个地方是绝对的经济中心，因而油水之大可想而知。而织造所管有基本上以丝织为主，而丝绸又是值钱的东西，所以宦官把持这个职务，使他们对经济的干预又加深了一步。当时舆论有这样的呼声“今天下之为民害者，熟有甚于监督织造之使乎”、“今天下苦织造久已”，这主要是宦官借织造之名，加大所需织造的数额，营私舞弊，敲诈民财。关于宦官插手财政的方面还有很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四、统兵监军
关于宦官统兵，大名鼎鼎的郑和就是因为仗打得好才得到成祖的信赖的。明军在土木堡的惨败也正是由于王振亲自统兵的结果，而汪直更是喜欢统兵打仗。至于宦官监军，例子更是不胜枚举。明末时期，每有战事，将领所到之处则必有监军之太监。而那些太监非但不能起到积极作用，反而处处掣肘军事将领，因而所打之仗也多败绩。《国史旧闻》中指出宦官监军的四处弊病：侵蚀军实、避敌殃民、遏制大将、谎报军功。
五、担任镇守和守备
所谓镇守和守备，本来都是武将的职衔。但是随着宦官势力的扩张，各地的镇守、守备逐渐由他们所把持。《明史•职官志》中有“镇守，镇守太监始于洪熙，遍设
于正统，凡各省各镇无不有镇守太监，至嘉靖八年后始革”。 另外职官志中还设有南京守备、天寿山守备、湖广承天府守备等职务。由宦官担任地方镇守和守备，地方行政必然会受到干预，加之宦官的恶劣本性，地方百姓则会严重受到他们祸害。
宦官个例分析—站皇帝
刘瑾，陕西兴平人。本姓谈。六岁时被太监刘顺收养，后自宫当了太监，遂冒姓刘氏，侍奉太子朱厚照，即后来的明武宗。他善于察言观色，随机应变，深受信任。太子继位后，他数次升迁，爬上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宝座。但他一旦大权在握，便引诱武宗沉溺于骄奢淫逸中，自己则趁机专擅朝政，时人称他为立皇帝，武宗为坐皇帝。 他排斥异己，陷害忠良，朝中正直官员大都受他迫害。如户部尚书韩文被罢职下狱，五官监侯杨源受杖刑而死„„而刘宇、焦芳等小人则奔走其门，成为其党羽。但他最终落得个凌迟处死、千刀万剐的下场，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那么刘瑾是怎样一步步控制大权的呢?首先他知道要得到皇帝的宠爱和信任，所以他极尽所能的讨好明武宗。第二，刘瑾掌握了权力最大的宦官机构—司礼监。这样他就能够横行无忌的干预朝政，包括欺压内阁，擅
改圣旨等等。由于司礼监强大的权势，它能够在几乎所有的朝臣头上作威作福，并且时不时的打压不服从他的官员。
还有就是刘瑾设立“内行厂”，这是一个比东厂还要黑暗的特务机构，它监视的层面比东厂更广，甚至东厂，也在它的监视之下，而且用刑比东厂还要残酷。内行厂完全就是一个刘瑾用来打击异己，监视官员和百姓行动的特务机构。
掌握大权之后，刘瑾开始了各种非法和不轨的勾当。他利用自己的职权极度的敛财，大肆地收受贿赂。各地官员进京朝拜述职时总是要向刘瑾行贿，叫做“拜见礼”。如果升了官要立即使用重金“谢”刘瑾，叫做“谢礼”。送少了还不行，否则要马上撤职，但如果你赶紧追加银子，官职又能马上恢复 。接受别人贿赂之后，刘瑾还枉法行事，直至制造冤狱 。刘瑾的专权使朝政混乱，他的索贿受贿也直接导致了地方矛盾的激化 。刘瑾在权势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后竟动了篡位之心，企图寻机夺位 。后来，刘瑾被另外一虎—张永和大臣杨一清算计，被明武宗一举拿下。当武宗得知刘瑾要谋反后，被处以凌迟刑，共行刑三天。刘瑾死后被抄家，其家财的数字，各史籍记载不一。高岱《鸿猷录》记为：“金24万锭又57800两;银元宝500锭又1583600两;宝石2斗;金甲2;金钩3000;金银汤鼎500;蟒衣470袭;牙牌2椟;穿宫牌500;衮龙袍4;金龙盔甲30;玉印1;玉琴1;玉带4160束;他物称是”。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曾将明朝太监刘瑾列入过去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名单。
宦官政治的影响
宦官横行，宦官势力的蔓延，给明王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这里我们分政治、经济、军事三个方面分别阐述。
政治上进一步强化了封建专制主义，由于宦官只听命于皇帝，并在很大程度上倾轧内阁和六部的权力，这样就导致皇权的进一步集中。
宦官的恶劣行迹，还导致了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由于操纵着厂卫，这些特务便会利用职务之便为非作歹，净是做些伤天害理的勾当，弄得人人自危。以至于百姓见有华衣怒马、操京师语音者，即惊恐相告，远远避开。明朝宦官的逞凶肆虐，使明代封建专制主义的枷锁更紧地套在人民的身上，加剧了封疆统治与人民的矛盾。
宦官的专权，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明争暗斗，如明朝后期的东林党与阉党之争。
作为统治阶级的不同派别，阉党与东林党之间的门户之见是很深的。而魏忠贤秉政后，两党的争斗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尤其是杨涟上书揭发魏忠贤的24大罪后，“忠贤愤甚，欲尽杀异己者”，他命其党羽炮制《三朝要典》、《东林点将录》等，将反对自己的东林党人统统杀掉。可是魏忠贤死后，东林党东山再起，又极力将阉党及与阉党有关的人统统一网打尽，两派力量一直持续到明亡。这也极大削弱了统治阶级的力量。
宦官对经济的破坏则更加严重。他们插手财政，扰乱正常的经济政策。作为矿、盐税使，他们横征暴敛，大肆搜刮;作为织造，他们巧立名目，中饱私囊。正常的经济生活已经完全被他们打破了，这样的结果是到处“鼎沸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尽倾，农桑脚困”，“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如此恶劣的生活环境，百姓无法生存，农民起义便会揭竿而起。
宦官监军，加快了军队的腐败，加之设守备、镇守之处又多是边塞要地，导致边防大为削弱，动摇了明王朝的统治。这样一来，明末发生农民战争后，由于各处军队皆有宦官掣肘，导致将领无法有效统帅军队，使农民军得以较为顺利的发展，加快了明王朝的覆亡。
对明朝宦官政治的探究
最后我们来探究一下明朝宦官政治形成的原因。
明初，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中央集权，诸如撤销丞相，设立四辅官、殿阁等等，这样皇权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皇帝就不得不依靠宦官处理朝政和其他宫廷事务。这样，宦官的参政也就成了必然，宦官预政也有了合理的理由。
皇权的高度集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撤销了丞相，这样一来，皇帝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皇帝的任务骤然增多。那么皇帝必然就会找人帮助自己，丞相肯定是不行了，因为当初就是怕相权过大才撤销的，跳来跳
去就选择了宦官。
由于明朝的惯例，皇帝所选妃子一概选自民间，这样后宫的素质必然不高，因而对皇子的教育也就会相应的弱化。这样，与皇储接触最多的宦官对皇储的影响就会加大，于是皇帝登基后对宦官的过度依赖也就可以理解了。同时，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明朝皇帝的综合素质是历朝历代中最差的了。
但是，我们可以从各种史料中看出，不管宦官的权力有多大，它毕竟不过是代行皇帝手中的权力。不论那些宦官有多么的厉害，他们无不是拉着皇帝的虎皮扯的大旗。一旦他们不能满足皇帝的意愿， 或是对皇权造成了威胁，立即就会被皇帝除掉。王世贞曾经说过，“即狼戾如振、瑾者，一嚬而忧，再嚬而危，片纸中夜下而晨就缚，左右无不鸟散兽窜，是以能为乱而不能为变也”。就是像魏忠贤那样，势力权倾朝野，生祠遍立中国，真是到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地步，天启帝一死，照样还是被崇祯帝一举拿下，最后自缢身死。这就充分表明，宦官专权是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午发根除的积弊。
参考书目:
《明史》张廷玉等著 网络版
《中国政治制度史•明代卷》白纲主编
《明朝宦官》王春瑜、杜婉言著 紫禁城出版社
《明朝宦官与三案》温宫义著
明代的宦官虽然没有东汉之末和晚唐时期那些宦官的气焰之凶，势力之大，也不像汉唐的宦官那样，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权力极大，在中国宦官史上也实属罕见，明朝的宦官管理制度。明代自永乐朝起，宦官逐渐得势，从此一直到明思宗缢死煤山，200多年来，宦官都活跃在明代的朝堂之上，上演了一幕幕荒诞剧。
明初，宦官是很不得势的，宦官的权力跌入了历史的低谷，不仅不得干预朝政，与官吏交往，甚至连置产业的权力也没有。这是因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发迹于民间，亲眼目睹过宦官的危害，彩塑明代太监像他认为，宦官这个群体对于国家来说不起什么好作用，其中好人不多。
朱元璋对宦官限制极严，曾立下规章制度，不许宦官读书识字，不许宦官兼任外臣文武衔，不许穿戴外臣所穿戴的冠服，品级不得超过四品等，还在宫门上挂一块高3尺的铁牌，上面刻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曾有一位做镊工的老宦官，服侍朱元璋几十年了，有一次说话时没有注意，谈到了朝廷政务，朱元璋立即把他打发回老家种地了。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朱元璋自己费尽心机、不遗余力推行的极端君主专制制度，为日后宦官干政预埋了祸乱的种子。朱元璋在心里虽然想着宦官这种人不宜过多，越少越好，但实际的需要却由不得他。早在朱元璋称帝之前，还是称为吴王的时候，宫中的宦官人数已经超过千人，到洪武初年，内监的二十四衙门就建立起来了，宦官的人数就更多了。成祖朱棣任用宦官，委以权力，完全是因为当年的"靖难之役"中，尚为燕王的朱棣靠勾结受建文帝压迫的宦官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动向，此后又在其围攻南京时，与宫内的宦官里应外合取得了胜利，登上了皇帝宝座。因此，朱棣上台后，也害怕会有失意的宦官像出卖建文帝一样出卖自己，故而不惜背叛祖训，拉拢宦官。而朱棣自己的宦官，如狗儿等，在"靖难之役"中，也为朱棣在战场上立过功。可见，明成祖授宦官以权柄，完全是一笔政治交易。世宗统治时期，宦官势力一度被压抑，但到神宗时又发展起来。宦官冯保可左右内阁，权势极为显赫。天启时，宦官专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魏忠贤与熹宗乳母客氏勾结，独揽内外大权，同朝内文武大臣结为阉党，有权倾帝王之势。崇祯帝(思宗)虽然定逆案，逐阉党，但最后仍不免走上宠信宦官的老路，让高起潜、曹化淳先后得势，直至明亡。
明代宦官有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包括选用制度、管束制度、奖赏制度、病老丧葬制度等。
选用制度。当时规定，凡自愿阉割要求成为宦官者，事先必须得到官府的批准。明代曾规定，一家有四五个孩子以上、愿意将其中的一个孩子阉割者，由相关部门登记造册，待收补之日选用，如果私自阉割，一经发现，课以重治，邻居知而不报者，一并治罪。但是，这一规定并未能严格遵行。从明代录用宦官的实际情况来看，除了按照规定报名就阉、候补收用者之外，朝廷还大量直接录用了那些未经报名起送而私自至京的自宫者。明代宦官录用事务的主管机构为礼部。但是，随着司礼监地位的不断提高，录用宦官事务逐渐由司礼监会同礼部办理，宦官机构在实际上已拥有相当的决定权。
管束制度。在明朝初年，明太祖明确规定，"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与政事"。除此之外，明廷还曾陆续制定了一些有关宦官管束惩罚的具体制度。宦官犯法，照例由司法机构逮问治罪。或下刑部狱，或下都察院狱，或下锦衣卫狱，并由法司议罪。为了惩治宦官在外犯法，明廷还特意强调了"有司"惩治犯法宦官的职权。对犯法宦官的惩罚方式，主要包括死刑、籍家、革职、革荫、降职、调斥、杖笞等。
明宣宗赐宦官银皿奖赏制度。宦官因功劳或因受到君主宠幸，除擢升官职外，其他奖赏方式还有赐金银、加禄米、赐免死诏、赐印记、赐敕旌励、赐祭赐祠、父母授(赠)官号、弟侄族人荫官授爵等。
病老丧葬制度。宦官年老有病，多退居京城内外各寺庙，供给柴米、冬衣、靴料，以颐享天年。宦官供职内廷期间，如患病可到安乐堂就治，病愈后销假继续供职。如果病故，则由内官监给棺木，由惜薪司给焚化柴，抬至净乐堂焚化。地位较高的宦官死后，可以特旨赐葬并建造碑亭享堂。
明初，内廷宦官机构开始设立。明太祖统治期间，宦官机构及有关职官设置变动频繁，宦官数量不断增加，相关机构逐步膨胀。到洪武年间，明代宦官机构及职官设置已基本形成定制。明代的宦官机构，以"二十四衙门"为基本主体。二十四衙门包括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宦官除在内廷任职之外，还能出任各种外差使职。按照原来的规定，这二十四衙门主要只是在皇帝周围服役、为其生活服务的部门。但事实上，明代的宦官已经发展成为极其重要的政治势力，不但掌管了宫廷内有关饮食起居的一般事务，还控制了全国的军政要务。
司礼监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的首席，也是整个宦官系统中权势地位最高者，司礼监"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管理制度《明朝的宦官管理制度》。 明代历代擅政的宦官如王振、刘瑾、冯保、魏忠贤等，均为司礼监太监。司礼监的职权主要有三项，一是批答奏章，传宣谕旨，这是司礼监最重要的职权;二是总管有关宦官事务，司礼监不仅在各宦官机构中处于"第一署"的地位，而且实际上也居于总管、统领其他宦官机构的地位;三是兼顾其他重要官职，当时宦官系统的其他一些重要官职，如东厂提督、南京守备等，或专由司礼兼领，或为司礼外差，这也是司礼监职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御马监铜牌司礼监的第一项职权成为历史上宦官所拥有的最大权力，也是明代司礼监权势显赫的根本原因。
其他十一监是：内官监(主要掌管采办皇帝所用的器物，如围屏、床榻、桌柜等)、司设监(掌管卥簿、仪仗、围幙、帐幔、雨具等)、御马监(主管内府马政)、神宫监(掌管太庙及各庙的洒扫及香灯等)、尚膳监(掌管御膳、宫内食用和筵宴等)、尚宝监(掌管宝玺、敕符、将军印信)、印绶监(掌管古今通集库以及铁券、诰敕、贴黄、印信、图书、勘合、符验、信符等)、直殿监(掌管各殿及廊庑洒扫之事)、尚衣监(掌管皇帝的冠冕、袍服、靴袜等)、都知监(起初负责各监行移、关知、勘合等事，后来专门跟随皇帝，负责导引清道)。
宦官四司是：惜薪司(掌管宫中所用柴炭和二十四衙门、山陵等处内臣柴炭等)、钟鼓司(掌管皇帝上朝时鸣钟击鼓以及演出内乐、传奇、过锦、打稻等杂戏)、宝钞司(掌管造办粗细草纸)、混堂司(掌管沐浴之事)。
宦官八局是：兵仗局(掌造军器，包括刀枪、剑戟、鞭斧、盔甲、弓矢等各类兵器)、银作局(负责打造金银器饰)、浣衣局(该局是二十四衙门中唯一不在皇宫中的宦官机构，局址在德胜门以西，由年老及有罪退废的宫人充任)、巾帽局(掌管宫中内使帽靴、驸马冠靴及藩王之国诸旗尉帽靴)、针工局(负责制作宫中衣服)、内织染局(职掌染造御用及宫内应用缎匹绢帛之事)、酒醋面局(掌管宫内食用酒、醋、糖、浆、面、豆等物)、司苑局(掌管宫中各处蔬菜瓜果及种艺之事)。
可见，明代宦官的组织机构和职权都达到了最高点，职权已渗透到社会生活及宫廷生活的各个方面，二十四衙门已大大超过了明代以前宦官组织机构的规模，但是，明代宦官的组织机构绝还不仅仅限于这二十四衙门。在二十四衙门以外，明代宦官还拥有相当多的组织机构。如内府供用库、司钥库、内承运库、广盈库、广惠库、广积库、御酒房、御茶房、牲口房、刻漏房、更鼓房、盔甲厂、林衡署、织染所、安乐堂等。
明代的宦官人数到底有多少，史书上并无明确记载。但从整体上讲，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代政治的日趋腐朽，宦官的人数呈急剧增加的趋势，由明初的数百人发展到明末的数万人(一说七万人，一说十多万人)。比如在正德十一年(1516年)就一次录用自宫者3000多人，从万历元年至万历六年之间，两次从自宫者中就录用了6000多名宦官。
历代宦官都没有什么学问。明朝也不例外，如大宦官刘瑾就是个文盲，魏忠贤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但明朝的宦场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宣宗时设立了内书堂，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宦官学校。宦官学校收容了十岁以下的学生两三百人，司礼监总督任校长，学长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请翰林院的学士来教导学生。宣德四年(1429年)，具有小学士头衔的礼部尚书陈山担任教师。学生所研读的课本是《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及《四书》、《千家诗》、《神童诗》之类。评定成绩的标准是以背诵能力和字体的工整度。成绩特别低劣和犯规者，由老师登记在成绩表上交给总督。明朝第一个开始专权的宦官王振就出自内书堂。
伴随着明朝灭亡，猖獗了200多年的明代宦官集团也土崩瓦解。关于这个群体的下落，除死于战乱者之外，留在北京城内的宦官并未实现他们"富贵固在"的美梦：他们有的因"背主献城"反而遭到了农民起义军的斥责驱逐，有的则在义军将士追赃过程中被"拷死"。清军入关、农民军兵败撤离北京前夕，大批宦官被逐出京城，残留京城的亡明宦官又一次遭到了灭顶之灾。宦官祸国啊
其实说到底，明代的宦官也只是皇帝的奴婢，皇帝昏庸不理政事，那宦官就能够狐假虎威，统摄朝政，一但皇帝想要整治，那宦官基本没有还手的能力，如崇祯皇帝一上台，就将权势滔天的大宦官魏忠贤拿下。而汉代的宦官那可不是白给的，将皇帝捏在自己手中，擅行立废，草菅"龙"命。宦官其实也是有好人的
历史文化学院 09级2班
朱恩会
209012530
宦官，已成太监，文书上称为很多，例如阉人，阉臣，宦者，中官，内官，内侍，内监等，是中国古代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先秦和西汉时期并非全是阉人，自东汉开始则全为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而成为不男不女的中性人。据《后汉书·宦官列传序》记载，我国先秦和西汉时期的宦官并非全是阉人;自东汉开始，才全部用阉人。“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用调他士”。这是由于在皇宫内廷上自皇太后太妃，本朝后妃以及宫女等，女眷较多，难免会发生秽乱宫帷的事，所以决不允许有其他成年男性在宫中当差。
在封建社会消亡之前看，没有与宦官的时代不多，太监作为皇帝和后妃的仆役，支撑着皇家宫廷的金碧辉煌，成就了皇宫内统治者优裕舒适的生活条件。宦官制度是封建专制的产物，是统治阶级对穷苦劳动人民的残酷压榨。由于太监不仅涉足于王公贵族的日常生活，而且或多或少的接触复杂的政治斗争，所以当中不乏专横暴虐这结党营私蒙蔽圣听，残害忠良。中国古代历代的衰亡大都与太监作乱有关。而且汉，唐，明三朝的覆灭就与宦官专权有直接关系。这些人虽数量不多，但残忍狠毒，狡黠阴险，危害性极强。我想这不仅与外部条件有关，更是由于他们生理残缺所造成的心理畸形。
鉴于宦官势力膨胀危害极大，故历朝都有些许限制宦官的规定。然而在朝代后期，皇帝一旦没有威信或者过于幼小，都会依赖于其一起生活的太监。生活上的依赖一旦升级为心理依赖，后果不堪设想。宦官专权时期往往是一个朝代最为黑暗的时期。宦官主演过一幕幕祸国殃民的惨剧，其中以明朝最甚，成化年间的汪直，武宗时期的刘瑾，
熹宗时期的魏忠贤等，他们权倾朝野，专横跋扈，加剧了明朝的腐败，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鉴于明朝宦官为害之烈，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改革了明朝臃肿的太监机构制定了一套管理制度即宫规宫法。清初规定宦官鬼内务府管辖，具体由敬事房管辖。敬事房亦称宫殿兼办处,设总管，副总管，带班首领，御前太监，殿上太监，一般太监和下层打扫处大小太监之分。发展至清代末期，太监等级更加复杂，在宫殿监中就有总管，首领，掌案，回事和大小太监之分。在各处所中又有领班，大师傅，师傅，带班，陈人，徒弟之别等等。如此层层节制，一级压一级，统治的十分严密，而总监并不大过四级官职。裁明代“二十四衙门”为“十三衙门”，人数大幅度缩减，顺治时设置宦官千余人，乾隆年间增至三千余人，直至清末过此数。宦官升迁由内务府移文吏部决定，宦官犯法，内务府可先拿后奏，尤禁其干政。顺治帝仿朱元璋旧制，铸铁碑立于交泰殿，明文规定凡有不法行为，均凌迟处死。些措施得到了较好的贯彻，虽在清末有慈禧太后宠臣安德海李莲英等屡犯例禁，朝臣为之侧目，终未出现汉唐明宦官专权的现象。
例如，公元1813年，爆发李文成，林清理教起义，宫内太监刘金、刘德才、杨进忠等在入宫前即是天理教徒，他们准备里应外合，一举推翻清王朝。起义失败后，刘金等人被杀害。经此变故，清廷对宦官的约束更加严格，规定宦官一经当差，就不准回本主私宅。违者都要严惩，杖毙宦官时有发生。这时，宦官们的地位很低，管束又严，生活困苦，反抗行为也在所难免。
清朝后期，朝廷内忧外患的同时出现了母后垂帘的局面。在母后的支持下，出现了像安德海，李莲英等大宦官，虽然没有如前朝一样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但这些大宦官们也曾经威风一时。
安德海是清咸丰帝时的太监总管。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势，安德海与权力欲极为旺盛的懿贵妃相互勾结。适逢咸丰帝病死在热河，遗诏载垣、肃顺等人为顾命八大臣，辅佐皇子载淳。已经晋升“西太后”的懿贵妃企图制服八大臣，实现自己专权的目的，急需联络远在京城的恭亲王。安德海献苦肉计，被打得皮开肉绽后被赶回京师，正好成为与恭亲王通气之人。安德海还联络了手握京城兵权的胜保等武官对西太后加以支持。在恭亲王与胜保等人强有力的支持下顾命大臣或被杀或被斥，西太后政变成功。
西太后掌权后，安德海又帮助西太后免除了已成为议政王的恭亲王奕的职务。至此，清廷中已无人能与西太后争锋。大权在握的西太后根本不把小皇帝同治看在眼里，专横跋扈，不可一世。安德海亦步亦趋，不仅不敬畏皇帝，反而经常在太后面前说皇帝的坏话。对安德海充满仇恨的同治帝，因为安德海是太后的红人，也无可奈何。
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安德海以为太后采办龙衣织料为名，在太后的默许下出宫。按清廷祖制，宦官是不能随便出京的，擅出都门者就地处斩。安德海自恃有太后撑腰，耀武扬威地离开京城，与随从乘坐两条大船，冒名钦差，挂着“奉旨钦差”、
“采办龙袍”的条幅，顺京杭大运河南下，很快到达了山东的德州。
山东巡抚早已接到了同治帝一旦发现安德海立即逮捕就地正法的密令。当时西太后正在生病，这为同治帝除掉安德海、削弱西太后势力提供了大好的时机。山东巡抚果断地逮捕了安德海，安德海最初还有恃无恐，声言自己奉西太后旨意出宫办差。决心已定的山东巡抚以“太监私自出宫，违背祖制，本大臣并未接到朝廷的命令，必诈无疑”为由，处死安德海。
由此可见，清朝的宦官制度虽然过于残忍无情，对于尽心尽力服侍自己的太监们没有丝毫的怜悯，甚至是残酷的剥削，但它极大地防止了宦官专权，为保障政治的清明，人民的安居乐业，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是牺牲了受部分人的利益，保证了大多数人的生存权利，也是无可厚非的。
明代的工艺美术
1、明代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强盛时期，明代的工艺美术得到了较全面的提高和发展，形
成了许多工艺品种的著名生产中心，如景德镇的陶瓷，苏杭的丝织、松江的棉布、芜湖的印染等。
2、还出现了不少著名的工艺家，如紫砂陶的供春、时大彬、刺绣的韩希孟、棉布的丁娘
子等;工艺理论家宋应星，写出了手工艺专著《天工开物》，是一部明代手工业的重要著作，被国外誉为“中国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1、明代以来，景德镇已形成全国制瓷的中心。明代景德镇瓷器取得较
为突出成就的有青花、五彩、颜色釉等。
2、除景德镇外，福建德化窑亦负盛名，它产生的白瓷独具一格;江苏宜兴窑
以烧制紫砂陶而著名。
3、五彩：又称“古彩”，瓷器釉上彩主要品种之一。
4、特点：颜色丰富繁多，五彩斑斓。
5、基本色调：红、黄、绿、蓝、紫等为主。
6、在已烧成的素器上以多种彩料绘画图案花纹，再于770℃—800℃彩炉
中二次焙烧而成。因其线条明朗，烧成温度稍高于粉彩，且不及粉彩柔和，
故又称之为“硬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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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窑：德化窑：白瓷
宜兴窑：著名紫砂工艺家有供春、时大彬等。
二、染工艺织：
1、明代的染织工艺，丝织得到了较大发展。全国有江南、山西、闽广等四
个丝织产区，以江南为主要产地。织锦具有时代特色，被称为明锦。
2、明代刺绣工艺中以“顾绣”最为有名。明嘉靖时，有进士顾名世，住上
露香园。顾氏一家几代均擅长刺绣，顾名世的儿媳韩希孟刺绣最为精巧。
1】供春、时大彬;工艺理论家宋应星，写出了手工艺专著《天工开物》，是一部明代手
工业的重要著作，被国外誉为“中国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2】明代刺绣工艺中以“顾绣”最为有名。
明代的金属工艺，有两个具有时代特色的著名品种是宣德炉和景泰蓝。
1、宣德炉：明代宣德年间用南洋进口的风磨铜制作而成的铜炉。
2、景泰蓝：又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瓷铜结合的独特工艺品，由于它
起源或发展与景泰年间，釉料多为蓝色，故名景泰蓝。
景泰蓝的制作工序十分复杂，要经过制胎、掐丝、点蓝、烧蓝、
磨光、镀金等多次过程。
、明代雕漆的种类很多，用红漆的称为剔红，用多色漆的称为剔彩，用红
黑漆相间的称为剔犀。
2、明代漆器理论家黄大成所著漆器工艺专著《髹饰录》是古代漆艺的唯一
专著。
五、家具工艺：明代家具发展的原因：
1、园林建筑的兴起;
2、木材的丰富;
3、木工具的提高。
明代家具主采用紫檀、红木、花梨、鸡翅、楠木等优质硬木制成，故亦称
硬木家具。
11、椅凳类
2、几案类
3、橱柜类
4、床榻类
5、台架类
6、屏座类
、注意木材的质地，选取优质硬木，通称“硬木家具”。
2、充分体现木材本身的色泽和纹理，而不加油漆。
3、注意家具的造型，采用木构架的结构，不用钉，采
用榫卯构成。
3、简，是指它的造型洗简，不繁琐、不堆砌，比例尺
度相宜、简洁利落，落落大方。
2、厚，是指它形象浑厚，具有庄穆、质朴的效果。
3、精，是指它做工精巧，一线一面，曲直转折，严谨
准确，一丝不苟。
4、雅，是指它风格典雅 ，令人耐看，不落俗套，具
有很高的艺术格调。
4】明式家具之所有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主要是它巧妙地恰如其分地适应了
工艺美术的设计原理：
1、意匠美。巧而得体，精而合宜，色调深沉，质感坚实，情趣高尚。
2、材料美。它运用优质木材，利用木材本身的色彩、纹理，不用油漆，
体现自然的材质美。
3、结构美。明式家具利用多种榫卯构成家具式样，不用一钉一胶，构
架合理，外形美观。
4、工艺美。面的处理，优美的比例和适度的尺度;线的运用，自然流
畅;牙子、卷口所构成的曲线，形成曲与直的对比。
明式家具是我国古典家具的典范，是环境艺术中园林和室内陈设的精华。
1、供春、时大彬;工艺理论家宋应星，写出了手工艺专著《天工开物》，是一部
明代手工业的重要著作，被国外誉为“中国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2、明代刺绣工艺中以“顾绣”最为有名。
本章小结：
1、明代的艺术风格，达到了十分精练的程度，具有端庄、敦厚的特点。可以用“健”、“约”等字来形容。呈现美的样式化、程式化、图案化。
2、明代的工艺美术形成了宫廷工艺和民间工艺两大体系。宫廷工艺作法细巧严谨，民间工艺质朴、豪放、自然、健康。
摘 要：张居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以推行一条鞭法而名垂青史。明代万历年间，他前后当国十年，政绩卓著，通过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张居正也以其巨大的历史功绩而被后世誉为 “救时宰相”。探究他的政治思想是正确理解这场改革成败的关键，本文拟从积极和局限两方面论述了他的社会变革、选才用人、守成等政治思想。
关键词：明代;张居正;政治;思想;积极性;局限性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他出身寒微，少年中举，有经邦济世之志，官至内阁大学士。他性格刚毅深沉，多谋善断，却又专断独行，大权独揽。张居正的独裁专擅超越了一般的含义。他在上挟持皇帝，在下控制同僚。①在万历初年(1573-1582年)做了十年首辅，面对极其严重的财政危机，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新政，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把衰败、混乱的明帝
②国治理得国富政安。其之所以成功无疑与其具有一套系统全面的行政思想是分不开的。然而对其改革史家们历来众说纷纭，扬抑迥异。钱穆斥之为“是权臣，是奸臣”③。张居正作为明朝当时的实际最高决策人，他个人的思想见解与品行才能，与改革的深度和得失成败有直接的关系，我主要从积极方面和局限方面来论述张居正的政治思想。
一、张居正政治思想的积极方面
(一)近民便俗、通识时变的社会变革思想
明王朝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嘉靖年间已是百病丛生，危机四伏。君主赖以依靠的行政系统，由于官员们的因循、推诿、例行公事、结党营私而使本就很差的行政效率降到难以容忍的地步，明王朝处于极度的危机之中。而当时的社会风气也日趋没落，宋明以来，理学被尊为儒学的正宗、统治阶级的官方思想，到明后期愈来愈走向空疏。它宣扬心外无物，不假外求，把做学问的功夫引向发掘自己的内心世界，由感悟人的良知，推知万事万物，否认客观真理。这种脱离实际的学风，养育出一批文人学士谈玄说虚，以说空话，说大话为时髦，鄙薄民生国事。针对当时这种严峻的形势，张居正中进士仅三年，就在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上书中阐述了他的改革主张，“宗室骄恣，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亏，边患丛生，国用不足”等是他以后改革思想的雏形。
1. 主张“法后王”
④对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张居正认为，“天下之事，极则必变，变则反始。”他承认历史本身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一个王朝的政治制度、法令、政策等也必须随时代的变化而演进，古往今来，没有一成不变的法令，所以他主张“法后王”，不能在万世以后，还以先王的是非为是非，事事都效法先王。一切事物都要变化发展，改革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要想使明王朝能够长治久安，只有依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政策，改变制度，不时进行 ①②董倩.试论张居正集权与改革[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13. 龙兴武.张居正行政思想新探[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21. ③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1980，56. ④[明]张居正.张太岳集.文集三[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改革，不可墨守陈规，用万古不变的眼光看待一切。变就是要适应民众的需求，变就是要适应时代的特点。这明确地反映出他的思维方式是与时俱进的，是随着时代发展的，既不能停留在某一时代之中，又不能超越于时代之外，只有适应时代的变化，去思维，去探索，才能解决实际问题。他着眼于与时俱变，随俗救弊，不断地进行改革，以适应时代和民众的需要。
2. 改革要以“近民便俗”为宗旨
张居正从政以后，就倡言治国理政，不外乎谋求富国强兵两件大事，这在当时并不容易为一些官僚士大夫所接受。为了批驳迂腐的文人用祖制反对革新，张居正总结了商、周、秦，汉兴亡盛衰的历史教训，提出因时顺势的变法思想，说“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法无古今，惟其时之所宜，与民之所安耳。时宜之，民安之，虽庸众之
①所建立，不可废也，淳于时，拂于民，虽圣哲之所创造，可无从也”考察先人制定的法规，要以近民便俗为宗旨，凡是不能顺应时势，违背人民要求的，可不用遵守;只要顺时安民的，即便是凡夫俗子的动议，也不能不听从。
3. 改革空疏陈腐的学风
要使官僚士大夫们摒弃旧规，面向实际，以富国强兵为要务，必须改变空疏陈腐的学风。所以他大力提倡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在给扬州宛陵县官罗近溪的信中说：“学问既知，头脑须窥实际，欲见实际，非至琐细，至猥俗，至纠纷处，不得稳贴，如火力猛迫，金体乃现，仆每自恨优游敬局，不曾做得外官，今于人情物理，虽窃谓本觉可以行了，然终是纱窗里看花，不如公等只从花中看也。”他强调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他自憾位居高官，对民情犹如隔窗观花，不如下属体察民间疾苦。这在文必称孔孟、道先哲的时代，提出不了解民间琐细猥俗，便是学问不透的见解，大大突破了理学的禁锢。又提出必须学习经世济民之学说，说：“学不究乎性命(理学)，不可以言学。道不兼乎经济(经世济民)之学说，不可以利用。故通天地人，而后可以谓儒也。”②要求当官做学问走出衙门和书斋，面向实际，把治学理政与解决国计民生结合起来，作为官僚士大夫真正学业创家，才可称谓“儒”的标志，这对陈腐的思想界是一大触动。
由此可见，张居正的改革并不是随意的政策变动，而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础的。他的历史的进化观念和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使他对统治的危机有比较深刻的分析，对治国兴邦有确定的信念。正因为他有符合历史发展的进步思想，形成自己的新政思想，所以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能够以犀利的锋芒，破除阻挠，把改革推向前进。
(二)不拘一格、敦本务实的选才用人思想 1. “不患无才，患无用之道”的选才思想 在淘汰官僚队伍中冗沓分子的同时，他既争取过去拥护高拱的官员的支持，又大倡“惟才是用”，不拘一格起用人才。他认为“天生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不患无才，患无③用之道，大力提倡打破论资排辈的传统偏见，才德出众者即便屈居下僚，也可以越级提拔。他还重视到社会下层去发现人才，立贤无方，唯才是用，即使是被轻贱的僧道皂隶，只要出类拔萃，也可以位列九卿，作为栋梁。
2. 破格提拔有用之才
张居正在用人方面不仅在理论上有创见，在实践中也能突破既定框框，革新成规，做出表率。例如，他起用行伍出身的李成梁作为镇守边关的大将;破格提拔其貌极丑而又瞎了一只眼的嘉兴小吏黄清为淮安府，太仆卿高级官员;重新起用罢官的潘季驯治理黄河。万历五年，当改革推向高潮时，特许府、州、县学的学生直接投考京师国子监，从优录取 ①②③[明]张居正.张太岳集.文集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明]张居正.张太岳集. 书牍一五[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明]张居正.张太岳集. 奏疏一[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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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生，把各地人才搜罗到中央。官僚队伍的阵容大为改观，衙门办事作风也焕然一新。所以在他执政时，能够很快地组成精干的班底形成改革的中坚力量，为建树新政做出贡献。
3. 使用人才中的“综核名实”原则
在用人方法上，张居正的根本原则就是“综核名实”，其主要目的在于“明系统，公诠选，专责成，行久任，严考察，一赏罚”等六个方面。①明穆宗即位之初，虽已罢斋醮，但臣之于道教，则已相习成风，积重难返。以当时外患之深入，内政之废弛，可士大夫只是徒托空言，敷衍塞责，政令行，须托诸人，所以张居正从人才和吏治入手，以期达到“核名实以行赏罚，则法行如流，而事功辐辏矣”②的目的。
(三)以伸张法纪为中心的整顿吏治思想 1. 伸张法纪，打击不法权贵 他把不法权贵看成“权蝎”，认为日后是真正祸国殃民的大患，因此把改革的锋芝指向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法现象，从而触动最腐朽、最黑暗的社会关系，这比一般把镇压农民视作首务的地主官僚，明显胆略过人，才高一筹。不法权贵横行一方，鱼肉乡民，由来已久。恶势力盘根错节，谁也碰不得，有没有这个胆量对他们绳之以法，是能不能以法理政，取信天下的严峻考验。
万历初年，最有权势的宦官冯保的侄儿冯邦宁，殴打平民，犯了法。这是件引人注目的事，而张居正当上首辅，主要得自冯保的支持，所以对他来说也是一次考验。但这件事并未难倒张居正，他当机立断，把冯邦宁革职，杖打四十大板，嘱告冯保严格家教。他还依法惩办了孔子的后裔衍圣公，逮捕了违抗朝命的黔国公朝弼，用强有力的措施限制外戚、
③宦官擅权，并一再宣告：“所在强宗豪民，敢有挠法者，严治不贷。”
2. 裁革流弊，削减开支
张居正还把打击不法权贵与裁革弊政连在一起，从规章制度上堵塞漏洞。在明代，驿递是官方的主要交通制度，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负责供应来往官员的吃、住、夫役和马车等交通工具，这些负担都分摊给就近的劳动人民。明初使用驿站本有严格的规定，非有军务和国家大事，不得发给勘合乘驿。这些章程到明后期已经名存实亡，兵部和各省抚按随意填发印信送人情，一张印信使用终身，或是辗转相赠。官员住在驿站，百般需索，捕人掠盗，骚扰不已，成为酷虐的暴政。张居正决心从这里开刀，痛加裁革，于万历三年(1575年)颁发通令，任何官员非军国大事一概不准领取通行的印信。④同时又大力削减驿站的供应，有的削去十之六七，对于违章擅用驿站的官员，严加惩治，概不手软。纵子弛驿的甘肃巡抚侯东莱、太原府的官员、太仆寺的大僚等都因此被纠劾，受到处罚。从此以后官员的乘舟车住客店与一般行旅一样，自行负担旅费，多年的积弊被扫除了，“小民吹呼歌诵”。依法理政，使人民得到实际的收益，这是改革取信于天下，得到百姓信赖的重要保证。
3. 加强监察，提高行政效率
明初法制规定，中央行政机构分设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中央又分设监察机构六科。部的最高长官尚书是二品官，科的长官给事中是七品官，但是这七品官对于六部却有封驳纠劾的权力。所以大官统率小官，小官也可以牵制大官，六部和六科都直接向皇帝负责，内阁不干预。张居正在这基础上加以改进，提高内阁的权力，由内阁总其成，加强对官吏的管理和监察。万历元年(1573年)颁行考成法，具体的内容是中央各部把批办的公事一律登记造册，分别制定一式三份公文薄：一本留部作底本，一本送六科 ①②[明]张居正.张太岳集. 书牍五[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明实录.卷九十二[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③[明]张居正.张太岳集. 书牍一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④[明]张居正.张太岳集.卷四十五.[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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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一本交内阁查考。①大小事务酌量轻重缓急，路程远近，严立限期，责令完成，逐一注销，如有欺瞒不实的，从严查处。按月进行考成，每岁进行总结，吏部通过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事核效，评定官吏的勤惰。这就起到了三种作用：一是用内阁控制六科、都察院，进而控制六部，再由部院控制地方，考察各级官员，使考察工作直接向内阁负责;二是对官僚机构和官员采取定期考勤和随事考核的综合办法，检查言行，施行赏罚，有利于督促公务，提高功效：三是处理公务的情况分报三个机构审核，使其互相监督，从官僚体制上防范玩忽职守的现象。考成法颁行后，官场上因循怠玩，姑息偷安的吏风为之改变。②
(四)“孤焰置于风”的大无畏思想
十年改革，前后对比，成效卓著，政治局面有所更新，这主要应归功于张居正。因为当时的皇帝是个不理事的小孩，对于身兼首辅和严师的张居正又敬又怕，言听计从。张居正实际上是代行皇帝的权力，是王朝的最高决策人，所以他个人的思想见解和品行胆略，与改革的深度和得失成败有直接的关系。
改革是异常艰难的，阻力重重，不仅因为改革触动豪强权贵的既得利益，遭遇到顽强抵制，更重要的是封建社会发展到明后期，封建机体衰老而僵化，因循守旧，姑息偷安，能容留给革新的余地已经非常狭小。张居正对此更有敏锐的感觉，当此因循难振之时，只有顽强地破除积习，才能打开局面。海瑞刚正不阿，秉公执法，却遭到非议，他曾致函给以鼓励，说：“三尺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能堪也，讹言沸腾，听者惶惑。仆谬忝钧轴，得与参庙堂之末议，而不能为朝廷奖奉法之臣，摧浮谣之议，有深愧矣。”③表示他要力摧浮言讹议，大力贯彻封建社会法制。
但是，积习难改，贯彻法制，又谈何容易。在豪强怙恶违法成风的地区，玩忽法规已经习以为常，一旦依法办事，不仅为不法者反抗，也为执法者的惰性所不容。根缠枝绕，步履维艰，改革就是在披荆斩棘中推进的。万历三年左右，正当推行考成法，整顿驿站，清除一批庸官贪吏之际，户科给事中余懋学、御吏付应桢和刘台请改行宽大之政，借口雷击端门和地震胡说上天震怒，威胁撤消新政。张居正鄙夷地斥道：“皆宋时奸臣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迂谈。”④宣称必须重处肇事者，以定国策，把他们削职、戍边，论罪下狱。由于对反改革势力无情反击，所以能顺利消除阻难，把新政引向前进。
即使到了晚年，自知身后必然不保，他仍然矢志不移，务求把改革进行到底。临终前一年，他自述：“遂蒙圣主之深知，矢竭愚忠，用图称塞。顾涓流徒烦于注海，而寸石向望于补天，„„抚岁月以怀愁，戴荣光而增惧，敢不坚持晚节，益顾初忱，苟利国定，何发肤之足惜。”⑤明知改革如涓流入海，寸石补天，但只要对国家略有小补，把生死荣辱置之度外，坚持晚节，一如初衷，充分表现出一个杰出的地主阶级改革家，锐意革新的坚强毅力和英勇的献身精神。张居正即如孤焰置于风，也要以那微弱的光芒，照亮明王朝复苏的通道。虽然明王朝的颓势他是无法挽救的，但他的耿耿丹心确曾给衰败的王朝赢得一度光华。
二、张居正政治思想的局限方面
(一)寓革新于法祖的守成思想
张居正以近民便俗的变法思想作为改革的依据，是超群出众的见解，也曾指导新政取得预期的成功。但是，他在接受国事委托时又表示：“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 ①②[明]张居正.张太岳集.奏疏三[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龙兴武.张居正行政思想新探[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24. ③[明]张居正.张太岳集.书牍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④[明]张居正.张太岳集.杂著[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⑤[明]张居正.张太岳集.奏疏一一[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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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纷事更”，①给新政披上法祖的外衣。固然，皇帝年幼，首辅出身门第不高，需要借助祖先亡灵来稳定统治，这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斗争方式。但是，由于阶级和时代局限，他没有提出更远大的政治理想，国初的兴盛局面令他心醉神往，“自三代以来，法制之善，未有过于明代者。„„其后，法之不行，人不力也。”②他把明初的法制看得尽善尽美，只是不肖子孙不师法祖训，才逐渐败落。所以他努力奋斗的目标就是按照旧规章，绘制新蓝图。所以法祖不只是一种方式，更是一种社会理想。这种守成的社会理想，力图前进而又怀旧的精神状态，使他袭用进取不足的旗号，也使他在同顽固派的斗争中没有鲜明的旗帜，没有持久而明确的打击方向，甚至给对立面提供口实。御史刘台责难张居正说：“谏官因事论及，必曰‘吾实祖宗法’，臣请即以祖宗法正之。”③洋洋洒洒疏劾新政，用的就是法祖的名义，这就在实践上增加了改革的难度。
(二)高度集权，大权独揽
由于明神宗年幼无知，李太后乃妇道人家，冯保为内臣宦竖，更为张居正之心腹，所以，权力自然而然地转落到张居正手里。他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政自己出。他不怕别人说他专擅，恰恰相反，他认为这样才是真正对明神宗的“忠”，是对穆宗托孤之言的真正负责。他要像诸葛亮那样，携同幼主在“非常”时期建立非常之功。张居正在决策圈中，他要自己一人独断，决不允许其他阁臣与自己并驾齐驱。为了扩大自己权力的基础，寻找自己的得力助手以推行其政令，张居正以“伯乐”的身份把他认准的“人才”全部选拔上来，安排在不同的岗位上。在决策中，张居正不要求他们有所作为，只要能顺从自己，认真执行政令即可，张居正将权力集于一身，不容他人染指。
张居正对权力极端迷信，在他看来，权力似乎是可以实现自己一切愿望的魔杖。为了维护自己业已取得的权力，打击自己的反对者，张居正只得诉诸于自己手中的权威。谁要攻击自己，谁就是对当朝皇帝蔑视和触犯，是“竦动幼主，阴间左右”，是对张居正一片“忠心”报国的亵渎，谁就遭到贬谪罢黜。但是他用权力来强制推行改革，其效果当然只是暂时的。对于内阁成员的严控使他们产生了忿忿之情。在张居正逝世之后，即刻出现了对他个人的全面报复和对其改革的全面反动。
(三)刚愎自用，事业后继无人
张居正深知自己的改革措施会使他处于“危地”，他也准备将朝廷整顿一番，国富民安就行了，而没想如何使自己的改革事业让后人继续走下去，也没有在权力的交接上下一番功夫。他一手提拔重用的张四维，“家财万贯，倜傥有才，但品行素来不端，在他生前故作谦卑老实相，背后到处拉关系，攀权势”，岁时馔问居正不绝，④对张居正极尽奉迎拍马之能事，又同李太后的父亲武清伯李伟拉上同乡关系结为伙伴，万历三年被张居正提名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明通鉴》记述：“初，四维曲事居正，然心不善其所为。是个地道的两面派。张居正对此也不是毫无所知，但没有及时下决心清除这个隐患。张居正一死，张四维谋得首辅的宝座后，立即脱下改革派的伪装把过去反对改革而被罢官的吴中行、赵用贤等一概官复原职，网罗成他的同党，首先发难攻击张居正。此时改革有夭折的危险，改革派便幻想拥戴大学士申时行，驱逐张四维。而申时行虽然曾是支持改革的官僚，《明史》说他以一手流畅的文字功夫博得张居正的欢心，于万历年六年入阁，协理机务，成为张居正信用的人物。但他的为人如同明末著名戏剧家汤显祖的评价，“柔而多欲，是个貌似宽厚实则利欲熏心的伪君子”。⑤张四维回乡奔丧，他接任首辅后，更加肆无忌惮地破坏 ①②[明]张居正.张太岳集.奏疏二0 [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明]张居正.张太岳集.文集三0 [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③[清]张廷玉.明史.卷十五[Z].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④[清]张廷玉.明史.卷二十九[Z].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⑤[清]张廷玉.明史.卷三十一[Z].北京：中华书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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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务反居正所为，以和厚接物”，甚至对张居正进行诋毁攻击，①万历十二年诏旨宣布张居正“专权乱政”、“谋国不忠”②等几大罪状，就是出自他的手笔。他主持内阁九年，新政措施被废除殆尽。按理说，改革派并不是没有人与之较量，内阁大学士都是张居正生前物色的人选，六部中礼、刑、户、兵、工五部尚书和一大批侍郎、将领也都是与张居正共事甚久的亲信。如果改革派内部不出现这样的两面派和伪君子窃居要职，新政尚可延续时日，不致失败得这样惨重。
三、结论
张居正政治思想的积极方面使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增强了明王朝的统治力量，扫除积弊，澄清吏治，扭转了国家财政的困难。但是，张居正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改革家，其政治思想不可能超越封建制度的局限，改革从其阶级实质来说，体现的是以朝廷或国家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然而16世纪的社会历史条件，又赋予张居正改革以特有的时代风貌，从这种背景中引发的改革思想，应比以往的改革家，具有更为深刻的内涵。张居正的政治思想，既有积极进取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他的政治思想核心是实用与事功，只是对现有体制修修补补，没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和宏伟蓝图，致使改革从根本上来说不可能成功。但是，他的光辉政治思想和非凡事业，永远值得我们后人去思索和借鉴。
①②[清]赵翼.廿二史札记[Z].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16.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Z].北京：中华书局，1977，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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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明]张居正.张太岳集[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1980. [3] [清]张廷玉.明史[Z].北京：中华书局，1980. [4]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Z].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5]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Z].北京：中华书局，1977. [6] [清]夏燮.明通鉴[Z].北京：中华书局，1979. [7] 明实录[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8] 包诗卿.略论张居正的社会政治思想[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3(2). [9] 杨欣.再论张居正改革[J].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0(4).
[10] 董倩.试论张居正集权与改革[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
[11] 龙兴武.张居正行政思想新探[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
Introduction of Zhang Juzheng Political Thinking in
Ming Dynasty
Abstract: Zhang Juzheng is a famous stateman and reformer of ancient China, and he is famous for carrying out the single whip system . During Wanli in Ming Dynasty, he worked as the country governor for ten years, and achieved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Through the implement of a series of reform measures, the suffocating Ming Dynasty obtained a vigorous vitality, Zhang Juzheng also obtained the reputation as “saves the times prime minister” by the later generation because of his huge historical merit. Inquiring his political thinking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 this reform success or failure correctly. This essay elaborated his political thinkings ,such 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election and maintaining the accomplishments of the ancestors and so on, from positive and limited aspects.
Key words: Ming Dynasty; Zhang Juzheng; politics; thought; enthusiasm; lim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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