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劫罪的量刑标准（精选10篇）
故意杀人罪是行为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故意杀人的行为，就构成故意杀人罪。由于生命权利是公民人身权利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因此，不管被害人是否实际被杀，不管杀人行为处于故意犯罪的预备、未遂、中止等哪个阶段，都构成犯罪，应当立案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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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吴某抢劫案
1. 案例简介
被告人:吴某, 男, 26岁, 贵州省册亨县人。1986年5月因盗窃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1990年3月10日被逮捕。
被告人吴某于1990年4月7日上午窜至大理古城, 遇见来华旅游的日本人高某某生抢劫歹念, 便尾随其后。当行至大理古城东郊, 被告人吴某见周围无其他人, 于是走上去和高某某聊天搭讪, 在高某某没有防备的情况下, 拔出匕首猛刺一刀扎向高某某胸部。在反抗被告人的行凶搏斗中高某某失足掉入路边田地, 被告人于是又刺中高某某面部、胸部等身体多处。见被害人反抗如此激烈, 被告人害怕过路人发现其行凶罪行, 于是便扔下凶器慌乱逃离犯罪现场。公安机关于当日下午成功将被告人吴某抓捕归案。由于送往医院及时, 经医务人员全力抢救被害人高某某成功脱险, 法医对其伤情鉴定意见如下:失血性休克;右侧开放性血气胸伴皮下气肿;颜面部软组织切割伤;右眼鼻泪管外伤性不完全断裂;右眼外伤性眼球震荡伤;全身多处软组织挫裂伤。
案发地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吴某的上述犯罪行为完全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 应当认定为抢劫罪。且吴某在犯罪时距离上一次刑罚执行完毕不到5年, 此时其又犯新罪, 应当认定为累犯。在到案后, 被告人吴某虽积极交代犯罪事实、坦白认罪, 但其作案手段凶残, 情节及其恶劣, 后果严重, 社会危害行极大, 在国际、国内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依法应予从严惩处。据此, 案发地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吴某犯抢劫罪,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 案例分析
在本案的审理中, 吴某辩护人认为, 吴某的行为虽已构成抢劫罪, 但因其最终未抢到被害人的任何财物, 属于抢劫未遂, 而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 (刑法第23条) 。法院认为这一辩护意见缺乏充分的法理依据而认定吴某的行为构成抢劫罪 (既遂) 。双方分歧之处, 在于如何区分抢劫罪的既遂、未遂, 即抢劫罪既遂、未遂的标准问题。同样, 抢劫罪的其他两种停止形态即预备形态和中止形态也是理论界与实务部门争论的热点问题。
辩护人依据我国目前学术界对抢劫犯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标准来阐述辩护意见, 辩护人认为, 认定抢劫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应当是行为人是否非法占有公私财物。已将公私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构成抢劫罪的既遂, 即便在犯罪过程中故意伤害被害人或将其杀害, 因其对公私财物并未非法占有, 亦不应当认定为抢劫罪既遂, 而应当按抢劫罪未遂定罪处理。其主张主要有以下理由:抢劫罪所侵犯的法益虽是复杂客体, 但财产关系仍是其首要侵害法益, 暴力夺取公私财物才是抢劫罪的犯罪分子的首要目的, 而在抢劫过程中侵犯辩护人人身权益的行为只是其事实犯罪的一种手段。不同学者对抢劫罪既遂与未遂认定的差异亦在于此。
二、我国目前的抢劫罪既遂学说
犯罪既遂, 是指行为人所着手实施的行为已经具备某种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 即完全满足刑法分则的关于某种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行为。与其他财产犯罪既遂认定的标准相比较, 抢劫罪既遂的认定标准更为复杂。作为一个聚讼不定的问题, 如何认定抢劫罪的既遂即抢劫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 在我国刑法学界存在着较大的争异。
(一) 人身侵害说
第一种人身侵害说认为, 作为认定抢劫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 应以是否侵犯了人身权利为要件。在着手实行抢劫过程中, 只要抢劫犯罪分子侵犯被害人的人身权利例如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加以威胁, 财物到手方可不论, 均符合抢劫罪既遂的构成要件;对于抢劫罪未遂的认定, 只能是没有抢到公私财物, 又没有对受害人造成伤害的, 才属于抢劫罪的未遂。
(二) 财产占有说
第二种财产占有说认为, 抢劫罪虽然侵犯的是复杂客体, 但其主要客体是财产关系。夺取公私财物才是抢劫罪犯罪分子的犯罪目的所在, 而侵犯人身的行为只是其取得公私财产的手段行为。所以作为区分抢劫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应该是行为人是否非法占有公私财物。抢劫罪既遂即犯罪分子已非法占有公私财物;如果没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 即使已将被害人杀伤或杀死, 也不构成抢劫罪的既遂, 应当以抢劫罪未遂论处。
参考文献
[1]张明楷著.刑法学 (上) [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7.
[2]陈兴良著.刑法适用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
关键词：贪污贿赂案件；追诉时效；刑法谦抑性
0引言
对适用《解释》可能涉及超出追诉时效的已立案件，不宜一概而论地撤销案件或终止审理，而应结合具体情况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原则下谨慎处理，在保障公民权利免于公权力过度侵害的前提下，妥善推进国家司法权力的实施。
1司法解释适用原则
司法解释提出了新的定罪量刑标准，限缩了对犯罪行为的追诉时效，这将主要涉及两个问题。
一是司法解釋适用的溯及力问题。根据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司法解释适用效力适用于法律的施行期间。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规定办理。对于新的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已有相关司法解释，依照行为时的司法解释办理，但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适用新的司法解释。
追诉时效的设立有利于限缩公权力对于公民权利的侵害，同时司法解释作为下位法，必须与刑法的从旧兼从轻原则保持一致，因此当新的司法解释涉及追诉时效缩短时，从旧兼从轻原则同样适用于司法解释。
二是追诉时效计算方法问题。以贪污受贿“数额巨大”为例，依照新的定罪量刑标准，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相应的追诉时效为十五年。而依照原有规定，贪污受贿十万元以上，应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追诉时效至少为二十年，且根据刑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可以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排除追诉时效的限制。
如果有人在十六年前受贿三百万，引起民怨举报不断，但由于严重缺乏证据材料，近期才受理被提起公诉，最终法院认定涉案金额二百五十万，此时应当如何处理？如果遵照司法解释而终止审理，后续的党政处罚也只能退还赃款，而无法达到并处没收财产的惩治效果。目前我国诉讼时效制度没有区分侦查时效、审判时效，所以无法确定以哪个数额为时效起算点，但是德国法学家罗克新在其著作《德国刑法总论》中表示“……法治原则绝不是说自己要把所干的坏事隐含多长时间之后，才能重新不受打扰地出现在社会上，从法治原则的根据中不能推导出对这种算计的保护……”，而现实中也难免有投机取巧者，在新旧司法解释交替之时，对案件久拖不决以待《解释》施行后，作有利于行为人的处理。因此，一概而论地终止审理将很难做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
2追诉时效设立意义及沿革
追诉时效可以通俗地理解为“权力保质期”，它是司法机关有权追究相关人刑事责任的法定期限，时效的规定，使国家刑罚权的行使受到了一定的时间限制。犯罪已过法定追诉时效的，犯罪行为不再追究，相关人不再承担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结合诉讼程序作出撤销案件、不予起诉、终止审理等处理。事实上这一制度的设立在一定条件下消灭了公诉、审判等司法权力，最大实质地给与了行为人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与我们传统文化所宣扬的“人之初性本善”“浪子回头金不换”等价值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我国现行刑法典承袭于79年刑法典，对于追诉时效问题79年刑法典第七十七条的规定是“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诉讼期限的限制。”此处强调强制措施是排除时效限制的重要条件。但是很显然并不是所有刑事案件都需要对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部分嫌疑人有可能通过积极地逃避而最终避免刑事处罚。因此我国现行刑法典在承袭79年规定的同时，在第八十八条中将追诉时效的除却条件调整为“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从现行刑法规定可以看出，对犯罪行为的追诉与打击趋于收紧形势。但2004年宪法修正案加入了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从宪法层面增强了刑事打击的柔情一面，同时伴随学术界不断呼吁废除死刑等论述，使司法权等公权力的运用更加注重均衡、适度等原则。
古有汉文帝感而废肉刑，今有众学者呼吁除死刑。宪法第二十八条和三十三条分别明确了打击犯罪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性，当新的司法解释对于追诉时效作出限缩性规定后，在主张刑法谦抑性，限制刑法权扩张的思潮下，很多人也会倾向于当然适用新的司法解释。
3结语
当新旧规定使司法权的行使存在争议时，应在宪法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并重的原则指引下，合理运用比例原则遵循适合性要求，注重刑法谦抑性的同时确保实现诉讼目的，避免单纯强调保护或者打击。一是，对于尚未立案行为严格遵循《解释》，按限缩后的追诉时效认定。二是，在《解释》实施前已经被立案侦查、受理审判的同样适用《解释》，因为维护法治统一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三是，应充分发挥检察委员会、审判委员会的审查功能，对于适用《解释》造成结果畸轻的应个案分析，必要时运用刑法第八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排除追诉时效的限制，尤其是对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应适时运用刑法八十七条第四项的规定，认为必要追诉的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四是，研究确立、中止及终止时效、侦查审判时效等制度，明确时效计算以侦查阶段还是起诉审判阶段为准。
参考文献：
[1][德]罗克新.《德国刑法学总论》[M].法律出版社.2005年
刑事知名律师张智勇释义骗取出口退税罪量刑标准
骗取出口退税罪量刑标准 骗取出口退税罪定义：
骗取出口退税罪是指故意违反税收法规，采取以假报出口等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较大的行为。骗取出口退税罪量刑标准 骗取出口退税罪的相关刑法条文
《刑法》第二百零四条
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骗取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骗取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骗取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纳税人缴纳税款后，采取前款规定的欺骗方法，骗取所缴纳的税款的，依照本法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定罪处罚；骗取税款超过所缴纳的税款部分，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二百一十一条
单位犯本节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零三条、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八条、第二百零九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第二百一十二条
犯本节第二百零一条至第二百零五条规定之罪，被判处罚金、没收财产的，在执行前，应当先由税务机关追缴税 款和所骗取的出口退税款。骗取出口退税罪量刑标准 骗取出口退税罪的相关法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具体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8．28 法释{1998} 20号）
第一条以进行走私、逃汇、洗钱、骗税等犯罪活动为目的，使用虚假、无效的凭证、商业单据或者采取其他手段向外汇指定银行骗购外汇的，应当分别按照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二节、第一百九十条、第 一百九十一条和第二百零四条等规定定罪处罚。
非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与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勾结逃汇的，以逃汇罪的共犯处罚。
第五条 海关、银行、外汇管理机关工作人员与骗购外汇的行为人通谋，为其提供购买外汇的有关凭证，或者明知是伪造、变造的凭证和商业单据而出售外汇，构成犯罪的，按照刑法的有关规定从重处罚。
第六条 实施本解释规定的行为，同时触犯二个以上罪名的，择一重罪从重处罚。
第七条 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 的，其违法所得予以追缴，用于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的资金予以 没收，上缴国库。
第八条 骗购、非法买卖不同币种的外汇的，以案发时国家外汇 管理机关制定的统一折算率折合后依照本解释处罚。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2001.5: 五
十二、骗取出口退税案(刑法第204条第1款)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应予追诉。骗取出口退税罪量刑标准 骗取出口退税罪犯罪构成：
客体要件
骗取出口退税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出口退税管理制度和国家财产权。出口退税制度，是指国家为了体现税收鼓励出口的政策，使出口商品以不含税的价格进入国际市场，以提高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依法对在国内已征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的产品（除国家明确规定不予退税的产品外），在其出口时将已征税款予以退还的制度。它是我国恃定税收政策的产物。在1985年初，国务院对我国税收政策、外贸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决定从l985年4月1日起对所有经营外贸业务的企业、事业单位的出口产品全面实行退税政策，以增强其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支持出口创汇，同时还颁布了《出口产品退税审
批管理办法》等相应的法规，自此，出口退税成为我国税收领域中一普遍而又独特的活动。1988年1月开始实行全面彻底退税，属于产品税、增值税征收范围的产品，按核定的综合退税率计算退税，并对出口的应退税款一律由国家预算收入退付。1991年开始实行外贸体制改革，重申出口退税政策不变，但改由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出口退税。至此，我国已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出口退税制度。实践证明，实行出口退税制度，对于鼓励出口，扩大和占领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发展外向型经济，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少数企业事业单位却趁机采取假报出口等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它不仅严重地破坏了国家关于出口退税的管理制度，扰乱了国家出口退税政策的顺利执行，而且还给国家财政造成严重损失。
客观要件
骗取出口退税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采取以假报出口等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较大的行为。
骗税是以退税为前提的。我国目前退税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一般的退税，另一种是出口退税。一般的退税是指由于税务机关错用税率或纳税人申报的错误，或者国家税收政策调整等，造成多征或误征税收，而按规定把多征或误征的税款退还给原纳税人，以及按照规定提取的代征代扣税收的手续费、集贸市场税收分成和按照税收管理制度规定批准的减免税的退税。这种退税属于正常的退税，如果行为人以欺骗、隐瞒等手段骗取这种退税的，属于一般的骗税。由于税务机关根据原征税凭证能够对一般的退税进行比较有效的监督管理，因此对一般的骗税只视为偷税行为进行处罚、数额较大的可以偷税罪论处。而出口退税不同于一般的退税、这种退税是国家为鼓励出门，增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而给予的优惠待遇，而不是因对纳税人多征、误征或减免税收等引起的退税，因此骗取出口退税比一般的骗税的危害性要大。
主体要件
骗取出口退税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主体，依本节第211条之规定，单位亦能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其中单位主要是具有出口经营权的单位。因为出口退税实质上是国家为了鼓励产品出口而给予的财政性资助，不具有出口经营权的单位不可能
享受这种优惠。根据现行税法的规定，我国享有出口退税权的单位有三种：（l）享有独立对外出口经营权的中央和地方的外贸企业、工业贸易公司以及部分工业生产企业；（2）特定出口退税企业，如外轮供应公司、对外承包工程公司等；（3）委托出口企业。前两种单位可直接申报出口退税，自然可以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主体、后一种情况中、委托方虽不具有直接出口经营权，但其仍有权享有出口退税利益，所以也可以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主体。至于代理方本身具有直接出口经营权，当然可以成为骗取出口退税罪主体。
主观要件
刑事知名律师张智勇释义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量刑标准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量刑标准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定义：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是指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行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量刑标准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相关刑法条文
第三百四十二条违反上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改作他用，数量较大，造成耕地大量毁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据处或者单处罚金。
第三百四十六条单位犯本节第三百三十八条至第三百四十五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量刑标准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相关法律
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四条违反本法规定，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破坏种植条件的，或者因开发土地造成土地荒漠化、盐渍化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治理，可以并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六条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对符合上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士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可以并处罚款；对非法占用土地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超过批准的数量占用土地，多占的上地以非法占用土地论处。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量刑标准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犯罪构成：
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土地管理制度。
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农用地是我国最重要的自然资源。然而我国人均只有农用地约1.3亩，仅相当于世界人均农用地4.1亩的1/3。农用地的贫乏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严加保护农用地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重要任务，也是每个公民的重要职责。我国《宪法》第10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居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区、自留山，也展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我国《土地管理法》第3条规定：“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农用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全面规划，严格管理，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制止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由于《宪法》和《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了土地(含农用地在内)的所有权属于国家或集体，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非法占用农用地。但是，任何单位或个人可在不违反有关农用地保护管理制度和通过正常的审批程序的前提下，依法占有农用地，享受对农用地的使用权，并接受国家的统一管理和监督。所谓农用地的保护制度，则是指我国《宪法》、《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等一系列有关农用地的行政性管理法规的总称。
本罪的对象是农用地资源。农用地资源分为已开垦的已农用地和尚未开发利用的后备农用地。已开垦的农用地包括熟地、当年新开荒地、连续撂荒未满3年的农用地、当年的休闲地、以种植农作物为主并附带其他作物的土地和沿海沿湖地区围垦利用的海涂湖田等。根据1998年12月27日《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0条对属于基本农田所包含的农用地范围分别是：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确定的粮、棉、油生产基地内的农用地；有良好的水利与水土保持设施的农用地，正在实施改造计
划以及可以改造的中、低产田；蔬菜生产基地；农业科研、教学实验田。
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农用地改作他用，数量较大，造成农用地大量毁坏的行为。
违反土地管理法规，是指违反了《土地管理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土地复垦规定》、《关于制止农村建房用地的紧急通知》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等等与土地管理相关的法规。《土地管理法》第20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护农用地，维护排灌工程设施，改良土壤，提高地力，防治土地沙化、盐渍化、水土流失，制止荒废和破坏农用地的行为。国家建设的乡(镇)村建设必须节约使用土地，可以利用荒地的，不得占用农用地；可以利用劣地的，不得占用好地。
非法占用农用地，是指未经法定程序审批、登记、核发证书、确认土地使用权，而占用农用地的行为。非法占有农用地行为通常表现为：其一，未经批准占用农用地，即未经国家土地管理机关审理，并报经人民政府批准，擅自占用农用地的；其二，少批多占农用地的，即部分农用地的占用是经过合法批准的，但超过批准的数量且多占农用地的数量较大的；其三，骗取批准而占用农用地的，主要是以提供虚假文件、谎报用途或借用、盗用他人的名义申请等欺骗手段取得批准手续而占用农用地，且数量较大的。
改作他用是指改变农用地的种植用途而作其他方面使用，诸如开办企业、建造住宅、筑路、采石、采矿、采土、采河，倾倒废物等。
非法占用农用地数量较大且造成农用地大量毁坏结果的，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必备要件。至于数量较大的具体标准，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根据《土地管理法》对土地的征用或使用所作的详细规定：征用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超过35公项、其他土地超过70公项的，由国务院批准；征用上述规定以外的土地，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务院备案。如果违反上述有关土地管理的审批程序或所规定的数量而多征用、使用农用地的行为，就是违反土地管理法的非法占用农用地的行
为。司法实践中也可根据当时当地农用地面积的大小、质量优劣的状况等情况综合衡量非法占用农用地的数量是否较大。“造成农用地大量毁坏”，是指非法占用农用地导致农用地种植功能基本丧失，如造成土地板结、沙化、盐渍化、水土严重流失、土壤肥力消失等。
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
自然人非法占用农用地，主要是指凡年满16周岁，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实施了非法占用农用地行为的自然人。根据《土地管理法》第62条的规定，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其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凡违反该程序私自占用数量较大农用地的居民均可构成本罪的主体。
单位非法占用农用地，主要是指单位在国家建设用地、本单位发展建设和乡(镇)村建设用地过程中，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农用地改作他用，数量较大，造成农用地大量毁坏的行为。这里的单位，既包括国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合资或独资、私人所有的公司、企业以及国家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团体和社会团体。至于土地管理机关侵权或越权审批占用农用地的，无权审批或无权发放使用证的机关批准占用农用地或有权审机关超越权限、职权批准占用农用地且数量较大的，通常视为单位构成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而不以本罪论。
主观要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社会物质的日益丰盛, 机动车辆从奢侈品逐步转变成普通民众生活日常消费品, 大量地涌进百姓家庭, 成为当前社会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随着我国机动车辆和驾驶人员大幅度增加, 以及社会交往、人际应酬中“酒文化”风气的盛行, 酒驾等现象日益增多。据交通管理部门统计, 到2011年年底, 我国机动车保有量达2.25亿辆, 机动车驾驶人达2.36亿人。2009年年1月至8月, 全国共发生就加肇事案件3206起, 共造成了1302人死亡, 其中, 酒后驾车肇事2162起, 造成893人死亡;醉酒驾车肇事1044起, 造成409人死亡。[1]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显然看出, 我国安全驾驶情势总体比较严峻, 恶性醉驾案件屡发不止, “马路杀手”屡屡出现, 比如著名的成都孙伟铭、广东黎景全等重大醉驾案件, 无外是肇事者无视禁止酒驾的交通法规, 漠视他人生命和公共安全而酿就的人间惨剧。醉驾成为了人们心中难以散去的阴霾, 鉴于醉驾行为的恶劣性和后果的严重性, 醉驾入刑是当前社会现实的需要。而且由于我国对醉驾原有的行政处罚范围、力度有限, 威慑不足, 比如原《道路交通安全》对醉驾的处罚措施只有警告、罚款、暂扣或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以及拘留, 处罚温和, 酒后、醉后驾驶的违法成本太低, 醉酒驾驶的不当之风难以遏止, 因此尽管我国治理酒驾活动的力度够大, 涉及面够广, 效果还是不甚理想。作为醉驾主要治理方式的行政手段在疲软无力, 治理效果的不尽人意, 让我们意识到只有将治理醉驾行为提升到刑法范畴, 才能有效地缓和我国醉驾的严峻现状。
二、“醉驾”入罪的社会效果及目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 “醉驾”入罪后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醉驾入刑实施的一年里, 公安部门严格执行法律规定, 始终保持对醉驾的高压严查, 多次组织开展整治酒后驾驶违法专项行动。在这种严查的背景下, 据公安部交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 从2011年5月1日“醉驾”入刑至2012年4月20日近一年来, 共查处酒驾35.4万起、醉驾5.4万起, 酒驾、醉驾数量均有大幅的下降, 平均降幅超过四成。尤其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较上年同期更是下降了50%、70%以上。[2]从上述的数据可以看出来, “醉驾”入刑的威慑效果著, 刑法的严厉性, 让酒驾、醉驾等不正之风得到有效遏制。
另外“醉驾”入刑还起到重要的社会教育意义。众所皆知, 中国是一个酒文化很盛行的国家, 在我们的社会习惯里, 无论是红白喜事, 应酬办公还是其他人际交流, 无酒不成宴。饮酒风气的盛行, 加之人们安全驾驶意识的淡薄和代驾市场的不成熟, 醉驾入刑前我国酒驾风气一直难以遏制。而自“醉驾入刑”以来, 刑法积极发挥其威慑、惩罚、教育的功能, 从2011年5月5日侯某“醉驾入刑”的首例判决到后面一系列醉酒驾车入刑案例, 醉酒开车不再是以前小罚几元钱、小扣几天证的事情了, 人们心中的警钟敲响了, 安全驾驶意识得到提升, 对他人生命和公共安全也开始重视“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自觉抵制酒后驾驶的氛围已渐渐形成, “醉驾入刑”有效带动了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
(二) “醉驾”入刑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的问题
如笔者前文中所提及“醉驾入刑”是有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民意基础的, 但是学界对它的质疑声也从未停止过, 尽管醉驾入刑一年来的成绩喜人, 但是也暴露不少问题, 首当其冲的就是“醉驾入刑”是否是法律被“民意”所绑架的产物。有学者提出的“民生法治”观点, 认为法治必须反应特定时空背景特定民族的社会、政治诉求。笔者基本认同的, 但笔者同样认为, 法治更应注重保障根本的民生权益。一直以来, “酒驾”被人们深恶痛绝, 尤其是孙伟铭、黎景酒驾致死等恶性案件发生后, 人们更是掀起了对“酒驾”的反对高潮, 在这么巨大的民意压力下, 修正案将醉酒、飙车行为列为入危险驾驶罪, 而未将同醉酒、飙车具有同样危险性的吸毒驾驶、疲惫驾驶、无证驾驶等行为纳入刑法。而且在醉驾入刑方面具体情节和操作规范尚未出台时, 就摆出一幅严打严抓姿态, 强硬施行严抓清查、一律立案, 一律起诉, 一律入刑等做法。“酒驾入刑”确实存在着立法被民意绑架, 司法被运动化之嫌, 难以保证法律最大化的公平正义和真正的民生民意。
其次是“醉驾入刑”后既无具体情节的规定, 也无具体配套的解释, 不少司法机关在司法审判中难以统一定罪量刑标准, 同案不同判等情况并非少数。主要体现为:一方面是现行的法律规定并未对醉驾的程度与量刑幅度给出明确的界定, 各地审判机关都只有“摸着石头过河”, 对“醉驾”审判的实刑、缓刑适用标准不一, 轻判、重判的依据和幅度也不一致, 难以统一出适用基本标准;另一方面是司法机关对“醉驾”免刑的观点难以达成一致, 我国首例醉驾免刑是新疆克拉玛依市王某醉驾案, 此后, 各地的免刑案件也逐一浮现。从最初的醉驾一律入刑的呼声到现在醉驾不入刑判例屡屡出现, 司法机关做出不入刑判决的依据往往都是犯罪嫌疑人犯罪情节显著轻微, 社会危害性不大等, 这是个很模糊和主观的概念, 其的判断很大取决于法官的断, 法官有着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利, 而审判是可能受到人情、特权干扰的, 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选择性司法、执法的情况, 降低了刑法威慑力和司法公信力。
三、科学统一定罪量刑标准
(一) 醉驾定罪方面
一是要科学化“醉驾”的认定标准。在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 采用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的驾驶行为, 就认定为醉驾行为的标准。笔者认为以酒精含量为入罪标准的做法过于片面和武断, 一方面由于醉驾是具体个体内在的肌体反应, 不是外在的标准强加于的, 不是外在标准能够客观准确判定的。而上述标准是对人体内的酒精含量的客观表述, 而不是对驾驶人意识状态和主观感受的判定。另一方面是由于个体之间是存在差异的, 每个个体对酒精的耐受力、分解能力等都有所不同, 有人体内的100毫升血液中尽管只有少于80毫克的酒精就已经开始丧失自我控制、辨别能力, 而有人反而跟没喝似的, 醉驾判定应该结合个体的具体情况进行综合判断。在世界各国, 同时设立行为标准和酒精含量标准的国家比比皆是, 我国目前以酒精含量为唯一的醉驾入罪标准难免存在偏差, 故笔者认为我国应科学化醉驾定罪的标准, 主要以人体内的酒精含量为主要客观标准, 以行为标准为主观补充, 对虽然低于80g/100ml的含量的驾驶人, 还要根据其酒后行为是否能够自主控制、语言表达是否有障碍等多种要素来评价是否处于“醉酒状态”。
二是要结合罪责刑相适应、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原则考虑, 出台相应司法解释, 明确“醉驾”不认为是犯罪的条件, 避免法官自由裁量权滥用。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综合判断:从主观方面来判定, 如果驾驶人醉驾主观是故意或放任自己醉酒驾驶的, 主观恶性是比较大, 若是驾驶人是由于个人或是他人过失而导致醉驾的, 比如行为人误食用或是饮用含酒精含量较高的食物或是饮料而导致酒驾不自知的情形下, 行为人往往没有故意醉驾的故意的, 主观恶性相对较小, 可以列为醉驾免入刑的条件;从醉酒的程度判定, 如果行为人的血液中酒精含量只在80mg/100ml到100mg/ml之间的, 且未造成任何交通事故, 应进行人体平衡的步行回转试验或者单腿直立试验, 测量结果合格的, 且行为人没有前科的, 可以不认为是犯罪;从社会危害性大小判定, 醉驾的社会危险性是根据各自具体的所处的时空环境不一而有大小之分的, 例如, 深夜里在偏僻无人烟的道路上醉酒驾驶了, 或是出于救人等社会公共利益的救济而酒驾等情景, 司法机关可以考虑行为人不具有抽象的危险或是危险较小的, 可以作为不定罪的标准之一。
(二) 统一“醉驾”入刑量刑的基本标准
醉驾行为的意图、犯罪情节、行为后果等都存在差异, 而我国醉驾入刑的刑罚规定相对的笼统抽象, 司法实践中观点不同, 做法不一, 量刑不统一的情况屡屡发生。故笔者认为司法应统一“醉驾”判刑的基本标准,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参考:
1.是确立和完善我国目前现有的醉驾基准刑
笔者认为为了加强量刑标准的适用性, 可以以案例指导来形成一种司法惯例, 以拘役三个月作为基准刑, 根据情节轻重而在法定刑中上下浮动, 如拘役一至二个月则属于较轻的处罚, 三至四个月则为较重的处罚, 拘役六个月则为最重的处罚。[3]而这里的情节轻重主要可以以人体酒精含量、醉驾时行为人的自我控制、辨认能力、道路交通情况等为主。
另外笔者认为可以增设资格刑, 所谓的资格刑, 主要指的是吊销驾驶执照和禁止驾驶。在许多醉驾入刑的国家里, 都有设置对醉酒驾驶人不少于两年吊销执照等处罚措施的资格刑, 尽管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也有规定了暂扣、吊销、禁止驾驶等行政处罚措施, 但是我国刑法上并没有相关的规定, 而《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政处罚较轻, 导致醉驾违法成本不高, 威慑力也较小。通过增设资格刑, 一方面可以加大对违法醉驾者的威慑和惩罚, 另一方面可以加强刑法同其他行政法规的衔接和协调。
2.综合考虑“醉驾”的各类影响因素, 综合量刑
笔者认为从刑罚个别化、量刑均衡、宽严相济等基本刑事原则考虑, 应在上文提及的基准刑的基础上, 罗列可以、应当减刑、免刑、缓刑等规定, 包括适用情节、轻、减、免的幅度。对于情节恶劣的, 也可在基准刑之上法定最高刑下明确加重的情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比如考虑行为人酒精含量的高低。酒精含量直接决定行为人的醉酒程度, 进而反映行为人对道路交通安全的危险性, 量刑时司法机关要首先考虑被告人的酒精含量, 如果酒精含量低于100g/ml的, 再综合考虑其他的情节, 可以考虑适用减、免、缓刑, 但是若是高于120g/ml的话, 由于酒精本身的摄入量就比较大, 行为人的自我控制和辨认能力基本已经丧失, 一般不予以考虑减轻处罚, 反之还可能成为加重处罚的情节;也要考虑到行为人的认罪态度。具体是看是否存在自首、坦白或认罪等情节, 或是存在拒绝接受酒精检查、逃逸逃脱检查等干扰执法行为的情节。这关系到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悔过态度、社会危害性。笔者认为有自首、配合调查等情节的, 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而有逃逸逃脱交警检查、拒绝下车接受酒精测试、接受检查前当众喝酒等一系列干扰司法机关执法行为的, 应直接认定为醉驾行为, 并给予从重或加重处罚;考虑车辆类型、行为人驾驶的时空等因素。另外, 在刑罚的执行方式上, 本罪应当慎用缓刑, 否则“醉驾”入刑的威慑力也得不到体现了。
参考文献
①参见“最高法:醉酒驾车犯罪案件将统一裁判标准”, 载《成都商报》, 2009年9月9日第4版.
②参见“醉驾入刑一年间的喜与忧”, 载《光明日报》, 2012年05月08日05版.
关键词：抢劫罪；暴力行为；入户；交通工具；持枪
一、抢劫罪的概述
（一）抢劫罪的概念
对于抢劫罪的研究，有很长的一段历史过程。它的定义在我国《刑法》第263条中规定为：通过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抢劫公私财物的行为。近些年来，许多刑法专家、学者认为，这样的定义太过简单，因此，他们尝试利用学理定义来重新定义抢劫罪。定义过程如下：以强行非法的手段，比如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来将公私财物占为已有，而且使财产看管人或所有人无法抗拒的行为称为抢劫罪。
（二）抢劫罪的构成要素
近些年来，对传统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的质疑此起彼伏，尤其是刑法界人士对此争论讨论的更加激烈。争论的主题是对犯罪构成的要件包含哪些。现今的说法有二要件说、三要件说、四要件说等。下面就四要件说进行概述。
1.主体要件
按照我国《刑法》规定，年满14周岁，并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该罪的主体。这是对抢劫罪的一般主体的规定，在此需要强调一下，抢劫罪中的主体并不是年满16周岁，因为抢劫罪属于财产型犯罪中比较严重的暴力性犯罪，针对此现象，在我刑法中，抢劫罪的主体的范围被扩大，法律规定自然人只要年满14周岁，并且能够担当刑事责任，如果实施了抢劫行为，就应该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2.主观要件
行为人在主观方面有两方面的特点：直接的故意和非法占有为目的。抢劫，顾名思义，是指行为人明知道抢劫行为是犯法的，会对他人人身与财产的造成危害，并且有意为而之。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没有这样的故意内容就不构成本罪。这里的故意内容主要是指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但是如果行为人是因为自己的财物被盗，而拿回原本就属于自己的财物，在这里行为人就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不构成抢劫罪。例如甲偷了乙的摩托车，乙知道后，在当晚半夜到甲的家中取回了自己的摩托车，在这个案例中，行为人乙似乎构成了盗窃罪，但是从行为的性质上分析，因为摩托车本来就是属于乙的，他只是拿回属于自己的财物罢了，因此乙并不构成盗窃罪，他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3.客体要件
在客体方面，抢劫罪侵犯的客体表现为双重性，主要是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和他人的生命健康权，一方面，行为人以暴力、胁迫等手段强行劫取公私财物，使被害人产生了恐惧心理，从而迫使被害人交出自己的财物，行为人取得财物是违背被害人的意志，侵犯了他人的财产占有权；另一方面，行为人在对被害人实施暴力、胁迫等行为的同时，对被害人生命、身体、自由等人身权利都具有危险性，行为人同时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和生命健康权，因为侵犯的是双重客体，因此，这也是抢劫罪与其他财产罪相区别的重要标志。
4.客观要件
在客观方面，本罪的行为方式主要表现为行为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威胁财物的所有者或者占有者，对财物强行非法劫取的行为。对抢劫罪要准确理解，就要对抢劫罪中的“当场”进行辨析，抢劫罪最本质特征就是对被害人当场实施犯罪，也是它区别于其他财产犯罪最显著的特点。但是要怎样界定抢劫罪中的“当场”呢？根据我国相关的司法解释，“当场”表述为行为人实施行为应该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该“当场”是区别其他财产型犯罪的关键。按照通说的观点，抢劫罪是当着被害人面实施恐吓、威胁的，而且这种恐吓、威胁的内容要当场实现，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里；而敲诈勒索罪中可以当着被害人的面做出威胁、恐吓，也可以在事后通过电话、书信的方式转达，以此来实现敲诈勒索的内容；当场取得财物是抢劫罪中的重要一步，而当场取得或者在事后取得财物是敲诈勒索罪中行为人非法可能获得财物两种形式。
二、研究抢劫罪的目的和意义
抢劫罪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危害，因此，开展抢劫罪相关的研究对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首先，抢劫罪的研究有利于维护人民的人身及财产权利，有利于保障社会的安全性。这是因为，国家及社会的主要组成者是公民，只有当公民的权利受到保障，人民的人身财产得以安全生存，才能构建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才能为社会及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其次，开展抢劫罪的研究，有利于人们增加抢劫罪的了解及认识，从而有利于人们在日常生活及工作中加强对相应罪行的防范，同时，也可以在罪行处于萌发期时进行杜绝，规范自身的行为。
此外，本文还开展了抢劫罪行的加重组成情况，在抢劫罪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重危害更大，同时，本文还采用发展的观点分析了抢劫罪的转化及演变问题，不管是着眼于理论还是实际，这都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开展抢劫罪的研究对司法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最后，本文中还进一步深入研究了抢劫罪的几个理论问题，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对后续的实践进行理论支持，因此，对抢劫罪相关问题开展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及探讨具有十分显著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M]法律出版社第三版，2007：1
[2]高明喧、马克昌.刑法学（下编）[M]中国法制出版社第三版，2008：2-3.
作者简介：
【量刑指导意见】
1．构成诈骗罪的，可以根据下列不同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达到数额较大起点的，可以在三个月拘役至六个月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达到数额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以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3）达到数额特别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可以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的除外。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诈骗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实施细则】
1．构成诈骗罪的，可以根据下列不同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诈骗数额达到5 千元的，可以在四个月拘役至六个月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诈骗数额达到5 万元的，可以在三年至三年六个月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3）诈骗数额达到30万元的，可以在十一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4）诈骗数额达到10万元，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十一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①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诈骗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
②惯犯或者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
③诈骗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急需的生产资料，严重影响生产或者造成其他严重损失的；
④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医疗款物，造成严重后果的；
⑤挥霍诈骗的财物致使诈骗的财物无法返还的；
⑥使用诈骗的财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⑦曾因诈骗受过刑事处罚的；
⑧致使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⑨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诈骗数额等其他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1）诈骗数额超过5 千元的，每增加1200 至1500 元，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确定基准刑；诈骗数额超过5万元的，每增加4500 至5500 元，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确定基准刑；诈骗数额超过30万元的，每增加2万至4万元，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确定基准刑。
（2）诈骗次数每增加一次，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确定基准刑；但诈骗数额较大的，根据诈骗次数增加的刑罚量一般不超过一年；诈骗数额巨大的，根据诈骗次数增加的刑罚量一般不超过二年；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的，根据诈骗次数增加的刑罚量一般不超过三年。
（3）诈骗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急需的生产资料，严重影响生产或者造成其他严重损失的；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医疗款物，造成严重后果的；使用诈骗的财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致使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可以酌情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已经作为确定量刑起点的事实，不再重复评价。
3．罪中量刑情节
来源: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编辑：张智勇律师（重庆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副主任）
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量刑标准：根据刑法第一百六十七条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严重不负责任被诈骗，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将本单位的盈利业务交由自己的亲友进行经营的;
(二)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自己的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采购商品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自己的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销售商品的;
(三)向自己的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采购不合格商品的。
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是指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严重不负责任而被诈骗,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1.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正常活动秩序和经济利益。
2.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严重不负责而被诈骗,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3.本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4.本罪在主观方面只能由过失构成，故意不构成本罪。
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的相关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严重不负责任被诈骗，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或者直接经济损失占注册资本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应予追诉。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流动的加速，社会治安日益复杂，抢劫案件也频繁发生。其造成的社会危害是人所共知的，抢劫罪是一种性质严重且多发的犯罪，是一种严重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犯罪，历来为我国刑法重点打击。由于其在实践中具有不同形式的表现，因而给罪质的判断带来一定的困难。所以，为了解、掌握抢劫罪的特征，有力打击抢劫犯罪行为，为现实斗争服务，我们应首先澄清抢劫罪的概念及其构成特征，以此作为罪质判断的基准。同时，它也是刑法审判实践中实际适用性最强的法律之一。根据审判实践中对抢劫罪定罪量刑有关规定的适用，现就有关问题进行研讨、分析。
一、抢劫罪的概念
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和公民的人身权利。
在实施抢劫行为时，不仅造成公私财产的损失，而且可能造成人身伤亡，这既是抢劫罪区别于其他财产犯罪的重要标志，又使抢劫罪成为侵犯财产罪中的最严重犯罪。犯罪对象是公私财物和他人的人身。
二、判断抢劫罪的标准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一种行为之所以成为犯罪且受到刑罚的惩罚，其根本原因是这一种行为严重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犯罪构成是社会危害性的外在法律体现。一般地，行为如果符合犯罪构成，那么这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就达到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这一行为就构成犯罪。但实际情形并不总是这样简单。保证刑罚预防目的的实现，《刑法》在总则第十三条赋与执法者自由酌量的权力：“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实际工作中，我们往往只顾及行为是否具备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而不综合考虑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因而出现许多不妥的地方。如：
因为抢劫罪是一种严重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犯罪，因此《刑法》没有像盗窃罪一样对财物数额做出要求，而且年满14周岁以上的公民都可成为犯罪主体。司法实践中，对一些青少年，甚至是刚满14周岁的在校生，以轻微的暴力行为如打几个耳光，踹几脚，向同学索要几元钱的行为，一律以抢劫罪刑拘、逮捕、起诉。从犯罪构成角度看，这样的行为无疑是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的，但正如上文所述，相对于社会危害性来讲，犯罪构成是一个极抽象的概念。对于某些抢劫财物数额虽小但较严重的行为，则是依法应予严惩 1的。抢劫罪侵犯的是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只有对这两种权利的侵害程度的综合，才能说明某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如：
成安法院2011年12月8日审理的案件：2011年6月10日下午，被告人王某、李某与其朋友闲聊时谈到如何才能快点搞到钱。张某提出现在是夏季一般女人穿着少了贵重的物品都放在包里不如去骑摩托车抢女士包或手饰，问被告人李某有没有胆量。当时李某是某厂的工人，月薪1000多元，并不缺钱花，但出于“江湖义气”且要证明自己有胆量，李某便鼓起勇气说：“搞就搞，怕什么，反正我们人多”。当晚22时许，被告人李某与王某、张某骑两辆摩托车在街上巡找目标，当他们看到胡某一个人骑电动车夜行时，便紧跟其后到人少时下手抢下胡某的黄金项链和手提包（里有现金和手机等物品）。被告人张某等三人骑摩托车迅速逃离现场，使胡某当场多处摔伤。
【裁判】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以抢劫罪分别判处张某、王某和李某有期徒刑四年6个月和四年8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和500元。
本案的实际来看，需要把握如下界定：首先，行为性质的认定：构成抢劫罪。根据刑法第263条的规定，本案中，张某和李某伙同其他犯罪嫌疑人，主观上具有抢劫钱物的非法目的，通过暴力的手段对事主实施抢劫，抢得手机一部和现金382元，实施了抢劫的行为，并且都年满14周岁，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所以张某、王某和李某均构成抢劫罪。抢劫罪的暴力行为必须是当场实施的，而且是被作为当场强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手段行为加以实施的。这种暴力行为指向的对象，一般是财物所有人或者保管人本人，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只有向这些人施加暴力，才可能进而非法占有财物；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暴力也可能施加于在场的与财物所有人或保管人有某种亲密关系的人。与“财物数额不是抢劫罪成立的必备要件”这一共识相反，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对于暴力行为的上下限问题，各人理解不一。暴力行为的上限即“以暴力手段实施抢劫致人死亡”是否包括故意杀人，本文认为，如果行为人把故意杀人作为当场劫取财物的一种手段行为，则以抢劫罪而非故意杀人罪定罪判刑。对为了事后获得被害人的财产，先将被害人杀死的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而不是抢劫罪。但对于暴力程度的下限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很难把握。前苏联、日本、北朝鲜等国都明确规定暴力行为的程度必须达到“危及被害人生命与健康”或“足以抑制被害人的反抗”等程度。目前我国对此法还无明文规定，我认为，不应规定暴力程度的下限，理由如下：
（一）是抢劫罪既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又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
（二）是以暴力劫财的本质特征是：以暴力为手段行为，意图使被害人不敢、不能或不知反抗，从而达到当场劫财的目的。
（三）是轻微的暴力劫财与胁迫劫财的社会危害性相当。
（四）是从实际操作情况看，如果承认暴力程度下限的存在，则因为“轻微暴力”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易造成执法者理解不一，而导致执法混乱。
当然，在理解“暴力程度没有下限”的时候，跟理解“财物数额没有下限”一样，除了考察这两者本身，还应综合这两者来判断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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