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伦敦协定的支持下，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一次跨国的法庭以法律的名义给战争的密谋者、组织者、执行者以公开公正的审判。纽伦堡审判通过制裁侵略战争提出了关于正义性等诸多的法律以及人类文明深层次的论题，世界也以其亲身经历见证了正义这一法律最高价值的实现。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纽伦堡审判与国际刑事法院论文 (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法不溯及既往制度的本质
摘 要：法不溯及既往是现代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它在保障社会正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纽伦堡审判的一开始就面临着法律溯及既往 （ex post facto law） 抗辩的困扰，在纽伦堡国际法庭的努力下，这个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而顺利实现了对战犯的审判，从而申张了正义，但由此也引起了人们对法不溯及既往制度本质的反思。正义是创立法不溯及既往制度的初衷，也是此制度的适用目的，从而，此制度的适用不能违背其初衷与目的。
关键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法律正义;刑法
法不溯及既往问题引起世界各大法系学者的共同关注是在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1945年8月8日，美、苏、英、法四国签订了《伦敦协定》，它是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成立的依据。《伦敦协定》包括两部分：《1945年8月8日伦敦四国协定》和《纽伦堡宪章》，这是审判依据的法律基础。纽伦堡审判始于1945年11月，四国各自任命了首席检察官，它们共同起诉了24名纳粹德国首要战犯以及6个纳粹组织。4盟国还分别任命了一名法官和一名助理法官，联合组成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经过10个月多的审判，法庭最终判决22名被告中的 12人绞刑、4人终生监禁、3人有期监禁、3人无罪;并宣告纳粹党的政治领袖集团、党卫队、盖世太保为犯罪组织。不过，在纽伦堡审判过程中及审判结束后，实际上发生了一些争议，其中就包括：审判是否违反了法禁止溯及既往的法治原则？
一、二战前的法不溯及既往制度
法的溯及力问题之所以引起法学家的关注，在于期待以之保障正义。十九世纪以前，人们只是从自然法的角度抽象地谈论法的溯及力问题，对溯及既往理论并未作深入的探究。十九世纪之后，各国纷纷以“既得权”理论来解释和支撑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美国以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斯托里在1814年的福音会诉惠勒案中所发表的法庭意见为代表。在德国，历史法学派萨维尼在《法律冲突与法律规则的地域和时间范围》一书中对此作了详尽的阐述，他认为：新法不应溯及既往，新法不得影响既得权。
不过，由于“既得权”理论和法不溯及既往理论是相互循环解释的，且何为“既得权”也有界限不清的问题，寻求新理论的努力在整个20世纪前后一直在进行中。其间，法国的学者提出了“新法的即行效力理论”，德国的一些学者提出了“真正溯及”与“非真正溯及”的二元理论，美国人则把美国宪法中的正当程序条款运用于解决法的能否溯及问题。这些理论虽存在一定区别，但总体上都是对传统“既得权”理论的完善，即对法的即行适用持肯定态度，这是对溯及既往观念的限缩。美国从19世纪后期起即不再使用斯托里大法官的既得权标准去衡量一个法律是否溯及既往，而是用宪法的正当程序条款来衡量。实质性正当程序原则要求國会所制定的法律必须满足公平与正义要求，如果国会所制定的法律剥夺了个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但又不符合公平与正义的要求时，法院将宣告这个法律无效。如果法律溯及是促进某些合法目的实现的合理手段，则法律溯及就是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而是被允许的。[1]
二、纽伦堡审判中法溯及既往抗辩的出现
1945年6月5日 盟军宣告德国战败，并由四大盟国掌握德国最高政权。面对德国在二战中的野蛮行径及骇人听闻的暴行，当时有代表性的处置观点有二种：一种观点以罗斯福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小亨利·摩根索的“摩根索计划”为代表：立即处决纳粹首要罪犯，流放纳粹低级党员，把德国战俘作为强制性劳力使用以重建惨遭重创的欧洲，拆除德国所有的工业设施，把它变成彻底的农业社会以消除其发动战争的潜在能力等。另一种观点反对以暴制暴地对待战后德国，反对就地处决纳粹头目，主张对他们通过文明的审判程序来定罪处罚，如美国陆军部部长亨利·史汀生向罗斯福总统建议“以庄严的态度对这些人施以惩罚，才与文明的进步协调一致，也才能对后世产生更大的影响。”最终，以司法审判的途径来惩治德国战犯的观点得到了采纳，进而签订了《伦敦协定》并组织了军事法庭。
但由于这些协定颁布于战争结束之后，如果按各大陆法系国家的成文刑法的禁止溯及既往原则来评判，则这些协定将不能在法庭上作为审判《伦敦协定》颁布之前的犯罪行为的法律依据，战犯的辩护人在审判的不同阶段都提出了法不溯及既往的辩护理由，这在纽伦堡审判官方文件《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蓝系列（The Blue Series）各卷中有完整的记载。法律溯及既往之争由此出现。
三、法溯及既往抗辩的解决
实证主义法学是当时西方的一个重要法学学派，该学派认为，统治者认可的现行制定法、程序和习惯才是有效的法律，而一般的或普遍的法律原则、概念和理论等应然层面上的观念则毫无实际的法律效力，而纽伦堡审判所依据的法律都是二战后制定的。纽伦堡法庭面对的法律问题是，它要尽力表明其审判活动具有可靠的法律依据，并没有违背法律不得溯及既往的原则或者在这种情况下的法溯及既往是被允许的。法的溯及力问题早就得到了世界各大法系的关注，并且已取得一些比较成熟的理论成就和司法实践经验，这就为解决此次审判中遇到的溯及既往问题提供了依据。
（一）宪章奠基人的立场
纽伦堡审判的奠基人及《伦敦协定》的签署者均否认宪章和控诉违背了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对于破坏和平罪，并不承认它是一项纯粹的创新，而是认为早就存在着。自19世纪末开始，各国就试图通过《海牙规则》等国际条约限制战争，也通过诸如《国际联盟公约》和《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等协议试图阻止战争的爆发和扩展，后两个协议都要求各国放弃把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意志的工具。此外，也达成了几项区域协议，例如1928年美洲国家签署的《哈瓦那协议》等，但它宣布侵略战争是“反对人类的国际罪行”。德国1926年加入了国际联盟（德国1933年又退出了），并于1928年签署了《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德国签署而后又违反如上的国际条约，其领导人就应该受到刑事处罚，因为他们参加了正在发展过程中的国际法，这些国际条约都隐含有确认侵略战争的犯罪性[2]。
（二）控方的理由
法国检察官认为，首先，德国自 1935年6月28日就废止了原《德国刑法典》所规定的“法无明文规定者不罚”这一法律原则，因此他们也就丧失了受禁止追溯既往原则保护的权利。其次，禁止实行事先没有法律规定的刑罚是公正的一般原则，而不是对主权的限制。再次，虽然在二战前并没有类似《纽伦堡宪章》那样的国际条约明确地将侵略战争定性为犯罪，但禁止侵略战争这一原则能从二战前的各种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中找到渊源。检察官们论证了《洛迦诺公约》（1925 年）和《凯洛格——白里安公约》（1928 年）等国际协定已经明确了侵略战争的违法性，这得到了法庭的认可。法庭赞同检察官的指控，承认自然法的至高无上性，承认存在着一种实证法不能违背的永恒不變的正义。只有引用凌驾在实证法之上的自然法，才能防止今后再次出现类似纳粹大屠杀那样的暴行及法律道德的衰落。
（三）法庭的解决办法
20世纪前后所呈现的溯及既往理论的新发展，使得纽伦堡法庭所面临的溯及既往问题并不是那么棘手。由于美国法官在审判中处于一种特殊中的地位（因为英国和美国同为普通法国家，美国对法国又有明显的政治影响力），这使得美国式法律思维方式易于在法庭上产生重要影响力，至少四国都认同审判的法律基础是基于正义目的而制定的，故，法庭与控方的工作重心放在了论证《纽伦堡宪章》立法目的的正当和公正方面。法庭的法官们认定：尽管程序和惩罚可能是追溯既往的，但他们即将适用的法律却确定不移地早在德国纳粹发动侵略战争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法官们尽量以过去已经存在的国际法为基础，避免溯及既往问题，从而力图使审判经得住时间和法律的检验。
对于辩方所说的纽伦堡宪章溯及既往问题，法官们的解决策略是：审判要牢牢依据宪章，而不能试图审查这份文件的合法性。这一策略虽不完善，却切实可行，它成为法庭的审判准则：遵守宪章，并在需要的情况下缓和其适用，保证审判的公正性。这既可以避免诉诸一般的法理，同时还可以努力缩小宪章可能存在的不足。
被告方在抗辩中称破坏和平罪、违反人道罪、共同策划和密谋罪都是违背“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法庭则认为，德国纳粹执政期间从来就目无法律，自己废除了这项原则，当然也就丧失了受这项原则保护的权利。法庭还有一种更令人信服的解释，“法不溯及既往”从其本质上看，目的是为了维护正义和保障权利。当面对德国纳粹在二战期间所施行的恐怖屠杀和专制暴行的时候，如果仍旧抽象地、形式地理解“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把它当成绝对的辩护理由，只能使正义得不到伸张，将使纳粹分子逍遥法外。只有历史地、具体地理解这一原则，准确把握原则的存在目的和实质内容，才能真正从维护正义的角度，避免这一原则沦为确认纳粹分子滔天罪行为合法行为的工具。有的法官明确表示，无论在世界哪个国家，只要谈到德国纳粹在战争期间通过集中营、毒气室等杀害一千二百万人，进行大规模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等行为时，凡是正直的人们都会一致拥护法庭对犯罪分子处以惩罚。基于种种考虑，法庭在这个问题上直接越过法律正义，适用自然正义的内容。[3]
（四）判决书陈述的理由
判决书陈述的理由：①法庭审判权有合法根据。由于德国纳粹政府的无条件投降，同盟国获得了德国的最高立法权，从而可以不受限制地贯彻自己的意志。《伦敦宪章》就是行使合法取得的立法权的结果，而纽伦堡法庭则是宪章的法律产物，当然也必须接受宪章的约束，即纽伦堡法庭是合法成立的并依法取得了审判权。②侵略战争有违法性和犯罪性。由于在德国纳粹策划和发动侵略之前，侵略战争已被各种国际条约或协定确认为是违法和犯罪。为了证实破坏和平罪是犯罪，法庭强调国际法并不是国际的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诸如《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这样的国家间的协定只是规定一般的法律原则，而不能规定行政技术方面的程序。所以，国际战争法不仅存在于国际条约之中，也存在于逐渐得到普遍承认的各国的风俗和习惯之中，并且存在于由法学家所认可的和军事法庭所适用的普遍的法律原则之中。国际战争法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会通过不断地发展与完善以适应发展着的世界的需要。在很多情况下，国际战争法实际上只不过是把现存的法律原则加以集中并对之进行更明确切的解释罢了。因此，不迟于20世纪30年代，《洛迦诺公约》和《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等国际条约已经确认侵略战争是犯罪。③确认违反国际法的人应予以审判和惩罚，亦即认定侵略战争的犯罪性。自1907年之后，违反《海牙公约》等国际条约的侵略行为无可置疑地是犯罪，并应受到惩罚。尽管《海牙公约》并没有指明侵略行为是犯罪，也没有为之规定刑罚，但多年以来，《海牙公约》的签字国仍然在自己的国内法庭上审判和惩罚《海牙公约》违反者。法庭认为，如果《海牙公约》是有效的法律，那么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以及其他宣布侵略战争为非法的公约。
为了适应现实的迫切需要，为了回应战后各国人民的正义要求，一方面，法庭没有采纳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主张，并为国际法注入道德、正义、公共利益等价值。法庭竭力使审判建立在正当的法律基础上，力图克服各种法律陷阱，尤其是法律溯及既往问题;另一方面，法庭审判的着眼点在于解决实际司法问题，而不在于阐述法律理论，法官们深知自己的使命不是为了在法学史上取得一定地位而是为了公正地审判战争罪犯。
纽伦堡审判对后世产生的正面影响实际上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因为它推动了国际法的形成与发展。在纽伦堡审判之后，美国军事法庭在纽伦堡又进行了 12 轮后续审判，对在战争中提供支持与资源的被告进行了审判，后续审判中有超过五千人被起诉。这一原则也为前南刑庭、卢旺达刑庭等国际法庭的刑事审判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先例。
虽然二战后，在德国（及日本）曾经发生过一场纽伦堡审判翻案风潮，其主要依据是罪刑法定原则（其中包括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战争罪的个人责任、“你也一样”等理由，但由于德国政府态度鲜明地承认纽伦堡审判并且坚持几十年一贯地追诉犯有纳粹罪行的人，从而使得翻案风越来越弱。例如，《国际刑法学原理》显示，2013年德国司法管理中心仍决定启动对原纳粹集中营的几个警卫的调查[4]。
四、结语
纽伦堡审判之后，人们对法溯及力问题作出了各种解释。比如，自然法解释（以格劳秀斯等人的观点为据，“在刑法制定之前，实施惩罚是毫无异议的，因为根据自然法，犯法者应受到惩罚[5]”，认为纽伦堡审判的法官是以自然法为法理基础驳回法溯及既往抗辩的），国际法例外解释（纽伦堡审判前，国际法上并没有法律文件规定“罪刑法定”原则，故，原本只是国内法上的禁止溯及既往原则，在国际法上并不适用）等。这些解释都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也不要忽略这些解释未必符合纽伦堡审判法官们的本意，更未必是完全恰当的。
通过如上的对纽伦堡审判与世界主要法系关于法不溯及既往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我们对法不溯及既往制度的本质有如下 认识：第一，正义是创立法不溯及既往制度的初衷。那么，在适用此制度时就不能违背正义初衷而使基于正当的立法程序和正义目的而颁布的法律无效，从而，法溯及既往并不必然导致法律无效。第二，法不溯及既往制度是一个法律制度，而不是一个超法律制度。即，只有当法律规定了、确认了这一制度时，它才有法律效力，法不溯及既往才能成为抗辩理由。第三，法律能否有溯及力取决于主权者的决定，主权者完全有权基于正义目的而使某些法律有溯及力。另外，我们也需要注意，任何法律制度都是可以发展、可以完善的，法不溯及既往制度也是如此，它在未来也可能呈现出新的形态。
参考文献：
[1]杨登峰.何为法的溯及既往？在事实或其效果持续过程中法的变更与适用[J].中外法学，2007 （5）：552-563.
[2]朱淑丽.纽伦堡审判面临的困境及其解决[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2006 （3）： 94-101.
[3]金敏慈.自然正义与法律正义的博弈[D].上海： 华东政法大学， 2013：26.
[4]【德】韦勒，耶斯伯格：国际刑法学原理（上册），王世洲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20页。
[5]【荷】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M] .何勤华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94.
作者简介：
李长海，男，湖北枣阳人，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
作者：李长海
法律正义的实现路径
摘 要：在伦敦协定的支持下，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一次跨国的法庭以法律的名义给战争的密谋者、组织者、执行者以公开公正的审判。纽伦堡审判通过制裁侵略战争提出了关于正义性等诸多的法律以及人类文明深层次的论题，世界也以其亲身经历见证了正义这一法律最高价值的实现。
关键词：纽伦堡审判；法律；正义
一、案件背景
1945年11月20日至1946年10月1日，纽伦堡审判在举世瞩目下举行。这次审判由美、英、法、苏四大盟国共同组织，各自任命了一名调查战争罪行和首要战犯起诉的首席检察官，四名首席检察官代表四大盟国组成了起诉委员会，是这次审判的控方；一共起诉了24名纳粹德国首要战犯以及6个纳粹主要组织；指控这些个人被告和组织的罪状有以下四条：“共同计划或共谋”、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四个盟国分别任命了一名法官和一名助理法官，联合组成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进行了这次审判。审判的法律基础是美英法苏四国于1945年8月8日共同签订的《国际军事法庭宪章》（通称《伦敦宪章》）。①经过10个月多的审判，法庭最终判决22名被告中的12人绞刑、4人终生监禁、3人有期限的监禁、3人无罪；并宣告纳粹党的政治领袖集团、党卫队、盖世太保等3个组织为犯罪组织。对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领导人及其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国际审判是史无前例的，纽伦堡审判法庭是第一次。它既是人类历经无数次的战争创伤之后在法律的基础上进行制度设计的一大创举，也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盟国政府军事、政治、法律、外交活动的重大成果。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空前的战争犯罪审判活动，不仅对法律的发展而且对整个人类的进步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正义之概述
（一）正义的含义
一直以来，正义是人类普遍公认的崇高的价值。在法律的价值体系中，正义是法律的最高价值。从古至今，正义这一问题永远都存在。正义的标准是历史的、变化的、多元的和相对的，每种意识形态都有自己对正义的理解，存在自己的问题。人们根据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要求，形成了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确切地说，主要地并且越来越多的是专门评价社会制度的标准。从根本的意义上讲，凡是符合一定社会经济关系要求的，即为这个社会所公认的就是正义的。因此正义就是对一定社会现存经济关系的观念化的反映，是一种有着客观基础的、人们关于某种特定事物如思想、行为、规范、制度乃至事业等的理想状态及模式的主观评价尺度和价值判断。②
（二）正义的划分
基于不同的标准对正义进行划分，有分配正义与平均正义、个人正义与制度正义、形式正义与具体正义和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基于本文论述之需要，这里只对个人正义与制度正义和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划分加以阐述。
1.个人正义与制度正义
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正义学说被称为“社会正义论”或“体制正义论”，他在《正义论》中指出：“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者准确地说是社会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方式。”③罗尔斯的正义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最大的均等自由原则”，即每个人都应平等地享有基本的自由，包括政治、言论、集会、思想、人身、占有个人财产、不受专横地逮捕与剥夺财产的自由。由这里可以看出制度正义即社会基本结构之正义，它不指向个人，从群体的视角考虑社会是正义的。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分配是正义的。个人正义是指在制度本身正义及个人已接受这一制度所安排的利益时，个人应尽的责任。制度正义是首要的正义。因为，社会基本结构对个人生活前途起着渗透的、至始至终的影响；它构成了个人和团体的行为发生的环境条件；关于人的行为公正与否的判断，往往是根据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标准作出的。不是个人行为的正义构成了社会正义的尺度，而是社会正义构成了个人行为的正义尺度。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是关于大是大非的问题，即社会正义的问题。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标准是个人行为正义与否的制度。
2.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
实体正义根据每个人的不同决定应该获得多少。实体正义是指通过对实体权利与义务的安排，为社会提供一种秩序，使人们都能发挥自己的才能，享有自由、平等、安全等权利。程序正义是获得结果的过程和方式应该符合基本正義准则，它是一种社会冲突解决上的正义，要求坚持公正标准促进纠纷的解决，而不仅仅是把它了结，是实现制度正义和形式正义的方法。通过程序正义可以使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得以协调、妥善地安排，并在两者的互动中使实体正义得以实现。程序正义是实现实体正义的前提，程序正义保障实体正义的实现。但程序正义有其独立的标准，不以实体处理结果的好坏为转移。程序正义不依赖实体正义而存在。
（三）正义与法律的关系
正义与法律密不可分，正义是法律的内容和尺度，法律是正义的体现和实现正义的手段，法律必须蕴藏、体现和实施正义，反之就不是法律。正义高于法律，正义是超越、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标准，法律能否将正义变成自己的内容将直接影响法律的好坏。自然法、正义是衡量实在法好坏、善恶的唯一标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恶法非法”。
三、非正义的法律
1935年，控制了德国的纳粹在纽伦堡举行了“血统和种族”为中心议题的“自由的党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种族歧视法案《纽伦堡法》。根据这项法律，犹太人的财产被政府没收，从他们世代生活的土地上被驱逐。在以后的几年里，又补充了十三项法令，变本加厉地迫害犹太人，使得他们在德国无法生存。
纽伦堡审判确立了一个重要的罪名——反人道罪，这个罪名表明的思想是“战争发生前或战争期间对于任何平民的非人道罪名或是迫害，无论它是否违反犯罪所在国的法律，只要迫害本军事法庭判决权限之内或与之相关，均属此罪。”德国迫害犹太人是在制定法的范围内的罪行，这正是德国人的普通民众大规模地实施迫害行为的依据，他们认为自己的罪恶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是法律要求他们犯罪的，如果谁有罪，那就是法律有罪而不是具体犯罪的人有罪。在这种极其荒谬的逻辑之下，表面上似乎是法律成为了目的，人反而成为了手段，但实际上，真正的目的是那些特别的需要满足自己的非法欲望，法律执行法律的人是他们的手段，无论执行法律的人还是被迫害者都成为了特权者的手段。
在这里，《纽伦堡法》成为了战犯的辩护理由，成为战犯罪行的“合法”依据。这部所谓的法律，对每个人都应平等地享有基本的自由，人身、占有个人财产、不受专横地逮捕与剥夺财产的自由进行了侵犯，对整个民族的灭绝侵犯了犹太人的人权。在这里，正义根本不被追求，构成正义之核心的平等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有意地不被承认，这部法律不仅仅是非正当法，它甚至根本上就缺乏法的性质。这部法律没有包含任何一种法律价值，“合法化”了纳粹的罪行，充当犯罪的工具，是非正义的，是恶法，不能称之为法。一旦颁布，一部违反法律构成性准则的非法律无论如何都不能因其已被适用和遵守而成为法律。因此对于纳粹实施的国际法上构成犯罪的行为，都应该为此而承担责任，并受到惩罚。纽伦堡审判宣判了恶法非法的思想，违反正义的法律不是法律，不得执行，如果执行，执行者将成为罪犯。
事实上，如果个人按照政府的指示或者社会的期望去做某件事情，而他自己的良心却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那么他将面临着选择。或许对于不可抗拒的事，从表面上看，个人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他受制于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但事实上，这种抗辩并不成立，因为在衡量一种制度是否完美时，有更告的标准，那就是人类数千年来形成并积累下来的道德标准以及关于是否正义的判断，个人、体制以及社会环境有可能会影响它，但是绝对不会摧毁它。而这也恰恰是在纽伦堡审判所表达的立场。因此，违背这种道德标准和正义理念的制度本身就缺乏存在的合理性，故而不应得到任何个人责任感的支持。
四、正义的审判
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国际性大审判，纽伦堡审判面临着一系列的法律难题，需要从法理上予以阐明，如法庭审判的依据是什么，侵略战争是否是犯罪，在实施起诉书所控告的行为时，作为个体的政府领导人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纳粹罪犯的罪名等问题。《伦敦四国协定》和《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为纽伦堡审判奠定了法律基础，使得纽伦堡审判成为正义的审判。
（一）程序正义
1.法庭审判权的合法性
由于纳粹政府无条件投降，同盟国获得了在德国境内的最高立法权，他们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贯彻自己的意志。《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就是行使这种权力的一个结果，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是宪章的法律产物，并且接受宪章条款的约束。从侵略战争的违法性和犯罪性也可以说明审判的正当，法庭认为，在纳粹策划和发动进攻时，侵略战争事实上已经是违法和犯罪的性质。战争法规不仅存在于条约之中叶存在于逐渐得到普遍承认的各国风俗和习惯之中。除此之外，国际法对于个人和国家一样，都要使他们承担义务，违反国际法的罪行是个人实施的不是抽象的个体，因此宪章规定犯有国际罪行的人不能因官员身份逃避按照规定应受惩处的法律审判。宪章体现了这样的基本精神：个人负有国际责任，而这些国际责任超越了本国要他履行的民族义务；违反战争法规的人，在他根据国家授权的行动的时候，如果国家授权超出了国际法所规定的限制，不能享受豁免。④
2.用正式的审判替代直接处决
苏联人认为，法庭审判，劳民伤财而已。英国政府认为，纳粹在策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给自己签发了有罪的判决并送达了死刑执行命令，因此在给美国政府的备忘中叶建议将第三帝国的主要战犯不经审判就处死。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杰克逊法官坚持必须举行一次公开、公平、公正的审判，他尖锐地指出：“如果你们认为在战胜者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就可以任意处死一个人的话，那么法庭和审判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人们将对法律丧失信仰和尊重，因为法庭建立的目的原本就是要让人服罪。”在审判过程中，法庭证据的展示、法庭辩论和判决更能向人们说明真相阐述真理。
“杰克逊已经开始确信，对战犯的审判不应仅仅标志着权力优胜者的胜利，而且还是道德优胜者的胜利。他现在所处的地位，使他有可能对未来施加影响，未来的侵略战争不再被顺从地视为极度激化的政治行动，而是将它当做犯罪，将侵略者当做罪犯。那将是文明史中最大的飞跃。确实，这将超越他以前所做的任何事情，包括他在最高法院的工作。”⑤
审判采用的程序综合采纳了普通法和大陆法的程序，被告有权了解自己被起诉的罪行的细节，被告有辩解和辩护的权利，有权获得本民族语言书写的起诉书，并以本民族语言接受审判。作为两大法系的折中，被告将于审判前得到详细点书写的起诉书以及与之相关的文件副本。被告有权出庭作证和经宣誓作证，并接受交叉盘问——这些是英美法程序中的权利。被告有权在不经宣誓和控方反驳的条件下作最后的陈述——这些是大陆法系程序中的权利。兼采两大法系程序的结果是被告的权利大大超过其中任一法系单独赋予的权利。且各同盟国的主诉检察官承担调查、搜集和编写所有必要证据的程序义务。宪章的这些规定严格保证了犯罪嫌疑人基本程序权利。法庭是4人组成的法官小组，所有决定都由多数票做出，在票数相等的情况下，庭长的投票决定起决定性的作用，但至关重要的定罪和判刑问题必须具有至少三名法官的多数票。
杰克逊实现了他和美国政府为纽伦堡审判制定的目标：独立法庭基于检察官提供的证据，进行公正的审判，使罪犯和犯罪集团接受应有的惩罚。也正是在如此严格的程序保障之下，法庭才会在面对纳粹头号战犯戈林的狡辩“你们没有资格审判我”的时候，不费任何口舌地告诉罪犯不得以“你也不例外”⑥作为抗辩的理由，因为同盟国对纳粹德国的战争是完全自卫的正义战争同盟国是在纳粹德国犯下累累罪行后奋起的抗暴战争，盟国对战犯的审判基于他們完全公开的罪行，这不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审判，而是正义对邪恶的审判。
（二）实体正义
1.法不溯及既往的问题
作为纳粹的辩护理由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原则本质是“法无明文规定者不罚”或“罪刑法定”原则。控方认为，首先德国法西斯在1935年6月28 日的法律中废止了原《德国刑罚法典》第二条规定的“法无明文规定者不罚”这一原则，因此他们也就丧失了受禁止追溯既往这一原则保护的权利。其次，禁止实行事先没有法律规定的刑罚是公正的一般原则，而不是对主权的限制。第三，虽然在战前并没有一个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像《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条例》那样明确地将发动侵略战争定性为犯罪，但禁止侵略战争这一原则能从其他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中找到渊源。法庭论证了1925年《洛迦诺公约》和1928年《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等国际协定已经规定了侵略战争的违法性。
2.罪名的确定
法庭首先认为纳粹政权是一个犯罪集团，阴谋集团。纳粹的全部行动都是蓄意的协同一致的，旨在全力寻求战争，强行开疆拓土、攻池掠地，攫取他国财富，奴役和剥削人民，灭绝欧洲的犹太人。检察官们用事实和证据证明了纳粹犯下的罪行：夺权与征服德国，建立一个集权国家，准备和发动侵略战争，蔑视国际法的战争，对被占领国的奴役与掠夺，对犹太人与基督徒的迫害。
再次，为解决什么是纳粹罪行的问题，宪章为这些具体的罪行找到了合理的归宿：三个具体的罪名，即违反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纽伦堡法庭的法官解释反人道罪是普通罪行，只是经过了政治动员和组织化的实施。《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六条详细规定了这三种罪，（1）破坏和平罪，系指策划、准备、发动或进行侵略战争或违反国际条约、协定或保证的战争，或为为实现上述行为而参与共同计划或共谋。（2）战争罪，系指违反战争法规或战争习惯的罪行。这种违反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屠杀或虐待领区平民，或以奴役劳动为目的、或为其他任何某种目的而将平民从被占领区或在被占领区内放逐，屠杀或虐待战俘或海上人员，杀害人质，掠夺公私财产，肆意破坏城镇乡村，或任何非属军事必要而进行破坏。（3）反人道罪，系指在战争爆发以前或在战争期间对平民进行的屠杀、灭绝、奴役、放逐或其他非人道的行为，或借政治、种族、宗教的理由而犯的属于法庭有权受理的业已构成犯罪或与犯罪有关的迫害行为，不管该行为是否触犯进行此类活动所在国的法律。凡参与拟定或执行旨在犯有上述罪行之一的共同计划或共谋的领导者、组织者、发起者和同谋者，他们对为执行此类计划而犯罪的任何个人的一切行为均负有责任。⑦
至此，无论在实体上还是程序上，宪章对法庭审判面临的一系列法律难题和困境予以解决，使法庭对纳粹的审判都获得了正当性、合法性的解释，使法庭的审判更具有说服力，使罪犯任何辩护理由都变成不合法，使法庭制裁侵略战争以保护和平。
五、结语
没有法律作为保证，审判就失去了正义性和公正性。经历了纳粹恶法德统治的惨痛教训后，一度被人们抛弃的自然法思想和价值取向法理学在西方兴起，这一事实向人们雄辩地证明：不能把价值因素从法律中剥离出来，法律必须饱含正义的力量。
注 释：
①《伦敦协定》包括《1945年8月8日伦敦四国协定》和《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两个部分，前者是盟国之间的协议，后者是前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审判依据的法律基础。
②付子堂.法理学进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67.
③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5.
④P.A.施泰尼格尔.纽伦堡审判（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86-189.
⑤约瑟夫.E.珀西科.纽伦堡大审判[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2.
⑥意指盟军曾和被告一样，实施了类似的行为。
⑦何勤华，朱淑丽，马贺.纽伦堡审判[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41-48.
参考文献：
〔1〕付子堂.法理学进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2〕施泰尼格尔.纽伦堡审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3〕卓澤渊.法价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4〕王秀梅.国际刑事法院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5〕胡婧婷.纽伦堡审判对自然法复兴的意义[J].法学研究，2009（3）.
〔6〕朱淑丽.纽伦堡审判面临的困境及其解决[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3）.
〔7〕何勤华，朱淑丽，马贺.纽伦堡审判与现代国际法的发展[J].江海学刊，2006（4）.
（责任编辑 徐阳）
作者：王勤勤 陈中丁
解密:国际刑事审判“档案”
对严重的犯罪行为，最庄严的审判莫过于来自国际社会的审判，而在法律界人士看来，刑事审判进入国际领域虽然最大限度彰显了公平及正义，却也多少暴露了人类社会和主权国家在法治进程中面临的种种困境和无奈。
去年底今年初，西亚北非相继发生政治动荡，反对派的行动风起云涌，当政领导人的政权或迅速瓦解，或岌岌可危。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及其两个儿子已经被埃及警方拘押。3月29日，英国外交大臣威廉·黑格在呼吁将卡扎菲送上国际刑事法院进行审判时强调，“像那些犯罪的人一样”，卡扎菲须接受审判，并且是面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判。5月16日，国际刑事法院对利比亚政府八名高官发布逮捕令，包括卡扎菲本人、卡扎菲之子赛义夫以及情报机构负责人萨诺斯等人。国际刑事法院这次起诉卡扎菲的行动速度之快，历史罕见，首次在一场冲突还在进行过程中就开始对其展开调查。此外，西非的科特迪瓦前总统巴博已经被支持瓦塔拉的部队所控制……迷乱的政治变局中，人们在关注动荡国家普通民众的安危时，也将目光投向这些政治人物的未来命运。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当初叱咤风云的人物，已经不再掌握自己的命运。
五年前，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和伊拉克总统萨达姆曾在不同的背景下、不同的法庭中接受审判。如今，针对卡扎菲们的审判又将会如何？
对严重的犯罪行为，最庄严的审判莫过于来自国际社会的审判，而在法律界人士看来，刑事审判进入国际领域虽然最大限度彰显了公平及正义，却也多少暴露了人类社会和主权国家在法治进程中面临的种种困境和无奈。而国际刑事审判的发展历程表明，实现对某一个人的国际刑事审判，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发源：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
人类社会的法制史，也是一部惩恶扬善的历史。对坏人进行惩处，对好人进行保护，是刑事法律最原始、最自然的逻辑。然而，面对很多犯罪行为，国内的刑法却显示出种种局限和无能：首先就是发生在不在任何国家管辖之下的犯罪行为，例如公海上的海盗，给国家管辖制造了一定的混乱；主权国家进行的侵略和非法干涉，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几乎摧残和吞噬了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文明；国家领导人的犯罪，例如实行种族屠杀或种族灭绝，通常因为领导人在任期内的特殊地位，而使其逍遥法外……作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最后一关，国际刑事审判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关系中产生的。
国际刑事审判的实践源于二战之后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苏、英于1943年11月1日签订《莫斯科宣言》，宣称对在战争中犯下暴行的德国军官、人员和纳粹党员，解回其犯罪所在国审判，对于主要战犯，将按同盟国政府的共同决定加以审判。1945年8月8日，战胜国在伦敦签订《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及其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成立了纽伦堡军事法庭，随后对戈林等战犯进行了审判。最后，纽伦堡军事法庭判决18人有罪，两人被定为反人类罪，两人被定为战争罪，14人被定为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设在东京。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对东条英机等28名日本主要战犯进行了审判，其中东条英机等七名战犯因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被判处死刑，16名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两名战犯被判有期徒刑。
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开启了国际社会刑事审判犯罪嫌疑人的先例。但其设立的主体是二战的战胜国，而非所有参与冲突的国际社会的成员。这是一场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都来自战胜国，审判的过程痛快淋漓，毫无疑问，两场审判都伸张了正义，但在程序正义上却受到了一些质疑。
演变：特设国际刑事法庭
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后，人们似乎找回了一些处理疑难犯罪案件的信心和办法，尤其是国际审判的公开审判模式，其所造成的国际影响是一个国家的国内法庭无法比拟的。国际审判不仅通过司法主持了正义，更为重要的是，它也使全世界的人们真实地、全面地看到了正义的主持。此后的若干年，随着国际合作的深入，国际刑法和人权法的发展，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六章和第七章的授权，联合国安理会创新发展了纽伦堡和东京审判的成果，通过决议，陆续特设了若干国际刑事法庭，对发生在特定地区的国际罪行进行审判和处罚。
1991年，前南斯拉夫境内爆发了大规模的种族武装冲突。在安理会827号决议下，前南国际刑事法庭于1993年5月成立，设在荷兰海牙，审判发生在前南斯拉夫境内的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按照《前南国际刑事法庭规约》，前南刑庭管辖的罪行包括严重违反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行为、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的行为、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前南刑庭只追究个人的法律责任，而不追究团体或国家的法律责任。自第一名被告于1995年4月被移交以来，前南刑庭共起诉了约170人，有近40人在押。被检控的嫌犯包括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塞尔维亚前总统米卢蒂诺维奇、波黑塞族前领导人卡拉季奇，以及波黑塞军前总司令姆拉迪奇等。该法庭对米洛舍维奇的审判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而米洛舍维奇于2006年3月在海牙监狱中的神秘去世，也使前南国际法庭的声誉受到了一定影响。
1994年4月到7月，卢旺达发生种族大屠杀，有80万左右的人被杀死。卢旺达政府为求民族和解，主动要求联合国安理会成立国际刑事法庭以审理其境内的严重罪行。1994年11月8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955号决议。1995年，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得以正式建立，庭址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小镇。
这些特设刑事法庭采取了类似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那样的临时性法庭模式，法庭的审判任务完成之日，也就是法庭解散之时。而与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不同的是，特设刑事法庭是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基础上成立的，作为国际审判，后者的审判形式似乎更加完善。然而，自成立以来，这两个特设法庭由于审判进展缓慢而且费用高昂，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些批评。
除了较为著名的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外，联合国安理会还通过决议设立了其他一些特别刑事法庭，例如东帝汶、塞拉利昂、柬埔寨国际(特别)刑事法庭等。
发展：国际刑事法院
特设刑事法庭虽然可以通过安理会决议建立，然而，作为临时性机构，仍然解决不了一些国家长期的需求。1989年，时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总理的罗宾逊提出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建议，当时的想法主要是用来处理非法毒品交易。这一提议得到不少国家的响应，国际社会开始起草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规约。1998年7月18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通过。2002年，在《罗马规约》生效的当天，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宣布成立，其主要功能转为对犯有种族屠杀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侵略罪的个人进行起诉和审判，最高刑期是无期徒刑。
成立不足10年的国际刑事法院已做了几件让全世界瞠目的事情：一是逮捕并审判了刚果（金）前副总统让·皮埃尔·本巴；二是三番两次大张旗鼓地向苏丹总统巴希尔发出逮捕令；三是宣称将对朝鲜展开战争罪调查，以评估延坪岛炮袭和“天安舰”事件中是否存在战争罪行。
国际刑事法院的最新动作，是针对利比亚领导人和科特迪瓦前领导人。5月3日，检察官奥坎普宣布，有确凿证据证明利比亚境内有人犯下反人类罪，包括下令枪杀示威者、集体逮捕和惩罚等五项罪名，卡扎菲及其儿子都出现在被指控的名单中。由于利比亚并非《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国际刑事法院管辖卡扎菲必须依赖联合国安理会来实现。而被逮捕的科特迪瓦前总统巴博，则很可能在科特迪瓦新总统瓦塔拉的安排下，接受来自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判。目前，国际刑事法院针对该国的一项初步调查已经展开，以搞清科特迪瓦冲突中是否有人犯下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根据《罗马规约》，国际刑事法院展开起诉有三个机制：一是联合国安理会可以要求法院进行罪行调查和起诉，而安理会的这一要求可以针对所有国家，无论其是否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二是缔约国可以提出案件要求国际刑事法院调查起诉；三是检察长自行调查，这被称为检察官的“自动管辖权”。显然，国际刑事法院对卡扎菲和巴希尔的指控主要依赖的是第一个机制。而第三个机制允许检察官可以根据个人、非政府组织或其他机构提供的资料主动提起犯罪调查，遭到不少国家的反对和质疑，其中包括缺席国际刑事法院的中国、美国和俄罗斯三大常任理事国。
苏丹总统巴希尔是世界上第一个被国际刑事法院下令逮捕的在任总统，由于苏丹同样并非《罗马规约》缔约国，因此，国际媒体曾一度质疑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然而，联合国安理会曾于2005年3月出台1593号决议，决定将自2002年7月1日以来达尔富尔问题移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这也许是国际刑事法院丝毫不理会当事国感受，强行发布逮捕令的缘由。不管该逮捕令能不能执行，都已经对国际社会和国际法规则形成了某种冲击。
国际刑事法院是依据国际条约建立的常设性审判机构，这一点不同于以往的临时法庭。它与联合国关系虽然很密切，但又不从属联合国。同时，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国际法院也有根本性的不同，后者作为联合国的六大核心机构之一，主要处理国与国之间的领土、海洋、条约履行等国际争端。
另一个通道：国内特别法庭
对一些敏感人物的审判，既可能通过国际刑事审判实现，也可能通过国内法庭制裁。关键看当时国际、国内的环境和状况而定。例如同样涉嫌种族灭绝和屠杀等罪行的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接受的就是来自国内特设法庭的审判。为国际社会所深恶痛绝的索马里海盗，更是先后由美国、荷兰、韩国、肯尼亚等不同国家的国内法庭进行了审判。而埃及前领导人穆巴拉克，从目前所显示的信息来看，面临的很可能将是国内的军事法庭或特别法庭的审判。当然，对这些人物的审判，即使通过国内法庭进行，所引起的国际关注并不亚于国际审判。
目前美国处理其所抓获的9.11犯罪嫌疑人基本上采取的也是国内审判这种途径，或者要求引渡这些犯罪嫌疑人到美国本土或者押至关塔那摩基地进行军事审判和处理。假如本·拉登被活捉的话，较大的可能性也会采取国内审判这种模式。但对其进行审判，会带来一系列后续的成本以及不确定性问题，例如，与巴基斯坦的协调关系，本·拉登的法庭辩护和爆料，审判和处罚的国际影响以及合法性问题，人权组织的干预和影响，“基地”组织的抗议和反扑等。而击毙拉登，一切正常的司法审判都将不需要。显然，对于美国而言，这是性价比最高的一种选择。
只要主权国家有足够的审判意愿和审判能力，在国内框架下实现对国际罪行的管辖并无障碍。首先，国际罪行，不仅为国际法所禁止，同样也为各国国内法所禁止，因此，国际罪行通常可以在国内法中找到相应的处理依据。第二，国际社会对国际罪行早已建立起普遍管辖权，任何一个国家境内如有涉嫌犯罪分子，都可以进行处置。第三，国际罪行虽为国际法禁止，但其往往发生在一国国内，从犯罪取证、调查、抓捕、收监等各个角度看，国内管辖往往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与国际审判比较起来，更加便利。
国际刑事审判及其他
国际刑事审判中，法官是关键人物。不同的国际刑事审判机构对法官资格的要求有所不同。如纽伦堡法庭与东京法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战胜国所建立的军事法庭，法官都是由战胜国任命的，《纽伦堡宪章》与《东京宪章》中均没有对法官的资格作出具体的规定。法官的资格主要是由任命的国家自行掌握。
《前南国际刑庭规约》第13条与《卢旺达国际刑庭规约》第12条都明确规定：“法官应品德高尚、公正、正直，并应具备在其本国担任最高司法职务所需的资格。各分庭的整体组成应适当顾及法官在刑法、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方面的经验。”值得注意的是，在前南国际刑庭中约有1/3的法官以前并不是专业法官，联合国认为，这样可以保证国际刑事审判机构中汇入更多的国际政治、外交与社会经验，以防止法院的过度专业化。这两个法庭法官的产生是在联合国的框架中进行的，采用的都是选举方式。
在国际审判历史中，前南国际刑庭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设立上诉庭的国际刑事司法机构，这是对国际刑事审判制度的重大发展，是国际刑事司法体系的一大进步。它避免了纽伦堡法庭与东京法庭只设立一审程序的尴尬。后来的《卢旺达国际刑庭规约》与《罗马规约》等也都规定了上诉与复审程序。
公开审判是被告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也是法官应该遵循和予以保障的诉讼原则。国际刑事审判十分注重这一点，只有在出于保护证人隐私的情况下，此项权利经法官批准才能得以减免。审判中所出示的所有的文件、审判纪录和法庭的所有决定，保密部分除外，都向公众公开，任何人都可以获取。公众不但可以旁听审判的全部过程，而且法庭内还设有摄像机，并通过电视和电脑网络向全世界转播。
有趣的是，在前南国际刑庭的赛利比奇案中，被告律师提出该案的主审法官卡利比·怀特先生“在审判的绝大多数时间内睡觉”，严重损害了被告得到公平审判的权利，被告并就此提出了上诉。被告律师向上诉庭出示了审判时的录像、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等证据。在庭上放映的录像表明，在一段时间内，卡利比·怀特法官的确并非十分清醒，他曾进入睡眠状态达30分钟左右，而且还能听到打呼噜的声音。但是，上诉庭最后认为，这短暂的法官“缺失”并不影响整个案件的公正判决，从而驳回了被告的上诉。
作者：万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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