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分析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我国的基本脉络为基础,从理论、政策实践、意识形态及国民生活四个层面分析了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影响,同时,对新自由主义曾经的价值与意义、走出“主义”的迷雾及扭转以新自由主义为取向的政策实践三方面内容进行了说明。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宪政新范式分析论文 (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美国公共行政理论中的管理主义与宪政主义
自公共行政学产生至今已逾百年。在这一百多年中,公共行政的研究方法、各种理论与价值理念层出不穷。为了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美国公共行政学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分析框架,更新研究内容,采纳新的研究方法,开创新的研究领域。这些努力的结果铸就了管理主义和宪政主义两大范式的发展。宪政主义就是以宪法或一系列法律为标准对政府的权力进行有效的限制和制约以保障人权的一套理念形态和制度形态,它关注社会公正、平等、民主、回应性等价值;管理主义则强调实证分析和经验观察以及对工具理性的追求,希望通过价值中立的方式得出科学的结论,并通过改进行政技术方法来提高行政效率,它关注效率、经济与效果等价值。从学者时代传承的视角来看,自杰斐逊起中经沃尔多、弗雷德里克森、奥斯特洛姆至登哈特为宪政主义的思想脉络,而从汉密尔顿起中经威尔逊、魏洛比、古利克、西蒙至奥斯本和盖布勒形成了管理主义的思想脉络。从两大范式相互更替的视角来看,则形成了传统公共行政、行为主义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的理论传承。其中传统公共行政、行为主义行政学与新公共管理属于管理主义范式,而新公共行政学与新公共服务则属于宪政主义范式。两大范式在哲学根源、理论基础、价值理念、政府与公民的角色及对组织的认识方面各不相同,具体可见表1。理论界的学者和公共管理者,如何辩证地看待和理解这两大范式的发展,进而从中吸取有益的思想和方法则是当务之急。正是基于此,我们或可剥开自缚颇紧的时代之茧,去发现那隐伏于两大范式理论之蛹中的内在规律。
一、价值回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
要研究管理主义,我们先探讨一下实证主义。实证主义一个重要的特质在于把关于科学的原则同等应用于社会科学,并提供了社会科学的基本哲学理念。这些原则包括:经验主义。作为实证主义立论基础的经验主义是其反形而上学的核心学说,它强调所有知识都必须有经验基础。客观主义。实证主义把认知建立在主体和客体分离的基础上,不关心观察者本身的态度,而只关注于客体。价值分离。实证主义赞同事实和价值、描述与规范之间的逻辑分离。工具主义。实证主义以对世界进行操作而非对它进行理解为基本定位,理论是由观察所组成的预测工具。技术主义。实证主义注重技术化路线,更看重评价技术或方法,而不太关心知识的结果和发展。实证主义为管理主义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如泰勒在《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印证了这种根本的实证主义精神。从泰勒引用的吉尔布雷斯的砌砖动作研究这个例子就可看出实证主义精神:将操作动作分解为必要动作和多余动作,剔除多余动作,这是分解思维方法;由此形成的标准动作是精确思维和规范原则要求;根据标准动作确定工作定额,这是定量思维要求;规定凡超过lO%者可增加工资10%～30%,这是逻辑主义的体现;由此大大提高的劳动生产率,则是实证主义的结晶。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知,管理主义来源于实证主义,是经济理性发展的结果。这种经济理性强调理性的计算能力和论证形式的数理严密性。而这种经济理性在更抽象意义上就是工具理性。所谓工具理性,就是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人的某种功利的实现服务。它是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最有效达至目的的理性,是一种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所以又叫功效理性或效率理性。工具理性的核心是对效率的追求,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工业现代化的道路上,追求有用性就具有了真理性。这是一种时代的需求,管理主义的理论反映了这种需求,同时也适应了这一历史性诉求。因此,它是与管理主义的基本精神相契合的,从逻辑推理的角度来看,管理主义的哲学基础就是工具理性。
与工具理性相对的是价值理性。在讨论价值理性之前,我们有必要厘清自由主义的含义以及它与宪政主义的辩证关系。所谓自由主义是指强调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和归宿,把自由的价值置于其他价值之上,主张在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中以个人为主,国家或社会必须以维护个人自由为根本任务的一种意识形态、政治理论和社会体制构建。自由主义的基本精神强调个人主义、平等、普遍性及社会向善性,体现人的最终归宿和终极关怀。自由主义与宪政主义的关系表现为宪政是自由的内在要求,自由是宪政的最终目的。因为宪法是“人民自由的保证”。“自由主义意味着法治和宪政国家。”自由主义作为宪政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价值理性的重要体现。所谓价值理性,是价值理性作为人类理性发展的最新成果,是在主体和客体的张力关系中寻求主体方面的理解,在事实与价值的相对统一关系中寻找价值的正当性理解,在现实性与超越性的张力关系中探寻超越性的内在品质,在手段与目的的相对统一关系中寻觅目的的人性关怀。价值理性体现一个人对价值问题的理性思考。价值世界是以“合目的性”的形式存在的意义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对价值和意义的追问、人的最终归宿和终极关怀成为重心所在。价值理性对现存世界的反思、批判蕴涵着对理想世界的渴望。它渴望通过反思、批判、变革以实现超越,建构一个理想的、应然的、合乎人的本性和目的的美好世界。价值理性的发展必然会强调人本价值并体现人的终极关怀。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由主义则是价值理性发展的结果。由于自由主义是宪政主义的理论基础,因此,可以从更抽象的哲学层面来说,价值理性是宪政主义的哲学基础。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作为人的意识的两个不同方面,分别表示的是关于人的生存意义、生存理想、终极价值的思想与关于人的谋生手段、谋生工具、科技知识的思想。作为人类理性行为的两种基本形式,尽管分别有其不同的伦理、文化基础,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和谐统一的。这是因为:第一,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反映了人类实践活动过程中的合目的性思维与合规律性思维的辩证关系。第二,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反映了人类实践活动过程中的目的和手段的辩证关系。第三,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反映了人类实践活动过程中的终极利益和现实利益的辩证关系。在政治学领域,民主政治必须先有形式上的民主(如投票规则),才能实现实质上的民主。如果连民主的形式都不具备,谈何实质?在法学中,必须先有程序正义,才能走向实质正义,程序法先于实体法。在经济学中,必须先有效率追求,才能为公平追求奠定基础。因此,不仅作为理性两大表现形式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辩证统一关系,而且作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衍生出来的实证主义和自由主义也是辩证的统一体。
二、体制追踪:以政体为支点的镶嵌式发展
宪政主义与管理主义两大范式与美国政治体制呈镶嵌式发展,其扎根于美国的政治文化以及由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人发展起來的西方政治思潮,最终反映到政体上则表现为宪法上的分权和政府功能的分配。具体而言,两大研究范式来源于美国政治中所存在的两种互相冲突的传
统,每一种传统对于公共行政在美国民主政治中所扮演角色持完全不同的观点。管理主义学派的学者遵循汉密尔顿的传统,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汉密尔顿受霍布斯“性恶论”的影响,认为人是自私的,自然状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并赞赏霍布斯提出的统一强大的国家权力是和平保障的观点。因此,他主张行政首脑最必要的条件是强而有力,集权于一人。此外,他还认为行政的任务就是有效地执行已经公开制定的目标,并主张有活力的政府是可以行善的。他的思想为行政从政治中分离出来提供了理论基础。然而,真正提出“政治一行政二分法”的是美国总统威尔逊。他认为政治“行政管理是置身于‘政治’所特有的范围之外的。行政管理的问题并不属于政治问题。虽然行政管理的任务是由政治加以确定的,但政治却无需乎自我找麻烦地去直接指挥行政管理机构”,“政治是‘在重大而且带普遍性的事项’方面的国家活动,而在另一方面,‘行政管理’则是国家在个别和细微事项方面的活动。因此,政治是政治家的特殊活动范围,而行政管理则是技术性职员的事情。政治如果没有行政管理的帮助就将一事无成,但行政管理并不因此就是政治”。这种理论认为一旦一个行政机构得以确立,立法机关通过了其预算,那么政治的过程便结束了,行政的过程也就开始了。这种行政的过程可以有效地把专才、职业主义、功绩制有效地结合起来。“政治一行政二分法”同时为克服美国长期存在的政党分肥制的弊端提供了药方。那些从事公共行政的人宣称自已是政治中立的,不仅避免了行政实践中腐败现象的产生,而且还保持了公共行政的连续性。二分法的观点意味着行政应是工具性和技术性的,应远离政治领域。传统公共行政之下的公共行政只是政策的忠诚执行者,在治理的过程中,它只是实现政治价值的工具而已。因此,寻求有效率的手段乃是其核心任务,此便展现了管理主义所蕴涵的工具主义和效率至上的特质。
然而一些宪政主义学派的研究者遵循的是杰斐逊的传统。当时以杰斐逊为首的激进派的观点偏向个体主义,将政府视为从个体的意志和权利出发,通过社会契约(人民的同意)构建而成的机构,更强调人权和公民对政治的参与。这一派继承洛克、卢梭等人的人民主权和社会契约思想,强调公民的政治参与,重视议会的权力和人权法案的重要性,强调向州和地方政府分权,以防止一個过分强大的联邦政府出现,确保个人权利不受统一的联邦政府的侵害。由于害怕重蹈欧洲独裁统治的覆辙,美国的制宪者设计了一个有限政府的体制。这种体制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分权。立法者负责通过法律和控制预算,民选的行政首长负责执行法律,而法院则负责保护公民的权利并对其他政府部门的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有限政府第二个原则是制衡,立法、行政、司法三个部门相互制衡,防止一个部门侵害其他部门的权力。有限政府的第三个原则是联邦制,实行分权化的政府,这样使得政府更接近人民。这种政体设计为宪政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动力。
总之,两大范式这对蕴涵在美国政治体制中的张力引导着美国公共行政的发展,表现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新的制度安排来调整联邦政府与州政府、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根源在于政治与行政的对立以及由此建立的权力的二元对立,这中间便隐含了公共行政的核心问题,即民主治理中行政角色的合法性问题。
三、轨迹探寻:钟摆式推进与相互融合
美国公共行政理论中的管理主义与宪政主义两大范式在理论发展过程中互相竞争,呈此消彼长的态势。每一种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要对前一种理论进行批判和反思,使其理论从一种思想发展到另一种思想,但作为一种范式则是以一贯之的。值得注意的是,两大范式在交锋的过程中发展态势既不是简单的钟摆式发展,也不是简单的否定之否定,而是在相互否定的过程中在理论上既继承,又扬弃,实现理论的不断推进和升华。例如新公共管理继承了传统公共行政的效率、经济等价值理念,同时也嵌入了人本主义价值,才使其超越了传统公共行政,在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中获得了巨大的生机与活力,并最终成为美国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领域的主导范式。再如,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行政学都属于宪政主义范式,新公共服务在批判新公共管理时并没有回到新公共行政学原先的理论框架原点,而是克服了新公共行政学理论不系统、不成熟的缺陷,独辟蹊径建构了一个全新理论体系。
两大范式除了钟摆式推进的发展态势之外也有相互融合的趋势。从管理主义的发展来看,传统公共行政和行为主义行政学带有强烈的技术理性的色彩。它由于过于追求技术理性,忽视了管理的人本主义因素,而遭到新公共管理的强烈批判。与传统公共行政和行为主义行政学相比,新公共管理不仅继承了它们的价值理念,而且突破了其理论局限性。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它注重人本主义的价值。具体而言,其人本主义价值主要表现为:强调政府对公众的回应性;实现公共服务机构主体的多元化,以提供公民“以脚投票”即自由选择服务机构的机会;顾客导向;政府公共服务社会化及政府内部分权化;公众参与。鉴于人本主义是宪政主义价值的重要体现,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新公共管理是管理主义价值与宪政主义价值相互融合的产物。同样,新公共服务的理论特质也是如此,例如新公共服务提出重视人,而不只是重视生产率。这说明新公共服务并不是反对重视生产率,而是提醒人们在重视生产率的同时更要注重公民权。又如新公共服务理论提出公民权和公共服务比企业家精神更重要,这并不是强调忽略企业家精神,而是为了说明政府在强调效率的同时更要关注公民权和公共服务。因此,新公共服务只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一种扬弃,它试图在承认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改进当代公共管理实践所具有的重要价值的基础上提出和建立一种更加关注民主价值和公共利益的理论范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一样,兼具管理主义与宪政主义价值,从而实现了两大范式的价值融合,只不过二者在两种价值的整合方面各有侧重而已。造成这种价值融合的主要原因是宪政主义和管理主义具有优缺互补性。一方面,管理主义的优点正是宪政主义的缺失。如宪政主义的缺点主要是宪政主义的高度规范化、理念化不易于转化为操作层面的实务。虽然宪政主义提出了公民参与和对话、程序设计的公正化、改善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渠道、基于法的精神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等应用方面的价值取向,但宪政主义更多带有规范化的色彩,远不及管理主义那样具有可操作性,尤其是宪政价值无法进行精确的测量。如民主与公平等到底以什么作为衡量标准,公共行政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称得上民主与公平,宪政主义对此是无能为力的。亨利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公共行政开始向政治学回归中体现出来的规范取向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公共行政提倡民主、公民参与、社会正义、法治、正当程序等价值理念是毫无意义的,公共行政向政治学回归会形成“有公共而无行政”,对公共管理者知识与能力的研究与培养,可以
说没有多大的建树。而管理主义却有效地克服了这些缺点,它注重效率和执行的有效性,并为提供行政执行的思想以工具支持,从而发挥出工具性和功利性导向的最大效能,进而使公共行政走上了技术化和绩效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宪政主义的优点也是管理主义的缺失。如宪政主义注重宪政价值,避免了公共行政陷入危机。而管理主义则一味强调一种技术理性和经济理性,从而导致公共行政失去了合法性。如美国的尼克松水门事件、里根伊朗门事件、克林顿拉链门事件等,均充分暴露了美国公共行政思想的危机,其重要的体现就是宪法危机。因此过多地强调管理主义,而忽视公共行政中的民主、正义、平等等宪政价值,只会使公共行政成为“盲动的理论”,并在实践中,出现公共行政沦为“暴政”工具的可能和现实。正是基于两大范式各自的缺陷以及二者具有优缺互补的特质,实现两种范式的价值整合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公共行政既是管理问题,又是宪政问题。只有把两种认识结合起来,才能理解公共行政问题,进而有效地解决公共行政的现实问题。任何过于倚重某一种价值而忽视另一种价值的做法都会使公共行政学走向一个极端。因此,实现两种价值观的整合是公共行政理論与实践的当务之急。正如张成福教授在《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一书的译者“前言”中所写:“尽管(管理主义和宪政主义)各种价值和主张是互相冲突的,但平衡各种矛盾和冲突正是公共行政艺术的精髓所在。”
参考文献:
[1]Gerard Delanty,Piet Strydom.Philosophy of SocialScience[M].Open University Press,2003
[2]Benjamin Constant.Political Writings[M].UK: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8.
[3]王岩,邓伯军.试论政治哲学视域中的价值理性[J].哲学研究,2009,(6):25-30.
[4]张军.价值关怀的两个向度及其统一性[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3):42-48.
[5]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3.
[6]Kettl,D.F.Sharing Power:Public Governance and PrivateMarkets[M].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93.
[7]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8]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9]刘守刚.西方立宪主义的历史基础[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10]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1]朱晓红,美国宪政主义与管理主义钟摆式运动轨迹及思考[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8,(4):75-79.
[12]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3]戴维.H.罗森布鲁姆,罗伯特.S.克拉夫丘克,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作者：刘耀东 施雪华
反思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影响
[摘要]本文以分析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我国的基本脉络为基础,从理论、政策实践、意识形态及国民生活四个层面分析了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影响,同时,对新自由主义曾经的价值与意义、走出“主义”的迷雾及扭转以新自由主义为取向的政策实践三方面内容进行了说明。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改革开放;政策实践
对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现实存在的问题,总结与反思成为我国学术界讨论改革开放的基本取向。反思的必要性毋庸置疑,但反思的态度与尺度应准确把握。笔者认为,对于一种在现实生活中产生巨大力量的“主义”之反思与检省,应当站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双重考量,从社会变革这样一种宏大而综合的视阈中的综合辩析。
一、我国新自由主义思潮写实
(一)以推行市场经济为契机,新自由主义开始了在我国的传播
虽然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便出现了新自由主义观点,但有学者指出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潮真正出现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我国进入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型的时期,伴随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与改革问题的思考,寻求理论的指导成为一种自发的诉求,而正在此时以批评凯恩斯主义为特点的新自由主义在我国传播开来。一时间以哈耶克的《自由宪章》、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介绍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专著出版,大量译文刊载,新自由主义开始在我国传播。
(二)以分析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等为目的,针对新自由主义进行现实的反思
我国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其实早在它的传播之初便已开始,但直到以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宣告失败之后,针对它的反思才具有了真正的说服力。世纪之交,面对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之后经济接近崩溃、社会秩序混乱的拉美地区与深陷重重危机的俄罗斯,人们对华盛顿共识的迷梦日渐远逝、对于俄罗斯改革扼腕痛惜,有人惊叹 “华盛顿共识已经死了”、休克疗法失灵了。于是,从思想界、理论界到政界,人们基于经济发展、国家改革、执政党建设等不同方面的考虑重新审视新自由主义,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推崇与追随的热情有所减弱。
(三)以改革开放30年与全球性金融危机为背景,开展对新自由主义最为有力的批判
面对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人们同样看到深刻的社会问题: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尖锐……在反思改革中,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人们看到了新自由主义之恶,面对此次金融危机对于全球经济的冲击和西方世界高呼的 “新自由主义是全球危机的祸首”,新自由主义的神话彻底破灭。正如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布拉德福德•德龙所说:“当下的金融危机动摇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它曾经是很有用的,但鸡蛋打碎就不可能再复原了。”从吹捧到反省再到批判,新自由主义几乎被人们所抛弃,而此时对它的批判也最为有力。
二、四重维度的新自由主义影响观
以我国新自由主义思潮写实为基础,我们看到一个随着改革深入开展而不断扩张、衍生的新自由主义。有人曾总结新自由主义在内涵上应划分为理论、政策实践及意识形态三个层面,它对我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但是考量与改革开放共进的国民生活,亦能发现新自由主义对国民生活的影响。
(一)新自由主义在理论层面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首先突出表现为经济学理论而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之中,以社会市场化、资本自由化和私有化为基本特点,主张自由放任,推崇全球经济一体化,反对公有制和国家干预。正是在此种主张下,我国思想界学术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有的学者极力推崇、有的学者有限借鉴,于是掀起了针对新自由主义最为热烈的宣介与讨论,“在中国,这种思想成为了学术界的一个热门”,有关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专题讲座、学术论坛频频举办,哈耶克、弗里德曼成为常被谈起的名字。
与经济学理论相对应,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也产生广泛的影响。虽然其 “民主妨碍了自由”、“平等必然取消自由”的论断一直被国内部分学者所批评,但更为关键的明确宪政主张、建立市民社会却被广泛讨论并获得相当的认同,有许多学者疾呼建立市民社会是解决市场经济中众多社会问题的关键,整个政治框架要在民主、共和、宪政的理念和框架下运转……
(二)新自由主义在政策实践层面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经过广泛的传播其影响开始由思想界、学术界向实质性的社会生产生活领域转变,一方面西方国家通过国际组织、双边谈判、培训国内精英及支持国家内部可以从新自由主义政策中获得利益的集团等多种方式开展新自由主义政策传播活动;另一方面,国内一些学者、组织也青睐于新自由主义主张,有人就指出:有的学者狂热鼓吹……大肆吹捧和推销新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和政策主张。
伴随着一系列的政策实践,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从理论层面向政策实践层面过渡,在某种方面它所含的科学观点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如新自由主义对市场是有效配置资源机制的观点就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分析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政策实践全过程,不难发现其消极影响: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造成了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对于国外资本的盲目引进与过分依赖……新自由主义以鼓吹市场为代表,通过广泛的市场化影响了社会生活,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失业人数迅速增加成为新自由主义在实践后所造成的最大的负面影响。
(三)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影响
从曾经的辉煌到今日的潦倒,新自由主义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旋涡,成为各方严厉批判的对象。在我国,似乎与西方主要的依经济视角批判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追问与论证更为强烈,有人指出新自由主义是“冲击我国意识形态的西方主要意识形态”。正如罗伯特•W•迈克杰斯尼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定义的,“新自由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明确的政治、经济范式”,新自由主义并非单纯的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发表的报告指出: 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在于它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体系……从本质上说是要维护私有制。
(四)新自由主义在国民生活层面的影响
纵观改革开放30年以来国民生活的变化,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成为影响国民生活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但是又不能将国民生活的改变简单归于生产决定论,个人的价值取向、尊崇的生活观念体现着另一个层面的转变。有学者指出,人性论、社会论和自由论是构成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可以说新自由主义是一支名副其实的思想文化劲旅,它通过直接的图景描绘、利好表述,将自己的因子渗进大众的思想观念之中,影响着人们生活的状态。
1.人性论影响
新自由主义强调人的自然本性与需求,主张理性的经济人观点,个人主义、自主权利、理性主义、维护私有财产、追求个人利益,这些都是自由主义视野中个人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于是我们看到一个较30年前所不同的国民行为选择模式:在行动之初会有对利益的权衡与分析,在活动过程中自然地将行为选择与个人是否获利相联系,在行动之后还会有完整的获利评判以做为下次活动的参考,“动机不纯”、“得了好处”成为人们口语中最为常见的表达。
2.社会论影响
在新自由主义那里,个人构成了社会,社会对于个人来讲只是实现目标的工具而已,因此,个人的幸福优先于社会共同的幸福。
3.自由论影响
新自由主义正如其名那样对“自由”尊崇备至,推崇个人自由而反对强制、推崇个人权利而限制公共权利、推崇个人主义而贬低集体主义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内容。从此项自由论内容及社会生活可以强烈地感觉到,在国民生活之中追求自由成了一项最基本的主张,即使他们根本不清楚何为真正的自由,而“集体”早已成为了一个逝去的概念。
三、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影响
(一)历史的态度:新自由主义曾经的价值与意义
有学者指出:在改革开放之初,新自由主义思潮中的一些观点对我们认识市场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等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今天许多人困惑于新自由主义为何曾在我国如此畅销,对于该项问题的回答或许只有站在当时的历史场景之中才会有切身的理解。在提出改革开放的政策主张时我国面对着内外双重的发展压力,从国内来看经济发展缓慢甚至是停滞,社会秩序亟待重建,而国际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明显拉大、实力相差悬殊,整个社会都有一种迫切的需要,需要可以促进发展的理论。正是伴随着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前行,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可以说,新自由主义在改革开放之初有其积极作用:作为可供借鉴的理论,它使得我们对于市场经济的理解有了较乎以往所不同的亲和性,以其自身的力量助推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它对无所限制、掌控一切的政府的批驳与当时人们对高度集权给我国带来的沉重影响之反思相结合,确立了以“有限”与“服务性”为特点的政府改革的新方向……新自由主义曾经的价值与意义就在于它对“以往”的批判,在于它给人们带来的新的思考视角,在批判与革新中新自由主义彰显了自己的魅力,在需要与诉求之下,新自由主义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参考。
(二)时代的观点: 走出“主义”的迷雾
翻看历史不难发现虽然受到国内外不同因素的影响,但我们做出了走出“主义”迷雾的选择,以凸显主体性的改革方式努力实现着发展目标。站在今天看新自由主义,我们注意到它并不是美妙绝伦的理论,看到俄罗斯及拉美国家在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后的发展状态,有学者直言:“他们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我们庆幸没有被新自由主义编绘的美丽图景所迷惑,以自己的方式探索着适合我们的改革道路。同华盛顿共识相对应,有人提出了“北京共识”,同“重灾区”相比,我国获得了让世界为之惊叹的成就。如果说新自由主义代表了国家的一种发展方式,那么其实践后的效果便是评判理论好坏的重要标准。面对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我们自豪于在抉择发展取向上对“自我”的坚持。在我们总结30年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的提法频频入耳,如果说必须为改革开放的经验做总结,那么坚持自主发展是最为关键的,任何一种发展理论与实践都应该以本国的实际为基础,以促进本国的发展为目标,以符合本国的方式推行,而这也同样是走出今后可能出现的各种“主义”迷雾的选择。
(三)现实的需要:扭转以新自由主义为取向的政策实践
正是在对新自由主义激烈地批判中,新自由主义开始走向衰落成为了学者普遍的推断。然而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真的会就此而挥之即去?作为一种理论的新自由主义也许可以伴着人们的警醒与审视而有所限制,但问题在于新自由主义已经发生了从理论向政策实践的转移。反思这种政策实践的结果,会发现其已具有了惯性,期望它的终止或转向必须付诸巨大的努力;同时,正如鲁迅所讲的“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一样,此种政策实践已经产生了利益相关群体,利益调整的难度极大……
扭转以新自由主义为取向的政策实践所面对的是来自多方的压力、是重重的困难与阻碍,这时需要的不单是在实践中有力的政策措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上的继承、创新与发展,还需一种勇于改革、勇于挑战的革新精神,需要一种把握尺度、合理取舍的理性态度,需要一种坚持自我、不断发展的生存意识,敢于以一种中国气度与魄力迎击发展所面临的挑战,这便是对于新自由主义的积极扬弃。
[参考文献]
[1]邹诗鹏.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走向[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1):43.
[2]房宁.迷梦的远逝:“华盛顿共识”与拉美困境[J].社会观察,2005,(3):11.
[3]杜珂.华盛顿共识已经死了[J].中国改革,2004,(7):47.
[4]布拉德福德•德龙.打碎的鸡蛋无法复原[J].财经,2009,(13):60.
[5]张爱玲.新自由主义的理性批判[D].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4,15.
[6]姚从军.新自由主义思潮评述[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92～93.
[7]朱安东.新自由主义政策向第三世界传播的方式[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9):125.
[8]黎映桃.论新自由主义对当代中国的影响[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5,(6):3.
[9]张琳.简析新自由主义[J].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4):63.
[10]王永贵. 影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西方主要意识形态透视[J].社会科学研究,2007,(1):60.
[11]赵汇,谭虎娃. 审视全球金融危机下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影响[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9):86.
[12]吴易风.新自由主义及其后果.人民论坛[J],2009,(6):29.
[13]程恩富. 西方社会思潮的中国应对[J]. 人民论坛,2009,(6):24.
作者：施泽东
社会结构变迁与公共政策
摘要：全球化视野下的网络技术深刻地改变着人的行为，也迅速地改变着社会的结构。从社会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结合信息时代出现新特征，分析在符号系统的双重扭曲的语境下的公共政策对话与重构是有必要的。本文通过对西方不同时态的社会学家的理论观点的考察，对当代网络社会结构及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进行了基本的分析。
关键词：社会结构公共政策社会变迁
一、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传统及其指导借鉴意义
从发展社会学角度看，帕森斯关于社会行为的模式变项的理论是其在解释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重要起点。在帕森斯的理论分析框架中，社会行为的主观取向是由两项基本因素构成的：动机的取向和价值的取向。在帕森斯看来，动机取向和价值取向虽然相互依赖，但它们可以独立变化。对其分类度量和综合分析，便可揭示任何具体的社会关系特征和社会发展趋势。古典社会学家如孔德和斯宾塞等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时，大多采用“历史哲学方法”。他们采用阶段启发式的研究方法，认为各个社会形态是具有严格的排他性质和明显的类型区分的，不同地区的社会形态会殊途同归地经历这些阶段。很多理论都已经证明了这种研究方法的弊端，它试图将某种社会的特殊性普遍化成为人类社会的一般演化规律，是将特殊性推广为普遍性的逻辑失误。与“历史哲学方法”不同，帕森斯的“模式变项”抛弃了试图通过某一宏观上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整体框架的理论来考量社会的无限属性和变化趋势这一不可能的目标，转而通过少数经过逻辑论证指标来衡量社会变迁的特定属性和变量，从某个角度来说，帕森斯的理论为社会结构的共时性阐释和社会变迁的历时性分析以及两者的有机结合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启发。
帕森斯继“模式变项”理论分析框架之后，又雄心勃勃地创建了关于“社会系统的结构功能与演化进程”这一理论分析框架(简称“社会系统”理论分析框架)。帕森斯结合进化论认为，社会结构与完整的生命整体相仿，生命体组织的功能决定了进化过程中的结构形成，因而社会系统组织的功能也是社会结构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根据上述“功能先决条件”原则，帕森斯推演出一个著名也是最受争议的“AGIL”理论分析框架。与“模式变项”理论分析框架不同，“社会系统”理论分析框架是一个可以纵横多向展开的立体式分析框架。承上所述，从方法论角度可以清楚看到，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分析框架试图运用“多因素同时相互作用”的原理，以一种新的“结构因果观”取代古典的单线因果观，来解决复杂社会过程的动力学分析难题。
显然，在帕森斯的现代社会结构理论中，对于渐进的或者相对静态的社会结构解释，他的理论体现了充分的张力，但是缺少对激进的社会变迁的合理解释的逻辑维度，帕森斯的结构功能化理论在面对信息化社会的突飞猛进的变革的阐释时，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后工业时代社会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信息爆炸的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的时代，知识存量以几何指数增长，对此，当代社会学家尝试着从信息的角度解释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变迁，其中当数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以及他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在我国反响最大，对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信息化浪潮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贝尔的后工业社会中轴图式和卡斯泰尔的网络社会
贝尔认为，社会结构是一种“概念性图式”的反映，“一个概念性图式从一个复杂的现实中选择特殊的属性，并按照共同的成规把它们分类，以辨别其异同。作为一种逻辑顺序的方法，概念性图式并无真伪之别，而只有有用与无用之分。”也就是说，概念性图式是根据事物的特殊属性而对其进行分类的逻辑方法。而概念性图式的基础是中轴原理，并且它还有一个中轴结构。中轴原理就是“在一切逻辑中作为首要逻辑的动能原理”。而中轴结构则是“在概念性图式的范围内说明其它结构环绕在周围的那种组织结构”。
贝尔“中轴原理”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以技术为中轴，将社会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种形态。这种划分是共时性的，又是历时性的，共时性体现在这三种社会在目前世界上是并存的，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历时性体现在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规律。之所以选取技术为中轴来划分社会，是因为在他看来，在社会的进步过程中，技术已经成为变革的一种主要力量。
同时期，卡斯泰尔认为，网络社会既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也是一种新的社会模式，它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技术范式，它使社会再结构化，改变着我们社会的形态。这种社会模式的特征是经济行为的全球化、组织形式的网络化、工作方式的灵活化、职业结构的两极化。他认为网络社会的特殊功能主要有三个：第一，网络社会产生信息主义精神，即以崇尚信息技术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其他各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他称之为信息化范式。第二，网络社会构成新的社会时空。社会、空间和时间在较大程度上是围绕着流动的空间和无时间之时间转变着和组织着的。第三，网络社会形成新的社会认同。进入信息时代，财富、生产及金融的国际化使人们普遍感到不安，他们无法适应企业的网络化和工作的个体化，况且又受到就业压力的挑战，人们的认同感普遍缺乏，他们不再把社会看作是一种有意义的社会系统。但是，由于人们抵制这种认同感，反对被剥夺经济、文化和政治权利的公民却趋向于形成一种新的社区认同感。因此，这个世界上不仅有国家机制、全球网络以及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还有在抵制认同感基础上所形成的社区。
卡斯泰尔认为，尽管网络社会中的人们缺乏认同感，但是，网络化却有助于减少人们对认同感的抵制，有助于社会机制的重建。而贝尔的阐述方法为我们以技术为主线考察当代社会结构和变迁方式提供了基本思路。在当今社会，网络技术已经贯穿了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个程度来讲，话语权从中级阶层向以网络为代表的基层过渡和转移成为当代现代性社会的令人瞩目的新特征。但是这种话语权的转移是不是社会结构形成的推动力量和社会变迁的中轴性图式，依然值得我们反复思考。
三、福克斯和米勒的符号系统
查尔斯·J·福克斯和休·T·米勒论证并倡导了这样一种思想，即在既有行政治理模式日益失范的情况下，基于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某些视角，以话语理论来开辟公共政策机制的新途径是可能的。 他们认为，在当今网络社会的前提下，由于碎片化的社会族群和以技术革新为主线的社会聚合，宪政传统被扭曲和解构了。他们指出，公共对话得以进行的符号系统已经被公共权力的不断扩张和话语权的不断分解下的社会强力聚合体所垄断，因此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日益独断专行，作为对话之基础的词汇、符号和象征与他们的指称物之间存在着毋庸置疑的联系。换而言之，符号系统取代了现实成为社会系统得以具象化的现实形式，社会结构随之动荡不安。在他们看来，现代行政结构垄断的符号系统强化了话语权的分离，拥有符号能力的族群通过公共政策和公权力执行着社会系统的沟通功能。在这里，真正的对话消失了，既没有表达对抗性的紧张关系的机会，也没有机会通过争论来界定一个问题及决定如何采取行动的可能性。一旦失去这种对抗性的紧张关系，“公共对话变成了独白”。
其次，不稳定的娱乐性符号话语以及以虚拟现实为取向的大众思考模式的盛行，使公共政策的指向性大大削弱，其执行力大打折扣。毫无疑问，公共政策的现实具像化和其在现实中的执行是存在交叠和错位的情况的，但由于在后现代状况下其符号与所指之间的距离，即表述政策内涵的符号系统与政策客体进行理解的符号系统的高度差异，政策的实际功能在某种程度上被颠覆了。
四、新的契机
符号特征的凸显以及多元价值观念之融合的诉求，究竟以怎样的话语系统作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依据?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人们之间或利害关系人之间的立场、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成为政策分析和决策者必须面对的主要课题，已成为不可回避的事实。信息社会下的话语系统重塑已经不再是传统环境中的双向交流的改善，如前所述，公共政策在行政机构垄断话语权的条件下缺少层次上的张力，技术的改进催生了原有社会结构中不曾存在的新形式网络，它的出现使得社会中原有的价值传输渠道受到了威胁。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信息化给公民带来的是文化再生产方式的改变。首先突出的表现为文化生产的结果呈现多元性的特征，通过信息化浪潮提炼后的产生的文化符号，形成了独有的语义系统，这种新的表现形式粗糙地抹平了原有社会结构中的包括性别、年龄、身份、种族以及身体条件等种种基本象征性符号，极为动态地开启了信息社会条件下的结构功能的重组过程，而这种重组过程的主体本身也许就是原有系统中受益最大的部分，这种变化是过去社会结构中不可能存在的;其次，表现为公民对信息摄取方式的影响，社会功能的执行和完善程度的评价方式已经不囿于传统的口耳相传和“眼见为实”，社会结构重心的转移也不仅仅依赖于公共政策的指向，公民对于信息的选择方式和反馈方式决定了新的社会结构的发展历程，信息摄取方式本身也成为了公共政策的影响因素调控目标之一，这同样反映了在社会结构自发变迁环境下的目的和手段的统一性。
第二，信息化给公民带来的是文化冲突下的自我调适失衡。海德格尔说技术将人类从自然界“连根拔除”，新结构的形成和新功能的执行无一不是文化冲突的过程，在剧烈的文化碰撞交融之下，个人所能选择的最合适的自我保护方式就是将个性抹杀而完全的符号化。一个不知年龄、性别、性格、经历的符号代码，人类在通过媒介延伸自己的感官时，也就是“自我截除”之时。信息技术深刻的嵌入社会生活之中，感染了日常生活语言，使人的活动方式本身也形成逻辑化、工具化和物化。文化交融下的个人内心的情感本身就具有膨胀的特性，然而事实上的自我符号化禁锢了这种随机的情感过程，情感、个性的产生和表达变得程式化和规范化，在新的结构形式酝酿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就埋下了不稳定的伏笔，使得参与其中的公民经历着严重的调适失衡。从这个方面来讲，社会结构变迁环境中的目的和手段的矛盾依然贯穿着整个社会功能发挥过程。
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出发，如何调控新结构形式形成的路径就显得至关重要。宏观上引导文化再生产方式的积极转变，微观上能够减缓社会结构变迁给个人心理和情感上带来的冲击和阵痛。在这里，公共政策承担了中观层面的过渡作用，宏观上的社会变迁形式上的信息化和语义系统的重铸需要被理解的方式和原因，微观上人际关系的互动和个人性格观感的形成需要受到基本保护，公共政策将个人的独特性和社会变迁的普遍性结合的过程，也成为了公共政策有效性和合法性形成的过程。然而公共政策本身也是制度变迁的一部分，因而在信息化社会的语境下公共政策更加具有了作为达成目标的手段即工具性和本身即是要达成的目标即价值性的双重特征，对其工具性的偏废会由于结构变迁速率过快而导致社会功能的外在紊乱，对其价值性理解的偏差则会由于微观个体的群体性分歧而导致内部结构的的内在失衡。
所以，解决符号系统的垄断和对话模式的重新开启都不仅仅是工具性技术层面的课题，而是深入到公共行政结构和公共政策指定和执行内部，需要在价值层面反思公共层面的指向性和代表性问题。显然，公共政策过程一方面必须通过对话来揭示利害关系人的真实意蕴，同时又要成为调和不同价值观念并形成共识的艺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乐观的认为公共政策具有这样的新走向：在放开垄断的话语权的同时整合以技术为主线的网络社会结构，并逐渐完善符号系统使之包含了不同的话语层次。所以，把民主参与作为实现公共政策对话的途径，不失为一条克服传统治理模式的民主虚假性的有效手段，是向着公共政策的本意迈进了一大步。因而，我们同样可以乐观地认为，这条通过民主参与进行公共政策对话，对于改进和完善我国刚刚起步的公共政策公民参与形式，进而整理纷乱的信息社会的结构功能，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2]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系统.南京：译林出版社，1968:114
[3][4]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9
[5]Castells M, Ipola E. Epistemological Practice and the Social Science.Economy and Society, 1996(2)
[6][7][美]查尔斯·J·福克斯、休·T·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46
[8]冯锋.重塑公共政策话语机制的后现代尝试[J].中国行政管理,2003(12)
[9] 张玲.论现代信息技术队社会的影响[J].决策管理,2006(3)]
作者：彭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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