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 诗歌的一种。因是合乐的歌词, 又称曲子词, 始于唐, 定型于五代, 盛于宋。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宋词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自然也为海内外人民所喜爱。有学者甚至声称, “宋词称的上是中国诗中最美的诗” (辜正坤, 2003) 。词的种类很多, 形式多样, 句式自由而又有韵律, 言简而饱含丰富的文化信息。译诗已是难事, 译词则又更难。作为中国古典文学所独有的文化现象, 译者不仅受英、汉两种语言的制约, 更受词独特艺术形式的限制。因此, 宋词的英译是对译者提出的考验和挑战。它要求译者在翻译时更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追求译文的质量和可接受性。在这一过程中, 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采取一些变通的方法进行创造性的翻译。本文主要以许渊冲译的《唐宋词一百首》为主要分析材料, 从斯坦纳阐释学原理的四个角度对其中宋词英译进行分析, 旨在说明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是如何体现的并最终得出结论:创造性叛逆不是对原文的背离, 而是译者实现对原文更深层次忠实的手段。
“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法国文艺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提出来的, 他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 (王美华, 于沛, 1987) 。文学翻译与其他翻译的有着根本的区别:他所使用的语言不是一般的语言, 而是一种兼有美学功能的艺术语言。正如矛盾老先生在一次报告中所说的, “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 “把原作的艺术意境表达出来, 使读者在读译本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 (矛盾, 1983) 由于两种语言本身就不存在完全的契合, 因而要想读者阅读译本时达到和原文读者阅读原文时一样的感受更是难上加难。由此看出,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成为一种必要。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意义是巨大的, 正如埃斯卡皮所说:“说翻译是叛逆, 那是因为它把作品至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 (指语言) ;说翻译是创造性的, 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 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 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 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不可否认, 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 正是由于一次又一次的运用创造性叛逆进行翻译, 才使得一部部杰出的文学作品得到了跨越地理, 超越时空的传播与接收。由此看来, 任何一种翻译都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忠实于原文”不再是评价一部译作优秀与否的唯一标准。译者作为原作的读者和译作的作者, 必定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 依据自己的主观愿望和译作读者的可接受性, “实现对原作的客观背离”[8]。
虽然关于创造性叛逆的定义, 至今还没有完全一致的结论。本文试着从阐释学角度看这种创造性叛逆是如何在宋词的翻译中体现出来的。
阐释学 (Hermeneutics) 是一种关于理解、解释和应用的方法论学说, 它有着悠久的历史, 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文中, 基本意思是“通过说话来达意”。20世纪60年代, 通过人们对理解和解释的不断探求, 阐释学作为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在西方社会盛行, 其间发生了重大的转向, 逐渐演变成一种普通的方法论[3]。翻译的阐释学派强调翻译和理解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强调译者应从跨文化的角度对文本进行阐释, 使不同文化环境下的读者能够更好地相互理解。乔治·斯坦纳 (George Steiner) 的阐释学翻译理论历来备受译界关注, 1975年, 他的巨著《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 (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问世了, 在西方翻译理论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这部有关语言和翻译理论的著作被成称为“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它主要研究语言和翻译的本质, 以及翻译的任务和目标等重要问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对翻译的四个步骤的阐释学阐述, 即信赖、侵入、吸纳和补偿。
信赖是对以往认知行为的肯定和体现。但是, 从心理上看是极度危险的。译者可能要面对“对他十分不利甚至充满敌意的文本”[7]。因此, 进行翻译活动前, 译者须对译作有着饱满的热忱, 即内心认定了此译作有翻译的必要性。
众多周知, 宋词前承赋、诗, 后启曲、小说, 其文学上的传承性不可忽视。词最早出现于战国, 发展于唐及五代。至宋, 已日臻完善, 蔚为大观。词之所以成为两宋文学的主宰, 是因为在词发展成熟的两宋时期涌现了为数众多的词学大家, 由此而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词作名篇。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块瑰宝, 宋词不仅得到了像许渊冲、林语堂等翻译大家的垂爱和敬意, 也得到了许多海外学者的仰慕之情。因此, 各翻译版本不断涌现, 为宋词走向世界做出不朽的贡献。
翻译理论认为翻译中的侵入是为了使源语所讲内容更易为目的语读者所理解而对源语内容的更改。这种方法经常被用来处理源语和目的语的语言系统之间的差异。每个理解行为的目的都是要兼并另一个实体, 理解行为不仅指的是理解同时还指消化。消化在语际翻译中就意味着侵入和损失[5]。当然, 译者入侵的同时也会有所收获。有些原文本经翻译后内容扭曲, 或译文比原文更受欢迎。
红酥手, 黄滕酒, 满城春色宫墙柳。——陆游《钗头凤》
Pink hands so fine,
Gold一branded wine,
Spring paints the willows green palacewalls cannot confine.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 译者在侵入的时候必定会有得有失。一般来讲, 损失的情况更为常见, 这是因为中英文化中很多意象无法对等。就像词句中“黄藤酒”为何酒?据《唐宋名家诗词笺评》上考证, 黄藤酒有两种说法:一为藤黄酒, “藤黄”形容酒的颜色;一为黄封酒, 是种官酒, 在封口贴着黄纸或黄绢, 故名。无论取何意, 都与原意不太相符。译则翻作“gold-branded wine”, 也未翻出其意。
《虞美人》——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 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The Lost Land Recalled.
Tune:“The Beautiful Lady Yu”.
When will there be no more autumn moon and spring flowers.
For me who had so many memorable hours?
My attic which last night in vernal wind did stand.
Reminds me cruelly of the lost moonlit land.
But rosy faces cannot be fair.
If you ask me how much my sorrow has increased,
Just see the overbrimming river flowing east![9]
“只是朱颜改”一句中的“改”字, 根据“故国”我们可以猜测应该是宫中原本美貌的女子已经人老珠黄。许译为“cannot be fair”, 细细品味这其貌不扬的fair一词颇有一番风味。“fair”除用来与上句压韵外, 它本身还十分雅致。在古英语中“fair”就是“beautiful”的意思[6]。在古诗词翻译中使用古英语词汇, 堪称相得益彰。
词的最后两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全词翻译的重点亦是难点。译以“increase”一词与普通的流动flow相比, 呈现给人以动态之感, 将李煜心中的愁苦、失落比作一直奔流如海的春水, 使读者感同身受。同时这种静动的落差更能给人以视觉和音觉的冲击, 不可谓不创造。
吸纳就是用目的语读者所熟悉的形象来代替源语中的形象, 以便于译文读者能更好地理解作品。吸收会带来两种结果, 一种是消化, 一种是感染。斯坦纳认为我们要辩证地看这一问题, 翻译行为丰富了我们的方法, 但是“也可能会出现译入语文化被操纵, 甚至被致残的现象” (斯坦纳, 1998) 。吸纳更多地用在处理文化负载词这一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 译者需要尽可能地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 将原文中的意思更确切地传达给译文读者。
好把音书凭过雁, 东莱不似蓬莱远。——李清照《蝶恋花》
“蓬莱”这里被翻译成the fairy isles, 同以下的例子。
九万里风鹏正举, 风休住, 蓬舟吹取三山去。——李清照《渔家傲》
The roc will soar up ninety thousand miles and nine.
O whirlwind mine!
Don’t stop, but carry my boat to the three isles divine!
很显然, 西方读者几乎不了解“蓬莱”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即便用音译法、直译法也不能表达原文的意思。所以这时就要进行吸纳, 从西方读者的文化中找到能够替代的形象。译者创造性的翻成the fairy isles (童话小岛) , 一方面保留了一些道家思想意味, 另一方面为了方便译入语读者的理解采用了异化手法, 因此是十分贴切的。
在翻译过程中, 会出现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即译者拿走太多或是太少。而斯坦纳眼中的阐释翻译是要“恢复平衡即为译者的道德。”是要力求恢复平衡[7]。在翻译行为中, 为了恢复原有的平衡, 补偿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补偿, 即通过解释让读者更清楚地了解原文意思, 而不是简单地用一种形象来代替另一种形象。同时, 这种方法又能将解释与译文联结在一起, 给人一以贯之的感觉, 避免了脚注破坏行文流畅的缺陷, 是译者创造性叛逆的又一体现[5]。
我们还是来看李煜《虞美人》关于词牌的翻译, 许渊冲先生大胆采用意译法将其分为两部分, 词名与牌名分开, 既不脱离主题, 又点明了全词的基调。由于大多数的译文读者缺乏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素养及必要的历史知识, 直译或者拼音译法可能不易理解, 而此举不仅解决了译文读者在理解上的不便, 又保留了词牌原有的风韵。
正如《中西比较文学手册》中“翻译”条目所言:“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 这种‘叛逆’表现在形式上就是翻译中的删减、添加和意义。……然而, 不管翻译效果怎样, 它无疑是不同语种间文学交流中最重要、最富有特征的媒介。”
同样需要进行文化补偿的还有词牌《念奴娇》, 有西方译者理解为“回忆或思念她的妩媚”, 译为“Dreaming of Her Charm”, 实属望文生义。其实念奴为人名, 是唐天宝年间一名妓。《连昌宫词》有载:“念奴, 天宝中名娼, 善歌曲。”[2]所以, 译为:“Charm of Niannu——A singer”, 更能体现词牌的历史文化。又如《昭君怨》, “昭君出塞”的掌故, 我们耳熟能详, 而目的语读者未必知道, 所以译为:“Tune:Lament of Zhaojun——A Fair Lady”进行文化补偿翻译, 使译文读者理解尽可能多的文化信息。
本文通过斯坦纳的阐释翻译理论对宋词英译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最终证明了不管译者在宋词翻译中采用何种手段, 创造性叛逆是实现对原文更深层次的忠实的一种手段。当然, 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行为;对“叛逆”得当的地方应加以保留和发扬;“叛逆”不当的应注意避免, 加以完善。斯坦纳的阐释翻译理论是对翻译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 特别是对英汉互译来说, 它有着很强的实用性, 但它也有其局限性。阐释翻译理论从哲学入手, 拒绝自然科学方法的引入, 反对将翻译概念化, 最终陷入哲学循环阐释的死胡同[3]。但斯坦纳对翻译理论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他独特的视角和洞察力给人们以无限的启发, 同时为我们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思路。
摘要：阐释学是关于理解和对文本意义进行解释的理论或哲学, 把哲学阐释学这个概念引入翻译领域打破了翻译实践中长期以来的忠实这个神话, 且对创造性叛逆的研究和创新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本文以阐释学为理论基础, 借助斯坦纳提出的基于阐释学分析的四个翻译步骤对宋词的英文翻译进行分析, 研究其体现的创造性叛逆现象。文章最后得出结论:创造性叛逆不是指译者对原文的任意背离, 而是文学翻译中译者实现对原文更深层次忠实的手段。
关键词：创造性叛逆,阐释学,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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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靓.从接受美学看古诗词英译中的创造性叛逆[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 (10) .
[5] 唐婷, 贾德江.从阐释学看译者的创造性叛逆[J].南华大学学报, 2009.
[6] 王珺.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所体现的审美选择——对宋词《虞美人》两种译本的浅析[J].读书与评论, 2009.
[7] 吴志萌.现代阐释学语境下斯坦纳的翻译观[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2005.
[8] 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9] 许渊冲.唐宋词一百首[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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