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优秀的桌上游戏往往都凝结了设计者的大量智力劳动, 一个好的创意正是桌游的赢利点所在。这也正符合了知识产权客体的特征要求, 其中著作权保护具有最大可行性。专利权客体为工业生产领域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的发明和实用新型或富有美感的新设计, 桌游一般不满足这些条件。商标权客体仅限于经营活动中在商品或服务上的能够区别其他商品或服务的可视性标志, 但桌游的价值更在于它的精美道具和巧妙构思。反不正当竞争只有当侵害发生时“权利人”才能得到救济, 是一种消极保护;商业秘密又仅限于未公开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著作权的客体无上述局限性, 符合独创性、可有形形式复制的作品即可自动获得著作权保护。《三国杀》究竟能否受著作权保护?
《三国杀》卡牌所涉文字主要分为说明书部分与纸牌描述两部分, 根据其表达的内容不同, 应当区分讨论。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规定, 著作权法所称作品, 是指文学、艺术、科学领域内, 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果。同时, 理论中的“混合原则”对符合上述作品构成要件的智力成果做了进一步限制。
《三国杀》的说明书是介绍游戏配件、游戏规则、纸牌使用方法的文字组合。首先, 该文字内容显然可以有形形式复制;其次, 在独创性上, 对于“独”, 说明书部分的表达源自劳动者本身, 也即劳动成果是由劳动者独立完成的, 而非抄袭的结果, 予以认定;对于“创”, 该说明书融入了设计者的智力劳动, 是基于游戏规则等内容而作出的具有一定创作高度的表达。而这里就产生了问题——说明书主要是对游戏规则的描述, 那么对于这种表达是否应遵循“混合原则”——即在某种情况下, 对某种“思想”只有一种或极其有限的表达, 那么这些表达会被视为“思想”而不受保护。关于此点, 待下文关于“游戏创意”部分的探讨后加以论述。
《三国杀》纸牌分为武将牌、锦囊牌、装备牌、基本牌及身份牌。分别有对应人物形象及其技能、对应功能及其解释的描述。由于其涉及三国人物等公有领域内容的描述及选取、编排, 也有必要对单张纸牌及整体区别讨论。
从单张纸牌的文字描述来看, 其主要由三国人物的名称、相关典故, 以及对据此赋予的相应功能的描述所组成。在纸牌及功能的称谓上, 如武将牌“魏武帝曹操”被赋予“奸雄”技能, “乱世的枭雄刘备”被赋予“仁德”技能, 称作“八卦正”、“赤兔”的锦囊牌等。这些文字描述或是三国人物的名字、代称, 或是三国中的典故, 均属于公有领域, 因而并不具有独创性, 也就不能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在技能的描述上, 如“苦肉”技的描述:“出牌阶段, 你可以失去一点体力, 然后摸两张牌。每回合中, 你可以多次使用苦肉。”虽然符合独创性, 但均是对技能及使用规则即游戏规则的描述, 同前文所述, 其是否也应遵循“混合原则”而不受保护, 也待后文关于“游戏创意”的探讨后加以论述。
根据《著作权法》第十四条之规定, 整套纸牌作为一个整体, 并没有将三国中所有的人物及典故等内容都囊括, 也并非将选取的内容毫无编排性地简单拼凑, 而是设计者加以独创性的选取、编排所形成, 《三国杀》标准版中全部武将牌25张、锦囊牌12张等均对人物、典故精心选取, 并根据人物特性等对每张纸牌精心编排, 使之得以相互制衡, 应该构成一件汇编作品受到著作权保护。
庭审中, 被告辩称原告《三国杀》卡牌对游戏牌功能、角色牌技能的确定以及具体游戏的规则都属于思想范畴, 不是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实践中, 现有著作权法也确实以“思想表达二分法”将不属于表达部分的思想排除在了保护的范畴之外。著作权不保护思想来防止思想垄断的做法具有合理性,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 并且在桌游这类创意产业正蓬勃发展的当下, 对创意进行保护应该成为一种必要。实际上, 通过对二分法的深入分析, 可以将创意从不受保护的思想范畴中分离出来。
从激励创作及经济学角度分析。的确对公有领域的思想给予著作权保护会严重打击后续作者在不侵权情况下创作的能力, 也有学者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认为“无论产生新思想的成本如何, 智力创作者完全可以通过表达而从思想市场中收回成本。”一款《三国杀》游戏, 设计者花费的3年设计时间就是用于游戏创意, 非文字表达。对创作者而言, 保护创意是对其再创作的激励;对相对人而言, 创意利用需经许可或支付成本但思想可自由利用, 又是促使其自主创新而不是一味利用现有思想的激励。
从利益平衡角度分析, 著作权通过允许作者利用以前作者的思想内容, 和后续作者即公众利用该作者的思想内容来平衡前后者之间的利益。但创作者加入的智力劳动决定了创意的稀缺性, 从而决定了创意与公有领域的思想的价值非对等性, 《三国杀》受热捧的关键就在于其游戏创意的出色, 创意虽然是一种智力活动却并非属于公有领域的思想范畴。诚然, 《三国杀》也必然利用了前人的思想, 很显然的就体现在对三国内容的利用, 但其对公有领域内容的自由利用不能构成他人对该游戏创意的自由利用的正当性。
桌游产业价值核心在于创意, 正如学者所说“社会发展到了创意也应获得财产法上的价值并确确实实的能进行交易的时候了。”作为实现立法目的的重要工具, 二分法是调节利益平衡的杠杆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法学原理, 就应该在急需创意的时代更倾向于保护创意人来激发社会创新的动力, 又不致使个人与公众利益的失衡。
思想与表达总是有机结合的, 二分法也无明确分界线。在确认被告作品非独创的基础上, 运用“三段论”即“抽象—过滤—实质性对比法”判断是否侵权。首先进行“抽象—过滤”, 汉德法官提出“抽象测试法”, 将作品最具体细节和最终主题思想之间部分中属于思想的成分一点点抽走。但特定的表达中总存在着或多或少新的思想成分, 它就会在抽象测试法下被认为不具有普遍性而被归入到表达中加以保护, 而创意正是这类新的不具有普遍性的思想。
最后实质性对比又是保护向思想延伸的过程。“实质性相似”即非拘泥于文字表面的相似, 在思想与表达的模糊区域不可避免地会保护到思想, 否则就仅比较字面而无比较实质的必要了。
即使是在二分原则的发源地英美法系国家, 法官们也没有严格遵守它而不保护创意。如King Features Syndicate v.Fleischer案, 第二巡回法院判决了根据享有著作权的卡通人物角色做出的立体玩具, 即一个“Sparky”马的创意, 也构成著作权的侵犯。
再如, 加里福尼亚最高法院在1950年的Golding v.R.K.0.Pictures Inc案和Stanley v.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 Inc案中积极地给予创意以产权保护, 并认为只要创意在没有被被告盗用之前是新颖的并且已经把创意归纳为一个具体的形式, 创意就可以用财产权理论来保护。
又如, 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院近日作出裁决, 俄罗斯方块克隆游戏Mino侵犯了版权持有者Tetris公司的版权, 具体侵犯内容包括游戏方式和游戏设计元素等, 如方块的形状和颜色, 以及方块在游戏区中旋转的方式等等。
按最初的概念适用思想表达二分法已经出现了无法满足实际的问题, 《三国杀》的游戏创意就体现在它巧妙的游戏规则设计当中, 对它进行著作权保护的可行性体现在了实践中。
在美国, 满足新颖性和具体性条件的创意可以得到法院对创意财产利益的承认。在相关判例中, 对使用者来说具有新颖性和具体性的思想观念都已经能够受到思想观念提供权的保护。
德国法上将表达分为表达手段和表达形式, 后者又分为内在的表达形式和外在的表达形式, 均受到版权法的保护。内在表达形式即显示作者独特思维、理解和想象的部分。如对某个事件的流程策划, 对其复制可以是非字面的, 这就相当于本文讨论的创意。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改编权、翻译权等演绎权, 其实就隐含了对思想的保护。正如日本学者中山信弘所说“如果说著作权不保护思想而只保护思想的表现, 那么在作品改编中, 实际上却保护了一部分思想。”
通过对思想表达二分法的深入分析, 创意并不同于二分法中普遍性的、公有领域的思想, 《三国杀》的游戏创意作通过文字描述加以表达, 应在“抽象-过滤-实质性对比”过程中受到保护, 从而对其创意即游戏规则的描述自然也就能够得到保护。当然, 创意的新颖性会随时间较快消逝, 因此应给予相对较短的保护期。
《三国杀》作为纸牌桌游的典型代表, 其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甚至可以作为桌游产业的典型。而对它的文字说明部分与游戏创意应区分讨论, 单张、整套纸牌的文字描述也应区别对待。而更值得关注的是作为其核心价值所在的游戏创意, 通过对“思想表达二分法”深入分析, 应得到一定限度的保护。
摘要：《三国杀》诉《三国斩》知识产权侵权之举动, 引起业界对桌游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热议。《三国杀》已成为桌游产业的一个代表, 但对于其是否构成一件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 以及其核心价值所在的游戏创意是否能受保护却颇具争议。以《三国杀》为例, 从文字描述及游戏创意两方面展开, 基于现有的著作权法基本框架, 深入分析“思想表达二分法”, 探究纸牌桌游的著作权保护问题。
关键词：纸牌桌游,三国杀,著作权,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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