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正义观解析（精选6篇）
正义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历程中始终探索着的主题，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越接近历史脉络的源头，我们对人类正义感的探究可能才会更加深刻。所以当我们回归到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时，去重新体味两大先哲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想光芒中关于正义的认知，或许会有更多可供借鉴的感悟和启示。
对于柏拉图的《理想国》，仅是粗略阅读一番，并无深究，而对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曾在老师的推荐下较为详细地进行了翻阅，再结合后人对其二人思想的概括总结，大致能够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作简单的比较，并从专业课的角度简略地谈谈自己的看法。
亚里士多德师从柏拉图，因此两人在正义问题上的认知多多少少有一定的关联性。比如强调正义的“和谐有序”，并且二人都对个人正义与城邦正义进行了区分和论证，并都注重理性的作用等等。但就从二人思想的价值体系高度来看，两个人在待正义的分歧还是非常明显的。
一、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个人正义观
对于柏拉图，其信奉理念论，因而其思想的架构体系是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对于正义的认知也是如此。在个人正义上，他认为，一个人的灵魂包含理性、激情和欲望三个要素。一个有德行的人应该使理性居于主导地位，统率激情，控制欲望，这也是个人灵魂的最佳状态。在他看来，灵魂包含有理性、激情和欲望三个部分，它们又分别与智慧、勇敢、节制三种德性相对应。
柏拉图对于灵魂要素的分类有其合理性。因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境况下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情感偏向，时而愤怒而难以自已，时而勇敢和满怀激情，有时人们也会极其冷静和理智。柏拉图认为理智决定着人的品德与智慧无疑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也是对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继承与发展。并且他同样强调公民个人的正义就是合理地安排自己灵魂中的理性、激情和欲望，真正做好自己的事情。
亚里士多德对正义进行了扩展性的论证,他认为人所具有的理智思考力,即按照理性的原则行动所具有的理性生活,既是功能善的表现,也是目的善的表现。人的生活离不开理性指导,所以一个有正义德行的人,就是主动的行使自己的理性能力,对激情和欲望给予合理的节制所求得的灵魂善。
理性是人类智慧的源泉，人类一旦丧失了理性思考的能力，无异于丧失了合理存在的基础。面对古希腊城邦的衰败之势，亚里士多德提倡每个人都应具备独立思索的能力，节制激情和欲望，发挥人类本身善的功能，这也就是个体的正义。因此亚里士多德是提倡教育，只有教育才能够发挥人的潜质，使得人类理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应该说，相较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个体正义观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更加清晰和务实。
个人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共同点还在于通过承认人类性格情感因素的多重性来认可人的可塑性。我们每个人能够合理安排理性与感性的搭配，道德和法律都能通过这种特质深刻地影响人的灵魂，调整人的行为。
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正义观
基于考察的方式和研究的角度差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城邦问题上的态度更是迥异。柏拉图沿袭并且发展了和谐秩序的正义思想，认为一个国家的正义就在于等级统属关系的确立,社会成员的恪尽职守。城邦统治者应具有知识，负责统治城邦;城邦的护卫者是统治者的辅助者,他们专门从事战争,保卫城邦的人；各种工匠从事自己的手艺工作,农夫种地,商人贸易。当社会各个成员都能够做到等级分明、职责清晰、分工有序，这个社会就处于一种和谐关系之中。
柏拉图这样的制度设计并非基于某一特定阶层的利益，而是从社会整体最优化的角度考虑的，每个阶层都不能够单独实现其自身发展，需要彼此的配合协作。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个阶层是平等的，然而这三个阶层又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生产者和卫士要服从于统治者。这一观点的基本方向是很有启发性的，阐发了社会人分工配合才能构建出和谐有序高效的社会模式。
应该说柏拉图的这一观点是基于长期的实践观察与思考。不同的人在城邦中有着不同的性格表现形式，不同的技术与能力，对理性、激情和欲望的侧重有所不同，柏拉图据此对不同人进行了归纳和分类。但柏拉图将城邦的希望过多地赋予了统治者，即“哲学王”仍是有待探讨之处。
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是指人们在社会关系中所产生的一种美德。至于美德则是指人能够摆脱欲望的能力，即使一个人本身好，又使他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的那种性格状况。这也就是说，美德是不受欲望影响的理性。
柏拉图主张“贤政正义”,所以他的国家理论充满理想性,带有明显的人治色彩,而亚里士多德秉持“公益正义”,他的正义论则更多的强调法治的重要性。
亚里士多德把法定义为“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灵和理智的体现”，在他看来，法律是理性的体现，代表着正义，为世人所公认的公正无偏私的权衡。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以“城邦整个利益以及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为依据”。而由正义派生出来的法律，是可以裁断人间的是非曲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就是正义的体现，服从法律就是服从正义。
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是“只存在于那些相互关系受制于法律的人群之中，法律存在于有着不平等可能性的人群之中，因为司法意味着对正义和不正义的区分。”他对正义作了著名的分类，在他看来，正义有两种：即“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
所谓“分配正义”即指每个人根据他的品德能力应当享有相应比值的份额。亚里士多德认为每个人由于禀赋和能力的差异，在分配方面具有一定的不均等性，因而根据相应的份额，决定其分配。所谓的“矫正正义”也就是指对既定破坏正义状态的修复。比如对偷盗、抢劫者的惩罚。因而，可以说，分配正义是本原的正义，矫正正义是对分配正义的救济。而这样一种正义体系无疑是与现代法治领域的立法正义、司法正义相吻合的。
三、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正义观的认知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今天得到了印证。因为一旦将正义定义为理性，则其必然要抛却过多情感的干扰，以法律的标尺对公正与否加以衡量。而柏拉图之所以寄希望于哲学王的统治，首先在于他对人性的过高推崇。理智可以培养并且达到较高的水准，但是人皆有七情六欲，终究无法避免人复杂感性是非的影响。即使人的理性占有了绝对的统治地位，但是人的预见性是有限的，人所获取的信息量也是有限的，一个人的能力无法驾驭一个国家完美无瑕的运作。因而，我们也可以看到柏拉图晚年对其相应思想的一个修正，以至于对“哲学王”这一政治架构模式无比失望。但不可否认，柏拉图的观点对于一个统治者的要求时至今日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亚里士多德看到了人的这种局限性，因此强调法治对于社会的制约力，对于城邦整体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其思想更具理智和务实。纵观两人的正义体系，都贯穿了两个字，那就是理性，这不同于我们中国人，时常将正义理念与感性的道德相挂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这种理性基于特定的经济环境和时代环境，但无疑对西方文化和价值体系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今天的社会，所谓的社会正义亦即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我们看到法律是理性通过民主化形式所形成的结晶，是衡量事物标尺的重要依据，也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有力保障。但光靠法律并不能解决社会的深层次问题，原因很简单，法律不调整人的主观思想，并且法律的执行决定于人们的尊重。因而我们的社会发展必须辅之与特定的理性道德。
一、柏拉图的正义观
古希腊的政治实践关注的首先是个人的美德 (virtue) 。柏拉图的《理想国》开篇所追问的是个人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正义的人。在古希腊, 正义的含义十分复杂。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区分, 有时候它被用作一切道德方面的美德的同义语。说某人很“正义”, 也就是说此人有德行, 或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好人。有时候, 正义一词也被用来专指某一种美德, 如勇气、慷慨等等。这时候它就涉及到与他人的关系, 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才可以具体地评价一个人的品质。但在柏拉图那里, “正义显然是一种异乎寻常的美德, 虽然与智慧、勇气及自制同列美德之目, 与这些美德确有种类之别。”[1]这样, 正义作为希腊人的四种主要美德之一, 便与另外的三种美德即智慧、节制和勇敢相对。其余这三种美德, 虽然有益, 却只关系到人的某一方面, 如智慧与理性相关, 节制与欲望相关, 勇敢与激情相关。武士尚勇, 追求名誉, 但他们对勇气这项美德的理解却很有限;同样智慧之人, 也可能性格懦弱, 不能持续为善 (一只燕子造不成春天, 偶尔为善也造不成美德) 。相比之下, 正义这项美德同时关系到理性、激情和欲望, 在所有的美德之中它居于核心的地位。一个正义的人会正确地使用他的理性, 并用理性来支配他的激情和欲望。唯有做一个正义的人, 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完人。其余那三种美德, 是不依赖于他人而对自身有益的。他人愚蠢而我明智, 他人怯懦我勇敢 (如果不是徒勇无谋的话) , 他人放荡我节制, 都对我有利。于其次, 这些美德不会使我脆弱, 可以使我保护自己而免受他人的侵害;于其上, 依照盲人国中, 独眼称王的道理, 这些美德甚至还可以助我跻身显要。但正义却无法给人这样的指望。一个正义之人如果置身于不正义的社会, 绝难找到容身之处。所以正义之人必须广布正义, 以便能够期望他人同样践行正义。这样, 正义就必然是一种政治美德。正义之人必须要来统治城邦, 使得城邦也是正义的。但让城邦之内的所有人都自觉践行正义, 这未免要强人所难。在柏拉图看来, 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一个正义的城邦只要求由天性优良的人来统治国家, 而天性低劣的人则自觉接受统治。
古希腊人承认他们的美德要受到各种偶然性因素的影响, 例如智慧、节制和勇敢这三种美德, 有的人可能只是因为天生智力超群, 善于思考, 更富有智慧;而有的人则是因为天生体格强壮, 更能忍受疼痛, 无畏强敌;还有的人天生情欲旺盛, 难以节制。同样, 正义这样一种美德, 也并非是人人能及的, 它只属于天生优越的少部分人。当然按照柏拉图的观点, 获得正义美德的过程与获得其余那些美德的过程相比, 会更为艰辛, 它要求天生优越的少部分人需经过严格地训练, 才能脱颖而出。一个真正正义之人, 除了其他方面的品质十分卓著之外, 他还会用理性来探求善的理念 (Idea) , 并持续不断地追求和实践善的理念, 而不是像智者那样只会用理性来为自己谋取特殊的地位和利益。一个正义的城邦关键是要求由正义的人来统治, 城邦的正义与个人的正义是同一个正义。“每个人都作为一个人干他自己分内的, 而不干涉别人分内的事”[2], 这就是正义。当生产者、护卫者和统治者这三种人在城邦内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扰时, 便有了正义的城邦;同样, 一个人自身内的三种品质各自做它分内的事, 那他就是正义的人。但城邦的正义要牵扯到每一个人。在一个城邦内, 正义不可能只存在一部分人之中, 作为一种政治美德它必然要触及每一个人。不过按照柏拉图的观点, 让正义的美德惠及每一个人, 是通过少部分正义之人的统治来实现的。
二、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
古希腊的政治实践关注个人的美德, 在古希腊语中, 美德 (arete) 一词包含着“优秀”、“卓越”、“圆满成就”或“目的实现”等含义。人的美德就是人的卓越, 但人的优秀并不仅仅是某种内在的品质, 它还要通过人的实践表现为外在的成就, 而人的实践又是与其扮演的角色密切相关的。公民们除了拥有公民身份之外, 还拥有其他特定的角色, 每一种角色都对应着一种美德。厨师的美德是做出美味佳肴, 武士的美德是作战勇敢, 君主的美德是安邦定国、引人向善, 最后人之为人应该具有什么美德呢?亚里士多德认为, 人的最高目的 (或善) 是追求幸福。幸福“是一种活动, 它不是任何一种快乐, 尽管快乐自然地伴随它”[3];它是终极而自足的, 是人之为人所特有的能力的发挥, 是美德所倾向的那种行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人之作为人就在于他善思考, 能够拥有智慧。城邦作为所有“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 它所追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4];唯有过上城邦的生活, 依靠城邦生活提供的闲暇, 人才能实现他 (理智) 的本质。而人之所以能参与城邦生活, 乃是因为人通语言、辨善恶, 从而能够践行正义。但道德方面的美德以及人在各种角色实践中所取得的成就, 并非是实现人最终目的的单纯手段。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人在实现其最终目的的过程中, 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优越本身也具有内在的价值。
亚里士多德把公民界定为一切参加城邦政治生活轮番为统治和被统治的人们。在一个理想的政体中, 公民们应该是以优良的生活为宗旨而既能治理又乐于受治的人们。通过参与城邦政治生活, 一个人才能够成就作为“社会美德”的正义。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两种正义, 一种是一般正义, 另一种是特殊正义。与现代人的认识不同, 亚里士多德的一般正义实际上指的是道德方面的美德的总汇, 但这些美德之所以被称为“正义”, 乃是就它们与他人的关系而言。勇敢、慷慨、温和、友善等等, 这些美德当然首先是主体自身的美好品质, 但一个人生活在城邦之中, 他的美德就会给他人带来某种影响。凡是具有能给他人带来有益影响的美德的人, 就可以称为正义的人。
希腊人常常把正义看成是个人的一种品质。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就指出, “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人在说正义时都是指一种品质, 这种品质使一个人倾向于做正确的事情, 使他做事公正, 并愿意做公正的事情。类似的, 当人们在说不正义时, 指的是这样一种品质, 其使得一个人做不正义的事情, 并且愿意做不正义的事情。”[5]正义虽然可以是一种个人的品质, 但亚里士多德强调的是, 公民们必须参与城邦的政治实践来成就 (一般) 正义的美德。一般正义即是城邦法律所规定的, 而不正义就是法律所禁止的, 这种守法的正义必然是与他人关系上的完全的美德。亚里士多德理解的法律比我们今天理解的法律要宽泛得多, 他认为法律总是为了城邦共同利益而制定的, 所以公民们的守法就是 (一般) 正义, 正义也就是促进整体利益。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城邦的存在的是为了优良的生活, 而不仅仅是为了其成员对外在物质利益的分享。公民们参与城邦政治生活的是为了获得完全的美德, 而完全的美德也唯有通过政治实践才能获得。一方面, 要达到这一目的, 他们就要有机会做统治者, 因为唯有统治者才具备完全意义的美德所必需的实践智慧;另一方面, 统治的美德一般又是通过被统治的经验而获得的。这样公民们就必须轮流地统治和被统治。正因为统治者必须是拥有完全意义的美德之人, 所以政治职位应该分配给品质相当的人。亚里士多德承认, 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品质上的差异, 并不是所有的公民都具备一个善人应该具备的德行。即使在最理想的城邦中, 也不可能人人都是善人, 而且由于城邦公民职分的不同, 为了各自恪尽职守, 公民们也应该有各自不同的美德。法律是维护共同利益的积累智慧, 亚里士多德虽然十分强调法治, 但也主张应该把政治权力交给那些品质优良、才能出众的人。我们可以想象, 在亚里士多德的眼中, 公民们参与城邦政治的过程必然是与一个选拔和赋予职位的机制相容的。亚里士多德把职位和物质利益的分配, 也即与他人利益关系上的美德称为“特殊正义”。特殊正义是一般正义的一个部分, 它也属于与他人有关的美德, 且往往也是指向城邦政治的。特殊正义又分为三种, 即分配正义、矫正正义和交易正义。其中分配正义与每个社会成员的“应得”相关。分配正义是“几何比例”的中道, 在分配时依据的“平等”并不是把人人都看成完全一样, 而是看成价值上不同的, 然后根据其价值进行对等分配。亚里士多德认识到, 在现实生活中, 不同阶层的人、不同的政体对人的价值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他承认对于人的价值很难找到一个让所有人都认可的规定。所以, 毋宁说他只是对分配正义下了一个形式的定义, 即正义意味着与某种标准相称的分配比例, 同等情况同等对待, 不同等情况 (按照不同等的程度) 不同等地对待。人的价值是什么?或者说在理想的城邦内, 怎样来认定个人品质, 从而对其正当行为和应得份额做出解释和判断, 这恰好就是城邦政治的使命。矫正正义和交易正义都是在公民的私下交易中起作用, 它们所使用的手段是一种“算术上的比例”方法。这两种正义都不考虑人的价值, 各方只被看成是平等的, 或拉平一方从另一方夺得的利益, 或各方在自愿的情况下进行平等交易。但这两种正义都是在既定的政治秩序下发生的。矫正正义要由公正的第三方通过合法程序来实现, 它的目的是要依靠权威性的手段一次性地终结冲突;而人们之间的自愿交易也要依靠特定政治秩序之下的一种共同的东西来衡量。
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正义观与现代正义观的区别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正义思想首先关注的是个人美德, 其内容主要涉及对政治职位的分配, 而政治职位的分配又关系到对个人品质的评判。相对于政治职位的分配, 利益的分配是次要的。与指向个人品质的正义观不同, 现代正义观主要关注个人利益, 并且始终是指向社会的, 即这个社会的制度和组成这个社会的公民。罗尔斯在《正义论》的开篇就提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6]。罗尔斯是在更为狭窄的意义上来使用正义一词, 即对社会制度的道德评判。这一限定的意义通常就是“社会正义”一词所指涉的基本内容。社会制度 (social institutions) 是“规范化的定型化的举止、行动或行为原则的载体。它支配着社会生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 并历时悠久。”[7]这一术语并不表示行为本身, 也不表示以个人或集团为其成员的组织。除了社会制度, 还有许多其他的事物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正义的或不正义的, 比如说战争、契约、指控、法律、要求、裁决、荣誉、命运、乃至整个世界, 但在用正义判断来评判公民的行为的时候, 总是以特定社会的正义规范为前提的。
与两位古代思想家的正义观相反, 现代正义观一般不用来评价个人的品质。现代政治只要求公民们履行其公民责任, 而不干涉个人的道德志向。这是因为自现代以后, 政治 (或者说政治哲学) 的抱负发生了变化, 它不再关心政治活动如何提升个人美德, 而更关注一个人在政治生活中如何才能按照一个好公民的标准行事, 什么样的公民行为或者制度是合法、合理的, 不与法律或公共理性相抵触, 从而不会遭到法律的制裁并经得起道德上的评判。这样, 关于社会制度和政府 (公民) 行为的价值判断与对个人品质的价值判断就被明确区分开来了。但个人的价值观念与社会制度之间又总是相互联系的。社会制度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乃至性格的形成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反过来, 社会制度也要凭借人的行动得以创造、维持和发展, 而人们的行动又要受其价值观念的影响。从表面上来看, 这似乎意味着, 对特定社会制度的道德评判必定要以对特定行为和个人品质的评判为前提。然而按照现代正义观念, 正义只涉及对特定行为方式评价, 个人的人生价值不能凌驾于作为其生存背景的社会制度的道德评判之上。这一方面是因为现代人的世界观跟古代人的世界观相比, 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人们很难就善的观念达成一致 (这并不是说古代的人们在善的观念上没有歧见, 而是说他们难以像现代人那样公开承认善的观念的多元状态是合理的) , 也无法找到评价个人品质的共同标准;另一方面是由于在现实生活中, 尤其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 制度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中介作用。古代当然也有制度, 但它们与人们的德性实践活动是同一的。个人内在的品质是其正当行为的前提, 而个人的正当行为又是其品质的外在表现。只有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 制度才能够平等地调节主体的外在行为, 而不涉及其内在品质和特殊身份。制度虽然只规定人与人之间外在的行为关系, 但不同的社会制度也往往会产生出不同的行为方式和品质, 社会制度能够塑造人的行为, 所以对社会制度的道德评价就显得格外重要。社会制度的塑造功能通常为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所警惕,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主要工作就是要来调和自由主义价值与社会事实之间的冲突。
古代思想家们的正义观念与现代社会产生的正义观之所以存在着差别, 虽然与人们世界观的变化和制度发挥的作用相关, 但归根结底还是由于社会生活条件的不同。不同的生活条件带来了新的社会事实。现代政治不再关注个人的美德, 这并不意味着它要抛弃所有的美德, 毋宁说现代政治所关注的乃是一种全新的美德, 即平等公民之间的政治美德。现代思想家们之所以要关注平等公民之间的政治美德, 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样一个社会事实:在追求社会制度的正义与普遍地培养起宽容、公正、明理、理性等公民美德之间, 存在着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 而这种良性的互动关系, 是现代社会的条件下实现正义的关键。
参考文献
[1]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M].彭淮栋, 译.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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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想国》的开篇，柏拉图就提出了“何为正义”的论题。柏拉图认为，传统的正义观都不恰当地与狭隘的利益关系相联系，这种情况使人们对正义的理解各不相同。在《理想国》的一至四卷里，与苏格拉底讨论“什么是正义”这一问题的智者们对正义提出了多种解释，柏拉图对其逐一分析和反驳。
1.凯发卢斯认为，正义就是“有话实说，有债照还”。而柏拉图对于这一观点并不是正义确切的定义。他指出：首先，当债主精神不正常的时候，还债是不妥的；其次，如果债主是敌人，那么，此时的还债也是不正义的，因为那会造成对敌人的资助。
2.波勒玛库斯认为正义就是“把善给友人，把恶给予敌人”。“把善给予友人”的典型是医生把医疗技术给予病人、舵手对付航海风浪维护同船人的平安；“把恶给予敌人”是“在战争中联友而攻敌的时候。”柏拉图反驳了以上观点，按照上面的例子，可能导致医生在没有病人的时候、舵手在没有航海的时候、不打仗的时候，正义成为无用的东西， 有时有用的但不是正义的，也就是会造成“正义平时在满足什么需要，获得什么好处上是有用的”和“正义仅仅对于无用的东西才是有用的，那么正义也没什么了不起了”的问题。柏拉图指出“你所谓的朋友是指那些看上去好的人呢，还是那些实际上真正是好人呢？你所谓的敌人是指那些看上去坏的人呢，还是指那些看上去不坏，其实是真的坏人呢？”界定不清楚的话会造成“把好人当成坏人， 又把坏人当好人。”就会造成帮助坏人、危害好人的局面。所以，正义不能只是“把善给友人， 把恶给予敌人”。
紧接着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区分了个人的正义和城邦的正义，柏拉图感到个人的德行属于微观世界，不易说明，需要借助于一种显明的、宏观的事物来说明。柏拉图采取的论证方法：以城邦来类比个人，借助于阐明城邦正义来阐明个人正义。提出在探讨正义与非正义本质的时侯，先要看它们是如何影响邦国的，然后再看它们影响个人的情形，由大及小，然后，就其观念加以比较。所以，他先考察了城邦的正义。“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柏拉图认为，城邦是在分工的基础上，统治者、辅助者和各具技艺的各种工匠、农民、商人所组成的共同体。三种人的分工如下，城邦统治者，应具有知识，考虑整个国家大事，对国家事务进行谋划安排；城邦护卫者是统治者的辅助者，他们是被选拔出来的专门从事战争、保卫城邦的人；各种工匠从事自己的手艺工作，农夫种地，商人贸易。在这种特定的制度安排下，三种人被严格的区别开来，不至于品性混杂。如果整体城邦公民都遵循这个原则，各司其职，不相僭越，国家就达到了正义，否则便是不正义。
柏拉图在推导出城邦正义之后，进而论述个人正义。他认为，一个人的灵魂包含理性、激情和欲望三个要素。一个有德行的人应该使理性居主导地位，统帅激情，控制欲望，这也是人的灵魂的最佳状态。在他看来，个人与城邦相似，“在国家里存在的东西在每一个个人的灵魂里也存在着， 且数目相同。”在个人的灵魂中也有三个组成部分：用以思考和推理的理性；“理智的天然辅助者”——激情；使人感受到爱、饿、渴的欲望。柏拉图认为，人的理智体现出智慧，类似于城邦的统治者，是为整个城邦的利益而谋划的，所以它在个人灵魂中应该起领导作用。激情类似于城邦中的辅助者，辅助、协助理智的领导。欲望的满足会使人感到快乐，但欲望过大过强会使人变得邪恶，通过教养、教育，通过训练，人们的理智和激情就能够起到领导作用。
总之，柏拉图认为，个人正义就是合理安排自己灵魂中的理性、欲望和激情。具体来说，即理性以其智慧统帅整个心灵，激情以其勇敢保护心灵免受各种内外侵袭，欲望以其节制为心灵的正常活动提供生理基础，三个部分相互协作、相互配合，使整个心灵处于和谐安宁之中。国家正义就是，每一个人都能而且都要在三个阶层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进入位置以后就要履行好自己的角色，遵守各自的正确的社会分工并坚守它。这就是柏拉图的正义观念。他的正义观分为两个层次，在城邦社会里，分别代表着理性、激情、欲望的三个等级——统治者（哲学家）、辅助者（军人）和生产者各司其职、各守其序、各尽其职，国家就实现了正义。对于个人来说，其灵魂的三个要素达到和谐有序的最佳状态——即理性居主导地位、统帅激情、控制欲望，便实现了个人的正义。
我们今天来看柏拉图的“理想国”描述的是一个很难实现的理想，但我认为说出来仍然是有价值的。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向往一个更好的世界，并至少使它部分实现。人是创造理想国的动物。憧憬未来并非没有用处，即使我们只是描绘了一幅图画，那也可以成为我们行动的目标。假如人们朝着这个目标奔跑，理想国就会在我们的版图上出现了。
从柏拉图的哲学体系探寻语言观
从柏拉图的哲学体系分析和论证了其对文字作用的贬低;继而分析了柏拉图的.记录者身份,探讨了柏拉图如何试图消解文字与言说的尴尬关系;通过比较柏拉图与孔子、庄子的语言观,进一步探讨了文字与言语关系的重要性.
作 者：姜虹 JIANG Hong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刊 名：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DONG INSTITUTE OF COMMERCE AND TECHNOLOGY 年，卷(期)： 8(6) 分类号：H0-05 关键词：柏拉图 哲学体系 语言观2011年08月08日凤凰网重庆站
7月20至21日举行的中共重庆市委召开三届九次全委会，***书记所作的主题报告，虽有18个要点，9千多字，但焦点是差距、分配、共富，目标是共同富裕。而在一个月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 的“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上，40余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就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重庆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会专家高度评价了重庆探 索共同富裕的实践，认为重庆“民生导向”、“国民共进”、“三进三同”等具体创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创新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区域化的典范，对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的“共富观”及重庆实践，能够得到专家的认同，不仅说明该观点的可行，重庆实践也正在验证可行性。而且，这一理念剑指目前的社会问题，力图用分配的制度杠杆衡平贫富差距，目的在于 消除社会不公，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因此，笔者站在一个普通百姓的基点认为，***的这一观点，实际上是一种正义观，力图构建一种公平合理的社会分配原则，让人与人之间始终处于一种和谐 共存，彼此尊重的社会状态。
自从有了社会，社会正义就一直是人类的坚持不懈的终极追求，而且，这一追求将永远伴随人类的前进步伐。然而，由于竞争的存在，可想而知，这种追求是何等的艰难。***深知其艰难性，但为 了社会正义，再难他也不会停下坚定的步伐。
市场经济滚滚车轮，势不可挡，推动者社会的发展。于是，惨烈的竞争自然开始了，于是，强者占有了更多的资源，更多的财富，而弱者只是稍有好转。尽管社会保障体系与民政救济的扶助，但仍有 一个庞大的群体，被不能接受高等教育、就业、疾病、无住房、低收入等问题所困。这些问题，若从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来看，是一件非常正常的结果，但是，若从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看，这是一种并 不公平的结果。
之所以这样论断，罗尔斯一生唯一的主要著作《正义论》为我们奉献了有力的理论依据，或者说是一种更能让一个社会稳定和谐地延续发展的价值观。
笔者认为，每个人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无论你强大富裕，无论你弱小贫困，都是平等的。两个异性为了相互扶助，构建了一个个家庭；一定数量的人，组成一个单位，为的是精诚合作，实现共同的愿 望；众多的家庭构建了一个社会，那么，所有社会成员都要平等对待其他人，相互扶助，谋求幸福。罗尔斯认为，社会作为一个合作体系，若得不到弱势者的衷诚合作，强者亦不可能活得更好。这就是 每个人存在的理由之一。而缺乏合理而稳定的正义原则，社会迟早会解体。这种正义原则，就必须由公权来构建。***所主张的共富观，实际上就是想构建一种分配公平的制度。
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正如真实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一样。***力图构建道德高地，笔者认为，其正义理论根据，就在于此，或曰殊途同归。因为从常理来看，每个人的天资 及社会地位的不均等，很自然，无道德对错可言。公权如何处理该问题，却是一个道德问题。
正因每个人的出身、背景、天资、社会地位等的差异，要实现社会正义，罗尔斯就主张实行差异原则，用收入的相对多寡或社会职位的高低，定出社会上最为弱势的群体的界线，然后规定一个社会最 低保障，透过财富再分配，资助这些弱势阶层。目前，重庆通过财政倾斜的手段帮助弱势群体改善生活质量，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保障手段，再加民政救济扶助，进一步提升弱势群体的生存质量。审视 税收杠杆调节的结果，财政收入又来自于强者（国企、民企、高薪阶层）之手，由此可见，虽然不是强者直接扶助弱者，实际上就是通过政府之手——一种正义的制度转交给弱者。重庆此举，实际上就 是在实践罗尔斯的社会分配原则。这种分配原则，实际上弥补了当前社会的缺陷。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具有优越性，但若没有市场经济的补充，其潜力如何挖掘发挥？因此，中国让二者结合，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笔者认为，重庆所探索的道路，实际上就是用 社会主义的公平在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因为出身、天资、地位的差异以及竞争，必然带来贫富差异，但是，通过差别原则将市场的不平等用于扩大市场外的平等，就是用非市场的再分配来调节市场内 的分配。从而实现了社会公平。
透过罗尔斯的理论，笔者看到康德的道德观：每个公民，享有道德自律、自我尊严和平等自由权，并为此而缔结相互合作的共同体。因此，每个公民，都应平等地幸福。在“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 观念下，虽然我们认同一些人富起来，但强者不能以自己的才能、拥有的财富、资源等优越性而自傲自居，还应帮助那些生来就弱势的群体，因这些人，生来就拥有平等对待的权利。今天，政府通过改 革分配制度的方式，来确保这些弱者的幸福，不仅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和谐，更是为了人类永恒的最求——社会正义。而重庆正在做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村养老保险全覆盖、实现200万农村空 巢老人老有所养、培养照顾130万留守儿童、发展“微型企业”、“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地票”交易制度、“国”“民”共进、“三进三同”结穷亲、建设公租房„„所有的举措，无一不是遵循 的社会正义观。
一、对三种“正义”定义的否定
1、正义就是“有话实说, 有债照还”
克法洛斯认为“有话实说, 有债照还”就是正义。就是说:欠债还钱, 不骗人, 有话实说, 人有诚信, 说话算数。但柏拉图举出疯子一例予以反驳, 说如果把保存的武器还给已经变成疯子的人, 虽是有债照还, 可这种行为会对疯子产生不好的影响, 所以不是正义的。接下来, 玻勒马霍斯插入对话, 他表示支持西蒙尼得“正义是欠债还债”这一说法。柏拉图同样举出反例, 认为若债主是敌人的话, 还债就是不正义的, 因为“敌人对敌人所欠无非是恶”, 若还债的话, 反而对敌人是一种帮助。
2、正义就是“把善给予友人, 把恶给予敌人”
玻勒马霍斯提出“正义就是把善给予友人, 把恶给予敌人”。针对把善给予友人, 玻勒马霍斯举出两个例子:医生把自己的技术用于病人身上, 治疗病人;舵手用自己的航海技术对付风急浪险, 保障同行人的安全。而针对把恶给予敌人则举在“战争中联友攻敌”的例子。柏拉图却反对上述说法, 指出医生在人们没有生病、舵手在人们不航海、在不打仗的时候, 正义毫无用处。他认为, 在区分友人与敌人的时候, 不应该带有“自认为”的主观色彩, 不应该从外表区分此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而是要寻找真正可靠的人。但柏拉图又指出正义的人具备好的德行, 他根本无法伤害别人, “伤害朋友或任何人不是正义者的功能, 而是和正义者相反的人的功能, 是不正义者的功能”。柏拉图认为伤害任何人都是不正义的, 包括朋友与敌人, 因此玻勒马霍斯为正义下的定义就无法成立。
3、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
色拉叙马霍斯认为“正义不是别的, 就是强者的利益”, 并进一步说:“每一种统治者都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法律, 平民政府制定民主法律, 独裁政府制定独裁法律, 依次类推……不管在什么地方, 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柏拉图从两个方面来驳斥这一说法:1) “正义有时候是不利于统治者, 即强者的, 统治者无意之中也会规定出对自己有害的办法来的”。若统治者制定的办法对自身没有益处, 反而有害, 却仍让百姓服从, 其结果就是不正义的。2) 柏拉图认为, 医生治病, 舵手航海, 都是在用医术、航海技术来谋求利益, 且利益都是为其对象服务的。医生支配病人, 其照顾病人的利益;舵手支配水手, 其照顾水手们的利益。以此类推, 统治者支配百姓, 应照顾百姓的利益, 而不应只追求自己的利益。
色拉叙马霍斯又提出正义与不正义的利弊问题。“正义是天性忠厚、天真单纯”, “不正义是精明的判断”, 柏拉图同样给予反驳:“正义者不要求胜过同类, 而是要求胜过异类。至于不正义则对同类异类都想胜过”, “一个又聪明又好的人, 不愿超过和自己同类的人, 但愿超过跟自己同类而相反的人”, “一个又笨又坏的人反倒对同类和不同类的人都想超过”。柏拉图通过一系列的推理得出:正义是智慧与善, 不正义是愚昧和恶, 这与色拉叙马霍斯的结论刚好相反。同时, 柏拉图指出不正义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与分裂, 不正义的人根本无法与他人合作。因此, 不正义不可能比正义更强有力。最后, 柏拉图指出不正义者不可能比正义者更快乐。正义是心灵的德性, 不正义是心灵的邪恶, 有德性的心灵会指引好的行为, 会使人生活的幸福;而有邪恶的心灵则会引导坏的行为, 会使人生活的痛苦、不幸福。因此, “正义者是快乐的, 不正义者是痛苦的”。
柏拉图在反驳了三种正义的定义, 认为它们都没有正确地揭示出正义的正确内涵。柏拉图在反驳这三种正义定义之后, 就提出了自己的正义观。
二、柏拉图的正义
柏拉图认为正义有“个人的正义, 也有整个城邦的正义”, 如果想去探求
个人的正义,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可通过“以大见小”的方法寻找。城邦是人的集合体, 是被放大了的人。两者之间进行类比, 当寻找出城邦的正义后, 个人的正义便不难发现。理想国就是在这样的理念中诞生, 理想国就是正义的国家。
1、城邦的正义
柏拉图认为, 为了寻找正义, 先要构建一个城邦, 且是善的城邦。“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 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因此, “我们每个人为了各种需要, 招来各种各样的人……这个公共住宅区, 我们叫它作城邦”。柏拉图通过“金银铜铁论”, 将城邦的公民分成三类:统治者、辅助者和劳动者。他认为, 一个理想的国家应具备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四种品质。并进一步说, 在理想国中, 若找到了前三种品质, 找到正义就很容易。“一个城邦是智慧的, 乃是由于它的人数最少的那个部分和这个部分中的最小一部分, 这些领导着和统治着它的人们所具有的知识。统治者用自己的知识即智慧来统治国家, 从而使城邦具有智慧的品质。城邦的勇敢是一种保持, “是因自己的某一部分人的勇敢而被说成勇敢的”, 这部分人就是辅助者 (护卫者) 。“凡是说起一个国家懦弱或勇敢的人, 除掉想到为了保卫它而上战场打仗的那一部分之外, 没有人会想着别的部分人的。”护卫者用自身的勇敢保卫国家, 从而使国家具有勇敢的品质。城邦的节制是“一种好秩序或对某些快乐与欲望的控制”, 它并不是从某一类人身上体现出来的, 而是一种协调性。“节制就是天性优秀和天性低劣的部分在谁当统治, 谁当被统治——不管是在国家里还是在个人身上——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一致性和协调。”柏拉图认为, 城邦的正义是“能够使节制、勇敢、智慧在这个城邦产生, 并在他们产生之后一直保护着它们的品质”。当“每个人都作为一个人干他自己分内的事而不干涉别人分内的事”, 各安其命、各司其职时, 国家就会是正义的。
2、个人的正义
柏拉图指出了城邦的正义后, 将其与个人做对比, “假定个人在自己的灵魂里具有和城邦里所发现的同样的那几种成分, 并且有理由希望个人因这些与国家里的相同的组成部分的“情感”而得到相同的名称”。因此, 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有三种品质:理智、欲望、激情, 这三种品质相当于国家品质中的智慧、勇敢和节制。理智是“人们用以思考推理的, 可以称之为灵魂的理性部分”, 它控制人的心灵, 为心灵谋划利益, 起领导作用, 其作用与城邦中的统治者类似;激情则是“我们藉以发怒的的那个东西”, 激情不同于理智, 也不同于欲望, “如果一个人的激情无论在快乐还是在苦恼中都保持不忘理智所教给的关于什么应当惧怕的信条, 那么我们就因他的激情部分而称每个这样的人为勇敢的人”, 激情的作用与城邦中的护卫者类似;欲望是“人们用以感觉爱、饿、渴等等物欲之骚动的, 可以称之为心灵的无理性部分或欲望部分”。柏拉图认为, 个人的正义源于灵魂品质的彼此配合, “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自身内的各种品质在自身内各起各的作用, 那他就是正义的”, “正义的人不许可自己灵魂里的各个部分相互干涉, 起别的部分的作用”。当理智、激情、欲望这三种品质在个人的灵魂中和谐地起作用, 那么这个人就是正义的。到此, 柏拉图也将个人的正义阐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