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有企业改制若干疑难问题的政策法律分析

当前国有企业改制若干疑难问题的政策法律分析（精选7篇）

当前国有企业改制若干疑难问题的政策法律分析 篇1

一、国有产权交易中的法律问题

国有企业改制过程往往伴随着国有产权的交易。随着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和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转让企业国有产权的活动明显增多，通过转让、拍卖、收购、兼并、投资参股、债权转股权等多种形式进行产权交易和流转已经成为国企改制的主要手段。当然，在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是因为我国产权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产权交易市场不完善，产权交易监管不到位等。有的是属于执行上的问题，比如财务审计不严，资产评估不实，虚构虚增成本，转移企业资产；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内外勾结、违规审批、隐匿转移、侵占私吞国有资产的违法违纪行为，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

国家有关部门在促进和规范产权的流动和转让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先后出台了上市公司管理、上市公司国有股向外国投资者及外商投资企业转让、国有企业债权转股权、企业国有产权交易监管等一系列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特别是去年12月31日出台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对产权转让场所、转让方式、转让程序等作出了一系列的规定，同时明确规定国有产权转让必须进场交易。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产权转让中的暗箱操作、低估贱卖等突出问题。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本身有其致命的缺陷。突出反映在对“国有产权”的界定问题上。该办法第二条规定，企业国有产权，是指国家对企业以各种形式投入形成的权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各种投资所形成的应享有的权益，以及依法认定为国家所有的其他权益。这实际上就把产权界定为所谓的“所有者权益”。所有者权益是一个会计上的概念，从本质上看，可以还原为“帐面净资产”。但是这个概念如何与现有的法律框架相对接是存在问题的。之所以出现这一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产权是一个经济学术语，并非一个法律概念，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能够将产权正确地归入现有的法律的权利体系之中，没有认真探讨它到底是物权还是债权，还是股权，还是仅仅是法人财产权等等。更为严重的是，包括国务院国资委在内的多数人对产权存在不确定的认识，比如在国务院国资委编写的《国有产权转让指南》中，又将国有产权解释为“国有产权是指对国有资产所拥有的一切财产权利的总和”，该说法采取了所谓的“权利簇”的概念，认为产权是一种集合性权利，也也是经济学上最为典型的产权定义。但它又与《办法》中的界定相互冲突。这种基础性工作不足的情况下，大肆采用产权这一概念，就会导致国有产权交易在交易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这并不是理论或逻辑上的衔接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法律适用问题。由于对“产权”界定的模糊，就会导致两个严重的法律后果：一是极大地增加产权交易的法律风险。其根本原因仍然在于交易标的不清楚。二是使得少数人得以钻法律的空子，捞取不当利益。比如说，在国有企业租赁过程中，大都存在对租赁标的界定不清楚的问题，而且很多情况下，基本是承租方故意模糊其词，甚至与出租方串通，故意混淆产权概念，将价值很高的企业资产低价租赁给承租方，共同捞取好处。

为了克服这种法律适用上的矛盾，最根本的当然在于我们的立法或准立法工作应当秉承法律的理念而不是经济学的理念进行，盲目的吸收很多经济学的概念，又不做相应的法律界定，害莫大焉。从现在来看，我们可以对国有产权进行一个较为明确的解释来澄清其中问题。根据《办法》的规定，所谓产权就是所有者权益，而所有者权益又可以还原为账面净资产，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国有产权交易实际上就应当是一种资产的交易而非权利交易。这种资产不仅包括企业的实物资产，而且包括其他所有类型的资产，如企业对外债权、投资、无形资产等等。还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资产不应把银行贷款等对外负债包括进来，它并不是所有者权益的一部分，不能笼统地将其纳入交易范围，损害银行等债权人利益。应当说，由国务院国资委进行一个权威、明确的界定可以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混乱。

除此之外，《办法》也存在其他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制约国有产权交易的主要问题之一。其中，反映突出的一是强制进场交易问题。进场交易的必要性和好处良多，此处不再赘述。但是也有问题存在，就目前实务界反映较多的来看，其中之一是如何照顾到企业产权交易的自身特点。从国有产权交易的监管来看，过分强调了对交易价格监管和公开性，但是企业产权交易在很多时候有保密性的需求，进场交易必须将整个交易过程公开化，如何照顾到这种需求似乎应当予以考虑，不能为了监管而一味强调公开性背离了产权交易的自身特点。二是交易无效问题。《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了八种导致交易无效的情形。但是企业产权交易一旦完成，再行恢复原状，基本不可能，强行要求恢复原状，成本极大。因此，《办法》径行将诸多行为规定为无效情形不符合商法的鼓励交易原则，而且也极大地损害了经济效率。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可以采取补正的手法，以补正交易的合法性和完备性。从另一个角度看，产权交易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合同关系，应当适用《合同法》进行调整，我国合同法规定，对于合同无效的确认，应当由法律或行政法规进行，规章无权确认合同无效，因此，从立法法的角度看，《办法》第三十二条存在明显的越权。鉴于此，应当及时调整《办法》的规定，可以将无效要件的规定转变为可撤销的要件，这样一方面避免动辄导致交易无效，另一方面也不违反合同法的规定。

二、国有资产流失的法律质疑

近来发生的朗咸平现象再次凸现了国企改制中存在的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国有资产流失确实是败坏国企改革名声的罪魁祸首，国务院国资委也公开承认国企改革过程中存在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除了那些既得利益者之外，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对通过各种手法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愤恨不已，实际上，这可能也正是朗咸平这么有市场的原因。国有资产流失一度甚至大有逆转国企改制方向的趋势。但是从法律的角度出发，我们不应当一味搞道德说教，而且应当慎思明辨，思考一下能否说一个行为出现了通常意义上的国有资产流失就是违法的，应当制止的？能否仅仅由于国企改革中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现象来否定整个国企改革的方向？

我们稍做思考，便能发现，国有资产流失并不是一种法律的概念，更不是一个法律的标准，它只是一个现象，而且即便把国有资产流失当作对一种现象的描述，也是言语模糊的，不准确的。因为国有资产流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总体上看，我认为，可以分为交易性流失和体制性流失两种情况。所谓交易性流失就是因为在国有资产交易过程中，由于对国有资产低估、不评估、暗箱操作、巧取豪夺、腐败等违法违规行为，而导致的国有资产价值贬损，也是国有资产流转过程中产生的流失。而所谓的体制性流失，即因国企治理结构不健全、投资决策失误、管理混乱、经营亏损、监督不力、腐败、侵吞浪费等体制性因素引起国有资产损失或转移。体制性流失发生在非交易状态下。国有资产的体制性流失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有问题，那么我们就应当改善我们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来防止这种流失。另一方面，我们更应当关注交易性流失，并把它还原成一个法律问题。从法律的角度讲，在交易过程中，通过种种操作手法致使国有资产的不正当贬损实际上是一个侵害国有资产的行为。国家是受害者，侵害者要么承担侵权责任，要么显失公平可以请求司法救济。但目前法律的缺陷在于救济的主体由谁承担存在缺位。即谁来行使追诉权，是原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检查机关？实践中难以操作（如红狮改制案）。我们不应当从数据上计算一个操作过程中到底国有资产有没有少，少了多少，而是应当看这个过程中是否存在低估国有资产、违规定价等违法行为，如果因为这种违法的侵害行为导致国有资产价值的贬损，那么就构成国有资产侵权行为，就应当依照法律的既定规范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只有通过立法上的事先防范和司法上的事后追究才能有效地打击非法侵吞国有资产行为，制止国有资产的交易性流失。数据计算加道德说教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可能把我们引入误区，反而忽视了对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的追究。

如何判断是否流失，应该是法律上的判断标准。从大的方面讲应从程序公正和结果公正来评判。只要是公平交易就不是流失，是否公平交易要看是否自我交易、角色错位，是否在平等自愿、没有利益冲突，讨价还价形成的市场竞争性就是合法的。发生争议应由司法最终解决。

三、管理层收购的存废的政策法律探讨

从国有企业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在很多国有企业内部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突出表现在企业的资产、运作等等基本掌握在以核心管理层为首的少数人手中。这些人是决定国有企业改制进程的重要力量。他们一方面有极大的动力促进国有企业按照经营人持大股的管理层收购方式进行改制；另一方面，如果企业的改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也完全有能力阻止或妨碍改制的进行。应当说管理层收购对于打破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制来说是一个较好的制度安排，或者说是一种较好的妥协。另外，国有企业还存在一类所谓的“创业性企业”的问题。什么叫创业性的企业，就是这些企业是由于企业个别领导者的创业劳动发展壮大起来的。比如说柳传志对联想，张瑞敏对海尔，就是没有这样的人企业做不大。这样就要考虑控制权的稳定。有可能产权明晰的企业垮台了，就是控制权不稳定。一段时间内这类人员的存在对企业很有价值，所以管理层收购对于这种企业的改制又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管理层收购确实存在着很多问题：有的自卖自买，暗箱操作；有的以国有产权或实物资产作为其融资的担保，将收购风险和经营风险全部转嫁给金融机构和被收购企业；有的损害投资人和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引发了一些不稳定因素等。由此，国务院国资委对管理层收购采取了半封杀的策略。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大企业不宜实施管理层收购并控股。国有中小企业改制可以探索试行管理层收购或控股。国务院国资委的决策符合我国目前的情况。但从实践层面来看，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如何界定所谓大企业与中小企业？我国法律、法规、规章等虽然经常采用中小企业的概念，但是至今没有看到对中小企业的一个明确界定。在规则缺位的情况下，显然这种认定权天然地落到国资委的范围内。这就将管理层收购的存废转化为国资委的一个行政决策问题。其中的弊端是显见的。

实际上，从实践层面看，管理层收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融资或者由融资引发的问题。由于我国法律制度的限制，管理层很难进行大规模的融资以收购改制企业。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管理层收购融资困难或融资存在引发风险的可能就否定管理层收购这种方式。从实践需要来看，管理层收购有它存在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不因企业大小而不同。未来规范管理层收购的着力点应当放在规范融资和收购行为上，而不能采取传统的封杀办法。管理层收购的存废问题仍然是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

四、企业改制与劳动合同转换关系的法律辨析

劳动合同转变是国有企业改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目前有许多做法，不论是职工分流或者进入改制企业，还是原来就是改制企业的，现在的做法都解除和重签劳动合同，支付职工经济补偿金。好处有利于改制企业重新就业，补偿金一定条件下可以折成企业股份，也有利于改制企业股份多元化。中国劳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分离出国企的职工，有利于改善国家和职工长期存在的这种无限期的劳动合同关系，为企业改制后规范创造条件，改制后的企业再解聘职工，根据员工改制后的工龄计算补偿金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中国转轨过程中的特殊做法，而且这个问题有普遍化的趋势。因为经济补偿金涉及人数众多，数额巨大，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国有企业改制的顺利进行。因此，这个问题应当尽快从法律上予以澄清。国有企业改制到底应当不应当导致企业员工劳动合同的变更，应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需要分不同情况处理。首先，企业股权的变化一般不导致企业员工劳动合同关系的变更。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不会因为股权变革解除合同，给经济补偿金再行雇佣，因为股权的变化和劳动关系的变化是两个法律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劳动合同是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合同，而不是员工和股东之间的合同，企业股权发生变化，只是企业的股东和归属结构发生变化，但是企业作为一个民事主体，本身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也就是说企业股权变化并不影响劳动合同关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发生企业劳动合同的变更问题。但是这仅就一般原则而言，由于我国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国有企业如果因为改制导致性质发生变化，成为非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那么应当对劳动合同进行调整，并对员工进行补偿。原因在于，传统的国有企业对员工承载着很多社会福利功能，国有企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牺牲员工的积累为代价的，企业改制后，如果企业性质发生改变，那么这部分积累就应当以经济补偿金的形式对企业作出贡献的员工进行返还，否则是不公平的。此外，在国有企业因为改制而发生主体变更情况下，除因为企业性质发生变化外，一般是进行劳动合同的重签，这实际上属于合同法上合同主体更替问题，仅是劳动合同一方的主体地位为其他主体替代，相应的权利义务全部转移给继替方，这种情况下也不发生支付经济补偿金的问题。

这一问题也引出前几年已经改制的企业，包括院所改制，中外合资企业中，中方控股的企业转变为非国有控股的企业的情况。职工是否要求经济补偿金的追索权的问题？在国有企业主辅分离改制过程中，根据859号文件，企业可以给员工有效补偿。但是859号文件之前，有些企业改制，如果是中外合资的，是外方控股，那你当时也没有这个支付补偿金的文件这个精神。或者如果说当时是中方控股，但是后来外方扩大股权，中方变成低于50％的股东，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要给中方的经理和企业职工补偿金呢？相应的问题就都提出来了。尤其是一些院所改制，院所改制有院所改制的文件，有些院所改制变成公司制，由科研院所事业单位变成企业，变成企业公司制以后，一个补偿金问题没有解决，或者解决的不充分，没有完全按照这样的做法，还有没有考虑离退休职工的社保补差的问题，这个会带给新的转制以后的企业。如果新的企业发展方向看好的，企业可以续他的这些社会保障，如果他出现了严重的亏损问题甚至破产了，这些问题都没有安排，会造成一些社会上的问题。

从法律上看，仍然应当以国有和非国有为标准。如果企业改制导致企业性质由国有或国有控股转变为非国有或国有控股，那么就应当承认对职工的补偿问题，特别是对已经离退休职工的社保补差问题。但是，这样以来必然对改制后的企业造成很大冲击，特别是一些经营状况不太好的企业，冲击就更大，而且协调不好，容易引发社会矛盾。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应当尽快从法律上明确这一问题，不能将追索权长期置于效力未定状态。对于此问题，从法律上可以采取多种方式灵活处理。从政策上，国家也可以采取优惠措施，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主动补偿和填补社保差；对于困难企业，也应当通过国家补贴的方式积极妥善解决这一问题。

五、经济补偿标准问题

根据先行的《劳动法》和其他一些配套规定，国有企业改制中，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根据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工业时间不满一年，按一年发给经济补偿金。但是其它两个文件的解释有些区别。与这个比较接近的是劳动部94年481号文件规定，该文件规定补偿金最多不能超过12个月，对经济补偿金按照所在企业平均工资和个人工资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在859号文件里配套处理劳动关系的文件，也是劳动部的规定，对从其它国有单位包括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调入本单位的职工，在国有单位的工龄可以进入本单位工龄，这有连续计算，不在本公司，原来在国有单位也可以连续计算。而且这个文件没有提及最高12个月的限制，但是提到计发工资标准给出高限，是职工月平均工资超过企业月平均工资三倍以上，按不高于企业平均工资三倍以上，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也按照上述执行。还有不明确的，这个企业平均工资或者职工的平均工资是什么概念？是指它的实际收入，还是指基本工资，因为档案里有一个基本工资，你有基本工资还有一个比例，你还有一个奖金，那你这个月平均工资是不是包括奖金？还有各种补贴，所以这里面规定的不太具体，而且现在实际的情况往往在实际的操作当中，会出现补偿金差别可能很大，而且也不平衡，比如一些富余人员在所在企业的差异比较大，有些企业是亏损的，那么这个补偿金就很少，尽可能的少。但是有些效益比较好的企业，补偿金可能一个人可以高达十万，数十万。那么这里面的文件都没有明确的规定，而且有一个高限。一些职工在集团内多个企业就业，集团内的企业经营也不一样，你从好的企业由于工作需要调到差的企业，你到这儿正好赶上改制，那就算吃亏了，这个是从经济补偿金算，如果经营不好的企业，放到一个经营好的企业，刚来没几天改制了，你得到的经济补偿金是不是比原来效益不好的企业多？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一个现行政策考虑国有企业中，虽然考虑到国有企业职工的弱势群体，相对还算宽松一些，而且企业效益差的职工应该按照这个文件得到相应的补偿，但是这个补偿金额有限。第二个，现行政策仅是针对改制出台，没有过多考虑与一般保障制度衔接的问题，因此高效益企业的管理者有可能得到高补偿被拒之，现在这个改制，你因为支付补偿金解除劳动合同，高管人员和职工都要拿到补偿金，然后进入新的企业，进入新企业以后，高管人员可能就持股了，职工有的持股，有的就是雇员，拿现金就可以了，有的就离开了，离职了。中国这种情况下拿到补偿金以后要留到改制以后的企业，实际并不是真的离职。建议区别对待，保低限高，严格管理等原则完善有关政策，经济补偿一定范围内可以统筹平衡，一个企业集团下面若干企业需要改制，困难的支付不起，应该在集团内部统筹平衡。而且应该加强劳动和社保的登记管理，防止出现漏洞。

六、存续分立式改制中产生的国有存续企业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批特大型中央企业（集团）开展了重组改制和境外上市的有关工作。它们无一例外地采用了存续分立式的改制方案，形成了资产规模巨大、人员数量众多、历史遗留问题多且矛盾复杂的国有存续企业。

存续分立式改制方案的设计初衷如下：（1）实施第一次重组，将可能降低对投资者吸引力、运营绩效相对差的资产以及在短时期内难以顺利履行上市前必要程序的资产剥离出去；（2）优质资产上市融资，并将上市后募集资金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及滚动发展；（3）将国有股本从上市公司优质资产高效运营过程中获取的收益，用于对存续企业的注资、改造和重组；（4）选择有条件的其他国有资产或存续资产进行二次、三次重组上市；（5）将增资扩股后募集资金用于上市公司持续运营及其他资产重组活；（6）循环往复，形成相对完整、高效运作的融资机制（见图1）。

存续企业的存在是存续分立改制（分拆改制）模式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在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改制过程中所产生的存续企业问题已经积累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存续企业自身根本无法实现正常经营，而且上市公司利用股市融资反哺存续公司也存在诸多法律问题。要解决这种路线错误，根本上当然应当从路线纠偏上入手，尽量避免国有企业继续沿用分拆改制模式，促进整体改制的全面实施。目前，我国还有相当的企业试图采用分立方式进行改制上市，包括已经进行的和目前正在进行的金融企业的改制仍然可以看到这种改制模式的存在。除此之外，目前国务院国资委力行的主辅分离改制也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存续企业问题。应当说，如何避免存续企业的出现和问题的扩大化，是国有企业改制中应当妥善处理的一个重大问题。对于当前已经存在的存续企业如何进行化解，也是一个重大的法律问题。其中利益关系和法律关系都非常复杂。但一个共同点就是比如存在权利义务的不匹配问题。也就是说，存续企业在改制过程中承担了过多的企业债务等，但是并没有实质性资产的进入，而且往往还伴随着对企业职工的欠债问题。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审理国企改制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确立了对改制后企业的追索权原则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是这一处理原则也是有问题的。一是追索权的存在使得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得不到保障，对于新进入的股东也不公平，妨碍国企改制的进行；第二这虽然一定程度上照顾了存续企业职工的利益，但是却可能严重妨害改制后企业的运行，严重的可能造成社会矛盾。而且也并不能真正实现对存续企业职工的保护。妥善的解决方法是，应当理顺其中的法律关系，明确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附之国家优惠措施和支持等，综合调整利益分配关系来解决。

当前国有企业改制若干疑难问题的政策法律分析 篇2

一、财税[2008]175号文件第二条中规定的“股权转让”,仅包括股权转让后企业法人存续的情况,不包括企业法人注销的情况。在执行中,应根据工商管理部门对企业进行的登记认定,即企业不需办理变更和新设登记或仅办理变更登记的,适用该条;企业办理新设登记的,不适用该条,对新设企业承受原企业的土地、房屋权属应征收契税。

二、财税[2008]175号文件第二、三、四条中的“企业”,是指公司制企业,包括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

三、财税[2008]175号文件第七条中规定的“行政性调整和划转”,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的资产划转。

四、以出让方式或国家作价出资(入股)方式承受原改制重组企业划拨用地的,不属于财税[2008]175号文件规定的免税范围,对承受方应征收契税。

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改制过程中以国家作价出资(入股)方式转移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关契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29号)自文件发布之日起执行。

六、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延长企业改制重组若干契税政策执行期限的通知》(财税[2006]41号)规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改制重组若干契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3]184号)于2008年12月31日执行期满,自2009年1月1日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改制重组契税政策有关问题解释的通知》(国税函[2006]844号)相应停止执行。

对集体企业改制中若干问题的认识 篇3

1.关于集体企业改制工作的法律和政策依据问题

在集体企业改制工作的法律和政策依据问题上，没有现成的答案。改制企业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企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法规文件规范运作。同时参照西安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制的实施意见》（市发【2003】24号）文件的精神执行。这些法规和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国有企业可以基本对应的找到解决改制中所遇到问题的准确答案，而集体企业虽然也是公有制，但它的产生和形成过程以及内部经济结构却有着自己的特殊性，不可能完全照搬国企的政策。只能根据自己的特殊性，参照国企改制政策运作。

那么，如何保证集体企业改制工作既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又符合本单位实际呢？我认为要坚持以下几点：

一是集体企业的改制首先必须在主管上级党委和纪委的直接领导和严格监督下进行，不能脱离党的相关政策和国家相关法律规范的轨道，首先做到规范化、程序化、合法化、透明化。

二是对进行改制企业的厂情要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因地制宜，因厂制宜。在不脱离国家相关法规政策的前提下实行“一厂一策”。并遵循“积极推进，平稳过渡，入股自愿，股份规范，出资配售，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妥善办理，不留隐患”的原则。在职工分流安置中，坚持以人为本，积极稳妥、人性化操作的原则。

三是要接受职工群众的监督。改制工作必须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给予职工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重大问题如审计、评估结果、职工身份确认、改制实施方案、分流安置方案、保障基金管理办法等，要向职工进行公示，并向退休职工告知。

四是改制企业的财务、资产状况要认真进行审计、评估。由主管上级和企业双方共同选定具有一定的资质，经验比较丰富，工作认真负责的审计事务所和资产评估事务所对企业资产进行审计、评估。土地由国土资源局规定的房地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经过权威的有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审计评估后，全部资产（有形和无形）减去总的负债，减去清产核资中的欠亏，再减去改制成本之后的余额，最后准确的计算出企业的净资产。净资产多少是企业最大的厂情，是企业改制的前提条件和基础，也是改制后企业经济生根的起点。

2.关于集体企业净资产处置问题

集体企业的净资产，是企业改制的基础和改制后企业的经济起点。没有净资产，企业谈不上改制为现代意义上的有限公司，只能考虑破产清算、兼并重组等。但改制实践中，在净资产问题上部分职工的认识上总是存在挥之不去的误区，主要是认为：集体企业的资产属于全体劳动者共同所有，净资产为什么不能分给现有职工作为股份？

集体企业资产属于全体劳动者共同所有，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实际上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从来没有把集体企业的资产量化到那一个人。所以要在改制时进行量化分割，政策上缺乏依据，实际上也是无法操作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企业现有净资产，绝大部分是由于改制，国家政策支持将国家曾经无偿划拨给集体企业的土地经过国土资源部门确认的权威机构对土地进行评估后，允许用于核算企业资产。这部分资产首先用于提留安置职工的各项保障性费用和偿还企业债务，这是国家政策，否则企业就无法改制。由此可以看出，其剩余部分并不是企业纯利润。国家至今没有任何政策法规允许将这部分资产无偿分割给个人。不进行改制，不缴纳规定的土地出让金，土地永远是国有划拨土地，企业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它不是纯利润，是不能分给个人的。

其次，集体企业自上世纪五十年代陆续成立以来，历经半个多世纪，以合作社、地方国营、大集体等多种形式组合，所有制形式多次变化，主管上级多次更迭，涉及退休、调出调入、已故的人员十分广泛，就算企业有纯利润，可以分给个人，其权属和应分得数量也无法准确界定到每一个主管上级和每一个人，势必引起更大的争议，导致企业根本无法完成改制。

第三，企业在改制时，改变划拨土地的性质为出让土地，要交纳一笔数额较大的土地出让金，要安置不进入新企业和不参与改制的职工等，这些支出都必须用现金支付，而土地资产在改制时尚未变现，它不是货币形式，无法用以支付这些必须用现金支付的费用的。据此，必须吸收参股职工交付的股金。职工只有出资入股，才能配售各项提留后的剩余资产，这样也就在客观上刺激了现有职工入股参加改制的积极性，使改制企业筹到第一桶金，作为今后新企业的启动资金。因此对各项提留后的剩余资产，只有实行有偿售让的原则，才能顺利完成改制。

3.关于集体企业退休职工不参与入股的问题

集体企业改制中，一部分已经退休的职工提出要分割净资产用于自己入股的问题，其理由是集体企业不同于国有企业，企业初创时是由老职工你出钱、我出物、他出力组合起来的，现在改制应该有我们一份资产作为股份。实际上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已经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集体企业初创时期个人入社的经济利益当时已经厘清，所欠债务已经基本完成了清偿。极个别老职工持有的当年入社资产欠债凭据，企业在改制时，视同企业长期债务予以结算清偿，不存在资产入股问题。

其二是职工退休之后，党和政府有强大的社保系统作为后盾，所有老职工全部纳入社会保障系统，由国家财政兜底，不承担企业运营风险，也不存在就业和生存风险，这是简单的民间组合式企业所不能比拟的。不象在岗职工，参加改制以后，等于要乘坐在企业这条大船上，冒着市场经济的风浪危险到远洋去“打渔”，不可能继续留在避风港上等鱼了。因此，按照国家规定，已正式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一律不参加新公司入股。

其三是集体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是一种承人承债式改制，改制前由企业承担的退休人员的生活补差、高龄补贴、社会化管理费、已故职工供养直系亲属生活困难补助费等各项非统筹资金，属于应保必保费用，改制时要在企业净资产中预提预留，然后由改制后的新公司要逐年逐月支付给退休职工。因而退休职工在改制以后仍然与新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其在社会保障基础之上的各项利益，企业是以现有资产为担保首先给予保障的。因此，不参与入股，既没有无法生活之忧，亦没有投资风险之虞。

既然退休职工不参加入股，为什么在企业改制时还要将改制程序、内容等告知退休职工呢？这是因为虽然退休职工不参加入股，但他们毕竟是本企业的退休职工，他们在企业改制中的参与权知情权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集体企业是计划经济时期公有制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所实行的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在这种条件下，职工是企业的主人。在企业改制这个重大问题上，不能因为职工退休了，就忽视职工的参与权和知情权，当然参与权和知情权不等于入股权。面对企业重大变革，退休职工十分关心企业对自己的相关服务管理职能会不会发生变化，这需要企业给予郑重的承诺。只有这样做了，退休职工才能吃到“定心丸”。告知工作就是要重点消除退休职工这方面的疑虑，是他们放心地支持企业改制。

4.关于领导要多出资购股的问题

集体企业改制中，部分职工提出为什么领导多出资购股的问题。我们认为，实现企业较快发展和职工生活水平的尽快提高，这是企业改制的目的和归宿。而领导和领导的正确决策，对一个企业的兴衰存亡至关重要。集体企业改制后，股东会是企业的权力机构，但董事会在股东会闭会期间要行使决策权。其执行机构是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监督机构是监事会。新公司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范运作。从而形成既可集体决策又可追溯个人责任的法人治理结构。而现有企业领导在改制后基本上都进入新公司的决策层和管理层。因此，根据西安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制的实施意见》（市发【2003】24号）文件精神，要求企业领导要多出资购股。集体企业改制参照国有企业这一政策执行，其目的就是让企业现有领导干部拿出较多的钱入股，从而承担更多的风险，在责任和利益的驱使下，促使领导干部加强责任心，努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大家来分享。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主管上级的法人股少了一些，一般职工持股少了一些，但却从机制上解决了以往的“大锅饭”形式，保证了所有股东的利益。反之，企业领导出资少，入股份额少，其责任心就有可能弱化，就有可能影响新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影响主管上级法人股和一般职工个人股的收益，形成新的“大锅饭”。市场竞争是残酷的，市场经济是有风险的，机遇和风险是共同存在的。如果不通过改制首先解决以往领导层的“大锅饭”问题，不按经济规律办事，新企业破产的可能性就会放大。只要我们从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上解决了企业领导层的“大锅饭”问题，按照《公司法》建立一套完整的权力、决策、执行、监督机构，各司其职，规范运作，企业在市场风浪中成功的把握将是很大的，职工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大有希望的。

当前国有企业改制若干疑难问题的政策法律分析 篇4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改制重组若干契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3]184号)执行时间已于2005年底到期。为继续支持企业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改制重组涉及的契税政策，继续按照财税[2003]184号文件的有关规定执行，执行期限为2006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二○○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你是要的上边这个还是下边这个：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改制重组若干契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03]18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地方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了支持企业改革的逐步深化，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现就企业改制重组中涉及的若干契税政策通知如下：

一、企业公司制改造

非公司制企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整体改建为有限责任公司（含国有独资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或者有限责任公司整体改建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对改建后的公司承受原企业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非公司制国有独资企业或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以其部分资产与他人组建新公司，且该国有独资企业（公司）在新设公司中所占股份超过50％的，对新设公司承受该国有独资企业（公司）的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二、企业股权重组

在股权转让中，单位、个人承受企业股权，企业上地、房屋权属不发生转移，不征收契税。

国有、集体企业实施“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由职工买断企业产权，或向其职工转让部分产权，或者通过其职工投资增资扩股；将原企业改造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对改造后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承受原企业的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三、企业合并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依据法律规定、合同约定，合并改建为一个企业，对其合并后的企业承受原合并各方的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四、企业分立

企业依照法律规定、合同约定分设为两个或两个以上投资主体相问的企业，对派生方、新设方承受原企业土地、房屋权属，不征收契税。

五、企业出售

国有、集体企业出售，被出售企业法人予以注销，并且买受人妥善安置原企业30％以上职工的，对其承受所购企业的土地、房屋权属，减半征收契税；全部安置原企业职工的，免征契税。

六、企业关闭、破产

企业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关闭、破产后，债权人（包括关闭、破产企业职工）承受关闭、破产企业上地、房屋权属以抵偿债务的，免征契税；对非债权人承受关闭、破产企业上地、房屋权属，几妥善安置原企业30％以上职工的，减半征收契税；全部安置原企业职工的，免征契税。

七、其他

经国务院批准实施债权转股权的企业，对债权转股权后新设立的公司承受原企业的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政府主管部门对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和划转过程中发生的土地、房屋权属转移，不征收契税。

企业改制重组过程中，同一投资主体内部所属企业之间土地、房屋权属的无偿划转，不征收契税。

第五、六款所称“妥善安置原企业职工”，是指国有、集体企业买受人或关闭、破产企业的土地、房屋权属承受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原企业职工进行合理补偿，并与被安置职工签订服务年限不少于三年的劳动用工合同，以及按照《劳动法》落买相关政策。

本通知自 2003年10月1日起至2005年12月31日止执行。

自本通知实施之日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改革中有关契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1]161号）停止执行。此前，按照财税[2001]161号文件规定应缴纳契税而尚未缴纳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主管契税征管工作的财政部门或地方税务机关审核。凡符合本通知规定的不再追缴，已经缴纳的，不予退还。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当前国有企业改制若干疑难问题的政策法律分析 篇5

【专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http://2006-03-24 16:53:40

1983年1月

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正式颁布。

从理论上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1月2日，中共中央印发题为《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文件(简称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1982年12月31日经政治局讨论通过)，作为草案给各地试行。文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普遍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而联产承包制又越来越成为主要形式。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各项农村政策的推行，打破了我国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促进了农业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着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着现代农业转化。现在，方向已经明确，道路已经开通。

文件提出，当前农村经济政策中的问题是：(一)各地要根据本地区的资源条件和经济技术条件，拟定自己的农业发展规划，并采取有力措施，保证实现。要按照我国的国情，逐步实现农业的经济结构改革、体制改革和技术改革，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农业发展道路。(二)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道路。(三)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仍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四)适应商品生产的需要，发展多种多样的合作经济。长期以来，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流行着一些错误观念：一讲合作就只能合并全部生产资料，不允许保留一定范围的家庭经营；一讲合作就只能限于按劳分配，不许有股金分红；一讲合作就只限于生产合作，而把产前产后某些环节的合作排斥在外；一讲合作就只限于按地区来组织，搞所有制的逐级过渡，不允许有跨地区的、多层次的联合。这些脱离实际的框框，现在开始被群众的实践打破了。(五)改革人民公社体制，实行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政社分设。(六)在农村允许资金、技术、劳动力一定程度的流动和多种方式的结合。(七)搞活商品流通，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要打破城乡分割和地区封锁，广辟流通渠道。(八)要继续进行农业技术改造，建立与健全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推广体系和培养农村建设人才的教育体系。(九)加快农村建设，必须广辟资金来源。(十)农、林、牧、副、渔等各业，都应根据因地制宜、发挥优势、适当集中的原则，建立一批商品生产基地。(十

一)力争尽快改变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面貌。(十二)采取多方面有力措施，认真对待森林过伐、耕地减少、人口膨胀问题。(十三)党在农村的工作，必须坚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十四)系统地培训干部，提高干部素质，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

当前国有企业改制若干疑难问题的政策法律分析 篇6

关键词：当前我国；国有歌剧院团；改革；问题国有歌剧院团是目前转企改制的主要对象，是歌剧音乐艺术主体和创演主体。虽然国有歌剧院团同样承担创作歌舞节目、舞剧和交响乐的重担，但是这些都不是筆者在此将研究的重心，也不会被作为衡量此次国有歌剧院团改革成败的标准。笔者认为评价当前我国国有歌剧院团改革成败的唯一立足点是歌剧音乐剧艺术，为此可以确立以下几条评价当前我国国有歌剧院团改革成败的标准：第一，是否平衡发展“两个效益”。第二，是否真正切实提高创演作品的质量和数量。第三，是否真正涌现大量才华横溢的音乐家。第四，是否真正实现文艺演出市场的健康活跃发展。第五，是否逐渐形成健康的文艺生态。第六，是否让广大艺术家真正体会到国有歌剧院团改革带来的实惠。依照上述标准评价当前我国国有歌剧院团改革，及时发现转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意见，是研究者亟待解决的研究课题。

1体制改革与机制改革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过去我国国有歌剧院团采取国家大包大揽的管理模式的弊端渐渐凸显出来，对国有歌剧院团进行改革已经势在必行。改革主要分为体制改革和机制改革两种，其中体制改革主要是根本改变单位性质，将国有制事业单位和全民制事业单位转变为所有制或国有制形式的企业单位，将原有事业单位法人变更为企业法人，从而使文化市场的独立主体由文化事业的有限主体承担，而机制改革主要是改革国有歌剧院团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虽然从1980年开始，我国大部分国有歌剧院团开始尝试对自身的运行机制提出改革措施，如建立演出补贴机制、差额拨款机制和创演剧目专项拨款机制，引进末位淘汰制、竞争上岗制和低职高薪制的竞争机制，但是并未彻底改变国有歌剧院团的基本性质。因此，在对国有歌剧院团进行改革时，要从根本上改变现存机制的不足。

2现行的体制分析

当前我国已经承认文艺既有意识形态属性，又有商品属性。因此，国有文艺院团在进行转企改革之后，逐渐演变为文化市场的独立主体，对文艺的商品属性重视度不断提高。俗话说：“商人无利不起早”，国有歌剧院团的法人在转企改制后已经转变为文化商人，将获取利润作为自己职责，并且院团独立法人在国家法律允许范围内可以做出独立决定，决定怎没写、写什么和演什么的问题。同时，政府为了达到自身意识形态目标和引导文化市场走向时，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运用文化采购向国有歌剧院团下订单的形式。

3转企改制的担忧

虽然在现行行政体制下国有歌剧院团对思想自由、创作自由和文艺创作题材与风格独立的贯彻程度有待商榷，但是对舆论和思想导向的管制既是现实存在的，也是在未来依然会存在的。笔者对此情况存在担忧：第一，对思想、政治和观念的担忧。主要表现在当艺术家创作的作品被认为是有悖于国家主流意识或不符合地方政府标准的，当局是否会运用行政手段对其进行制止，能否从国家法律中找出相关依据证明运用行政手段制止是违反了文化市场的自由竞争原则，文化企业和艺术家能否在行政手段制止发生时，对自身的权益实施保护。第二，法律和经济层面上的担忧。在国有歌剧院团改革之后将无法获得财政支持，使其独立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面临稀释、侵害和吞噬的尴尬局面，是否会出现见利忘义和“既要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的不利局面。第三，对艺术风格样式和格调的担忧。严肃歌剧和探索性歌剧等精英艺术的凋零，大量流行艺术的繁荣虽然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但是这会导致中国文艺舞台上只存在以利益为主的商品艺术，流行歌舞和通俗艺术，而高雅艺术和精英艺术将会逐渐退出文艺舞台。但是当一个民族或国家依靠商品艺术、流行歌舞和通俗艺术来支撑文化脊梁时，是否能实现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值得怀疑。

4国有歌剧院团受到转企改制的影响

在这场转企改制风暴中，儿童乐团、曲艺说唱团、杂技团和话剧团等剧团容易实施转企改制，但是对于审美层次和艺术特点相对艰深的严肃歌剧、民族管弦乐和精英艺术则难以在转企改制中迅速与市场接轨。虽然民族乐团、歌剧院和交响乐团都可以演奏类似于《喜洋洋》和《北京喜讯到边塞》的通俗小品，但是对于一些标志性和创作主流的曲目民族乐团、歌剧院和交响乐团则无法演出，民族乐团、歌剧院和交响乐团在我国的前景则令人担忧。另外，对于京剧和昆剧等戏曲大剧种由于已经发展成熟、程式严谨，与小剧种相比对新元素的吸纳能力偏弱。这些戏曲大剧种作为我国的文化瑰宝应该得到保护和继承，并且对其中的部分元素进行创新，满足年轻观众审美需求，需要注意的是在改革和创新过程中不能丢失戏曲大剧种的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次才能实现对传统艺术的继承发展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通过对出台的官方文件进行研究不难发现，国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国有歌剧院团转企改制的具体办法和思路，但是强调转企改制过程中要遵循分类指导、区别对待的改革策略。这种改革策略为部分国有歌剧院团保留事业单位编制提供了可能。此外，在发展文艺多样化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对精英艺术和高雅艺术的发展，因为能代表时代艺术精神的往往不是通俗文化和流行艺术，而是精英艺术和高雅艺术。

5当前我国国有歌剧院团改革意见

企业会计政策选择若干问题探讨 篇7

按照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O)的定义,会计政策是指企业编报财务报表时所采用的具体原则、基础、惯例、规则和实务。会计政策选择,是指在既定的可选择域内(一般由各国的会计准则、相关经济法规等组成的会计规范体系所限定),根据特定主体的经营管理目标,对可供选择的会计原则、方法、程序进行定性、定量的比较分析,从而拟定会计政策的过程。

二、会计政策选择的理论基础

与会计政策选择相关的主要理论有:有效市场假说、实证会计理论、经济后果理论等。实证会计理论和经济后果理论都提到关于“契约”的问题,并以该问题为依据来研究会计政策的选择。契约理论构成了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理论基础。其主要观点是:企业是一个有效的契约组织,是各方要素参与者构成的一系列契约的联结。在企业这个契约联结中,企业的各方参与者根据所订立的各种契约来取得基于企业中分配现金流量与其他资源的权力。

相对于市场而言,企业是一种不完备的契约。企业处在一个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不可能在签约时预测到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企业会计人员只能在持续经营假设前提下选择适宜的会计政策进行会计核算。在企业契约中,如经理人与银行之间的贷款协议,经理人与股东的报酬计划的内容,均涉及会计收益等会计资料及相关的会计政策。实际上,会计收益与计算会计收益的重大会计政策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在有些情况下,利益相关者对后者的关注程度更高,后者关系到契约的制定、履行和对履行效果进行评价的全过程。

会计政策便成为企业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契约产生的企业契约成本是不同的。一套能随时间推移而生存下来的旨在减少利益冲突成本的契约是有效的,与其它契约相比,它更能减少代理冲突,增加企业价值,用以计算这些契约所使用的会计数据的会计政策比其它会计政策更为有效。通过对不同会计政策的选择可以影响契约监督成本,进而影响企业价值及各利益主体的利益。从会计学的角度看,会计政策选择问题就是怎样为企业契约关系的确立和考核提供公平合理的衡量基础。

三、规范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几点建议

会计政策制订和选择的有限理性,使政府颁布的会计准则不可避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破绽或漏洞,这就给了会计选择行为主体钻营牟利的机会和可能。既然会计政策是客观存在的,其选择过程既是利益分配过程,又是实现本身的优化过程。对于会计政策,关键是防止过度滥用,尽量减少诱发滥用的动机。

1.加大企业违规处罚力度。一些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钻法律的空子,恣意利用会计政策变更操纵利润,而无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会计法》应对随意变更会计处理方法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提高企业会计政策变更的成本。应与国际接轨,引入民事赔偿机制和相应的民事诉讼机制,既可以使蒙受损失的投资者得到补偿,又能给企业形成实在的经济压力,从而抑制其利用会计政策操纵利润的冲动。

2.规范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信息披露制度。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是企业实现有效治理的前提条件,就会计政策而言,会计政策揭示是对会计政策选择结果的综合披露,将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防止经理人员利用会计政策选择而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现象的发生。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准则都强调企业既有适当选择会计政策的权力也负有进行充分披露的义务,我国会计准则也应更加注重企业会计政策揭示的重要性、明晰性、时效性和公正性,使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信息披露制度朝着规范化方向发展。

3.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确保经营者理性的选择会计政策。会计政策的选择完全掌握在内部人手中,如果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经营者可能在会计政策的选择上发生短期行为。为了避免管理当局经营短视,应当对其薪酬制度进行变革,引入西方普遍采用的股票期权,将具有长期激励作用的股票期权与短期激励制度相结合,制定较长期的经理人经营绩效的评价标准,使管理当局的目标函数与所有者的目标函数趋于一致。与管理人员的基础年薪、效益年薪、补充养老金等方式结合使用,以增强公司管理当局对股东的责任心与忠诚度,减少经理人员的道德风险,驱动管理当局以提高企业总价值为目的来选择有效率的会计政策。

4.加强内部控制与会计政策执行检查。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有助于经营者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实现预期目标。会计政策选择需要会计职业判断,职业判断只有在有效的内部控制约束下进行才能符合经营者的意图和企业的目标。从会计流程看,每一步骤都需要不同程度的职业判断才能完成。在这些判断的过程中,都会涉及会计政策的选择,能否实现公允选择,内部控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另外,人们更多关注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和后果,却很少对会计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进行控制与检查。企业的内部审计部门可以履行这一职责,及时发现会计政策是否按计划执行,变更有无充分的理由和审批手续,并直接对董事会负责。

参考文献

[1]张劲松,于钊.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分析[J].商业经济.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