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检察制度改革述评

我国检察制度改革述评篇1

The procuratorial institution of china to reform

朱志军

[摘要]：司法权应理解为由审判权和检察权构成的。司法改革也就不得不以法院和检察院两者为中心而不仅仅是法院。检察制度的改革要建立在对检察权的性质等基础性理论问题精确理解的基础上，改革我国现阶段不和时宜的影响检察权合理行使的制度，从制度构件建的层面上改革检察制度。

[关键词]：检察制度司法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人事、财政制度

一、中国检察权的性质

如何正确评价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包括如何准确评价我国现行的检察制度，是关系到我国司法改革的方向性和基础性的问题，也是司法改革必须首先解决的前提性问题。善待司法改革，善待我国现行的检察权，就是要在理论上对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和检察制度做出准确、正确的评价；在实践中，对现行司法制度和检察制度在尚未被依法修改前保持应有的尊重。检察权的性质问题就成了不得不首先面对的课题。

在当今法学理论界，对检察权的性质问题，虽作了深入探讨但尚无定论，有学者认为检察权就是“行政权”，这也是影响最大的一种学说。主张“行政权说”的学者们认为，我国的检察权在本质上应属行政权，检察机关是行政机关，检察官是行政官。他们的理由是：

首先，在对检察机关自身性质的认识上，“行政权说”强调检察机关的组织体制具有行政性。认为检察机关组织与活动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检察一体制”，即检察机关上下形成一个整体，其突出表现是“阶层式建构”，上级的“指令权”。这种纵向位阶制和上下领导关系是典型的行政性关系，也是检察权行政性最突出的表现。同时，“检察一体制”还包含“职务收取”和“职务转移制”。这些制度与法官制度迥异，法官“除了法律没有上司”，不实行职务收取和职务转移制。由此可见，“检察一体制”具有明显的上命下从的行政属性，“检察权在本质属性上应该归并于国家行政权。”。[1]

其次，在对检察权与狭义司法权的比较上，“行政权说”认为司法权与行政

权相比，具有明显的终局性、中立性、独立性和消极被动性的特征。而检察官的主要功能是刑事追诉，包括犯罪调查与控诉，是一种为维护法律秩序所实施的积

极而主动的行为，不是消极与被动的裁判行为。司法权的这种消极性和被动性，与检察权所表现出来的积极主动性和自发性形成明显区别。由于检察权不具备司

法权的上述属性，因而检察权只能是一种行政权。

笔者认为，在我国，把检察权定位为行政权既无宪政基础，亦无法理依据，因而是不能接受的。

第一，以我国检察机关具有某些行政性特征为由，认定我国检察权属于行政

权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目前，我国检察机关的组织与活动仍具有较为浓厚的行

政性色彩，审判机关也不例外。具体分析，当前依附于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行

政性色彩可以细分为两种:一是违背司法规律的司法活动行政化；二是为实现司

法职能，在内部管理或系统内活动中采取的必不可少的行政性措施。对于前者，必须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逐步加以解决。因此，按照司法规律来行使检察权与审

判权，依然是检察院和法院在司法改革中必须着力加以解决的共同课题。由此可

见，现行检察权中的某些行政权色彩并非检察权的本质属性，而恰恰是司法改革

必须解决的问题。可以预见，随着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入，现行检察权中有悖司法

规律的行政性色彩必将逐步减少，并最终退出检察权，使检察权恢复或回归其应

有的司法权属性。但是对于后者，有应该区别于前者对待。作为内部管理的行政

性措施是任何机关都不可缺少的，不能设想存在着不采取任何行政管理手段的法

院和检察院。作为管理措施，行政手段并非为行政机关所专设。

第二“行政权说”的立论基础与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相悖。众所周知，我国

在国家权力设置上没有效仿西方国家传统的三权分立制，而是设置了四种国家权

力形成“一统三”的权力配置的特殊格局。在这种格局下，立法权作为国家最高

权力，统辖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三项基本权力，并由国家权力机关分别赋予

专门的国家机关独立行使。我国的国家权力机关正是通过划分行政机关、审判机

关、检察机关三者之间的职权范围而形成了三项权力彼此监督、相互制约的权力

运行机制。同时，这三项权力的行使又都受到来自立法机关的最高法律监督，从

[2]而实现公正行使国家权力的双重保证。人民代表大会下的“一府两院制”与“三

权分立制”在权力的构成、配置、内容上迥然有别。这就决定了研究中国检察权的性质必须立论于“人民代表大会制”，而不是“三权分立制”。而“行政权说”

在分析论证我国的检察权性质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立论于三权分立制，完全无

视我国的现行宪政体制，似乎中国已经实行了三权分立制。建立在这种错误前提

下的理论，自然不可能正确界定我国检察权性质的归属。诚然，从“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出发，把检察权归类为行政权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如果在分析认

识我国检察权的性质时仍以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为基础，则无异于南辕北辙，由

于前提错误，其结论必然是错误的。[3]

笔者认为，把检察权界定为具有司法权与法律监督权双重属性较为合适。

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和检察权的基本属性直接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第129条的规定，该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探求中国检察权的本质属性，就必须脚踏社会主义中国之实地，绝不能无视中国的国情。中国之实地和中国之国情，最基本的就是实行的是与三

权分立制截然不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由此出发，无论从实然或应然的角度考察，都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我国检察权的基本属性之一应为法律监督权。

另外，某些学者以检察权不具备司法权特征为由，否认检察权的司法权属性的观点是说不通的。那些主张摒弃检察权具有司法权属性的学者们，立论的主要

依据是检察权不具备司法权的基本特征。他们认为，司法权具有终极性、中立性、独立性、被动性或消极性等特征，只有具备了这几个特征的权力，才能被称之为

司法权。在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的基础上，反证检察权不具备这些特征，从而否

认检察权的司法权属性，并以此作为检察机关定位的理论依据。此种推理论证的重大缺陷在于，他们把司法权简单地等同于审判权，他们所归纳的所谓司法权的特征，实际上只是审判权的特征。从狭义角度理解司法权，把它等同于审判权，归纳概括出这四个特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把它推而广之，认为司法权都要具

备这四个特征，并以此来反证检察权不属司法权，在方法论和逻辑关系上就不正

确了。

综上所述，检察权具有司法权与法律监督权双重属性的观点是在革除了我国现有的检察制度某些不健康的方面，结合我国的政治体制和现有的法律制度而

得出的正确结论。

二、检察制度改革的思路

首先，正确处理依法治国条件下党与检察机关的关系。实现检察改革与政治

发展的良性互动。在改革的实践中，“党政分开”往往注重的是执政党与行政的关系，对司法领域的党政关系则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而对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

设来说，执政党与司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无法回避且必须解决好的重大理论

和实践问题。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领导

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为了实现这一基本方略，应当改善党对司法机关的领

导方式，正确处理党与司法的关系，将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统一到“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中。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是最核心、最重要的是思想路线的领导，支

持、监督司法机关依法履行职责，而不是参与、干预具体案件的处理。这样才能

贯彻宪法规定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才能保证党领导制定的法律

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树立法律的权威。要大胆进行政治体制的革新，把检察

院的地位切实提高到和相对应的政府齐肩的地位上来。检察制度的改革不仅是司

法改革，也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检察院和地方政府都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出来了并且对之负责受之监督，其地位应是完全平等的。这也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府两院”格局的基本要求。

其次，进一步完善检察院人事管理体制。检察机关履行法定职能与内部的行

政管理职能进行分离，建立检察人员分类管理的制度，对各级检察机关的检察官、行政人员、检警、技术性人员、书记员等进行统计并且进行合理性配置解决检察

人员混岗混编的问题。让具有检察员、助检员资格的专门人才从事检察业务工作，这不但解决了办案部门检察官的长期紧缺，也避免了司法资源的浪费。此外，还

要探索建立检察院工作人员的分类管理，每一类工作人员的录用、奖惩、晋升、调动、免职、培训等相对有序独立方式进行。按照其他检察人员的职业特点，与

检察官相区别，进行分类管理。以书记员队伍为例：虽然我国的检察书记员早在解放前各解放区的检察机关中便已出现，但时至今日，我国检察机关却依然未能

形成一部完整的、单独的书记员管理条例，书记员应具备的条件、承担的职责、任务等方面，均缺乏明确的规定。人们只把书记员当成为检察官的跳板，书记员

队伍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书记员队伍建设包括业务建设也难以提高，难以规范

化和制度化[4]。有了科学的分类管理，检察官在书记员以及行政管理者的辅助下

能够更好的提高自身素质和办案效率。

再次，建立健全检察院独立的财政制度。实行中央政府统一财政拨款，最高

检察机关和高级检察机关统一管理、分配各级地方检察机关财政经费的制度。地

方各级检察院的财务，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统一安排，每年作好预算报全国人大批

准，由中央政府统一列支。这样可以为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提供较为充

足的业务经费、装备经费、基础设施与生活条件保障，从而确保检察机关独立行

使检察权。

三、结语

可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改革

法》规范全国的司法改革工作，这部法律可以按照法院、检察院各自的特点，具

体规定各自的人事财政制度，并且以法律授权的方式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内设置一

个司法改革委员会，具体指挥、协调法院系统内部和检察院系统内部的改革工作。

我们应该着眼于整个国家的司法机制的建立健全，站在整体的、全局的高度，从

国家政治体制、权力结构层面上审视，找出制度根源上的弊病并加以解决，从面

建立起一个科学的、符合国情的、富有实效的司法机制，这是首先应该解决的问

题，只有在这样的国家司法制度的整体架构内，中国的司法改革工作才有一个统一基础、指针和方向[5]。

注释

1.陈卫东.我国检察权的反思与重构---以公诉权为核心的分析[J].法学研究.2002.（2）

2.张志铭、孙谦等.检察改革、检察理论与实践专家对话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第11页

3.石少侠.论我国检察权的性质——定位于法律监督权的检察权[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3）

4.李飞.论法律监督权的重新配置与法律监督机制的创新—— 关于突破我国法律监督困境的制度构想.http:///lw/lw_view.asp?no=7094.06-5=30

我国检察制度改革述评篇2

一、文献综述

1. 出口退税的理论依据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探讨出口退税制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邓力平 (1996) 、潘明星 (1997) 、刘怡 (1998) 、马玉瑛 (2000) 都认为出口退税有助于消除重复征税, 保证公平竞争。另外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 (1997) 的研究表明, 出口退税符合传统的税收法理:符合避免双重征税原则, 符合流转税的消费者承担原则, 符合流转税的中性原则。当然也有少数学者对我国出口退税实践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提出了置疑。唐倩 (1996) 认为:出口退税助长出口贸易的低价倾销, 这不仅使出口利润减少, 还遭受其他国家反倾销抵制。

2. 出口退税率的合理确定

我国理论界基本赞同, 出口商品退税率的设置从理论上讲应本着“征多少退多少, 彻底退税”的原则, 但对于实践中应如何设置合理的退税率, 理论界有两种不同意见。邓子基 (1999、2000、2003) 、邓力平 (2000、2001) 为首的一派学者认为, 出口退税率的设置应采取“中性与非中性”相结合的方法, 从而既能使退税率的设置符合出口商品的实际税负, 又可体现出国家的政策意图。王复华 (2001) 认为出口退税应按照国家产业政策与外贸商品结构调整的要求, 有差别、有层次地对不同商品设计不同的退税率, 以体现出口退税的政策导向。

3. 出口退税经济效应的计量

对于出口退税在促进出口、推动国民经济增长方面所带来的经济效应的衡量方面, 理论界采取的方法比较一致, 大多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隆国强 (1998) 通过假设出口退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 与汇率贬值1%所带来的经济效应是一致的, 间接测算出了出口退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对出口总额、GDP增长、国内税收总额的积极作用。陈红伟 (2000) 遵循此思路, 估算出汇率贬值1%所带来的经济效应相当于出口退税率提高0.9 2个百分点, 由此得出了不同的经济效应分析结果。陈平、黄健梅 (2003) 通过引入实际有效汇率的概念, 从理论上阐述了出口退税对出口规模的作用, 所得到的结论是我国出口退税政策通过实际有效汇率对出口赢利产生显著的影响, 从而使得该政策对促进我国的出口增长无论在长期或短期均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通过对本领域文献的研究, 可以看出在对我国出口退税的研究中, 对出口退税的存留问题, 大部分学者都持赞同态度。但是在出口退税率的确定上, 是实行彻底退税还是差别退税, 仍有分歧。从长远的利益看, 应该实行零税率, 理论界赞成这种观点的也较多, 但就我国的现实国情来分析的话, 实行零税率还为时过早, 所以说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更倾向于差别退税。

二、我国出口退税制度存在的问题

经过不断的改革和实践, 我国的出口退税制度已经能够很好地促进我国的外贸发展, 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下面分几方面来分析我国出口退税制度存在的问题:

1. 征、退税脱节, 导致退税不合理

当前由于增值税征收管理不健全, 出口退税与国内征税环节无法实现有效衔接, 征税地与退税地不一致且相互独立运作, 使征税机关与退税机关之间往往缺乏对征税信息的必要沟通, “征归征, 退归退, 征退不见面”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是当前出口退税工作中无法避免的尴尬局面。并且由于我国电子计算机参与税收管理较晚, 全国各地税务部门之间以及与出口退税有关的海关、外汇管理、银行等部门之间没有实现联网, 因而无法对出口退税行为进行多部门综合监控, 以至于利用假出口货物专用发票和伪造税务机关复函来骗税的行为时有发生。

2. 退税办法复杂, 退税效率低下

我国出口退税手续为“两单三票”, 即出口销售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专用税票、海关报关单、外汇核销单。出口企业退税的总体过程可以分为两个环节, 一是企业出口收汇的过程, 即企业收集退税所需凭证的过程;二是企业申请退税取得退税款的过程。由此, 退税的速度也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出口企业取得退税凭证的速度, 二是税务机关审核退税凭证并办理退税的速度。整个过程花费很多时间, 效率低下。

3. 出口退税政策的立法不完善

我国于1994年制定颁发了《出口货物退 (免) 税管理办法》, 对新税制下出口货物增值税和消费税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随后又多次颁布了一系列的通知和规定, 对该办法进行了补充、修改和调整, 但关于出口退税的法律少之又少。据统计, 仅从1994年到2004年, 我国共发布出口退税方面的法规36条, 其中通知有35条, 决定有1条, 上升到法律高度的则几乎没有, 甚至税务机关的行政解释也成为出口退税的重要法律渊源, 导致当前出口退税法律支撑极其薄弱。另外出口退税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 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 出口退税制度经历了多次调整, 作为出口退税制度核心的出口退税率更是调整频繁。

三、政策建议

针对我国出口退税制度存在的上述问题, 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加强法治建设, 切实做到依法退税

(1) 要建立严格的出口退税执法责任制, 明确海关、外汇管理部门、主管征税机关、主管退税机关的责任。

(2) 充分利用“金关”、“金税”工程, 完善出口退税电子信息网络系统, 提高出口退税工作效率和防骗税、反骗税的能力。

(3) 对骗取出口退税的违法犯罪行为, 要有明确、严格的法律界定和处罚依据。

2. 充分利用WTO规则中允许出口退税的条款, 完善出口退税政策

(1) 应积极全面推行零税率, 这样退税额虽然有所增加, 但是符合国际上通行的退税原则, 也有利于外贸出口。

(2) 结合实际制定新的出口退税政策, 扩大退税税种范围。

(3) 运用税收政策支持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出口, 保护稀有资源和紧缺物资。

3. 进一步完善出口货物退税管理办法, 堵塞出口退税漏洞

审判中心诉讼制度下检察工作改革篇3

关键词：以审判为中心庭审实质化检察改革非法证据排除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在这一大背景下，检察机关也必须顺应改革要求，不断提升工作水平，确保办理的案件经得起法律的检验。

一、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

审判中心是我国法律界针对司法实践状况所提出来的术语，是对应侦查中心而使用的。[1]实践中法院审判时过度依赖于侦查活动中取得的案卷笔录，证人、鉴定人不出庭，举证、质证流于形式，导致刑事诉讼活动的侦查中心主义。笔者认为，以审判为中心应从以下几个层面理解：

第一，审判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居于核心地位。审判阶段不能是对侦查、起诉所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审查与核准，而应当由法官独立自主的作出权威判断，做到证据采信、事实认定、判决结果均形成于法庭审判。

第二，庭审的实质化。以审判为中心亦可称为以庭审为中心，要求切实发挥庭审的作用，大力推行主要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完善律师辩护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公诉方和辩护方在庭审中进行平等对抗，当庭对证据进行充分的举证、质证，法官当庭听取控辩双方的辩论后形成自由心证，严格依据证据裁判规则对证据进行采纳或排除，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作出认定。

第三，以审判为中心并非对审前程序的否定，而是对审前程序提出更高要求。审判实质化以后，审判程序成为侦查和起诉程序的试金石，侦查和起诉程序都应参照审判程序中认定事实的标准，只有侦查质量和公诉质量得以提升，审判中心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二、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下检察机关面临的挑战

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的改革，应以法院审判制度的改革为圆心，牵动侦查、起诉程序的改革，检察机关只有充分了解审判中心制度改革将对检察工作带来的影响并积极应对挑战，才能实现此项诉讼制度改革效益的最大化。

（一）检察机关在案件分流中的职能有待加强

为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一些省市已经进行了相关探索。如天津市制定了《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第24条就明确规定了强化人民检察院在促进案件分流中的职能作用。以审判为中心必然加大庭审的工作量，在当前司法资源有限、法院案多人少的情形下，只强调庭审实质化而不考虑实际情况，只会使以审判为中心流于形式。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在案件分流中的作用，使有限的司法资源更多倾斜于犯罪嫌疑人不认罪及重大、复杂的犯罪案件，能够使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得到更好的落实。

（二）庭审实质化对公诉质量提出更高要求

为达到庭审实质化的目标，法院将贯彻直接言词原则、证据裁判规则，并可能实行全案卷宗移送制度改革等举措，律师辩护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也将进一步完善，庭审的对抗性和不确定性增强，这就对公诉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一，证据裁判规则的贯彻对证据审查能力提出挑战。检察机关对于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证据的关联性负有证明责任，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下证据审查标准将更为严格，尤其是证据的合法性审查。随着人权保障等理念的日益深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将得到进一步的贯彻落实，成为被追诉方进行庭审对抗的利器。此外，疑罪从无原则也要求检察机关起诉的案件切实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第二，直接言词原则的贯彻对出庭应变能力提出挑战。直接言词原则意味着法官必须在法庭上亲自听取犯罪嫌疑人、证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陈述，案件事实和证据必须以口头形式向法庭提出，调查须以控辩双方口头辩论、质证的方式进行。[2]随着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深入，直接言词原则将得到贯彻落实。证人、鉴定人的出庭对于查明案件事实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也提高了庭审的不确定性，这就要求公诉人做好充分的应变准备。

（三）对侦查工作的引导和监督有待加强

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质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取得的证据，只有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形成合力才能使起诉的案件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因此，检察机关应更大程度地引导侦查活动，探索新型的检警关系。此外，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更加关注程序正义和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检察机关作为监督机关应当进一步加强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力度，对于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更切实的监督，对于发现的非法证据及时有效的予以排除。

三、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下检察工作的改革建议

（一）深化检察人员司法理念

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下检察工作的改革首先应当着眼于培养检察人员的司法理念，以现代化的司法理念指导检察工作。

1.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刑事诉讼担负着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功能，但是实践中往往重打击犯罪而轻人权保障。赵作海、佘祥林、呼格吉勒图等冤假错案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和人权保障理念缺失、保障机制不健全有关。检察机关应当切实加强监督职能，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不被践踏。

2.控辩平等理念。检察人员代表国家追诉犯罪，面对犯罪嫌疑人容易产生居高临下之感。控辩双方由于占有的司法资源不平衡，又具有天然的不平等性。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力图打破这一不平等性，强调控辩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法官居中裁判。检察人员应当以更加平等的态度看待犯罪嫌疑人，为保障其诉讼权利创造条件。

（二）健全检察机关公诉案件程序分流机制

1.加强不起诉分流工作。第一，严格把关现有的起诉条件。对于不符合起诉条件的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应当依法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杜绝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进入审判程序，充分发挥审查起诉的过滤作用，使有限的审判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同时也能避免检察机关将证据不确实、充分的案件起诉到法院而承担败诉风险。第二，扩大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我国虽然增加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但是附条件不起诉的范围仅仅针对未成年人，过于狭窄。可在条件成熟后适当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范围，对于轻微犯罪的成年犯罪嫌疑人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认为不起诉更符合公共利益的亦可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第三，建立检察机关适用不起诉的保障机制。目前我国检察机关适用不起诉的积极性不高，可通过建立保障机制解决。在主任检察官责任制推行后，可将适用不起诉的决定权交由主任检察官行使，同时在考核评比机制中鼓励适用不起诉。

2.健全检察机关分类公诉制度。根据法律规定，检察院有权向法院提出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除简易程序外，我国还在探索刑事速裁程序。但是由于简易程序的立法存在诸多问题，检察机关对于主动建议适用简易程序也较为谨慎，积极性不高。[3]对此，应当进一步健全分类公诉制度，提高公诉人提出适用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的积极性，为案件的繁简分流，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发挥积极作用。

（三）加强对侦查活动的引导和监督

有学者认为检警关系改革要立足我国实际情况，立足于检察院的宪法地位及其与公安机关的现有关系，变互相牵制的侦诉模式为侦方与诉方互相协作及检察机关引导侦查活动的侦诉模式。一方面检察机关在刑事追诉伊始就参与到侦查机关调查取证活动中，为支持公诉做必要准备。另一方面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工作的引导，健全对侦查机关的法律监督[4]。笔者赞同上述观点，现分述如下：

一方面，检察机关应当加强对侦查活动的引导作用。提前介入侦查机关的调查取证，为调查取证指明方向和重点，确保收集的证据能够达到审判所要求的标准。此外，侦查机关在调查取证中往往重口供而轻客观性证据，但是以口供为中心建立起来的证据链非常薄弱，极易被攻破。检察机关应引导侦查机关以收集客观性证据作为侦查活动的重心，使证据链更稳固。

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应加强对侦查活动的监督作用，尤其是对调查取证合法性以及强制措施合法性的监督。公安机关受破案压力的影响，容易滋生非法取证行为，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时也存在不及时变更、撤销等不规范的问题。检察机关应切实加强对这两方面的监督，这是落实人权保障的应有之义。

（四）切实提高检察人员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的能力

一方面要在庭前进行更加严格的证据审查，确保每一个进入庭审的案件都有稳固的证据链支撑，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在审查起诉的过程中秉持无罪推定的理念，改变以往书面审查案卷笔录的做法，确保每个案件都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被害人、证人，充分、全面的了解案情。改变以往过度依赖口供的传统，将客观性证据作为整个证据链的基础。既重视有罪、罪重证据的收集，也重视无罪、罪轻证据的收集。积极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从一定程度讲真心实意的听取律师意见是检察机关防范冤假错案最低成本、最具效率的途径和方法。[5]通过加强与律师的沟通，能够开辟检察人员看待案件的新视角，更有利于发现真实，查明案情。

另一方面要切实提高支持公诉的能力，提高举证、质证、辩论的能力。公诉人要在开庭之前制定成熟的出庭方案，做好庭前准备工作，对于关键证人、鉴定人出庭可能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情况要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庭审当中辩护律师将对证据链中的薄弱环节展开攻击，公诉人要在开庭前对证据作出评估并对薄弱环节予以强化，要具有灵活应变能力和较强的辩论能力，绝不能仅仅限于机械的宣读起诉书。总之，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能力的提高，还有待于规范的培训以及实战经验的积累。

（五）健全非法证据排除机制

1.健全非法证据的发现机制。检察机关发现非法证据主要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二是检察机关自主发现。笔者认为，除应在立法上将当事人近亲属纳入申请主体，适当降低申请人提供线索的标准外，检察机关在实践中应当畅通发现非法证据的渠道。针对第一种途径，检察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被害人及证人时应明确告知其有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的权利；监所检察部门应畅通犯罪嫌疑人向驻看守所检察人员反映侦查人员非法取证问题的渠道；控告申诉部门应及时受理、移转申请人对侦查人员非法取证行为的举报线索。针对第二种途径，检察机关应提高排除非法证据的警惕性，对于犯罪嫌疑人供述反复或矛盾的情况予以高度重视；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讯问；加强对侦查机关同步录音、录像的审查；健全犯罪嫌疑人人身检查制度。

2.健全非法证据的认定机制。认定非法证据要求健全侦查机关、部门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说明机制以及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的调查机制。检察院在审查案件时，有权要求侦查机关、部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说明。应当进一步细化在检察机关掌握何种情况时有权要求作出说明，以及要求说明的内容。检察机关认为涉案证据可能为非法证据时，有权启动调查程序，但调查的方式、对象以及调查的期间等具体程序细则都有待进一步明确。

3.建立非法证据排除的听证程序。有些学者主张建立健全非法证据排除听证制度，对于事实和证据问题，在辩方提出意见，检察院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在主诉检察官的主持下，侦查人员、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参与下，依法进行不对外公开的听证程序，必要时被害人、证人、鉴定人也可以参加[6]。引入听证程序能够提高非法证据排除的规范性，使排除程序更透明，更有说服力。

注释：

[1]陈光中、步洋洋：《审判中心与相关诉讼制度改革初探》，载《政法论坛》2015年第2期。

[2]樊崇义、张中：《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载《中州学刊》2015年第1期。

[3]苑宁宁：《我国刑事公诉程序分流现状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第2期。

[4]同[2]。

[5]贺珊珊：《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检察应对》，载《中国检察官》2015年第2期。

我国检察制度改革述评篇4

随着法官法、检察官法的修订和我国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实行，我国的法官、检察官选任制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进。但客观地说，我国的法官、检察官选任制度还很不完善，以致于严重地制约和影响着法官、检察官队伍的优化和素质的提高，既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也不利于司法腐败的防治。因此，还需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并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对我国现行的法官、检察官选任制度进行进一步的改革。

一、提高法官、检察官的任职条件

在多数国家，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学历都被限定为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这是因为法官、检察官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作为法律的守护者，必须具备专门的法律知识和独特的思考论证方法，而这只有通过专门的培养和训练才能获得。我国对法官、检察官的任职条件，经历了一个逐步认识、不断提高的过程。建国初期至 1983年人民法院组织法修订前，按照有关领导的观点，充当法官、检察官者应为工农出身，政治面貌清白，具备高小文化者即可。而且由于高等法学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落后，法学本专科毕业生非常有限，因而高中毕业生、复转军人、社会招干进入法院者占了大多数。1983年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增加了“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必须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规定。但由于这一规定比较笼统，加之具备法律专业知识可以通过短期培训获得，而且同时修订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因此自1983年至1995年法官法、检察官法颁布时，我国仍然沿袭过去的做法，把公安司法机关作为安置复转军人的主要场所，以至于在大部分的`法院、检察院，复转军人出身的法官、检察官占了法官、检察官人数的一半以上。从总体上讲，法官、检察官的任职条件和素质并没有太大的提高。

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我国第一部法官法和检察官法对法官和检察官的任职条件作了明确的规定。即：(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二)年满23岁 (三)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四)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良好的品行：(五)身体健康;(六)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工作满2年的，或者获得法律专业学士学位，工作满一年的;获得法律专业硕士学位、法律专业博士学位的，可以不受上述工作年限的限制。由此可见，从 1995年开始，我国法官、检察官任职的学历条件必须达到专科毕业以上。

年6月30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对法官法和检察官法进行修改，提高了法官、检察官任职条件中的学历条件(其他条件未作修改)，从开始，我国法官任职的学历条件必须达到本科毕业以上。同时，修订后的法官法和检察官法规定建立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任何人要获得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资格必须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并且成绩合格，获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由上可见，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加强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我国对法官、检察官的任职条件不断提高，从而使我国法官的整体素质和业务水平有很大的提高，进而为实现司法公正和防治司法腐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我国法官、检察官的任职条件还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和可能。这是因为：第一，我国法官、检察官的任职条件与国外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迄今为止，国外大多数国家都已规定法官、检察官必须是法学本科以上学历，而在我国已加入WTO并已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致力于司法公正和保障人权的情况下，仍规定所有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也可担任法官、检察官，这显然极大地忽略了司法职业的特殊性要求，且与世界潮流不相符合。第二，当前，进行司法改革，实现司法公正，防止司法腐败已成为人民群众的强烈的要求，而要达到这一要求，其根本的途径就是提高法官、检察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以素质促公正、防腐败，因此进一步提高法官、检察官的任职条件已是时代的要

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篇5

建国以后，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企业实行劳保医疗制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这种制度越来越难以解决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障问题，其弊端逐步暴露出来。1994年以来，国务院在取得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要求“三改并举”，同步推进医疗保险、医疗机构和药品流通体制改革。

为切实保障职工基本医疗需求，会议对各地加快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改革工作作出部署。要求各地坚定改革信心和决心，贯彻三个代表思想，加快改革步伐，抓重点城市，落实属地原则，确保完成今年医疗保险90％以上统筹地区启动，覆盖8000万人的工作目标。对经济条件差的地区可以先建立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对无力缴费的困难企业职工也可以采取先参加统筹基金支付范围的基本医疗保险的办法，解决好职工住院和大病医疗问题。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东进在会上说，各地要坚持医疗保险、医疗卫生和药品流通体制改革“三改并举”，进一步强化和完善医疗服务管理。在定点医疗机构的选择上真正建立竞争准入机制，不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一律不作为定点，要尽可能将符合条件的企事业单位的门诊部、卫生所和医务室等内部医疗机构和城镇社区机构纳入定点范围，逐步放宽参保职工选择定点医疗机构的限制，促进医疗机构之间公平合理的竞争。定点医疗机构必须按基本医疗保险规定，为参保职工提供必要的基本医疗保险用药、诊疗等医疗服务，合理施治，规范服务，降低医疗服务成本，提高服务质量，保证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患者不必要的费用支出和负担。要建立定点医疗机构“退出”机制，病人不满意、服务不规范的医疗机构要坚决取消定点资格。

会议还指出，要探索建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妥善解决有关人员的医疗待遇。落实公务员医疗补助办法，实施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有条件的企业还可以建立企业补充医疗保险，以满足不同人群对医疗保险的不同需求。切实保障离休干部的医疗待遇，保证经费专款专用和资金使用效率。同时，积极探索社会医疗救助途径和办法，妥善解决特困人群有关医疗问题。

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现状与发展

一、我国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评估

(一)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体系框架基本形成目前，我国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基本上实现了体制转轨和机制转轨。在体制上，完成了从原来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的福利型向社会医疗保险型的转轨，同时，在新制度下，实行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费用分担、医疗服务竞争、费用控制以及社会化管理等新的运行机制。在制度层面上，初步形成了以基本医疗

保险为主体，以多种形式的补充医疗保险(如商业健康保险、公务员补充医疗保险等)为补充，以社会医疗救助为底线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基本框架。

(二)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迅速扩大，基金运行良好

三)推动了医疗服务领域的竞争和健康发展

由于政府鼓励在医疗卫生领域开展竞争，一些有实力的民间经济力量开始介入，民营医疗机构不断涌现，卫生机构从1992年的204787个增加到2003年的291 323个，其中民营机构从1992年的8 225个增加到2003年的14932个。医生数量以及床位数量都比以前有了明显的增长，使广大城镇居民在看病时有了更多的选择。

(四)初步抑制了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

基本医疗保险用药范围、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范围和支付标准，以及基本医疗保险费用结算办法等管理措施加强了对医疗服务供方的约束，促使其提供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服务。另外，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不断完善，也促进了参保人员的就医方式和医疗消费观的转变。据统计，1990年—1998年卫生系统综合医院人均门诊和住院费用年增长率分别为25.0%和23.7%，2001年分别降低为9%和5%。近几年的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的增长平均分别约为13%和11%，说明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一系列措施初步抑制了医疗费用不合理的增长。

二、我国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面临的挑战

(一)社会医疗保险覆盖人群有限，相当数量的社会成员没有社会医疗保险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所有制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人员越来越多，非公有制单位的劳动者已经成为主要从业人群。如果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覆盖面仍仅限于城镇职工的范围，显然是不合适的，对绝大多数公民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没有到位，医、保、患三方关系尚未理顺

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是关系到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医疗卫生体制包括医疗机构的补偿机制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政府对国有医院的补偿规模逐渐降低，医院以经营收入为主，追求经济效益成为医院的经营动机。在我国，控制医院过度追求利润一直是个难题。

药品的生产和流通领域也存在一些问题，普遍的现象是药品虚高定价，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利益。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除了要面对人口老龄化和医疗技术提高

等正常原因带来的费用压力外，还要承受由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滞后所带来的考验。

(三)政府对卫生资源投入少，资源配置不合理

三、我国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发展对策

(一)强化政府在社会医疗保障中的职责

政府需要通过建立社会医疗保险来保障国民的基本医疗需求，提高国民的整体健康水平。社会医疗保险属于政府行为，政府是保险计划的承办者，政府在社会医疗保险实施过程中承担着相应的责任以体现医疗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和可及性，解决社会弱势群体的医疗保障问题是政府应该承担的重要职责。

我国会计制度改革不足与完善篇6

[关键词] 会计制度；改革；不足；对策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在会计领域迈出了改革的步伐。会计改革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广泛的范畴，它包括会计制度的改革、会计手段的改革、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会计教育的改革以及会计观念的变革等，其中会计制度改革是会计改革的实质和核心，它不仅是会计改革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而且反映着会计改革成效的优劣。

一、我国会计制度改革的不足

（一）行业会计制度的具体行为规范不适应企业改革的要求

1.不能适应企业经营多元化发展的要求。随着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善和风险机制的日益形成，多元化经营将成为企业经营的必然趋势和战略选择。多元化经营必然使企业涉足于各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经营业务，而执行现行会计规范要求企业对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经营业务分别设置账户，并采用不同的会计程序与方法进行会计处理，这不仅增加了多元化经营企业会计核算的工作量，影响核算效率和质量，而且难以保持口径一致与反映综合的财务会计信息。

2.不利于会计信息的行业比较和分析。执行行业会计制度，使得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会计处理所依据的原则、程序、方法各不相同，这就必然导致会计信息在行业、企业之间失去可比性，不便于投资主体对潜在投资对象的比较、分析和选择，最终不利于资金的合理流向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3.不便于投资主体对企业实施有效的财务监督。企业各投资主体对企业实施财务监督的主要依据是财务会计信息。然而，一方面各投资主体出于增加投资收益、回避投资风险的考虑，会不断的改变投资对象，使资金经常性地从一个行业转向另一个行业，或同时分布于若干不同行业；另一方面不同行业又执行不同的财务会计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主体要实施财务监督就必需熟悉不同行业的会计处理原则、程序和方法，这无疑加大了财务监督的难度，影响财务监督效率。

（二）现行会计制度在构成上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

完整性和系统性是现代会计制度应具备的基本特征。所谓“完整性”是指会计制度应包括和覆盖全部会计实务，使每一会计行为，每一会计事项都有相应的制度予以规范；所谓“系统性”是指现代会计制度应是在会计目标统一约束下，由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多分支、分层次的会计制度构成的有机体系。然而，我国现行的会计制度基本上是围绕企业常规会计事项由国家统一制定，在构成上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1.一些现代会计分支尚未纳入会计规范体系。近年来，随着会计领域的改革开放以及会计理论研究的深化，一些新的会计分支，如人力资源会计、质量成本会计、物价变动会计、金融工具会计等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然而，有关这些会计分支，我国目前尚无具体的制度或准则规范，使得现行会计规范在内容上残缺不全，尽管一些企业认识到需要通过会计系统确认和计量人力资源的耗费，需要核算与报告物价变动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的影响，也需要核算和报告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及其对股东权益的影响等等。但由于缺乏这方面的准则、制度，使得企业会计人员力不从心，或只能按各自的需要作出不规范的会计处理。

2.许多企业缺乏健全、完善的内部核算制度。完善的会计规范体系不仅包括国家统一制定的各个层次的会计规范，而且还包括企业根据其经营特点和管理要求制定的内部核算制度和办法、会计核算的基础管理制度与办法、成本核算制度与办法、内部财务成本的分析考核制度及办法等。然而，目前许多企业只执行统一层次的会计规范，而无完善的内部核算制度与办法，不但损害了会计制度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而且往往导致企业成本不实、账目不清、数据不真。

（三）会计制度改革的国际化进程缓慢

《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会计在国际化进程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但其进展不尽人意。现行会计规范在许多方面与国际会计准则尚未协调，甚至差异较大。例如有关固定资产折旧、存货计价等会计方法，国际会计准则规定在保持一致性的前提下，企业可以自行选择，而在我国的会计准则和制度中，有关这些方法的选择作了较严格的限制，因此，一些在国外被广泛使用的会计程序和方法，在我国尚未应用或受到严格限制。

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使得我国的会计信息缺乏国际可比性，不能充分发挥其“国际性商业语言”的功能，这正如我国的涉外企业需要按照我国会计准则与上市地或子公司所在地会计准则编制两套口径不同的会计报表，并分别由不同国别的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这充分表明，由于会计规范的差异，一方面使我国涉外企业的会计工作量增大，会计信息成本上升，不利于这些企业的国际性竞争，另一方面有碍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国际化发展和企业经营的国际化拓展。

（四）现行会计规范的协调性差

在我国，自《企业会计准则》出台后，分行业、分所有制颁布了一系列会计制度，对相关事项的核算与报告作了许多规定。如《公司法》第六章对公司制企业的财务会计作了一系列规定，《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第三章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编制和披露作了若干规定。这些规定从基本面看，与会计制度的规定是一致的，但也存在诸多不协调的方面。以报表种类的设置为例，工商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应编制的财务报表主要是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财务状况变动表、利润分配表和主营业务收支明细表（商品销售利润明细表），而《公司法》规定企业除编制几个基本财务报表外，还应编制财务情况说明斗书，对主营业务收支明细表（商品销售利润明细表）则没有明确要求。新近出台的假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变则规定企业须编制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股东权益增减变动表、应交增值税明细表、利润分配表以及分部营业利润和资产表等。由于相关法律规定不一致，导致企业会计人员在实务操作中无所适从。比如一个从事产品制造的股份有限公司，是应执行《工业企业会计制度》还是按《公司法》规定处理，是无从明确的，结果可能导致同一类型企业按照不同的规定进行处理，损害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我国检察制度改革述评篇7

1．高校教师工资太低与社会对人才需求的提高之间的矛盾，致使教师流失严重

1993年高校教师工资中的津贴制定是力图将老师的实际收入同其工作数量、工作质量直接挂钩，贯彻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原则 (陈建国，2006) 。高校教师的工资纵向比是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与同学历、同职务的其他行业从业人员横向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一方面，随着医疗、住房等福利制度的改革，高校教师生存压力非常大，对物质利益的需求也愈发地迫切。另一方面，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社会对人才、对知识的需求愈发迫切，高校及教师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高校教师无疑成为各用人单位青睐的对象。1997、1998年全国调离教师岗位的人数分别为6776、6838人 (杨震，2003) 。在内在压力和外在引力的交织下，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2．我国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发展的需要

1999年，我国作出了深化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决定。主要涉及职务聘任制和分配制度两个方面，并以分配制度为突破口。在用人制度上，合同聘任、按岗定编、按岗聘任等一系列观念逐渐得到广大教师的认可。在分配制度上，从过去的按劳分配到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逐步形成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分配政策。为高校实施教师岗位津贴制度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刘婉华，袁汝梅，张岩峰，2004) 。

3．国家财力的支持和高校招生收费制度的建立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机遇为高等学校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和动力，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得到国家的资金支持，1999年率先实施了岗位津贴制度。高校招生收费制度的实施为分配制度的创新提供了经济基础 (杨震，2003) 。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对高校提出了新的要求 (王莉，2005) 。还有的学者认为收入分配理论的不断发展，为津贴分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魏捷，2003) 。

二、高校教师职业价值的研究

1．教师人力资本价值

高校教师作为智力高度密集行业，其从业人员的平均学历之高、学识之渊，是很少有行业能与之匹敌的。因此，要想成为高校教师，必须付出大量的人力资本投资 (叶澜，2006) 。

2．高校教师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

高校教师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期相对较长，收益相对比较稳定，一旦形成某一专门领域的系统积累，新知识方面的人力资本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超边际收益 (杨燕绥，2004) 。

3．高校教师劳动对象的价值

高校教师的劳动是能够创造价值的、具有创造性的、复杂脑力劳动 (魏捷，2003) 。这种职业劳动中最为关键的贡献在于有效知识的识别与整合和系统知识的转移，因此，高校教师职业特征是有效知识的识别和重构。他们主要从事精神产品生产，工作具有很强的创新性 (杨燕绥，2004) 。

4．高校教师劳动的价值体现

高校教师的劳动形式以科学劳动和管理劳动为主，最终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学生质量的改进或提高”和“科研成果”上，由于这两项指标都很难以直接定量地测量，因此，教师的劳动成果很难衡量，劳动过程难以监控 (可宗莉，2007) 。其效益因教育的延时性和科学研究价值而难于直观体现;因而简单地将高校教师的收入与他们的劳动量或劳动过程挂钩是不够全面的，也是困难的 (陈建国，2006) 。

三、高校教师津贴影响因素及实施模式、实施效果与存在问题的研究

关于高校教师津贴影响因素，吕航 (2003) 认为，业绩因素和职级因素是高校教师津贴收入结构的两大构成要素。职级因素对岗位津贴的影响高于工作业绩。这符合岗位聘任制度的设计原则。邢志杰 (2006) 认为科研业绩是影响教师岗位聘任的重要因素，符合研究型大学的组织特征和发展需要。但是，教学工作如何在研究型大学薪酬设计中得以体现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2003年底，教育部人事司“高等学校收入分配情况及改革基本思路”课题组对全国99所高校教职工收入情况进行了系统的问卷调查，并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十一所大学为样本，对岗位津贴的实施效果进行了研究。

高校津贴实施模式分为:一是分类分级设置岗位 (清华大学岗位津贴模式) ，即把教学、科研、管理岗位放在一起设置。二是按工作性质设置岗位 (合肥工业大学岗位津贴模式) 。如教学科研系列、党政管理系列、工人系列等。三是岗位津贴+业绩津贴型 (南京师范大学津贴模式) 。四是业绩津贴型 (北京师范大学岗位津贴模式) (王开新，2006) 。五是根据工作岗位重要性津贴模式 (河海大学岗位津贴模式) (庄娱乐，2005) 。

教师岗位津贴制度的实施，体现了知识的价值，教师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教师的积极性得到了提高，教师队伍得到了优化，竞争力得到了增强，学校的科研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教师岗位津贴制度的实施还促进了高校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及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从而更加有利于学校的教育改革和发展 (刘婉华，2004) 。

同时，有的学者指出，岗位津贴制度与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相违背。岗位津贴激励出的多数是短、平、快的教学科研成果。分配制度与考核制度过于紧密，不利于大成果的形成。进而不可能形成强力团队，产出实质性的成果的概率大大降低 (刘宇空，2004) 。薪酬制度强调坚守着效率至上的原则，这与高校的学术性是相违背的，势必与学术目标相冲突 (李碧虹，2006) 。绩效工资制度在高校组织文化中强化了重短期效益的功利价值标准，淡化了人文价值倾向。鼓励教师多出个人的教学科研成果，却忽视了教师团队的合作，不利于教师梯队的成长 (孙星，2006) 。从组织的角度，绩效工资制度导致高校组织结构和管理过程的复杂化。增加了学校组织成员的工作量，增加了学校各部门和教职工之间的矛盾 (刘慧珍，2005) 。

纵观上述文献，现有研究对高校津贴制度进行了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探索，对影响津贴分配因素的实证研究为如何确定津贴奠定了基础。但是，现有研究存在重复性研究的现象严重;研究范围“大而全”;缺乏严谨而规范的数理分析及深层次的探讨和研究。

四、深化高校教师津贴制度研究的对策和建议

1．加强高校教师津贴制度研究的方法创新

应该借鉴国际主流经济学和管理学等研究范式，通过规范的数理分析和实证分析，对高校教师津贴中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其中的规律性，以推动高校津贴制度的改革。

2．加强高校教师津贴制度研究的问题创新

一方面，可以结合学者自身的研究兴趣和研究能力，选择一个较小的问题，对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以便真正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出新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新的研究方法，对已经有的研究中所提出的思想性内容，进行严密的论证，从而对思想性论点的一般性给出符合主流学术规范的说明。

3．加强交叉学科和方法的整合创新

高校教师津贴制度，从学科的角度，涉及经济学、管理学、哲学和社会学等多种学科;如果从某一学科的角度，也涉及学科内部的多种方法的应用。如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既有传统的文字描述，也包括主流的数理分析、案例分析和计量分析等方法的应用。所以，对教师津贴制度的研究应该从两个方面，加强整合创新:一方面，综合关联学科，加强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另一方面，综合单一学科的多种方法，加强主流研究方法在高校教师制度研究中的应用。比如，可以利用制度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等管理学理论，研究其内在机理，进行深入分析，并通过案例分析等实证手段，从而使高校津贴制度研究具有较强的应用性。

参考文献

[1]陈建国.我国高校个人分配问题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 2006:29.

[2]王莉.高校劳动工资分配制度改革探析[J].江苏高教, 2005, (5) :93.

[3]叶澜, 白益民, 陶志琼, 等.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新探[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6:10.

[4]魏捷.高等学校津贴分配改革研究[D].北京师范大学, 2003:38.

[5]可宗莉.高校教师岗位津贴薪酬制度实施相关问题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 2007:37.

我国检察制度改革述评篇8

关键词：主任检察官；司法独立；现实困境

一、中国主任检察官制度的现实困境

主任检察官制度是指根据办案需要建立办案小组，由一名检察官担任小组领导，由其他检察官和行政辅助人员担任组员，以办案小组的形式开展检察工作。其中的小组领导就是主任检察官，其要在检察长及检委会的领导下，在其授权范围内的依法独立行使决定权并承担办案责任。目前主任检察官制度的试点改革中存在多个现实困境，亟待解决。

1.“办案权”、“决定权”分离。在我国主任检察官制度中，赋予主任检察官绝对的领导权，具体包含办案指导权、组织案件讨论权、案件决定权。其中，案件决定权的授予初衷是提高司法效率，作为办案组的领导人对案件有最终的定夺权。但是，对于案件的承办法官来说，这无疑是存在冲突的。当主任检察官与承办法官在认定事实和法律适用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时，享有案件承办权的检察官应当听取主任检察官的意见，这种办案权和定案权分离是对承办检察官定案权的剥夺，将承办法官异化为主任检察官的助理，违背检察独立原则。该种做法与以前的部门负责人定案在实质上无异，并没有实质进步。

2.权责利不匹配。主任检察官制度的核心是主任检察官，其作为制度的实施者，对于制度的良好运作有积极推动作用。主任检察官作为办案组的领导人，享有很大的权力，需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其风险系数很高。目前的司法困境是主任检察官未享有对应的物质保障，不健全的工资保障不利于提高工作积极性，甚至会出现精英人才的流失。长此以往，主任检察官可能会为降低自身风险，将原可自己定案的案件上交检委会讨论决定，降低司法效率。

3.缺乏法律授权。主任检察官采取的是办案组的形式，但是，《宪法》、《刑事诉讼法》、《检察官法》、《人民检察官组织法》都未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将改该办案组织形式明确落实，在法律层面缺乏先天认可。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主任制的法律地位缺乏法律确认，随意性较大且缺乏保障措施；二是主任检察官的法律地位缺乏法律确认，法律规定滞后，对试点后的推广乃至全国适用无疑也增加难度。

二、司法体制改革语境下的主任检察官制度的价值目标

在新一轮的司法体制改革大背景下，检察官的办案形式要紧跟司法改革潮流，理顺主任检察官一体化和独立性的关系，真正有效的去行政化。主任检察官制度的价值目标概括为：

1.减少行政化色彩。一方面，检察官不欲论为次等“侏儒法官”，另一方面，亦不愿成为高级“司法警察”，理论上，亦称检察官“半人半兽”、“特洛伊木马”以形容其权属定位的尴尬处境。龙宗旨教授曾经形容检察机关“生于司法，却无往不在行政之中。”[1]传统的三级审批制行政化色彩浓厚，难以实现司法独立。在主任检察官制度下，主任检察官由检察长直接领导，主任检察官的大部分事项均可独立作出决定，弱化了行政化色彩，减少传统行政干预，避免受外界干扰，保证司法公正。

2.提高司法效率。传统的三级审批制，审批环节冗杂、办案周期长。主任检察官制度作为新型的办案形式，优化内设机构，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对于办案的质量和数量的提高都有积极作用。主任检察官享有较大的自主权，缩短形式化的审批过程，放权限权，一张一弛。简言之，对于简单案件，直接放权于主任检察官，提高办案效率；对于相对复杂的案件，需提请检察长决定或者检委会讨论，予以限权。通过各个试点检察官的反馈数据，不难发现改革之后的办案效率有了明显提升。[2]司法效率的提高对于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都有深刻意义。

3.检察官队伍职业化、专业化。主任检察官的选拔有严格的标准，有利于构建专业化、职业化的检察官队伍。主任检察官作为办案组内的领导人，拥有较大的权力，承担更多的责任。建立严格的主任检察官选任和遴选机制才能保证选拔出的检察官达到人才选用的标准。同时，专业化的人才储备也促进主任检察官队伍的可持续性发展。相比之下，传统模式下的检察人员进行进行检察工作，受制于业务部门负责人和检察长的双重制约，检察官产生依赖性，不利于提高检察官的工作积极性的提高，办案一线的检察队伍缺乏活力，司法质量难以保证。

三、我国主任检察官制度的优化路径

通过实践探索，不难发现主任检察官制度的完善路径，要在契合司法改革的趋势、立足司法实务、结合工作实际的基础上，整合已有的探索经验，在制度上进行规范。细言之，有以下几个方面：

1.规范检察权的运行机制。为保障办案组内各成员、检察长各司其职，避免越权、缺位现象的发生，应当明确各自职权范围。首先，实现检察长领导下的扁平化管理，两级审批逐步替代三级审批。其次，优化审批程序，规范主任检察官的审批权能。科学的权力配置、规范的程序制约能够保障主任检察官制度的合理运行。再次，在具体案件中，赋予作为案件承办人的普通检察官独立的案件决定权。最后，检察官机关根内部根据各部门特点，建立不同的办案组织，例如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应当赋予主任检察官更多的权力，提高高效办案效率和质量。

2.健全履职保障机制和监督制约机制。为保障主任检察官权利的行使，需健全检察官履职保障机制，并提高主任检察官的待遇，消除其后顾之忧，提供良好的职业前景。

一是对检察队伍进行分类管理，行政序列和司法序列并行，在晋升模式和管理模式上采用不同方式。司法序列内，检察长下设置多层级职务级别，保证优秀检察官由较大的晋升空间，并获得对应行政职务级别的工资待遇，这对于传承公诉经验、稳定公诉队伍有显著意义。大陆法系的德国将检察官职级分为检察长、主任检察官、检察官、事务检察官。[3]二是建立主任检察官的履职保障机制，例如，上海浦东区法院规定，主任检察官履职免受追究，[4]不得任意免职。三是对主任检察官办理的案件进行监督和管理，确保其高质量完成检察工作，例如上海浦东检察院建立主任检察官执法档案，记明其奖励和惩罚；建立办案督导制，对办理的案件进行考核。

3.确认主任检察官在法律上的地位。主任检察官制度作为科学的新型办案组织，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制度体系，也是先进办案方式的体现。实践中，主任检察官制度在试点中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所以，在理论层面和司法实务层面兼备合理性。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已修订四年，实施成效良好，修改《检察官组织法》和《检察官法》呼之欲出，主任检察官制度应该纳入此次修法内容，在法律层面确认主任检察官的地位，规范主任检察官制度运行的统一模式、完善相关权利、责任的配套设施，为主任检察官制度的实施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四、结语

随着新一轮司法改革的继续深化，必须坚持法治观念，遵循司法规律，推进司法独立。建立去行政化、专业化、精英化的办案组织成为关乎改革成败的关键点，主任检察官制度作为一项新型的科学的办案组织，赋予了主任检察官较大的案件判断权、决定权，旨在发挥主任检察官本身的功能和价值，促进检察权的优化配置，合乎司法独立的趋势。但是，受制于我国国情，主任检察官在制度设计和司法实务中存在诸多问题，理顺检察一体和检察独立的关系，排除外界干预，依法履职是主任检察官制度良好运作的核心之处。本文指出主任检察官制度的现实困境、司法体制改革语境下的主任检察官制度的价值目标、并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指明主任检察官制度优化的方向，以期为推进主任检察官制度的改革尽一点绵薄之力。

注释：

[1]龙宗旨：《检察机关办案方式的适度司法化改革》，载《法学研究》2013 年第 1 期。

[2]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为例，2012 年该院刑检部门共批捕 3561 件 5074 人，同比上升 28.3%；提起公诉 5727 件 8052 人，同比上升 65.3%，均为历史最高，占上海市检察系统刑事案件的五分之一。

[3]黄娟华、吴起江：《主任检察官制度-以基层检察院的实际情况为切入点》，载《法制与社会》2014 年第 5期。

[4]蔡雅奇：《主任检察官改革探索调查》，载《人民检察》2013 年第 14期。

参考文献：

[1]万毅.主任检察官制度改革质评[J]甘肃社会科学，2014（4）：167

[2]张栋. 主任检察官制度改革应理顺“一体化”与“独立性”之关系[J]. 法学，2014，05：146-154.

[3]蔡雅奇.主任检察官制改革探索调查[J].人民检察.2013（14）.

[4]陈旭. 建立主任检察官制度的构想[J]. 法学，2014，02：155-160.

[5]最高人民检察院2013年重点课题组，谢佑平，潘祖全. 主任检察官制度研究[J]. 中国法学，2015，01：67-83.

[6]谢佑平，潘祖全. 主任检察官制度的探索与展望——以上海闵行区人民检察院试点探索为例[J]. 法学评论，2014，02：191-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