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舆情案例分析（精选8篇）
‚翻案风‛成为舆论关注焦点
新闻背景：李昌奎案二审改判死缓后，媒体关注到各地近年掀起‚死缓翻案风‛。网曝云南男子赛锐27刀砍死女友判死缓。而桂林人梁勇杀害自己妻子并肢解水煮其尸，又被改判死缓。‚翻案风‛使受害者和网民愤怒。对传统国人而言，‚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少杀慎杀‛匪夷所思。
编者注：随着‚翻案风‛的不断刮起，舆论的作用凸显，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判决和裁决，网友在广西杀妻碎尸案凶手改判死缓表示了极度的不满，他们认为案件的改判难以服众，恶性杀人碎尸案不判死刑难免以后出现类似更多案件，同时对案件背后的黑箱操作表示愤怒，不公平的现象日益突出，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受到挑衅。
一、舆论认为将案件罪犯改为死缓难以服众，缺失陪审团的法官不能正在了解民意
法律是为百姓谋福，为了百姓的幸福而起草的，然而法官的判决却不能服众，引起舆论的反感和质疑。‚怎么说呢，如果你有拿的出手的证据，证明确实可以缓刑，其实大家也不会那么激动，可现在是你们找的借口太牵强了，让大家接受不了‛、‚光有法官组成的队伍是不够的，因为你缺少民间陪审团，所以你很可能不是符合民意的。你们关起门来自搞一套，和外面的世界隔开，不懂当前民意，这就是你们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杀人不偿命，有违天意!‛、‚此人不杀,天理难容!‛
二、质疑司法背后的‚公正‛是钱权交易，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受到挑衅
网友对三年后死刑改死缓给予了极大的质疑，强烈建议彻查此事，将案件背后的钱权交易公之于众。‚.让凶手杀了法官的家人，就知道应该怎么判了‛、‚愤怒地问一句：为什么二审死刑后近3年都不枪毙？‛、‚在等什么？贿赂吗？收了贿赂后替死囚找其他案的线索，然后说是死囚提供的，促成死囚的‚被立功‛，为其开脱？？‛、‚并不是公民们都惨忍，而是公众们不相信我们的司法是独立的。更多的公民相信我们的司法机关和犯人有权钱交易‛、‚问题是，死缓也就等于几年有期徒刑，过几年有钱收了，收了就放了‛
三、网友认为不公平现像突出，百姓犯罪被重罚，‚有背景‛的人则轻罚
自古以来，‚朝里有人好做官‛，有‚背景‛的人总是能通过各种途径减轻自己的犯罪罪过，不公平现象突出，引发百姓的声声叹息。‚前段时间有个什么奸杀警花的案子，三个罪犯早给毙了。杀警察一回可以枪毙三个，杀普通公民就可以不判决死刑，这才是法律真正存在的问题‛、‚假如杀的是省长，你说能死缓吗？？‛、‚法律早就成了某些机关敲诈勒索的工具了，民有冤难审，有苦难诉。还有难道法律是由法官来起草的么‛、‚谁来维护法律的尊严！！法官枉法谁来治？‛
四、笔者点评
民意的表达是必然的，围观到一定程度时，会逐渐地理性起来，这是良性的过程，只有一个不独立的司法体制给了民众以提出翻案、质疑法律裁判的空间，如若希望案件能在最后定夺而不被重审等就得服众，只有堵住了悠悠之口才能风平浪静，随着舆论引导判决，舆论引导裁决的案例不断出现，各部门裸露在日光之下，管理更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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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舆情,成因剖析,社会治理创新
一、当前社会舆情新的特征和态势
( 一) 社会主流舆情释放了源源不绝的正能量
网络媒介在科技日益发展的今天,它的意见领袖作用更是不可小觑,网络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为推动社会进步释放了源源不绝的正能量。第一,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涉及国家利益及民族尊严的突发、重大事件期间,主流媒体能提供及时的服务、广泛的数据、快速的更新,满足公众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真相的需求,为政府部门提供重要的信息资源和参考数据。第二,在重大国际赛事和突发事件的报道中,网络媒介通过议程设置,将中国立场寓于客观报道中,润物无声地传递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发出中国声音,向世界呈现积极进取的中国形象,让公众真切感受到网络正能量的精神震撼和现实意义。第三,网络媒介通过小窗口或者是重点区域的划分来引导公众关注社会议题,点评不良围观现象,在互动中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媒介在这里不但具备了舆论引导功能,而且重新设置传媒议程,引导公众议程[1]。
( 二) 新媒体传播和网民围观成为舆情热点的重要表达形式
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出现打破了以往报纸、广播、电视“三分天下”的传统媒体格局,成为现有媒体格局中最为强势的媒体。新媒体为所有人打开了大门,“人人都是通讯社、个个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已经到来。新媒体提供了多样化审视视角和展示平台,拓展了民意快速传达的通道,打破了传统传媒的信息垄断,使信息传递和交流更加自由、快捷,更加多样化、个性化,社会舆情信息随时随地互动传播,并日渐成为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政府治国理政、了解社情民意的新平台,已成为舆情热点的重要表达形式。
( 三) 网络舆情成为人们分析和预测社会舆情走向的重要参数
网络舆情是通过互联网表达和传播的各种不同情绪、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 32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5. 2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6. 9% 。各项网络应用深刻改变网民生活。网民规模持续增长,推动网民生活迈向全面“网络化”[2]。网络评论、论坛跟帖、博客、QQ、微博、微信等网络新媒体迅速崛起,正在深刻影响和改变着卷入其中的每一个中国人和这个社会。网民可以自由选择空间和平台来发表言论,形成网上舆论热点,对政府决策、现实生态产生影响,已成为社会新闻事件传播和推动的主力。伴随着我国网民数量的增加,网络舆情呈现规模效应和共振结果,网络舆情与现实社会舆情逐渐走向趋同,已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人们分析和预测社会舆情走向的重要参数。
( 四) “依法治国”正成为当下舆论最强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法治建设发表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了人民群众对法治中国建设的关注和期待。201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将主题定为“依法治国”,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总目标。依法治国,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第一次深镌在党的中央全会的历史坐标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加强法制建设的专门决定,它不仅凝聚了全党智慧,还体现人民意志,为法制建设做出了重大部署,引起社会各界对于“依法治国”的热烈关注与讨论,“依法治国”成为2014年名列前茅的“年度热词”,成为当下舆论最强音。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年度热词是一种公众的情绪表达,是一种老百姓对生活期望值的一种期盼。时代呼唤依法治国,群众期盼依法治国。舆论的关注,传递出人民群众对推进“依法治国”和重塑中国社会政治新生态的共同期待。
( 五) 反腐败引发舆论高度关注,网民纷纷点赞
2014年,不断深入的反腐败斗争震撼人心。根据中青舆情监测室2014年6月“中青月度舆情指数”,6月反腐风暴强劲,舆论关注度热过世界杯。纵观榜单,与反腐有关的事件就占到7条。特别是6名省部级以上“老虎”落马,让6月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打掉“老虎”数量最多的一个月,是不折不扣的“反腐月”。中央纪委一连串的组合拳,让舆论又一次为反腐鼓掌[3]。
而2014年最受关注的案件,莫过于苏荣、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四个“大老虎”的落马。四个曾经身居高位的人物因为违纪而被查处,凸显了中央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充分阐释了“法无例外”。围绕中纪委查出周永康违法违纪问题,2014年7月30日、7月31日和8月1日,《人民日报》的系列评论: 《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深得人心》《党纪国法不容违逆》,引发舆论高度关注。反腐败,已经发挥了强大的政治凝聚作用,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老虎苍蝇一起打,深得党心民心,世界瞩目反响巨大。通过反腐为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清除“毒瘤”,网上叫好声一片,网民纷纷点赞。
( 六) 对民生服务和社会事业问题的关注度更加强烈,舆情热点频发
近年来,农副产品、房价的持续上涨成为老百姓关心的热点话题,此外,食品安全、收入分配、就业问题、医患关系、官民关系、教育改革问题、社会保障制度、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集聚了众多的利益诉求,社会关注度高,导致舆情能量聚集,热点话题此起彼伏,演绎出一个又一个舆情热点事件。这些问题严重挑战了社会公平与正义,进一步加剧阶层固化,导致社会活力不足,社会凝聚力涣散。百姓用“倒逼”的方式表达了调整社会利益格局的渴望,舆情的发展态势体现了百姓对深化体制改革方向的时代呼声、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及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
二、社会舆情热点的成因剖析
( 一)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互动融合是社会主流舆情热点形成的重要原因
互联网的普及带来信息爆炸、网民骤增,微博、微信时代的来临,更带来海量的信息发布。新媒体以及时性、移动性和互动性的优势,几乎做到了同时同步报道,网络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在新形势下新的传播格局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传统媒体以其专业性、权威性优势,深入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从国家的需要、公众的需要以及政治运作的需要出发,直面转型难题,通过议程设置,响亮发声,阐明政策,解疑释惑,化解矛盾,理顺情绪,成为社会舆论的引领者。新媒体互动先行,传统媒体每个阶段以话题设置引领,多形式传统报道跟进,多终端平台集成呈现。在近年来的社会舆情热点事件中,有些是直接由传统媒体最先报道,继而引发网络热议的事件,但更多的是源于网络的言论或爆料,在传统媒体介入后上升为社会焦点。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正是通过广泛的沟通、融合,通过相互呼应和功能互补所产生的巨大传播效果,对社会舆情热点的形成及舆情走向产生强有力的推动作用[4]。
( 二) 政务微博和政务微信成为社会舆情热点的重要推动力量
迅猛发展的微博、微信已成为民意的集散地和舆论的放大器,无论是微博上火热的围观,还是微信圈飞舞的谣言,都给政府相关部门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截至2014年10月底,全国政务微博超过25万个,政务微信数量突破1. 3万个1,政务“双微”担负着壮大舆论宣传新阵地、塑造阳光型服务型新政府等重要使命。政务“双微”在新的舆论场中主动出击,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第一时间发起话题,不断推送权威信息,增强主流声音,是信息滚动报道的主渠道、新闻发布的“主战场”,已成为社会舆情热点的重要推动力量。
( 三) 少数官员执政理念的缺失和对民众利益的漠视成为舆情热点的导火索
在新常态下,各级政府的工作作风和官员的道德素质备受公众的关注。在突发事件和敏感问题上缺席、失语、妄语,使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大减。在危机来临时,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急于从舆情旋涡抽身,常常慌不择路、急不择言、临阵失语; 或顾忌地方政府形象的心理压力等因素,避重就轻,保持沉默; 或官方解释不够、语焉不详、遮遮掩掩、敷衍搪塞,信息公开不及时,跌入了回应困惑中; 或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不作为,对基层群众的呼声麻木不仁,遇到具体问题时更多的是束手无策、无计可施; 或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却迟迟不肯主动发布权威的科学信息,坐看事态的变化,导致公众的知情权难以得到充分保护。基层少数官员执政理念的缺失和对民众利益的漠视,与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形成强烈的反差,常常引起公众强烈的反感和鄙夷,成为舆情热点的导火索。
三、创新社会治理机制,提升社会舆情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 一) 在经济新常态下,端正政绩观念,建立绿色 GDP考核评价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GDP增长率一直是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中首当其冲的指标,盲目追求GDP增长,促成了急功近利社会风气的盛行,导致一部分人追名逐利、价值混乱、信仰失落和道德沦丧。我们重视GDP,但不能将GDP“数字化”,正确的速度观,还要以正确的政绩观来保障。在经济新常态下,应端正政绩观念,弱化GDP考核机制,建立绿色GDP考核评价体系,把绿色GDP作为干部政绩考核依据,能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现象,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平。
( 二) 转变政府职能,培育社会组织,优化社会治理机制
转变政府职能,需要厘清政府所承担责任的边界,涉及政府管什么及怎么管的问题。
第一类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事情,包括与国家和社会安全、社会稳定相关的事宜等。第二类涉及社会公平正义、民生实践、社会服务等,这一类可以在政府主导下,通过市场激励机制激发社会组织参与,既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求,解决政府失灵的问题,又可以使政府从包揽一切的事务重负中解脱出来。
应培育社会组织。从政府身上“卸”下来的担子,不但不能弃之不顾,反而需要更好、更有效地承担起来,而承担市场和政府都有可能“失灵”区域的治理任务的最好对象就是社会本身,可试行推广社区治理中党委、政府、居委会、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等五个主体协同合作的“五位一体”的社区治理体制。
政府与获得政府“分权”的社会组织“合作治理”,对社会组织和公民的意见、要求做出及时的、负责任的反应[5]。
( 三) 提高个人自治来净化话语环境
个人自治的实现,将成为社会道德的巨大蓄水池,抵制不良风气的中流砥柱。
个人自治作为自我管理的权力,根植于道德、政治学和生命道德哲学,指的是一个理性的个人能够不受强迫地做出决定[6]。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我们要理性公正地看待自己所获得的信息,避免避实就虚,充分发挥自己的知情权和表达权,利用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独特见解,积极发布自己的观点,与大众媒体共同设置网络议题、合理进行舆论导向、编织社交网络、调动公众参与,从各个角度拓展传播的空间与范围。
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和公众获取信息机会的大大增加,现在“我们处在了空间时代”。互联网打破了传统媒介“把关人”的局限,使异质文化传播更频繁,突出了人的自律性,因此作为社会公众,言论自由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应该加强人的自治和自我管理,努力成为自律的合格公民和合格网民。自觉维护主流思想,自觉传播先进文化,自觉抵制低俗之风,自觉维护公平竞争,共筑网络诚信[7]。
( 四) 强化舆论引导工作,正确调控和引导社会舆情
1. 强化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努力打通两个舆论场
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迅猛发展,互联网生成舆论、影响舆论的能力日渐增强。新兴媒体的裂变式发展,改变了传统的舆论引导和传播格局,舆论生态更加复杂,传统媒体被边缘化,主流媒体难以真正掌握主流舆论,主流舆论难以传播主流声音的问题已经出现。
面对日趋复杂、敏感、多元的舆论生态,宣传舆论工作要统筹用好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资源。主流媒体要发挥旗帜引领作用,聚焦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精确把握舆论导向,努力打通政府部门与社会公众“两个舆论场”,即以党报、国家电视台、国家通讯社为代表的官方舆论场和以互联网“自媒体”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场”。更好地疏导社会情绪、化解社会矛盾、疏导利益诉求、弥合社会分歧、凝聚各界共识,推动社会治理,开创舆情信息工作新局面。
2. 发挥 “意见领袖”作用,引导舆情良性发展
（陕西融德律师事务所主任）
主持人语：网络，这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在21世纪的今天又扮演了一个新的角色—反腐利器。最初的网络反腐只是在论坛等网络平台上进行宣泄、控诉，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网络反腐成为互联网时代的一种群众监督新形式，其发挥的作用也愈见强大。官方网络举报最早出现在2003年。那一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建立网络举报平台，而2005年12月2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首次公布了中央纪委信访室、监察部举报中心的网址。这标志着，网上举报正式纳入了官方权威反腐渠道。近些年，随着微博等网络平台的开发应用，更多的人参与网络讨论，网络反腐才真正显示出其无与伦比的强大力量。但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网络举报虽然传播面广，受关注人群大，但举报线索的真实性、可靠性并不能保证，举报者的身份也较难确定，因此网络举报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新媒体技术越来越发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出路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而不能仅仅依靠网络去打假、反腐，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完善网络监督司法，使网上举报实现反腐与网络良性互动，借助舆论的力量进一步完善法制建设。
由 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舆情蓝皮书《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1)》13日发布。该书以新媒体环境下的中国 社会为立足点，以提升中国社会各界的媒介素养和舆情应对能力、实现中国社会的科学和谐发展为最终价值指向，整合新闻传播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信息 安全等多学科研究视角，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2010年中国社会舆情、分类舆情、企业舆情、个人舆情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蓝 皮书指出，2010年舆情应对主体危机干预时速有所提高，但对2010年舆情应对能力进行评估后发现，舆情应对能力总体偏低。对此，蓝皮书提出提升社会舆 情应对和危机管理能力的对策与建议：加强舆情信息的监测与分析，提升舆情的预警与研判能力；转变舆情管理观念，合作而非对抗；提升运用新媒体的能力，拓宽 信息传播渠道；完善舆情的利益协调机制，注重与受害方的沟通；提高议题管理能力，有效引导舆论；重视社会舆情热点事件之后的形象修复与管理。
公共卫生、企业财经、灾害事故位列2010年舆情热点事件前三位 蓝 皮书指出，从总体上看，2010年中国社会影响力较大的社会舆情事件的发生较2009年有所缓和。但与此同时，影响力较大的社会舆情事件依然数量众多。据 蓝皮书统计，2010年至少有155起影响力较大的社会舆情热点事件，这一数字相当于平均不到三天就有一起影响较大的舆情热点事件发生。值得注意的 是，2010年，公共卫生、企业财经、灾害事故类舆情频出，社会民生、涉法涉警类舆情持续高发。
2010 年的社会舆情热点事件中，公共卫生类舆情事件占事件总量的14%，位列舆情事件类型的第一位，而2009这一数据为10%。2010年，公共卫生类舆情事 件主要集中于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医疗卫生等领域。地沟油、紫金矿业污染、河南蜱虫事件、山西疫苗事件等都曾经轰动一时，引起人们高度关注。蓝皮书认为，公共卫生事件事关人们的切身利益，与人们的人身安全、生存权利关系最为密切，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在经历了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之后，几乎每起事件的发生都会引发舆论震动。
位 居舆情热点事件类型的第二位的是企业财经类舆情事件，集中于产品服务质量问题、涉嫌违法或违规操作、企业内部管理不善、产权问题等类型，其中因不正当竞 争、劳资纠纷等引发舆情成为2010年企业财经类舆情事件的新特点。代表性案例如：3Q大战、蒙牛诽谤门、金字火腿数据门、当当京东大战、富士康跳楼事件 等。
社 会民生、涉法涉警类舆情持续高发。2010年，社会民生类舆情事件和涉法涉警类舆情事件各占事件总量的11%，并列舆情事件类型的第四位，而2009
年这 两类事件的比例都为13%。可见2010年虽然相比2009年有所下滑，但社会民生、涉法涉警类舆情依然高发是不争的事实。
其 他类型社会舆情热点事件虽然较2009年比重有所下降，但依然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反腐倡廉类社会舆情热点事件中，人事任免、官员个人私生活问题在2010 年尤为突出。其中，涉及人事任免的舆情热点事件为数不少，包括局长之子未毕业已入公职事件、海南三亚局长之女99分事件等。
微博等新媒体日益成为舆情热点的首发媒体
蓝 皮书指出，新媒体正日益成为众多舆情热点的首发媒体。在2010年138起社会舆情热点事件中，新媒体首次曝光的为89起，占比65%，比2009年的 56%提高了9个百分点；传统媒介曝光的为47起，占比34%，相比2009年下降10个百分点。新媒体正与传统媒体一道成为社会主流媒体。
蓝皮书认为，尽管新媒体首曝舆情事件的比重愈来愈大，但传统媒体在舆情传播中的作用仍举足轻重。传统媒体可以加速某一热点事件的扩散，使之由网络上的分散舆论转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其在公众心目中的影响力和公信力仍然高于网络媒体。
蓝皮书援引学者观点认为，“一旦传统媒体以新闻调查、新闻评论、网络舆情反馈等方式进行跟进，而网络媒体再将传统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加以转载并再加以跟帖评论，舆情的传播就发生了质的变化，进入到社会热点和公众热议阶段。”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媒体浪潮的冲击下，传统媒体通过自己主办的新闻网站逐步提升影响力，这些网站集中于新华网、中新网、凤凰网等。2010年社会舆情事件中，首曝媒介为网络新闻的也多集中于这些传统媒体主办的网站。
另 外，从舆情热点事件首曝媒介的具体类别来看，2010年社会舆情热点事件首次曝光媒体涵盖广泛，几乎涉及所有的大众传播媒体和自媒体。其中，占据前五位的 首曝媒介分别是网络新闻、报纸、论坛、微博、电视，曝光舆情事件数量分别占全年舆情事件数量的25%、22%、17%、16%、8%。
相 比2009年，2010年微博的表现尤为引人注目，138起社会舆情热点事件中，微博首次曝光的事件为22起，占比由2009年的0%上升为16%。并 且，2010年大部分社会舆情事件中均有微博的介入。蓝皮书认为，微博的兴起彻底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专业主义壁垒”，为普通公众提供了一个更为便捷的话语 表达平台。随着微博井喷式的发展，网民爆料的首选媒体更多地转向微博，2010年论坛首曝舆情事件的比重由24%下降至17%；博客则基本在3%、4%的 水平上，论坛、博客在事件曝光方面的功能明显弱化。
蓝 皮书指出，微博的兴起标志着自媒体时代的真正来临，这是一个“人人都能发声，人人都可能被关注的时代”。任何人只要拥有简单的技术设备和技术知识，都可以 成为传播的主体，甚至成为“公民记者”。微博在直接发掘新的议题的同时，也从传统媒介那里“抢”走了部分议题设置权。目前国内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舆论形成机 制，即微博率先报道，传统媒体不断跟进，通过议题互动，共同掀起舆论高潮。
2010年网络问政走向制度化
微博成网络问政新渠道
蓝皮书指出，2010年，我国互联网已经成为公众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渠道，公众通过互联网关注社会现象、发表不同意见、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与热情空前高涨，而政府部门也开始主动通过这种新型渠道探寻全新的公共管理模式。
2010年，新兴的微博成为网络问政备受追捧的新渠道。从中央到地方多个层级的政府机构和官员第一时间进驻微博，尝鲜网络官民互动新模式，政府机构与官员开微博蔚然成风。蓝皮书认为，政府机构和官员纷纷开微博的背后，凸显的是中国网络问政水平与日俱进。
在 政府机构微博中，公安微博所占比例最高，引发的关注度也较高。2010年2月，中国首个公安微博“平安肇庆”亮相网络，并进行了实名认证，“引发了一场中 国警务革命”。截至4月30日，广东省公安厅及21个地级市公安局相继注册开通了公安微博。北京、河北等多个地方的公安部门纷纷效仿。据公安部官方网站发 布的数字，全国的公安微博已有800余家。
微 博不仅成为政府及官员信息发布的平台，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更加实际的作用，比如更加方便快捷地接受民众监督、提供线索、进行调查取证等。如沈阳市的民 生微博开通并接受市民注册，厦门警方、江苏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在其官方微博上发布悬赏令，短短数日就告破重大刑事案件等。
另 一方面，网络问政走向制度化。2010年，网络问政制度化建设迈开关键一步。首先，网络问政被许多地方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2010年1月召开的安徽 省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安徽省明确提出“要更加关注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创新联系群众方式，支持鼓励网络问政”。这是网络问政首次被写入地方“两会”的政 府工作报告之中。随后湖南、广州等地也陆续将网络问政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其次，网络发言人制度2009年在部分地区试水后，2010年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推广。2010年5月，江苏南京市委宣传部在“中国南京网”开设了“网络发言人论坛”，90名网络发言人均由所在地区、单位的班子成员或中层领导担任。
实践时间：2012年1月—2月 实践地点：
实践主题：互联网时代的网络舆论的特点、现状以及政府部门、检查机关应以何
种方式面对社会舆情
实践参与者：
现将此次社会实践的有关调查结果与个人认识陈列如下：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对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的影响越来越大，网络已成为信息集散地和社会舆论放大器。如何对网络舆情进行有效的引导，构建和谐的网络环境，推进和谐社会发挥重要作用，化解社会矛盾、创新社会管理已成为毕节地区政府舆情监控重要工作任务之一。
一、网络舆情的特点与现状
（一）特点
据第25次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网民规模已达到3.84亿，稳居世界第一位。网民规模的持续不断扩大、所占绝对的比重都意味着网络舆情与传统媒体下的社会舆论诸多不同。
1.微博传播和网民围观越来越成为舆情热点的重要表达形式[1] 从“开房局长”到郭美美事件，从小悦悦到天价名片，微博俨然成为新时代的另大网络媒体。微博传播的各种“真相”以每秒数百数千的传递，一层层的接力，从而形成一个社会热点。在传播信息的快速化、便捷化，以及能瞬间点燃网络群体效应的多重作用之下，许多社会事件通过微博快速演变成舆情热点。微博日益成为网民收发信息的首选载体之一，已渗透到网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舆情热点的重要表达形式。
2.对民生问题的关注更加广泛、更加强烈
在中国所有的民生问题中，没有比物价的稳定更让老百姓关心和敏感的了。近两年来，众多农副食品和日用品接力涨价，民众生活成本日益增加，持续强烈地牵动着人们的神经，从而成为舆情焦点。从“蒜你狠”、“姜你军”到“豆你玩”，再到后来的“糖高宗”、“苹什么”、“油你涨”，一个接一个的网络热词都以黑色幽默的形式传递出同一种民生焦虑。让民众极为“纠结”的还有房价居高不下，楼市调控政策频频发力，中央所下决心之大、动用的政策工具之多前所未有，然而一些地方的房价依旧不降反升，考验着民众的信心。目前，楼市泡沫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危害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知，房地产市场已成为各种社会矛盾、各种不合理现象错综交织的节点，下大力气解决好民众住房保障问题成为社会的高度共识。此外，收入分配、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大学生就业、看病难看病贵、食品安全问题、教育改革、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与发展、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众多问题也屡屡成为民众关注的热点话题，演绎出一个又一个的舆情热点。
（二）现状
2011年，《人民日报》与人民网联合进行关于“网络监督”的网上问卷调查也显示，当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时，全国93.3%的网民选择网络曝光。
当前，无论是交通、能源、工业、生态、旅游、农业等重大项目的建设问题，还是民生问题，无论是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还是网民对重要部署、重大决策、突发事件的思想反映，经由网络传播，就会立即引起网民关注。主要表现为：一是国家、地区发展问题；二是涉及政府系统、各级行政管理方面；三是衣食住行、安全等民生问题
二、加强对社会舆论引导的现实性与必要性
网络舆情的快捷性与丰富性对传统的舆论监督与管理体制冲击很大。如果网络舆情事件处置不当，缺乏有效应对技术手段及网络舆情专业素养，极易造成网络舆情工作的滞后与被动，影响政府机关社会形象，影响政府权威和公信力，进而破坏政治生活秩序，并对社会和谐稳定形成严重威胁。网络宣传是把双刃剑，加以正确引导会迅速扩大正面影响，反之，不加以引导，任其自由发展往往会夸大或歪曲事实，从而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形成危急的网络舆情。[2]
三、如何加强对网络舆情的引导与管理
（一）思想宣传类门户网站的建立
根据网络舆情监督工作的需要，成立网络舆情领导组、网络舆情监测组、网络舆情调查组、网络舆情反馈组，开展网络舆情的监测、评估、预警和应对工作。及时捕捉舆情苗头，及早处理。要转变思想，不能狭隘地认为了解舆情、应对舆情是个别部门的事，要从维护党和国家形象，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出发。加强学习，学深学透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增强政治鉴别力。要勤观察，善思考，把握发展趋势。对群众反映集中的热点、焦点问题及时反映有关部门协调沟通，确保移送后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突出抓好各级门户网站绿色通道的建设。把宣传门户网站建设成为征求意见、网上受理、在线交流、咨询问答、网上展览等多功能有序整合的统一平台，引导群众正确认识当前社会矛盾，理性合法表达诉求。
（二）舆情工作部门的建立
针对错假信息，虚假谣言与报道等情况，应当给予正面引导，首先设立新闻发言人，新闻发言人可选择综合素质高、组织工作业务全面的领导干部担任，主要职责是在一些重要工作中代表组织部门做好信息发布和疑问解答。其次，要有高素质的媒体评论员。其主要职责是做好日常信息的收集分析，以及在舆情发生时的引导、应对等。此外，有条件的可建立一支顾问队伍。顾问可邀请一些公共危机处理专家担任，主要是在舆情发生后能够为做好危机处理提供指导和咨询。
（三）设立舆情应急预警系统。
按照网络舆情的性质、危害程度、涉及范围，将网络舆情分为特大(I级)、重大(Π级)、较大(Ⅲ级)和一般(Ⅳ级)四个等级，具体区分为红、黄、橙、蓝“四色预警”，第一时间上报有针对性网络舆情，快速建立与相关部门和单位稳定、顺畅、高效的联动机制，适时、规范地发布权威信息，掌握权威信息发布的主导权持。
参考文献：
[1]《红旗文稿》网络版 2011年8月
[2]《新形势下应对舆论媒体的思考与研究》，沈月芬，2008年
学院：商学院
班级：10人资1W
舆情预警及对策机制初探
进入21世纪,随着以互联网络为代表的传播渠道的多样化,社会舆论对国家事务、公共事务的影响力日益加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强调,“一方面,要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另一方面,要针对各种因素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2006年11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指出,“健全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因此,加强和谐社会视角下的网络舆情预警及对策机制研究是迫切需要的。
一、公共管理语境下的舆情和网络舆情
1.舆情的涵义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某些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民众对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由于舆情本质上是民众和国家管理者之间关系的反映,因而对国家、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重要影响。有的地方对重大社会舆情缺乏预警,一旦事态发展成突发性事件后又手足无措,简单地把专政机关推到第一线,结果加重了群众的对抗情绪,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伤害了人民群众的感情。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舆情汇
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战略举措。2.网络舆情的现状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络在全球范围内的飞速发展,网络已被公认为是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成为反映社会舆情的主要载体之一。网络环境下的舆情信息的主要来源有新闻评论、BBS、聊天室(Chat Room)、博客(Blog)、维基(WIKI)、聚合新闻(RSS)等。网络舆情表达快捷、信息多元、方式互动,具备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多种优势,但由于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在传播载体和传播方式上的不同,其信息的正确性及传播范围都无法得到有效控制,网络舆论热点焦点层出不穷。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络的普及,我国互联网无论从用户规模,还是业务应用、技术实现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CNNIC第十九次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数据显示,截止到2006年底中国互联网用户数已达到1.37亿户,上网计算机数量为5940万台,互联网站数达到78.8万个。作为一块正在加速膨胀的思想阵地,互联网已演化成一个虚拟社会,加上其本身的虚拟性、隐蔽性、发散性、渗透性和随意性等特点,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通过它来表达自身真实的想法。随着网络舆论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表现形式,网络舆情也逐渐对有关部门的决策产生了影响。但由于网络舆论是个“自由超市”,加上内容“把关人”缺席,随之无可避免地出现了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局面。因此网络舆情的爆发以“内容威胁”的形式逐渐对社会公共安
全形成威胁。3.网络舆情内容的表现形态网络舆情与社会舆情在内容的表现形态上具有一致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社会舆情的发展趋势。(1)网络空间一定量度和强度的共同意见才是网络舆情。网络舆情是一种议论,但并不是所有的议论都是网络舆情,议论惟有借助网络虚拟空间,且发表意见的网民达到适当的比例,才能构成网络舆情。网络舆情又是具有一定量度的议论,即达到一定量的持热点透视和谐社会视角下的网络舆情预警及对策机制初探柯健—32—红旗文稿进入21世纪,随着以互联网络为代表的传播渠道的多样化,社会舆论对国家事务、公共事务的影响力日益加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强调,“一方面,要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另一方面,要针对各种因素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2006年11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指出,“健全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因此,加强和谐社会视角下的网络舆情预警及对策机制研究是迫切需要的。
一、公共管理语境下的舆情和网络舆情
1.舆情的涵义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某些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民众对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由于舆情本质上是民众和国家管理者之间关
系的反映,因而对国家、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重要影响。有的地方对重大社会舆情缺乏预警,一旦事态发展成突发性事件后又手足无措,简单地把专政机关推到第一线,结果加重了群众的对抗情绪,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伤害了人民群众的感情。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战略举措。2.网络舆情的现状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络在全球范围内的飞速发展,网络已被公认为是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成为反映社会舆情的主要载体之一。网络环境下的舆情信息的主要来源有新闻评论、BBS、聊天室(Chat Room)、博客(Blog)、维基(WIKI)、聚合新闻(RSS)等。网络舆情表达快捷、信息多元、方式互动,具备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多种优势,但由于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在传播载体和传播方式上的不同,其信息的正确性及传播范围都无法得到有效控制,网络舆论热点焦点层出不穷。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络的普及,我国互联网无论从用户规模,还是业务应用、技术实现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CNNIC第十九次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数据显示,截止到2006年底中国互联网用户数已达到1.37亿户,上网计算机数量为5940万台,互联网站数达到78.8万个。作为一块正在加速膨胀的思想阵地,互联网已演化成一个虚拟社会,加上其本身的虚拟性、隐蔽性、发散性、渗透性和随意性等特点,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通过它
一、大学生思想行为与社会舆情的关系
舆论是一种普遍的、隐蔽的强制力量, 早期人类社会的舆论, 主要就是一种道德舆论。今天, 社会舆情与舆论的含义基本一致, 只是更强调其现实性和社会影响。相比舆论而言, 它更能引起人们的重视。
目前,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人们的思想受到社会变革和社会舆情的影响越来越大。大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 而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 因此, 抓好这一时期大学生的价值观的培养对个人和国家都是十分重要的。
由于大学生知识体系尚未健全、社会经验少, 再加上对社会舆情的分辨能力有限, 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行为方式极易受到影响。而社会舆情携带着丰富的思想和文化信息, 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有着更直接、影响效力更强的作用, 成为大学生不可或缺的客观思想环境。积极的社会舆情对经济社会发展和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起积极推动作用, 也就对大学生们价值观的形成和确立起到了积极作用;而消极的社会舆情容易引发不良社会心态、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因此对大学生们价值观的形成和确立就会起到负面的作用。
今天, 无论是无奈还是愤怒, 我们都不得不直面这个社会的底线不断地被突破, 每天大量的社会舆情都在“毁三观”, 让我们无处闪躲。不可否认, 当下的社会舆情中, 存在很多媚俗倾向, 热衷于个人隐私, 明星诽闻、色情信息, 常常以内幕、真相、鲜为人知等标题出现。这就使得辨别能力不强, 自控能力差, 思想意识不成熟的大学生极易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表现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唯利是图、权钱交易、损人利己的观念被认可;诚信意识缺失, 崇尚自我, 过分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 集体观念差, 为人民服务和奉献精神欠缺, 缺乏维护和倡导社会优良风尚的勇气和毅力。由此可见, 消极负面的社会舆情对大学生产生的这种影响也使一些大学生对自己不自信, 在学习生活中具有烦躁、焦虑、忧郁和压抑的心理, 对个人和社会的前途都极为悲观和无奈。
在江苏卫视《非诚勿扰》中, 马诺狂言:“我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 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后面笑。”被网友们称作“拜金女”;电影《小时代》直白胸意:高呼“没有物质的爱情就是一盘散沙。”郭敬明一直翻来覆去地强调:“我是物质主义的, 我就浮夸, 炫富, 提倡享乐主义。拜金没有什么错”这就是郭敬明的教育思想。如果中国的下一代, 都崇尚郭敬明的思想, 认为爱情并不重要, 物质才是第一位的, 当物质得到满足, 精神尽可抛却。那么, 我们将如何去面对未来?面对中国的下一代?这个只追求高度物质成功而缺乏高尚的精神世界滋养的未来社会是我们需要和追求的吗?
2010年10月的“我爸是李刚”事件中“有本事你们告去, 我爸是李刚”这句话此后成为公众嘲讽跋扈“官二代”的流行语;2013年8月“法官集体招嫖”事件后, 上海官方对此评论为“令法律失去尊严、司法蒙羞、正义受损”;2014年的春晚小品《扶不扶》一经播出, “人倒了还可以扶起来, 人心倒了可就扶不起来了”等台词就受到了观众热议……各种价值观迷乱的情境一次又一次地通过社会舆情出现在我们的周围, 刺激着我们的神经, 挑战着我们的“三观”。身处这样的社会环境, 在社会舆情尤其是传播迅速的网络舆情的强大轰炸下, 势必会造成一些大学生理想信念的迷失、行为的失范和道德底线的失守。
有媒体曾调查总结出校园十大不文明行为。一个是北京大学版, 包括:迟到旷课;随地吐痰;践踏草坪;在宿舍影响他人休息;乱扔垃圾;占座不到;考试作弊;损坏公物;公共场所情侣举止过度亲密;上课玩手机。另一个是广州大学版, 包括:课桌墙壁涂鸦, 乱贴海报;考试作弊;在教室内吸烟, 吃东西;情侣在教室内过分亲密;上课迟到早退、旷课逃课;沉迷网络游戏, 浏览不良信息;上课玩手机;在寝室内打牌等影响他人;老师点名, 请他人答到;作业抄袭他人或网上资料。从这些不文明行为中, 我们可以看出, 如果我们的大学生们仅仅停留在物质创造和物质拥有的层面, 把物质本身作为人生追逐的目标, 奉消费主义为圭臬, 认为有价值的人生是体现在“赚到了大钱”, 而不去培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那他们就是‘小’了时代, 窄了格局, 矮了思想……不能成长为我们社会所需要的合格的接班人。
因此, 全面、科学地研究社会舆情对大学生的影响, 正确客观地分析社会舆情, 消除社会舆情对大学生们的消极负面影响,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正确地引导大学生, 促其健康成长就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网络舆情对大学生行为的影响
由于学校生活的特殊性, 决定了大学生们接受社会舆情的主要渠道是来源于网络。伴随网络而生的网络舆情在带给学生们丰富信息和知识的同时, 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和形形色色的网络陷阱, 也就给正处于“三观”形成时期的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为了较准确地掌握大学生使用网络的基本情况, 我们通过在线调查和实地访谈的方法, 调查了四所大学共计2000名在校学生。调查显示, 大学生拥有智能手机的比例几乎接近100%, 大学生上网的比例几乎接近100%, 大学生们通过智能手机上网的比例几乎接近100%, 大学生拥有QQ、微信、微博等聊天工具的几乎接近100%, 拥有电子邮箱的几乎接近100%, 大学生经常通过博客、论坛、QQ空间等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的占89.30%, 偶尔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的占10.50%。参加QQ群的为98%, 参加各种论坛的为91%, 参加网络社团的为62.90%, 参加其他网络组织的为57%。由此可见, 互联网已成为大学生获取知识和各种信息的重要渠道以及表达思想、交流感情的重要场所, 互联网和网络舆情已经改变了今天的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方式和人际交往方式。
网络是现实社会的镜像, 网络中的每一句话都是现实世界中的某些行为的反映。网络流行语作为舆情呈现和语言变异的指标, 它们勾勒出了中国的时代表情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不同生活侧面, 反映了一个时期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和事物, 因而受到了各界的关注, 大学生们自然也不例外。如:高大上、土豪、坑爹、元芳, 你怎么看、“至于你信不信, 反正我信了”等, 最火的“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这句话“面世”后被迅速传播, 短时间内成了热门流行语, 网友纷纷模仿, 用于表示对某件事情不可思议的惊讶与讽刺之情, 后来竟然有歌手王麟创作了同名歌曲, 甚至连《新闻联播》在报道中也多次采用了这句话, 可见其影响力之大!2010年11月10日, 网络热词“给力”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江苏给力“文化强省”》, 在当时受到了广泛好评, 既让受众产生亲切感, 又促进了新闻创新。所以, 每个流行语的背后都是社会现象的投影。也许, 我们更该关注的是流行语背后所反映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
今天, 很多人都认为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皆能依靠学校尤其是课堂教育就能解决, 但在网络时代, 学生们接收资讯的渠道日益多元, 学校教育的作用也就有限了。比如, 宿舍里没有电视机, 但学生们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看电视, 但如果他们看到的是像《甄缳传》、《步步惊心》等展现的是后宫的尔虞我诈, 官场上的勾心斗角;看到的是, 一个人可以用尽心机把别人干掉以后自己爬上去还不受惩罚;看到的是:心机最深、最心狠手辣、最冷酷无情的人往往是最成功的, 能当很大的官, 能挣很多的钱。如果他们学到的是这种生存之道, 我们就不能不对年轻大学生的成长担心了!学生们的失范行为已经不再是一己之事, 它关乎社会的未来, 应当受到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传统的教育理念正在与社会上的不良风气、腐败现象做着无形的斗争, 同时也昭示着我们的高等教育要重新审视和改变自己了。
因此, 正确认识、分析和应对网络舆情的影响, 有效强化其积极影响, 减少其消极影响, 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这是网络时代赋予教育者的紧迫任务。
三、用积极的社会舆情正确地引导大学生健康成长
社会舆情是“社会的温度计”, 反映着时代发展的脉动和现实社会的变化, 对社会心态的形成、社会核心价值的建构乃至社会的发展变化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不可否认, 一个社会要正常运行, 是需要有一定的社会规则和信仰的, 它就是大家共同遵守的心灵法则和行为规则。而要让学生们能从学生时代就遵守社会规则、信奉主流信仰, 这就要求传统的教育理念在与社会上的不良风气、腐败现象做着无形的斗争的同时, 应当重视社会舆情所发挥的作用, 要用积极的社会舆情去正确地引导大学生健康成长。
我们不能要求社会舆情只歌功颂德, 呈现伪善的道德说教, 但可以用积极的社会舆情去引导, 用不那么笨的方法, 去实现我们希望的教育目标。美国的好莱坞大片最追求票房收入, 但爱国主义往往是这些追求票房收入最大化的大片的主题。这一看起来是悖论的现象, 可以启发我们更深的思考:我们的影视作品, 我们的社会舆情究竟应当带给学生什么?
2013年12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明确提出,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个字的核心价值观。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规则和信仰, 是大家需要共同遵守的心灵法则和行为规则。
通过社会舆情的传播。我们看到了许多强大的正能量的展现。如, 2013年夏, 南京暴雨, 为保障行人安全, 在大雨中独守窨井口的南京市政工人杨文春;大学毕业又不约而同放弃城市生活回深山教书的最美乡村教师“会泽七子”;危急时刻用自己的身躯救学生的好老师张丽莉等等。这些正能量带给我们感动, 给予我们勇气, 让我们看到了强大的正能量正在推动着我们这个社会不断地向前迈进。
该书关注了风险社会与网络舆情两大热点
风险社会理论由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1986年提出，风险社会是对人类所处时代的形象描绘。贝克认为现代工业社会的风险主要是人类自身活动带来的，这与传统社会的自然风险不同。风险社会的概念指现代性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基于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吉登斯在1990年提出风险社会是由现代性带来的负效应的集中体现。吉登斯认为风险社会与现代性、科技进步、全球化以及不确定性等相关。贝克也认为风险社会具有全球化的风险特性，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贝克认为风险是由现代化的威胁与其产生的问题会导致全球性的后果。每个社会都有风险，但是相较于传统社会自然风险，现代工业社会的风险带有更多的人为不确定性，因此制度性风险和技术性风险在贝克和吉登斯那里得到一致认同。
现代工业社会不断扩散的风险一旦被“聚光灯照亮”，批评的怒火就会爆发出来。如果说传统的大众媒体还有专业把关人进行调控，那么到了网络时代，把关弱化，社会舆论能在互联网上快速集聚爆发，往往使社会管理者猝不及防。如果再处理不当，更强烈的批评之声将会蔓延，甚至会导致破坏性的社会群体事件，政府管理者的执政力、形象和公信力都受到伤害。因此，现代社会由于本身发展蕴含更多风险因素，当这些不可感知的风险来临时，在畅通无阻的网络媒体面前，有效调节网络舆情的消长，就成为政府社会治理的重要能力。对中国而言，在面对具体风险事件爆发时，有效的通过大众传媒特别是网络媒体进行社会舆情控制，考验着管理者的能力与智慧。
刘建华博士的《舆情消长与边疆社会稳定》一书关注到风险社会下，现代人的心态稳定问题，当面临外在不确定性的风险时，媒体的信息报道一方面可以部分消除这种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网络媒体又成为社会舆论聚集之地。因此，社会管理者此时如果能够借助各种媒体组合进行全媒体传播的信息供给，同时对舆情进行引导就事关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更有力于社会心理稳定。
该书论述了舆情消长与边疆民族地区稳定的关系等问题
以贝克的风险社会为基础，我们原来所谓的落后地区也深刻卷入了现代风险社会的范畴。发达风险工业蔓延到世界每个角落，因为“杀虫剂通过水果、可可和茶叶回到了它们高度工业化的故乡”。贝克的“全球风险社会”概念预示着现代社会风险的弥散性，并不局限于工业发达地区。现代工业社会风险转移在中国也存在，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加入了现代工业体系，西部边疆地区由经济绝对落后到相对发展，但现代工业发展的同时现代风险也伴随而来，传统的自然风险让位于现代社会的制度风险和技术风险。除了贫穷和落后，由工业开发带来的生存环境破坏、经济危机的影响等现代化风险成为边疆地区新的社会问题。边疆地区“被动”进入现代工业体系，但是制度、技术、人力资本素质等没有完全跟上，这样也就造成《舆情消长与边疆社会稳定》一书所说的“东西部数字经济鸿沟”，同时伴随着边疆地区的民族宗教问题、境外势力干扰问题，就把边疆社会稳定这一问题凸显得更为复杂。本来边疆民族地区特有的地缘格局、社会发展状况和民族宗教问题，使得这一地区的发展、稳定与安全的重要性尤为突出，也由此边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有了战略价值和全局意义。这种情况下，通过现代的舆情管理，在某种程度上缓解问题，消弭风险，也是增进边疆社会稳定的手段之一。
该书关注了边疆地区稳定与网络舆情管理等问题
随着边疆落后地区也加入现代社会，现代风险便无处不在，面对风险社会，舆情管理也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因为一旦处理不当，更易造成边疆地区社会问题的集中爆发。刘建华博士的《舆情消长与边疆社会稳定》一书中，在分析舆情消长与边疆民族地区稳定的逻辑关系时，首先分析了边疆民族地区的舆情发生机制，从起源上来说是民族地区民众利益受损，而舆论得以发展是因为利益表达渠道不畅，这时网络舆论往往就成为舆情发展的助推器。因为现实舆情与网络舆情虽有交集，但是在舆情主体、性质、时间、范围上都有极大背离，刘建华博士在书中有详细论述。网络舆情因其传播的无极限，会瞬间达至全国乃至全球，特别是现代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很可能把某一地方的现实舆情迅速发展成网络上的全国與情。
鉴于舆情的上述作用，预警就非常重要。刘建华博士在谈及舆情监测预警面临的问题时认为有三点，第一，新媒体发展迅速，网络舆情更加复杂；第二现实舆情隐藏较深不易觉察和把握；第三，相关部门对舆情的处理方式不当。舆情消长关系社会稳定，因此在现实舆情不易觉察和把握的情况下，通过媒体的信息传播和信息收集来监测网络舆情变化，达到无论舆情消长都要有效掌控，并形成对社会稳定的积极影响。为此，刘建华博士建构了一个政府全媒体传播力的指标体系，该指标由2个一级指标、5个二级指标与lO个三级指标构成。一级指标包括信息下行力与信息上行力两个维度，二级指标包括印刷媒体报道力、电子媒体报道力、数字媒体报道力、传媒组织采集力、政府组织采集力五个维度，三级指标包括报纸报道力、期刊报道力、广播报道力、电视报道力、网络报道力、手机报道力、传媒议题与公众议题的吻合度、内参议题与公众议题的吻合度、政府议题与公众议题的吻合度、政府议题与传媒议题的吻合度十个维度。
在政府全媒体传播力指标体系中的信息下行属于上情下达，信息上行属于下情上达，无论上情还是下情都是舆情监测，进行预警的重要部分。政府全媒体传播力的根本也是监测与预警，不管是锁定不利舆情，使之“消解”，还是锁定有力舆情热点，使之“长起”，引导社会争取舆论，对社会稳定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稳定都有重要意义。在政府全媒体传播力基础上，刘建华博士又建构了边疆民族地区稳定的舆情“消”、“长”理论模型，并结合具体的舆情热点案例进行了分析。其中不利舆情之“消”模型包括精神抚慰（意见疏导）、利益补偿2个一级路径，制度性利益表达渠道多元化、信息公开透明、对话、精神文化性利益补偿、经济性利益补偿5个二级路径。有利舆情之“长”理论模型包括价值肯定与事实追加2个一级路径；扩大合意、形成共同体观念、价值的结晶、告知更多有利事实、形成公关新闻、转化舆情热点5个二级路径。
从本书内容来看，作者又把重点放在了不利舆情的“消”上面，这也符合近年来舆情的实际演化过程，往往是因为不利舆情未能及时得到“消解”，政府处置社会事件方式不利导致社会负面心理加倍放大，而不利舆情也因此借助各种媒体进行集聚扩散，最后导致现实的破坏力。因此，在不利舆情面前要进行及时的精神抚慰与补偿，使利益受损主体看到解决问题的诚意，延缓“舆论雪崩”，防止矛盾激化，为寻找解决问题最终方法留出宝贵时间。
对于边疆社会而言，现代化过程中的风险不断出现，而这种风险个人又难以感知，这时如果社会舆论对风险故意放大或是混淆视听，在原来相对封闭环境中的地方舆情和社会心态不稳定情况，将会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而传播，只要有网络和一部智能手机，任何边疆地区都有可能被网络舆情所裹挟，这在前几年的边疆群体性事件的舆情监测中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下，《舆情消长与边疆社会稳定》一书及时的研究和总结了面对网络时代舆情的政府管理问题，对政府而言无论舆情“消”“长”都是为了社会稳定，但是为了达到不利舆情“消”，有利舆情“长”，本书的政府全媒体传播力指标体系和舆情“消”、“长”模型，对于政府监测舆情，进行社会预警，及时疏导问题，就有非常实际的操作意义。
本篇文章主要关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加入现代工业体系后的现代风险，舆情消长与边疆社会稳定的关系，忽略了本书的其他特色。之一是严谨学术表达，书中对主要概念进行了溯源和厘清，这样就使本书研究的问题能在一个清晰的范畴内进行分析。对其他相关内容的研究者有很强的资料参考性。之二是本书还对云南、西藏、新疆、内蒙古4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府的全媒体传播现状进行了详细梳理，也有很强的参考性。但是本书在建构各种模型时实证分析还稍显不足，如果能够通过数据模拟出舆情干预的“阈值”或“拐点”，能够准确给出政府干预的时机将更理想，但是从近年来舆情研究的情况来看，学界也一直没有解决这一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