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与人生

中国古代与人生（共8篇）

中国古代与人生 篇1

谈到中国古代人生哲学，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说到人生和人生观。

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人生，什么事人生观。人生，顾名思义，就是人的生活、人的生存、人的生死历程的总称。人生的生死历程，在不同宗教，不同人的眼中有不同的含义。从生到死，是人的一期生命，在老子看来，人一出生，便是向死里去，便是所谓的“出生入死”，生生死死的过程，就形成了一个怎么样去观人生的过程。而在观人生的过程中，难免会对人生产生自己独特的见解、认识、态度和观想，这便是所谓的人生观。人生观是人们对人生的根本态度和看法，它要回答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意义、价值、目的、理想、信念、追求等问题，其基本内容有：贫富观、苦乐观、义利观、荣辱观、道德观、公私观等。

不同的人会形成不同的人生观，在不同条件下，同一个人也可能产生不同的人生观。人们活在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形成形形色色的人生观是一种必然，一种客观事实。就像对于同一句格言，在六岁小孩和六十岁老人的口中讲出所表现出的人生意义和价值完全不同，一千个人眼中总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就如先秦诸子百家便是一个典型，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由于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方面的不同，而形成种种不同的学术流派，他们对于人生的理解的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一种极其高深的水平，由此形成的人生观就各有各的特色。先哲对于人生观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下面讲讲我对儒释道三家人生观的一点理解。

儒家的人生观，以成就道德人格和救世事业为价值取向，内以修身，充实仁德，外以济民，治国平天下，成就内圣外王之道，其人生态度是积极进取的。对社会现实有强烈的关切和历史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达则兼善天厂，穷则独善其身”，对待他人充满爱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生命与理想发生不可兼得的矛盾时，宁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也要成就自己的道德人生，儒家因此出了无数志士仁人。“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一生的精华便在这句话中，他从小就立志向学做人，寒窗十五载，三十岁能在社会立足，在齐、鲁传播礼法，到了四十岁不再困惑了，而后退居修诗书礼乐，讲学弟子，五十岁后，懂得了人生和宇宙相通的道理，能够处理一切突变；后仕鲁授政，去卫、陈屡受挫折，至六十岁便尝遍世间的酸甜苦辣，能顺其言知其作为了；晚年自陈到蔡、楚、卫返回鲁国，潜心研究学术，七十岁完全超脱人世纷争，随心所欲而不逾越礼法。孔子的一生将儒家的人生观阐释得淋漓尽致。

道家的人生观，是以超越世俗人际关系网的羁绊，获得个人内心的平静自在为价值取向，反对心为形役，透外物面不反，只要各自顺任自然之性而不相扰，必然自为而相因，成就和谐与宁静，认为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道家的人生态度消极自保，以免祸全生为最低目标，以各安其性命之情为最高目标，或院于山林，或陷于朗市，有明显的出世倾向。道家人物是典型的清修隐者。以庄子为例，在人生观方面，庄子可谓是极具特色很有的，他所极力奉行的是“出世”、“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而反对与统治阶级合作的所谓的“卑鄙”行为；为统治者卖力的人，庄子也是很鄙视的；在财物和感情方面，庄子明显的是重感情而轻财物的。他认为“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虽淡却很亲近，小人虽表面热情，实际上却没有沟通感情，只是相互利用，尔虞我诈，各有谋求而已。

佛家有“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三法印”之说，其中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就反映了佛教对世界万物以及人的生命本身的看法，即佛家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基本出发点。“无常”是指没有一种永恒的，固定不变的状态，世事万物都处于生灭不定的运动和变化之中。“无我”就是没有常存的主体，世俗所见之主体和客体都是虚妄不实。因此佛教要求众生灭除贪念，于世事生厌离之心，使自心得到解脱而证无上正道。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是佛教对世界和人生的总的看法，是佛教最基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既然世间一切事物都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性，一切事物都处于一种不断地生灭变化的状态中，那人生就是一种苦，这是在佛教世界观基础上建立的人生价值观。

中国古代与人生 篇2

纵览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历史, 儒、道、佛三家的哲学思想不断地斗争、融合, 其他如墨家、法家等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于主流的哲学思想。对于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哲学思想, 我们可以将其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而对于有些内容, 我们亦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 提取其中有用的部分, 使之成为对今天有所助益的思想要素。

一

纵观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 我们基本可以理清中国古代哲学具有以下特征。

(一) 注重人生。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往往从生活的实践出发, 来研究各种哲学问题, 所以特别注重对人生的研究。儒家哲学重所讲的心、性、情、意、良知等都表示出对人生、人性, 以及对人的生命的一种认识;道家所关注的理想的人生境界———逍遥与解脱, 向往着飘逸洒脱、高洁绝尘的风骨神韵;佛家追求成“佛”, 将达到涅槃境界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两千多年来, 对人生的审视, 对人的自我追求的关注, 始终是中国古代的哲学孜孜以求的核心问题。

(二) 注重践履。

知与行的关系向来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简而言之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中国古代的哲学成就不仅仅表现在理论方面, 更体现在这些理论的践行上。诚如孔子所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里所谓的“乐之”, 就是依其所知以实践, 从而获得一种乐趣。道家的退隐, 墨者的身体力行……无不表现出中国古代哲学家们不仅关注理论的构建, 而且能做到言行一致。

(三) 注重道德。

中国古代哲学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道德哲学, 儒家的“五伦”、道家的修身、佛教的向善都是以道德为第一要义的, 封建社会的秩序也是通过道德来维系的。道德实践可以提高人们的修养, 从而达到社会整体关系的良性互动。

(四) 注重和谐。

中国古代哲学不仅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而且十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道家创始人老子在追寻万物产生的本源时, 体会到“知和曰常, 知常曰明”;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强调的就是要以和谐为最高原则来处理各种关系, 以达到“人和”的境界。中国古代哲学极力通过各种方式追求一种和合的境界。

二

几千年来, 中国古代哲学始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 形成了中华民族深厚的心理积淀。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许多思想, 不仅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而且对促进世界的文明与进步也起到了推动作用。诚然, 中国传统哲学作为封建社会经济、政治的产物, 其中自然存在着一些糟粕, 至今仍会产生一些消极的作用。因此, 有人曾质疑:21世纪, 我们还需要接受这些传统哲学思想并使之作用于我们的行动吗?这些传统的哲学思想是不是已经过时, 应该被扔入故纸堆中了呢?

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很多思想, 我们应当客观、理性地来看待, 其中有很多精华部分与当今的时代并不相悖, 只要我们能够赋予它们新的涵义, 给予它们新的理解, 那么它们仍然会给人们以启迪, 对现实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今天, 当我们重新翻阅中国古代的哲学典籍, 细细品味, 仍然会获得很多感悟, 而这恰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魅力所在。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人们的思想不断受到外来的冲击,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思维方式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念一再地受到冲击。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社会的进步, 但一些西方消极的、错误的思想也随之而来。

生活在充满机遇与挑战的21世纪, 作为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当代大学生任重而道远。国家、社会、学校、家庭都给予了他们很高的期望, 但很多社会现象却不得不让人警醒, 很多大学生的现状不能不让人担忧:人本精神的缺失、精神文明的真空、公民意识的淡薄、生命尊严的淡漠、责任感的缺乏、社会道德的沦丧……这一切已为高等教育敲响了警钟。将中国传统哲学导入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 并非是一种倒退, 而是希望能用传统哲学思想中一以贯之的那一部分优秀思想和观念来震慑当代大学生的心灵, 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

三

了解中国古代哲学, 接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精华部分的熏陶, 会对当代大学生人格的塑造、道德的养成、为人处世等各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一) 中国古代哲学重视个人的修养和理想人格的培养, 对当代大学生塑造具有高尚品格的情操, 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前, 很多大学生进入高校后, 便放松了自己, 对未来感到很渺茫, 于是把精力放在上网、恋爱上, 白白地虚度了宝贵的光阴;有些大学生为了获得奖学金, 取得荣誉, 甚至不择手段……殊不知, 大学时代正是一个人加强自身修养, 培养理想人格的时期。未来的路究竟应该怎么走, 将自己定位于何处, 这些都离不开个人修养, 以及思想认识的提高。

中国古代哲学的各家各派都非常注重个人自我修养的充实。在儒家看来, 人只有具备完整的知识结构, 才有完善的理想人格, 因此就要努力充实个人的学识和涵养。孔子把学习当作一种乐趣:“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人不知, 而不愠, 不亦君子乎!”孟子认为, 人无论在何时, 都要做到“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保持自身的操守, 不因名利损毁个人的品格。道家哲学认为, 虚假的名誉会给人带来伤害, 庄子认为:“名止于实, 义设于适, 是之谓条达而福持。”只要名誉与实际相符合, 善行与能力相适应, 就可以了。墨家也非常重视“修身”, 强调“察色修身”和“以身戴行”。

总而言之, 当代大学生应当注意自身修养的提高, 健全人格, 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 脚踏实地地学习, 老老实实地做人, 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这也正是古人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今天被时代赋予的深意。

(二)

中国古代哲学主张正确地对待义利之间的关系, 对当代大学生面临义、利的矛盾时作出正确的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

义和利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古代哲学争论的焦点, 在义利问题上, 各家各派都有各自的观点。在义利问题上, 当代大学生又当如何去抉择呢?当前, 有的大学生为了赚钱, 误入传销组织, 为不法分子所利用, 害人害己;有的大学生为了获取蝇头小利, 向自己的同学兜售一些“三无”产品;有的大学生违反学校的相关规定, 为了获取利益铤而走险……

中国古代的哲人们在义利问题上曾做出许多不同的选择。儒家承认谋取物质利益和祈求幸福是人们的共同追求。孔子曰:“富与贵, 是人之所欲也。”孟子也说:“欲贵者, 人之同心也。”但儒家哲人又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在他们看来, 物质利益只是人们为了生存的一种基本的、低层次的需要, 还有更高层次的需要, 那就是对道义的追求。在道家哲人的面前, 名利富贵皆烟云, “圣人去甚, 去奢, 去泰”, 认为应当去掉过分的追求、过分的欲望和过分的企盼。庄子反对争利, 特别反对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利益。

今天, 在社会主义社会, 每一个人都应当正确地处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三者的关系。首先要肯定每一个人的正当利益,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难免会产生矛盾。当发生这样的矛盾冲突时, 应当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原则, 个人应以大局为重, 必要时, 还应为集体利益作出牺牲。当代大学生如通过合法的手段去赚取生活所需, 这无可厚非, 高校往往也鼓励学生勤工俭学, 但需要注意的是, 不择手段谋取利益, 其结果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三) 中国古代哲学推崇“仁爱”原则, 追求人际关系

的和谐, 对于当代大学生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在的大学生往往都是家中的“小皇帝”、“小公主”, 是父母长辈关爱呵护的对象, 这也就造成部分大学生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特点。但是进入大学以后, 远离父母, 大学生开始了集体生活。如果还继续保持“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 凡事只考虑自己, 那么, 这样的大学生将很难适应大学生活。

中国传统哲学崇尚“仁爱”的原则, 强调要“推己及人”, 关心他人, 认为在人与人的相处中, 应当设身处地为对方考虑,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孟子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荀子强调:“仁者自爱。”墨子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功利原则的角度, 提出了“兼相爱, 交相利”的思想。从仁爱精神出发, 我国的古人主张“和为贵”, 强调社会和谐, 讲求和睦相处, 倡导团结互助, 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 始终坚持与人为善。

今天的大学生在集体生活中同样应奉行这样一种“仁爱”精神, 努力搞好与同学、老师的关系, 凡事多做换位思考, 平等待人, 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

(四) 中国古代哲学注重道德的实践, 倡导言行一致, 对于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的提高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当前,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现象, 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 不利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某些大学生身上也有这样的一些表现, 如在考试时违反考试纪律, 与人交往时不讲诚信, 面对父母长辈颐指气使……这不禁使人们在心中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难道今天的大学生就是如此不讲道德吗?”

中国历史上的儒、道、墨、法、佛等各家都认为, 在塑造理想人格的过程中, 最重要的就是要注重道德的实践。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 如廉洁自律、宽厚待人、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尊师敬业, 以及刚健有为、舍生取义、见义勇为、发愤图强、恪守诚信等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深入人心。

而今, 当代大学生仍应践行这些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基础上形成的道德传统, 并要身体力行, 做到言行一致, 不能说一套做一套。相信在当代大学生的表率下, 我们的社会将会更加和谐、美好。

中国古代哲学可以说是一个矛盾体, 具有鲜明的两重性。有些哲学思想表现出积极、革新、进步的一面, 属于精华的部分;有些哲学思想则表现出消极、保守、落后的一面, 属于糟粕的部分。当代大学生应注意继承和弘扬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积极思想, 并根据现实, 赋予它们以新的内容, 使这些思想能真正为我们所用, 为我们自身的发展, 为社会的进步提供有益的借鉴。

摘要：对于中国古代哲学, 人们应该持正确的态度, 了解中国古代哲学, 接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精华部分的熏陶, 这会对当代大学生人格的塑造、道德的养成、为人处世等各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古代汉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化类型 篇3

关键词：古代汉语体系；中国古代文化；类型

中华文明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语言文化得到了不断的充实和完善。据现有历史资料证明，中国古代文化在殷商时期便已经显现出一定的特色，但是由于史料十分缺乏，殷商之前的汉语及相关文化的发展情况难以准确推断。而汉语作为我国长期以来一直运用的语言以及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其语言体系上的变化也保留着中国古代文化类型变化的痕迹。

一、古代汉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化类型的联系

中国文化具有意蕴深远、历史悠长的特征，其发展至今，历经了众多的变化。目前，在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方面，由于史料资源的限制，专家学者只有通过神话资料对殷商之前的文化发展情况、文化类型进行了解，但是神话资料不可尽信，缺乏一定的真实性。汉语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用于沟通的重要工具，随着时代的变迁，汉语体系也在不断变化，并蕴含了每一时期的时代特征。古代汉语体系中文化术语、概念等的变化，也体现着中国古代文化类型的变化，蕴藏着汉文化的变迁情况，两者之间联系密切。

二、从古代汉语体系分析中国古代文化类型

（一）汉字与中国古代文化类型

汉字是汉语词汇，在汉语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汉字体系几乎就是汉语体系[1]。因此，汉字的变化中，也蕴含着汉语及中国古代文化的变化。当前能够追溯到最早的汉字就是殷墟甲骨文，其所包含的单字能够达到四千多，已经形成了加我诶完善的汉字体系。随着汉字的不断变迁，可以发现，汉字的结构逐渐更加精简，而每一个汉字所蕴含的意义却愈发深远。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汉字的变化巨大，汉语的思想层面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语言愈发抽象化，逐渐形成了独立的精神世界，并产生了独具特色的范畴体系和文化术语。例如在殷周时期之前，汉字主要是用于表现具体物质、制度等的名词，而后，在汉字的不断发展中，也出现了更多展现精神世界的抽象名词，并形成了一个具体化的汉字体系，这也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化逐渐走向成熟。

例如“天”字，在最初的甲骨文中，是一个类似于人形的标志。在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中曾经有关于甲骨文的“天”字描述，即“古文天字本象人形”。其中还解释道，“本为人颠顶，故象人形。”也就是说，“天”的意义，最初是从“颠”演变成上天，又将“天”拆分，从“大”、“一”中最终获得的“神”、“王”的含义。其文化概念从汉字符号中得以衍生，并决定了古人的敬天观念，最终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形成了“天”的文化。

再例如“道”。其象形字主要是人的脚印形状，用于表示道路[2]。而在殷周之后，这一汉字的文化概念得以显现，逐渐用于表现一种观念和思维方式。如老子所说的“道法自然，道生万物”等。也充分显示出了汉字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思维方法等在这一时期的日渐成熟。

“易”、“儒”等文字也在这一时期逐渐转变为思想观念，并成为了中国古代的核心文化，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化类型的形成。在中国古代文化的不断发展中，虽然文化形式依旧在不断变化，但也都是基于这一时期所形成的文化而不断变动。

（二）典籍语言与中国古代文化类型

从先秦典籍的语言运用上，也能够看到中国古代文化类型的发展变迁。从历史典籍上可以发现，时间愈久远，语言文字越简约，实践越近，语言文字越复杂[3]。例如《诗经》，其中的语言运用十分简单，语句重复，能够看出当时词汇的欠缺。即使在后期的经典著作《老子》中，所运用的语言文字也十分简约。但是继《老子》之后的诸子百家，在典籍著作上所运用的语言文字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不仅词汇大量增加，语句也愈发丰富，尤其是抽象性名词，在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这也同样标示着中国古代文化类型的逐渐形成。

（三）话语与中国古代文化类型

很多历史资料中都可以发现，在战国时期，大多国家之间的话语各不相同，且无法相通，各地区虽然都有汉字和汉语文基础，但是发展方向不同，具有各地区特色，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字，在当时都具有较大的差异。春秋战国后，随着社会的剧烈动荡，人口的大面积浅析、国家的不断重组，使各地域文化不断碰撞、融合。汉语在这一时期也实现了词汇、字义等的充实、丰富，古代汉语体系逐渐形成，而中国古代文化类型也实现了基本固定，不再受人们的主观意志所影响，朝着固定的方向不断发展。

三、结论

文化类型的形成会受到的多重因素的影响，但是其一旦固定，并会始终按照固定的路线被传承、发展，并对后世的文化产生制约作用。人虽然在语言的创造中发挥着巨大的主动性，但是一旦语言被创造出来，便会具有独立的精神，这一点与文化类型十分相似。在漫漫的时间长河中，两者相伴而生，共同发展，中国古代文化类型的形成及变化，仿佛缩影一般，印刻在古代汉语体系中，并在古代汉语体系的发展历程中同样得以体现。

参考文献：

[1]高玉.文学研究中的语言问题及其思考[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2（2）：70-78.

[2]朱成勇.民族文化融合的艺术结晶——试析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诗写作[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1）：48-52.

中国古代寓言与中国传统文化 篇4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深远。在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自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汉时期，及至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代代都有经典的寓言产生。这些经典的古代寓言，有些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和政治现实，有些承载了人们的智慧和教训，有些浓缩了立身处世的法则......特别指出的是在一些寓言故事中，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润物于无声之中。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髓是“道德”二字，而道德的基本内容就是孔子所说的“守五伦”、“修八德”，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做人的基本道德。“五伦”即所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种人伦关系，用忠、孝、悌、忍、善为“五伦”关系准则；“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是人们应当具备的基本道德，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核心要求。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中，有很多寓言故事深刻地体现了古代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下面列举一些事例说明。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意为“诚实无欺”。今天人们耳熟能祥的寓言《曾子杀猪》，通过孔子的弟子曾子 践行诺言，为幼子杀猪，来告诫人们做人要言而有信，童叟无欺。《急不相弃》说的是两位三国名士华歆、王朗一同乘船逃难，有个人想跟着他俩一起乘船逃走，王朗看到船上还有位置就同意了。后来在盗贼越追越近的危急情况下，为了让船行驶得更快，王朗想把那个人扔下，而华歆认为君子应该言而有信，既然当初答应了他的请求，带他上船，就应该急不相弃，继续带着那人一起逃难。这则寓言中王朗、华歆二人道德水准高下立现，告诫人们做人当如曾子、华歆，大丈夫言出必行，已诺必诚，不可言而无信。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意为“行动准绳”。著名的寓言《东郭先生和狼》中，东郭先生固然糊涂，但是那只忘恩负义的狼尤其让人不齿。《衣冠禽兽》讲的是有一只猩猩，在一个齐国的商人遭遇海难时救了他的性命，并且在荒岛上照顾他一年多，直到有一天，一条大船来到这个荒岛。这个商人准备乘船离开荒岛之前，对船上的人说：“我听说用猩猩的血染的毡布，过上一百年也不会褪色。这只猩猩长得这么肥大，刺死它可以得到一斗多血，为什么我们不捕杀它呢？”朋友听后大声斥责道：“它虽然是一只野兽，却有人的品德，你虽然是个人，却连禽兽都不如！”这两个寓言，都告诫我们，做人不能忘恩负义，背信弃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廉”，意为“廉洁方正”。《公仪休不受鱼》，讲的是春秋时期鲁国相国公仪休非常喜欢吃鱼，全国各地很多人都来送鱼给他。公仪休对送来的鱼全部拒收。他对弟子说：“如果我收下了人家送的鱼，就会徇私舞弊，等到罪行败露，就会被罢免相国之职，失去俸禄。到那时，即使我非常喜欢吃鱼，我也不能常常有鱼吃了。现在我不接受人家送来的鱼，廉洁自律，我依靠自己的俸禄，就可以长久地自己买鱼吃了。”这则寓言生动地告诉人们，对拥有一定权势和财富的人来说，杜绝贪婪无度、任意妄为，取而代之以廉洁自律，对国家对个人都将受益无穷。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耻”，意为“有知耻之心”。《曹商得车》讽刺了宋国人曹商为了个人私利，卑躬屈膝，不择手段，是没有廉耻之心的小人。而众所周知的寓言《不受嗟来之食》，故事中那个宁愿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的饥民，得到了后世人的敬仰，让人们牢记做人要有精神、有骨气。

此外，《《举贤不避亲》、《弘章不受鱼》、《替父受刑》、《林回弃璧》、《穆公失马》、《释鹿得人》、《叔向贺贫》、《子罕不受玉》等寓言，都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孝、信、义、廉、耻，可以说中国古代寓言故事，凝聚着古代人们的经验和智慧，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值得我们反复诵读。

中国古代诗词与水果 篇5

摘要：自古以来，水果作为一种健康营养的食物一直受到人们的欢迎。古代诗词中也有许多关于水果的描写。

关键字：水果 诗词 古代

水果是指多汁且大多数有甜味的植物果实，不但含有丰富的营养且能够帮助消化。水果是对部分可以食用的植物果实和种子的统称。水果有降血压、减缓衰老、减肥瘦身、皮肤保养、明目、抗癌、降低胆固醇等保健作用。一直以来，水果因其健康和营养受到人们的推崇和喜爱。古代诗词中有很多关于水果的描写，对此我进行了总结和概括。

提到诗词中的水果，我最先想到的就是荔枝。诗人称赞它“揉蓝雾雾蔷薇浅，半露冰肌玉不如。”那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驿马奔驰神速，看不清所载何物，惟有杨贵妃在山上远望，知道是最心爱的荔枝被运来，欣然而笑。君王对贵妃的宠爱，由此可见一斑。爱荔枝的除了杨贵妃，还有大诗人苏轼。绍圣三年苏轼被贬惠州，在这里写下了《食荔枝》一诗。岭南两广一带在宋时为蛮荒之地，罪臣多被流放至此。迁客逐臣到这里，往往颇多哀怨嗟叹之辞，而东坡则不然，他在诗中表现出他素有的乐观旷达、随遇而安的精神风貌。诗中写到“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罗浮山下四季都是春天，芦桔和黄梅天天都有新鲜的，如果每天吃三百颗荔枝，我愿意永远都作岭南的人。他爱荔枝，也爱南方山水，所以愿意“长作岭南人。”历代咏荔之作甚多，然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首推这一首诗。

樱桃自古就被叫做“美容果”，中医古籍里称它能“滋润皮肤”、“令人好颜色，美态”，常吃能够让皮肤更加光滑润泽。这主要是因为樱桃中含铁量极其丰富，居各种水果之首。常用樱桃汁涂擦面部及皱纹处，能使面部皮肤红润嫩白，去皱消斑。铁是合成人体血红蛋白、肌红蛋白的原料，在人体免疫、蛋白质合成及能量代谢等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与大脑及神经功能、衰老过程等有着密切关系。常食樱桃可补充体内对铁元素量的需求，促进血红蛋白再生，既可防治缺铁性贫血，又可增强体质，健脑益智。樱桃可以代表很多美好的事物，可以代表特别有活力的女孩子，可以代表很鲜活的爱情，它不仅象征着爱情、幸福和甜蜜，更蕴含着珍惜这层含义。樱桃英文名cherry，意思就是珍惜。南唐诗人冯延已的《罗敷艳歌》“惆怅墙东，一树樱桃带雨红。”一树的樱桃带着未干的雨水红了。形容樱桃新鲜、诱人、天然和甜美。而蒋捷的诗中写“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春光容易流逝，使人追赶不上，樱桃才红熟，芭蕉又绿了，春去夏又到。“流光容易把人抛”，指时光流逝之快。“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一“红”一“绿”，将春光渐渐消逝于初夏的来临中这个过程充分表现了出来。这是时序的暗示。但细加辨味，芭蕉叶绿，樱桃果红，花落花开，回黄转绿，大自然一切可以年年如此，衰而盛，盛而衰，可是绿肥红瘦对人来说意味着青春不再，盛世难逢。春愁是剪不断、理还乱。词中借“红”“绿”颜色之转变，抒发了年华易逝，人生易老的感叹。

除了荔枝和樱桃，诗词中常用的水果还有杏。杏是常见水果之一，营养极为丰富，内含较多的糖、蛋白质以及钙、磷等矿物质，另含维生素A原、维生素C和B族维生素等。杏性温热，适合代谢速度慢、贫血、四肢冰凉的虚寒体质之人食用；患有受风、肺结核、痰咳、浮肿等病症者，经常食用杏大有裨益；人食杏果、杏仁后，经过消化分解，所产生的氢氰酸和苯甲醛两种物质，都能起到防癌、抗癌、治癌的作用，长吃还可延年益寿；杏仁可以止咳平喘、润肠通便，常吃有美容护肤的作用。杏子可制成杏脯，杏酱等；杏仁主要用来榨油，也可制成食品。宋·宋祁的《玉楼春·春景》中，“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绿杨翠柳，茂密如烟，只有拂晓时分，还有轻微的寒意，红杏枝头早已是蜂喧蝶舞，春意盎然，十分热闹。一个“闹”字“闹”出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不仅形容出红杏的众多和纷繁，而且把原本已大好的春光更点染得生机勃勃，盛意盎然、热闹。真可谓“闹”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唐朝诗人王涯的《春游曲》专写杏花，“万树江边杏，新开一夜风。满园深浅色，照在绿波中。”在栽有万棵杏树的江边园林，一夜春风催花开，万树颜色深浅不同的杏花照在一江碧滢滢的春水之中，杏花浸染着江水，江水浸润着杏花，江边杏花林，水中杏花影，互相映衬，相得益彰，春意倍加浓郁。

桃李在中国有很多丰富的意向;比喻栽培的后辈和所教的门生;比喻人的青春年少;比喻争荣斗艳、品格低下的小人庸人。诗经中“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比喻相互赠答，礼尚往来。而后来，有因桃花繁盛美丽，常以桃花比美人。有“人面桃花相映红”一说。当然，桃李寓意复杂，李白的诗中将品格低下的小人比作桃李，在诗中写到“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比喻为人孤傲正直，不愿以诌容媚色取悦权贵。桃李比喻优秀的门生也由来已久，《韩诗外传》卷七：“夫春树桃李，夏得阴其下，秋得食其实。”后遂以“桃李”比喻栽培的后辈和所教的门生。据汉朝《韩诗外传》记载：“魏文侯之时，子质仕而获罪焉，去而北游。简主曰：‘„„夫春树桃李，夏得荫其下，秋得食其实；春树蒺藜，夏不得采其叶，秋得刺焉。由此观之，在所树也。今子所树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择而后种也’。”这段话的大意是：春秋时，魏国有个叫子质的大臣，他得势时曾保荐过很多的人。后丢官只身跑到北京，见到一个叫简子的人，向他发牢骚，埋怨自己过去培养的人在他危难时不肯帮助他。简子听后笑着对子质说：春天种了桃树和李树，到夏天可在树下纳凉休息，秋天还可吃到可口的果实。可是，如果你春天种的是蒺藜，到夏天就不能利用它的叶子，而秋天它长出来的刺反倒要扎伤人。你过去培养、提拔的人都是些不值得保荐的人。所以君子培养人才，就像种树一样，应先选好对象，然后再培植啊！简子用比喻批评子质培养人才不当，故后人就把培养人才叫做“树人”，把提拔培养的优秀人才叫做“桃李”。因老师培养出来的学生很多，就被誉为：“桃李满天下”了。

士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 篇6

士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转变）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扰扰，王室式微，诸侯纷争，社会与文化发生着剧烈的变动，各个利益集团进行着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在这个纷纷扰扰的局势中，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悄然应时局而生，这就是士阶层。

先秦之士的身份多少有些尴尬，他们介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是最基础的贵族，如庶子张仪、范雎、韩非等；也是最高级的百姓，如门下战国四君子的众多门客、杀猪的朱亥等。他们并没有大的势力和显赫的地位，但他们的知识能力，他们的能量，以及他们的社会作用，却颇受统治者的关注，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也得到了当时以及后人的一致承认和肯定，封建社会时期的所谓“士农工商”便可见一斑。礼贤下士。先秦朝代的更替和国家的兴衰取决于政策、谋略之得失，而政策、谋略主要出于士。士承接着上下层的联系，统治者为了自己地位的稳定不得不尊士礼士。魏公子信陵君无忌屈身拜请侯赢，孟尝君好士，“饮食、衣服与之共”，《战国策·秦策三》载："天下之士，合从相聚于赵，而欲攻秦，秦王忧”由此足见士的威力。上层统治者需要士，而士除少数追求某种理想外，多数人则企求步入仕途。他们下可做乡里小吏，上可为布衣卿相，是官僚阶层的候补者。“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著名的如不辱使命的唐雎、慨壮刺秦的荆轲、自荐的毛遂、自刎的侯嬴、毁容吞炭的豫让等人，“士为知己者死”是他们鲜明的特色，为主上排忧是他们的荣耀。

总的来说，先秦之士范围广，百姓中门客、敢效死命者、谋略者，基层贵族等皆称为士。

汉以后的士含义与范围开始变小并明确。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使士有了特定阶层的含义，正如现在生孩子要有出生证一样，大小之士皆由官府确认且多为世袭。隋唐以后，世袭士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士作为一特定阶层的观念仍然保留，开科取士成为士的最主要来源。宋以后的士主要指文人知识分子，再也不见了仗剑甚至“袖四十斤铁椎”的士。士或士人一词逐渐成为一般读书人的泛称，不再特指品官。

中国古代图书的收藏与管理 篇7

中国是世界上保存图书资料最多的国家。自古以来, 各个王朝都非常注意收集和保存图书资料, 而私人藏书, 从春秋战国以后, 也越来越多, 至明清两代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私人藏书楼。

以国家藏书来说, 早在远古的传说时代, 古籍上就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典籍。“三坟”、“五典”是指三皇、五帝时的文献, “八索”是说伏羲造八卦的解说, “九丘”是指大禹分天下为九州时的一些记录。这些当然是不可信的, 是后人伪造或追记的, 但从此可以反映出中国古代很早就注意图书典籍的收集了。

据考古学所知, 我国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 周公曾说:“维殷先人, 有典有册。” (《尚书·多士力》似乎已有殷王言论的记录了。到了西周, 《汉书·艺文志》曾说, 周王朝设有史官, “左史记言, 右史记事”, 这应是国家最早管理档案文献的官员。西周实行分封制度, 诸侯各国亦有国史, 设有史官, 记录各国的政典掌故。后代的研究者认为, 当时没有私人的著述, 现在传世的《尚书》、《诗经》、《易经》都是春秋末年根据史官记录编辑成书的。孔老夫子是我国私人办学的第一人, 儒家所谓的《六经》, 就是从当时史官所保存的文献整理出来的)

秦统一六国, 集中了六国的图书文献于咸阳, 秦始皇听李斯的建议, 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 烧毁不属于博士官的诗书, 学法令的以吏为师, 订挟书之令, 不准私人藏书, 使古代文献遭到了一次极大的损失。到西汉王朝建立, 肖何收秦国籍, 汉惠帝又废挟书之令, 国家和民间图书典籍逐渐增多起来了。到汉武帝时, 他设置太史公一职, 命天下各郡每年向中央报告情况的“计书”得先上太史, 副本才上丞相;又广开献书之路, 设写书之官, 于是国家图籍不断充积, “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 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 (《隋书·经籍志》) 外是指朝廷, 内是指皇宫之内。这些都是国家藏书的所在。到汉成帝时, 成帝再次下令征集天下遗书, 并命刘向、刘韶父子进行整理。这是我国历史上国家政权第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整理工作, 后来到汉哀帝时, 刘歆著《七略》一书, 这是我国最早的国家图书目录。《七略》的分类是:1.辑略, 综述学术源流;2.六艺略, 包括易、诗、书、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等九目;3.诸子略, 包括儒、道、墨、法、阴阳、名、纵横、杂、农、小说等十目;4.兵书略, 分兵权谋、兵形势、阴阳、兵技巧等四目;5.术数略, 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著龟、杂占、刑法等六目;6.方技略, 包括医经、经方、神仙、房中等四目;7.诗赋略, 包括诗歌、赋、杂赋等。以上凡六类, 三十八目, 收书一万三千二百一十卷。

西汉末年的战乱, 使国家所藏图书损失很大, 到东汉政权于洛阳建立, 光武帝及明帝、章帝“尤重经术”, 搜集天下图书, 兰台、石室“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储藏新书, 让班固等在内校书, 并依《七略》体例, 编成《汉书·艺文志》的目录。桓帝时, 还专门设置了秘书监、秘书郎等官职, 隶于太常, 专门校理图书。

东汉末年董卓劫献帝西去长安, 图书缣帛, 被军人取为帷囊, 典籍又遭一次极大的损坏。魏晋先后于洛阳建立政权后, 又多次采集遗亡, 聚积图籍, 晋惠帝时, 将秘书监设为一独立机构, 统领著作局, 掌管宫内外图书。这一机构由西晋一直沿袭到明代, 才改由翰林院替代。

魏晋时期, 图书管理亦有了进步。魏秘书郎郑默将国家所藏图书编成《中经》一书, 开始了中国古代图书的四分法。西晋时秘书监荀勗在此基础上更著《中经新簿》, 分甲、乙、丙、丁四部来记录图书:甲簿:记六艺、小学等书;乙簿:记诸子, 兵书、术数之书;丙簿:记史记、旧事之书;丁簿:收诗赋、图赞等。四部共收书29945卷。

西晋是个短命的王朝, 统一后没几年就发生了“八王之乱”, 继之是周边各少数族贵族入主中原, 出现了史称的“十六国”时期。西晋司马氏政权覆灭后, 其残余势力退至江南, 在江南汉族的支持下建立起了东晋政权。西晋在洛阳所收集的图书, 因乱损失殆尽。东晋著作郎李充根据荀勗所录来查对东晋所存图书, 仅有3014卷。

东晋、南朝时期, 因北方为少数贵族统治, 汉人世家大族大批南渡至江南, 因之图书典籍亦大量由北方流向江南。南朝刘宋时的谢灵运、王俭, 南齐的王亮、谢朏, 肖梁的任肪、阮孝绪等, 都编过图书目录。据《隋书·经籍志》所记, 梁平侯景之乱, 将所得典籍移储江陵, 大凡有七万卷。但到北周攻陷江陵, 又遭一次较大的损失。

十六国少数族贵族统治时期, 他们大多不重视图书文献的收集、整理, 只有前秦苻坚和后秦姚兴稍有注意。南朝刘裕一度攻入长安, 灭掉后秦, 但仅得图书四千卷而已。北魏统治时期, 只有孝文帝比较重视文化, 曾向南方肖齐政权借抄图书, 稍具规模。而到北魏末年尔朱氏之乱, 所集图书又流落民间。以后的北周、北齐两个政权, 都忙于征战, 无暇顾及图书的收集、整理。到隋王朝建立, 牛弘曾说, 当时国家图书仅有一万五千余卷。

隋王朝立国虽然很短, 但对图书的收集却有很大的贡献。隋统一南北后, 即下令重价搜求民间图书, “每书一卷, 赏绢一匹”, 并招收工书之士抄写、续补, 所得图书三万余卷, 抄成正副两本, 藏于秘书省及宫中。炀帝即位之后, 更命抄写秘阁之书, 藏于东都洛阳观文殿的东西厢。在观文殿后面, 又建妙楷台、宝迹台, 储藏古迹、名画。在内道场收藏道经、佛经。隋王朝前后仅统治了三十多年即为农民大起义所推翻, 到唐王朝平定洛阳, 收隋图籍运往长安, 途中损失颇多。魏征根据运来的图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 写成《隋书·经籍志》, 共收书14466部, 合89666卷。也从此以后, 四部分类法成为以后各代所遵循的目录分类法。在魏征撰写的《经籍志》中, 除四部分类法之外, 还记录了道教, 佛教的经典六千五百多部, 五万六千多卷。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最为繁荣强盛的一个朝代。唐初统治者非常重视图书的收藏。到唐玄宗开元年间, 唐代经济、文化都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当时元行冲曾修《群书四部录》二百卷, 毋煚将之节略为四十卷, 叫《古今书录》, 共收书3060部, 51852卷。这两部书现已佚失。而根据《新唐书·艺文志》的记载:“藏书之盛, 莫盛于开元, 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 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另外还有佛经、道藏二千五百部, 九千五百卷。唐代中期发生安史之乱, 洛阳、长安都曾被安史军队占领, 图书大量毁于战火。到唐肃宗时, 元载为相, 奏请以千钱购书一卷, 又命拾遗苗发等去江淮等地搜访, 图书稍集。唐文宗时, 侍讲郑覃又进言采集图书, 四部书逐渐完备, 当时国家有书十二库。但到唐末黄巢起义, 继之五代更迭, 兵火连年, 图书又遭损失。宋朝建立之初, 仅有书万余卷。但到宋仁宗时, 翰林学士张观效仿《开元四部录》作《崇文总目》, 收书30669卷。

宋代是雕版印刷事业开始兴盛的时期, 这当然对图书印刷、收藏起很大的作用。从北宋到南宋, 中间虽经靖康之乱, 开封图书损失殆尽, 但到南宋宁宗时期, 据《宋史·艺文志》所记, 国家藏书达到9819部, 119972卷, 比以前任何时代都多。

辽、金、元三史没有《艺文志》, 所藏不详。

明初朱元璋建都南京, 曾将元大都所藏图书南运, 建文渊阁以藏之。明成祖迁都北京, 又将图书北运, 由内阁管理, 亦曰文渊阁, 藏书达四万三千二百册。接着, 他又命解缙等编辑《永乐大典》, 全书按韻目分列单字, 按单字辑入与此字相联系的各项文字记录, 即所谓“用韻以统字, 用字以系事”。这部书采集了上自先秦, 下到明初所有的古籍、秘册, 整部、整篇、整段的抄录下来, 为保存古代文献起到了重要作用。此书正文22877卷, 凡例与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如此文字计数, 此书有三亿七千万字左右, 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部类书。

清代皇家藏书超过之前任何一代。乾隆时所收的《四库全书》共收书3461部, 79309卷。此外存目的尚有6793部, 93551卷。两者相加, 国家掌握有书10254部, 172860卷。

至于私人藏书, 代有其人。墨子、孔子是最早的藏书家, 西汉何间献王刘德所藏图书几乎与国家所藏相等。西晋范蔚存书七千余卷, 唐代韦述聚书二万卷, 李泌有书三万卷。这些都是历史上有名的藏书家。到了宋代, 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展, 私人藏书数量也越来越多, 如邯郸李淑、常山宋敏求都有藏书三万卷, 南宋以后, 由于北方为辽、金所占, 中原汉民又一次大量南迁, 长江以南的藏书家也就越来越多, 如吴兴的叶梦得、吉安的陈振孙, 会稽的陆游等, 明代私人藏书最有名的应是鄞县的范钦, 他建有藏书楼《天一阁》, 聚书七万卷, 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藏书楼。常熟毛晋, 积书八万四千册, 建《汲古阁》、《目耕楼》储藏。

到了清代, 北方最有名的私人藏书家是山东聊城的杨以增, 收藏了大量的宋元秘本, 建《海源阁》以储。常熟人瞿绍基, 积书十万卷, 筑《铁琴铜剑楼》来收藏。吴兴陆心源, 收藏图书十五万卷, 建《皕宋楼》专藏宋元刻本及名人抄本。钱塘丁丙、丁申兄弟聚书八万多卷。这些藏书家对我国图书的保存、整理都曾作出了很大贡献。

摘要：我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图书典籍的收藏与整理。两汉以后, 各代都设有专门管理图书的机构和官员。本文就是系统地叙述我国古代图家图书收藏与管理方面的成就, 用以弘扬中华文化。

中国古代的“钱荒”与治理 篇8

一、“钱荒”问题的产生原因

1.商业贸易发展

在社会劳动分工的推动下，商业贸易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乡村有定期的集市，大城市的商业活动已突破坊与市的界限，营业时间也不受限制，海外贸易大规模展开。中国的纺织品、瓷器、茶叶等远销日本、东南亚各地。有人把宋代的商业贸易繁荣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纷繁复杂的货币形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商品经济对货币既有量的增加，又有交易工具创新的需求，这种需求变得比以往更为急迫和重要。

2.税制改革

中国古代税制改革中有一个核心内容是由实物税向货币税变革。西汉的算赋、口钱和算缗；中唐的两税法；宋代的青苗法、免役法；明朝的一条鞭法，都有租税货币化的内容。尽管每次改革都会遇到挫折，总的趋势是一次比一次把货币税往前推进。同时，也是货币经济不断推进的过程。纵观历史，许多次“钱荒”都是与税制改革有直接相关，而且货币化程度越高，货币供求失衡的程度也越重，越是到后期，矛盾越是尖锐突出。

3.财富贮藏

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剩余产品随之逐渐增加。在货币经济不断发展的环境下，由于货币具有流动性和“万能”的特点，所以人们自然也会把储存钱币当作一种占有财富的形式。特别是传统社会的农民，由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把贮藏钱币作为以丰补歉、提供安全保障的手段。加之战乱，许多人倾家远逃，铜钱不便携带，只好窖藏落土。历代钱币的大量出土就说明了这一点。富商赚了钱，发了财，也常把钱存起来，是保证财富价值的一个基本途径。虽然没有利息，但只要保存的是足值的“良币”，长远看购买力是有保证的。至于购房置地，既是封建社会人们的习惯价值取向，是对货币的不稳定性作出的反应，也是政府强制禁制大量积存钱币的结果。

4.货币外流

在公元1000年前后，中国强大帝国的地位和先进繁荣的经济发展，造就了当时中国钱币充当类似国际货币的角色。政府对钱币外流，不时采取许多的限制措施，但还是导致大量钱币外流，以至“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张方平《论钱禁铜法事》）。一些周边国家如日本、交趾（今越南）和南洋一些小国如爪哇、三佛齐、锡兰都使用中国钱。中国钱币对于他们有很大的吸引力，藩国朝贡皇上时，朝庭常把大量的铜钱馈赠予外国使节，更多的是通过贸易的形式流出，这更加剧了对货币供给的压力。

二、中国古代治理“钱荒”问题的对策

中后期的中国货币史，更像是一部补救“钱荒”史。面对社会经济渴望钱币总量增加，信用工具创新的强大压力，统治者采取了许多办法。

1.发行大钱、铁钱

其自身的价值并不是以等比例地加大重量为其前提，而是没有什么规律地以略重于小平钱的形式，以铸出几倍于小平钱的“大钱”，实际上是以货币符号充当真实货币。崇宁重宝当十大钱是个典型。11世纪初，王安石变法，货币需要急剧增加，钱荒日甚。1103年，蔡京动员全部铸造力量铸行崇宁重宝当十大钱，到1104年竟废止小平钱和当五钱，折二钱也改铸为折十钱。而当十钱无论重量还是成色一枚当十大钱都比不上三枚小平钱。结果钱分两等，市有两价，民间因此发生许多纷扰，甚至拿钱买不到东西。省陌制是补救货币供应不足的另一个传统办法，名为1000文的钱，实际上根据当时的货币紧张程度只付约50%-85%的实钱就可以了（最初在东汉实行短陌制是每贯除20文）。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易量的增加，充当交换手段的铸币自身的价值应向较高的趋势发展，事实却非如此。比较有名的如南朝梁武帝的铁五铢，价值极低，交易时要用车载铁钱支付，计价时论贯（千枚）计算，物价上涨到一斗米卖八十万钱。使用铁钱在四川有较长的历史，但进入宋代后，不是用铜币代替铁钱，而是使铁钱的铸量猛增，仅四川的四个州每年就铸50万贯，流通的区域扩大到了陕西、河东（今山西南部），甚至福建。

2.限制蓄钱

禁舶海泄一方面市场货币流通量不足，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人们财富增加，持币量剧增，于是当局直接明令禁蓄钱。公元1159年，南宋王朝针对富家积钱，多的累百巨万，少的不下数10万贯的情况，下令平民积钱不得超过1万贯，官吏也不得超过2万贯，超过的限两年内买物消费，否则拘捕入官，告发的有赏（叶世昌等《中国古近代金融史》）。这个禁令与300年前晚唐时期的规定基本相同。其目的就在于加快货币流通速度，缓和供求矛盾。但由于铜钱体积小不易发觉，故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进入11世纪后，不仅对内严控蓄钱，且对外禁舶泄海。公元1248年南宋淳祐年间，监察御史陈求鲁上言：“议者谓楮便于运转，故钱废于蛰藏；自称提之屡更，圜法为无用。急于扶楮者，至嗾盗贼以窥人之阃奥，峻刑法以发人之窖藏，然不思患在于钱之荒，而不在于钱之积。夫钱贵则物宜贱，今物与钱俱重，此一世之所共忧也。蕃舶巨艘，形若山岳，乘风驾浪，深入遐陬。贩于中国者皆浮靡无用之异物，而泄于外夷者乃国家富贵之操柄。所得几何，所失者不可胜计矣”，所以宋、金、明历代都特别强调禁海舶泄钱，违者严加惩处。金承安三年（公元1198年）就立制：《古钱钞文》载：“以钱与外方人与交易者，徒五年，沂以上死，驵侩同罪。捕告人之尝，官先为代给钱五百贯。”其结果，虽然短期有助于控制市场通货的减少，但高额的铸币税也相应的少收了，更重要的因此而加剧了闭关锁国。

3.启用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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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通对待私铸封建帝王总想维护自己的尊严，不愿直接使用前朝的旧钱，但大多最后都离不开旧钱的支持，只得“依数准使，不许挑拣”。在16世纪末期的明万历年间，流通的旧钱比本朝钱还多许多，旧钱币的“良币”与本朝钱一样看待。1553年，嘉靖皇帝决定嘉靖钱以7文准银一分，本朝洪武等钱及前代杂钱加倍。但到了第二年，就调整为“上品同嘉靖钱”，其余或10文、或14文准银一分。这一方面是由于铜材紧缺，铸币不足；另一方面，高昂的铸造费用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私铸铜钱，无论在那个朝代都是禁止的。但中国历代的私铸，由于市场钱币奇紧，铸钱利丰、技术简单、制作容易，很少因政府法令的禁止而停止。

4.以物为币

《唐会要》记载：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在一些地区以盐帛为币交易，而另一些地区“用水银、朱砂、缯彩、巾帽以相市”。十来年后，又规定交易100贯以上的，匹帛米粟要各占一半（《新唐书》）。宋朝则是将全国划分为几个区域，分别使用不同的货币。京东、京西十三路行使铜钱，成都等四路行使铁钱、交子，陕西、河东铜铁兼用。据说在元代，康藏一带，大额交易用黄金，小数目通行盐币，用盐水煮成浓汁，然后用模子造成砖形，重约半磅，上圆下方，放在火旁烤硬，并加官印。明代，一些区域不得不退回到使用非金属货币。《明考宗实录》记载：“土货之乡殊，则贸易之情异。”四川、贵州用茴香、花银及盐、布，江西、湖广用米、谷、银、布，山西、陕西间用毛布作为货币。

5.发行纸币补救“钱荒”

纸币产生于北宋时代，约在公元1000年左右，比西方纸币的产生约早六、七百年。北宋的西北辽、金和西夏都是敌国，大量茶马交易只得在四川与境外进行。交易手段面临着双重的困难，一是流通量的不足；二是币值太低，不便大额贸易。四川通行铁钱，当时2万文铁钱，才可购一匹罗，重达130斤，纸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起初，先出现在民间，客户用铁钱到发行者那里换取“交子”（纸币），客户拿到交子就如同携带等额的铁钱在市场上购买商品，进行支付。当客户不愿持交子时，随时可到发行者那里兑换铁钱，只需每贯付30文工墨费（贴水钱）。由于交子铺户恪受信用，随到随取，所印“交子”图案讲究，隐作记号，黑红间错，亲笔押字，他人难以伪造，所以“交子”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直接用随时可变成现钱的“交子”来支付货款的事例也日渐增多。正是在反复进行的流通过程中，“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品格。后来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危及“交子”信誉。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这种“交子”已经是铸币的符号，真正成了纸币。但此时的“交子”尚未取得政府认可，还是民间发行的“私交”。但并非所有的交子铺户都是守法经营，恪守信用的。有一些惟利是图、贪得无厌的铺户，恶意欺诈，在滥发交子之后闭门不出，停止营业；或者挪用存款，经营他项买卖失败而破产，使所发“交子”无法兑现。这样，当存款者取钱而不能时，便往往激起事端，引发诉讼。于是，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十六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始取得政府认可。到了1023年，政府设置交子务，改由官办。此后，纸币不断发行，元明代大量发行宝钞，以解决“钱荒”问题。

6.启用贵金属

金银贵金属在中国漫长的补救“钱荒”中，特别是明初以前，并没有显示出特别的作用。由于受金银的天然特性所决定，古今中外都视其为财富。金银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充当货币的贮藏手段和支付手段。支付手段主要服务于赋税、捐献、赏赐、赎罪、贿赂、谢礼、军政开支等。但作为货币，在全社会的经济生活交往中的作用范围有限。其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自然储量相对较少，生产量不高。唐代产金的地区不少，但年产量不过百两左右。宋代有所提高，皇祐中年产量为15094两，治平中年产量减为5440。白银的产量唐代每年不过一、二万两。云南省产银36，780两，当时全国产银量是77，560两，云南占整个国家产银量的47%。在明朝天顺年问，云南产银量达到了100，000两，是全国产银两的一半。在清朝康熙到乾隆年间，云南在银子加工方面的税收是全国第一。以上这些数据很难准确了解中国历代的黄金、白银的产额。但总的看，中国金银贵金属在古代及近代的产量很低，所以历代金银储存量也很少。二是相当数量的金银被长期贮藏，不能进入流通。铜钱作为货币，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充当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有其一定的优势。但作为财富贮藏，因其体大价低，钱币与铜价背离过大，所以它不是非常理想的贮藏手段。特别在宋代之后，通行铁钱和纸币，信用不好，更不宜承担价值贮藏职能。因此，当人们剩余产品增多、财富增加时，金银成为承担此职能的最好选择。

（作者单位：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