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的动力分析

新型城镇化的动力分析（通用6篇）

新型城镇化的动力分析 篇1

新型城镇化要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 人民网北京2月4日电（记者贾玥 罗旭）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蔡继明以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中央环资委副主任董佩永今天下午做客人民网委员讲堂。厉无畏表示，十八大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

厉无畏说，城镇化的基础首先是要工业化，没有工业化当然不能城镇化。工业化有各种各样，现在强调的是新型工业化，要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发展、集约化发展、生态化发展。同时，要把生态理念融入到各行各业当中，不仅是指城市建设和生态环境的关系。现在国际上已经提出了大生态的概念，广义的生态观，超越了经济与城市建设和环保相协调的层次，融合了社会文化经济这些方面。我们说经济也有生态，生态主要是要考虑经济怎么发展，能够持续发展，对人的全面发展，也要有一个生态环境，还有社会生态、文化生态，这是一个全面的概念。我们要建立城市的生态化，各方面的生态都要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以人为本。

厉无畏指出，我们既要做好城市的生态化，还要提供好公共服务，人的教育，提高人的素质，要全面发展，教育、医疗这些都是生态角度来谈的。所以新的城镇化这一条是比较新的就是广义生态化的概念。另外，还要考虑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让农村也享受一些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城乡一体化必须要做到产业的一体化，城市反哺农村就比较好。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城市反哺农村，要走产业一体化的路。本次交流是由人民日报政文部、人民网、中国政协新闻网、《中国政协》杂志社联合主办的《委员讲堂》第六十讲，主题为“详解城镇化战略与百姓红利”。

新型城镇化的动力分析 篇2

1 制度政策变迁

在交通建设、环境治理等基础经济活动的建设中, 从经济学中我们可知是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这类产品由于缺乏竞争性和排他性, 都是由政府来进行配置的, 政府的配置就带来了政府的规划引导机理, 从而达到政府的目标。政府发挥作用可以从城镇化的规划政策来看。政府会对整体的城镇化做出一个综合规划政策, 特别是各类城镇化的指标, 从大的方向做出城镇化的政策、方针。一方面, 政府并不是市场的主体, 通过管控调节城镇建设发展;另一方面, 市场也不能完全自行调节, 特别是涉及到公共产品的提供。根据生态城镇化本身的演化过程的规律, 政府在规划新型城镇化的政策, 可以做到实现多元主体参与决策的民主, 更加科学的设计规划, 共同推动。政府施行行政内容需要行政政策的配合, 市场经济体制下, 政策对城镇化建设有着强大的作用力。当前, 城镇化发展过程当中的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度等城镇化发展壁垒就是由政府出台政策消除不利影响。另外, 政府从长远也可以更加有序、合理的推进城镇化。浙西南作为浙江经济基础相对落后地区, 农业经济占的比重大, 还需要制定有效的农业发展政策, 促进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 实现人口城镇化目标。加大新型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地产的开发, 满足区域非农产业和人口集聚的现实和不断增长的需要。

2 市场利益驱动

城镇化建设的基本动力就是市场利益的驱动性, 集合四大生产要素, 把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引向到能带来最大经济利益的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 各类生产要素在城市和农村不断进行配置, 以达到最优化。但是, 并不是有了利益, 生产要素的配置就是合理的, 生产要素的流动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 城镇化要和工业化相匹配。有了人口的集聚并不表明实现了城镇化、有了工业园区也不表明城镇化提高了。四大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是由经济发展自身的要求, 城镇化要和工业化相匹配的要素集聚就相对合理, 反之就是不合理的。而且, 长期的城镇化实现还要涉及到外来人口的户籍制度变革,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市场经济体制下, 通过市场调节、价格调节和竞争调节等配置要素的最基本手段, 对经济活动进行引导调节。城镇化应该由农民自身根据其迁移成本与迁移收益的比较来进行自我判断。如果仅从经济利益驱动角度来考虑, 迁移收益若大于迁移成本则农民自然就会进城, 城市规模随之扩大;反之, 若迁移成本较高同时收益反而极低时, 必然会对农民进城取向起制约作用。追求更高收益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本能, 而追求高收益的市场机制在可控范围内能够积极促进城镇化、工业化。

3 创新科技推动

当前, 科技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加大, 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科技进步会加速经济增长, 深刻地促进产业集聚及产业结构的转换, 影响城镇化的进程, 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原动力就来自于科技进步, 通过先进的工农业技术促进人口向城市流动。从区域经济的创新角度来看, 建设城镇化, 离不开经济发展的引擎: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对于一个地区的城镇化建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是区域城镇化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浙西南处于交通相对封闭, 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与其他发达地区相比, 要实现城镇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发展, 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只有通过科技创新才可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和社会差距, 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发挥后发优势。从经济发展的梯度来看, 浙西南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处于价值洼地, 在人口、土地等生产要素有着天然的优势, 而且作为浙江生态环境最好的一个地区, 做好相关的配套招商引资工作, 可以引进先进的生态生产技术, 制造生态产品。促进经济发展的生产要素, 技术因素对城镇化的推动力和影响力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无论是工业园区还是经济技术开发区都是以先进技术的引进作为突破口的, 改革开放本身也是一个引进先进技术的过程。

4 产业推动力

新型城镇化的实现需要人口的大量导入, 大量的农民工和农村人口转移依赖于产业的发展, 产业结构的重新构建。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过程, 对各类生产要素的聚集, 特别是人口的聚集, 产业的变革和产业的流动就成了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推动力。从历史的进程来看, 人口的流动和产业的转移是相适应的。首先, 我国交通便利地区从没海省市开始, 引进国外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推进了这些地区的城镇化的发展, 之后中西部地区开始吸收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 当沿海地区的各类生产要素价格提高, 特别是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变得相对昂贵, 在此背景小, 产业外迁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许多消耗大量劳动力的产业向内地迁移, 从而大量的就业机会就流向了中西部地区, 当地的经济也就获得了发展, 如富士康生产基地大量迁移到河南后, 相关的配套产业也发生迁移, 城镇化的发展必然是先由产业的发展带来的, 城乡的二元结构也就实现了融合。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需要借助于产业的推动, 城镇和产业之间也是实现城乡一体化自然融合过程。通过, 产业的带动发展, 势必会改变单纯的人口城镇化, 从而使农民在城市当中留下, 得到更加长期的发展, 落地生根, 实现各类生产要素融合形成产业, 去加速推进新型城镇化, 杜绝产业空心化。

浙西南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各类生产要素融合才能完成, 改变当前政策体制, 不合理的观念思想, 通过科技创新, 积极参与利用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 发展生态产业迎合绿色需求, 走出一条新型的生态城镇化的新路。

参考文献

[1]柴玮.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现状及策略分析[J].理论界, 2014, (7) .

[2]钟晓遇.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动力因素控索[J].科技创新导报, 2014, (12) .

发掘动力推进新型城镇化 篇3

“人的城镇化”引发热议

中坤地产董事长黄怒波作为首位发言嘉宾，率先提出一连串对于当前新型城镇化环境下的思考，认为新型城镇化作为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在一个科学合理的体系内，“让中国大地上一大半人可以有尊严地活着”，获得现场嘉宾和观众的掌声连连。

当前城镇化被赋予了多重意义，扩内需、保增长，投资和消费并举；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民生，改善收入分配和提高社会保障，似乎有一石三鸟的功能。然而比目的更重要的是如何推进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而且要提高城镇化质量。

在国家行政学院经济部主任张占斌看来，新型城镇化应该更具包容性的发展。他指出，城镇化应该是让13亿人民共同享有的城镇化。无论是城市本身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的提高，还是保障房的建设、棚户区的改造，其成果都应被所有人共享。

著名经济学家、世界新经济研究院院长陈瑜也表示，完整的市场经济构成应该包括完整的基本特征，而知识资本作为基本特征的一部分，应当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被同时引入。

聚焦城镇化转型中企业作用

作为我国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新型城镇化成为社会关注重点。然而，谈到城镇化必谈产业发展，产业是城镇化发展的支撑，城镇化是产业发展的载体和平台，两者相辅相成。

事实上，作为产业发展幕后的重要原动力之一的企业和企业家，在过去的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鲜少被关注，然而本次论坛将企业和企业家在新型城镇化中的角色，作为核心论点提出，迅速引发了在场嘉宾强烈的关注。

“中国未来城市化的关键点在企业家，如果说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以后，需要提供合适的工作，这就需要有大量的企业参与，所以企业家与城镇化是密不可分的。”中国恒天集团董事长张杰指出，正是因为企业和企业家的存在，让工业化效率变得高效，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发展的步伐，尤其在农村，随着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大量的农民将会从土地耕作中解放出来，投入城市怀抱，城市需要企业来推动产业发展，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新型城镇化的动力分析 篇4

王辉龙:无论是城镇化、城市化还是都市化, 在英文中都是指urbanization一个单词。日韩和我国台湾地区习惯译为都市化, 我国内地学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将其译为城市化, 在党的重要文件中多使用“城镇化”概念1。这是因为我国除了有4 个直辖市、284 个地级市外, 还有369 个县级市、1456 个县、117 个自治县, 更有19683 个建制镇2。在如此复杂的行政区划结构中, 要完成由农业国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变, 并不是将所有农村富余劳动力都转入大中城市, 而是要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同发展。城镇———而不仅仅是城市———将承担起我国农民市民化的重担。另外, 我国的户籍制度是按照“城镇”和“乡村”两个类别来划分的。因此, 使用“城镇化”更符合我国的国情。

(特别说明:本文对所引用文献中原有的表述方式不做变更, 如果没有特别说明, “城镇化”、“城市化”和“都市化”具有同等含义。)

记者:一般认为, 工业化是城镇化的主要驱动力, 您是这样认为的吗?

王辉龙:是的, 工业化对于推动城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内在组成部分 (弗农·亨德森, 2011) , 是工业化的地理学概念, 无论秩序如何混乱, 工业化必然伴随着城市化 (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 2008) 。关于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观点, 从技术视角看, 工业化过程中的技术进步推动着劳动力由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流向高生产率的工业部门 (Lewis, 1955) , 同时, 农业部门自身生产率的提高也会加剧这种流动 (Fei & Ranis, 1964) 。从结构视角看, 工业化的演进导致产业结构转变和升级, 带动城镇化 (钱纳里等, 1989) 。一般认为, 结构转变的动因分为需求和供给两类, 前者着重从满足恩格尔定律的非位似偏好来解释部门间结构转变, 后者强调结构的转变是由经济部门之间不同的生产率所导致 (刘雅南、邵宜航, 2013) 。在工业化初期, 工业发展的技术因素对城镇化带动力更强一些;进入工业化更高阶段, 城镇化率的提高则主要由经济服务化导致非农产业比重上升的结构因素带动 (郭克莎, 2002) 。近年来,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 (NEG) 的研究开始从聚集经济效应和交易效率的视角探讨城镇化的动力机制 (Krugman, 1997;Fujita & Thisse, 2002) 。认为工业生产的不可分性, 要求制造业生产活动聚集在某一区域范围内, 这种聚集带动了城镇化。同时, 受益于规模经济降低空间交易费用, 城镇化可以产出更低价的商品和服务, 并扩大市场规模和范围, 推动了工业化 (郭熙保, 2002) 。

记者:除此之外, 还有哪些因素影响着城镇化的发展?

王辉龙:技术进步、市场需求与发育、基础条件以及政府导向等因素都会影响工业化对城镇化的带动作用 (景普秋、张复明, 2004) 。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驱动着人口从乡村到城镇、从小城市到大城市的转移, 这种由工业化带动的城市化在早期因没有解决好交通、住房和其它社会保障问题, 曾出现了城市贫民窟现象。部分拉美和东南亚国家则出现了城镇化快于工业化的局面, 表现为城市人口扩张与城市产业长期萧条并存, 高失业率导致城市贫困人口不断增加。1980~1994 年的15 年间, 拉美贫困人口由1.359 亿增加到2.093 亿, 净增7340 万, 其中城市贫困人口增加7250 万, 而农村贫困人口增加了90 万3。

记者:如您所言, 工业的发展为人口和其他生产要素的集聚提供了条件。当工业化完成之后, 结构的转变以及集聚经济效应成为城镇化继续发展的另一驱动力。在我国, 工业化与城镇化是否协调发展?

王辉龙:当前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发展还不够协调。一方面, 大量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游离于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这种所谓的“半城镇化”或“伪城镇化”, 使社会对产业工人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 难以形成支撑新型工业化发展所需的知识、技术和人才积累。另一方面, 低水平、重复、粗放的投资行为持续发生, 这些劳动密集型项目依赖劳动力低成本优势, 对技术升级和结构转型形成反向锁定效应, 无助于推动城镇化发展。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 我国城镇化目前还处于质量低、环境成本高、科技含量少的发展阶段。在资源约束持续收紧、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和国际竞争转向知识和技术领域的背景下, 我国工业投资和城市可开发空间日益受到限制, 大城市人口、资源、环境承载力进入瓶颈期。同时, 传统农业在向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释放出更多的劳动力, 农民将继续脱离土地向城市和工业、服务业部门转移。

记者:当前我国城镇化道路中还面临着哪些问题?

王辉龙: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在这一点上, 学者持两种态度。大部分文献 (钟水映、李晶, 2002;耿海青, 2003;黄毅, 2006) 认为中国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而李扬 (2013) 认为这恰是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精髓所在:“产业发展—就业增加—人口集中—城市发展”的路径, 保证了流动人口基本都能获得就业, 从而在大规模人口流动的背景下还能保持社会长期稳定。

另一种观点是, 中国存在过度城市化问题 (董黎明, 1999;李强, 2006) 。该观点主要是指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速度快于城市人口增加速度。蔡继明等 (2013) 比较了城镇与农村人均建设用地增加幅度指标, 发现我国空间城市化过快, 人口城市化相对滞后, 二者呈比较严重的非协调发展。其直接原因是地方政府基于成本收益考量, 推进空间城市化的动力巨大, 而在人口城市化方面则几乎没有动力。根本原因则是现行的城乡二元土地制度、财政制度和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使然。弗农·亨德森 (2011) 认为, 世界各地都担心城市过度扩张对农地的占用, 但中国目前的机制却激励市长们把农地转为建设用地, 然后把建设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卖给开发商。这间接导致了我国空间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事实 (蔡昉, 2010) , 不能否认, 我国城市化加速过程伴随着土地市场的利益冲突 (周其仁, 2004) 。

记者:您以上的谈话中触及了当前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您认为我国应该走一条怎样的城镇化道路呢?

王辉龙:未来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将以推进城镇经济发展为取向, 并根据城镇经济的发展而展开, 经济发展方式将从以工业经济为主要推动力转变为工业经济和城镇经济共同推动 (王国刚, 2010)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当前所要推进的是新型城镇化, 即依靠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推动的城镇化, 城镇化过程中要坚持生态文明理念和以人为本的思想。这与发达国家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前30 年所进行的城市化有本质的区别。

城镇化首先是一个人口问题, 它要求人口随着工业化的推进逐步实现由农业劳动者到工业劳动者的职业转变, 由农村到城镇的生活场所转移, 由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换。过分强调城市建设而忽视农村转移人口的发展, 就会脱离城镇化的本意。研究发现, 长期扶持特定城市的政策容易带来人口过度集中、房价上涨、生活成本上升等问题, 都无益于人的发展, 如果不加以解决, 反过来又会阻碍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Ades和Glaeser, 1995;Henderson, 2003) 。同时, 城镇化又是一个发展问题, 农业人口的“转变”“、转移”和“转换”离不开城市的开发建设和产业发展。可以说, 城市建设是人口城镇化的物质基础。城镇化无论如何定义, 投资都是必要条件, 只是与工业化投资不同, 城镇化投资对象要兼有公共性和商业性的混合产品 (李扬, 2013) 。预估全国每年在城镇化上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将达3~4 万亿元, 我国新型工业化正面临由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 对人力资本和知识等无形资本的投资也需要大量资金 (洪银兴, 2010) 。这些投资主要由各级地方政府筹措4。而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一半以上要靠土地市场来筹措5。于是, 我们面临着两难选择:一方面, 房地产和土地市场已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 房地产业“虹吸效应”导致了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的偏差 (刘志彪, 2010) , 阻碍了工业化的正常进程, 过高的房价也成为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主要阻力。毫无疑问, 推进城镇化需要以产业发展为支撑, 有文献认为房地产业发展对其它产业发展具有带动作用 (王国军、刘水杏, 2005;张晓晶、孙涛, 2006) 。但张清勇、郑环环 (2012) 的近期研究发现, 无论是1985~2009 年的全时段, 还是1998 年大规模住房制度改革以来的分时段数据, 都不支持住宅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论点。房地产业发展对实体经济及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 实证结果则因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而存在差异 (Boléat & Coles, 1987, P.134-135;Green, 1997;Kim, 2002) 。赫尔普曼 (Helpman, 1998) 以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为基础, 研究发现住房价格过高会抑制劳动力的空间集聚和实体产业发展。同样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标准模型, 高波等 (2012) 的研究发现, 城市房价上升诱使劳动力流出, 对低附加值产业产生挤出效应, 进而引发产业升级。但任由房价上涨, 而不主动促进产业升级则可能出现城市产业空心化。黄少安等 (2012) 的研究则认为, 来自房地产业的租金增加将以产业领域税收减少的形式得到平衡, 结果不利于产业发展。由此可见, 无论是从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 还是从经济结构的转变来看, 已有文献都不支持通过房地产开发来推进城镇化的观点。

当前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打破对“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城镇化的钱来自于土地市场, 为了筹钱就要卖地, 为了卖地就必须发展房地产市场。于是, 城镇化就变成了房地产开发。要破解这一困境, 首先要明确新型城镇化的主体, 然后从主体的行为选择上寻找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驱动力。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水平是由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等内在因素所决定的, 忽视这一基本出发点去论证城镇化滞后的原因, 便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理论研究的意义, 甚至可能误导城镇化发展战略 (钟水映、李晶, 2002) 。

记者:当前我国的城镇化存在着高成本、低质量的弊端。突出地表现在建设用地投入产出比较高、环境污染严重、农村转移人口各项收益提高缓慢等, 这些弊端影响着我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请您谈谈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约束条件是什么?

王辉龙:就新型城镇化的约束条件, 我想从五个方面谈。

第一, 资源约束。1979~1996 年我国城镇化率的增长率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保持大致相同的走势, 这一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驱动特征明显, 1993 年甚至高达61.8%6。无论从要素资源还是从环境容量来看, 这一时期尚可以支撑城镇化所需的投入和消耗。1997 年之后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基本保持在20%左右, 而城镇化率仍以年均超过1 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增加。从二者走势上来看, 单靠投资已无力继续支撑城镇化。截至2008 年底, 我国耕地面积还有18.258 亿亩7, 离18 亿亩红线仅一步之遥。这就意味着, 原来以高速投资来为每年逾千万农村转移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居住场所和其它基础设施的路径将难以为继。

第二, 人力资本约束。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生态和环境为代价。当大量农业人口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时, 还要保持农业产量继续增长;当人口向城镇集中, 能源消耗增加、生活垃圾大量排放时, 还要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就必须依靠科技创新。科技创新首先需要的是具有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本。在我国每年向城镇转移的农村人口中, 有相当一部分从事的是简单劳动。他们还不具有创新型经济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素质, 一方面无法支撑城镇经济向创新转型, 另一方面, 为了给新转入人口提供就业机会, 还必须保持一定数量的简单劳动岗位。这就使得新型城镇化的创新型特征较难显现出来。如果人力资本约束无法解决, 我国的城镇化可能还会走向资源消耗型的老路。

第三, 土地财政“路径依赖”约束。2011 年, 全国地方财政收入52547.11 亿元, 而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费用11527.3 亿元, 占地方财政收入的22%8, 这其中还不包括来自房地产市场的税收。相对于发展实体经济还存在退税、补贴等支出而言, 土地财政对地方政府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一方面, 近年来房地产市场的“赚钱效应”使得地方政府形成了依靠房地产业发展经济的思维习惯;另一方面, 国民经济中出现了泛房地产化趋势, 部分地区的国民经济结构甚至围绕房地产市场展开。这就使得推进新型城镇化遇到了两方面约束:一是房地产业挤压实体经济, 从而使城镇就业吸纳能力下降;另一方面, 高房价增加了农村转移人口融入城镇的困难。

可以说, 房地产业的资本虹吸效应扭曲了工业化的正常轨迹。在利润导向下, 工业领域积累的产业资本不断向房地产业转移, 银行资本、其他风险资本也透过各种渠道进入房地产市场。这种局面动摇了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的物质基础, 产业不能升级使得制造业资本报酬加速递减, 又强化了产业资本向房地产领域转移的动力。“制造业产业低端化利润微薄—资本流出制造业—蓄水于房地产业—推高房价、形成超额利润—进一步吸引产业资本进入”形成了恶性循环。我国经济体系的这种“泛房地产化”异化了城镇化的发展目标。当城镇化以土地、资本被“劫掠”进房地产领域的方式“机械化”推进时, 工业化与城镇化将难以同步发展。

第四, 户籍和土地制度约束。中国有2.6 亿农民工, 按常住人口统计他们是城市人, 但他们几乎不能享受城市化的成果。在我国52.6%的城镇人口中, 有近17%的人口没有市民化。户籍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约束条件之一。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 将大大增加农村转移人口的成本。同时, 由户籍制度派生出来的一系列社会保障和人口政策短时间内很难取消。因此, 研究中国的城镇化, 户籍制度是必须考虑的约束条件之一。除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还存在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 城市居民可以通过购买或者福利分房时代的“房改”来获得土地使用权, 并分享土地增值收益。而农村土地虽然归集体所有, 但农民几乎无法享受土地增值收益。如果农民进入城镇居住, 一方面要承受高房价的压力, 另一方面又很难将土地使用价值变现。

第五, 国际环境新变化的约束。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的时候世界秩序几乎完全控制在他们手中, 因此, 他们可以通过掠夺资源、压榨其他国家和民族来成就自己的工业化。当前国际环境非但不可能允许我国像发达国家那样完成工业化, 而且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还产生了新的阻力。发达国家为了保持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优势地位, 一方面口头上支持我国的城镇化战略, 目的是想依靠中国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来消化他们的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又对我们实行新知识、新技术封锁, 意图使进入城镇的农业劳动者永远是他们生产线上的工人, 使中国的城镇永远仅仅是他们全球价值链上的利润贡献点。

记者:在您看来, 发展新型城镇化的根本动力是什么?

王辉龙:分析新型城镇化的根本动力, 首先要弄清楚的是, 新型城镇化的主体是谁。所谓城镇化, 就是城镇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 与之相伴随的才是提高生产率、扩大消费需求等经济效应。城镇人口比重不断提高, 依靠的是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 因此, 这部分转移人口才是城镇化的主体。虽然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中, 几乎所有人都不能置身事外, 但城镇化的质量和动力最终取决于农村转移人口。

第一, 城镇化是市场交易主体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 通过成本—收益分析作出的效用最大化选择。转移人口的自选择是新型城镇化的内在动力。

根据现代经济学中的经济核定理 (Economic Core Theorem) :只要给人们充分多的自由选择, 且容许或能够自由竞争、自愿合作和交换, 即使不事先考虑任何制度安排, 在人们自利行为驱动下, 所导致的资源配置结果效率最优。城镇化的内在动力是人口转移的收益大于成本。世界主要大都市几乎都存在拥挤、生活成本高等问题, 但人口依然在向大都市流动, 根本原因就是人口的集聚收益大于其成本。即使没有享受市民待遇, 我国农民也愿意进城打工, 其动力便是生活在城市的综合效用大于农村。

农民作出迁移决策的前提条件可能包括: (1) 资源约束收紧、工业品价格上升直接导致农业生产成本上升, 分散的农业生产者因没有规模优势而不具有价格9谈判力。 (2) 当前大部分农民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不具有从事现代规模农业生产的能力, 但农业规模化生产又在挤压着小农生产的空间。 (3) 政府的政策导向是鼓励资本进入农业领域, 依靠科技提高农业生产力。 (4) 目前在大部分城市取得户籍、享受市民待遇还并不容易, 医疗、子女就业等问题都是农民在作出迁移决策时面临的既定约束条件。 (5) 进入城镇对工作岗位的选择面可能比较狭窄, 需要忍受单一、枯燥的生活节奏。

作为城镇化主体的农民究竟如何选择, 完全取决于他们在以上约束条件10下的成本—收益分析。在收益中, 城镇与农村工资比可能仅仅是一个方面, 生活的舒适、个人及其子女的发展空间以及他们对未来的预期, 都是他们要考虑的重要内容。作为服务者的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服务, 包括制度供给和基础设施等公共品供给。如果在农民的迁移收益小于其成本的情况下仍强行推进城镇化, 则这种不适合的外来干预将影响迁移人口效用最大化的实现路径, 降低城镇化质量。因为城镇化的质量首先应该表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当然, 除了关注迁移人口, 还应该关注迁入地人口的生活水平, 实现总人口的帕累托改进。

由以上分析, 我们不难推出, 新型城镇化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人的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容。

第二, 推进城镇化不再有廉价的环境和资源供给, 在世界走进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的背景下, 创新驱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应为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新型工业化、经济转型是城镇化的重要驱动力。

大部分研究认为, 我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按照国际上通用的IU比和NU比这两个指标来测度, 中国的IU比高于世界一般水平, 这说明我国工业化对城镇化的推动力不够。一般情况下, IU比在发展早期大于1, 随着工业化推进, 服务经济成分提高, 第三产业开始大量吸收非农化劳动力, IU比逐步降低, 城市发展动力的重心由工业变为服务业。虽然我国工业化发展较快, 但它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对社会结构的改变影响不大。其原因, 一是我们所进行的工业化还是传统的工业化, 以资本和要素为驱动力, 以创造财富为目的。其代价是牺牲资源、牺牲环境、牺牲进城务工人员分享发展成果的机会。这样的工业化不仅自身难以为继, 更不能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二是我国经济转型缓慢, 服务业发展滞后, 低端加工制造业微薄的利润, 无法为生产线上的工人提供能够在城市安家的工资水平。因此, 新型工业化和经济转型这两个城镇化的驱动力都没有发挥作用。

第三, 推进城镇化的外在力量包括:市场力量, 如美国模式;政府力量, 如前苏联模式;市场+ 政府力量, 如欧洲和日本模式。我国东北三省的城镇化率较高, 也与曾经的政府力量推动有关。1996 年之后我国城镇化推进迅速, 这还是与政府“看得见的手”有关。基本路径是在城郊大建开发区, 强行赶农民上楼;在城市搞房地产开发, 扩大城市空间范围, 但是, 空间城市化并没有相应带来人口城市化。

在世界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时代背景下, 信息化、互联网将与分布式能源供给充分结合 (杰里米·里夫金, 2012) 。城市无序膨胀、水资源短缺、土地与粮食安全、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公共服务提供、资金) 、就业压力加剧 (人口总量、劳动就业人口、老龄化三大高峰) 、地区和城乡差距扩大、城市贫困、农民工非市民化、社会冲突增加等等, 在新型城镇化战略中都是必须解决的问题。解决的唯一途径就是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 依靠科技创新, 以新型工业化带动新型城镇化,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促进经济社会转型。

总之, 城镇化是市场交易主体在一定约束条件下, 根据成本—收益分析进行自选择的结果。因此, 新型城镇化应坚持以人为本。在当前资源约束收紧, 全社会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背景下, 我国的新型城镇化既不能走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依靠掠夺资源、破坏环境进行发展的老路, 又不能走我们以前所经历的通过“价格剪刀差”牺牲农民利益支援城市发展的旧路, 而必须走生态文明的新路。要做到以上两点, 只有依靠人力资本积累, 依靠知识、技术和制度创新。

记者:要做到以人为本和生态文明, 您认为在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道路中, 还有哪些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王辉龙:早期欧洲的城市化是以农村的萧条和崩溃为代价的, 新兴机器工业集中到都市, 农村濒于破产, 农民涌进城市。拉美国家的城市化是以城市的膨胀和城市贫困为代价的, 大量人口向城市集中, 产业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城市化无序而低质。我国的城市化必须走均衡发展之路。所谓的均衡发展, 一是农民和市民享有同等的发展权益和发展机会;二是综合使用各种要素资源, 通过知识、技术和管理创新, 平衡能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三是城乡统筹发展, 通过农业部门技术进步, 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的改革, 减少农村人口转移的成本, 提高其收益。

第一, 注重新型城镇化的人力资本投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 需要配套的住房、道路和其他公共设施相应增加, 投资仍然是必须的。但要特别注意人力资本的投资。城镇化是城市文明向乡村渗透和传播的过程, 是人的素质提高的过程, 而不仅仅是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通过人口素质的提高和社会文明的进步, 反过来又促进产业结构转变、经济转型、城乡发展和社会进步。而这一正反馈过程能否实现, 则取决于人力资本水平能否及时提高, 从而支撑这一转变过程。

第二, 逐步消除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的制度障碍。改革户籍制度, 把捆绑在户籍上的公共服务释放出来, 逐步做到公共服务在城乡、区域的均等化。同时, 做好土地确权工作, 使农民可以通过农地使用权转让获得进城资本。要尽量减少政府“帮”农民做选择的情况, 政府只要提供公共服务, 农民自然会根据成本- 收益分析, 作出个体最优决策。如果农民在非市场力量作用下被“安排”进城, 被“强迫”上楼, 则就业、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后续问题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一一显现出来。没有产业支撑的、没有市场容量的城镇化都不是健康的城镇化。

第三, 遵循生态文明理念, 适度发展, 避免城市过度拥挤。我国城市形态和特点千差万别, 各地应根据自身要素资源禀赋, 规模适度、各具特色地推进城镇化。在城市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 挖掘可供利用的资源潜力, 发展经济发达、生态高效的产业, 建设体制合理、社会和谐的文化, 营造生态健康、景观适宜的环境, 达到城市经济目标和生态目标的有机统一。

记者:您的谈话使我们对中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有了新的认识。我国的新型城镇化既不能走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依靠掠夺资源、破坏环境进行发展的老路, 又不能走我们以前所经历的通过“价格剪刀差”牺牲农民利益支援城市发展的旧路, 而必须走以人为本、生态文明的新路。通过人才积累、科技创新、经济转型、户籍土地制度改革等措施, 才能使我们国家走上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创新驱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新型城镇化的动力分析 篇5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城镇化建设

基金项目：该文章为2014年度潍坊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课题前期研究成果，批准文号：潍社科学术委发〔2014〕4号。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在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往的城镇化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直接相关，以土地扩张为主的规模城镇化的特点比较突出。进入发展型新阶段，这种规模城镇化的矛盾问题日益凸显，难以为继。实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促进城乡共同发展”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政策选择。

一、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中存在问题分析

在城镇化进程中全国当前普遍存在的问题有以下方面：

（一）人口城镇化速度明显滞后于土地城镇化速度。从全国来看，目前我国的城镇化发展状况，土地的城镇化也快于人口城镇化。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71182万人，城镇化率达到52.57%，2013年城镇人口73111万人，城镇化率达到53. 73%，这里的城镇人口统计口径为常住人口，其中包含了2.34亿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如果去掉城镇化率中的“虚高”部分，2013年的户籍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远低于世界银行统计的中等收入国家平均48.5%的水平。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土资源部的重视。

（二）人口城镇化速度明显滞后于工业化速度。当前我国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质量不高，“半城镇化”问题突出。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合理比值为1.4 ～2.5 ，2010 年我国为1.06，即使这三年来有所增长，但仍尚未进入合理区间。2012年城镇化率为52.57%，工业化率为45.3%，两者比率为1.16。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2年世界平均城镇化率是53%，我国城镇化水平与之基本持平，但我国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是包括2亿多农民工的常住人口，而且，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相比，我国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如果以城镇化率与非农就业人口比重比较，2012年农业与非农就业比重分别占33.%和66.4，农业与非农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分别为10.1和89.9城镇化率远低于非农产业就业水平，也滞后于产业转换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农用土地转化为非农用地、乡村地域转化为城镇地域，大量失地农民却无法完成真正的身份转变，无法享受城镇化带来的对应福利待遇。

（三）“半城镇化”状态容易引发诸多社会矛盾。城镇建设征用集体农用地，造成了大量失地农民。虽然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一些失地农民能够获得高额的征地补偿，但这并不是普遍现象。近几年，我国每年征地面积在500万亩左右，其中耕地在300万亩左右。由于征地补偿标准较低，征地补偿安置费用在一些地方难以达到“确保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的要求；加之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失地农民普遍面临就业难题。大量失地农民形成一个既不同于农民，也不同于市民的过渡性群体，徘徊在城市边缘。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由于文化程度、劳动技能等方面的限制，在城市就业困难，收入不稳定，享受不到和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也无法再回到农村，容易陷入贫困的境地，成为事实上的弱势群体。

（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艰辛，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相对较低。这些被城镇化的农民工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相对较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教育服务不足；二是医疗服务不足；三是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比例低；四是公共文化服务不足，多数农民工文化生活贫乏。五是住房保障程度低；六是在城镇落户难。；在城乡收入差距居高不下，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消除的情况下，城镇居民和农民工基于收入、待遇差异等因素，形成了城镇中新的二元结构。

二、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与分析

（一）赋予农村土地物权，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合理的土地制度，则能够在城镇化过程中提高土地利用率，降低城镇化的成本，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明确土地产权是保证农民合法土地权益的一个重要措施。当前中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许多农民土地权益问题是由于土地产权不明晰所造成的，因此，当前我们必须加快土地确权工作，通过征地制度改革，切实保障农民在土地上的各项权益，让农民分享城镇化的成果，这是当前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加快推进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要体现城镇化过程中“人”的核心地位，还要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进一步完善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扩大农民工社保覆盖率。消除灵活就业农民工在流入地参与城镇社会保险的障碍。允许农民工在流入地参加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城镇社会医疗保险，政府应尽快对各项保障制度的衔接和转换运行统筹规划；努力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完善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加强统筹规划，尽快整合现有培训资源和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形成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网络。针对农民工的实际需求， 展免费就业前培训和再就业培训，统筹城乡的职业培训资源，提高培训质量和效率，提高农民工的就业竞争力。

（三）大力发展镇域经济，为新型城镇化夯实基础。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和岗位以及良好的创业环境是以人为核心城镇化的重要保证。要进一步搞好镇域产业规划，突出抓好服务业园区、工业园区和现代农业园区发展。不同乡镇要立足自己的区位优势、资源条件和发展潜力，合理确定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凭借历史传统和本地资源，走“一镇一品”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资源开发、传统手工艺等镇域工业，加快商业、饮食、服务和旅游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不断增强小城镇经济实力。

（四）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市民化。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步伐，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具体而言，特大城市、大城市应从实际出发，创新方法，鼓励具有稳定收入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业转移人口优先落户，合理控制规模；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则要积极发展经济，扩大就业，增强吸纳能力，放宽户籍限制，降低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就业和定居的门槛。逐步实施居住证制度。进行与户籍制度相配套的制度改革，弱化直至消解城市户口的附加利益，正是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所在。

新型城镇化的动力分析 篇6

【关键词】SWOT；内蒙古；新型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内蒙古自治区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的能源输出基地和生态保护及安全稳定屏障，2014年城镇化率达到了59.5%，已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城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协调；二、三产业吸纳就业能力较低；“撤盟设市”造成城镇化率虚高；快速城镇化加剧资源消耗和生态破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问题日益明显。为了改善这些问题，研究如何推进内蒙古新型城镇化建设就具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内蒙古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优势

1.区位优势，内蒙古地域辽阔，总面积118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国土总面积的12.3%，与东北三省、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8个省相邻，靠近京津跨越三北，与俄罗斯和蒙古接壤。目前内蒙古公路总里程突破17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总里程突破4000公里，一级公路超过6000公里，与周边省份的高速公路出区通道全部打通，形成了南联北开、承东启西的开放型交通格局，区内有满洲里、二连浩特等13个陆路口岸，随着“一带一路”的大国布局以及内蒙古“草原丝路”的区域振兴，激活口岸经济可以实现中俄蒙多元合作与共同繁荣，也是内蒙古深化对外开放的国际平台。

2.资源优势，内蒙古素有“东林西矿、南农北牧”之称，草原、森林、人均耕地面积都位居全国第一。矿产资源丰富，稀土、煤、铅、锌、银等矿产查明储量均排在全国前列。石油天然气的蕴藏量也十分可观，全区已探明13个大油气田，预测石油总资源量为20至30亿吨，天然气的最高远景储量可达10000亿立方米。矿产资源储量潜在价值达13万亿元以上，占全国矿产资源总储量的10%以上。内蒙古境内的森林、草原、沙漠、湖泊、少数民族风情等多种自然景观和人文情况，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3.历史悠久、文化厚重。长久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就是很多民族生存繁衍的地方，目前分布有汉族、蒙古族、以及满、回、达斡儿、鄂温克等49个民族，草原畜牧文化、汉族农耕文化以及现代文明在此交融，形成了特有的民族文化传统，营造出了包容和谐的文化氛围。文化资源与进行城镇化建设二者缺一不可，城市的发展应避免盲目的模仿和追求，文化作为软实力，可以将城市赋予不同的生机和活力，悠久的文化底蕴，健康的人文精神，促进社会和谐，助推城镇发展。

二、内蒙古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劣势

1.城镇化质量不高，2014年内蒙古城镇化率提升至59.5%，居全国第十位，高于全国平均值54.77%，可以说内蒙古的城镇化率得到迅速的发展，但是内蒙古镇化质量不高的问题仍很明显，现有城镇规模普遍偏小，行政区划的变更使得大量的农村人口变成了城镇人口，非农产业并不发达，人口居住分散，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城镇特征不明显，在一定程度来看，内蒙古的城镇化率并不能反映当前真实的城镇化水平。

2.以资源开发为主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是城镇化的主要动力，内蒙古经济的飞速发展主要以资源优势为基础，集中在低技术要求，低科技含量的原材料产品及初级加工产业中，多年以来依托能源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如果不进行资源的深加工和转化，而只是以原材料和初级产品输出来支撑经济增长，在短期内虽然可以带来经济的发展，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资源消耗型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后果也会逐渐显现出来，资源是有限的，一旦资源采伐殆尽，经济发展也会停滞不前甚至造成经济的崩盘，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内蒙古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机遇

1、国家和地方政策的支持，党的十八大提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理念给城镇化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为内蒙古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经过多年的发展，综合实力显著增强。2013年内蒙古“8337”发展思路的提出立足于内蒙古欠发达的基本区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蒙古发展的的目标和方向。2015年“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开启了内蒙古经济发展的新格局，建设“草原丝路”成为激发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一带一路”战略将涉及交通、电信、能源、金融、文化等多个行业，为内蒙古经济发展带来强劲的增长动力，同时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调整，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扩容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基础保障。

四、内蒙古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挑战

1.内蒙古地区城镇化发展不平衡，东部以呼伦贝尔、通辽、赤峰为核心，中部城市主要有呼和浩特、锡林郭勒，西部则是以包头和鄂尔多斯为主的城市集群。西部地区借助丰富的矿产资源，经济增长较快，城镇化水平较高。东部地区因农业和畜牧业资源丰富，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都保持较高增速，中部地区则因缺乏资源和产业的优势，经济发展受限，从而影响了城镇化的发展速度。

2.城乡二元体制阻碍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可是二元结构的社会保障制度，导致农村转移人口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享受不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2013年内蒙古农牧民工流动转移总量达到238万人，即使他们在城镇中获得了相对稳定工作，但90%以上的用人单位并没有给农牧民工缴纳"五险一金”。二元结构的存在阻碍了资本和土地要素在城乡间的合理配置，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顺利转移到城市；另一方面农村缺少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要素无法得到有效的配置。

五、内蒙古新型城镇化发展问题解决对策

1.坚持“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新型城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应建立和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改善基本卫生医疗条件，拓宽住房保障渠道等一系列措施，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让农牧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人口的城镇化。

2.调整产业机构，统筹区域发展。通过政策倾斜来促进内蒙古中部地区的快速发展，针对于中部地区资源较少，产业优势不明显等现实问题，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政策的倾斜，培育新的增长极，统筹东、中、西部区域协调发展，加大扶持力度吸引企业到中部地区建厂投资，活跃中部经济，促进中部地区城镇化建设，提高内蒙古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整体水平。

3.发挥大城市聚集效应、不断扩大城市规模。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大城市的聚集、辐射功能不断增强，具有更好的规模效益，为了让产业机构的调整升级有更大的空间，加快大城市的发展或形成更多的大城市，是内蒙古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应不断发挥大城市的中心和主导地位，提高其对周边的辐射和综合服务能力，成为带动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4.加强政府引导，科学合理的规划布局，吸引更多的企业和资金参与到内蒙古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不断加强和完善基础设施，增强城市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的能力，切实处理好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之间的关系。同时结合内蒙古的地域辽阔，人口稀少的特点，走具有内蒙古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各地政府应制定措施鼓励更多的企业和吸纳更多的资金参与到内蒙古的城镇化建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