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制属于（精选8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强化各部门负责人的行政职责，增强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效能意识，促进恪尽职守、依法检测，为服务对象和客户提供科学、公正、高效、满意的服务，根据《云南省质监系统行政问责制实施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问责坚持权责统一、赏罚分明、责罚适当、实事求是、公正公平的原则，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分级负责，坚持教育与惩戒相结合、追究责任与改进工作相结合、加强对干部的监督与发挥干部主观能动性相结合，确保问责工作健康发展。
第三条云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各所、部门正副职负责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依照本办法问责。
第四条各所、部门正副职负责人对岗位职责内发生的应该问责行为承担直接责任；各所、部门主要负责人对所管辖部门发生的应该问责行为承担主要领导责任。
第二章问责事项
第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问责：
一、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二、独断专行、决策失误；
三、滥用职权、违规检测；
四、办事拖拉、推诿扯皮；
五、不求进取、平康无为；
六、欺上瞒下、弄虚作假；
七、态度野蛮、作风粗暴；
八、铺张浪费、攀比享受；
九、暗箱操作、逃避监督；
十、工作不力、处置不当。
第三章问责方式
第六条问责方式：
一、诫勉谈话；
二、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四、责令公开道歉；
五、通报批评；
六、调整工作岗位；
七、停职检查；
八、劝其引咎辞职；
九、责令辞职；
十、建议免职。
以上问责方式可以单纯使用或并用。
被问责的情形构成违反党纪、政纪应按相应规定追究纪律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七条根据被问责情形的情节、损害和影响，决定问责方式。
一、情节轻微，损害和影响较小的，对行政负责人采用“诫勉谈话”、“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责令作出书面检查”的方式问责；
二、情节严重，损害和影响较大的，对行政负责人采用“责令公开道歉”、“通报批评”、“调整工作岗位”、“停职检查”的方式问责；
三、情节特别严重，损害和影响重大的，对行政负责人采用“劝其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建议免职”的方式问责。
第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问责：
一、１年内出现２次以上被问责的；
二、在问责过程中，干扰、阻碍、不配合调查的；
三、打击、报复、陷害检举人、控告人、证人及其他有关人员；
四、采取不正当行为，拉拢、收买问责调查人员，影响公正实施问责的。
第九条发现并及时主动纠正错误、未造成重大损害和影响的，可从轻、减轻问责。
第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免予问责：
一、因服务对象、客户弄虚作假，致使难以作出正确判断，造成未能正确履行职责的；
二、因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内部管理制度未作出具体、详细、明确规定或要求，无法认定责任的；
三、因不可抗拒因素难以履行职责的。
第四章问责程序
第十一条通过以下渠道反映有本办法第二章规定情形的：
一、上级机关的指示、批示和通报；
二、院领导以及综合部门在业务工作、纪律检查、政纪监督、法制监督、人事和财务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三、服务对象、客户的投诉和举报；
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议案、提案等形式提出的意见建议；
五、监督机关及司法机关等提出的意见建议；
六、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检举、控告；
七、巡视（巡查）、工作检查或工作目标考核中的意见建议；
八、新闻媒体的报道；
九、本院干部、职工反映的突出问题；
十、其他渠道反映的情况。
第十二条经初步核实，如反映的情况存在，由院行政问责等四项制度工作办公室向院行政问责等四项制度工作领导小组提出关于是否启动问责程序的建议。
第十三条由院行政问责等四项制度工作领导小组决定启动问责程序。院行政问责等四项制度工作办公室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
被调查的行政负责人应当配合调查，阻挠或干预调查工作的，调查组可以按照干部任免程序的有关规定，提请暂停其职务。
调查组应当听取被调查的行政负责人的陈述和申辩，并进行核实，如其成立，应当采纳。不得因被调查人申辩而从重问责。
第十四条调查组一般应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工作，并向院行政问责等四项制度工作领导小组提交书面调查报告，情况复杂的，经过院行政问责等四项制度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可延长10个工作日。
调查报告包括问责情形的具体事实、基本结论和问责建议。
第十五条调查终结后，由院行政问责等四项制度工作领导小组作行政问责决定。
第十六条问责决定书应当自作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送达，并告知被问责人享有的权利。
被问责人享有对所问责问题向院行政问责等四项制度工作领导小组进行申辩、申诉的权利。
问责情况应及时告知提出问责批示、建议的有关单位或个人。
第十七条被问责的行政负责人对问责决定不服的，可自收到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院行政问责等四项制度工作领导小组提出申诉。申诉期间，问责决定不停止执行。
第十八条院行政问责等四项制度工作领导小组收到被问责人的申诉，应当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复议、复查，在20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
一、问责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问责方式适当的，维持原决定。
二、问责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问责方式不当的，变更原决定。
三、问责认定事实不清楚、证据不确凿的，撤消原决定，并在一定范围内澄清事实、恢复名誉。
在国内社会背景与学术背景下, “行政责任”日益得到重视。从政府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角度来看, 伴随着我国行政改革的不断深入, 政府对于公民和社会的责任问题越来越凸显。一方面, 基于公民对政府产生信任危机的国际环境, 我国政府面对的是一个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处于全球化和市场化之中的高复杂性和高风险性的社会, 新的挑战和新的问题给予政府以新的压力与期待。另一方面, 在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 我国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民主意识在不断加强。学者们总是力图从理论上对权责做一明确分析和阐述, 以期指导行政实践。随着历史的前进、时代的变迁, 问责制发展到今天也必有其研究的理论价值。
鉴于国内外问责制的发展状况, 笔者认为, 应从分析行政问责制的由来入手, 充分认识到行政问责制实施的民主基础, 以及其在西方国家的广泛应用, 对我国而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的行政问责制作为一种新生事物, 在其发生作用的一开始便遇到了许多的现实问题, 这是由我国特有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以及历史因素决定的。应对这些环境因素、历史因素以及现行体制因素分析的基础上, 研究中国行政的具体特色, 借鉴别国已有的经验的教训, 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行政问责制的完善思路。
要深刻理解问责制, 首先不能把问责制简单等同于引咎辞职。引咎辞职是由问责制引起的, 只是问责制的一个部分, 是承担领导责任的官员在发生了重大事故时主动承担责任的行为;其次不能把问责制理解为上问下责, 如果问责制就是上问下责的话, 那么结果是在最关键的地方, 恰恰无人问责。这样的问责制未必能带来责任政府;同时也不能把问责制看成是上级对下级某个已知的具体过失的惩罚。问责制关键要解决的是, 确保政府与官员在平时就充分承担责任, 而对官员因过失而作出的惩戒, 通常是在事故发生之后, 已为时太晚。所以问责制关注一切责任, 惩戒则只关心事故的责任;最后不能把行政问责制等同于我国古代整肃吏治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干部管理和惩处制度。行政问责制度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现正民主政体下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实现途径。问责制度不仅仅包括对渎职官员的惩罚, 更要求政府对公众有所“交代”。正是这些把民主政治下的问责制与中国古代帝王整肃吏治的统治术区分开来。
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对各级政府及其行政公务人员承担的各种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和审查, 对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的, 依据法定程序追究其责任, 使其接受失责的惩罚的制度。
我国目前还没有一套严谨完善的问责制度体系。要使行政问责制具有切实的可操作性, 就得付出加倍的努力与细心。现行的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中, 由于表述的泛化, 带来操作上的模糊与难以界定, 存在着不少不足,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职责、权限和责任不清;行政问责文化滞后;行政问责配套制度缺失。
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指出:“要认真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全面实施国务院颁布的依法行政纲要,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各级政府及其部门都要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程序, 履行职责, 接受监督。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 坚决克服多头执法、执法不公的现象。强化行政问责制, 对行政过错要依法追究。各部门都要加强内部管理, 积极配合和支持审计监察部门依法履行职责。对于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整改, 进一步扩大公民、社会和新闻舆论对于政府及其部门的监督。”从中, 我们可以看出, 政府推行这项制度在认识上进一步深化, 不仅仅要追究有过错行政公务人员的责任, 更重要的是通过该制度的实施, 促进政府及其公务员的依法行政能力, 使法律规范、政策措施、制度安排等真正得以落实, 提高政府在群众中的权威和公信力。
在我国, 行政问责制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 对其的研究和实践可以说都是刚刚起步。行政问责制度还处于初创阶段, 在理论上还不成熟, 在制度设计和实际执行中还存在一些困惑和误区。要使我国行政问责制更加科学完善, 必须深入了解我国行政问责发展现状。我国现实政治生活中, 由于问责制度的缺失、公民参与问责意识淡薄等方面的原因, 造成了我国问责乏力的状况。
摘要：作为责任政府主要实现形式的行政问责制度的建立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化进程的重要表现, 也是民主政治不断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对行政问责制进行初步分析探讨。
关键词：责任,行政问责制,责任政府
参考文献
[1]、周亚越.行政问责制研究[M].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6.33.
[2]、韩剑琴.建立责任政府的新探索——行政问责制[J].探索与鸣.2004, (8) :20.
问责风暴近日越刮越猛。不久前，孟学农因对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尾矿库溃坝事件负有领导责任，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22日，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因为“奶粉事件”引咎辞职，成为最新一轮官员问责风暴中下台的高级别官员之一。
在这两起事件中受到牵连而去职的还包括山西省副省长、石家庄市委书记和市长、临汾市市长等数十名官员。此外，在深圳火灾和登封矿难中，又有一些官员被免职。
如果说这些问责是因为出现重大生产事故和安全事故，并造成人民生命财产受损，那么有一些问责则是属于细节上的过错，或是其他方面或大或小的问题。比如四川省巴中市市政府将放假通知中的“中秋节”误写成“端午节”，3名官员被免职；四川剑阁县人事局长因嫌喝的茅台酒价格太贵而打人被免职；河南漯河市裴城镇党委书记和镇长因为给农民办玉米“砍伐证”被免职……
这些问责虽然标准不一，但都体现了从严治吏、执政为民，它既释放了管理好干部的信号，也是在以一种权责对等的方式给人民一个交代。而且，此次问责力度之大，近几年少见，凸显了从严治党、从严治国的决心和信心。它要让官员们明白一个常识，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就要对得起人民，就要为人民利益着想，否则就要受到党纪和国法的严惩。
事实上，对官员的问责在党纪和国法中都有着明确的表述。《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当中就有明确的表述：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不宜再担任现职，本人应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职务。2006年开始实施的《公务员法》也有着类似的规定，而且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
而再往前追溯，就会发现我们党和国家有着问责制的优良传统。从延安整风，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门刚打开时的从严问责，再到非典时的大规模惩处失职官员，都体现着党和国家问责式的管理。毫无疑问，此轮问责风暴将更有助于推进行政问责向着制度化、常态化、透明化的方向发展。
应当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其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对我们的管理体制和权力规范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它不但要求我们要以监管者的角色规范市场的运营，更要求我们以权责对等的理念为权力的合理运用划定界限。行政问责的制度化就是对权力运用的一种常态化监督。它提醒着官员，不能“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
当然，问责的标准也需要制度化的规范，写错别字是不是就一定要免职，免职后的官员们可不可以东山再起，都还有待细节上的规定。相信在今后的问责制中，这些都能得到解决。无论如何，伴着行政问责制度的不断发展，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党和国家在政治体制上不断走向成熟，已成为所有人的共识。
摘要:行政问责制是对政府的违法或不当行为及其后果追究责任的制度。我国推行行政问责制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行政问责制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政治文明的发展等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政府 行政 行政问责
行政问责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包括其未履行应有职责的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行为。在我国管理实践中,要发展出一套严谨完善的问责制度体系,还存在一定难度的。要使行政问责制具有切实的可操作性,这就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现行的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中,由于表述的泛化,带来操作上的模糊与难以界定,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
首先,什么事该问责。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况是高层公务员本人直接犯有重大错误或失误时,才会被免职或引咎辞职,而真正因为工作不力,不作为或者在责权范围内出现重大问题而被免职的却很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我们过于强调公务员个人的主观动机,而不论其工作成效,缺乏一种权力与责任的对等关系和意识,具体表现为:
1.行政问责通常只关注那些人命关天的重大事件,对于一些影响力、大众关注度相对较小的事却不问责。出现了只要媒体进行大量报道的重大事件,相应上级部门就会督办解决,而其他一些“小事”则因为
关注度低则被忽视掉。
2.行政问责关注的更多是安全事故领域,对其他领域中担负领导责任的过失现实中关注的相对还比较少,行政问责制应深入到政府所管理的各个领域。
3.行政问责只是针对滥用职权的违法行政行为,而对不作为的行政行为关注不足。由于政府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意识根深蒂固,这就造就了大量公共行政活动中的不作为行为。行政问责制不光要问责出现失误的行政行为,也一定要问责行政不作为行为。
4.对道德责任的问责远远不够,对领导干部道德责任的问责是意义深远的,他们直接代表政府的形象,正义、诚信、健康的公务员队伍的形象事关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度,应得到我们高度的重视。
其次,问什么人的责。目前,我国政府机关实行的是行政首长负责制,各级政府乃至各部、委、厅、局均由相应的行政正职即“一把手”负责,行政问责所指向的对象自然是行政正职即“一把手”;但同时,党章中明文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委员会委员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根据这些规章制度,在行政活动当中,一般行政正职负全面责任,应对组织的行为全面负责,可是,在一般具体行政行为当中,往往是由副职在事发后承担领导责任,正职却没有承担起于其权力对等的领导责任;另一方面,只处理有问题的直接当事人,而对其负有相应过失责任的上级领导却不问责。当直接当事人应当为自己所管辖的事务负主要责任时,我们往往忽略了应对该部门负责的上级部门所应承的的领导责
任。
再次,由谁来问责。重大问题出现时,往往是由政府责令相关当事人辞职,我们却忽略了官员是由人大选举产生并应由人大任免的,这样一来颠倒了监督与被监督的法律关系。需要我们强调的是相应的问责权限应由相应主体实施,权力问责应向制度问责转变。
最后,怎么样问责,即按什么程序问责。从法的一般意义上说来,程序是任何一项健全制度必备的要素,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人治之间的根本区别。行政问责制要走向公开、公正、公平,健全和完备的程序是必需的。
针对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
第一,转变传统行政理念。明确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动因以及政府追求的主导价值理念。这样才能从更高层次上确立实施行政问责制所要达到的目标,继而促成建立责任政府,实现对社会良好的治理。无论是行政官员,还是社会公众都要转变理念,建立责任意识、风险意识、监督意识,形成问责和被问责的习惯。
第二,健全我国现有人事制度。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必须要进行干部人事制度的配套改革。要进一步改革政府干部“能上不能下”的晋升机制,建立起优胜劣汰的官员淘汰机制,使不负责任的官员被淘汰,保证问责制度的真正实施。
第三,建立一套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度体系。包括:1.基于权属关系的内部问责,主要是由上级领导机关对责任人的追究制度;2.行政体
系内的专门机构的问责,如监察、审计机关对责任者的追究;3.行政体系外部的问责,如司法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等;4.最高权力机关的监督,即人大的监督。通过行政问责制度的健全与完善,使问责制不但产生真正的约束力还要具有可操作性。
第四,强化优化问责制的监督制约机制,尤其是加强人大的监督力度。我国现行的监督体制还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司法、行政机关尤其是立法部门对行政权监督与制约的力度亟待强化。例如在所有的问责案例中,由人大机构或人大代表主动提出对官员问责的质询案数量极少。推进政府问责制,其核心运行渠道是由民意机关和立法机关实施的问责。
第五,建立一套规范可行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真正赋予公众对政府活动的知情权。如果公众不知情,就无法知道谁对公众负责,谁没有对公众负责,就无法追究失职行为。只有透明行政、政务公开,才能把政府及其官员的活动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应通过立法,对哪些信息必须公开、通过何种渠道公开、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政府为公众提供信息查询的义务及不履行相应义务的后果等做出系统完整准确的具可行性的规定,从而从法律的高度来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行政问责决定着一个政府是否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而是否负责任也成为现代政府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和标志。从根本意义上讲,一个政府只有在它真正履行其责任时才是合乎理性的合法的。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建议我国行政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和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健全行政问责
【摘要】我国行政问责制在问责主体、对象、方式、程序等方面还不完善。行政问责的制度化、常态化，能够使官员预测到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从而避免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这必将有利于官员的清廉公正，也有利于对民众权益的维护，对法治政府、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行政问责 意义 完善
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被广泛应用于公共行政领域，并发挥出了其作为建设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民主政府的重要途径的作用，成为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问责在实施过程中，强化了官员的责任意识，达到了推进责任政府建设、促使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忠实履行职责的目的，但也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行政问责制的概念及现状
所谓行政问责制，是指一级政府对现任该级政府负责人、该级政府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我国行政问责制尚未形成制度化的法律，多是散见于一些规定和条例中。2001年4月21日，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正式实施，2002年的《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对领导干部引咎辞职作了明确规定。2003年因“非典”而颁布实施的《公共卫生突发条例》明确规定了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社会有关组织、公民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承担的责任、义务及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2003年8月27日通过的《行政许可法》，明确规定了政府的行政许可行为及违反本法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也专门规定了对有失职、渎职行为的党员干部给予相应处分。2004年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了对决策责任的追究和行政执法责任制，同时在完善行政复议责任追究制度等方面也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将“权责统一”作为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之一。2006年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则进一步将行政问责法制化和规范化。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2008年2月中央提出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健全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使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有法可依，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完善、进步。
推行行政问责制的现实意义
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人民代表表达人民的意志，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其根本保证是责任政府体制的建立，要求行政机关对权力机关负有严格的政治责任。而行政问责制的启动，不仅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推进民主政治的实现，推动社会进步，而且还对重塑政府责任和形象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
行政问责制的实施，体现了国家机关依法治国、法治行政的原则与精神。自迈耶提出依法行政原则已有百年之久，但依法行政依然是行政法的基本理念。①而且还将继续作为行政法的基本理念和原则存在下去。任何行政活动必须有法律依据，任何行政活动也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只要违法就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这是法治社会基本的要求，而不论其身份、地位。因此，推行行政问责制，体现了依法行政基本原则的要求，即权力与责任相一致。
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有利于政府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行政问责制的实施，规范了政府的行政行为，使政府严格依法办事，崇尚宪法和法律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中的权威。这样，政府不至于朝令夕改，每一次的行为也能充分体现民众的意志和保障民众的合法权益，政府守法、诚信，不仅有利于维护其自身的权威，也有利于政令畅通。民众也因政府的守法、诚信，而积极发挥其主动性和创造性，体现其作为社会一份子的重要作用，从而呈现出美好和谐的社会环境。
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和表现。一方面，行政问责制的实施，使得部分违规官员被追究责任，此举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民众的响应，密切了干群关系，促使行政管理者认真履行职责。另一方面，从制度设计和目前各地行政问责的实践经验看，这一制度还有利于避免政府职能的官僚化，有利于优化公务员队伍，约束公务员和其他行使行政职权的主体，促使他们真正对人民负责，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对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规范行政问责制的问责主体制度。根据宪法、组织法及相应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不仅有行政机关内部的上级对下级的同体问责，还有人大、政协、民众等异体问责，但目前的问责仅限于同体问责。同体问责因上下级隶属和业务熟悉等原因具有快速高效性，但也因此种关系使得问责易流于形式。为实现向人民负责的目的，体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政治体制，也为建立责任政府、法治政府这一政府机构，在行政问责下，须强化上级监督下级的责任，但不能仅仅是上级对下级，更不能将问责制简单地等同于上级惩罚下级，否则，这样的问责制度将难以实现责任政府的目的。问责制的完善必须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体现巩固和完善民主政治的目标，将问责制的完善与党内民主的健全和民主政治的建设步伐相联系相协调。也就是说，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强化上级党委和政府的问责责任，并且运用已有的其他制度资源来健全行政问责制，以便建立问责的长效机制。
严格划定行政问责制的责任对象。“权责一致”原则贯穿于行政法的始终。职权与职责相一致，要求在问责时严格划定责任对象范围，即哪些人需要承担公共权力不当使用或者未尽职责的责任。既不能让责任人逍遥法外，也不能让无辜者受罪。授权的范围有多大，就应当在多大的范围内问责。否则，若问责与现实的职责格局不符合，则难以起到问责的真正作用。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法理依据主要是法规、规章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纪律规范，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比较少。再加上，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有些职责不够清楚、权限不够明确，在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相互推诿，以至于在问责中，具体应当由谁承担责任，模糊不清。因此，考虑到现实的公共权力格局情况，问责对象的范围不能仅针对行政官员，而应按照权责相一致的原则来进行。
确定行政问责制的问责事由及标准。在问责的范围上，主要针对给社会生活造成直接损害的公共事件。对社会造成普遍不满和震动的事件需要问责，但同时也必须看到，经济、政治等其他领域的过失同样会对社会造成不利影响，也应追究责任。行政问责事由不仅应针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违法行政行为，也应针对无所作为的行政行为。当然，应确定根据事件的严重程度而采取不同的问责措施，以提高问责的规范性和制度化。不能因为有领导关注、媒体报道、网络传播就问责，反之就不追究。应确立行政问责的标准。行政问责标准的确立，可参考行政责任的构成要件，即要求主体有违反行政法律义务的行为，同时在进行违反行政法律义务的行为时存在过错②。但在具体承担责任时，不仅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如动机、目的、事后态度等方面，还应考虑违法行为的情节及后果。
明确行政问责制的问责方式。行政问责制的意义是否能真正体现出来，问责方式的真正落实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一些公共事件的责任人，在事件平息之后，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与追究，逍遥于“问责”之外，而且有的不降反升，这种现象既无视行政问责制的严肃性与权威性，也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这与问责手段方式的不落实有直接关系。因此，强化问责方式的落实，也是完善问责制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而此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完善被问责官员的复出程序，避免将问责流于形式。当然，也不能将被问责官员一棍子打死，永世不得翻身。可根据工作需要，允许其重新参政，在相关部门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下，对实际工作中重新赢得社会尊敬和作出成绩的，予以提拔使用。
完善行政问责程序。我国的问责程序启动之后，听取报告、质询、调查、罢免、撤职、撤销等问责环节缺乏具体执行程序的规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问责要常态，程序要透明。在问责过程中、处理过程中能不能做到公开、透明，给民众一个交代，关系到行政问责的贯彻实施。因此，应完善行政问责程序，使问责公开、公正。
结 语
行政问责制的重点在于预防政府官员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及时化解政府官员失职失责行为产生的不良后果。行政问责制的制度化、常态化，使官员能够准确预测自己行为的法律
后果，从而避免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这必将有利于行政之清廉公正，也有利于对民众权益的维护，对法治政府、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单位：焦作大学)
注释
摘要：行政问责是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常见现象，也是体现民主和宪政原则的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在我国，随着一系列重大责任事故的发生，我国行政责任中的引咎辞职制度逐渐呈现出制度化趋势。以责任控制权力，是最基本的权力控制措施。在我国特殊的政治行政体制和文化传统下，如何积极有效地完善这一制度成了我国理论界和实践界特别关注的问题。目前，我国着力推行行政问责，取得了积极进展，但还存在一些问题。根据我国行政问责的现状，借鉴他国或地区的经验，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现状；完善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erfection of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System
Abstract: In the political life of western countries，the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is an ordinary phenomenon，and also the important system arrangement reflecting democracy and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With the occurrence of serial accidents，Taking blame and resigning system in China is becoming systematized.Using responsibility to control power is the basic power control measure.Under the special politic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cultural tradition，how to actively perfect the system has become the problem focused by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earcher.At present，carrying out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system in full sail has made progress in China，but there still are some problems.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system and practices in China，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system can be perfected by using the experiences of other countries or region for reference.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System;Current Situation;Perfect
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中纪委监察部公布对三鹿奶粉事件中负有重要责任的8位官员作出处理，其中包括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而后有网友爆出，就是这样一位被记大过行政处分的官员鲍俊凯“已异地高升”，现任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党组书记、局长。
鲍俊凯是于2008年12月就任局长一职的。在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网站上有一条消息，“2008年12月25日下午，国家质检总局蒲长城副局长在皖考察指导工作期间，出席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座谈会，就做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安徽检验检疫局鲍俊凯局长、方元炜副局长以及安徽省质监局有关同志参加了座谈。”
而该网站还显示，当月上旬，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党组书记、局长程杰还在出席工作活动。这也意味着，鲍俊凯在中纪委监察部宣布处分前，在“三鹿事件”依然备受关注时就已任新职，并且受到处分之事并未影响这一任命。
网友爆出鲍俊凯“异地高升”引发热议，很多称已见怪不怪。
事实上，“带病复出”并不少见。据媒体报道，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的临汾市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已复出并长期担任该县县长助理一职；“6·28事件”中被撤销瓮安县一切党政职务的原县委书记王勤悄悄“复出”，调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一职；“史
上最牛县委书记”张志国曾带病复出被媒体“拦阻”。
问责官员违规复出所带来的严重负面影响。首先，问责主体的权威遭遇挑战。由于行政问责制度遭到人为破坏，使得政府的执行力严重受损，国家对官员的约束教育机制陷于成为摆设的境地 行政问责制度的建立之初，就是为保障和强化政府的执行力并约束官员 不难想象，允许问责官员随意复出，既没有让违规犯错者到应有惩罚和教育，更不能对在位者产生警示，长此以往，行政官员的乱作为 不作为现象得不到改变，而且政府的执行能力会一直处于低水平甚至会倒退。其次，党和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损。对外而言，由于违规行政官员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政府的公信力下降，舆论监督没有起到作用，更加深了人民群众对政府内部官官相护 轻民重官的怀疑和忧虑 如果我们的制度建设再不跟进，处罚力度再不加大，实实在在地落实有错必罚，罚必严厉的政策，我们将失去人民群众对问责制度，用人制度，组织部门甚至政府的信任。最后，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监督虚弱无力问责官员的频频复出，深深地刺痛了人民群众的心，让行政问责制度流于形式，完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本来是惩罚违规官员的利剑，对在位官员的警世钟，现在却成为他们的护身符，以及舆论指责的挡箭牌。
从上述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我国行政问责制还存在较大的问题，这些问题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官员复出现象仅仅是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一个问题，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还存在其他的问题。
一、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
(一)我国在行政问责制方面取得的进展
目前，我国在行政问责制建设方面与西方国家相比还不够完善。但是，我们党和政府从严治党、从严治政的态度是坚决的，并且对有问题的领导干部进行责任追究的工作一直都在进行。尤其在改革开放后，为了使问责制真正做到制度化，在各省市探索新途径的同时，中央也在积极加快推进问责制度化的步伐。2000年中共中央颁发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为引咎辞职制度的实行提供了基本的政策依据。2003年11月四川省正式出台了《四川省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暂行办法 》，开创了在省级行政区划内，全面推行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的先河。2004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政策及法规的出台，标志着官员问责制开始进入制度化操作层面。此后，纷纷出台问责办法，高举问责剑。由此可见，以上问责条例的出台，显示了党和政府依法施政、反腐倡廉、执政为民的信心和决心。
(二)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不足
虽然，近几年我国在行政问责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但是，行政负责制毕竟在我国推行的时间不长，在实践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1.法制不够健全，行政问责缺乏统一的制度保障。当前，我国行政问责没有专门的、完善的成文法为依据，缺乏全国性的、普遍适用的行政问责制方面的法律，并且我国的行 [1]
政问责制还处在权力问责的阶段，没有上升到以法律问责权力的高度。同时从形式上看，已有的行政问责制多为中央政策。如温家宝总理的两次《政府工作报告》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是政策不是法律，并且内容是概括性的。这样无法充分发挥效力，并且不能具体落实到工作中。2006年l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把引咎辞职制度引人其中。该法第十三章第82条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公务员法将引咎辞职这个道德责任方式纳入法律，推动了我国行政道德的法制化。但是这样做还是不能从根本上带来我国行政问责的法制化。定，在制定地方行政问责制规范性文件时造成政出多门、适从的局面。
2.问责内容缺乏法律规范，问责标准弹性过大。回顾近两年备受关注的问责事件，不难发现其问责的内容和范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问责事件似乎仅限于那些引起中央高层重视、涉及人命关天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公共安全事故上，尚未引入决策失误、用人失察、领导过失等领域，显然是内容较少、范围偏窄。目前实施的行政问责制缺乏一套普遍、公开、细致的问责事由标准，同时问责种类没有法规的明确划定。在责任人应承担的政治责任、领导责任、道义责任、法律责任、经济责任等责任中择其有利者取之，避重就轻，这种现象并不少见。此外，直接责任和间接责任、执行责任和领导责任缺乏可操作性的界定准则，责任划分上的弹性空间过大，导致问责缺乏刚性、失之公正。
3.权责不清，问责不明。明晰权、责、利是行政问责的前提和关键。明晰行政人员的权、责、利就是要对每位行政人员的权力与责任有一个明确的划分，对行政人员的权、责、利进行合理的配置。应该用规章制度加以明确，这样才能把行政问责落到实处，才能在发生重大事故、决策失误、工作执行不力等问题时，明确由谁来承担，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由于长期以来，党政关系没有理顺，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党的领导机构直接领导国家行政事务，行政首长没有绝对决策权，造成了权责分离的情况；二是我国行政机构设置还不够合理。我国行政机构的层次太多，从中央到地方，要经过省、市、县(市)、乡(镇)五个层次，职能部门分工过细、职责交叉，这样多的层次及职能的交叉，如果出现问题到底追究哪一级政府的责任，很难确定；三是决策与执行不分，导致责任主体不明确。[3] [2]因为，引咎辞职不等同于全部的问责制度。此外，在实践中，有些省市忽视了上位法的规
4.责任意识淡薄，问责理念不强。我国作为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传统的文化观念不可避免地在人们的思想中长期存在。由此造成行政环境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其核心就是“官本位”。在一些领导干部心里，存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官进则荣、官退则耻等各种传统糟粕思想，影响了行政问责制的实施。这种思想容易使领导干部以个人利益为重，疏忽人民利益。
5.异体问责信息缺失，导致对责任主体的监督很薄弱。从理论上说，对政府的监督
制约机制比较完善，包括政府内的和政府外的监督、部门内的和部门外的监督、自上而下的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监督。从部门划分来讲，包括权力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社会监督。但在行政问责的实践中，各监督主体对政府的监督作用发挥受到很多因素影响，监督不力。主要包括行政信息非对称性障碍和行政信息公开非完整性障碍。行政信息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信息公开度不高，并且公开的多是对府有利的信息。这样导致行政问责难以顺利进行。
二、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基本对策
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与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制度。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以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动社会的进步。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还存在不少问题，社会各界对此特别关注，并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对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进行必要的总结与反思，提出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建议。
(一)制定专门的、全国统一适用的《行政问责法》，并健全与其相配套的法律、制度 各地区应当根据目前暂行的规定或条例实施情况，积累经验并完善相关规定，在条件成熟时，可形成一部试行法规。在此基础上有权的国家机关根据各地情况，再制定一部专门的、全国统一适用的《行政问责法》。立法机关要不断完善和细化法律、法规，使其适应社会的需要，并重点加强行政立法，用法律的形式规定政府领导干部及其他行政人员的的行为范围，明确他们的责任。用《行政问责法》规范问责主体及其权力明确问责客体及其职责，规定问责事由和情形，构建完整的问责事由程序，并强化问责的救济力度，规范问责本身的监督问题。此外，还必须不断健全与之相配套的法律、制度，如完善人大制度及法制，增强人大的监督作用，制定新闻法，保障新闻媒体的公开问责权顺畅实施，健全公民参与制度等措施。通过各层次的配套制度建设，逐步形成较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度体系，才能更好地推动行政问责依法有序地进行。
(二)严格职责划，明确问责的主体
要进一步推进我国的行政问责，就必须明确问责的主体，并严格职责划分。不同部门和不同行政人员之间严格的职责划分是进行行政问责的前提。同时，也应当用宪法和法律来明确什么级别的官员负什么样的责任以及谁问责、问责的严格程序，严格行政问责体系。目前，我国的问责，属于典型的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权力问责，而一个法治政府、责任型政府的问责主体不应该只是个别领导。我们应当确立人大及人大代表、政协和各民主党派、纪检监察部门、新闻媒体、社会公众等的问责主体地位。
(三)加强领导干部的道德、自律意识，并加大宣传，营造推行行政问责制的良好行政环境
行政问责制的顺利进行，需要有良好的社会氛围为基础。针对目前社会上依然存在的领导干部“官本位”，有关部门应该加强宣传，形成推行行政问责制的良好思想基础和社会氛围。要使领导干部有风险意识，让其从父母官转变为人民的公仆、对老百姓负责的官 [5][4]
员，不能做有悖人民利益的事情，如果把握不好就承担责任。这样可以使领导干部及其他行政人员形成有咎必辞、有责必究、有过必罚的意识。并对公众加强这方面的教育，从而引导人们正确看待行政问责，为推行这一制度创造良好的氛围。这样也有助于领导干部及其他行政人员发挥内心自我控制，积极面对社会诉求和快速回应公民的需要，进而推动行政问责制的完善，并促进责任型政府的建设。
(四)公开行政问责信息，加强异体问责
行政问责的顺利进行有赖于政务信息公开，如果没有真实透明的行政信息公开，人民就不会知道我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对人民负责也就无从实现。行政信息公开有对政府权力制约的作用，如果公众不知情，就无法知道政府部门有没有对公众负责，也就没有办法进行监督。因此，完善问责制就必须要加大政务信息公开，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和媒体的报道权。此外，政治问责有两种，包括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目前，我国启动的政治问责制主要是同体问责，而不是异体问责。从发展的角度看，行政问责制要想更好地发挥作用，必须实现对行政官员责任追究机制从内部问责到外部监督的方向发展，建立和完善异体问责制。人大是最主要的异体问责主体，我国宪法第3条、第128条明确规定由人大产生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对人大“负责”。所以，各级人大要进一步通过立法落实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多项刚性监督问责办法。此外也要把媒体作为最有效的问责异体纳人外部监督体制，同时应当把公民列入异体问责主体，因为公民是最本源的异体问责主体。
(五)尽快健全行政问资救济机制
如果法律或制度赋予了个人一项权利，但是当这种权利受到侵害之后没有任何行政和司法保障，那么这种权利就是无效的。因此对被问责的官员，我们要更多的注重保护他们的权利，赋予其充分、平等的陈述申辩机会，为他们提供充分、多样的权利救济途径。我国现行的行政救济法规中对受到处分的官员的救济办法尚处于薄弱甚至真空状态。强调对行政责任的救济主要源于两种思考：一是当前行政问责在我国尚未形成一整套成熟健全的制度或机制，在问责过程中难免出现偏差和失误。二是官员问责的对象与现存的行政救济法规的对象存在着较大错位，在对被问责官员的权益保护上还不充分。
(六)营造和谐的“问责文化”环境
问责文化是行政问责制的灵魂。行政问责制作为旨在加强公务员问责性、提高政府服务能力的一项制度，其核心在于“问责”。“问责”的落实则有赖于在政府公务员乃至整个社会中形成一种“问责文化”的氛围，这是推行行政问责制的一个重要前提。
建立行政问责制，推动责任政府的构建，顺应了构建可问责政府和透明政府的国际趋势。行政问责制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的一个亮点，它的完善需要相关配套措施，需要一个过程逐步完善。全面推进行政问责制，是我国政府创新的必由之路。我们要理性地分析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逐步完善行政问责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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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凯伟，李锦.行政问责制: 价值、问题及对策[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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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臧丽红.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缺陷及完善分析[J].辽宁法治研究，2009
一、推进行政问责制的重要意义
在党政机关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单位推行行政问责制, 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有效顶层制度设计。这项制度对于搞好各级公务员的监督管理, 强化领导干部的履责意识, 逐步提升执政能力和水平, 都具有现实意义。
第一, 能够提高社会管理质量。这项制度要求国家公务人员对自己的过失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代价, 这样, 有助于各级公务员倾听民声, 体察民情, 重视民意, 通过调查研究等手段, 谨慎科学做出判断和决策, 减少工作中的失误, 提升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 进而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第二, 能够树立公务员队伍的良好形象。行政问责制的推行, 为各级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敲响了警钟, 促使他们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和素质, 避免不作为、乱作为和失职渎职, 在行使权力时增强责任心, 增强自律自警意识, 增强进取精神, 树立国家公务人员的良好形象。
第三, 能够提高公务员整体素质。行政问责制的推行, 要求各级公务员更新理念, 通过加强政治和业务学习, 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行政管理是一门很深奥的社会科学, 要想提高管理艺术和水平, 公务员就应该自觉博览群书, 借鉴古今中外执政经验。同时, 深入基层向人民群众学习, 树立“以人为本”服务理念, 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建设。
第四, 能够完善干部能上能下的机制。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有助于打破传统的官场规则, 树立“无功就是过, 平庸就是错, 占位必司职, 无为就让座”的清风正气, 对于建立、完善干部能上能下的机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据有关材料和媒体披露出来的例证, 各地实施行政问责制以来, 相继出现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职责权限界定不清。目前我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 导致职责不清和职能交叉, 在追究责任时, 相关部门相互推诿的情况时有发生。突出表现在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三个方面。因此, 只有科学合理地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 厘清“责、权、利”关系, 才能有效提升各级政府的责任意识和管理水平, 使行政问责制切实发挥作用。
第二, 问责领域不够宽泛。从一些问责案例中我们发现, 有些行政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把“问责”过多地停留在行政领导体系中, 只重视对上级机关负责。与此相对应的是, 没有对党纪国法负责, 对人民群众负责。
另外, 还存在着问责范畴不够宽泛, 主要表现在仅停留在造成重大人身伤亡的事故、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等, 而对其他方面的重大过失却不予问责, 同时, 还存在着问责监督环节缺失的问题。
第三, 问责制度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经查阅我国行政问责制所适用的法规、条例, 其中不少责任标准过于笼统, 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监督制约机制欠缺, 问责常常被个人印象、人为因素所左右。长此以往, 行政问责难免会流于形式。
第四, 缺乏配套制度的保障。想要使行政问责制度顺利实施, 必须采取一些与之相配套的改革措施, 并且这些措施必须立竿见影, 行之有效。但是在当今时期, 我国的行政问责制严重缺乏相关有力的改革措施作为保障,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行政问责制的顺畅实施。
三、对完善行政问责制的思考与建议
目前, 行政问责制尚未进入稳定的运用阶段, 所以今后必须在社会实践中进一步加以探索和完善, 同时必须着手健全问责体系和制度, 构建新形势下的政府责任体系, 大力塑造服务型政府、责任型政府, 推动政府行政行为科学化、规范化, 以增强政府的公信力。
第一, 要明确规范问责对象的范围。必须将应纳入行政问责制的客体范围具体化, 即将所有拥有公共权力的组织机构和工作人员纳入问责范围。也就意味着不仅仅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问责, 更要对各级党群组织、权力机关、司法机关等组织机构和工作人员负责。
第二, 要着力拓展问责领域。各级政府要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 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必须对纳入问责范围的组织和人员建立评价制度和执行跟踪制度。同时依据经济损失、政治影响实施问责, 将政治、文化、道德等其他领域也纳入问责范畴。
第三, 要推进问责的法制化进程。在实践中, 要完善与行政问责相关的法律法规, 以立法形式对行政问责的标准、程序、范围、主体逐步加以归纳整合, 实现由人治型问责向法治型问责的过渡, 进而达到行政问责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目标。
第四, 要强化公民和媒体的监督作用。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 应该确立公民及公民团体在行政问责上的监督地位, 并通过以法律形式加以固定和保护, 健全公民行政问责的程序, 确保公民行政问责作用的发挥。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的监督力量, 对行政机关及执法人员进行舆论监督, 从而对其产生政治压力, 发挥问责作用。
一、行政问责制概述
行政问责制，又称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主要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通过一定的程序，针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应当履行而没有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的情况下，必须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追究制度。
行政问责制的主要功能是可以对我国政府机构和公务人员可以起到监督、惩处、教育和预防的作用。实施行政问责制，对促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实施行政问责制，可以帮助我国各级政府机构进一步巩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确立勤政、廉政、优政行政文化，优化国家公务员队伍，建设责任型、服务型政府，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二、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我国行政问责制自建立以来，取得较好的效果，但是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1.问责主体单一、异体问责缺失。当前，我国行政问责主体由同体问责逐步向异体问责转变，但由于我国行政体制的权利过分集中且缺乏制约，且缺乏独立的行政问责机构，导致行政问责的裁定权仍然由相关部门的上级领导机关把控，公民及各类社会团体缺乏参与行政问责的途径，不具备发动行政问责的权力。
2.问责程序不规范。当前，我国行政问责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导致在行政问责上缺乏可操作性，上级领导可以随意接入下级单位的行政问责，进而导致问责程序不规范。
3.惩戒措施不严厉。当前，由于我国行政问责的法律条文存在模糊，缺乏可操作性，且更多的行政部门内部的同体问责，惩戒措施由行政领导决定。一旦出了问题需要行政问责，而若没有上级领导的批示，或新闻媒体的报道，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惩戒措施相当随意，甚至几乎没有。即使迫于上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压力，由于当前行政问责存在较大的自有裁量空间，也会尽量选取较轻的行政惩罚措施，出现处罚和责任不相适应的情况。
4.法律制度不完善，缺乏独立的监督机制。当前，我国缺乏完整的行政问责法律法规，行政问责的法律制度非常不完善。适用于行政问责制法规条例都分散在各种法律及政策文件中。而且适用于行政问责的部分条文规定在惩处的尺度、问责的范围等都不尽相同。并且缺乏独立的审核部门和监督机制，广大民众和社会团队缺乏对于行政问责的监督权。
三、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与建议
为了更好的促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这对于建设法治型、服务型政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行政问责制的加强和完善也可以优化政府的治理水平。行政问责制的完善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进一步完善行政问责的法律与制度建设。首先，应积极加强行政问责的立法工作。为了更好的发挥行政问责的作用，必须制定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对政府及公务员的责任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立，并应具有高度可操作性。其次，应进一步完善独立的监督机制，扩大监督的主体与范围，允许民众和社会团体进行监督。最后，要严格执行行政问责法律法规，避免流于形式，提高行政问责制的威慑力和权威性。
2.进一步完善异体问责机制。当前，行政问责中主要采用同体问责机制，为了更好的促使行政问责制发挥作用，应逐步采用异体问责机制。积极引入人大、民主党派、司法机关、各种机构团体、新闻媒体以及公众个人的方式对违规违纪的政府官员进行问责。并要以法律形式明确纪检部门、司法机关、公众和新闻媒体等的问责的范围和程序，形成一种程序完整、监督有力的异体问责机制。
3.加大行政问责的惩戒力度。对违法违纪的政府官员，务必要加大行政问责的惩戒力度。对于违法违纪或严重腐败的官员，在行政问责的基础上，应坚决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要使违法违纪的官员承担其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
4.应进一步规范行政问责程序。完善行政问责机制程序，是增强行政问责可操行性的关键环节。对行政问责的程序一般包括的行政问责的启动调查程序、问责决定形成程序、问责结果的公示程序、公众媒体的监督程序等几个环节，这几个环节缺一不可，环环相扣。在对违法违纪官员进行问责是应严格按照相关程序，能够进一步确保行政问责的规范性和权威性。
四、小结
行政问责制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关键措施，构建现代服务型、责任性政府的必由之路。虽然当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依然有很多的不足，但随着行政问责制制度化建设的不断完善，行政问责制必将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
参考文献：
[1]高红艳.行政问责制的法制构建[J].河北法学,2010(9).
（作者简介：刘益纶，南京晓庄学院行知学院08行政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