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内部控制思想

我国古代内部控制思想（共8篇）

我国古代内部控制思想 篇1

中国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阶段的转变，它是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有管理国家、控制社会发展的才能和经验。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程中，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和社会分工的精细化，私有制经济在不断发展，上层建筑的政治思想在不断完善，内部控制的基本思想在朝代变更中也逐渐形成，并在实践中贯彻着钱、财、物三分管的理念。

但是，我国古代的内部控制工作专业化程度还十分低下 , 内部控制制度大都融合于财政经济制度之中。因此 , 历代历朝的内部控制工作主要表现在内部牵制方面。内部牵制制度是指对一切经济业务的处理 , 规定需要由两人或两人以上分工掌管 , 相互核对、相互制约以及查错防弊的一种工作制度，它是内部控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的内部控制制度是由内部牵制制度发展起来的。

内部控制和社会经济发展也是相辅相成的，内部控制制度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它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状态。我国古代内部控制制度始于西周，完善于唐朝，衰落于宋，这与我国古代的社会经济发展轨迹是吻合的。

我国最早的内部牵制制度可以追溯到西周时代，西周时期之所以产生内部控制，是由于这一时期处于奴隶社会的鼎盛阶段，当时的管理需要加强与完善所决定的。西周首先实施了分权控制和九府出纳方法。周代的财务行政、会计、国库组织各自成一系统，并在其间构建了相互牵制的关系，西周的司会主天下之大计，九府出纳制度使各个出纳部门责任清楚 , 分工明确 , 既联系又制约 , 控制着整个王朝的财物收支活动，而九府又统归司会控制 , 使王朝的财物出纳保管之权都

集中于司会的控制之下，宰夫则行稽察之权，这种财计组织制度的构建，财计分工与协调方法的应用，在世界会计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次，还有交互考核制度和上计制度。西周的交互考核控制办法，其基本内容就是对同一经济事项，同时从两个不同方面进行反映，进行对比考核，基本达到了“一毫财赋之出，数人之耳目通焉”的程度。上计制度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套审计监督制度，是一种抑制贪污舞弊的有效形式，每年各地的官吏将地方上的税赋收入及各项财政开支，用书面的形式呈报给皇帝，皇帝则每年进行一次听计，由负责审计的官员将各地报来的收支账目念给皇帝听，以此审查官员的经管责任，其实质是对定期报表的审核制度。

到了秦朝，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王朝成立了，秦国在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不仅存在内部控制制度，而且内部控制已经法规化，开始实行严密的上计制度和御史监察制度。皇帝下设三公（丞相、大尉、御史大夫）和九卿，审计工作置于御史监察机构的统辖下，在御史大夫之下，设侍御史和监御史，协助御史大夫专职监督全国的民政、财政和财物审计事项。作为皇帝有效监督控制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御用工具和耳目的御史监察机构，位高权重，在政治、经济和司法领域都享有较高的地位，政治上督察百官的奸邪逆恶；经济上弹举百官赃罪，参与官吏勾考账簿、审查钱粮审计和维护财经法纪；司法上还掌有治理大狱、参予审理狱讼，会同司法部门明察大案和司法监督职权。另外，在每年全国上计时，御史大夫作为主持者之一，监督上计制度的贯彻执行。

内部控制的完善阶段处于封建社会的盛世——唐朝。那时，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已处于世界中心，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完善的内部

控制，内部控制的完善也促进了经济管理的加强，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宋朝初期，朝廷即开始尝试革新之旅，试图在中央机构内部建立起财计管理与财计监督两套班子，从而为审计监督职权的经常有效行使提供机构和人员保障。北宋时，天下财计归三司（盐铁、度之、户部）。三司各设勾院，负责“勾稽天下所申三部金谷百物出纳帐籍”。在三司勾院之外、三司之下，还设有一些机构执掌审计职权。岗位轮换控制是内部牵制的一种重要手段与方式。据《宋史食货》记载，北宋时期，政府为了防止官员长期供职于某个岗位而滋生贪污资财的念头，特别作出“主库吏三年一易”的规定，也就是主管仓库的官员必须三年更换一次。这是我国较早见诸文字的岗位轮换控制措施。从宋朝起我国封建社会开始由盛转衰，内部控制也由此而落后于西方国家。

我国古代内部控制思想 篇2

一、执政为民

执政为民, 以民为本思想作为一种执政理念, 是统治者政治合法性的基本尺度, 民众权利主体资格和政治诉求的终极凭借。它发端于商周时代, 源于传统儒家的“民本”理念, 随着历史的发展内容不断丰富, 成为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思想资源和珍贵历史遗产。

最早出现执政为民, 以民为本思想的官箴当属《古文尚书·五子之歌》, 《五子歌》里一句话:“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这说明了几千年之前我国就已经提出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人民是国家的基石, 只有巩固国家的基石, 国家才能安宁。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系统提出了以民为本思想。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 而“仁者爱人”。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政思想, 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他说:“得天下有道, 得其民, 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 得其心, 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 所欲与之聚之, 所恶勿施尔也。”[2]这是以民为本思想的最早的系统表述。

之后, 历代的帝王将相、儒家学者或多或少继承了这一思想, 以万民百姓为国家之基, 以执政为民为官员的首要道德, 主张官员要以德施政, 善待百姓, 以赢得百姓的拥护。汉代王符也十分重视爱民亲民, 他说:“帝王之所尊敬, 天下之所甚爱者, 民也。”[3]唐太宗深知“君, 舟也;民, 水也, 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的道理, 他曾经对大臣说:“为君之道, 必须先存百姓, 若损百姓以奉其身, 犹割股以啖腹, 腹饱而身毙。”又说:“可爱非君, 可畏非民。天子者, 有道则人推而为主, 无道则人弃而不用, 诚可畏也。”[4]武则天认为百姓是国家之本, “人者, 国之本, 国非人不立, 故为国之本。”[5]元代张养浩在《牧民忠告》中认为, 执政为民是受天之托、祖宗之托, 为官者要为民谋利, 关心百姓疾苦, 否则是“逆天而违祖宗之命以自戕其国也”。明代昌坤在《吏品》中提出官员应顺从民意, “朝廷设官, 本以我从民, 非强民从我”。明代丘浚认为, 治国平天下最根本的是以民为本, “盖君之所以为君者, 以其有民也, 君而无民, 则君何所依以为君哉?”“国之所以为国者, 民而已, 无民则无以为国矣。”[6]他提出君主要爱民、富民、养民, “人君知天之道为生民立我以为君, 则必爱天之民。”[7]“人君之治, 莫先于养民”[8]。清代汪辉祖在《学治臆说》中论证了为官者亲历亲为才能实现官民的良性互动, 他说:“欲民之服教, 非亲不可。亲民之道, 全在体恤民隐, 惜民之力, 节民之财, 遇之以诚, 示之以信, 不觉官之可畏, 而觉官之可感。斯有官民一体之像矣。”“民有求于官, 官无不应, 官有劳于民, 民无不承。”“故治以亲民为要。”清代余小霞自撰对联勉励自己:“与百姓有缘, 才来此地;期寸心无愧, 不鄙斯民。”

可见, 我国古代官箴中蕴含着丰富的执政为民, 以民为本思想, 为官者要为政以德, 而执政为民, 以民为本乃官德之首, 为官者只有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 爱民、亲民、忧民、安民、富民, 方能得到百姓的爱戴拥护, 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二、务实勤政

务实勤政实际上是官员执政为民的必然体现, 是为官之本分, “勤敏居官。职分所当然也……早起夜眠。一心正事。勿以酒色自困。勿以荒乐自戕。时时检察。孜孜敏行。”[9]古人认为, 要真正地执政为民, 就必须忠于职守, 务实勤奋, 勤于政务。南宋真德秀认为, 为官者接受朝廷的爵位, 享受着民脂民膏, 如果不务实勤政, 对不起朝廷, 对不起百姓, 误国误民, 他说:“业精于勤, 荒于嬉, 则为士者不可以不勤。”“莅事以勤是也:当官者一日不勤, 下必受其弊也。”[10]清代赵慎畛任职广西桂林时, 勤于政务, 不喜欢空谈, 在府衙粘贴一副对联以自勉:“为政不在言多, 须息息从省身克己而出;当官务持大体, 思事事皆民生国计所关。”清代, 各州县衙门大堂的前面都立有一块碑, 碑文上书:“尔俸尔禄, 民膏民脂。下民易虐, 上天难欺。”以此来戒饬官吏奉公守法、勤政廉政。

何谓务实勤政?清代刚毅说:“黾勉从公, 夙夜匪懈, 谓之勤。”[11]元人徐元瑞说得更详细:“谓早入晏出, 奉公忘私, 虽休勿休, 恪勤匪懈;呈押文字, 法遣公事, 务为敏速, 耻犯稽迟;躬操笔砚, 不仰小吏, 手阅簿书, 不辞劳役。”[12]古人认为, 务实勤政有很多好处, 可以“免饥寒”、“远淫僻”、“致寿考”[13], 可以“补拙”[14], 可以防弊, “审案不结, 判稿迟留, 批词濡滞, 前后左右之人, 皆足招摇滋事, 势必不清, 何慎之有?”[15]官员如何做到务实勤政, 清代名臣曾国藩在《劝诫委员四条》中说:“勤之道有五:一曰身勤。险远之境, 屈身经验之;艰苦之境, 身亲尝之。二曰眼勤。遇一人必详细察看, 接一文必反复审阅。三曰手勤。易弃之物, 随号收拾;易忘之事, 随笔记载。四曰口勤。待同僚, 则互相规劝;待下属, 则再三训导。五曰心勤。精诚所至, 金石亦开;苦累所积, 鬼神亦通。五者皆到, 无不尽之职。”

官员务实勤政还须减少应酬, 远离声色犬马的生活, 并且要持之以恒。古人云:“盖人之精力有限, 溺于声色、宴饮, 则精力心减, 意气必昏, 肢体必倦, 虽欲勤于政而力不逮。”[16]汪辉祖在《学治臆说》卷下《勤在以渐以恒》中说, “道贵守之以恒”, 论述了官员务实勤政要持之以恒, 坚持不懈, 一鼓作气, 这样才不会懒政、怠政。

三、清廉戒贪

在古代官箴中, 有很多廉洁从政的论述, 在古人眼中, 清正廉洁是为官者的必备素质。南朝宋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强调:“为官长当清。”武则天御撰《臣轨》专列一章《廉洁》论述官员清廉从政, “清净无为, 则天与之时;恭廉守节, 则地与之财”, “行廉以全其真, 守清以保其身”。南宋真德秀曾以“律己以廉”共勉同僚, 他在《西山政训》中说:“不廉之士, 纵有他美, 何足道哉!”宋代陈襄在《州县提纲》中明确指出:“廉盖居官者分内事。”清代陈弘谋在《从政遗规》中认为清廉是为官者从政的道德基础, 他说:“清乃官箴之始基, 不足恃也。”康熙皇帝甚至于御书将“清、慎、勤”作为为官之本刻石赐予内外诸臣。

古人认为, 清廉有利于官员道德修养, 有利于官员公正处理政务。如果官员不能清廉, 就会为私利所惑, 不能秉公执法, 立信于民, 导致吏治腐败, 民心生怨, 政局不稳。如清代汪辉祖《佐治药言》所言:“正心之学, 先在洁守, 守之不慎, 心乃以偏。”明代山东巡抚年富将“公生明, 廉生威”六字书写《官箴》刻石, 后来成为明清官吏引以自戒的座右铭。官员清廉就会生浩然正气, 有浩然正气, 便会处事公正, 民心向善, 政清人和。

为此, 元代张养浩在《牧民忠告》卷上《拜命第一》中曾谆谆教导官员要“戒贪”, 贪污上对不起国家, 中对不起祖宗, 下对不起家乡父老乡亲, 他说:“既受命以牧斯民矣, 而不能守公廉之心, 是不自爱也, 宁不为世所诮耶?”所以, 官员清廉关系国家盛衰, 官员贪腐祸国殃民, 危害深远, 必须用重刑治理官员贪腐。古人云:“凡名士大夫者, 万分清廉, 止是小善一点, 贪污便为大恶不廉之吏。如蒙不洁, 虽有它美, 莫能自赎。”[17]明嘉靖年间有一位担任藩司参议的官员, 命下属都以一副对联来戒贪:“要一文, 不值一文, 难欺吏卒;宽一分, 民爱一分, 见佑鬼神。”清代觉罗乌尔通阿在《居官日省录》卷六中, 明确提出要用酷刑治理官员贪腐, “凡受贿则必酷。彼以为不用严刑。则群情不惊。货贿不来也……一贪生百酷。一酷吏又生百爪牙。吁民命几何。而不穷且盗哉。又其甚者。官爵愈大。统辖愈众。一人受赂则千人骫法。千人弄法。则万人助虐……夫法所以治奸顽也。奸顽有犯。执法治之。则良善者获伸矣。若纳贿而纵奸顽。则良善之冤抑何自而伸。良善之冤抑不伸。是不惟不能治奸顽。而又所以长奸顽也”。

四、慎独自律

慎独, 是古代官员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 是古代官员诸多道德人格中具有基础性意义的内容, 它要求官员在无人监督的时候也要自律, 自己约束, 自我完善, 保持良好的道德操守, 以圣贤和君子的品格严格要求自己, 谨慎地对待自己的所思所行, 不做违背道德和法律的事情。慎独, 最早见于《礼记·中庸》:“莫见乎隐, 莫见乎微, 故君子慎其独也。”东汉时的经学家郑玄注解说:“慎独者, 慎其闲居之所为。”宋代程端蒙注解说:“幽隐细微, 必慎其几, 是曰慎独。”[18]朱熹解释得更为详细:“独者, 人所不知而己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 细微之事, 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 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 则是天下之事无有着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 而于此尤加谨焉。”[19]《辞海》则解释为:“在独处无人注意时, 自己的行动也要谨慎不苟。”古人认为, 要达到慎独的境界, 平时要从慎言、慎行、慎微、慎欲、自律做起, 谨言慎行, 防微杜渐, 节制欲望, 从小事做起, 从自己做起, 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正如古代官箴所言:“罪莫大于多欲, 欲不除, 如蛾扑火, 粉身乃止。”“不虑于微, 始于大患;不防于小, 终亏大德。”“夫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夫口者, 关也;舌者, 机也。出言不当, 驷马不能追也。”“行发于迩, 不可止于远。”[20]“一字不可轻与人, 一言不可轻许人。” (薛瑄《薛文清公从政录》) “不能自律, 何以正人?”[21]“虽居官久, 家无赢赀, 亦以俭自律, 不少变。”[22]只有在须臾之间、细微之处加强自我修养, 提高自我戒备, 严格自我要求, 常思贪欲之害, 常怀律己之心, 常修为政之德, 才能达到自我完善的思想境界。

我国古代官箴为为官者从政确立了基本的准则, 提供了基本的官德修养, 至今仍然具有极高的实践价值, 尤其对十八大以后推进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摘要：注重官德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和优点, 我国古代官箴中就蕴含着丰富的官德思想。我国古代官箴中的官德思想至今仍然具有极高的实践价值, 尤其对十八大以后推进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儒家思想对我国古代服饰的影响 篇3

关键词：儒家思想；古代服饰；影响

在我国古代儒家思想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而服饰则显著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的等级制度。儒家思想和礼制相结合，不仅颁布律令，也规范并管理着不同阶层的穿着，详尽地规定了其服装的质料、图案纹样和服色等，从而区分君臣士庶，服装的差别充分体现了人们的身份与地位。

一 儒家思想对古代服饰审美观的影响

在我国哲学中，“质”和“文”二字有着相当宽泛的释义。其中，质指的是人的资质美，也就是人的内在、伦理品质，文则是指人的服饰美。儒家思想认为服饰应该讲求形式美，与此同时提出了君子的个人修养应该做到形式与内在并重。“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引自《论语·雍也》）这句话的意思是指缺少合乎礼仪的服饰，和缺少文化修养的凡夫俗子相同。同时，如果有了合乎礼的服饰及动作姿态，却没有一种“仁”的品质，这些虚饰则只会让人觉得浮夸。另外，在服饰上儒家所提倡的文质统一这一审美观，也和等级观念密切相关，其中“文质彬彬”就生动地体现了儒家中庸思想的和谐美。

二 儒家美学思想对服饰审美意识的影响

我国古代文化之精粹在于“天人合一”，其既代表了古代文化的中庸情结，也是我国精神世界的核心。而在服饰设计上，“天人合一”观念的表现是把服饰人性化，让其具有和人的情感及道德理想有关的属性。不管是设计者或是使用者，均借助服饰来表达自身向往并称颂美好道德的愿望，同时让服饰体现人和社会的整体和谐美，也是儒家中庸思想的一种反映。

“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既对我国古代服饰美学意识产生了影响，也关系到到现代人穿着服饰的美学观念。通常情况下，在选择服饰的过程中，人们会有意无意地按照以下规则进行：第一，不会违背大众的审美观；第二，以个人审美趣味为依据。人们往往通过服饰来表现自身主观世界的情感、意识、理想和心态，因而不管是设计者或使用者，均应该考虑受众的欣赏标准。例如，在国家领导人接待外宾的过程中，其穿着的服饰不仅应该让使外宾感觉到此服饰很符合领导人身份，也满足国际礼仪规范，既要体现一种友好的氛围，也要让其他受众产生美感。由此可见，儒家哲学思想对于当代服饰文化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启迪意义。

三 儒家艺术思想对服饰审美意识的影响

在儒家艺术创造活动中，情景合一为个体情感和自然风景的统一，其中，景为情中景，而情则是景中情。在情和景之间，我国艺术选择的是一条中庸之道，情景合一作为一种和谐艺术论，杰出地体现了我国艺术领域上的中庸思维方式。在艺术创造方面，中庸思想让我国艺术长远隽永，真正实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服饰是一个审美客体，其本身并非独立的审美对象，其应该和使用者进行重新组配。一般来说，服饰的重组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层面：第一，色彩重组。在服饰色彩上应该符合原色、间色、补色及复色的形成规律，注重色相、纯度与明度，正确处理色彩对比关系，掌握主题与主旨变化，从而达到整体的协调性。第二，服饰重组。因地域文化差异，人们的着装具有一种传统的搭配方式，有着较强规范性，特别是在领、袖、三围和扣、摆、襟等之间具有固定的比例。另外，穿什么类型的服装，就应该有同样类型的鞋帽来搭配。第三，服饰和环境重组。我们生活在特定的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中，而服饰应该与其相匹配，以满足人和人、人和自然之间的协调。第四，服饰和人体重组。服饰还要和穿着者的年龄、身份、性别、审美和爱好等需求一致，以形成一个和谐完美的整体。

四 儒家道德观对中国服饰的影响

我国古代服饰的发展及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是“礼”的一个重要成分，并渗透于穿衣戴帽的各种细节当中。不管是君子或者贵妇的服饰，都在此观念的支配下，特别是忠孝的思想基本影响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服饰，从而使我国古代服饰形成了独特的风貌，具体如下：第一，上层社会男子的道德标准为君子之德。“君子”和“小人”是对立的，而君子服饰的准则基本为“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也就是说应该按照礼法的规定进行穿戴，不仅不可以僭上，也不可以逼下，这就是贵族男子服饰的规范。第二，我国易传中提出了阴阳相济的观念。男为阳，是主，女为阴，是附，这即是伦理中一种重要的关系。在上古时期，妇女的服饰是和“节操”联系在一起的，主要表明了妇女的从属地位。不管是孔孟或是道学家，无一不重视妇女的“节操”，将其看作是“妇女第一德”，甚至提到了和生命相同的高度。另外，古代还常用服饰来掩盖妇女形貌，我国妇女服装多是宽松型，这种直线裁剪基本没有合身或不合身的概念，主要是为了削弱身体曲线。甚至在酷暑季节，女子也应穿三重衣，保证不露肌肤，也不显轮廓。同时，我国古代还讲究“男女不通衣裳”，体现了尊卑之分。第三，儒家道德观的本元思想为忠孝，而孝是核心。我们中华民族十分重视血缘亲情，在古代宗法社会是“家国同构”的形态，父是家中的最高主宰，君是国的最高主宰，而子与臣则应该顺从，所以，儒家道德标准规定要父母孝顺，也要对君忠顺，而“善事父母”又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这样一来，围绕“孝”与“忠”思想，我国古代服饰独具特色，不仅把忠孝观渗透至文化内涵当中，也有人在服饰上贴上“忠孝”标签。

综上所述，古代服饰艺术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与我国其他艺术和美学思想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我国古代服饰艺术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具有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以其独特的风格屹立在世界文化宝库中。

参考文献

[1] 孟君.衣冠寓道：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服饰文化[J].文艺生活：下旬刊，2011（02）.

[2] 郭东.儒家审美观及其对国人服饰审美的影响[J].江西社会科，2011（11）.

[3] 郑煦卓.中国古代“礼治”思想下服饰制度的形成与发展[J].丝绸之路，2011（06）.

[4] 谢芳，马慧颖.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女装的影响[J.]科技信息，2010（09）.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篇4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主要以避免战争为主，认为战争是解决冲突的最后手段。这在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中有集中阐述。孙武也是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乃至现代军事思想影响最大的军事思想家，被誉为“兵圣”。《孙子兵法》开篇便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书中最早提出了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其外比较著名的还有《孙膑兵法》作者孙膑，《吴子》——作者吴起，《六韬》——旧题周朝的姜尚著，普遍认为是后人依托，作者已不可考。《纪效新书》——作者戚继光，也就是说这是戚继光打鬼子的经验总结。另外再推荐一本《周易》（或称《易经》），“要说这本书，那可真算得上是万金油，上至外星生物，天外来客，下到世界文明，人类前途，都可以从这本书里推出来，反正随你去读。”——出自《明朝那些事儿》，据此书说明朝另一位抗倭名将俞大猷就在《周易》中领悟了所谓百万合一之兵法（虽将百万，可使合为一人也）。值得一说的是俞大猷有可能最早提出了海战的大炮巨舰理论，其所著的《正气堂集》明确指出：“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另外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王守仁的著作中可能也有关于军事方面的论述，据说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和日本江户末期思想家，兵法家佐久间象山都是他的粉丝。

西方主要大国军事思想最开始主要受普鲁士军事思想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影响，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的目的就是要战胜敌人、打败敌人，透过战争的全部现象就其本身的主要倾向来看，战争是个奇怪的三位一体：暴烈性的要素，使战争成为一种盲目的自然冲突，概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使战争成为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使战争成为一种纯粹的理智行为。这三个方面，分别主要同人民、统帅和它的军队以及政府有关。克劳塞维茨说：“这三种倾向像三条不同的规律，深藏在战争的性质之中，同时起着不同的作用。”——出自《战争论》，第1卷。这是西方早期军事思想与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最大区别。另外西方对军事思想比较有影响的军事著作还有美国人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这本书产生了海权论，对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大炮巨舰产生了直接影响。还有意大利的杜黑的《制空权》核心是空军制胜理论。其思想影响了当今西方主要大国乃至全世界军事建设的方向。另外我所知道的西方的军事著作主要以阐述战术思想为主，很少有像《孙子兵法》和《战争论》阐述战争核心思想的。比如隆美尔的《步兵攻击》核心思想就是进攻、进攻、再进攻。强调部队灵活机动、大胆推进。隆美尔的另一部著作《进攻力学》主要阐述进攻的槓杆战术，其核心内容是正面佯攻敌人，而将主力迂回到被攻击方的後方或一侧，给敌人以致命打击。

我国古代内部控制思想 篇5

中国古代的人性思想和社会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思想家在天人之辨、人性善恶之辨、性情之辨、欲望利害之辨和人品高下之辨中形成了特殊的`人性思想及相应的社会管理思想.

作 者：陈碧金 CHEN Bi-jin 作者单位：兰州铁道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甘肃,兰州,730070刊 名：兰州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ISTIC英文刊名：JOURNAL OF LANZHOU RAILWAY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19(5)分类号：B22关键词：人性 超越 管理

单元一中国古代思想宝库 篇6

第1课孔子与老子

一、孔子（前551——前479年）

1、“仁”的思想：

①含义：“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最根本的含义是“爱人”，即体贴别人、关心别人、尊重别人，是美德的总合。②实现方法： “忠恕”之道。“恕”是低的要求，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忠”是高的要求，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忠恕”的关键是自我修养。③对统治阶级来讲，“爱人”就要“为政以德”，反对苛政严刑，实行仁政，体贴民情，爱惜民力。对普通人来讲，要做君子，不当小人，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而修仁的标准是“礼”。

2、“礼”的思想

①含义：孔子所讲的礼是周礼，是西周建立的以宗法制和等级制度为核心的各种典章制度。从广义上可以理解为社会准则和政治制度。②实践方法：一是“正名”：面对春秋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各阶层要贵贱有序，各守其份，以此恢复社会秩序。其二是“克己复礼”：每个人都要克制自己，不能为所欲为，这实际上还是讲自我修养。③仁与礼的关系：仁是美好的道德，礼是社会的规范；仁是内在自觉和自律，礼是外在约束和他律。孔子试图以仁爱为根本，借助伦理道德的作用，化解个人与他人、与家庭、与社会的种种矛盾，按照礼制，重新建立起充满人情味的伦理关系，最终治国安民，使社会由乱变治。而把握仁与礼两者关系的方法论就是“中庸”。

3、“中庸”的思想：

“中庸”是“执其两端而用乎中”，既不过分，也不走极端，不偏不倚，谦和持中，恰到好处。中庸既是为人处事的方法论，也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

4、天命思想：

孔子主张理性，反对迷信，把探讨和解决实际问题放到首位，而对“鬼神”则“敬而远之”，这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非宗教、非迷信的文化传统。

5、孔子思想不被统治者重视的原因：

①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分裂割据，缺乏一个实行礼制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②当时各诸侯国热衷于兼并战争和改革古制，以图自强，对孔子恢复周礼和仁政爱民的主张不符合他们的需要。

6、孔子的教育地位：

①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将毕生精力贡献给教育事业的教育家，被后世称为“第一位老师”、“万世师表”；②创办私学，广收门徒：有教无类，打破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扩大教育范围，使学术下移等；③总结出一套很好的教学方法；④整理六经，保存了典籍，传播了文化。

7、孔子的历史地位

①孔子的思想在当时虽未受到重视，但经历代学者发扬和统治者的改造，逐渐成为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对我国的政治、伦理、文化和民族性格产生深渊远影响；②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品格，在世界文化史上产生重要影响；③孔子本人被推崇为圣人，受到后人景仰。

二、老子

1、“道”的思想：“道”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道”既是自然的规律，又是世界的本原。在天命论盛行的春秋时期，这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2、辩证法思想：老子认为，世界是运动和变化的，事物都会向着它的对立面转化：比如有和无、难和易、长和短、高和下、前和后、生和死、贵和贱等等。

3、政治思想：①他认为世间万物的发展都有规律，人们遵道而行，顺其自然。所以主张“无为而治”、“无事取天下”、“治大国如烹小鲜”等；②面对春秋乱世，老子消极避世，知其不可为而不为。

4、老子的历史地位：

①老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探讨宇宙本原的哲学家。②老子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对中国的哲学、论理学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道德人格，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孔子与老子思想的主要区别

1、孔子的思想是积极入世，甚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体现的是一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执着精神；而老子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是避世思想，是一种看破规律、尊重规律的超脱精神；

2、孔子的思想主要研究社会人际关系，对“天道”避而不谈；而老子思想则研究“天道”，用“道”来解释宇宙的起源和演变；对现实社会则恰恰消极避之。

第2课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一、百家争鸣出现的历史条件

1、社会条件：春秋战国时期面临剧烈的社会大变革，旧的思想观念受到冲击，带来思想的大解放，2、物质基础：铁器和牛耕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商业繁荣和城镇兴起；

3、阶级条件：社会变革导致阶级关系变动，不同阶级的思想家分别对各种社会问题发表见解；

4、政治条件，王室衰微，诸侯纷争，没有一统的思想形态，各国基于争霸战争和政治需要，纷纷网络人才，养士成风，宽松的局面为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创造了环境；

5、文化条件：私学兴起，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垄断教育局面，培养出大批知识分子，士人阶层壮大、活跃。

6、科技条件：自然科学领域成就突出，人们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有所提高，这为古代的唯物论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提供了思想素材。

7、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创造和夏商周文化发展的奠基作用。

二、孟子、荀子与儒家

1、孟子：①4个思想要点：仁政学说——思想核心；人性本善 ——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养浩然之气和重义轻利的精神品格。②评价：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思想，被尊为“亚圣”；《孟子》一书在唐代被当作经典，在南宋被列为四书，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2、荀子：①4个思想要点：“明天人之分”与“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思想；“性恶论”；礼法并施与王霸兼用治国思想；民水君舟思想。②评价：综合了儒家与道家思想的合理成分，是战国思想集大成者；在很长时期被视为儒家异端；对中国哲学具有深远影响。

三．墨子和墨家

1、墨子的8点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尚力、上天、节用、节葬。

2、评价：墨子思想代表了下层劳动群众，在战国时期成为显学；墨子思想曾被其他学派广泛吸取征引；战国之后趋于没落。

四．庄子和道家1、3个思想要点：①哲学观点：齐物（任何事物本质相同）；②人生态度：逍遥（旁观、超然，无所恃）；③天人关系：不相胜（人必然顺从自然）。

2、评价：①不仅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贡献，在文学和美学方面也很有建树；②他的寓言和散文蕴含哲理，具有神奇浪漫风格，对后世文风有深远影响。

五．韩非和法家1、5个思想要点：①法、术、势相结合；②建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③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今必胜古；④主张变法革新；⑤以法为本，主张法治。

2、影响：①韩非的主张符合社会发展潮流，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②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互为表里，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统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六．兵家

1、吴起：文德与武备兼重的战略思想

2、孙膑：①强调把握战争规律，取得桂陵之战胜利；②重视人的作用；③创造利己形势；④著有《孙膑兵法》，军事思想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七、“百家争鸣”的历史影响

1、“百家争鸣” 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有力的推动了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繁荣；

2、“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后世思想文化的基础，共同构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其中儒家思想孕育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思想和道德准则，道家构成了传统哲学的基础，法家变革的精神成为历代改革图治的理论武器。因而，百家争鸣对当时和后来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断作用。

第3课汉代的思想大一统一、西汉初年的黄老之学

1、原因：①西汉初年，社会经济残破，百废待兴，社会经济需要恢复和发展；②西汉初年统治者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③黄老之学适应了当时的统治者的需要。

2、内容：①是道家学说中黄帝和老子的学派，以早期道家理论为基础，又兼采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的思想；包括治身和治国两个主要内容；②既尊重自然规律反对盲目行动，又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③无为而治，与民休息。

3、作用：使汉初政治宽松，社会迅速恢复发展。

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1、原因：

①汉朝面临王国问题和匈奴威胁，道家无为思想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②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统治者要求加强中央集权，开拓大一统事业；③儒家学说经过调整，整合出了一套为中央集权服务的新的理论体系，宣扬“有为”而治、积极进取，适应了社会需要。

2、董仲舒的思想：

①以《公羊春秋》为骨干，融合阴阳、黄老、法家思想；②大一统思想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③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神化皇权，但人君要仿效天道实行仁政；④三纲五常学说；⑤针对土地兼并严重和百姓生活困苦的现实，提出限田、薄赋、省役等主张

3、巩固措施：

①汉武帝起用文学儒者数百人参政；②中央设太学、地方建立完备的教育系统，学习儒家经典，传播儒家思想。

4、历史影响：

①有利于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打击地方割据势力，更有利于政治和精神上控制百姓；②其宣扬的“天人感应”也有限制君主权力过度膨胀的目的；③是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儒学从此在政治上占据正统地位，儒学确立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③兴办学校，有利于教育的发展；④消极影响是禁锢了思想，扼杀了才智。

第4课宋明理学

一、背景——三教合一

1、魏晋南北朝：佛、道传播，儒学出现危机；

2、唐朝：调和之风兴盛，“三教合一”弥漫各个领域；

3、儒学丰富、更新深受佛道影响。

二、程朱理学

1、概念：理学是宋代出现的新儒学体系，是儒、道、佛三家融合的产物，完成了更为理论化、思辩化的过程，既贯通宇宙自然和人生命运，又继承孔孟正宗、服务于治理国家的学说，理或天理为其核心观念。

2、代表：程颢、程颐、朱熹

3、主张：①世界观：理，在世界是本原，在社会是儒家道德伦理，在个人是人性；②方法论：格物致知；

4、影响：①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元朝成为科举考试内容；②明初程朱理学确定了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③流传到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地产生很大影响。

三、陆王心学

1、南宋陆九渊：

①世界观：心是万物渊源，“心即理也”，“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②方法论：发明本心以求理，内心反省。

2、明朝王守仁：

①学术流弊导致道德沦丧和社会动荡,主张以心学代替理学；②思想核心是致良知，良知就是本心，就是理。

四、理学影响：

1、理学从哲学上发展了儒学，是宋明时期儒学主流，在政治生活、文化教育和社会教化方面影响深远

2、消极：用三纲五常维系专制统治，强调尊卑等级观念，重男轻女，因循守旧，片面地重义轻利，压制和扼杀人的自然欲求；

3、积极：重视主观意志，注重气节品德，讲求自我节制、发奋立志，具有和谐意识、忧患意识、崇尚道德、强调力行，强调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其了积极作用。

第5课明清之际的思想批判

一、历史背景

1、政治：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强化，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封建社会渐趋衰落；

2、经济：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3、文化：程朱理学走向极端，八股科举使思想界出现陈腐习气，士人试图跳出四书五经窠臼，冲破传统儒学束缚。

二、李贽主张

1、有《焚书》和《藏书》等多种著作；

2、鞭鞑程朱理学，批判纲常伦理，反对绝对权威，人人都有权做出自己的判断；

3、认为人皆有私，追求物质享受，尊重个性解放；

4、万物的本原是阴阳二气，根本否定天理，摇撼了理学的理论基础。

三、经世致用

1、背景：

①明王朝内外交困，危机四伏；②士大夫面对危局，寻求改革方案，提倡以史为鉴，提倡研究与现实结合，形成经世致用思想。

2、代表：顾炎武、黄宗羲、顾炎开

3、主张：①为学应求务实，关乎国计民生，致力社会变革，并身体力行；②提出拯救时弊主张；③主张工商皆本（黄宗羲）。

4、影响：

①实事求是、博学考据的治学方法开清代考据学术之风；

②立足现实、学以致用的观念为后世提供了思想源泉。

四、批判君主专制

1、主张：

①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君主专制是社会许多弊端的根源（黄宗羲）；②区分亡国与亡天下（顾炎武）；③提出限制君权的设想：倡导言论自由、建立监督机构、保证清正廉洁等；

2、影响：

①对君主专制造成强烈冲击；②对后世民主思想具有深刻的启蒙和启迪作用。

五、整体认识

1、明末清初的思想批判是商品经济发展、封建制度衰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

2、批判思想继承批判了传统儒家思想，批判君主专制，抨击纲常伦理；

3、提倡经世致用，追求个性解放，构建起富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体系，促使我国传统文化重新

焕发生机，开启了近代思想启蒙的先河，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但在当时没有形成主流，影响有限。

第6课中国古代的科技思想与实践

一、天文学

1、天象观测：

战国《甘石星经》是我国最早的天文还著作，其中《石氏星表》是世界最早的星表；

2、天体测量：

①秦汉：发明浑仪；②东汉：张衡发明水运浑象仪，证明浑天说，其地圆见解比欧洲早1000年，发明测定地震方位的地动仪；③ 唐朝：僧一行与梁令瓒制黄道游仪，世界首次发现恒星位置变动；实测子午线；制水运浑象仪；④元朝：郭守敬制简仪；测定黄道和赤道的交角值受到世界天文学推崇。

3、历法：郭守敬编制《授时历》是我国古代最精密的一部历法。

4、中国古代的天文学领先的原因：

①满足农业生产“授农以时“的需要；②为封建王朝统一天下提供“授命于天“的依据，宣示政权统治的合理性、合法性能；③朝廷集中人力对天文历法乾地观测和研究，取得显著的成就。

二、数学

1、计算方法：

①春秋出现九九乘法口诀；②春秋时发明度量；③春秋战国出现算筹

2、数学专著：

东汉《九章算术》总结周秦到汉代的数学成就(有面积、容积、正负、数加减、一元二次方程等世界最先进的成就)，标志着解决实际问题为内容、以算筹为工具、以十制位计算的数学体系形成。

3、圆周率：

三国刘徽精确到3.1416；南朝祖冲之精确到七位，领先世界1000余年。

4、数学思想：

明朱载育提出“理由数显，数由理出”，以计算为基础，构筑韵律体系。

三、农学----四大农书

1、《齐民要术》：南北朝贾思勰，介绍北方生产经验，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农书；

2、《农桑辑要》：由元代大司农司主编，最早官修农书；

3、《农书》：

元朝王祯，综合南北经验，涉及农林牧副渔，附有《农器图谱》(有水排、木活字等记载)

4、《农政全书》：明代徐光启总结历代农业、手工业经验，吸收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创作，达到传统农业科学顶峰。

四、医学

1、《黄帝内经》：编于战国，提出阴阳五行、脏象、经络、形神、天人五大核心理论，奠定了中医理论的基础。

2、《伤寒杂病论》：东汉张仲景撰写，论述“望、闻、问、切”四诊法，是临床经典，张仲景被称为医圣。

3、《神农本草经》：东汉出现，较早的药物学著作。

4、《本草纲目》：明李时珍著，创立世界最先进的分类法，体现了生物进化的思想。

五、四大发明

1、造纸：

西汉发明植物纤维纸；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魏晋成为主要书写材料；

2、印刷：

最早有明确时间的印刷品是唐代《金刚经》；北宋毕升发明活字印刷；13世纪中期传到朝鲜，后从西域传到欧洲。

3、火药：

最早记载于唐孙思邈的《丹经》；唐末用于战争；五代和宋广泛使用；14世纪阿拉伯人传往欧洲。

4、指南针：

战国司南；北宋航海；13世纪传入西欧，促进地理大发现。

六、中国古代科技小结

1、主要特点：

①具有实用性；

②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传统的典籍整理和经验总结，具有较强的经验性，缺少观察实验和归纳推理的研究方法；

③在应用上，主要服务于封建农业的需要，缺乏将科技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的意识，缺乏进一步促进科技发展的动力。

2、中国古代科技长期领先于世界的原因：

我国古代内部控制思想 篇7

关键词：西周,战国,隋唐,法律制度,内部控制

中国法律制度按照不同的历史阶段可以分为奴隶制法制时期、封建帝制法制时期、近代法制时期, 根据不同时期法律制度的重要性, 本文主要对西周法律制度、战国时期的法律制度、隋唐时期的法律制度中的内部控制思想进行探究。

一、西周法律制度与内部控制思想

中国早期法制的鼎盛时期是在西周。在西周政权存续的五个多世纪里, 中国传统的统治方式、治国策略以及一些基本的政治制度已经初步形成, 作为传统文化基石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等思想文化因素也都在此时发端。从法律上看, 西周法制的形式和内容都达到了早期法制的顶峰。在西周时期所形成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法制指导思想、“老幼犯罪减免刑罚”、“区分故意和过失”等法律原则, 以及“刑罚世轻世重”的刑事政策, 这些都是具有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法律制度, 对中国后世的法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权利的制约方面, 西周时期形成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法制指导思想。周公一再强调:“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尚书·召诰》) “无念尔祖, 聿修厥德, 永言配命, 自求多福。 (《诗经·大雅·文王》) 。这种有德者受命, 无德者坠命, 要想保住天命, 就必须敬德, 即所谓“以德配天”说。因此, “德”也成为“王”权利的制衡。从这种见解出发, 周公提出了“明德慎罚”的主张。认为“明德”就在“慎罚”之中, 在中国法律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把“德”与“刑”结合起来。故而, “德”也成为人们行为的制约。

在行为的激励方面, 西周的法律制度有这样一个特点, 即“刑不可知, 则威不可测” (《左传·昭公六年》) 。西周虽有刑书, 但不布之与众。据说是基于两点, 即是“临事制刑, 不豫设法”, 以便于灵活用刑;和“刑不可知, 则威不可测”, 已形成一种无所不在的威慑。而其所以能够如此, 是因为礼、刑的特点所致。西周在政治上国家合一、亲贵合一;法律上以宗法代国法, 礼与刑成为其外在的和谐表现形式。构成了一个以“德”为主观指导, 以“礼”为客观标准, 以“刑”为维护手段的完美的社会统治结构。

我们发现, 西周基于对“德”与“礼”尊敬, 权利得到制衡, 人们的不良行为在“刑”的威慑作用下也得到限制, 这反映了内部控制中的制约与激励思想。

自周平王东迁洛阳, 王室日渐衰微, 在政治上已徒有天下共主的虚名。各诸侯国渐次做大, 以强凌弱, 彼此吞并, 宗族血缘关系被政治利害关系所淹没, 宗法制度和相伴的礼、刑罚之开始动摇崩溃了。旧有以礼、刑结合的法, 因礼的崩溃, 刑也失去了使用的准则, 所以法律的变革已成为一个必然和可能的事情。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德”“礼”“权”“刑”等各个方面的制衡、激励作用, 当失衡时, 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同样, 如果内部控制不能做到很好的制约各方力量, 不能很好的激励员工, 对企业经营也会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

二、战国时期的法律制度与内部控制思想

春秋以后, 中国开始有了向全社会公布的成文法, 从此中国的法律开始过渡到以成文法为主体的状态。战国时期是由早期习惯法向成文法转变的重要阶段, 此时正处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动荡、大变革时代的后半期。而社会变革的许多重要成果, 中国的许多思想文化精华都出自这个时期。在法制方面主要表现为以成文法为主体的新的法律体制开始在更大的范围内、以更成熟的形式建立起来。其中, 战国初魏国李悝制定的《法经》, 就是战国时期法制变革的代表性成果。另外, 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中, 影响最大的两大学术流派儒家和法家的主要政治法律思想, 也都在这一时期内成熟并在政治舞台上发挥广泛的影响。

七雄的争霸, 使各诸侯国的君主都在想方设法巩固政权, 增强国力完成霸业。各国所推行的一系列变法措施, 即是这一总的政治目的的一方面的活动。各国国君为了富国强兵而争相礼贤下士, 让他们“不任职而论国事”, 因而, 这一时期的法律制度中更多的体现了激励的功能。

魏国李悝主张, 经济上“尽地力之教, ”“善平籴”, 以求“富国强兵”;政治上主张“为国之道”应“食有劳而禄有功, 使有能而赏必行, 罚必当”, 向文侯建议废除“世卿世禄”制度, 达到“夺淫民之禄, 以来四方之仕”, 按“禄有功”的原则, 奖励军功;在法律上, “集诸国刑典, 造《法经》六篇”。

李悝的《法经》六篇包括《盗》、《贼》、《囚》、《捕》、《杂》、《具》, 在特点上主要体现了“刑”的威慑作用 (负激励) , 表现在法家“用刑于将过”以及“重刑轻罪”的思想;同时还尊重了传统“礼”的等级色彩, 主要表现在规定太子、丞相、将军违法均须受刑, 但以个人身份不同, 其刑罚也各不相同。

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更体现了法律“刑”的威慑作用, 商鞅在变法中贯彻了“明法重刑”、“刑无等级”的法制思想。“明法”使百姓吏官都知法, 改变旧的“临事制刑”的罪刑擅断传统, 使“吏不敢以非法遇民, 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重刑”, 则是为了在社会上造成一种威慑气氛, 使人们时常考虑其行为是否合法, 并且增加了“相坐之法”、“三夷之诛”和“凿颠、抽胁、镬烹、车裂”等酷刑。“重刑”的具体表现是轻罪重罚, 认为重刑加诸于轻罪, 轻罪不会产生, 则重罪更不会出现, 以此来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在强调“重刑”的同时, 主张“厚赏”, 如奖励耕战、告奸等。另一重要特点是“刑无等级”, 即“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 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 罪死不赦”。

由此, 我们看到战国时期的法律制度在其激烈竞争的历史背景下, 主要重视法律的激励与威慑作用, 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同时, 也体现了对“礼”的重视, 对“王侯将相”同样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三、隋唐时期的法律制度与内部控制思想

隋唐时期, 是中国传统法制的成熟、定型阶段。这个时期的法律制度由于有几千年的立法、司法经验作基础, 立法技术进一步提高, 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优秀法典相继问世。在法律内容上, 以《唐律疏议》的制定完成为标志, 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的融合过程,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礼法结合”的过程基本完成, 儒家学派的一些基本主张被精巧的纳入成文法典之中, 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道德化, 道德法律化”的特征, 在隋唐法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同时, 经过几千年的实践探索, 中国古代的司法体制、诉讼制度也在此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特别应当指出的是, 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唐代法制, 达到了中国古代传统法制的最高水平。《唐律疏议》成为中国古代法制、中华法系的代表作, 在中国法律制度和世界法律制度上均具有重要地位。此后, 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 皆不离其左右。所以唐律成为中国古代法律的典型和楷模, 成为中华法系的标志。

中国古代法律发展到唐代日臻成熟, 礼法结合以至高度统一, 以后变化无多。礼法的完美结合也使得法律制度制约与激励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在唐律中, 刑事立法中的十恶 (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大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 、八议 (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 、六杀 (谋杀、故杀、斗杀、误杀、过失杀、戏杀) 、六赃 (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强盗、窃盗、坐赃) 、保辜以成文法的形式对详细规定了不同的犯罪形式、不同的犯罪主体、不同的犯罪原因、不同的结果等等所应当受到的惩罚, 使法律的威慑作用更加理性, 较之习惯法中的“刑不可知, 则威不可测”以及战国时期的“明法重刑”、“刑无等级”更加合理, 也有利于引导人们的行为向更理性的方向, 对人们的行为有很好的威慑作用。

同时, 唐律中注重礼法结合, 区分了公罪和私罪, 公罪指的是“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 私罪指的是“谓不缘公事, 私自犯者;虽缘公事, 意涉阿曲, 亦同私罪”;认为“同居有罪相为隐”, 这起源于西汉时的“亲亲得相首匿”, 然凡谋反、谋叛、谋大逆者不用此律, 也是儒家的“忠高于孝, 国重于家”原则的要求;另外还使用类推原则“诸犯罪而无正条, 其应出罪者, 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 则举轻以明重”、“本条别有制, 与吏不同者依本条”、“诸化外人有犯, 其同类自相犯者, 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 以法律论”。

可以看到, 唐律中的礼法结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将制度的制约与激励作用发挥到极致, 这样优秀的上层建筑为我国唐朝经济社会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参考文献

[1]赵晓耕.中国法制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a.5-8.

[2]赵晓耕.中国法制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b.29-47.

[3]尚书·召诰.

[4]诗经·大雅·文王.

[5]左传·昭公六年.

[6]赵晓耕.中国法制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c.57.

[7]赵晓耕.中国法制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d.58.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民本思想 篇8

纵观世界历史，差不多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封建时代都置于宗教的统治之下，尤其西方信奉基督教的国家，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人类的理性靠上帝的启示和光照，人类理性的目的就是认识上帝的存在，“一切现存的事物都是由神安排的”，“天意要对一切事物贯彻一种秩序”。(《阿奎那政治著作选》)他们认为上帝对人的奴隶制度是合理的，谁要破坏这种秩序，便是违背上帝的旨意，要遭到上帝的惩罚。而我们中国是一个例外，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无论先秦老子、庄子，还是宋明时的朱熹、陆九渊、王守仁，都无不排斥和批判宗教，都具有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社会，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最主要的社会根基，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所以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地位非常突出。本文主要从君民关系上论述中国古代的以民为本的思想。

民本思想源远流长，最早把它作为治国手段的是周公旦，提出“敬德保民”，意在要求统治者做道德的榜样去感化人民，以仁爱的心去爱护人民。最早明确提出民本思想观点的是《尚书·王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孔子在他所整理的这部书中进一步提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孔子的这一思想被孟子所继承并加以发扬光大，他非常明确他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孟子·尽心下》)人民、社稷与君主三者比较起来，人民最重要，社稷第二，君主第三。这就是著名的“民贵君轻”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孔孟稍后的荀子论述到：“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荀子·王霸》)这就是得民众得天下的道理。

在论述民、国、君三者关系方面最具典型性的是汉代贾谊，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功也。故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此之谓民无不为功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力也。故国以为力，君以为力，吏以为力。故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新书·大政上》)贾谊从民为本、民为命、民为功、民为力等四个方面论述了民为邦本的道理。一是民众决定了国家的安全、君主的威望、官吏的尊贵；二是民众决定了国家的存亡、君主的明暗、官吏的贤否；三是民众决定了国家的兴废、君主的强弱、官吏能力的有无；四是民众决定了战争和政治斗争中的战、攻、守的胜败。归根结底，民众是国家、君主的决定力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力量。

二、民本思想在政治思想上的体现

民惟邦本是传统的为政治国良策，为历代开明的统治者所重视。他的思想源于先儒的“仁”和“仁政”思想。孔子提倡“仁”，“以德治国。”仁的基本精神是重视人，基本含义是“爱人”。在《论语》一书中，孔子讲“仁”有100多处，要求人们把对亲人、家庭的爱推广到家庭以外的人们中间去，把对一个邦国的关怀推广到整个天下，把对家庭的亲情、血缘之爱扩展为对朋友的友爱、对全社会的博爱。孟子则充实和发展了孔子的这一思想，提出了“仁政”的主张，将仁爱原则置于君臣、君民的从属关系之上，使“民贵君轻”思想显示出限制暴君苛政的积极意义。

“仁政”在理论上出自于“人性善”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在实践中表现为个人道德的扩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在执政上要实行“德治”，强调仁义原则是制定政策与法令的依据，只有实行“德治”才能使人心悦诚服，而德治的实现有赖于道德高尚的人充当统治者来感化人民。所以，传统儒家都认为，国家的治乱，礼法的立废，都取决于统治者，特别是君主个人的品德。为此强调，“由己及人”，以身作则，统治者要严格地以礼法“正己”，“其自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孟子也强调“身正而天下归之”，“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孟子·离娄上》)因而“惟仁者宜在高位”，也就是品德高尚的人适宜掌握重要的权力，“不仁者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尽心上》)这就是“为政在人”的德治思想主张。

民本思想是德治的基础和前提，德治是反对暴政、苛政的。孔子认为“苛政猛于虎。”(礼论·檀弓》)对于治国，他提倡“五美”，即“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子张》)即给百姓恩惠但耗费不大；役使百姓而无人怨恨；追求仁德而不贪图财利；态度庄重而不傲慢；政治威严而不苛刻。荀子也指出“有社稷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荀子·君道》)

三、民本思想体现的内容

惠民、爱民、利民，是民本思想原有之义。如何实现呢?我们的先智先哲在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有诸多论述，主要思想有：

(一)富民为先

春秋时代的杰出政治家管仲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反之，“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管仲还特别强调：“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要使天下太平，权力握牢，必须做到“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管子·牧民》)这四个方面，富民是基础。管子是最早提出富民政策的政治思想家。稍后孔子也提出过“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孔子家语·贤君》)

怎样富民呢?孟子提出—个根本性的措施，这就是“制民之产”，也就是让老百姓有一定的固定资产。他认为，“民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这个“制产”的标准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养)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当时孟子定的民之产的理想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忽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把这些作为“驱民之善而王天下”的基本条件的。战国时期，土地兼并已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孟子主张实行“仁政”，首先从划

分和确定土地的疆界开始，甚至主张用法律的手段限制土地兼并。孟子之后，许多政治思想家都提出过“制民之产”的具体方案。汉代晁错曾指出，“圣王”能使民不饥饿，并非要自己亲自去种田织布，而是让百姓安心地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和生活。他说：“民贫，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刑重法，犹不能禁也。”(《论贵粟疏》)北魏高祖元宏曾颁布均田令，“遗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劝课农桑，兴富之本。”(《魏书·高祖纪》)等等。

(二)轻徭薄赋，使民以时

官府徭役，不违农时，这在农业社会里是十分重要的。最早提出这一主张的是管仲，他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管子·牧民》)“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荀子·王制》)孔子也倡导“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这样就能“使民养生丧死无憾。”(《孟子·梁惠王上》)

富民，要“薄税敛”，征收赋税要有定制。“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管子-权修》)南朝刘勰从“仁政”的高度来论述轻徭薄赋，不夺农时，并把它看成是致太平的根本措施。他说：“夫足寒伤心，民劳伤国；足温而心平，人佚而国宁。是故善为理者，必以仁爱为本，不以苛酷为先。宽宥刑罚，以全人命；省彻徭役，以体民力；轻约赋敛，不匿人财；不夺农时，以足民用。则家给国富，而太平可致也。”(《刘子·爱良》)历代开明的统治者都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注重“宽政息役，惠益百姓。”汉初实行“与民休息”，奖励农桑，“三十税一”，形成文景之治；唐太宗在贞观二年对侍臣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菅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贞观政要·务农》)正因为李世民有这样的清醒认识，推行“安人宁国”的政策，历史上形成“贞观之治”就不难理解了。

(三)恤刑慎杀，反对繁法苛刑

孟轲认为重刑滥杀都是“虐政”和“暴政”，主张“省刑罚”，“不嗜杀人。”“省刑罚”即减少刑罚方面的规定，减轻刑罚的危害程度。“不嗜杀人”即慎重地运用死刑，不依靠杀人来维持统治。他说：“杀一无罪，非仁也。”(《孟子·尽心上》)主张大夫可以背叛“无罪而杀士”的国君，士可以离开“无罪而戮民”的诸侯，臣下可以讨伐残害民众的君主。他劝告国君一定要审慎地对待死刑，千万不能只听一面之辞而草率决定：“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梁惠王上》)孟子的这些主张，是他“民贵君轻”思想的集中体现，而且是对儒家君思想的重大修正，是古代民本思想中具有民主性的精华因素。

(四)富而教之

以民为本者都重视对民众的教育。孔子认为，治者的第一步是使民众富足，第二步就是教育。而“教则易为善，善而从正，国之所以治也；不教则易为恶，恶而得位，天下之所以殃也。”(《李觐集·安民策三》)所得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这一点汉儒董仲舒说得非常清楚：“老百姓追逐利益就好似水向下流一样，不用教化作为堤防就不能阻止。教化建立了，奸邪的人或事都会得到制止，这是堤防完好的结果；教化破坏了，奸邪的人或事都会出现，用刑罚也制止不了，这是堤防破坏的结果。”(译自《全汉文·卷二三》)历代统治者都懂得这个道理，因此，他们居帝位统治天下，都把教化作为首要任务。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宋明理学家对“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划分，天理与人欲的对举，都为统治阶级教化百姓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古代特有的书院制度，将教育与训导相结合，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重教化的特点。教化的内容则是儒家一贯倡导的四常，即：礼义廉耻；五常：仁义礼智信。整个封建社会，教化的道德价值取向都是非常明确的。统治者教化民众的目的是使其统治能够长治久安。汉代贾谊说：“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国政得到治理)也。政治，然后民劝也。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新书·大政下》)对人民进行教化，这是传统的治国方策，也是民本思想的体现。设教劝善，效迟功远。

(五)与民同乐

所谓与民同乐，也不仅仅是指同老百姓一道娱乐，更主要的是指统治者要推己及人，施恩于民，关心百姓疾苦忧乐。何谓以民为本，无非是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而已。只有“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后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只有达到此种境界，才是民本思想的体现，才是仁政理想所追求的。所以，历代开明的统治者都从维护根本的统治出发，尊重民间的风俗习惯，如元宵放灯、端午赛龙舟、庆贺五谷丰登、祈求风调雨顺等活动，都是与百姓同乐同忧的。唐太宗把君主分为“苦民之君”和“乐民之君”，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对百姓的态度不同。凡“苦民之君”往往“多营池观，远求异宝，民不得耕耘，女不得蚕织，田荒业废，兆庶凋残，见其饥寒不为哀，睹其劳苦不为之感。”相反，“乐民之君”能够做到“薄赋轻徭，百姓家给，上无暴令之征，下有讴歌之咏，屈一身之欲，乐四海之民。”(《旧唐书·太宗纪》)与民同乐与教化民众一样，在民本思想里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

四、民本思想与现代我党以人为本思想的区别与联系

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的这些主张，作为封建社会为政治国的精华，虽然与现代民主不是同样的概念，但其中包含着肯定百姓的某些权利与利益，强调民众的拥护与否决定政权的稳固与否，主张对权力进行限制等，都具有明显的历史进步性和合理性。但民本思想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维护皇权，调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事实上，封建社会不可能从根本上做到以民为本、民贵君轻。皇权腐败，民生涂炭，司空见惯，哪朝哪代能避免得了呢?是封建制度决定了君与民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是“牧”与“被牧”的关系。这是我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历史局限性。正如黄宗羲明确指出的，封建制度是“家天下”制度，君主凭借权力“以为天下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同时，君主不仅自己终身享用“天下”福利，还“视天下为莫大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这是君主将天下据为己有，集大权于一身，颠倒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主从关系。(《明夷待访录·原君》)

尽管如此，民本思想毕竟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了重

要作用，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尤其是民心向背、富民为先的思想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一直传承至今，也得到了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继承与升华。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就渊源于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江泽民同志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深刻指出，纵观历史，不少政治组织和政治集团，在夺取政权的阶段，其政策主张或多或少地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就忘乎所以，骄傲起来，久而久之，就脱离了人民群众，不再代表群众的利益，最后被群众所抛弃。它们垮台的原因尽管很复杂，但人心向背的变化是一个根本原因。‘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必须高度关注人心向背问题。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

八十多年来我们党进行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目前，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代表全党提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小康社会是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的社会，是整个社会生产更加发展、人民生活更加富足、生态环境更加良好的社会。小康社会的目标更加切实地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真正实现了根本意义上的以民为本，体现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所以我们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我们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一切公职人员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都是公仆与主人的关系，与剥削阶级维护等级特权相反，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真正体现了以民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