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论语》和数学（共8篇）
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我国古代数学已初步形成了体系.数学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的应用.孔子年轻时认真地学习并掌握了不少的数学知识,在实践中进行了广泛的.运用.他还将数学作为一门课程教育学生,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记录孔子言行的儒家重要典籍--<论语>,包含有丰富的数学知识和深刻的数学思想.认真挖掘整理这笔历史遗产,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作 者：邹天福 王忠华 ZHOU Tian-Fu WANG Zhong-Hua 作者单位：邹天福,ZHOU Tian-Fu(湖北省大冶市第一中学,湖北,大冶,435100)
王忠华,WANG Zhong-Hua(华中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论语》是理解孔子的重要经典，赵普所说，并非无稽，可以肯定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巨人。古人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正是他揭开了中国系统思想的序幕，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其道德观念，伦理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统治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对中国国人人格的铸造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从积极的意义上看，儒家所尊崇的浩然正气，以及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他的大同理想，日新精神，存而不同。但求进取的精神不但被世界人民认可，同时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历朝历代尊孔祭孔盛行，有十二位皇帝，二十次亲临曲阜孔庙祭祀，有近百位皇帝派遣代表一百九十六次代祭，现存孔庙的御碑亭有十三座，而世界各地的孔庙就有两千余座，统治者尊孔祭孔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我的记忆中旧时私塾有不少铁青面孔的先生，手执藤条或戒尺，迫令蒙童们背诵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传播孔孟道德的教育手段近似冷酷。“夫子莞尔”一一其实孔子是个会微笑的东方圣人。传道的私塾先生反孔子之道授徒，使许多学童望而生畏，只好敬而远之了。
今天，我们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共同走向富国强民，增进世界华人的文化认同，不正是《论语·雍也》所说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体现吗?为纪念这位万世师表，向其表达崇敬，中国孔子基金会与国家文物出版社鼎力合作，采用当代国学书法宗师启功的书体，由启功先生题签，花了近一年的时间，编辑出版了这套黄金珍藏版的《论语》。其制作古朴典雅，有相当高的文化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诚为文化出版界的盛举。与闻与见，可喜可贺!作为启功先生的老友，兹略缀数语以酬故人生前雅望。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一九八八年七十五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的宣言，作为这篇短文的结语——“…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夫子那里寻找智慧”。
2005年9月8日匆草
摘 要：本文通过对《论语》的文本分析，探讨了孔子的思想，对其产生的根源，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将“礼”作为规范社会秩序的不足都做了较为详细地阐明。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道”是客观根本，“礼”是客观的“道”在社会生活中的主观外化。
关键词：《论语》；孔子；仁；道；礼
一、正确看待孔子和《论语》
《论语》是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共同完成的一部著作，该书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思想主张。“儒学（当然首先是孔子和《论语》一书）在塑造、构造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过程中，大概起了无可替代、首屈一指的严重作用。”[1]作为儒家的一部经典著作，作为对孔子思想最直接最可靠地研究资料，我们必须反复琢磨，力求在《论语》简短精炼的话语中领悟孔子思想的真谛。孔子一生孜孜以求，在他不断追求、不断靠近万事万物之真理――“仁”的过程中，无形的“仁”也通过他的言行举止表现出来。从这个角度讲，孔子是我们探求真理的一个媒介，而《论语》又是我们探求孔子思想的一个媒介。我认为要以立体的眼光来看待《论语》一书。翻开《论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对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记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看到书中对孔子这个真理追求者的塑造。前一部分是可见的，后一部分是隐形的。孔子这一真理追求者的形象是通过对其心得体会的描写而表现出来的，就像隐藏在二维画面里的三维画面。孔子是实在的，是勇敢的。正确的认识了孔子，我们才能正确的看待《论语》，它是孔子在追求真理――“仁”的过程中的所思所得的集成。
二、《论语》中孔子的思想
孔子的思想是围绕着对“仁”的追求而建立起来的。他所谓的“仁”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客观上表现为对万物之本――“道”的不懈追求。主观上表现为对社会规范――“礼”的提倡。在主观上又具体分为两个方面：
一、对自我的认识；
二、与他人的关系。孔子一以贯之的是“仁”，而“仁”的核心是“道”，“礼”是无形的“道”在社会生活中的外化。
“道”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孔子通过对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观察，不断的学习、领悟而得以发现自然之“道”的真面目。自然之“道”是无形的，它通过自然界中的点点滴滴表现出来，所以必须善于观察自然界中极细微的东西，从而悟得自然之真理。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2]这些心得体会都是通过对大自然的细心观察而得来的。学“道”是孔子学习的核心，通过对“道”的认识，孔子确立了对自我的认识和与他人的关系。
孔子对自我的认识，首先是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3]所以孔子十分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只有通过学习才能不断的完善自我，成为君子。学习的过程就是修身养性，不断地使自己的行为举止合乎天“道”的过程。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4]孔子强调修身养性，君子要“温、良、恭、简、让”，要“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这些品质都是天“道”在人身上的体现。
孔子认识到人的不足，贤良的统治者太少了，而普通的老百姓又都是愚人，为此他创立了一套约束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制度――“礼”。他提倡“礼”是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能和谐相处，幸福生活。“礼”是不得已的补充，是针对少数追求“道”而暂时未得和多数根本就不知道“道”的存在的人而提出的。孔子根据他对“道”的认识，将自然界无形的“道”化为人类社会有形的“礼”。他最终的目的是让所有的人都得“道”，都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人的行为要符合“礼”，具体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就是对父母要“孝”，对兄弟要“悌”，对君主要“忠”，对朋友要“信”，对百姓要“德”。如此人们才能安分守己，社会才能秩序井然。
三、“礼”、“法”之辩
孔子提倡的“礼”体现为一种自觉性。他要求人要自觉守“礼”，通过不断的学习，加强自我的修养而“克己复礼”。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人不自觉怎么办？孔子强调要“知耻”，那对于恬不知耻的人，又怎么办？想古往今来，圣人君子是极少数，大多数人本心是不愿意学习而更愿意不劳而获、投机取巧的。对此，孔子的解决办法是教育，他寄希望于那极少数具有自觉性的贤人君子，希望通过他们以身作则，通过他们来教育大多数不自觉的人。“儒家秩序建构的思路是依靠圣人人格感化民众，形成以仁道价值为核心的伦理政治秩序。按照儒家的思路，要实现从天下无道向天下有道的转变，只有圣人成为君主或者君主成为圣人，才能施展其超凡的道德感化力量。”[5]可是自觉守“礼”的人不一定就是统治者，不是统治者那么他的影响力就会大大降低。相反，多数统治者都不自觉守“礼”，统治者不自觉守“礼”，那么老百姓自然不会自觉守“礼”。更有甚者，他们不自觉守“礼”，却强制老百姓要守“礼”。如此这般，“礼”就变了味了，此“礼”已非孔子之“礼”。“至于孔子提倡正人正己，要求在位者先正其身，虽然包含了对在位者要有所约束，有所节制的意思，但在封建社会里，这一点实际上不可能真正实现。”[6]在孔子所生活的年代，他周游列国，转了一圈也没有发现一个理想的君主。再纵观我们几千年的历史，也是治世短而乱世长。单纯地依靠人的自觉性来守“礼”向“善”，进而不断地接近于“道”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只有通过制定“法”，从外界给所有的人（包括统治者）一个外在的约束力，防止人们作恶。一切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一切人一旦违“法”都必须受到惩罚。这样在保证人们不犯错或少犯错的前提下，再鼓励人们守“礼”向“善”，自觉地追求天“道”。
参考文献：
1、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2、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
3、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4、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5、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6、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7、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8、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9、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10、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1、君子周急不继富。
12、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13、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14、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
15、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16、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17、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18、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
19、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与其易也，宁戚。
20、导之以政，齐之以德，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21、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22、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23、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24、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
25、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26、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27、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28、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29、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30、不知生，焉知死。
31、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32、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33、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
34、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35、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36、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37、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38、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39、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倪，小车无杌，其何以行之哉!
40、天生德于予，桓雎其如予何?
41、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42、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43、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44、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45、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46、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
47、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48、幼而不悌，长而无述，老而不死，是为贼。
49、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50、夫子温、良、恭、俭、让。
51、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52、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53、可与言而不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54、三思而后行。
55、往事已不谏，来者犹可追。
56、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57、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58、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59、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既欲其生，有欲其死，是惑也。
60、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61、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
62、古者言之不出，耻恭之不逮也。
63、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
64、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65、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66、天下之众本在一人。
67、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68、学而知不足，思而得远虑。
69、道之以告德，齐之以礼。
70、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71、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72、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73、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74、贫而无怨，富而不骄。
75、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76、小人之过也必文。
77、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78、诗三百，思无邪。
79、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80、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
一
不管近代以来中国文明遭遇的障碍是否和有无宗教有什么具体关系，现代人似乎有一致的判断，认为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教堂，无论历史多么悠久，也是件很悲哀的事情。李泽厚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一问题严重性的思想家，他先是反思革命，接着是想把《论语》设计为国民的《圣经》。尽管这种思想已和他早年提倡的“西体中用”主张发生了背离。他认为《论语》“是中国文化的某种‘心魂’所在”，中国虽然没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样的人格神，“所以孔子毕竟不是耶稣，《论语》并非《圣经》”，但是，只要通过我们“对这一‘半宗教半哲学’的文化精髓既解构又重建的工作”，就可以创造性地转化为业已“失去了儒学所具有宗教性的品格和功能”。为此，李泽厚对朱熹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和提倡儒学宗教化的牟宗三进行了切割和反思（《论语今读·前言》），对白牧之、白妙之夫妇合撰的《论语辨》的“过犹不及”的“解构”也进行了批评（《论语今读·后记二》）。李泽厚的设想从1989年秋冬开始，到《论语今读》1998年10月在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再到2004年3月三联书店再版，他踽踽独行，引领了接下来出现的“《论语》热”，但他的行为是悲剧性的。因为《论语》企图建立的是一个此岸的道德王国，没有营造一个彼岸的世界，《论语》不问鬼神问苍生，孔子不打算在人间建造天堂和地狱，这和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有不谋而合之处。维特根斯坦说：“上帝好像对人们说：不要演悲剧，就是说，不要在尘世扮演天堂和地狱。天堂和地狱是我的事。”〔1〕在黑格尔看来，“中国人只有一个国家的宗教，这就是皇帝的宗教”，“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则。所以中国人既没有我们所谓的法律，也没有我们所谓的道德”〔2〕。不具有宗教品格的《论语》，可能充当我们的《圣经》吗？它的操作程序和兑现价值究竟在哪里呢？何况，《论语》道德的、非物质的价值观念，和当初中国正在推动的市场精神格格不入，这是其一。李泽厚孤掌难鸣的另一个原因，是启蒙受众的宗教意识与生俱来的淡漠。“过日子”的世俗文化在骨子里是非宗教的。早期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本土后，先纳闷中国人只认识“日子”不认识“上帝”，接着就已经认识到中国人的“吃教”行为。刘晓枫先生“基督救世”遭遇的命运同样如此（这里我们不去讨论我们是归化基督还是坚守孔子）。
所有的努力体现的只是少数先知先觉者的诉求。选择的合理性也许掌握在先行者李泽厚手里，但现实的合理性却并非如此。早在去国之前，李泽厚的思想设计就遭到了刘晓枫和刘晓波两位后学的质疑。八年之后，那场只要物质不要基督的经济实验露出了弊端，隔岸观火的李泽厚看在眼里。在为自己《论语今读》写前言时，又勾起了几年前的这一段往事：“还得提一下几年前轰动一时、洛阳纸贵的刘晓波先生批评我的大文。这大文批判我说，‘他的理论大有复活孔子之势’，结语和警句是：‘孔子死了。李泽厚老了。传统文化早已后继无人。’（《中国》1986年第10期）其斩钉截铁不容分说的风采确实惊人，但记得我當时看了，却高兴得跳了起来：居然把我和孔子直接拉在一起了，真是何幸如之。不过那时倒丝毫没想到我会写这本《今读》。我当时想到的只是，刘的结论未免太匆忙和太狂妄了；来日方长，我虽然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继者必大有人在。今天回想起来，宛如昨日事，而白云苍狗，世情多变，又真不免沧桑之痛，感慨系之了。1994年春二月癸酉年岁暮于Colo-springs。”寓居美国的李泽厚，经历着两种文化的切割之痛，心灵却响应着乡愁的理念，牵挂着曾被放逐过他的彼岸的乡土启蒙。他不无伤感地说，“是书起始于北京，完成于异域，多年生活舒适，心境寂寥”。如此伤感使人想起另一个流亡者萨义德的乡愁：“大多数人主要知道一个文化、一个环境、一个家，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这个多重视野产生一种觉知——借用音乐的术语来说——是对位的（contrapuntal）。……流亡是过着习以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是游牧的、去中心的（decentered）、对位的；但每当一习惯了这种生活，它撼动的力量就再度爆发出来。”〔3〕当启蒙遭遇重创而流亡的李泽厚只能扮演堂·吉诃德的角色和风车羊群作战，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中国在二十与二十一世纪之交经历了突发性的资本积累之后，社会却无法完成其正义、公平与诚信机制的转型。吊诡的是贫穷时我们盼望“衣食足而知荣辱”；可现在看到的情况是，衣食足而不知荣辱。在经历了血与火的革命洗礼之后，一切都破坏殆尽。疯狂的市场经济与不适当的权力机制合谋制造的繁荣，同样无法拯救人们的心灵，反而使国民劣根性有了改头换面、粉墨登场的机会，并得到了极致的表现。普遍滋生的腐败和道德堕落状况，普遍的一阔脸就变暴发户心态，比起贫困来同样让人寒心。“孔子热”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出现的。一个有过耻辱记忆的种族，一个无法获取宗教精神支撑的种族，在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寻觅中，又祈望于传统幽灵的眷顾。近代以来，在被动挨打磨难中我们学会了舍己从人，这本来是正常的事情。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现代思想的设计，从“脱亚入欧”到“脱儒入法”追求的不正是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的革故鼎新吗？！
二
借助于电视媒体的点金术、历史“位移”造成的“时间差”、百年来轮番的战争与革命造成民众对于古典文化教育的蒙昧，站在时间的裂缝上，于丹在“百家讲坛”的演讲，在通识意义上对于孔子《论语》的宣传或推广，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论语》被作为流行文化消费，流行文化遵循着简明、轻快和一次性的原则。人们暂时逃离了日常经济生活的压迫，老板、领导生硬的脸孔，“单位”、“一地鸡毛”的烦心事，引车归来，围坐电视机旁接受于丹的布道。我们应该比较一下，看看于丹演讲的听众和当年一些邪教讲经说法的受众，在文化层次、生活状况、职业分布、心理特点上有何异同。在权力和技术制造的荒原上心灵无所皈依，久旱逢甘露，他们渴望着心灵的呵护、人性的抚摸。于丹的成功在于采用心理、美学的方法，而不是历史、考据的方法，在盛世繁华的表象下，于丹知道自己说什么和怎么说。于丹对《论语》进行文学、审美的解读，这种解读无疑是十分有效的。她首先承诺给你一片“天空”和坚实的“大地”，这样你就会由“梦游”变成了“现实”中“大地”的行走者。如同穆罕默德道场一样具有神谕的功能：“‘山过来！’山就过来了。”“孔夫子能够教给我们的快乐秘诀，就是如何去找到你内心的安宁。人人都希望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而幸福快乐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在《论语》中，孔夫子告诉他的学生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你要想做一个别人愿意和你交流，也可以和你交流的人，最关键的是你要有一个敞亮的心怀。这就是《论语》中提倡的‘坦荡荡’的心境。这种心境和胸怀，既可以弥补你先天的遗憾，也可以弥补你后天的过失；同时能使你有定力，有真正的勇敢，使你的生命饱满、充盈，让你有一种大欢心，让你的人生有最大的效率，让你的每天进行着新鲜的轮回，并且把这些新鲜的养分疏导给他人。”“我们把孔夫子的意思转换成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一个人反省自己的行为，而能够不后悔、不愧疚，这个标准说低也低；说高就是个至高无上的标准，大家想想，要使自己做过的每件事都经得住推敲，实在又是极不容易的事。所以孔夫子才把它作为君子的人格标准。”于丹解读《论语》的知心话，句句打动听者的心坎。心灵鸡汤同样具有膏药的功能，使听众的心灵随着她轻盈的、失去依凭的催眠童谣舞蹈，一起迷失在魔幻的迪尼斯乐园。经典的解读在“女巫”的嘴里制造了时尚。所谓时尚，是西方社会学术语，指一种外表行为模式的流传现象，其特征是时髦、短暂，可迅速为一群体所仿效，其范围十分广泛，包括衣着、语言、宗教、娱乐等。时尚并非贬义词，并非简单的附庸风雅，乃现代社会的一种制衡因素，个人借以发泄内心被压抑的情绪，调和心理平衡。西方学者对时尚的研究，有如下理解：1．时尚往往由社会名人雅士、文人骚客开创发端，一经流传，便为人们仿效，洛阳纸贵；作为他们争取社会地位或自我炫耀的手段。2．时尚会制造一群粉丝。这个群体呈现出无组织无纪律、无结构、非理性的状态。3．时尚制造的一种表达方式存在时间较短，执行着简便、快乐和一次性的游戏规则。4．时尚能影响人们的行为习惯和审美心理，提高追随者的人格、品德、情操，使他们关注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甚至在某个时间段、一定范围内引领或影响着当下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5．时尚多流传于某个阶层，但有时也流布于不同阶层、团体，或社会情况相似的群体之间〔4〕。在权力默认的前提下，借助于能制造点金术奇幻的霸权媒体，于丹营造了一场浮光掠影的时尚。虽有轻佻浮华之嫌，但也不乏令人肃然起敬的因素，她为自己制造了一场语言的狂欢窃喜。“于丹现象”说明，一个民族在沟通自己历史精神的实践工程中，有时并不需要像李泽厚先生那样刻意提出“论语圣经说”，不需要苦苦追寻一个民族静穆的初始、学理意义的原真，不需要无限地上溯最早的征兆，而是意味着按照当下的所需，用心灵和本能的灵光，而不是知识的力量去摄取。原始的记忆、传统的偶像，在穿越春秋时间隧道时，早已发生了位移、转换、变形、延宕。有时戏说历史比正说历史更具有歪打正着的效能。维特根斯坦认为，“思想也可以贱价出卖”，“宗教的疯狂产生于非宗教的疯狂”〔5〕。
三
精读原典、考据与义理交互阐发，“对抗性”的阅读、训诂、关键词的统计以及加减法的规则，是李零采取还原《论语》文本的基本策略。作者一再说他“受”过“刺激”，看来看去，害得他将近“耳顺”之年再做“愤青”。他说自己是“越活越糊涂，越喝越明白”，“我的知识千疮百孔，我的记忆颠三倒四，不能不借助于古人叫玄思冥想”。对于一个有考古学背景的学者，即使要发“玄思冥想”、奇谈怪论，也必须坐实在考据的基础上。作者参考的主要文本有古人读《论语》著作六本，今人读《论语》著作十本，不包括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新发现的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李零利用自己考古专业的优长，地下新发现的与《论语》有关的材料，去完成一个《论语》的考古学工程。李零读《论语》分为导读、文本解读、结论三大部分，这是一个立体交叉的全方位考察，这对于他是一次跨专业的探险、跨文本的实验，这种新的学术操练，或许还受到了福柯知识考古学和道德系谱学的感染。《论语》作为知识意象，即人类精神现象的构成，两千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庞大的道德体系建构，而作者的使命就是要拆解它，还原一个真实的孔子。传统的考古学一直是隶属于历史学的一个分支，知识考古学则是反历史学（思想史）的。传统考古学注重研究古代人类的物质性遗迹，知识考古学家则注重研究历史学家、思想家遗留的精神性纪念物。福柯的经验启示着李零去努力挖掘《论语》作为精神现象如何建构的可能性和其构成的全部秘密，进而探寻被传统经学抛弃的思想文化的痕迹、遗骸、扭曲与延宕的证据。关注孔子作为人和经验的存在，关注孔子作为形而下的所指，比直接解读儒学的教义更深入人心。所有的文本解读都紧扣一个“人”，让孔子“这个人”去直接面对他文本中制造的“圣人”、“仁人”、“贤人”、“君子”乃自“小人”，揭示其各自的内涵，从中显露出孔子作为“人”的“真身”。李零说：“我从酒色财气研究人，丝毫不是降低人的标准。人有很多生物本能，研究本能，才能洞见人性”，“动物像一面镜子，可以照见人的丑陋。”“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真君子）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他很恓惶，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一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读他的书，既不捧，也不摔，恰如其分地讲，他是个堂·吉诃德。”“《论语》有个优点，就是没有后人的那种虚伪劲儿。”“我读《论语》，是读原典。孔子的想法是什么，要看原书。我的一切结论，是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讲话。”
“半部《论语》打天下，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是儒家鼓吹的《论语》功能的神效性。《论语》的有效性如何在现代社会得以证实？如要按照“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古训，孩子们大学毕业是否可以顺利通过面试找到工作？孔子的卫生习惯如何，他讲过“七不食”是符合《卫生法》的。可是他饭前便后洗手吗？我们突然遭遇了非典，才知道我们连手都不会洗，我们有太多的坏习惯，像犯了错误的小孩子，每天晚上电视有个节目专门启蒙我们怎样洗手。一个民族于生活中的一个细节、一个普通常识或习惯的非规范所可能造成事实严重性后果的遐想，对于我们认识自我的冲击波是毁灭性的。这是否和经典思想的匮乏、先天不足有关？如何建立现代人对《论语》的信仰？农业文明产生的经典观念，如何指导现代人的生活？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论语》中的资本市场的价值观念是什么，如果没有外力的刺激作用，《论语》表达的“义利观”能否引导我们自然进入资本市场社会？《论语》所具有教化功能的普世化状态的真实图景是什么？《论语》或许仅仅与知识精英产生了某些沟通，而对于老百姓而言，或许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厚黑学》诸多著作中的某一部，才是他们捧读的《圣经》也未可知。一部近现代历史，实际上是一部西化史。“化”到今天这一步，再说弘扬传统是虚妄的。完全是心理因素作祟。说汉唐是人类文明的中心，和说自己“先前阔多了”有什么两样？在心理学上讲，这叫失败者的“心理补偿”或曰“高峰体验”。李零是不折不扣的“西化”派。他好以厕所的“全盘西化”为例，讲“西化”的彻底性和好处。我們过去上茅坑，和下地狱差不多，恶心得翻肠倒肚，现在我们不用发明，把他们抽水马桶的专利拿过来化为己有，这有什么不好。如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日常衣食住行所用，无一不是“化”过来的。哪一样是自己祖宗的发明？提起“知识产权”，西方人气不打一处来。我们还说人家“化”了我们。这不是“得了便宜又卖乖”吗。我们进化成“世界人”，有什么不好。我同意卞之琳先生的说法，与其说是“欧化”不如说是“化欧”；与其说“西化”何如说“化西”。刘秉义过去唱《游击队歌》：“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如果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西方成了我们的“后勤保障部长”兼“运输大队长”，这样说你的自尊心摆平了吧。例如穿衣，是捍卫“唐装”还是“汉服”，自己就说不清。过春节提倡过穿“唐装”，偶尔穿一下还行，穿久了就觉得傻，赶紧换上休闲装。即使“洋装穿在身，可心仍是中国心”，还不服气，为了“中国特色”，先改成中山装，再改成毛式制服，结果是越改越臃肿。目下我们很难买到毛式装，原因是没有销路不生产。如果小伙子不识时务还穿着毛式装，你看效果怎么样，肯定找不着对象。如果不是有过被动挨打的耻辱记忆，心理能这么过敏吗？如果我们没有盘根错节的五千年，还会这样斤斤计较“传统”吗？“传统”有如DNA生命因子，就在我们的骨髓里、血液里。鲁迅当年改造国民性，如果这个命题没有什么错误，那么国民性格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改善？
悠久的历史养成的夜郎自大的大国心态，和近代以来我不如人、被动挨打的事实又刺激着人们，二者的相互作用基本上构成了现代国人的心理图式。堂而皇之的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和猫有猫道、狗有狗道的内耗相互扭结为一种非理性的力量，推波助澜地主导着现代中国。老说我们是礼仪之邦，“道德”闻名天下，结果是发现人不能只喝西北风。向西方学习，心里不好受，还得找一个自圆其说的理由，这不是心理病态就是心理变态。作者借用“俗话说，老婆是人家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对应我们当下的心态是“科技是人家的老婆，道德是自己的孩子”。“西方重个人，未必轻集体；重物质，未必轻人文。我们的推论是自欺欺人，‘他们，人和自然，关系太紧张，不像我们天人合一’，是完全说反了；‘他们不养父母，无孝心’，更是不懂人家的国情”。“中国的道德，哪点比人高？特别是社会公德。说话不算话，拿人不当人，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愚见以为，道德也应进口”。孔子是被他的学生捧起来的，像时下的博士捧博导，利益均沾，互惠互利。所谓的汉学是“他者”世界的学问，所谓的国学才是自己的“国将不国之学”，陈寅恪把“国将不国之学”概括为“不中不西之学”实在是经典之论。所谓的国粹是指“凡是西化推不到的地方，还剩下点什么化不掉，便是所谓国粹”。“孔子把从政当使命”，其实是“知识分子的宿命”。知识分子的基本状态是寄生于体制之内的井底之蛙，没有理性精神和世界目光，没有独立行走的能力。中国近代以来培养出脆弱的挣扎出乡土梦境的自由理性精神，在反右时期已被摧毁殆尽。文革时期，知识分子随政治起舞，事后拈出顾准、陈寅恪为自己争面子。现在的状态是受市场经济驱动，还说自己是忧国忧民。赫尔岑《彼岸书》言：“人如果不要图救世，而只救自己——不求解放全人类，但求解放自己，那倒反会大大有助于世界之得救和人类的解放。”
四
孔子符号索隐学的意义是什么，或者我们把他假定为什么。李零眼里，借用李敖的话说孔子是一个拙于谋生、急于用世的知识分子代表；于丹眼里，孔子是个传染快乐的现代心理医生，“孔夫子能够教给我们的快乐秘诀，就是如何去找到你内心的安宁”；李泽厚的孔子是以“救世主”身份出现的。孔子何许人也？我们仍如坠五里烟云。跟跟派愿意仿效、学以致用；叛徒可以出卖圣人；狂人如果一旦叩响圣人的门就麻烦大了。尼采是最典型的一个，他说“上帝死了”，最受不了的是教徒。日本幸德秋水（1871—1911）也怀疑基督的存在，幸德秋水曾经冒天下之大不韪，以专著的形式论述过作为传说和虚构产物的《圣经》。据他研究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受难者是一副阳具的象征，就像是洋人脖子上系的领带。你说信徒心里多难受，此书在革命年代较流行。我国早期《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就是根据他的日译本转译的。“基督教徒以基督为历史人物，以其传记为历史事实，这是迷妄，是虚伪。迷妄阻碍进步，虚伪有害世道，是决不能允许的。这就要揭开它的假面，剥去它的伪装，暴露出它的真相实体，把它从世界历史上抹煞掉”〔6〕。西方美术史一再关注蒙娜丽莎是谁，达·芬奇为什么画下她，让后人从仿制印刷品的摹本去研究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达·芬奇和我们开什么玩笑，这也就为以杜尚为代表的后现代艺术家对《蒙娜丽莎》的发难埋下伏笔。杜尚给蒙娜丽莎鼻子下加上八字胡，又在她的下巴部位加上山羊胡。杜尚对《蒙娜丽莎》女扮男装的处理，是对当初流行的审美时尚和传统“再现”艺术观念的嘲弄。既然在世的各位都没有亲见蒙娜丽莎本人，既然印刷的达·芬奇《蒙娜丽莎》和杜尚的《蒙娜丽莎》都是摹本，都是对蒙娜丽莎的模仿和再现，你又能判断谁更客观、真实地再现了蒙娜丽莎本人呢？因为蒙娜丽莎死了，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帕斯卡尔就不无遗憾地指出：“美学的无聊来自于人们故意要在没有主题之外构造出一个主题来。”杜尚此举为他带来了昭著的恶名，但却警示了人们该如何重新面对原本和摹本的关系，重新思考艺术“再现”的问题。后来就有了Ａ·瓦侯尔在一幅画面里仿制多个的《蒙娜丽莎：三十个比一个来得好》。再后來，就有了穿着牛仔裤的《蒙娜丽莎》。精神的遗迹与圣人的肖像，亦如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让人茫然莫辨。
不隐恶扬善，揭示事物的真相，有几分材料讲几分话，历史最终要接受理性的审判。《丧家狗》的出版标示着《论语》解读在当下语境中的一个事件，是思想档案和学术例案的双重凝定，历史铭记这个时刻。“不跟知识分子起哄，也不给人民群众拍马屁”是李零的基本立场，良知与理性的双重觉知，有时人们往往或许确实容易接受一种太监做派，中国学界的悲剧是小狗跟着大狗一起叫唤，偶遇斗牛士就要瞠目结舌，李零忍把《论语》换作一曲《渔家傲》。面对李零的挑战，期盼着鸿儒国师的回应。
我们的出路究竟是借尸还魂，还是脱胎换骨、转换角色？是传统的复兴，还是涅槃式的新生？
（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于丹：《于丹〈论语〉心得》，中华书局2006年版；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注释：
〔1〕〔5〕（英）维特根斯坦：《文化和价值》，黄正东、唐少杰译，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18页。
〔2〕（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5页。
〔3〕（美）萨义德著：《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
〔4〕参阅王治河主编：《后现代主义辞典》，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566页。
一、真正的快乐来自心灵深处
人人都希望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而幸福快乐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在当今社会如此激烈的竞争面前，每个人都在努力发展着自己的事业。收入多少、职位高低，似乎成了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志。但越是竞争激烈，越是需要调整心态。只有真正的贤者，才能不被物质生活所累，才能始终保持心中的那份恬淡和安宁。
诚然，谁都不愿意过苦日子，但是单纯依靠物质的极大丰富同样不能解决心灵的问题。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在逐年提高，但是许多人却越来越不满足了。因为他看到周围总还有更富裕的阶层，总还有让自己不平衡的事物。其实，一个人的视力本有两种功能：一个是向外去，无限宽广地拓展世界;另一个是向内来，无限深刻地去发现内心。但我们的眼睛，总是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于丹教授认为孔夫子教给我们的快乐秘诀，就是如何去找到你内心的安宁，学会坚持自己的信念。
教师这个职业决定了我们永远不可能在物质生活上十分富足，其实当咱们选择这个职业时，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就选择了无私奉献和精神追求。那为何老师们现在的怨言越来越多了呢?我想这就和于丹老师所说的人的“视力”问题有关。如果教师总是用眼睛去看周围那些拥有香车豪宅和巨额存款的人，那么你永远也不会快乐。可如果我们能够学会用眼睛去“看”自己的内心，就能够每天从学生成长的点滴进步，从孩子的一声“老师好”，从家长的一句“老师谢谢你”，从若干年后已经长大成人的学生还记得你的生日并送来祝福等许多细小的事件中，深切地感受到那种无与伦比的职业幸福感。
因此，真正的快乐并不属于有钱人，而属于心灵富足的人。
二、快乐的本性是平和
人们喜爱品茶，在茶的面前，就会感到一切都变得平和美好。于丹教授理解《论语》“终极传递的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朴素的，温暖的生活态度，孔子并以此来影响着他的弟子。”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温暖的，快乐的生活?我理解为：快乐的本性犹如茶——平和。茶的确是个和气的性子，与谁都合得来。柴门也进得，侯门也进得，不卑不亢，不温不火。所以，茶能和柴米油盐酱醋过日子，也能与琴棋书画诗酒共发雅性，且在那个浪漫天地里，还担任着缺一不可的角色。平和，是儒家思想的根本，是中庸之道。性情平和下来，会使人“怡”，“怡”者，正是和悦，愉快之意。茶道讲求的是要让人身心愉悦，这与《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不谋而合了。
孔夫子教育学生时很少疾言厉色，通常是用和缓的，因循诱导的，跟人商榷的口气。以平和的性情待人处事，这是孔夫子教学的态度，也是儒家的重要思想。 但在实际教学中，许多教师却经常声色俱厉，指责学生不该如何如何。这样的老师师德修养并不一定有问题，他是没有达到性情平和之境界。真正好的老师会像孔夫子那样，学会修身养性，学会控制自己。一个教师只有性情变得平和，才能像茶一样，与各种性格的学生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其实，教师面对“问题学生”老想发脾气，这样做不仅对于学生的成长有害无益，对于教师个人身心健康的伤害也是无法弥补。教师在思想上要认识到学生出现问题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对于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我们要学会以柔克刚，用平和的心态创造教育的快乐。
三、快乐的核心价值是“恕”与“仁”
于丹在《〈论语〉心得》中提到了“恕”和“仁”，并对其进行了解释。 “恕”指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说自己不想干的事，你就不要强迫给别人干。这句话说说容易，真正做到却很难。比如我们教师，如果自己要做机械重复的工作，就会感到很烦，但给学生布置作业却很少考虑学生的感受，一厢情愿地搞“题海”战术。我们经常教育学生要诚实守信，但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教师又有多少回在暗示学生如何如何回答领导的提问，实际在变着法诱导学生说谎。我们的所言所行距离“恕”字的要求还相差甚远，人的一生如果真能做到这样的一个“恕”字，那么他一定会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书中对“仁”的解释是“关爱别人，就是仁。”孔子提倡仁爱，但他并不认为应当以丧失原则的仁爱之心去宽宥所有人的过失。《论语》告诉我们，要本着平等和理性的态度去尊重每一个人，且彼此之间要留有一点分寸，留有一点空隙。 子曰：“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你自己想有所树立的，马上就想到也要让别人也有所树立;你自己想实现理想，马上就会想到也要帮助别人实现理想。能够从身边小事做起，推己及人，这就是实践仁义的方法。教师也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而理想的实现则必须依托于学生。只有帮助学生在学业上有所收获，我们在事业上才能有所建树;只有帮助学生实现理想，拥有幸福人生，我们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找到心灵的快乐。教师的一生都与学生紧密相连、荣辱与共。关爱学生、帮助学生、造就学生是我们收获快乐的唯一途径。
爱人爱己，悦人悦己，成人成己。人生路如果能够努力践行“恕”与“仁，我们就会实现快乐人生的核心价值。
最近电影《孔子》正在热映中，孔子的《论语》我们在学校里已经学过很多，这里我们来一起了解下，《论语》中的句子翻译成英语都是什么样吧。本文的句子主要是求知求学类的。有教无类。
In teaching there should be no distinction of classes.当仁，不让于师。
When it comes to benevolence, one need not give precedence even to his teacher.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Is it not pleasant to learn with a constant perseveranceand application?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If a man keeps cherishing his old knowledge, so as continually to be acquiring new, he may be a teacher of others.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Learning without thought is labourlost;thought without learning is perilous.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He was of an active nature and yet fond of learning, and he was not ashamed to ask and learn of his inferiors.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In a hamlet of ten families, there may be found one honourable and sincere as I am, but not so fond of learning.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They who know the truth are not equal to those who love it, and they who love it are not equal to those who delight in it.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The silent treasuring up of knowledge;learning without satiety;and instructing others without being wearied--which one of these things belongs to me?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I am not one who was born in the possession of knowledge;I am one who is fond of antiquity, and earnest in seeking it there.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When I walk along with two others, they may serve me as my teachers.I will select their good qualities and follow them, their bad qualities and avoid them.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关键词】孔子；论语；舆论；偏见
凡是存在公共生活的地方，“輿论”这个词的含义显得不言而喻。人人都与它有关或是可能有关。公众是舆论的主体，舆论是公众的舆论，如何理性客观地看待舆论和舆论的主体，人人都应该关心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在《论语》这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中提及到了。读《论语》能见孔子其为人，读古书经典感悟先人智慧，笔者从《论语》一书中解读孔子的舆论观，这对处于颇为复杂的现代舆论环境中的我们带来一些思考。
一、孔子对待舆论敢于质疑和批判
《论语》子路第十三，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子贡问老师：“乡亲们说谁好就好，说谁坏就坏，如何呢？”孔子说：“那可未必，还不如看看乡里的好人怎么说，坏人怎么说。如果乡里的好人说好，坏人说坏，那倒没准是好的。”舆论的主体是公众，也是指群众，古代的群众关系主要是乡党邻里（乡人）关系。群众的评价，古代叫舆论。孔子认为首先要客观全面地认识发表舆论的主体，经过调查分析再对舆论所指的事物做出评价，才能了解到事物的真相，不以光凭某一方舆论下结论，辨是非。这其中彰显了孔子理性的态度，孔子的理性还表现在他的质疑精神。子曰：“众恶之，必察焉。”（卫灵公第十五15.28）孔子认为对待舆论要敢于质疑和批判，认为舆论全都说好，或全都说坏，反而可疑[1]。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发表舆论的主体极其复杂。可以用人与人扎推来形容舆论，人是最复杂的东西，不能简单地以好坏来区分。比如受到法律制裁的一些人在父母眼里是孝子，在亲友眼里是好人，在哥们眼里是好兄弟好朋友，可是在受害者眼里是个极坏的人。对一事物有人说好有人说坏，还有人不予评价。其中有制造主导舆论的“领导者”，其中也不乏有随波逐流之人，甚至还有添油加醋颠倒黑白之辈。有好人有坏人，有真好人真坏人，有假好人假坏人，不能跟着舆论东倒西歪。要进入舆论真相之门，还得独自思考调查考证一番，才能去伪存真。
其次舆论是否客观真实有待理性考证。孔子说对待乡人舆论要看“乡里的好人怎么说，坏人怎么说”，要具体分析不同舆论所指向的内容。收集民意时常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以群分，群众也有好有坏，他们的眼睛未必雪亮。下面以一则舆论事例说明。今年六月，因长沙一小孩被抱走，经两小时全城接力被找到。之后“强烈建议国家对人贩子坚决执行死刑，不求关注，只求扩散”的言论刷爆朋友圈，那些对人贩子痛心疾首的言辞引起众多人围观叫好给力支持，大家群起激昂，伸张正义，舆论正在展示着力量和宣泄着激情，正当公众呼声高涨时，笔者看到凤凰新闻客户端转载自作者麦姐的一篇文章“我为什么不支持人贩子一律死刑”，作者指出“法律的制定永远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刑法里没有‘杀人一律死刑的规定。情节有轻重，惩罚也有轻重，罪行相适应，是刑罚最基本的原则……如果轻罪重罪刑罚一样重，那犯下轻罪的人会为了掩盖自己的轻罪而不惜犯下更可怕的罪行。有了轻重，才能让罪犯会有一个趋利避害的考量，至少不至于为了掩盖轻罪而犯下重罪”。设想一个人拐了小孩正在运去卖的路上，警察大规模追铺，逃跑很不方便的情况下该如何处理这个孩子。人贩子如果了解目前的刑法，科学的方法是扔下孩子独自逃跑。如果拐卖儿童一律死刑，科学的方法是杀掉孩子独自逃跑，因为扔下孩子难保以后不被识别相貌被抓处以死刑，人贩子会选择赌上一把杀人灭口。由此得出失去理性的舆论多可怕，回归理性的舆论发人深省。阎克文在翻译美国新闻评论家和作家沃尔特·李普曼的《公众舆论》的译者前言中写道：“公众舆论自然就是公众的意见或者大家的意见。总的来说，意见有它的基本特征和流通表达的逻辑，首先，意见不是知识，更不是对知识的系统认知，尽管它可能会以某种程度的知识或信息为前提；其次，意见只是意见的主体对客体作出的反映，而不是对客体的本相的认知，当然更不是对客体本相的系统认知，尽管它必定会以某个客体为反映对象”。李零先生说“民意是政治，不是真理。群众说了算，绝不能滥用”。而且如果公众的理性离舆论越来越远，一旦感性主导着舆论，谣言自然就滋生了，“千夫所指的毁谤，众口铄金的谣言”具有强大的杀伤力，在现代承受不住舆论压力选择自杀的案例比比皆是。“在这样的小地方秘密少，而谣言甚嚣”，这话用来描述某些农村妇女或是所谓的“单位”主导的舆论环境非常贴切。对待舆论需要回归理性。
第三因信息极少或极多，都更加拉开了舆论与事情真相之间距离。孔子的时代，舆论主要产生于乡党邻里，在村子里走走看看，听取人们（好人坏人）的观点，对舆论的真相大抵可以把握了。但更大范围的舆论，如邻村邻国的舆论，因受交通工具和信息传播工具的限制，对舆论加以考证就相当难了，所以孔子要好多年的时间周游列国传播和获得信息。现代有发达的网络媒体和便捷快速的交通工具，地球变成了地球村，一个事件发生五分钟之内就可获知，人们交往互动的机会越来越频繁，信息量大大增加，这也好也不好。好的是开放的舆论生成流通系统使信息更加公开透明，公众参与性更积极，不同阶层群体舆论的牵制更强；不好的是大量好的不好的真的假的信息充斥包围了我们，加大了信息选择的难度，尤其是获得真实的信息、事情的真相非常难，要对舆论进行考证获得真相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还不一定能有效果。“当我们直接面对看不见的环境的信息时，要想从它那里得到一切最有利的判断，每天用那点时间就太少了”[4]。当我们花大量的时间关注舆论，无论是虚拟世界的舆论还是现实周围环境的舆论，光是听取收集作为谈资而不加以筛选、抽取、分析和综合，不将其放到一个理性的思考过程，甚至热衷于稀奇古怪的鸡毛蒜皮，反而对重大问题兴趣索然，这只会对我们的思想有害无利。
二、孔子重视调查研究，对待舆论更需如此
重视调查研究反映了孔子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态度。公众舆论要经过调查研究，经过客观实践的检验，才能焕发长久的生命力，不然只是昙花一谢，过眼云烟。孔子的调查研究精神体现在哪里？孔子对子贡说：“要看看乡里的好人怎么说，坏人怎么说。”孔子教弟子要做调查研究。孔子看人也重视调查，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为政第二：2.10）孔子认为对一个人要彻底了解，要看看他现在怎么样，过去怎么样，还要看看他将来会怎么样，看人如此，观察历史亦是如此。用历史的眼光看人，还有什么看不透的地方呢。孔子周游列国从政时也注重调查研究。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欤）？抑与之与（欤）？”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欤）！”（学而第一：1.10）其中“必闻其政”，说明孔子喜欢搞调查，子贡评价老师有“温、良、恭、俭、让”的美德，依赖高尚的道德修养和行为从事调查研究，听取民意，害怕民众不跟你掏心窝子吗？“子入太庙，每事问”（《八佾》3.15）。孔子进太庙，什么都问。毛泽东讲调查研究，曾引过“子入太庙，每事问”，让大家学习[5]。毛主席还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三、孔子说看人看事要打破偏见
任何舆论在展示着力量和宣泄激情时，也会包含着某些成见、偏见、定见、歧见或者门户之见[6]。百度百科对“偏见”的解释是：偏见是根据一定表象或虚假的信息相互做出判断，从而出现判断失误或判断本身与判断对象的真实情况不相符合现象，一旦产生偏见又不及时纠正，扭曲后或可演变为歧视。这样偏见又把舆论带到臭水沟里了。孔子主张对人对事要打破偏见，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袛以异。”（颜渊第十二12.10）孔子劝子张要“辨惑”，不要好恶过深，让过于激动的情绪控制自己的头脑，失去对人的理智判断。爱憎分明是美德，但不可走极端。好恶深，则偏见生[7]。感性之人大多善良有正义感，感情充沛容易激动，爱憎分明，固执己见，又往往容易产生偏见。当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应当按照我们所理解的法则去运行，那我们就很有可能喋喋不休地根据我们的法则去描绘这个世界。打破偏见必须回归理性，这也是舆论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孔子认为把不能言论（舆论）当作肯定或否定一个人的标准。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卫灵公第十五：15.23）好人可能说坏话，坏人可能说好话，同一个人的话也有好有坏，所以不能凭你讲了几句正确的话，就全面肯定你，极力推荐你；不能凭你说了几句错误的话，就全盘否定你，从此不用你[8]。对人是这样，对待一件事同样如此，不能凭大家说这个东西好就真好，这个东西坏就真坏。对人对事要全面客观理性对待。
四、结语
孔子谨守自己为人处世的原则，并将其传授给后人。孔子对待舆论的态度和精神在其弟子身上也可看到老师的影子。子贡敢为坏人说公道话，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張第十九19.20）子贡说纣王未必像大家丑化的那样。他敢为坏人说公道话，实在了不起。道德和舆论是放大器，好，越说越好，坏，越说越坏，为了把好说得更好，坏就得说得更坏。“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是说君子最怕处于纣那样的不利地位，什么坏事都堆到他一人的头上，就像地势低下的污水池，什么脏水都朝那儿泼。古人说，“众口铄金”（《国语.周语下》）。今语云，破鼓乱人捶，墙倒众人推。这些都是讲舆论的可怕[9]。真正的舆论自由应当建立在不伤害他人，不恶意人身攻击的基础上。我们身居在复杂的舆论环境中，学习孔子对待舆论的态度和原则，发扬科学精神，并能够反思自身，才能做到不忧不惑不惧吧。
【参考文献】
[1]，[3]，[5]，[7]，[8]，[9]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M].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
[2]，[4]，[6]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