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枫桥经验

浅议枫桥经验（精选7篇）

浅议枫桥经验篇1

篇一

“枫桥经验”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深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大致经历了“管制——管理——治理”三个发展阶段，目前正在走向“善治”。从社会管制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枫桥经验”集中体现了社会治理领域的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实现了两次历史性变革和飞跃。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枫桥经验”也踏上社会治理新征程。从基层治理来看，新时代主要面临四对突出的矛盾：第一，基层社会矛盾日益多元化与政府解决矛盾主要用行政化手段之间的矛盾;第二，基层群众民主法治意识日益高涨与政府“人治惯性”之间的矛盾;第三，“互联网+”时代高效性治理要求与政府传统低效手段之间的矛盾;第四，基层社会治理日趋精细化与政府缺乏专业性人才之间的矛盾。因此，“枫桥经验”必须加快转型升级，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这既明确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指向，也为新时代“枫桥经验”要解决的四对难题提供了对症下药的良方。55年来，“枫桥经验”一直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领头羊，新时代要继续引领基层治理新走向，必须在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与专业化方面有新的建树。

首先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这是最能体现“枫桥经验”特色的。因为“枫桥经验”的核心内涵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以人民为中心，动员广大社会力量参与。

其次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这是“枫桥经验”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单纯依靠动员群众已经无法解决当前涉及重大利益冲突、体制机制引发的矛盾，因此要运用现代化国家普遍适用的法治方式来定纷止纠。

再次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这是为“枫桥经验”插上互联网的翅膀。传统“枫桥经验”主要是手工式、面对面地解决矛盾，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来提高治理效率。

最后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专业化水平，这是“枫桥经验”最为薄弱的，也是重点要突破之处。原来“枫桥经验”主要依靠机关干部、村干部解决问题，部分人员因缺乏专业知识，在治理过程中往往是事倍功半，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善于通过专业的人、专业的机构解决专业的事。

篇二

“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

以党建为引领，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枫桥经验”的本质特征。让人民做主，与各项基层治理相结合的同时，始终重视坚持党建引领的作用，以党的引领力为基层治理指对方向，以精细化的专业服务强化了基层党组织的作用，从而构建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充分发挥了带头作用，对标先锋模范，服从大局指示，使“枫桥经验”不仅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行之有效，更因其是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成功方案而与时俱进，影响深远。

以党的领导为关键因子，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经验启示。“枫桥经验”经受住了时间和人民的检验，历久弥新，这给与了党的建设诸多启示：

强化党的领导可以健全社会治理机制。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基本空间，基层治理的核心便是党组织。事儿干的成不成、事儿做的好不好都依赖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党的领导贯穿治理始终，这才是保障和统筹引领基层治理的首要因素。

持续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可以“反转”形成治理优势。基层党组织是奋战在一线的堡垒，基层的党员干部则是奋勇向前的“排头兵”，增强党的组织号召力，使其能够服务群众、汇聚人心、防止风险、化解矛盾，这样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效用既合情又合理。

浅议枫桥经验篇2

践行“枫桥经验”,牢固树立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理念。50年前,浙江枫桥创造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1963年11月,毛泽东同志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50年来,浙江枫桥坚持“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就地解决问题”的基本精神不动摇,随着形势变化,不断丰富和发展“枫桥经验”,走出了一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路子。

“枫桥经验”的基本精神贯穿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对于提升和指导我们开展群众工作、树立正确的群众观弥足珍贵。“联系群众鱼得水,脱离群众树断根”。当前,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全党深入开展,审视“枫桥经验”,就是以创新的思维不断提升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把“枫桥经验”的基本精神融入到实际工作的各方面,我们就能够不断放大“枫桥经验”效应。今天,我们学习“枫桥经验”,就是要在新的历史阶段,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实践好,把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好,进一步凝聚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力量。

学习“枫桥经验”,就是要牢固树立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理念。在政法工作中要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主动适应时代发展进步的要求,及时调整工作思路。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研究新情况、把握新规律,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因时因地不断加大依法治理力度,完善工作机制,全力提升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能力和水平,切实解决好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践行“枫桥经验”,贵在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习近平同志指出:“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作为省会城市的政法机关要继承和发展“枫桥经验”,真正铸就“枫桥经验”的升级版,必须在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上开动脑筋,从创新理念、完善机制入手,不断提升推进平安建设、法治建设和政法队伍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三大建设”,着力提升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水平,最大限度地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一要牢固树立把改革发展成果惠及百姓的理念。发展依靠群众、发展的成果最终要让人民共享。努力使广大群众从深化改革、推动发展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二要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凡是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且涉及面广、容易引发不稳定问题的重大事项,都要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前置程序。三要完善工作机制。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拥护和支持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牢固根基。政法部门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最大限度地掌握预防化解社会矛盾主动权。作为省会,要把多年总结“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经验用足用活,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期。四要创新工作方法。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把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结合起来,这是“枫桥经验”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是有效预防社会矛盾的重要法宝。这就要求我们紧紧依靠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预防化解社会矛盾。预防化解社会矛盾,重点在基层,关键靠群众。群众对自身利益最关切,对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存在的症结最清楚,解决起来最有智慧。要把基层作为一切工作的重点,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努力使基层党组织成为服务群众、凝聚人心、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坚强战斗堡垒。

践行“枫桥经验”,贵在加强正面引导。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这为我们宣传、践行“枫桥经验”,加强网上舆论正面引导工作,牢牢掌握网上舆论工作主动权指明了方向。一要认清肩负的责任,正视面临的挑战。自觉做到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教育和引导群众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统一思想认识、增强“三个自信”、焕发干事创业的工作热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跨越超越、建设幸福石家庄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二要加强舆论引导,为预防化解社会矛盾营造良好舆论环境。随着社会信息化的深入推进,社会舆论对公众情绪和社会稳定的影响越来越大。要善待媒体、善用媒体,不断提升与新媒体的沟通能力。要运用互联网强大的传播功能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及时回应群众关切的问题,增强宣传舆论工作的针对性、主动性和传播力、影响力。三要充分发挥信息网络的作用。学会运用网络、微博、微信、QQ群等,为党和政府了解民意、体察民情、化解民忧提供新渠道,为群众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提供新平台。四要健全联动机制,提升引导实效。要教育引导广大干警,特别是政法宣传干部深刻认识网上舆论跨地域跨时空跨行业的特征,健全网上舆论工作联动机制,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有的放矢引导网上舆情为我所用。

浅议枫桥经验篇3

关键词：枫桥经验；检察机关；科学运用

“枫桥经验”是指浙江省诸暨市(注：当时为县)枫桥镇于1963年6月确立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验，即诸暨枫桥的干部群众在社会综合治理中创造了“依靠和发动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枫桥经验”经历50年的风雨洗礼，时至今日依然大放光芒，成为全国政法综治战线最鲜艳的一面旗帜。“枫桥经验”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伴随着历史的变迁，总能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发展到改革开放之后的“党政动手、各负其责，依靠群众、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实现矛盾少、治安好、发展快、社会文明进步”的经验，再到新世纪发展为“立足基层组织，整合力量资源，就地化解矛盾，保障民生民安”的经验。但是无论时代如何转换，“枫桥经验”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发挥政治优势，相信依靠群众，加强基层基础，就地解决问题，减少消极因素，实现和谐平安”。

“枫桥经验”虽然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的典型经验，但是其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对于检察机关做好检察工作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因此，检察机关应当立足职能，认真学习，借鉴吸收“枫桥经验”精华元素，科学运用“枫桥经验”方式方法，积极推动检察工作深入发展，发挥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的职能作用，为全面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检察机关做好检察工作前提

发挥政治优势，牢牢坚持党的领导，接受人民监督，保证检察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发挥政治优势是“枫桥经验”发展到今天的重要秘诀。检察机关最大的政治优势就是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检察机关做好检察工作的根本前提。惟此，检察事业才能根深叶茂，健康发展。当前，检察机关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落实到每一项具体的工作中，教育检察干警不断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信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积极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要求，主动顺应人民群众对公共安全、司法公正、权益保障的新期待，把人民群众对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和过硬队伍建设的要求作为努力方向，深化检察改革，坚持从严治检，坚决反对执法不公、司法腐败，进一步提高执法能力，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进一步提高检察工作亲和力和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二、走群众路线，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相信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树群众观点，依法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枫桥经验”来自人民，服务人民，是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检察机关相信依靠群众，就要真正把人民群众当主人、当亲人、当老师，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去工作。坚持群众路线，就要着力提升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能力，牢固树立检察机关既是司法机关也是群众工作机关，检察干警既是司法工作者也是群众工作者的理念，把司法过程变成联系服务群众、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过程，努力把工作做到老百姓的心坎上。树立群众观点，做好群众工作，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紧紧围绕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立足检察职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人民护法，为人民担当。

三、检力下沉，将法律监督延伸到最基层

加强基层基础，积极推进基层检察院建设，实现检力下沉，将法律监督延伸到最基层。“枫桥经验”的精髓是立足基层，就地化解矛盾。检察机关要始终把加强基层基础建设作为战略性、根本性任务来抓。基层检察院建设在检察事业发展中具有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地位。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基层检察院执法规范化、队伍专业化、管理科学化、保障现代化建设，促进人、财、物真正向基层和一线倾斜，努力形成心往基层想、人往基层走、事为基层办、钱为基层花的局面。要积极推进基层检察室建设，充分发挥其执法为民一线平台作用，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调解纠纷、维护稳定上下功夫，特别是为党委和政府排忧解难、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上作出贡献，从而实现检力下沉、检务前移，将法律监督力量深入到社会末梢，延伸到最基层，有效发挥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

四、化解矛盾，千方百计把问题解决在基层

就地解决问题，切实做好涉检信访案件，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是“枫桥经验”最突出的特点。检察机关对于涉检信访案件也应当做到就地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纠纷，而不能任其自然发展。检察机关要敢于面对信访，面对面地听取群众利益诉求，面对面地做群众工作，对矛盾问题不推诿、不扯皮、不上交，千方百计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当地，对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热点、敏感问题，要提前预警，积极疏导，有效处置，坚决防止因思想不重视、工作不主动、措施不到位，使个体矛盾演变成群体矛盾，让小事情发展成大事件。法治是解决问题行之有效的方式，具有权威性和稳定性。检察机关处理涉检信访要树立法治理念，坚持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深化涉检信访导入司法程序机制建设，努力把解决群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

五、发挥职能，增加社会和谐安定因素

减少消极因素，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努力创造团结和谐的社会环境。少抓人、少捕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是“枫桥经验”的重要内容。检察机关要把学习运用“枫桥经验”与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相结合，坚持“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坚持采取法律监督说理方式执法，预防矛盾发生；对羁押必要性予以依法从严审查，减少羁押；对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以及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依法适用特别程序，该从宽的从宽，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不稳定因素，尽最大限度增加社会和谐安定因素，最终为实现社会和谐平安而做出积极努力。

参考文献：

[1]彭新华.“枫桥经验”语境下的“检调对接”工作机制之探索[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年10期

[2]金伯中.论“枫桥经验”的时代特征和人本思想[J].公安学刊-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05期

枫桥经验篇4

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为此，1963年毛泽东同志就曾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枫桥经验”由此成为全国政法战线一个脍炙人口的典型。之后，“枫桥经验”得到不断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枫桥新经验，成为新时期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典范。

枫桥镇面积165平方公里、人口9.6万、下辖28个行政村，现有各类工业企业7646家，从业人员4万多人，服饰产业已形成产业群，享有“中国服饰名品之乡”的美誉。

1.“枫桥经验”之一“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 化解矛盾是“枫桥经验”的核心内容。在枫桥镇的所有村里，以村两委会为核心，建立了综治工作网络，支委联系党员，党员联系群众，村两委干部联系村民代表，村民代表联系农户。一旦农户发生矛盾纠纷，村民代表立即赶到，无法调处的，再报村两委会，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于萌芽状态。

1)机构设置

综合治理工作委员会是“枫桥经验”网络的中枢，由镇党委书记担任主任。下设综治中心，主任是政法副书记兼任，同时设有专职常务副主任协调各部门的工作，而镇里的法庭、派出所、人武部负责人则兼任副主任。近年来综治中心已发展为集综治、司法、信访、调解、警务、流动人口、安全管理、应急管理、土地管理、劳动管理、社区矫正、反邪教等12项职能于一身，一旦群众有了纠纷来到中心，则通过窗口先接待，再由窗口按问题的性质进行分解，发放到调解委、信访办、维权办、司法所、警务室等相应机构进行处置。

枫桥全镇设有5个社区综治工作分中心，并普遍在村和企业中分设综治工作组，正副组长由村支书、村委会主任或企业负责人兼任，主抓治安、调解工作。每个村里都有镇里下派的联村干部对各类矛盾的排解进行适当的指导。各村均设有调解组织和维持治安的巡防队、护村队等民间组织，由村民志愿参与。同时，遍布各村的信息员帮助综治机构了解、掌握民间信息，尤其是矛盾纠纷等事关稳定的各类信息。一旦信息员将相关情况反映上去，村、镇综治相关机构立即启动化解纠纷的工作程序，防患于未然。

2)工作机制

枫桥已经初步建立了有效的预防和化解矛盾的工作机制。这套工作机制为：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

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保证预防化解工作有人抓、有人管理。枫桥镇的村、企业层层建立了治保调解组织，全镇现有152个治调组织，608名治调人员，还有一支155人的治安信息员队伍。

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建立一个反应灵敏、能及时发现矛盾纠纷的预警体系。镇党委、政府两个月召开一次综合治理联席会议，分析预测社会治安、不安定因素和矛盾纠纷的特点规律。

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努力减少矛盾，尽可能避免纠纷。抓好与农民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问题，抓好重点季节的预防工作。每年“双夏”大忙季节来临前，村干部都要集体检查一遍电线、沟渠、机耕路和山塘水库，该修补的及早修补，该抢建的及早抢建，防止村民因争水、争电、争路发生矛盾和冲突。

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力争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

3)矛盾预防

“事前工作制”另外的一个内容是预测工作。村里每月两次摸查辖区中的矛盾纠纷等不稳定因素，主要通过生活在群众中的信息员来了解情况。因为每个村民小组都有信息员，所以信息收集还是比较全面的，涉及可能影响稳定的情况一般都能及时掌握。通过这些例行工作，主要对三类信息进行重点梳理：可能引发纠纷的民间矛盾；未曾激化但已有的纠纷；调解中的矛盾纠纷。摸查到的信息分级汇总到综治中心，综治中心再对这些信息在月底的例会中进行探讨分析，确定解决纠纷的方案，并布置落实下去。正是有了这一个工作机制，枫桥镇及各村对辖区内的矛盾纠纷信息洞若观火，能够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4)矛盾化解

调解是事前工作制关键的一项内容，由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种方式组成。人民调解在镇村两级都设有机构，其中镇和分中心有专职调解员，而村里则主要由村干部以及一些声望较高的村民作为兼职调解员。普通的矛盾纠纷先在村里进行调解，不成再由综治分中心调解，还是调解不成的话则再到镇里进行调解。

如果镇调解中心的调解仍然不能使纠纷双方达成一致，则通过镇综治中心可能转入行政调解途径。枫桥镇的行政调解主要通过分类调处的方法来开展。因为综治中心下辖14个成员单位，所以中心按照纠纷的性质和涉及的部门将纠纷转交给相关的部门如土管、劳动等进行解决。

关于司法调解，枫桥镇也有独特的经验。如果行政调解还不能化解纠纷，综治中心就会告知村民通过法律程序去解决矛盾，即诉讼。实际上纠纷虽然到了法庭，但纠纷进入的并不仅仅是狭义的诉讼程序，因为枫桥法庭首创了“四环调解工作指导法”来引导村民正确地打官司，即：“抓住诉前环节，进行普遍指导；抓住诉时环节，实行跟踪指导；抓住诉中环节，进行个别指导；抓住诉后环节，进行案例指导”，实现了法院审判与人民调解的有机结合、良性互动。

2.“枫桥经验”之二：帮扶刑满释放人员

根据枫桥司法所提供的资料,其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有5个，即社区司法员、社区民警、驻村指导员、村责任人、矫正对象的监护人。5个执行主体各有其具体的职责。

枫桥在社区矫正实践中总结了“5+1”的监管模式。所谓“5”是负责监督、管理、考察和帮助教育矫正对象的人员的代码,而“1”则是指代矫正对象本人。枫桥镇有5个管理处, 84个行政村。但并非每一行政村都各有一名社区司法员、社区民警及驻村指导员,而只是在镇内的五个管理处,也即后文提及的工作站才有若干社区司法员、社区民警及驻村指导员。

3.“枫桥经验”之三：外来务工人员管理新模式

随着经济发展，枫桥镇还针对外来务工人员推出新的管理模式，统一为外来员工解决住房和子女入学等问题，每年还评比“十佳外来优秀青年”，授予中高级人才以“荣誉镇民”称号。

为了让外来建设者安心，更好地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店口镇认真构建就业保障机制、生活保障机制，开展培训、宣传、法律咨询、劳动就业介绍、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等工作。“外来建设者爱心服务一证通”工程，让众多的外来建设者享受到就医、就学等多种优惠和便利服务，使他们充分享受到建设成果。

4.经验”之四：土地执法监察网格化管理

28个行政村，1108个网格，覆盖了乡村田间地头。

浅议枫桥经验篇5

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蓝蔚青

2013年10月14日16:49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枫桥经验”是以人为本的经验

“枫桥经验”产生于一个小镇，跨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而且成为公认的中国经验，半个世纪以后仍然具有普遍意义和持久的生命力，对建设平安中国发挥着重要示范作用。

其直接原因，当然是党的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大力倡导，中央有关部门的有力指导，把“枫桥经验”树为全国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中央两次批转枫桥经验，胡锦涛同志亲自听取了枫桥派出所的汇报，并对“枫桥经验”给予充分肯定，都对“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历届浙江省委、省政府也对“枫桥经验”精心培育和积极推广，习近平、张德江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从经济社会转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新要求出发，多次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

而根本原因，则是因为“枫桥经验”是实事求是的经验，与时俱进的经验，不断拓展的经验，逐渐深化的经验，以人为本的经验。

“枫桥经验”是实事求是的经验

“枫桥经验”产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社教运动”中。当时尽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已经提出，但浙江省委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对待“四类分子”依靠群众实事求是地调查排队，表现好坏以是否守法为标准；省委派出的枫桥工作队敢于实事求是地得出“四类分子”大多数还是守法或基本守法的结论，而不是以出身和历史作为评价人的唯一标准。

在斗争内容上，枫桥集中针对违法行为；在斗争方法上，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反对用违法手段搞武斗。对重点说理斗争对象在思想上制服后还落实了政策，解决了实际利益问题。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处置，使“枫桥经验”一开始就在实际上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模式，纳入了依法治理的思维模式。毛泽东同志肯定“枫桥经验”，党中央批转“枫桥经验”，不仅因为它坚持了党的群众路线，也是为了解决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的捕人、杀人过多的实际问题。一年后，党中央肯定推广“枫桥经验”已大显成效，196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捕人、杀人最少的一年，而治安情况比历年都好。

浙江省公安厅在推广“枫桥经验”的过程中，还根据当时全省刑事案件中80%是流窜作案的客观事实，把注意力转移到社会治安上来，着眼于减少和预防犯罪。这就进一步跳出了“对敌斗争”的思路，从实际出发，离开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并且从安置失业失学的闲散人口着手来解决问题，把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作为治本之策，取得了治安状况明显改善的实际效果。这表明正确的思想路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或减轻政治路线“左”倾造成的危害，也说明尽管当时“左”的倾向在发展，但也不是一切皆“左”。

“文革”结束后，全国公安战线再次推广落实“枫桥经验”时，枫桥联合工作组又实事求是地肯定当地的“四类分子”在社会**年代都表现守法或基本守法，也没有现实危害，应该说是改造好了，遵循邓小平同志当时反复强调的“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要求，决定对已改造好的“四类分子”进行摘帽试点。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公开发表前夜作出的这一创举，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突破“左”的思维定势，迅速得到上级党委部门的肯定和推广，为全国范围的拨乱反正提供了好的范例，也有力地证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党的政治路线提供了重要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枫桥经验的不断创新发展，也都是实事求是的产物。正是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实实在在地解决现实问题，使一个小镇能够走在前列，创造出中国经验。

“枫桥经验”是与时俱进的经验

“枫桥经验”的形成和推广，最初是为了消除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某些恶果。但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其本身所具有的深刻内涵还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枫桥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挥发动和依靠群众的优势，着眼于专群结合、群防群治，预防化解矛盾，维护社会治安，成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型。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迅速推进，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社会问题不断凸显，社会管理日趋繁重。面对新形势新任务，2003年绍兴市委会同省公安厅、诸暨市深入枫桥蹲点调研，又总结出五个推进，五个最大限度的工作经验，即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矛盾；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最大限度地畅通社情民意渠道；推进预防化解矛盾工作机制创新，最大限度地把问题解决在就地；推进管理理念转变，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最大限度地实现服务阵地前移。从而使新世纪的“枫桥经验”进一步突出了“社会管理重在治本”的战略思想。第二年，“枫桥经验”又融入建设平安浙江的战略布局，为浙江走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列作出了新贡献。

近年来，浙江又结合建设服务型政府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新任务，发展出“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寓管理于服务的精细化的新机制。不断研究和解决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管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使“枫桥经验”始终具有普遍意义。

“枫桥经验”是不断拓展的经验

从专门解决“四类分子”改造问题，到依法治理、化解矛盾、减少和预防犯罪，到创新社会管理，“枫桥经验”不断丰富内涵拓展外延。

特别是2004年省委作出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决策部署以来，全省紧紧围绕“八八战略”和“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总战略，把创新发展“枫桥经验”贯穿于建设平安浙江的全过程，不局限于治安好、犯罪少，不是仅仅追求表面上的“不出事”，而是以战略眼光建设“大平安”，把建设平安浙江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部署，贯穿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各个方面，确定了五个“更加”的总体目标和六个“确保”的具体目标，切实解决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使各项建设都有助于社会和谐。着力构建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不断提升预防、化解社会矛盾能力；整合各种力量资源，不断推进基层基础建设上新台阶；着力创新体制机制，不断推进社会建设和管理；坚持依法治理、民主管理，不断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社会服务管理体系建设，广泛开展系统平安创建活动，积极打造平安创建细胞工程，积“小平安”为“大平安”。从而使“枫桥经验”在加快建设全面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枫桥经验”能够对我国各个领域的和谐发展提供启示。

“枫桥经验”是逐渐深化的经验

枫桥经验从对敌斗争的经验，到保持社会稳定的经验，再到促进社会和谐的经验，其内容不断深化。它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内容，把化解矛盾作为主要任务，把强化基层作为关键环节，把专群结合作为最大优势，致力于关注民情，改善民生，发展民主，维护民安、促进民和，创造了立足基层组织，整合力量资源，就地化解矛盾，保障民生民安的新经验，建立了治安联防，矛盾联调、问题联治、事件联处、平安联创的新机制，形成了党政动手、依靠群众、源头预防、依法治理、减少矛盾、促进和谐的新格局。

特别是近10年来，在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思想指导下，跳出治安抓平安，走出了一条民生为本、服务为基、和谐为贵、化解为上、依靠群众、整合资源、精细管理、重视科技的新路子，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并且使平安建设紧贴民众的日常生活，更好地为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幸福生活服务，通过一以贯之、持之以恒地改善民生，着力创造平等发展、安居乐业、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使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明显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活环境的满意度，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对社会管理的支持，为建设“平安浙江”提供了根本保证。

“枫桥经验”和平安浙江建设的这一深刻内涵，也能对促进社会和谐提供重要启示。

“枫桥经验”一开始就依靠和引导人民群众，注重人的改造和调动人的积极性。它把社教运动中对敌斗争的目标定位于“为了巩固集体经济，发展生产”，把“四类分子”改造成为新人，在发动和依靠群众的同时，又坚持用党的政策教育引导群众，并且把改造的经验归纳为“对症下药，因人施教”、“注重教育，经常考核”、“政策兑现，给予出路”，还提出团结子女，及时摘帽，目的都是化解矛盾，调动积极性。毛泽东同志对总结“枫桥经验”的要求就是回答如何发动和依靠群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推广枫桥给“四类分子”摘帽的试点经验，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把一个巨大的群体从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从丰富发展“枫桥经验”到建设平安浙江，我省各级党委政府致力于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注重把政治建设与社会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既把平安建设作为各级党委政府的基本责任，又不大包大揽，积极探索各个层面的民主参与，搭建富有成效的参与平台，积极发挥社会组织、民间力量的作用，通过精细管理贴心服务，夯实平安建设的基层基础，使广大人民群众既成为社会和谐稳定的受益者，又成为平安浙江的建设者，有效地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认同感、主体意识和共同体意识，夯实建设平安浙江的思想基础、社会基础，共建共享平安浙江。这一切不仅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而且与这些年来不断强化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高度契合。这也是“枫桥经验”成为中国经验的根本原因之一。

钱钢：“枫桥经验”的历史怪圈

钱钢 2013年10月19日

（联合早报网专稿）中国内地正高调纪念毛泽东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枫桥经验”是个冷词，与毛相连，故而惹眼。临近毛120周年诞辰，左风日炽，这突兀的挺毛举动，不能不让人警觉。

何谓“枫桥经验”？

此“枫桥”，非唐诗《枫桥夜泊》中的姑苏地名，它是浙江省诸暨市的一个镇。50年前，诸暨为县，枫桥为区。所谓“枫桥经验”，源自两个背景：一是1962年秋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习近平之父习仲勋在那次会上遭诬陷被打倒）；二是毛泽东在1963年部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亦称“四清”。中共枫桥区委曾撰文称：

一九六三年，我区有七个公社在浙江省委工作队和地、县委的领导下，第一批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运动中，遵照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发动群众，分清了敌我，充分揭露了四类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当时一部分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激于革命义愤，要求把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都捕起来。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组织干部、群众学习毛主席关于对敌斗争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通过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大学习、大辩论，干部和群众觉悟提高了，认识到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制服敌人、改造敌人，克服了单纯依赖政府法办的思想，克服了简单粗暴的方法，发动和依靠群众，对敌人分类排队，进行教育、评审和说理斗争，并且依靠群众就地进行监督和改造。结果，一个人没有捕，就把这批敌人的大多数制服了。（人民日报1977年12月21日2版）

“四类分子”，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据查，文革结束后枫桥区人口十三万，四类分子达三千多人（人民日报1979年2月5日4版）。每50个人中就有一个是“敌人”。对这些人的管制迫害，是人治年代的可怖景观。

1963年，浙江省委工作队和诸暨县委将枫桥的做法总结为《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发言《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提到枫桥事例。1963年11月20日，毛泽东批示将这个讲话稿下发，批示中说：“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11月22日，毛泽东与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汪东兴谈话说：公安部日常的具体工作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如何做群众工作，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做一般性的公安工作（请注意这句话——笔者注）。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

文革前，公安部转发过有关枫桥材料，但人民日报不曾报道。文革后的1977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枫桥区委文章《高举毛主席树立的枫桥红旗依靠群众加强专政》，首次介绍“枫桥经验”：“在对敌斗争中，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凡是应该捕的、必须捕的，要坚决捕起来；可捕可不捕的一律不捕；要发动群众开展说理斗争，制服敌人，就地监督、改造，矛盾不上交。这个经验得到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肯定和赞扬。”1978年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整顿和加强社会治安工作》，提到“浙江诸暨县枫桥区依靠群众就地监督改造地富反坏分子，把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改造成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们的成功经验，受到毛主席的称赞，被誉为公安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什么是“枫桥经验”？这就是。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它得到最高规格纪念。从消失到重现

人民日报是风向标，报上关键词语的消长，受制于舆论导向。在整个80年代，该报完全没有关于枫桥与治安的报道。这是邓小平时代：邓说“坚持毛泽东思想”，但正是他，领导全党对毛的错误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清理。1981年中共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八届十中全会和四清运动，都持否定态度。1991年5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报道，赞扬枫桥“依靠群众维护社会稳定”，但未提1963年枫桥事例。

这期间，1983、1988、1993、1998分别是毛“批示”20、25、30、35周年，中共均未纪念。改革开放后“枫桥经验”第一次重现在人民日报，是1998年12月2日。

1999年12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立足稳定和发展——浙江诸暨“枫桥经验”纪实》，该文引述诸暨市委书记的话，将“依靠群众，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称为新时代“枫桥经验”。

人民日报上，“枫桥经验”一语渐多。不过，从1999年到2012年的14年间，也只49篇文章在全文中使用（在标题出现10次），其中，4篇出现在1999年，两篇出现在2000年，2001、2002两年消失，43篇出现在胡锦涛时期。

胡上任后，中国步入“维稳时代”。2003年，对毛泽东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举行了纪念。中共中央常委罗干在浙江的纪念会上阐释“枫桥经验”是：“就地解决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地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当地，解决在萌芽状态”（人民日报2003年11月27日1版）。2008年11月，纪念毛批示45周年，维稳色彩更浓。中央常委***在浙江的纪念大会上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履行维护稳定的第一责任”，号召“抓源头、抓苗头、抓基层、抓基础”（人民日报2008年11月25日1版）。

“枫桥经验”重现并升温，折射了“维稳”之增强。50年前的“矛盾不上交”、“就地监督改造”，转换成了2013年的“把问题解决在当地”（说白了，就是避免各地官员在首都截访、设“黑监狱”）。“发动群众制服四类分子”，转换成了“网格化管理”、“立体防控”（人民日报2013年9月13日）。

“以毛治国”？

2012年前的人民日报上，不曾出现过毛以后的最高领导人对“枫桥经验”的公开表态，这条边界近日被突破了。党媒尊奉上意，强调“枫桥经验的生命力在于走群众路线”。

毛在1963年所批示的“枫桥经验”，原本是，也只能是阶级斗争经验，它决不是，也不可能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的样板。毛的“群众路线”，是要组织群众管制坏人，即“群众专政”。这与现代法治南辕北辙，如何能在声称“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今日中国推广？

“不审势则宽严皆误”。中国之大势很清楚：文革结束已37年，改革开放已35年，确立市场经济已21年，签署国际人权公约已15年。这样一个已置身市场化、国际化环境的大国，舍依宪治国，别无他途。无宪政，无健全的法治，无公民社会，难有宁日。这时候翻出阶级斗争年代的对敌斗争经验，不只是缘木求鱼，更是玩火。

纪念“枫桥经验”释出的最大政治信号，是重新肯定毛泽东治国理念。毛是中共巨额负资产。文革结束以来，作为“神主牌”虽仍供奉，但毛的治国方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全面专政、继续革命、命令经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等，在近30多年里已全被抛弃，江与胡，对“沾毛”都有忌惮。谁敢“以毛治国”？

10月14日，人民网刊发《“枫桥经验”为什么能成为中国经验》（作者是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蓝蔚青），文称：

“枫桥经验”一开始就在实际上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模式，纳入了依法治理的思维模式。毛泽东同志肯定“枫桥经验”，党中央批转“枫桥经验”，不仅因为它坚持了党的群众路线，也是为了解决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的捕人、杀人过多的实际问题。

这是什么逻辑？

毛泽东从来重视“革命的两手”，所谓“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恩威并用的专政手腕。而他发动四清运动，首要打击目标也不是老牌阶级敌人。1964年，他严厉批评了刘少奇在四清中的“形左实右”（即主要整肃基层坏人），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在“摆脱阶级斗争模式”、“依法治理”吗？

“前30年”，毛的批示何止千百，其中不乏调整政策的内容。对大跃进和大饥荒，后人可以抽掉历史背景，无视彭德怀冤案，单单翻出闯下大祸后毛在1959年春的6封《党内通信》，赞颂毛的“实事求是”吗？文革后期，毛也有“安定团结”的批示，甚至警告过江青等人“不要搞四人帮”。难道可以用这些，证明毛是反文革、反四人帮的第一人吗？蓝蔚青的文字堪称奇妙。明明1962年后，毛的“阶级斗争”理论甚嚣尘上，更多人不久将被抓、被杀、丧身文革，作者却将毛描绘成摆脱阶级斗争为纲模式、依法治理的领袖。这无异于说，毛非毛，毛反毛。此种逻辑，无以名之，只能名之“癫狂”！

重新鼓吹“枫桥经验”的严重性正在这里：为强行打通两个30年，罔顾史实，罔顾逻辑，罔顾公众特别是亲历过毛时代、被侮辱被伤害者的切肤之痛，如此轻率，在临近毛泽东诞辰120年之际，刺激亿万人敏感神经。

友人提醒，本届领导倡导“枫桥经验”，并非走老路，而是要借助钟馗打鬼，对政法工作纠偏。老实说，这种“纠偏”，笔者看不到。我看到一个深红魔盒正在打开，未来数月，会有人翻出更多“毛泽东批示”，举行更多“亦老亦邪”的纪念，到“120”将推向高潮。我看到的是一个形成中的怪圈：其移动轨迹，距邓小平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原初点越来越远，与毛则日趋靠近。这显然是一个将给执政者带来无穷麻烦、甚至会导致“颠覆性错误”的怪圈。做此选择，是真不明白，还是谋略过深让观者难窥其奥？抑或，仅仅是蛮干！

作者是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

浅议枫桥经验篇6

11月1日下午，在市电信局召开了“枫桥经验”深化平安湖北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议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大会精神，传达贯彻总书记关于建设平安中国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会议指出，“枫桥经验”是坚持群众工作统领信访维稳工作的典型经验。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认真学习和大力发扬“枫桥经验”，不断提升群众工作能力和水平。要坚持群众路线、共建共享，下大力气解决民生问题，紧紧依靠群众智慧和力量，最大限度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要坚持依法办事、依法治理，善于发挥法治的引导、规范保障和惩戒作用，努力把社会管理纳入法治轨道。要坚持重心下移、固本强基，建立健全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的工作机制，筑牢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努力把湖北省建设成为全国最和谐稳定的省份之一。

会议强调，干部教育培训是打造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基础性工程。要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努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要把坚定理想信念摆在首位，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强化理论武装。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要求，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开展学习讨论，从严抓好学风建设，着力解决“本领恐慌”问题。

浅议枫桥经验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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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枫桥经验”实现诉调无缝对接

摘要枫桥经验的核心理念是“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枫桥经验”的精髓在于依靠社会力量，就地解决矛盾纠纷，这与人民法院尤其是人民法庭不约而同选择的“诉调对接”工作机制在内涵上恰恰是共通的。本文试在“枫桥经验”的语境下，通过阐述“枫桥经验”与“诉调对接”机制的内在联系，介绍现阶段人民法庭“诉调对接”工作的具体举措，最后提出完善“诉调对接”机制的建议。

关键词枫桥经验诉调对接机制人民调解

作者简介：曹清，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专业硕士，浙江省上虞市人民法院。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12-107-02

枫桥经验作为一种化解基层矛盾的具体实践和有效经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管理层面，均发挥了其独特的作用。枫桥经验何以能历久弥新，并被广泛应用？人民法庭如何借鉴“枫桥经验”，积极开展能动司法、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这是本文要阐述的主要内容。

一、“枫桥经验”的沿革及其精髓

枫桥经验的形成源于1963年改造“四类分子”的创新实践，并被毛泽东同志肯定，称之为“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并亲笔批示要求各地仿效、试点、推广。改革开放后，“枫桥经验”中“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理念被继承了下来，而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了新的变化，枫桥在全国率先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概念，建立了一套基层组织和群众自己解决纠纷的机制，“枫桥经验”发展成为一整套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群防群治体系，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维护基层稳定的“稳定器”。21世纪以来，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枫桥经验”贯穿“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建设”的理念，提出了“以人为本，依靠群众；抓早抓小，就地化解；维护稳定，建设小康”的最新【精品】范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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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形成了“靠富裕群众减少矛盾，靠组织群众预防矛盾，靠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新经验，实现了“矛盾少、治安好、发展快、社会文明进步”的良好局面。

二、人民法庭传承“枫桥经验”的必要性分析

（一）传承“枫桥经验”是继承人民司法优良传统的需要

“枫桥经验”是一种以地域为载体的基层经验，而与之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一种以人为载体的基层经验，是来自于司法领域的“马锡五审判方式”。“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精髓就是以化解群众之间的矛盾纠纷为根本目的，以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对纠纷的处理意见和以群众乐于接受的调解方式，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要手段。新中国成立后，把“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确定为民事审判工作的根本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在审判方式改革的初期，司法实践中曾出现过“重判轻调”倾向，但经过实践的认证，调解的优势和价值重新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认为调解是高质量审判，调解是高效益审判，调解能力是高水平司法能力。调解是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而枫桥式的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广泛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正是调解工作的应有之义。

（二）传承“枫桥经验”是履行人民法庭基本职能的需要

作为基层法院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法庭以三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群众”为工作要求，以两个便于即“便于当事人诉讼，便于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和高效行使审判权”为工作原则。乡村社会中的村民，由于受农村生产水平、风俗习惯、法律宣传的影响，对法的理解更多的夹杂着习惯、传统和民俗，因此，一旦发生纠纷，对实体公正的需求会更高，但由于其自身诉讼能力的欠缺和程序意识的淡薄，很多证据和信息难以通过常规方式获取并提交给法庭。面对这类特殊的群体，现代司法体制对当事人的特别素质要求以及制度要求还很难完全实现。可想而知，程序的繁文缛节、诉讼的经济成本和风险成本必会阻却很多私人纠纷进入法院，而可能会选择以一些激进的非理性的方式解决，但避免与法律的正面交锋而选择其他非理性渠道解决纠纷，显然不是法治社会的理性选择，因此为农村当事人提供便利的司法服务、把民间纠纷逐步纳入依法解决的轨道是实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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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社会法治建设的必由路径，也是人民法庭的重要工作职责。这种便利体现在立案、审判、执行及其他各诉讼和非诉讼环节，乡村法官也更有必要多深入实地，亲临现场，直接接触当事人，通过“田间地头”、“农家小院”甚至是“炕上开庭”等充满温情的巡回审判方式，通过诉讼外的法律指导和引导，真正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当地。

（三）传承“枫桥经验”是践行能动司法的内在要求

现阶段许多地区的人民群众文化水平仍然不高，法律素养也远未达到理想状态，而现代诉讼方式所具有的专业化、技术化、复杂化的特点，使普通民众尤其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村、边远地区群众仍疏远司法。即使一旦当人们以情感正义观诉诸公力救济时，虽然在表象上他们是向司法机关寻求对法定权利的保护，但在实质上，其所追求的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公正，而偏重于以情理和道义上的要求，希望裁判者对其个案作出特别处理或作出合乎其个人认知的公正裁决。能动司法的目的，就是要在遵循司法规律的基础上，在客观条件与环境允许的前提下，通过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积极运用乡村社会中的调解力量，通过情理的干预，消弥乡村“习俗之治理”与法律“规则之治理”的正面冲突，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体现法治精神、承载乡土人情，追求矛盾纠纷的有效化解，实现案结事了，以求更好地实现司法公平正义的价值。

三、诉调对接——人民法庭对“枫桥经验”的创新实践

（一）“诉调对接”的内涵界定

“诉调对接”指的是一种工作方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对“诉调对接”的理解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广义上的理解，将“诉调对接”理解为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其它调解方式的对接；第二种是狭义上的理解，将“诉调对接”理解为法院诉讼制度与人民调解制度的对接。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形态：一是在法院内部设调解室；二是法院与司法局协商成立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驻法院办公室（联调室）；三是设立由专业的调解员组成的专门的调解委员会。

笔者认为，诉调对接应该从最广义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角度来理解，“诉”代表法院诉讼系统，“调”代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非诉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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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系统。“诉调对接”实质是法院诉讼系统与法院外非诉调解系统的相互对接，包括诉讼与法院外调解的结合和审判程序中诉讼与调解的结合。

（二）人民法庭推动“诉调对接”工作开展的具体内容

1.开展涉诉合力调解。“诉调对接”的主体为法庭、人民调解员和各类基层调解组织。应强化合力调解意识，发挥法庭在“诉调对接”中的主动性和主导作用。发挥人民调解员熟悉基层、做群众工作能力较强的优势，聘请人民调解员，专门从事案件调解，特别是参与农村传统民间纠纷案件的处理。要注重与乡镇党政机关、各办线、派出所、司法所、村级调解委员会、各类行业协会的沟通与协调，借助基层各类调解资源，对一些矛盾易激化的损害赔偿纠纷及涉违、涉拆、涉土、涉农纠纷积极开展委托调解、邀请调解、联合调解，促进纠纷的多元化解决。

2.注重把握环节调解。“诉调对接”的时机贯穿于诉前、诉中、诉后各个环节。立案前，对于案情简单、事实清楚的纠纷，由立案人员指导当事人暂缓起诉，建议由人民调解员先行调解，对于人民调解员调解达成的协议书，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出具调解书或司法确认裁定书，如一方拒不履行调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可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诉讼过程中，承办法官认为纠纷性质适合人民调解员或其他基层调解机构进行调解的，在征询双方当事人意见后，将案件移交人民调解员或其他调解组织，或开展邀请调解、联合调解，共同化解纠纷，如达成协议，由法院出具调解书，调解不成，继续审理，调判结合。案件判决后至执行阶段，视个案需要及当事人意愿通过相应调解组织进行判后调解，促进案件的履行。

3.提供能动司法服务。克服“坐堂问案、被动受案”狭隘认识，积极参与辖区的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工作。加强与人民调解组织的沟通和指导，采取以会代训、举办专题培训、组织调解协议点评、邀请旁听庭审、个案协助调解等多种方式，就法律适用及调解协议的制作等，对人民调解员进行培训，提高人民调解的水平和效率。设立法官工作室、巡回审判站、专业市场服务站等，搭建“诉调对接”的服务平台。开展送法进农村、送法进社区、送法进市场、送法进学校等法制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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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通过模拟法庭、法制课、法律咨询等扩大“诉调对接”的影响力。结合审判职能和法庭受案情况，适时提出司法建议和建设性意见，参与乡镇社会管理工作，营造“诉调对接”的良好氛围。

4.共建各类调解组织。包括与司法局共同成立联合调解委员会，在法庭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专门从事诉前调解工作；与辖区乡镇共同成立联合调解团，整合各条线及部门的调解力量，共同调处对本辖区范围内的民间纠纷；建立各类专业性的调解委员会，或加强与专门性调解委员会的沟通联系，开展快捷、高效的专门性调解，如交通事故调解委员会，调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医疗事故调解委员会，调处医患纠纷，劳资联调组织，快速调处辖区企业相关劳资纠纷等。

四、完善“诉调对接”机制，实现良性互动

（一）积极探索行业参与机制

在开展诉调对接工作过程中，应当积极探索行业参与机制，充分发挥各行业的作用，化解与之相关的矛盾纠纷。包括与交警部门联合成立交通事故调处中心，邀请保险行业协会参与调解相关案件，与旅游部门联合成立旅游纠纷调处中心，与医疗机构建立争议协调解决机制，与工会组织成立劳动争议调解中心等。

（二）进一步畅通对接渠道，逐步实现“无缝对接”

加强与乡镇司法所的沟通协作，强化对人民调解组织的考核，及时向有关部门反馈考核情况，对人民调解组织建设薄弱的基层组织提出有针对性的整改意见。以乡镇党委政府为主体牵头建立本区域内由各办线、法庭、派出所、村社等成员参与的调解组织，开展常态化和易组合的流动性调解等。

（三）建立法院与人民调解的程序性衔接机制

一方面通过业务指导衔接。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开展以会代训、以案说法、旁听庭审等方式，实现双方的业务沟通与程序衔接，增强人民调解工作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通过具体案件衔接，对于诉讼案件通过请进来和转出去的方式实现衔接。

（四）完善对人民调解员的选任机制

对人民调解员进行建档管理，适当增加专职人民陪审员的数量，改变目前调解员兼职太多、调解人员队伍不稳定的实际情况，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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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交通、医疗、消费、妇联、劳动等部门行业的资源，吸引热忠于公益的社会性调解人才，建立相应的网络与人才库，推动人民调解向职业化、专业化和社会化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