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精选8篇）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 篇1

房宁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植根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历史环境、现实国情，为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提供了起点和基础;而满足当代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则是推动和塑造当代中国民主的决定性因素。

当今世界各国实行民主政治的历史原因是有差别的，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英国民主政治最早起源于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因此权利保护成为英国民主的起点和重点。法国民主政治起源于社会内部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出现在上下层阶级革命斗争之中。因此争取自由成为法国式民主的主题与鲜明特色。美国民主诞生于反抗外来压迫的独立战争，由于历史和地理条件等特殊原因，美国独立建国时较之欧洲国家有较大的制度选择和建构空间，即实行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双重开放。

中国民主政治的起点是外来殖民主义侵略引发的民族生存危机，救亡图存是中国近现代一切政治建设的历史起点和逻辑原点。在挽救民族危亡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产生了民主政治的诉求，出现了最初民主实践。在新中国建立后，寻求国家的快速工业化，建立富强的新国家，成为新的历史任务。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题，也由此从救亡图存转变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

在长期和反复的探索中，中国民主建设取得了自己的重要经验。根据笔者多年的观察、思考与比较，民主的中国经验中有四条尤为重要和值得人们关注。

第一，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把保障人民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统一起来。

从18世纪欧美工业化时代，到日本19世纪的明治维新，再到20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人类工业化时代民主政治的实践经验共同验证了，保障人民权利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发展动力。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自由，权利的开放和保障，激发了亿万中国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中国经济出现了历史性的飞跃。这是中国民主政治产生的巨大社会推动力的结果。

然而，权利保障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集中国家权力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最具特色之处。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是国家权力集中的制度体现。西方舆论将中国模式称为“威权主义”，即经济自由与政治专制的结合。但中国模式与威权主义有根本不同：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并非以一人、一党、一集团的一己之私为目的之体制，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是用以集中资源，统筹安排，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战略性发展之体制。

第二，在工业化阶段，选择协商民主为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方向和重点。

工业化是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和转型的时期。经验证明，在该阶段实行竞争性的选举，开放社会参与的权力通道，会导致“分配性参与”，其结果是社会的阶级与群体斗争的加剧，通常会导致社会冲突和动荡。

中国重点发展协商民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选举民主给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增加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一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扩大社会共识。协商的本质是寻求利益交集，寻求最大“公约数”。二有利于提高民主质量，让各种意见充分发出，通过交流讨论使各种意见取长补短，避免片面性;也有助于把“服从多数”和“尊重少数”统一起来。三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降低政治成本。

第三，随着经济社会进步，循序渐进不断扩大和发展人民权利。

民主的本意是实现多数人的统治，为什么推行和扩大民主会在一些国家导致混乱？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权利的扩大超过了政治制度和体制的承载能力，形成了权利超速现象。权利实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西方的权利观，或认为权利与生俱来，即所谓“天赋人权”;还有认为，权利是法律赋予的，法定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但西方的历史经验也证明，权利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社会进程，宪法和法律本身就是一部权利实现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的权利观认为，权利不是观念的产物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权利是伴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和增长的。人们只有在具备了条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享有相应的权利。中国主张要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进步，逐步地发展和扩大人民的权利，逐步提高人民享有各种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质量。

第四，在民主建设和政治改革中，采取问题推动和试点推进的策略。

从比较理想的状态设想，民主政治和体制改革应预先进行准备和计划，然后付诸实行。这也被称为“顶层设计”。这在历史上亦有先例，如：法国大革命后的《人权法案》，美国独立建国后创制的美国宪政体制，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代表的新中国的一系列政治制度等。这些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历史机遇，这就是社会革命开辟的历史新起点和发展新空间。而改革与革命不同，不是“推倒重来”。形象地说，革命好似“新区开发”，而改革好似“旧城改造”。改革时代的“顶层设计”是罕见和困难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策略被形象地称为“摸着石头过河”，即从实践中的问题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是通过实验分散进行而不是轻易采取“一揽子”方案。所谓从问题出发，是将改革的起点设定于具体问题，从现象入手。在尚未认识事物本质的情况下，圈定本质的范围，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进行改革的尝试，通过部分地解决问题，从量的积累到质的改变。

通过实验、试点逐步推广，也是中国改革和民主建设的成功策略。任何改革都必然要面对风险，但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冒没有退路的风险。政治体制改革一旦遭遇重大挫折甚至全面失败，国家和人民就要承受不可弥补的损失，几代人的生活就有可能被毁坏。前苏联的改革与崩溃亦可谓殷鉴不远。因此，改革试点可以规避整体风险，可以规避颠覆性风险，本身就是退回机制的一部分。改革难免失误，只要在一定范围内则可以承受。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此文摘编自新著《民主的中国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 篇2

一、制定颁布一系列指导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及条例

全面抗战开始以后，为了动员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中共中央在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发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改革政治机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内容，把抗日同实现民主、改善民生紧密结合在一起，对全国人民进行抗战的总动员。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民主政治，保障各民族的经济、政治权利，团结全边区人民与党派共同抗日。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即《五一施政纲领》，对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规定，尤其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又前进了一大步，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规定在政权建设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人士、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这不仅是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举措，同时也表明共产党摒弃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的决心；二是保障抗日各阶层的民主权利，即“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三是加强廉政建设，严惩公务人员的贪腐行为。《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纲领性文件，是陕甘宁边区实行民主政治和其他方针政策的最根本、最重要的依据和准则，对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39年1月17日至2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会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和《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以及扩大地方武装和统一战线，清匪、除奸，发展经济、教育等12件重要提案。在陕甘宁边区一系列纲领性文件的指导下，各抗日根据地都分别制定了各自的施政纲领和地方性法律，包括参议会组织条例、人权条例、选举法、政权组织法等各项法规文件，对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规范作用。

二、根据“三三制”原则建立各级民主政权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政权，既不同于国民党政权，也不同于土地革命时期在苏区建立的工农民主政权，而是一种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政权。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了由毛泽东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明确指出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政权，“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2]742。“三三制”政权从1940年开始试行，到1941年各抗日根据地普遍推行, 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拥护和响应，许多地主豪绅消除了对共产党的敌对和惧怕心理，积极踊跃地参加选举。各抗日根据地把共产党员的候选人数和当选人数严格控制在三分之一之内，积极创造条件让党外人士参与到政权中来，如在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的选举中，共产党员多出1名，徐特立主动要求退出，把名额让给了党外人士，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党外人士看到了共产党摒弃专断独裁、联合治政的诚意和决心，积极参与到根据地建设中来，大胆地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如党外的11位参议员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受到边区政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并被迅速采纳，随后各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大规模的精兵简政运动，大大减少了根据地的执政成本和群众负担，提高了机关的工作效率，从而进一步提升了政府的威望。

“三三制”的实行，消除了根据地各级机关原来清一色共产党员的现象，充分调动了各抗日阶层参与根据地建设和团结抗战的积极性，为抗日根据地吸纳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同时也为共产党广泛地接受党外人士监督、防止自身腐化和决策失误起到了保障作用，正如谢觉哉指出的“三三制是共产党约束自己的一个制度……。为甚么要这样?因要革命须要有坚强的领导的党，而处于优势的领导的党，很容易走到把持包办。把持包办，不但广大人民不满意于当政的党，党的本身，也很不利。党得不到群众的拥护，其党必归于失败。”[3]26

三、建立参议会制度

为了对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各抗日根据地纷纷参照国民政府公布的《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建立了各级参议会、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参议会一般分为边区、县、乡三级（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根据地县级不称参议会而称议会，基层的称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参议员均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在特殊情况下，如边区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聘请一些勤劳国事的有威望的社会人士作为参议员，但不得超过参议员总数的十分之一。在参议会休会期间，除了乡级参议会不设常驻议员外，边区和县级参议会都设有常驻议员。1939年2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明确规定了参议会的职权，即选举和罢免同级政府组成人员；制定本级行政区域的大政方针，制定和通过各项法令、法规；监察及弹劾同级政府的工作人员，监督同级政府对参议会决议的执行等。由此可见，各级参议会不仅仅是最高监督机关，同时也是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立法机关。各根据地推行“三三制”政权建制以后，参议会制度也采用了“三三制”原则，如陕甘宁边区在1940年4月发布的《关于新区行政工作的决定》中明确要求：“各级参议会与政府委员，必须包括各阶级各抗日党派与无党派之成分”，“无论任何一政党之党员所占议员或委员之总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按照“三三制”原则合理确定各阶层代表在参议员中的比例，使参议会的各项职能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参议会制度更加民主和完善。

抗日根据地的参议会与中外历史上的其他议会有着本质的不同，参议会是包括各阶级在内的边区全体人民的民意代表机关，不仅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也可以由人民撤换，可以真正代表人民监督政府、检查政府的工作、撤换和罢免人民不满意的公务人员，如陕甘宁边区子长县的一个乡长杨洪林和指导员史志才，由于独断专行、瞒上欺下、不尊重民意，就被当地的村民大会罢免了。各日根据地的参议会制度尽管由于条件所限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法规制度不完备，个别参议会未能充分履行职责等，但切实保障了边区各界抗日民众的政治民主权利，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为新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四、建立、完善选举制度

保障人民群众享有充分的选举权、罢免权和监督权，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党在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中，不断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创新选举方式方法，赋予广大人民群众普遍的无差别的民主选举权利，极大地调动了各阶层民众的参政热情，堪称古今中外历史上民主选举的典范。

1937年5月，陕甘宁边区通过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了“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投票选举制及选举方法。在选举人资格方面，规定除少数汉奸、被剥夺公民权的犯罪分子和精神病人以外，“凡居住在陕甘宁边区区域的人民, 在选举之日年满16岁的, 无论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 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此后，各抗日根据地都参照《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制定出本地区的选举条例，如《晋察冀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凡在边区境内年满18岁之中华民国人民，不分性别、职业、民族、阶级、党派、信仰、文化程度、居住年限，经选举委员会登记后，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除沦陷区以外，“边区参议员、县议员、村民代表均由选民用直接平等普选制无记名投票法选举之。”各抗日根据地都先后通过普选运动建立健全各级民主政权，如陕甘宁边区从1937年到1945年，经过三次全边区的普选建立健全了乡、县、边区三级民主政权。以1941年的第二次大规模直接选举为例，“仅据曲子县的统计，全县选民共25175人，参加选举的为20223人，占80.4%；另据吴堡第六区的统计，全区选民3505人，参加选举的为2961人，占84.5%；总计全边区参加选举的选民占选民总数的80%以上”[4]243。为了使选举工作更加科学化，一些根据地还实行了差额选举的办法，使正式候选人的名额远远多于应选人，苏北抗日根据地甚至将候选人名额加倍，使选民有了较大的选择余地，充分调动了广大民众的参选积极性。除了普选制以外，各根据地还实行竞选制。《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明确规定：“各抗日政党及各职业团体，可提出候选名单，进行竞选活动，在不妨害选举秩序下，选举委员会不得加以干涉或阻止。”而且规定边区和县一级的候选人可以通过集会和舆论宣传为自己拉选票，而乡村一级的候选人也可以到台上发表“竞选演说”，宣传自己的主张，争取选民的支持。针对边区大多数民众文化程度不高的实际情况，各根据地创造性地制定出了各种投票选举办法，如对于识字多的选民采用票选法，对于识字不多或完全不识字的选民采用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投豆法、烧洞法等，积极创造条件使广大选民尤其是农民参与到选举工作中来。边区各阶层民众根据选举条例不仅可以选出自己满意的人，而且可以随时罢免那些自己认为不称职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大民众在享有选举权、罢免权的同时，也充分享有了监督权。

此外，党还通过加强法制建设、改善民生、提高党员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等举措来保障和提高政治民主化的水平。党在抗日根据地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系列探索和尝试，尽管受时代和条件的局限有很多不尽完善的地方，但为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和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为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于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实践，仍然是有借鉴意义的。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3]谢觉哉.三三制的理论与实践[N].解放日报, 1942-3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 篇3

（1）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政新篇》要求以法治国，由公众选举官吏等。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革命派主张摧毁封建专制，实现民主共和；激进派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倡导“民主”与“科学”。

（2）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五四运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中共“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大革命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为民主革命的前进奠定了基础；1931年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工农专政的新型民主政权；按“三三制”原则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是当时中国最为民主的政权；中共“七大”提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双十协定》规定避免内战，保证人民享有民主、自由的权利；1946年的重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有利于实现民主政治与和平建国的协议；“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为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新中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3）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建国后，民主政治建设主要体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民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法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为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保障。在掌握新中国民主建设成就的同时，我们还应了解到建国后民主政治建设的曲折。比如，“文革”时期，“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致使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遭受严重的挫折。

命题预测

“现代化观”和“文明史观”已成为当今高考历史试题命制的重要指导思想。政治民主化是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文明演进的集中体现。因而，从这个角度来备考是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必要性的。

模拟操练

1． 《资政新篇》是先进的中国人最早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按其治国方案，天王的产生方式是

A． 科举B． 禅让C． 世袭D． 选举

2． 19世纪末，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主张在政治制度上向日本学习。下列能体现康梁主张的是

A． 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B． 设议院，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

C． 由君主专制变为民主共和制是“进化之公理”

D．“今日之民智……待革命以开之”

3． 美国的国父是华盛顿，印度的国父是甘地。孙中山被尊为我国的“国父”，主要是由于其在哪方面的突出贡献

A． 反对封建专制，主张君主立宪

B． 要求建立人民民主政权

C． 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

D． 争取民主共和

4． 陈独秀因有人指责《新青年》而发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为“Democracy and Science”辩护。这里“Democracy”是指

A． 民主共和制B． 君主立宪制

C． 苏维埃体制 D． 人民民主制

5．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下列能完整体现五四运动性质的是

A．“废除二十一条”

B．“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C．“同胞协力，挽救青岛”

D．“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6． 中共“二大”指出：“共产党员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命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作出这一决策的客观依据是

A． 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

B． 中共的最高纲领

C．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阶级性

D． 共产国际的推动

7． 下面是某班部分同学拟定撰写的小论文题目。如果你是他们的指导老师，你首先应对哪个选题提出修改意见

A． 谈谈《资政新篇》无法实施的原因

B． 资本主义民主共和为何不能在中国实现

C． 浅析大革命后中国社会性质的根本变化

D． 抗战胜利后民主联合政府为什么没能建立

8．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指

①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 ②国民政府的性质已发生根本变化 ③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壮大 ④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⑤国共两党在建国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A． ①②③④ B． ②④⑤

C． ①③④ D． ①②⑤

9．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处理民族关系的制度保证是

A． 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

B． 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工业、以实现共同繁荣

C． 大力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

D．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10． 1953~1956年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其主要表现为

A． 成立人民政协

B． 出台“共同纲领”

C． 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D．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11．“文革”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巨大挫折。从“文革”我们最应得到的教训是

A． 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B． 要客观分析国内外形势

C． 要坚决反对党内的“走资派”

D． 要彻底批判封建思想

12． 中共“十二大”确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的主要目的是

A． 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B． 加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C． 强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D． 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13． 下列能直接体现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是

A． 大岗村进行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

B． 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C． 农民企业家张金贵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D． 酒店服务员李小娟依据法律状告政府不作为

答案点拨

1． D2． B3． D4． Ａ 5． D（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 6． A（中共“二大” 制定民主革命纲领的依据是当时中国的国情，即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7． C（大革命并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大革命后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8． Ｃ（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性质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国共两党在建国问题上也并未达成共识） 9． D10． C（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于1954年，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 11． A（由于当时的民主、法制不健全，对领导人缺乏必要的监督，最终导致“左”倾泛滥） 12． B13． A（我国基层民主建设主要体现为村委会、居委会的民主选举制度）

新中国的政治建设与祖国统一 篇4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条件：

2、成立：

3、意义：

二、政治民主建设

1、新中国的三大根本政治制度：。

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确立标志 2）主要内容：

3）特点：

4)意义

3、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1）确立和发展：

4、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实行原因：

2）建立的法律依据： 3）概括： 4）评价：

三、政治建设的曲折历程及其历史性转折：

1、政治建设的曲折历程（根据教材掌握内容）

2、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1）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内容和意义（背诵）2）政治民主建设的成就：

探究1：

材料一：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材料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

阅读材料后回答：西方的政治制度体现了什么原则？我国的政党制度又有什么特点？

五、祖国统一大业

1、一国两制的含义，发展过程、成功实践（根据教材背诵）

2、探究：中国为什么能够收回香港、澳门?

3、古代的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怎样（请根据所学知识归纳）：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 篇5

概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史实，阐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认识我国民主政治的特色。

【教材分析】

本课主要叙述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民主制度建立的背景与民主制度框架的构建，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内涵及体现的特点。理解建国之初的政治建设为中国民主政治奠定基础。

【学情分析】

知识储备：学生在初中历史课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史实，在政治、地理课知道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的相关基础知识。

认知水平：在初中历史政治学习的基础上，高一学生通过前期历史学习，已具备初步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方法：高一学生具备初步的归纳、比较分析问题的方法。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

了解新中国建立及意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过程，掌握概括与分析能力。

2、过程与方法

通过研习史料、观察图片、从材料中提取有效信息的方法;为学生提供问题情景，掌握感悟历史的方法。

3、情感态度价值观

再现新中国成立、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等场面，提供各项制度建立时不同阶层人民的心情与感受，学生认识中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广泛性，感悟理解新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特点，人民当家作主的喜悦心情。

【教学重点】

三大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过程

【教学难点】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民主政治特色

【教学方法】

“阅读──讨论──讲授”结合

【媒体使用】

PPT课件

【教学过程】

【导入】

师：出示陈逸飞的油画《占领总统府》

这幅画有什么寓意?

生：“青天白日”旗被扔在地上，总统削去了，意味着国民党垮台了，统治中国22年的南京国民政府覆灭了，一个旧政权被推翻了。即将升起的红旗，意味着新政权即将诞生了。

【探索新知】

师：新政权到底“新”在哪里?这得从新中国的筹建开始说起。早在1948年4月30日，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共中央就发出了“五一”号召，号召各党派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迅速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大计，筹建新中国。出示毛泽东给宋庆龄的亲笔信、毛泽东在火车站接宋庆龄、毛泽东在西苑机场迎接各界人士照片。

生：观看图片

师：出示新政协开会的照片，及《共同纲领》的引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代表们一致同意把这个新国家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的性质是：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阶级不仅包括工人、农民阶级，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性质做出了具体规定，所以它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

生：观看图片，阅读引文。

师：大会还决定五星红旗为新中国的国旗。出示五星红旗。五星红旗的含义是什么?

生：红色代表革命，五星中的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周围的四颗小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大阶级，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

师：毛泽东后来解释说，五星代表中国人民的大团结。大会还决定将北平定为新中国的首都，并改名为北京。《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还选举了新中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出示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名单。出示政务院构成人员名单。

EMBED PowerPoint.Slide.8

生：阅读，分析

师：以上材料体现出新政权有何特点?

生：体现了新政权是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它具有广泛的人民性。

师：这次大会不仅规定了新中国的政权性质，还对新政权的组织形式做了具体规定。出示《共同纲领》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

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生：阅读引文材料

师：《共同纲领》的这项规定，反映新中国创建了怎样的政治制度?

生：人民代表大会制。

师：有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们先观看一段视频。播放视频。

生：观看视频。

师：出示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三章规定。出示英美选民资格的规定与正在投票的中国女工邮票和选民证图片，引导学生阅读图文，进行简单对比。思考它们体现中国民主政治有何特点?

生：广泛性、平等性

师：出示人民代表大会制示意图。(一边演示，一边讲解)人民代表大会制具有什么特点?

生：“双重委托”“双重监督”

师：出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材料

生：分析材料

师：出示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机构图，这种“议行合一”的动作机制有何特点?

生：高效快捷，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

生：高效快捷

师：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我国一项根本政治制度。新中国还有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那就是新中国的政党制度。出示新政协的662名代表构成图。你从代表构成图中看到了些什么?从而你能得出什么结论?

生：读图，回答。

中国近现代民主政治建设 篇6

必修一涉及到中国近现代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容主要是第四和第六单元，一个是中国人探求民主道路的探索，一个是新中国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发展。

在日常的教学中我发现更多的学生对视频材料比较认可，从中获取的知识也较多，因此选择了一些与教材相关的视频资料作为课堂的补充，既能够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更能很好的让学生对教材上死板的知识有更好的理解和认识。

在处理第四单元的时候，选择《虎门销烟》、《19世纪中期的中西方》、《辛亥革命》片段等融入课件中。第六单元，选择了《开国大典》烘托课堂气氛，感受新中国的成立。

民主是一种发展的趋势，旧中国从专制里走出来，新中国建立真正的人民当家做主，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同样是民主政治，第六单元可以和第四单元进行比较。中西方的民主制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探究问题）可以让学生充分理解民主的内涵。体会政治文明的多样性。

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研究 篇7

从古至今,每一个有前途的、文明的国家都离不开政治文明建设。雅典的政治形式是古希腊政治文明的典型代表,其基本形态特征即人类政治史上很少见的直接民主制,尤其到了伯利克里时代,雅典的直接民主制进入了最繁荣的时期,政权进一步开放,使穷苦人家也有了参与政治的机会,这是古代政治文明的突出表现,对以后的政治文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今,世界的大部分地方都已统一,人民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人民追求的不仅仅是人权,更要求政府能结合人民的实际生活,做出更好的政治规划,在这个和平的年代中能够建设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家,使国家长久兴盛。政治文明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由于每个国家的历史背景都不一样,所以各国间的政治文明建设存在着明显的区别。那么,作为现代化的中国,为什么一定要搞政治文明建设呢?

二、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1.政治文明建设的内涵。笔者认为,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进步状态和政治发展取得的成果,主要包括政治制度和政治观念两方面的内容。从现代意义上理解政治文明,可以从以下角度来分析: 一是政治文明是人民与政治权威关系的表现,主要表现在政治制度的合理性与进步性、政治行为的合理性、有利于人民参与政治制度化和组织化、公民权益的高保障性等;二是政治文明意味着一种得以产生并具有持续生命力的政治形态,那么,无论是资本主义政治文明还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只要适合该国人民生存发展的社会政治形态都是政治文明;三是政治文明意味着社会政治领域的进步与发展。

2. 政治文明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结合我国的国情,我国要搞好政治文明建设至少要做到以上几点,这是实现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步骤。

要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方面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另一方面要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社会主义现代化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强调在注重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要协调好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共同发展,这样才能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即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不仅要实现经济发展,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而且还要在文化方面取得进步,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努力;同时,还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只有把这三者结合起来,才能构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完整内容。

3. 政治文明建设有效保障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主体多样,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人经济、中外合资经济以及在这些经济主体下工作的工作人员,必然会构成不同利益的主体。 不同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利益,他们在实现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难免会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所以会产生摩擦,发生利益冲突。在封建主义社会,君主和地主是用武装暴力和专制来解决这种利益矛盾的,并以此来镇压人民的反抗,但是在如今这个民主社会,用暴力是无法解决问题的,要通过民主的方式,按照大多数人的意志办事,同时也要考虑到少数人的做事原则,协调好他们的利益关系,以此来化解利益矛盾。民主是协调和解决利益关系冲突的最科学、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建设政治文明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建设民主社会,缓解不同经济阶层社会人士的矛盾,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有效的保障。

政治文明是激发劳动者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重要保证。不论何种工作,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社会的各种生产和创新都离不开人的参与,人要运用生产工具生产产品、人要运用科学技术来创新、人要用大脑来思考等等,如果没有了劳动主体———人的参与,社会上的一切生产都是空谈的。所以,为了提高生产力,提高科学技术,就要解放人们的思想,大力发展科学教育,使人们能够认识到自身的发展规律,使他们的文化素质达到一定的高度。从政治上看,当政治文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人们就会自觉地积极参与到政治生活中,真正成为政治生活的主人,能更好地协助、监督政府的工作,对我国的政治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但是,由于我国存在一些历史原因和现实中的种种问题,无论在生产力上还是在政治文明建设上,与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公民参与政治的程度和管理国家的水平还不够高。因此,只有通过政治文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解放人们的思想,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才会激发人们的积极性,然后人们把这种积极性转化为物质生产和劳动创造,为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做出贡献。

三、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

1.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所以要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政治文明的中国就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历史的事实告诉人们,坚持党的领导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还根据中国的国情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近些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改革政治体制以促进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努力,我国的政治文明才取得了进步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中国政治中起着核心地位,引领社会主义政治朝着时代的方向发展。在当代的中国,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组织,社会矛盾就会日益激化,人们的矛盾得不到适当的调解,又何来民主政治?所以,要实现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2.真正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要真正保证我国人民当家作主,就必须从制度上落实,这样才具有根本性,有利于我国民主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实现。首先,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代表着我国人民群众的根本需求,但是人民代表大会存在着一定的限制,要通过改革才能更加完善以适应人民群众的政治需要。例如,要使人民代表大会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提高选举的质量,使人们能够充分维护自己的权利,切忌滥用权利左右公平的选举。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首先就必须使人民代表大会上的选举权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再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建设,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职能。

其次,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由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实际上它在我国的民主政治中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要完善多党合作制度。第一,积极吸收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参政议政的方法。民主党派和民主专业人士大多数都具有较强的民主意识、较丰富的专业知识以及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因此,共产党要积极吸收他们对国家重大决策的意见,这样能有效减少决策的失误,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第二,要充分体现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监督作用。共产党要监督各民主党派的活动,各民主党派也要加强对共产党的监督,这样才能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中国共产党必须积极听取各民主党派的民主意见并接受他们的批评才能更加贴切地反映民意、民生,才能广泛为人民服务,搞好政治文明建设。

3.依法治国。要实现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必须依法治国。第一,依法治国能有效监督党的领导。当代的中国是一个文明和进步的国家,所有组织、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因此,党的领导也必须是合法的。要建设一个文明国家,加强政治文明的建设,离不开依法治国。如果没有宪法和法律,那么就没有规则来限制党的行为,就很难保证党还能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很难保证党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了,这样就有可能会给人民利益带来损害。所以,宪法和法律是保证组织和人行为正当的规范,因而党在推进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的同时一定要严于守法,在宪法和法律内做正确的事,切身为人民谋利益。时代在进步,党也要改善自己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以适应时代的需要,不能故步自封,一直沿用传统的管理方式, 因此,党要在实践中改革政治方式和领导方式,并把正确的实践成果通过法律的形式来进一步确认和固定,使党始终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所以依法治国能有效监督党的领导。

第二,依法治国能从根本上保证人民民主得到发展。我国人民拥有对国家事务最终实行决定的权力, 这是人民民主政治的突出表现,要使人民的民主权力真正得到落实,就必须以法律和制度作为载体,使民主权法律化、制度化,这样民主才能得到真正的保证。 同时,还可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来发展和维护人民的权利和利益,例如深化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加强对权力监督和制约、改善决策机制等等。因此,依法治国能有效保证人民民主的实现,从根本上实行人民的权利和利益。

四、如何实现中国政治文明建设

1.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一,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民主则体现了这个国家的意志。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它从某种程度上直接体现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它把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部分体现出来了,因此,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民主实践的主要渠道。 第二,人大代表的选举需要引进合适我国发展的竞争机制。我国的人大代表选举虽然实行了差额选举,但是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竞争选举,一旦确定了候选人,一般都是通过宣传介绍候选人,而没有腾出空间和时间让候选人与选民之间见面,也没有通过辩论竞争的方式在候选人之间产生竞争,所以我国的人大代表选举缺乏竞争性。因此,为了使我国的人大代表选举具有活力,建议引进辩论的竞争机制。在辩论竞争中,候选人必须要对群众提出的问题给予满意的回答,能代表群众的心声,能通过自己的语言和行动为群众传递心声,这种候选人才是民众真正需要的人大代表,才能真正为老百姓服务。因此,引进辩论的竞争机制能够活跃人大代表的选举,也能使人大代表朝更适合百姓的方向发展,增强他们的责任感。第三,要调整我国人大代表的结构比例,缩小城市与农村人大代表的差距,体现出公平性。实际上,在我国的所有人大代表结构中,党政干部占有很大的比例,这使占民众大多数的其他非党干部的结构比例很低;而城乡之间的人大代表比例为4∶1,不能由于农民的文化水平较低就降低他们的人大代表比例,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当代中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社会阶层的文化素质都有所提高,如果一直都把农村的人大代表比重保持在低比重,那么农村人参与政治的机会就得不到提高,又何以体现民主?所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势在必行。因此,人大代表要吸收社会中的各个阶层的社会人士,逐渐扩大农村的人大代表比例,要为农民争取更多的权利,这样才能真正地体现出人大代表的意义所在。第四,要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的监督机制。通过立法来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的监督,使人民代表大会在行驶监督权的时候能有法可依,这是建设政治文明的必要步骤。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的监督机制,关键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的监督形式和手段。目前,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权手段比较形式化,他们实际上不充分运用他们的监督权。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在听审政府做工作报告的时候,除了提出一些批评性的意见之外,基本都会投票通过,而他们却不对政府工作报告质疑过, 也不提出一些问题,不过问政府工作报告应当注重哪些问题等等,所以人民代表大会要充分利用好自身的监督权对政府提出有建设性的建议。

2.加大防治腐败的力度,加强廉政制度建设。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可观,我国从一个穷苦的人口大国发展成为了世界强国,这离不开党、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但是,就是在这么一个繁荣的时代,经济转型客观上为腐败活动提供了大量的机会,我国的贪污现象越来越严重。我国的腐败与权力是脱不了关系的,我国的监督机制较薄弱,而权力的过度集中导致我国很难形成有效的政治监督体系, 那么监督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官员滥用权力造成腐败贪污现象。

加强和完善权力监督体制建设,预防权力腐败。 目前,我国的权力监督以自我系统内的监督为主,而且党的监督机构占有主体地位,这样会造成权力主体缺乏自觉性,缺乏自我监督性和主动性,从而导致权力滥用的腐败贪污现象。要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权力监督体制:首先要提高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然后要优化权力机构,对党内的监督机制进行合理的分配,使权力和监督有相对的独立性,这样才能防止权力机构在利用权力的时候忘乎所以;要建立起有权威性、精干高效的权力监督机制,使监督机制在行使监督权的时候能真正做到公正性和公平性。另外,还要发挥公民的舆论监督等作用,对权力机构进行全面的监督。

制定和完善我国惩罚腐败的法律制度。法律作为惩罚和预防贪污腐败的重要手段之一,对建设我国的廉政机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我国在贪污、腐败方面规定的法律、制度不少,但是具体能起到法治效果的很少,所以我国一旦发现这些贪污腐败的官员时一定要加强执法的力度,并逐渐完善法律,使得有法可依,执法必严。我国的立法机关不妨研究举报法, 鼓励广大民众对腐败分子进行举报,而且能有效地保护举报人的隐私、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这样能加大反腐的力度,从根本上治理贪污腐败。另外,可以制定关于财产公开、申报的法律,使官员的财产真实、透明;通过立法来加强公务员的道德理念,对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实行强制性的制约。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搞好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势在必行。政治文明建设体现了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的优点,同时也是人民群众期望的政治高度,能为人民群众带来光明的前途。要搞好政治文明建设,除了坚持党的领导外,还要完善有关的法律制度,力求做到民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我国人民群众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这样才能使我国长治久安。

摘要：政治文明是政治进步的重要标志,只有搞好政治文明建设才能正确引导我国政府工作人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度,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本文主要阐述了建设政治文明国家的重要性,其次介绍了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并在此基础上重点研究该如何实现现代政治文明建设。

关键词：政治文明建设,重要性,原则,小康社会

参考文献

[1]李丹.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2012.

[2]虞崇胜,阮氏玉鸾.建设廉洁政治: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紧迫任务[J].理论探讨,2013,(2).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 篇8

关键词：政治生态；公共领域；舆论监督；政治权力

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6）06-0196-05

政治生态是一个国家政治体制、政治文化和政治行为等政治环境的综合反映或存在样态。良好的政治生态是政治发展追求的目标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政治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党中央也开展了持续不断的反腐败斗争，一定程度上营造了廉洁从政的政治生态环境。当然，良好政治生态的塑造一方面需要制度性的持续规治，另一方面也需要社会公众“无孔不入”的舆论监督。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作为公众进行话语表达和舆论监督的政治参与平台，公共领域不仅为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提升提供民意基础，而且也可以通过公众舆论的监督和批判来规范权力的合理化运行。因此，从公共领域的视角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

公共领域是公众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开展对话协商和交流辩论的公共舆论空间。它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公众参与的开放性和话语表达的自主性以及处于不同利益阶层的公众能就某一公共

性问题在协商对谈中得出大体一致的共同性认识。而这种基于公众讨论形成的“民意”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现实的政治权力运作和政府决策。因此，公共领域具有无所不在的政治监督性和批判性功能，并对一个国家政治生态的优化和完善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

舆论监督是指公众通过某种媒介以话语表达的独特方式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事务管理，并促使政府按照法律规定以及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长远利益的方向进行决策的权利。虽然舆论监督不像法律一样具有政治强制力，但却拥有一种难以抗拒的道德威慑力量。特别是当那些以分散交谈或个别讨论方式引起民众关注的社会公共问题在通过大众媒介的广泛传播并形成舆论共识时，它便代表着社会公众的意志和一种公共道德的力量，从而就会对政治权力、政党意志以及权力拥有者的政治决策和其他一切不符合法律规定和道德规范的行为产生重要的约束性影响。而公共领域就是公众以话语交流的方式开展权力监督和批判的公共性舆论场域。也即，公共领域就是舆论监督的有效载体和平台。它为党和政府的反腐败斗争凝集着越来越强大的民意基础，使权力拥有者时时处处有所敬畏。

在当代中国，党和政府特别强调民众公共参与的重要性，也不断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创设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和方式。从党的十五大到十八大，大会报告都强调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还提到了“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各级政府也出台了多部关于鼓励公众舆论监督的规章制度、增设了一些平台。然而，公众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对参与公共事务不太积极。究其原因，影响公众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有以下三种意识。

一是“私民”意识。“私民”是和“公民”相对的概念，其直接表现就是民众的“行私”意识

李朝东、王金元曾经指出，“私民社会的实质在于一个‘私字：皇帝以天意行私，……官宦以皇帝的名义行私，草民则以孤苦无奈的方式行私——自私和以行贿的方式守私或扩私”。参见李朝东、王金元《教育启蒙与公民人格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14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公众的公共参与意识和话语表达意愿明显提高。但由于两千多年封建家长制传统的影响，一些民众只专注于个人的功名利禄和升迁得失，而很少参与涉及国家长远利益的公共事务的政策讨论。这种“私民性”心理的外在表现就是民众缺乏社会参与意识和公共责任意识，并最终造成了民众公共参与精神的萎缩，并形成某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习惯性认识。正如某学者所言，政治冷漠的“深层原因在于大部分民众仍然以个人狭隘利益为主导价值取向，本质上体现为公民意识的淡漠”[1]。因此，“私民”意识的根本特征就是民众公共精神的缺失。

二是“顺民”意识。“顺民”意识和“公民”意识有着本质的区别。“顺民”就是指缺乏独立思考和独立意志的人。然而，公共领域的本质却是公众基于公共利益考量而展开理性批判和舆论监督的公共性场域。其中，公众对自己所享有的权利有着充分的理性自觉，他们对公共事务充满怀疑和好奇。由于历史和现实多方面的原因，部分民众在面对权力“干预”或“不作为”时更多采取忍气吞声和委曲求全的态度。主要表现就是他们缺少独立自主意识和主观能动性，把自己看作是国家机器上一个毫不起眼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部分，认为自己并不能改变现实。其固有的处世原则使他们放弃了对政治权力进行监督和批判的权利，反而采取了一种随遇而安的“好好先生”的做人原则。而处于公共领域之中的公众与之恰恰相反。他们不仅对参与公共事务充满向往，而且对政治权力的不规范运行时刻保持警惕。因此，没有理性怀疑，就没有对政治权力的制衡，就不利于政治生态的优化。“顺民”意识体现了部分民众批判和监督精神的缺失。

三是“官本位”意识。“官本位”意识就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念，并由此形成对权力、官位和官员的崇拜与敬畏，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权力依附意识及其现象的盛行。与之相反，参与公共领域的公众不仅不企求权力，也不崇拜权力，而且是权力的监督者和批判者。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公民意识，但很难消除植根于人们内心深处的“官本位”意识。其主要表现有二：一是权力拥有者缺乏“被监督”意识。权力拥有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不愿意接受来自公众的民主监督。他们认为自己的权力来自上级而不是公众的授权。因此，“只唯上不唯下”成为权力拥有者的“为官之道”，“被监督”意识明显不足。二是民众缺乏民主监督意识。一些民众缺乏民主参与意识，不懂得通过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们认为政治决策和社会管理是权力拥有者的职责，甚至政治监督也是权力拥有者内部的事情，权力监督与自己无关，自己只是一个被动的“局外人”。因此，“官本位”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政治生态的恶化，也是阻碍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内在因素之一。

与此相应，公众的消极政治参与对国家权力的运转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现代政治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社会力量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权力的规制，同时，国家权力也不能脱离社会力量的制约。正如某学者所指出的：“没有社会体系的规束，政治体系的生长就会漫无节制；没有社会资源源源不断的输入，政治体系的运转就会失去动能。”[2]故当代中国公众的消极政治参与不利于政治生态建设的优化和改善。

公众的消极政治参与不仅强化了权力拥有者的权力意识，更为严重的是弱化了其对权力和民众的敬畏之心。舆论监督是权力拥有者正确行使权力的重要前提。强大的舆论监督能够有效制约权力的无限制延伸，而孱弱的舆论监督则会助长权力的肆无忌惮，进而使权力拥有者无视甚至蔑视民意。当前中国，有些官员只在意自己的权力大小、职级升迁和工作待遇，而对民众疾苦视而不见，对群众诉求置之不理，对公众利益不闻不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缺少了舆论监督对权力的制约。当然，权力拥有者之所以敢于忽视公众舆论，还在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好权力来源的问题。我们虽然讲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但官员的任命却更多取决于上级的意愿。如此一来，来自于公共领域的公众舆论对于权力拥有者的制约力量十分微弱，并使其失去了对民众的敬畏之心。

同时，公众的消极政治参与也诱发了权力的不规范运行。权力的运用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制度规定了权力的边界，而公共舆论则对权力拥有者的行为起着巨大的监督和约束作用。当公众积极参与公共领域、行使舆论监督权利时，权力拥有者必然对社会民意心存敬畏，而不敢越轨使用权力；相反，当公众远离公共领域，舆论监督形同虚设时，权力的违规使用、越轨使用也将在所难免。当前，公众舆论监督虽然在政治生态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还远远不够。因此，舆论监督的缺失不仅可能诱发权力的畸形裂变和不规范运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放任了权力拥有者的贪腐行为。

另外，公众的消极政治参与也不利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合理化。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公众意见是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前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正处于向纵深发展的阶段，必然引起利益格局的变动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再加上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放缓，更容易滋生、诱发各种社会冲突，甚至激化社会矛盾，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近年来发生在各地的群体性事件足以说明这一点。比如发生于2015年的厦门反PX项目事件及2012年四川什邡群体性事件等。因此，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一方面需要参考专家学者的论证，另一方面也需要广泛征询公众的意见和要求。这样，不仅有利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而且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否则，就有可能造成政府决策脱离实际、“不接地气”，进而损害政府公信力。

二

公共领域是指公众在摆脱其它外在控制的情况下，自由地表达自我对公共事务观点和意见的言说平台。它既可以展示自己对政治权力的信任和支持，也可以对政治权力展开监督与批判。可以说，公共领域是一种公众“在场”的参与型民主政治。它要求公众关注政治事务，鼓励公众在参与社会管理和政府决策过程中真实地表达自己的看法，甚至是反对性的意见或建议。因此，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公共领域必然成为约束政府和权力拥有者不当行为的重要力量。公共领域的建构和发展就是要决策者接受公众的审视，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而优化政治生态环境。

第一，公共领域的存在有利于消解官员特权，规范权力拥有者的行政行为。事实表明，不受制约的国家权力，不仅催生权力拥有者的腐败行为，而且极易导致权力对公民权益的入侵，造成权力拥有者“权力就是特权”的错觉。十八大以来，在高压反腐的态势下，我国的政治生态大有改善，但慵政懒政、滥用职权和奢靡之风等“四风问题”依然存在。在当代中国，权力拥有者的特权消解一方面需要制度的规范，另一方面也需要保持公众监督的舆论高压。现代政治是一种参与型的民主政治，向所有公众开放也是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作为公众话语表达的公共性空间，公共领域不仅是公众参政、议政的空间，而且是政府倾听公众意见和公民诉求的场域，更是公众监督和批判政治权力的平台。另外，它也是一个自主性的公共存在，不仅不受政治权力和资本势力的左右，而且是制约权力和资本的社会力量。在公共领域中，每一个公民都独立自主地就公共事务展开讨论，公开表达自己对政治权力或政府决策的看法和不满。面对公共领域权力批判的本性，权力拥有者必须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故公共领域的存在必然对权力拥有者形成舆论威慑的心理高压。2010年《人民论坛》在随机采访和问卷调查中发现，70%的中国官员害怕舆论监督，特别是网络监督，而且官员们最担心的是其不道德行为、违法违纪行为和灰色隐蔽行为被曝光[3]。因此，存在于公共领域中的舆论监督不仅可以限制官员的特权，而且可以促使权力拥有者更加勤政、廉政。

第二，公共领域的存在可以加强政府的施政能力和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公共领域的本质是公众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特别是公共领域中的公众舆论不仅是检验政府决策和施政是否合理的试金石，而且也是反映政府公信力和支持度的晴雨表。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政治决策一方面需要超越地方利益或短期利益的顶层设计，另一方面更离不开来自相关公众的意见和想法。公共领域则为公众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在公共领域中，公众可以就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独立而自由地表明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从而使政府决策能够在集中民智的基础上更加公正和科学。否则，如果缺少公众的参与，政府决策可能从表面或短期看似乎

非常理性与科学，但实践中则有可能脱离公众的需求和社会实际，最终遭致反对而使其“烂尾”，而这势必对政府公信力造成严重损害。在当代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启蒙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他们希望在民主参与中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但是，如若不能满足公众民主参与的要求，来自顶层设计的决策就很难获得较高程度的社会合法性，也不利于政治生态建设的推进。正如学者王长江所言：“民主是政治生态的要件，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归根结底要靠民主。但缺乏民主则可能导致合法性丧失。”[4]因此，公共领域中公众的政治参与不仅可以提升政府决策的合法性，而且也是政府赢得公众支持，加强政府公信力的重要环节。

第三，公共领域的存在有利于治理官场潜规则和重塑健康政治文化。作为制约政治行为的潜在心理因素，政治文化影响着社会成员对政治生活价值的认知取向和行为选择。健康的政治文化可以营造出廉洁的从政环境，而不健康的政治文化则必然使政治生态受制于某种政治潜规则的干扰。而政治生态建设的根本目标就是要通过消除政治潜规则而使人们形成健康的政治文化认知。政治潜规则的治理和健康政治文化的形成首先离不开制度和法律的规范，同时也需要来自公共领域的公众舆论监督的约束，这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就当前我国的政治生态建设来说，就是要通过制度规范和舆论高压使全社会形成一种健康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意识。其主要内容包括：政府施政不仅要对党负责，对上级负责，而且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权力并不能垄断或打压社会舆论和公众话语表达，权力必须敬畏民意、敬畏法律；对权力拥有者的评价标准依据的不是其权力的大小和官阶的高低，而是来自公众的评判和民意以及社会贡献的多少和能力的高低。健康政治文化应该在公众的监督和评判中逐步形成，并真正消除长久以来“万般皆下品，唯有当官高”的社会认识。因此，政治生态建设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党和政府能够主动接受公众和媒体的监督。十八大以来的政治实践证明，只要党和政府下决心治理，通过制度高压和舆论高压，健康政治文化重塑和官场潜规则治理的目标就完全可以达成。

三

从根本上说，作为公众就公共事务展开交流协商的平台，公共领域输入的是涉及公共利益的政府政策和政府行为，输出的是公众对其发表的意见和看法。经过公众舆论的监督和过滤，政府决策必然更加理性和实际，并进一步提升政府决策的民意基础；同时，权力拥有者也必将在强大的公众舆论压力之下减少腐败行为，并消除“懒政”“怠政”等行政不作为。因此，基于公共领域的舆论监督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中必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党内监督和制度监督的重要补充，而且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环。

首先，应不断提升和优化公众的政治参与能力和政治参与意识。公众是公共领域的参与主体，他们希望在公共领域的话语争锋和“舆论斗争”中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与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公众积极的政治参与是社会力量通过舆论监督来制约国家权力的基本前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公众公共参与意识逐渐增强，但由于文化传统影响和忙于经济建设，许多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仍然相对不足。故提升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参与能力和完善公众的政治参与机制至关重要。其一，加强公众政治启蒙教育，提升公民政治主体意识和监督批判意识，逐步消除依附观念；其二，拓展和创新公众政治参与渠道与形式，并在经常性的参与实践中，提高话语表达能力，积累参与经验，体验公共参与效能和提升公共参与情怀；其三，公众要树立有序参与、理性言说的政治观念。理想公共领域要求公众能够以理性的思考、文明的言说来传达自己对公共事务和政治权力的看法和意见，甚至怀疑或批评。在公共领域的政治讨论中，公众的公开批判一方面需要“吹毛求疵”，另一方面更要“依赖理性”[5]（P32）。而且，唯有“理性”的正确使用才能形成有“威力”的公共舆论。当前中国，部分民众在公共参与过程中展露了大量“虚假性”“低俗性”和“非理性”的话语表达，这不仅扰乱了政治参与的秩序，更不利于政治生态建设的完善和优化。

其次，政府应该加大政务公开力度，主动接受来自公众的舆论监督。展开对政治权力的监督和评判是公共领域的基本职能。“权力本身成为了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的讨论对象”[5]（P92）。这种讨论不仅可能是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或批判，也可能是对政府决策的纠偏或纠错。然而，不同的权力拥有者对此的认识会有不同——有人认为是对政治权力的挑战和威胁，有人认为是政府赢得公众支持的机会[6]。但不管是监督还是批判，关键是如何把这种威胁化解为机会，把挑战转变为信任。而要实现这一目的，政务公开至关重要，也就是政府应该主动接受公众的舆论监督。国务院在《2016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中要求细化和分解政务公开工作任务，增大公开力度，强化政策解读反馈和回应，不断提升政务公开实效。政务公开的内容主要有：政府决策的公开；

政务信息的公开；行政权力运行的公开；行政审批的公开。当然，政务公开首要的是公开办事的制度，主要指行政部门公开行政事务，特别是公开其执法的依据、程序和结果。此外，政府工作内容也应该透明化和公开化，比如政府正在筹划或准备开展的项目，并对其工作进展应通过门户网站、政府公报或新闻发布会等方式进行公开、公示，接受公众的质询和监督。同时，政务公开应该树立便于公众知情、方便公众监督的原则，并拓宽公开的形式，丰富公开的内容，畅通社会和权力沟通与反馈的渠道；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原则，通过公众与政府的积极互动和对话，不断增强政府施政的民意基础，从而提升政府的公信力，这也是公众舆论监督优化政治生态的基本目的。

最后，完善公众话语表达的保障制度，使社会舆论监督政治权力常态化。舆论监督是依法行政、从严执政的重要保障。中国的政治生态建设离不开公众舆论监督的支持，因为舆论对权力的监督更持久、更广泛，效果也更显著，是公民监督权力的有效手段。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强调的，完善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的长效机制，增强监督的合力和效果。在民主政治条件下，选举民主是制约政治权力的一种制度安排，但选举过程一旦结束，其监督的功效就相对弱化。而公共领域作为话语民主的空间则为公众通过舆论监督权力提供了长效机制。存在于公共领域中的话语民主是一个常态化的舆论监督机制，它随时随地可以揭露权力的不规范运行和官员的贪腐行为。另外，我们不仅需要公众的舆论监督，而且需要完善公众话语表达的制度保障机制和反馈机制。当前，某些政府部门把权力凌驾于公众舆论监督之上，公众的话语表达权利不得不屈从于政治强制的现象还部分存在。而且，如果权力拥有者打压公众舆论，舆论监督就将更加艰难。例如，2013年落马的四川雅安前市委书记徐孟加就曾对网络举报者打击报复。舆论监督之所以要看权力拥有者的“脸色”行事，官员之所以敢于抵制舆论监督，原因之一就是公众舆论监督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和制度保障。虽然当前也有一些关于舆论监督的法律规章和制度，但大都是一些相对宏观的管理规定，实际操作性并不强。此外，面对公众的舆论监督、质询或网络问政，权力机关必须做出及时有效的反馈，而不能久拖不决或给予敷衍了事的回应。因此，在当今中国要有效发挥公众舆论监督优化政治生态的作用，必须推进舆论监督保障工作的法治化建设。当然，法治社会中的公众舆论本身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

参考文献：

[1]郭倩倩，秦龙. 政治冷漠与积极公民重塑[J].探索与争鸣，2016（3）：50-53.

[2]刘京希.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政治生态理论诉求[J].文史哲，2005（2）：150-155.

[3]李英华. 创造条件监督政府：网络先行一步[N].检察日报，2010- 10-19（5）.

[4]王长江. 民主是良好政治生态的要件[J]. 探索与争鸣，2015（6）：52-56.

[5]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北京：学林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