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共11篇）
论文关键词：生态伦理思想；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万物有灵
20世纪以来，环境问题因其巨大的破坏性而引起世人的关注，再不理性地对待自己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人类的生存发展甚至地球存在都将成为问题。为此，各国相继制定了各种环保法规，以规范人类的态度和行为。同时，人们也积极从各自的历史传统、文化发展与文明传承的角度去发掘历史上优秀的生态伦理思想，并加以现代化的吸收、改造和利用，以保护我们深处危机之中脆弱的自然环境，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新秩序。中华民族是个智慧的民族，我们的先人在很早时就提出了生态伦理思想，尽管这些伦理思想并未达到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程度，但其内容却是相当丰富而深刻的。解读华夏文明的生态思想，对于我们践行生态道德文明、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不无启示意义。
一、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一）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想并不是儒家的专有，但儒家却对其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天人合一”主要是个哲学命题，作为一个生态伦理原则，它侧重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在这里，“天”是指自然之天，“人”是指自然之人，他们同属自然，从而能够相通相合。《周易》认为天、地、人三者是个统一的整体。人属于自然的一部分，人要改造自然，更要顺应自然。孟子以“诚”这一概念阐述天人关系，他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他以“诚”作为天人合一理论的指向，要求人以“诚”这以道德修养达到“天人合一”。汉代董仲舒曾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而最早提出“天人合一”命题的则是张载，他说：“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正蒙·乾称》“诚”，这里指天道，以“诚”为天道，即认为天是真实的而且具有一定的规律。“明”是对世界的认知。在张载看来，天和人都是实在的，天与人是统一的。后来，王夫之、戴震等人，也都进一步阐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天人合一”这一生态思想我们可以从这几个角度去解读。其一，人与万物同质同源。“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周易·系辞下》。万物生生是自然生态的自身功能，人自身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从本体论而言，人与万物是同质同源的，人在宇宙中必须按照一定的自然规律来行动，否则就会使自己陷入危险境地。其二，人和自然万物是兄弟朋友，应互相友爱。孔子认为“天”是自然的天。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他主张敬天法天；张载则指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认为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世间万物均是我的朋友，应该互相爱护，特别是人更应该普爱众生，泛爱万物。其三，顺应自然，改造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周易·大传》主张：“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强调应调整自然，使其符合人类发展的愿望。张载主张“本天道为用”，《正蒙·太和》把天之“用”与人之“用”统一起来。
（二）仁爱万物，珍惜生命。孔子提倡的“仁学”主要是探讨人际道德的，但它并不局限于此，儒家将“仁”的道德范畴扩展道生命和自然界，强调“仁民”而“爱物”。孔子曾说：“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祭义》。孟子认为，不忍心见到禽兽被宰杀，是有道德的表现。他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董仲舒把“爱物”看作是“仁”的重要内容，他说：“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为人？”《春秋繁露·仁义法》。
（三）合理利用资源，保护动植物。孟子提倡养护动植物，反对“以利为本”地利用生物资源，主张将利用与养护结合起来，他说：“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荀子继承和发扬了这种思想，并论述了如何去保养和利用资源。他说“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不失人和”，就能生产出很多的粮食和其它农产品。否则，就会导致“天下敖然，若烧若焦”《荀子·富国》的恶果。
1 万物平等的生态价值观
中国哲学在自然万物面前, 始终具有一种博大的胸怀, 具有一种宽容仁厚之心。始终认为自然万物和我们人类一样, 也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因此, 它们的存在和个性也是应该得到尊重的, 自然万物乃是平等的伙伴。《论语》说孔子:“子钓而不纲, 弋不射宿。”意思是说, 孔子钓鱼, 不用大网;打猎, 不射还巢和栖息在树上的鸟。这体现了孔子对弱小动物的一种尊重和仁爱。在儒家传统中, 始终是以孔子所代表的这种仁爱之心去对待万物。宋代的张载说:“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即, 他人都是我的亲兄弟, 天地万物都是我们的同类、同伴。北宋的程颢说:“人与天地一物也。”“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可见, 中国传统哲学始终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万物, 人类是自然万物中的普通一分子, 而不是雄踞大自然之上的主宰者。尤其是《庄子》一书, 这种对自然万物的平等意识不仅十分明确, 而且十分丰富。《庄子》指出:万物在本质是一样的、平等的, 没有差别的, 大小、彼此、美丑、是非、生死等等莫不如此。“以道观之, 何足贵贱” (《庄子秋水》) , 以大来说, 大海不可谓不大也, 但在天地之间, 它又难以称之为大了;中国不可谓不大也, 但在海内, 就好象“梯米之在大仓”一样, 难以称之为大了。庄子说:“因其所大而大之, 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 则万物莫不小。”每一个东西都比它小的东西大, 也都比它大的东西小。所以一切东西都是大的, 也都是小的,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 而大山为小;莫寿于子, 而彭祖为夭。”从上述可看出, 庄子的相对论中蕴含着极为可贵的万物平等意识。庄子这样尊重万物的存在和个性的平等思想在后世也有很强烈的回响。明代吕坤说:“山峙川流, 鸟啼花落, 风清月白, 自是各造其天, 各得其分。我亦然, 彼此无干涉也” (吕坤《呻吟语》) 。自然万物不仅是我们的同类, 而且是我们的朋友与知己, 因为在本质上与我们是同等的, 我们必须尊重其天性。翘首云天, 俯瞰山川, 时而星垂云阔, 月涌江流, 时而鱼出燕斜, 鬼啸猿啼。整个自然界就这样展现在人类的眼前, 或壮采伟丽, 眩人心目, 或幽美奇致, 动人情性。大自然不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而且对于培养我们的审美心胸, 对于培养我们的高尚情怀, 对于铸造我们健康人格, 都具有一种不可替代的珍贵价值。这种强烈的生态意识, 这种浓郁的自然情怀,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有价值的精神资源。我们相信, 这种宝贵的精神资源, 不仅将继续嘉惠中华民族, 而且必将融入世界文明潮流, 成为整个人类谋求进步、和平、发展的不朽智慧。
2 惜生、爱生的生态伦理准则
中国古代对尊重生命、仁爱万物的伦理思想具有普遍的认同。儒、道、佛都有惜生、爱生的慈善情怀。仁爱万物是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重要准则。儒家思想不仅提倡“仁者爱人”, 而且认为对待天地万物也应采取友善、爱护的态度。孔子认为, “伐一木, 杀一兽, 不以其时, 非孝也。” (《大戴礼记·曾子大孝篇》) 表达了他对万物所持的善待态度。孟子对仁爱思想做了进一步发挥, “君子之于禽兽也, 见其生, 不忍见其死;闻其声, 不忍食其肉, 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孟子·梁惠王上》) 。汉代的董仲舒更是明确地把道德关怀从人的领域扩展到自然界, 他说:“质于爱民, 以下至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 奚足矣谓仁?” (《春秋繁露·仁义》) 儒家伦理从爱人到爱物, 天不违人, 人不违天,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主张, 将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珍爱上升到人们道德要求的最高层次。道家虽然没有提出专门的保护动物的伦理思想, 但它也反对“动物的存在是为了给人提供肉食与方便”的自然目的论思想, 认为“天地万物, 与我并生类也;类无贵贱。” (《列子·说符》)
3 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观
天人合一即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 亦即认为人与自然界不是敌对关系, 而具有不可割裂的联系。所谓合一即指对立的统一, 即两方面相互依存的关系。“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古代和谐思想的重要内容, 儒、道各家所共有之, 并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道家创始人老子有句名言:“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老子》第25章) , 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 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行为的基本依归。道家的另一代表人物庄子也强调人必须遵循自然规律, 顺应自然, 与自然和谐相处, 以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儒家对天人合一观念进行了许多阐发。孔子主张以“仁”待人, 也以“仁”待物, 即所谓“推己及人…成物成己…。”《礼记·中庸》说:“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 这都是在强调天、地、人的和谐发展。汉代董仲舒讲天人合一, 宣扬“人副天数”陷于牵强附会。宋代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四字, 在其所著的《西铭》中, 他以形象的语言宣示天人合一的原则:“乾称父, 坤称母, 予兹藐焉, 乃混然中处。天地之塞吾其体, 天地之帅吾其性, 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这是说, 天地犹如父母, 人与万物都是天地所生, 都是由气所构成的, 气的本性也就是人与万物的本性, 人民都是我的兄弟, 万物都是我的朋友。可见, “天人合一”在中国由来己久, 并主要讲的是人与自然的合一。即人可以认识自然, 合理地利用自然, 但不应该破坏自然, 一味地向自然索取;强调人类要尊重自然, 保护自然, 与自然友好相处, 反对“物畜而制之”, 征服自然, 以免失去大自然这个朋友, 正如我国季羡林先生所言:“天人合一”, “这个代表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基调的思想, 是一个非常伟大的, 含义异常深远的思想”, “这是东西方文化最显著的区别之一。”[1]
人生活在自然界之中,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正确认识和把握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不仅关系着自然界的生态平衡, 而且也关系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正因如此,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 无论是对于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 还是对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然而, 一个时期以来, 我们许多人却忘记了这个最基本的道理, 以征服自然为目的, 以科学技术为手段, 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动力, 急功近利的发展模式, 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使我国的资源浪费、生态失衡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如有人曾经做过一个测算:新中国成立50年以来, G D P增长了十多倍, 但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五十多倍。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 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但是没有在根本上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也就是说, 我们的经济增长, 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物质资源的高消耗而取得的。另外, 还有水土流失、土壤沙漠化、环境污染、物种减少、城市缺水等一系列问题。用恩格斯所告诫的话讲:“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会报复我们”[2]可喜的是, 党和国家领导人已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并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和十届人大三次会议明确地提出了建设节约型社会, 搞好资源, 能源节约, 保护环境, 实现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全面、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努力方向。这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也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伟大思想的回归和生命力之所在。
参考文献
[1]季羡林.人生絮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114, 147.[1]季羡林.人生絮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114, 147.
关键词：天人合一；儒家道家；生态伦理；美丽中国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160-01
生态伦理是基于生态问题产生的研究领域，而生态问题源于人类工业文明的影响。人类在近几千年来不断加深了自身活动在自然环境上的印记。在中国古代，儒家的思想家们对生态文明建设多有论述，这些看法构成了现代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的理论渊源。
儒家的生态文明理念蕴含了丰富的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内涵，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能为现今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很多有价值的素材。比如在《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中就有“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的语句，认为对待自然要以尊重自然为前提，如何对待自己就如何对待大自然。这种精神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待万物生命之中，《周易》把万物生灵繁衍生息绵延不绝称为大德，“生生之谓易”，这与汉代的“天地之大德曰生”思想互相呼应。
荀子对天人关系也有讨论，他说：“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①“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②天地万物有其特定的运行法则，不可违背，不可人为破坏，因此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利用，才是人的天命。他又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③这些思想更加直接的表达了尊重自然运行规律的思想。这些思想在亚圣孟子那里也有阐发，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在这里，他把尊重自然规律与“王道”相联系，认为通过各种尊重自然规律的手段促进生产，让百姓日常生活不留遗憾，这样就可以实现王道。④
“亚圣”孟子的学术主张无疑是直接承袭了孔子，他提出的“仁民而爱物”思想与孔子的“差等之爱”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之处在于孔子的“仁爱”是以推己及人的方式，由亲及疏，逐渐演变为对所有人的“大爱”，未能超出人类的范围；而孟子的“仁民而爱物”直接推及到万事万物，他站在了更高的层次上，从物无贵贱推演而来。《论语·述而》篇中说：“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钓而不纲”意即孔子垂钓的时候只用一杆一钩，不用绳索结网而钓，体现了捕捞有度，爱惜生灵的思想；“弋不射宿”意即孔子从不射杀宿巢中的鸟，因为巢穴中的往往是幼畜，孔子不忍射之，体现了他的怜悯之心。这句话很好的表露出孔子对生灵的态度。在对自然生灵的态度上，孟子之于孔子，则表达的更为精确，他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他认为，君子和禽兽的区别，在于不忍看到生灵死去的场景，听见生物的声音而不忍吃它们的肉，君子不愿做厨师的行当，日日窥见血腥场景。这正是孟子说认为的“怜悯之心，仁之端也”。由上所述，孔子与孟子都把对人的怜悯仁慈之心推广至对待万物生灵，这正是“仁民而爱物”的思想内涵。
儒家学派绵延两千多年，除了孔孟等先哲的思想，历朝历代的大儒对生态也有不少讨论，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人副天数”等诸多著名思想，认为人和天相互呼应，四时变化、寒暑交替都与人本身相符合，人的行为举止要顺应天命，否则会受到上天的惩罚。从现代实证科学的角度来看，似乎董仲舒的理论有失合理性，但是这毕竟是两千年前主流的思想形态，代表了中国古代朴素的自然观。
北宋张载对“天人感应”思想多有发挥，他提出“民胞物与”，认为人类与自然万物同出一源，人类是自然其他生灵的兄弟姐妹，因此要好好对待，不可任意凌驾于它们之上。
王阳明则直接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怜悯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⑤在人性论上，王阳明直接继承了孟子的性善，认为人先天具有“不忍人之心”，君子需要广泛的“爱人”，由自己的父母到别人的父母，由自己的兄弟到别人的兄弟，如此广施恩德，慢慢与天下人成为一体。真正成为一体了，广明的德性就能实现，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乃至山川鬼神、草木鸟兽，没有不去真正的爱护的。这样与大自然真正融为一体，作为君子的德行就能够很好的展现出来。
在社会生产力相对低下的古代社会，儒家的思想无疑是十分先进的，同时为现代处理好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提供了思路，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
1、反人类中心主义的建构。生态伦理讨论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把人的道德关怀拓展到自然领域，用伦理法则规范人类对待自然的行为，其最重要的无疑是如何摆正人类和自然的地位。道家和儒家都主张人类与自然万物平等共存，要真正坚持“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就要真正重视自然的作用，把这些思想通过宣传教育的方式，带给孩子，带到学校，待到大众生活中，无疑是最为重要的。
2、重新审视经济发展评定方式。当下的环境问题与工业文明的冲突集中体现在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经济高速发展，发展生产的同时不注重对自然的过度猎取，生产的同时又不注重对生态的污染，从来都是先污染后治理。这些行为在日渐严重的生态危机面前都是不可取的。儒家讲究“中道”，主张“不偏不倚”，“无过分和不足”，这就给生态资源的索取提供了指导思路。在物质生产日益发达的今天，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对我们有很多启发，我们应该在某些方面效法古人，“仁民”而“爱物”。
注释：
①安小兰译注，《荀子·天命》[M]，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12月北京第1版，第121页.
②同上.
③安小兰译注，《荀子·天命》[M]，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12月北京第1版，第92页.
④金良年撰，《十三经注疏·孟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新1版，第5頁.
⑤王守仁，《大学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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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倡导“要先与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
1.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
儒家的“天人合一”强调的不仅是一种道德观、宇宙观，还是一种生态观。它提出人的生命与万物是统一的，要求自然的生态秩序与人类的社会秩序圆融无碍。“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大河言哉！”（《论语 阳货篇》）这实际上在告诫人们，要尊重和关心这个生命共同体，因为大自然的力量无与伦比，人类不能忘乎所以，应该对自然有敬畏之心；与此同时，人类在生产与生活实践中要有限度地向自然索取，要热爱和保护我们的家园。
2.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首先，人在自然系统中具有主体地位，是与天时地利相并列的一个要素。其次，人类不要盲目地征服和改造自然，而要“制天命而用之”。第三，对待人和物要有宽广的胸怀。
3.尊重生命、兼爱万物的生态伦理观
“尊重生命，仁民爱物”，儒家把尊重一切生命价值、爱护一切自然万物作为人类的崇高道德职责，人类与自然万物有相同的价值尊严。其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上天有好生之德”。万物与人都是天地自然化育的结果，这是天地生生之理的体现，也是天地伟大“仁”德的集中体现。“由人及物，关爱有序”，将仁爱的规范延伸到爱物的领域，把爱护自然万物提高到君子的道德职责的地位，主张宇宙万物与人类和谐发展。
一、孔子生态伦理思想的智慧
孔子作为儒学的创立者，他吸取了《周易》智慧，最早阐述了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孔子的生态伦理智慧在《论语》中，主要体现为敬畏生命、融入自然和节用资源。
1．孔子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石——敬畏天命。孔子谈论天命，在《论语》中仅见于以下两句。子日：“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第二》)子日：“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第十六》)在这里，孔子两次提到“天命”，即“知天命”和“畏天命”。湖南师范大学任俊华博士在其博士毕业论文《儒道佛生态伦理思想研究》中指出：孔子使用的“天命”概念，主要吸取了周文化的敬畏天命和重德修德思想，亦即“天命”是自然规律，如四季更替、万物自身生长的规律性等。故“知天命”就是对自然规律的了解和掌握。人们只有掌握这种客观规律，春天耕耘播种，秋天才有良好收成；人们只有适应自然不可抗拒的规律，才可热天避开酷暑，冬天抵御严寒，才能做到健康生活。如果违背天命，背离了自然客观规律，既不能搞好粮食生产，也难以保证人自身的健康成长，这无异于自取灭亡。故而，君子不但要知天命，更要“畏天命”。孔子敬畏天命的伦理意识，除了要求人们要按自然规律办事外，还将“畏天命”与“君子”的品质结合起来，从而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南京林业大学唐琰硕士在其硕士毕业论文《先秦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中指出：孔子衡量一个人是“君子”还是“小人”取决于他是否„畏天命”。孔子认为：作为君子，要谦逊行事，不与人为敌，不做过头事，不讲过头话，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及世界的安宁、和平；作为小人，则身无“畏天命”之心，行为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不仅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损害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另外，孔子还认为“天”具有完美的道德和人格，它生育万物，也给人以美德，人与天地相参，人讲究伦理道德，万事万物自然会相安其位，从而形成一种安定和谐的社会局面。由此可见，敬畏天命是孔子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石。
2．孔子生态伦理思想的理想境界——融人自然。“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这是孔子对„知者”和“仁者”的赞美。在孔子看来，“知者”和„仁者”都是有道德修养的人，而且„知者”和“仁者”既快乐又长寿，这正是人生所追求的目标和境界!所以，孔子才会有“吾与点也!”的感慨!在《论语·先进第十一》中记载：一次，孔子与他的学生子路、曾皙(点)、冉有、公西华一起谈论人生志向和理想时，曾皙的观点得到了孑L子的高度认同。曾皙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日：“吾与点也!”在曾皙看来，暮春时节，穿着春装，与几个朋友，到沂水去沐浴阳光，到舞雩
去吹吹风，尽兴唱着歌而归，这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志向。这种人生志向一方面反映了曾皙博大的胸怀，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与山水同乐和融入自然的生态伦理情怀。这正孔子主张培养“乐山乐水”的仁人志士的高尚理想情怀是一致的。孔子要培养的是既有仁者胸怀又能治世的理想君子人才，这种人才不仅会治世，还必须有“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这样才能实现儒家“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社会理想。
3．孔子生态伦理思想的社会实践——节用资源。孔子认为节用思想是君子应当具备的一种美德。“以约失之者鲜矣”。即很少看到有人因为节约而犯错误。在《论语》里，还可以找到同样的观点，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当然，孔子在对待人的生活态度上，并不反对求富。但是，认为应该遵从一种节俭的生活方式。孔子认为奢侈则会导致不谦逊，而节俭能使人朴素。在《论语》里，记载的“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和„礼，与其奢也，宁俭。是对孔子节用资源最好的表征。所以，孔子赞扬颜回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不仅主张他人节用俭朴，而且自己也身体力行做表率。“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和“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是孔子对其生态伦理思想的践行，也体现了孔子主张生活俭朴、节用资源、讲究内在的道德修养和不追求外在奢华生活的君子品格。
二、孔子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1．遵循自然，敬畏自然。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必须应该认识到自然界是一个有着自身客观规律的有机整体，人类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必须以遵循自然客观规律为前提。如果忽视或失去这个前提，那么，必将动摇人类自身生存的基础，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为人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以自然界的存在为生存基础，一旦自然界生态系统的平衡被打破了，受害的决不仅仅是人类以外的其他物种。近年来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给人类生存所带来的灾难就是最好的注释。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倡人类要敬畏天命、树立君子人格、维护生态平衡和人类社会健康发展。当今社会我们更应效法孔子敬畏天命的君子人格，培养自觉遵循自然规律和敬畏自然的生态伦理意识。当然孔子的“畏天命”是认为天命决定一切，这与其生活的时代和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能力密切相关。
今天，人类对自然有了较为全面和科学的认识，但是绝不意味着，人类可以肆意妄为、凌驾于自然之上。其实，在上世纪中期，阿尔贝特·史怀泽就提出了以“敬畏生命”为核心的生命伦理学。当然，他作为生物中心主义的早期代表，把自然界提高到神圣的地位，忽视了人类在社会发展中应有的作用，有一些偏激。但是，孔子和史怀泽的„敬畏生命”的理论智慧，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途径和思考。当下水土严重流失、臭氧出现空洞、温室效应加剧、酸雨频频降落、水质下降、水源枯竭等等，使人们在享受现代生活的同时，不得不面临疾病与死亡的威胁。面对严酷的生态环境，我们应该以孔子遵循自然和敬畏自然的生态伦理智慧指导人们的行为，解决现代生态困境。
2．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由于大自然给人类提供了休养生息之场所，提供了丰
富的物质生活资料，人类应当热爱大自然。孔子十分热爱自然，对于谷物瓜果之类，坚持“不时，不食”。大自然是客观存在的，并且与人类的生存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热爱她，还要保护她。孔子从仁学出发，本着惜生和重生的原则，主张对自然界及自然界之物施以爱心，呼吁取之以时、取之有度，并带头实践自己的主张。我国有句古训：“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孔子正是依据这一古训，把伦理行为推广到生物，认为不以其时伐树，或不按规定打猎是残害天物，是不孝的行为，应反对这种行为，并提倡“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麂卵”“的生态伦理主张。孔子这种对待生物的态度已融人了浓浓的道德情感，也体现了对自然规律的深刻洞悉，表征了博大仁爱的伦理情怀和极致的生态伦理智慧。今天，人类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环境效益，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致使物种的多样性不断减少、森林面积锐减、土壤沙化、草场严重退化等。所以，人类必须热爱自然、保护自然，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共赢”的发展模式。
从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发展看藏族传统生态伦理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当代生态伦理学与藏族传统生态伦理都主张尊重自然界一切生物的生命权和生存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存在.但是两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当代生态伦理学是高度发展了的工业文明的产物,而藏族生态伦理是藏族先民自古以来在高原实施的一种民族的生活方式.同时藏族生态伦理是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之上的.以积极肯定的态度尊重和挖掘藏族传统文化的.价值,使其得到发扬光大,是保护当前高原生态环境的需要,也是创造新的生态文明的需要.
作 者：南文渊 作者单位：大连民族学院,辽宁,大连,116600刊 名：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QINGHAL NATIONALITIES INSTITUTE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30(4)分类号：B82关键词：当代生态伦理学 藏族传统生态伦理 比较研究 继承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生命伦理,生命,当代价值
生命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物质载体, 也是实现人的存在之终极价值的重要依托。作为一个自人类诞生以来便始终存在, 并无时不为人们所关注和思考着的问题, 生命在本质上是人类存在的根本标志, 也是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对于生命问题的历史追问, 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回顾与总结的层面, 而应该进一步探讨其当代的价值。我们发现, 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以儒释道三大家为代表, 都对生命、生死以及养生等生命伦理问题进行过深入的反思, 并且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架构, 为我们深入探讨、分析甚至解决当下社会所遇到的种种人生困惑, 处理好天—人、群—己与身—心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中国传统生命伦理思想对生命价值的追问以
及对生命的珍视, 能启发我们树立起正确理解和对待生命的价值取向
对于生命之定位及其存在价值的追问, 是我国古代思想家们始终沉思和讨论的话题。在对人类生命的重视问题上, 儒家就曾提出过“天地之性, 人为贵”和“人有气、有生、有知, 亦且有义, 故最为天下贵也”的观点。道家的老子在《道德经》中则认为人与天地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道大, 天大, 地大, 人亦大。域中有四大, 而人居其一焉”。慈悲为怀、敬重生命的佛家则认为“人身难得, 佛法难闻”, 并在此基础上将“不杀生”列为“十重禁戒”的首要行为规范。
由上可以看出, 中国传统生命伦理思想以儒释道之生命观为基本要义, 他们均认为人的生命最为重要和根本的, 而敬畏生命, 关爱万物则是其首要的立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云:“敦彼行苇, 牛羊勿践履。方苞方体, 维叶泥泥”。这是运用最为质朴的语言所表达出的我们的祖先对待生命的基本态度。生命永恒, 中国传统生命伦理思想包涵着丰富的崇生爱物、生命至上的思想, 对于我们深刻反思当下生活中的生命危机, 重塑生命认同, 追求生命的真谛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当今社会, 随着科技水平的迅猛提升, 全球化经济的触角伸展到了各个角落, 人类的生存状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然而, 科技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物欲的急剧膨胀, 使人们的目光越来越聚焦于对身外之物的掠取, 偏离了生命的本真意蕴, 其结果则是物欲遮蔽人们的生命本性, 人们在疲于奔命中沦为身外之物的奴隶, 终日为了追逐财富而忧心忡忡、患得患失, 最终导致了生命的异化。面对这样的现状, 中国传统生命伦理思想中对于生命及其内在价值的审视, 将有助于引导人们重新去思索生命的本质和人之所以为人的真正内涵, 以此来引导人们挣脱物欲的枷锁, 回归生命的本真状态, 进而创造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
二、中国传统生命伦理思想的乐观人生、超越生死的根本态度能启发我们更好地解读生命、超越生命的局限
生死问题是人类诞生以来所面对的除生命本质以外的另一个根本性问题, 是关于生命之价值追问的重要议题。儒释道均认为, 人的生和死是自然规律, 是自身所不能左右的。孔子曾说过“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人类既然无法改变肉体生命的存亡, 那么就应该努力通过创造社会价值以及精神上的超越来提升生命的价值。道家则认为在珍视肉体生命的同时, 要以积极而超越的态度对待死亡, 以此来突破生命的有限性, 达成“死而不亡”的人生追求。佛家提出了死生皆苦的观点, 并指出只有摒弃欲念, 正视生死, 由“听闻正法”而“发大菩提心”, 再致“理行结合自度度他”, 最终方能了脱生死轮回, 进入“涅槃”的境界。
在中国历史的视野中, 以儒释道之生死观念为重要内容的中国传统生命伦理思想始终坚持从生死问题本身所蕴含的自然主义属性出发, 各自从不同的视角, 以不同的方式阐释了对生死问题所应坚持的根本原则。其中, 无论是儒家对于“生生不息”之理念的建构, 还是道家对于“死而不亡”之理论的阐释, 抑或佛家对于“涅槃”成佛之境界的倡导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中华先哲们正视生死、豁达人生的理性态度。而这种善于将人们对于生命与人生之理性认知和对于理想生命境界之热切的追求有机整合起来的致思模式及其所形成的理论体系则使以此为基本内涵的中国传统生死观获得了足以穿越时空的普遍意义。
在现代社会, 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社会生活的快速发展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享受, 但同时, 人们也往往容易沉溺于眼前的现实利益, 无暇顾及甚至不愿意去思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从而陷入更加浅薄和浮躁的境地, 茫然无助。另一方面, 随着人们改造自身和自然能力的提高, 尤其是随着克隆、基因等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 有些人开始幻想能够突破生命的自然规律, 实现肉身不死。面对如此之现状, 为了影响和启发人们清醒认识及把握生死问题的本质, 及时帮助他们扭转耽于物欲、贪生怕死的思想倾向, 从而树立起理性而科学的生死价值观, 切实提升生命的质量, 挖掘中国传统中的乐观人生、超越生死的生命伦理思想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
三、中国传统生命伦理中对修养身心, 德性人生的至善追求的思想能启发我们感悟和建设美好的和谐家园
修身养性, 求真保全是中国传统生命伦理思想的重要环节。儒家强调在“不怨天, 不尤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培养“善养吾浩然之气”;他们强调由“尽人之性”而“尽物之性”, 由“尽其心”而“知其性”, 由“尽物之性”而“赞天地之化育”并最终“与天地参”, 实现人类生命与天地自然的融合。道家创始人老子则主张为人处事应“见素抱朴, 少私寡欲”, 努力摒弃物欲诱惑, 做到“致虚极, 守静笃”, 从而达成“深根固祗, 长生久视”的目标。佛家主张从身心、群己和天人的维度来设计个体生命之内心世界的修炼;以“无忆、无念、莫妄”的心态, 超越生死, “见性成佛”;以慈悲之怀普渡众生、感悟佛性, 实现超脱。
任何生命形式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之中才能得以存在的, 人类生命当然也不例外, 这个环境便是宇宙自然。自然界之广阔的空间和丰富的资源不仅为一切生命的繁衍生息夯实了基础, 而且还为其进一步的发展与壮大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因此, 对于人和其他一切生命体来说, 大自然既是朋友, 更是母亲, 需要我们以感恩之心和伦理之情去梳理自身生命与自然之关系。同时, 需要指出的是, 在宇宙自然中生息化育的生命体之间也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这是因为, 就本质而言, 大千世界中任何生命体都既是自身的存在, 也是其他生命得以存在的客观需要, 这种利己性与利他性的辩证统一就必然使物种之间的共存共荣和相互制约成为必然。与其他生命相比, 由于独特的理性认知能力和社会属性的存在, 人类拥有更为寥廓和复杂的存在空间, 但其与自然万物以及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休戚与共之关系也是不容质疑的。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 儒释道的养生观念构成了中国传统生命伦理思想的显著特色, 他们着眼于个人的身心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建构, 希望以此为人类塑造理想的德性人生和德性社会。在这些工作中, 儒家“亲亲”、“仁民”和“爱物”的思想, 道家“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为一”的理念以及佛家“依正一体, 依正不二”的教义无不闪烁着真理的光华, 并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当今社会, 人们的物质生活随着经济飞速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改善, 随行的则是工具理性的肆意妄为。人们过分迷信科技的万能、片面追求眼前的经济效益和物质利益, 造成现代社会的过度开发和野蛮增长, 最终呈现的是逐渐失衡的生态系统、陆续灭绝的物种和不断恶化的自然环境。人们在当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不仅自身生命本体出现物化趋势,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日益疏远和冷漠, 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的巨大落差更使得其生命质量急剧下滑, 痛苦感与无力感蔓延。由此, 我们期望通过对中国传统生命伦理思想中修身养性的理论观点进行批判继承和创造性发挥, 最终建立起人人相亲、各得其乐、天人相契的和谐家园做出有益的探索, 以期为人类实现自身的灵魂救赎。
早在一百多年前, 恩格斯就曾经对人类之生命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做过形象的说明, 他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 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 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 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 即种的蕃衍”。作为人类之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性前提和基本载体, 生命之于人类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因此, 理解生命的本质, 诠释生命的真谛, 树立对于生命问题的正确态度便成为古往今来众多思想家的核心话语。以儒释道为主流的中国传统生命伦理思想中关于生命、生死以及养生等问题的理论建构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伦理倾向的集中体现, 也代表了儒、道和佛学思想家们对于生命、道德和人生等问题的深刻反思。在当今我国上下大力贯彻以“以人为本”之理念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 努力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背景下, 认真挖掘并批判继承中国传统生命伦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和致思模式, 对于我们在新时期有效增强人们的生命伦理意识, 建立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提升生命境界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参考文献
[1]唐思鹏.佛教的生死观[J].国学论衡, 2007, (4) :230-234.
技工院校在校生70%以上来自农村和乡镇，这些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往往存在素质不高的问题。而在高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技工院校又普遍重视对学生技能操作技术的培养，往往忽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从而导致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建设滞后、德育教师队伍力量比较薄弱、教学内容与时代发展严重脱节、校园文化和学生社团建设相对滞后等问题，这种现状致使技工院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对学生失德行为纠治乏力。我国传统伦理思想是中国五千年灿烂文化的智慧宝藏，其思想核心为“忠、孝、仁、义、礼、智、信”。而技工院校的学生在校期间正是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学校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与中国优秀传统伦理思想紧密结合起来，积极倡导学生学习传统国学文化，丰富传统伦理思想教育形式，充分发挥其育人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格。
一、以传统 “报国以忠”的伦理思想对学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技工院校学生多数来自农村贫困家庭，出身单亲家庭、接受简单粗暴教育的情况较多，形成部分学生玩世不恭、思想偏激、自卑封闭等性格，导致学生对家长、老师、学校和社会都缺乏一定的认同感和责任感，主要表现为爱国爱家意识淡薄、崇洋媚外现象严重、待人接物缺乏忠诚等。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爱国思想，从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到南宋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再到清代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报国故事更是举不胜举，比如汉朝霍去病扫荡匈奴、宋朝岳飞抗金、明朝戚继光抗倭等等。这种“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思想不仅是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支柱，也是评价个人道德品质的重要标准。学校可利用学生班会、校园广播、宣传橱窗、辩论活动、主题团日等方式，向学生介绍和宣传我国传统爱国思想和报国故事，使学生切身感受到爱国主义的内涵，唤起内心深处由衷的爱国主义情怀。
二、以传统“事亲以孝”的伦理思想对学生进行知恩感恩教育
技工院校学生年龄多在14～19岁间，且独生子女较多，逆反心理和自我中心思想严重，稍不如意便对父母和老师横眉冷对、横加指责，毫无孝悌可言。“事亲以孝”是我国传统伦理的核心思想之一，随着人们长期的道德实践，“百善孝为先”已经成为人们主流的价值取向，以及维系家庭共同体和社会和谐的道德规范。当前技工学校教育的课程中，更多关注于学生技能技术的培养，缺乏“孝悌”伦理思想方面的内容。而“孝悌”的伦理思想对当代技工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学生只有有了“孝悌”之心，才会有感恩之举。因此，学校应把“孝悌”思想与感恩教育有机结合起来，积极营造校园内的感恩氛围，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学生感恩教育活动，让学生积极参与其中，亲身进行道德实践，在不断耳濡目染的熏陶下内化道德准则，进而形成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友爱同学的道德习惯。
三、以传统“爱人以仁”的伦理思想对学生进行奉献意识教育
技工院校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时期，更易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网络不良信息和社会不良风气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学生在生活和学习方面、荣誉与利益面前只顾自己、不顾他人，对于他人和社会缺乏应有的爱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严重，社会责任感和奉献意识淡薄。在我国传统伦理思想中，从孔子的“仁者爱人”到墨子的“兼相爱”，再到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高尚情怀和道德情操，无不体现我国传统助人为乐、乐于奉献的伦理思想。学校应以培养学生仁爱之心作为伦理道德教育的基点，在学校团委主导下，成立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利用周末和节假日时间，深入到住宅社区、养老院、福利院等社会公共场所，开展义工劳动、慰问走访、助残行动、扶贫助困、防艾宣传等主题的志愿公益服务活动。同时不断创新服务内容和活动形式，让志愿者活动渗透到社会各领域，使技工院校学生亲身进行道德实践，有利于培养学生助人为乐、乐于奉献、舍己利人的高尚品德，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好校园风尚。
四、以传统“取利以义”的伦理思想对学生进行义利观教育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义”和“利”不能分割，从而形成人们的义利观。所谓义利观，是指人们如何对待伦理道德和物质利益的关系。技工院校的学生受年龄和价值观限制，不能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在价值取舍上存在重利轻义、先利后义和自私自利的现象。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主张“重义轻利”“先义后利”和“公义至上”，这里的“义”主要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正义”，指的是合宜的道德行为或道理;二是“义气”，指的是主持公平公正。这里的“利”，指的是物质利益和功利，包括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利益。学校应充分利用我国传统义利观的经济伦理思想资源，着重对学生进行义利观教育，让学生在价值取向上认识到要先义后利、先公利后私利、先集体后个人，帮助当代技工院校学生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五、以传统“待人以礼”的伦理思想对学生进行文明禮仪教育
技工院校学生素质受生源质量差的影响，学生的不文明和失礼行为较多。众所周知，我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礼”的思想在我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孔子认为造成周朝大乱、诸侯争霸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礼”的破坏，因此他一生倡导“克己复礼”。汉代也曾专门为社会制度、礼仪制度和人们观念的继承和变化编纂了一部关于礼学的论著——《礼记》，成为士者必读之书。我国传统伦理思想认为，“礼”是由“数”与“义”两部分组成的，“数”是指具体的礼仪，制定了一系列繁琐而又具体的封建礼仪制度;“义”是指关于“礼”的哲学理论，形成了一整套系统而又丰富的“礼”的哲学思想。“礼”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接人待物处事的道德规范，它不仅是一种外在的行为规范，还是一种内心的道德自觉。学校应从学生内心和外在两方面培养学生文明礼仪的良好道德规范。一是通过制订校规班规，用制度约束学生行为，让学生从内心上知礼，形成恭敬谦卑之心;二是通过引导学生运用礼仪，让学生从外在上要行礼，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六、以传统“诲己以智”的伦理思想对学生进行技能成才教育
选择技工院校的学生多半遭受中考失利的挫折，易产生厌学情绪，在学业上往往不思进取，学习态度不够端正。我国传统伦理思想认为，“知有所合谓之智”，也就是说“智”不仅仅是人们自身拥有的智慧，还要做到认识和客观相符合，明白自己身处什么样的环境、该做什么样的事情、用什么方法做事情。学校应结合传统文化“智”的伦理思想和优良传统，深入开展入学教育、职业规划等活动，使学生在正式学习某项专业前，对职业意识中的立业、敬业和创业有一个积极正确的认识，从而激发学生对本专业学习的热情，努力学好技能知识，练就过硬技术本领，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有用之才。
七、以传统“交友以信”的伦理思想对学生进行诚信意识教育
部分技工院校学生存在同学间缺乏信任、学习上考试作弊、社会上简历假冒等失信行为。在我国传统伦理思想中，“信”是人们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和立身处世的根本原则。在诚信的重要性方面，孔子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思是说人要是失去了信用或不讲信用，不知道他还可以做什么。在交友方面，孔子认为“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意思是说交朋友的时候，一定要守信用、讲诚信、重承诺。可见“人无信而不立”。学校应积极倡导诚实守信的美德，通过讲述“范式张劭交友重诚信”等生动形象的诚信故事，唤醒学生内心深处的诚信意识，进而确立以诚立身、以诚立业的职业道德。
论文摘要：“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它的构成涉及到血缘基础、心理基础、人道主义、个体人格和实践理性等因素，具有利弊共存的特征，对后世的中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对孔子伦理思想中“仁”的建构进行分析。也是对“仁”的形象予以立体还原的一种较好办法。
论文关键词：孔子;伦理;仁;孝悌;礼;
一、“仁”的结构因素
孔子伦理思想中的“仁”是由五个方面的因素组成。诸因素相互依存、渗透或制约。从而具有自我调节、相互转换和相对稳定的适应功能。正因为如此。它就常常能够或消化掉或排斥掉外来的侵犯干扰。而长期自我保持延续下来。构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思想模式和文化心理。在塑造汉民族性格上留下了重要痕迹。而构成这个思想模式和“仁”结构的因素分别是血缘基础、心理基础、人道主义、个体人格和实践理性。
1、血缘基础。孔子心目中的“仁”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孝”、“悌”通过血缘从纵横两个方面把氏族关系和等级制度构造起来。这是远古到殷周的宗法统治体制即“周礼”的核心。这也是当时的政治。“是亦为政”。亦即儒家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春秋时代和当时儒家所讲的“家”。不是后代的个体家庭或家族。而是与“国”同一的氏族、部落。所谓“平天下”，指的也是氏族——部落(诸侯)——部落联盟(天子)，整个系统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孔子所谓的“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意思，它们都是要恢复原有的氏族部落国家。孔子把“孝”“悌”作为“仁”的基础。把“亲亲尊尊”作为“仁”的标准。以维护氏族家长传统的等级制度。反对“刑”、“政”从“礼”、“德”中分化出来。都是在思想上缩影式地反映了这一古老的历史事实。恰如恩格斯所说：“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
2、心理基础及人道主义。“礼自外出”。“礼”本是对个体成员具有外在约束力的一套习惯法规、仪式、礼节、巫术，包括“人则孝。出则悌”等等，本也是这种并无多少的道理可讲的礼仪。例如。为孔盂所强调的“天下之通丧”、“三年之丧”，可能便是一种由来已久、要求人们遵守的礼仪传统。从而，在“礼坏乐崩”的时代浪潮中。很自然地发生了对这套传统礼仪亦即氏族统治体制的怀疑和反对。当时。对“礼”做新的解释的浪潮已风起云涌。出现了各种对“礼”的说明。
孔子把“三年之丧”的传统礼制。直接归结为亲子之爱的生活情理。把“礼”的基础直接诉之于心理依靠。这样。既把整套“礼”的血缘实质规定为“孝悌”。又把“孝悌”建筑在日常亲子之爱上。这就把“礼”以及“仪”从外在的规范约柬解说成人们心中的内在要求。把原来的僵硬的强制规定。提升为生活的自觉理念。把一种宗教神秘性的东西变为人情日常之用，从而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溶为一体。“礼”由于取这种心理学的内在依据而人性化。因为上述心理原则正是具体化了的人性意识。由“神”的准绳命令而变为人的内在欲求和自觉意识。由服从于神变而为服从于人、服从于自己。这一转变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中并没有高深的玄理，也没有神秘的教义。孔子对“礼”的规定解释。更平实地符合日常生活。具有更普遍的可接受性和付诸实践的有效性。在这里重要的是。孔子没有把人的感情心理引导向外的崇拜对象或神秘境界。而把它消融满足在以亲情关系为核心的人与人的世间关系之中。而不必去建立另外的神学大厦。这一点与其他几个要素的有机结合。使儒学既不是宗教。又能替代宗教的功能。扮演准宗教的角色。
这一因素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表明“仁”是与整个社会(氏族——部落——部落联盟，亦即大夫——诸侯——(国家)——天子(天下)的利害关联相互制约着，而成为衡量“仁”的重要准则。
在上述礼坏乐崩、周天子也无能为力、原有外在权威已丧失其力量和作用的时代，孔子用心理原则的“仁”来解说“礼”。实际就是把复兴“周礼”的任务和要求直接交给了氏族贵族的个体成员，要求他们自觉地、主动到、积极地去这一历史“重任”。把它作为个体存在的至高无上的目标和义务。孔子再三强调“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远乎矣，我欲仁，斯仁至矣;”“当仁不让于师;”“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等等。表明“仁”即非常高远又切近可行。而这一切外在的人道主义、内在的心理原则以及血缘关系的基础，都必须落实在个体人格塑造上。
3、个体人格和实践理性。儒家强调“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固然仍是要求保持氏族首领遗风。同时却又把原来只属于这种对首领的要求推而广之及每个氏族贵族。从而。也就使所谓“制礼作乐”不再具有神秘性质。“礼”不再是原始巫师等的专利。而成为成员均可承担的历史责任和至上义务。这当然极大地高扬了个体人格。提高了它的主动性、独立性和历史责任感。而所谓的“实践理性”，作为一种理性精神或理性态度。与当时无神论、怀疑论思想的兴起是一致。孔子对“礼”作出“C—”的解释。在基本倾向上符合了这一思潮。不是某种神秘的狂热的压迫，能够冷静的、现实的合理的态度来解说和对待事物和传统;不是禁欲或纵欲式地放任情感，而是用理智来引导、满足、节制情欲：不是对人对己的虚无主义或利己主义，而是在人道和人格的追求上取得某种均衡。对待传统的宗教鬼神也是如此。不需要外在的上帝的命令。不盲目服从非理性的权威。却仍然可以拯救世界(人道主义)和自我完成(个体人格和使命感)，不厌弃人世，也不自我屈辱。一切都放在实用的理性的天平上加以衡量和处理。
这种理性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践的特点。即它不存在理论上去探讨、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并不认为不必要去进行这种纯思辩的抽象。重要是在生活中如何妥善处理它。所以。儒学才如此现实。
如前所述，作为结构，部分之和并不等于整体。五因素机械之和不等于“仁”的有机整体。这个整体具有由五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反过来支配它们的共同特性。
二、孔子伦理思想中“仁”的特征
1、“爱有差等”。是孔子“仁”的第一个特征，对传统的超越必然要求对传统的清理。“爱有差等。这是儒家伦理思想中最荒诞、最黑暗的思想。”孔子的“仁”推崇的是那个有差等的、不可普遍化的爱。是“一种特殊的爱”。“亲亲互隐”只是“亲亲”间的“互隐”，绝对不会“隐”到“亲亲”之外去。也即说不可能推及每个人，否则“亲亲互隐”就没有意义了。“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小人”是没有资格成为“仁人”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阳货》)女子也不可能成为“仁爱”的对象的。或去“仁爱”别人的：甚至于“夷狄”连人都算不上。大概想“杀身成仁”的可能都没有。
2、无违关系伦理，是“仁”的第二个特征。所谓“无违”。在下者对在上者的爱，往往表现为对后者的顺从，孝顺便是如此：而在上者对在下者的`爱，则往往被看成是恩惠，所谓恩从上来。“养民也惠。”(《公冶长》)普遍的仁爱原则受到“爱有差等”的阻隔，血缘关系的亲情至上压抑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颜渊》)的博爱思想，“为仁由己”的自由意识演变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同上)的强制。因此。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所谓的“人情”实际上是关系伦理的作恶运用。不得不说。贪赃枉法、假公济私等行为是与之有关的。李泽厚先生在他的《论语今读》的前言中这样讲到：“孔子和儒学一直强调以‘亲子之情’(孝)，作为最后实在的伦常关系以建立‘人’——‘仁’的根本，并由亲子、君臣、兄弟、夫妇、朋友‘五伦’关系辐射交织而组成和构建各种社会性——宗教性情感”。
3、维护等级制度的人性之爱。是“仁”的第三个特征。儒家的仁”是一种人性的，道德的爱。并且不象基督教那样是神性的博爱。“仁”是具有现世意义的。“人皆可为尧舜”。成名成圣的途径是可以通过完善道德来实现的。这样。就鼓励了无数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死于儒学的祭台。举个例子。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氛围中。若公公和媳妇私通。作为儿子。即使知道自己的妻子是被逼迫的，但也要牺牲妻子，为其父隐。这。就是儒家的伦理!儒学不具备普世伦理。其所宣扬的“仁”爱亦是有局限性的。尽管孔子提出了“四海之内，的博爱。在孔子那里。爱人是有亲疏、厚薄、远近之分的。首先，便要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及其家族，所以。与耶稣所主张的要离间父子之爱等亲情之爱来实施人人平等的博爱不同。“仁”是维护氏族等级制度的。是带有阶级性的。
儒学的宗教信仰不是全民性的。做错事的时候首先要对祖先忏悔。中国人以人学代替神学。以祖先崇拜代替上帝崇拜。儒家崇拜生殖，在《易》和《礼》里，发挥得很详尽。他们认为天地是宇宙问之最伟大的阴阳两性;天地之所以值得崇拜。不在天地单独或分离存在时之“体”。而在天地合作时之“用”，即所谓的“生生”，用应同一的理由，所以儒家主张祖先崇拜，因为祖先无异与吾人的天地。所以孔子的“仁”以“孝”为先务。“孝”是修“仁”的入门方法。儒学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终极关怀。而它所关注的是现实意义上的。西方人向上帝追求真理以弥补自己的有限和不足。而儒学从血缘代代相传(更具现实意义)来突破人类自身生命的有限而达到无限。同时。祖先崇拜强化了宗法制的社会结构。有利于专制主义的实行。造成中国人的一种奴性性格。
4、服务于政治的非宗教文化。是“仁”的第四个特征。何谓“宗教”?宗教之“宗”。乃心灵的归依。“教”乃“教化”的意思。宗教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产物而非迷信。宗教世界观要求人们过着禁欲生活，物质欲望是罪恶之源。中国没有自己的宗教。尽管许多的学者或从民族主义的情绪出发提出了儒学即儒教的观点。
当代中国生态伦理思潮兴起于20世纪80、90年代,这一思潮的崛起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和历史渊源、理论依据.尽管西方学者较中国更早地系统关注生态伦理问题,但中国古代学者著述中关于生态伦理的直观、朴素的生态伦理思想和生态伦理规范仍具有积极的价值,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伦理思想对中国当代生态伦理思潮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 者：刘小勤 作者单位：昆明医学院,社科部,云南,昆明,650031 刊 名：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IZHO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年，卷(期)： 21(4) 分类号：B82-058 关键词：生态伦理思潮 现实背景 理论渊源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
从 201x年起，广西在全区持续开展“美丽广西”乡村建设活动，以“清洁家园、清洁田园、清洁水源”为切入点，目标是清洁环境、美化乡村、培育新风、造福群众。随着工作的深入，建立农村长效保洁机制成为“清洁乡村”活动的难题。开展培育乡村新行为、新习惯、新风尚活动愈来愈显得重要，丰富而独特的生态伦理观念在民族地区农村长效保洁机制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拟就其现实价值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广西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
民族文化是民族思想观念和精神性格的载体。
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山歌谚语、民间传说、朴素信仰、神话故事、习俗禁忌、村规民约以及日常生产生活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它们或以文字记载，或以祖传父教口口相传的方式散播于民间，表现出自觉性和朴实性，形成了一定的感召力和约束力，铸就了生命平等、相互依存、平衡协调等生态伦理观念，形成了约定俗成的环保观念和生态习俗。
正是在这种生态伦理的熏陶之下，少数民族群众把本民族固有的生态观念、行为规范和朴素信仰等内化为自我认识，从而获得了对万物平等、和谐共生、互惠共荣等广西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观念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外化为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调节和制约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维系着生态的平衡，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一)适度开发的发展观
为保护和使用好山林、土地、水源等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和谐，实现永续发展，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带有生态伦理价值取向的村规民约和保持生态平衡的伦理规则。苗族“榔规”就规定了大家应守的规章法度，凡有损害生态行为，均会招致“地方不依，寨子不满”,村寨要按“榔规”严格问责。要求每个村屯成员要自觉爱护山林、土地等集体财产，保护自然资源。在村规民约中，许多都有禁止伐林毁林、滥捕野生动物明文规定，要求尊重自然，适度利用资源，决不能搞掠夺式、破坏性开发，折射出强烈的生态伦理价值观念和生态伦理意识。广西瑶族等少数民族独具特色的“种树还山”植树造林制度，盛行于广西中部的大瑶山、大苗山。以广西金秀地区为例，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从事游耕农业的过山瑶，积累了丰富的培育林木实践经验，而山林的所有权并不归他们拥有，只能租种。
除了每年缴纳部分实物地租外，还被要求为山主在山上种满树木。山主虽然利用和发挥了过山瑶擅长培育林木的优势，却维系了“种树还山”的传统。
(二)普遍约束的习俗观
少数民族大都有对天、地、水、山、树、石或动植物的禁忌和独特习俗，充盈着浓郁的生态伦理气息。即使为了生存不得已开采自然，他们也会怀着深深的愧疚感，从而使民众形成了感恩自然、敬畏自然的意识。譬如，侗族称首次剥棕片为“开棕门”,要求不能站着“开棕门”,必须双膝下跪，虔诚地请求树神的原谅。并且，剥棕片一般要由有经验、熟练的人来做，唯恐棕片割深了、剥多了，会伤害到棕树。
不少山地少数民族在开山种地之前，总要举行祭祀土地神、树神的仪式，目的是为了获得神的原谅。苗族群众在砍树之前，长辈总要先往自己掌心吐口痰，代表着伤害树木是一种过错。同时要对山神土地公发誓砍一种百，以求宽恕。仫佬族人劝告世人不要打鸟、不要放火烧山等习俗。这种万物平等的观念有利于维护生态平衡。
(三)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观
广西属于欠发达后发展的边疆少数民族大省，曾经有人将广西的地貌概括为“八山一水一分田”.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在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中生活，普遍遵循取物不尽、取之有度、用之以时的自然法则，因而形成了有利于保护森林资源的独特生产方式。壮族的《贺新居歌》唱道“:门前有条古宝树，儿孙常穿公子杉;门前有条古宝树，两只鹦鹉对面啼。”[1]
广西融安地区的谚语道：“家有千株棕，一世不愁穷”“荒山变林山，不忧吃和穿”[2].广西都安瑶族的《说亲词》唱曰“:双手种下摇钱树，金山银岭靠人造。”[3]890广西贺州的谚语：“种竹种木，世代享福”“家有百棵树，不愁吃穿住”[4]73……侗族民间素有封山育林、植树造林、爱林护林的优良传统，前人栽树、后人享福的朴素观念，许多侗寨营造儿孙林的习俗一直流传至今，让孩子们与树木一同成长。
各少数民族对于捕猎活动有严格的规定，禁忌捕杀动物幼仔，也禁忌在野生动物繁殖期狩猎。明确地限定了捕猎的时节和猎捕动物的种类、数量，从不乱捕滥猎。在挖山折耳根、山薯时，也不乱采滥挖，自觉地将连接藤蔓的一小段山薯复埋入土中以期再生。体现了尊重自然、遵循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可持续发展。
(四)万物有灵的认知观
广西少数民族的宗教大都敬畏自然、敬重神灵，认为自然之力是神圣而庄严的，人必须尊崇它。
不能肆无忌惮过量索取资源，否则就会招灾。例如侗族人有“树大有神，石大有鬼”的宗教观念，认为村寨附近的古树、巨石是守护家园的神灵。特别是水井边的古树，成为人们烧香祈福的去处。一些当地群众带着自己心爱的儿女祭拜大树，目的是期盼树神护佑他们平安茁壮地成长。据那坡彝族的传说记载，远古有位彝族头领率众御敌，因敌强我弱而被敌追赶，不得已躲进茂密的金竹林里，遂以金竹为弩对敌人进行还击，反败为胜。彝族人民感激金竹的救命之恩，每年祭祀，由此形成一年一度的“跳公节”.广西壮族，有出于感恩的心理而形成的祭树拜林习俗。红水河流域的壮族，每年农历正月所过的青蛙节，传说青蛙是雷神之子，曾为久旱的人类向雷神求情降雨。仫佬族人的依饭节是对曾受恩于其先祖神灵的还愿。[5]
牛诞节是为了表达对帮助仫佬族人劳作的耕牛的谢意。这种知恩图报意识渗透到人与自然之间，体现了少数民族先民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
(五)和谐相处的价值观
广西金秀瑶族的《满月酒筵彩话》唱道：“愿你家金童，长得像深山楠竹，活得像崖上青松。”[6]广西融水地区的侗族《发彩竖新屋歌》唱：“生男壮像杉木树，生女好比竹笋齐。”[7]侗族古歌唱道“:鲤鱼要找池塘中间来做窝，人们也会找好的地方来落脚，我们祖先开拓了路团寨，建起鼓楼就像大鱼窝。子孙万代像鱼群，红红绿绿出出进进多又多。”[8]广西贺州瑶族谚语称“:绿了荒山头，千沟清水流。”[4]973广西都安瑶族的《说亲词》唱道“:树矮无鸟站，门低没客来”“是水才有鱼虾游恋”“是林才有山鸟啼鸣。”[3]889-890巴马布努瑶的“敬碗酒串肉”词唱：“千谢万谢哎，鹰谢千重山，鸟谢万重岭，山高才有鹰站的地方，岭大才有鸟飞的竹林。千谢万谢哎，鱼谢千江水，星谢万重天，水长才有鱼来游，天高才有星子亮。”反映了少数民族生态伦理中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对自然的亲情与依存、互惠共荣意识，以及维持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
二、广西少数民族生态伦理的现实价值分析
广西各少数民族在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的生态伦理观念，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不成熟性和非系统性，甚至少部分含有宗教迷信色彩，但它对于民族地区发展的帮助却是多方面的。其直接帮助是广西保持了“山清水秀生态美”的自然环境，森林覆盖率达 61.4%,居全国第三位，“生态、经济、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生态优势进一步转化为发展优势，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间接帮助主要是思想观念方面的启发，通过向民众传播生态意识、绿色发展理念，传递行为准则、价值认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一) 为民族地区农村长效保洁机制提供伦理借鉴
“美丽广西”乡村建设活动需要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的生态文明意识和素质，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引导农民绿化村屯，自觉养成科学卫生健康的新风尚、新习惯，自觉改善生活生产环境，共同建设生态家园。要提高群众增绿爱绿护绿意识，真正把“生态乡村”活动当成自己的内在需求和自觉行动，就必须树立公共意识、规范公共行为、践行公共道德、优化公共环境。李萍教授提出现代道德教育的可接受性原则和发展性原则[9],对笔者启发很大。可接受性原则是要在研究接受主体需要、动机等的基础上，引导、调动接受主体的接受兴趣，使道德教育与主体的道德需要相吻合。有鉴于此，帮助村民制定完善村民公约，引导村民建立健全农村环境管理长效机制，成为破解“生态乡村”活动中难题的关键。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虽不像法律法规那样系统和规范，但它却有着普遍的约束力，对该地民族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起了基础性的支撑作用。
久而久之，已然内化为少数民族约定俗成的生态环保意识和行为规范。这种长久延续的代复一代的规训被认为是常识道德，尊重规则或守规则被看作是一个人的本分，一个人应当做的事，而不去追问这些规则成为规则的原因。所以，当一个人由于自己的疏忽或不够努力而没有履行行为规范时，常识道德就会给予最严厉的指责。基于常识道德基本点的交往伦理学是关于人们的基本交往实践事务的基本责任的伦理学。[10]
人们只有在家庭、朋友、村落、社团等共同体的交往中通过履行这些基本责任才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只有在与自然打交道中通过履行这些基本责任才不会被指责和惩罚。
(二)为民族地区农村科学发展注入文化动力
文化而润其内，养德以固其本。广西少数民族为适应环境而进行的文化调适，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性互动关系构成了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色彩的生态文化。其所信奉的敬畏自然、尊重生命、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文道德理念，滋补和丰富了中华伦理文化的内涵。具有整合凝聚民族心理功能，协调和规范人际行为功能，保存和传递生活习俗功能，调控人类与生态环境关系功能，为民族地区农村科学发展注入文化动力。广西坚持把“美丽新田园”、“美丽新菜园”、“美丽新果园”、“美丽新蔗园”活动与新农村建设、生态建设、产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乡土文化与民族特色的传承和彰显。[11]
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 20 世纪 80 年代初经济发展十分落后，当地群众为养家糊口，大量伐薪烧炭，造成水土流失严重，生产生活环境日趋恶化。为了改善生态、脱贫致富，恭城县引导农民大力发展一个沼气池带动一个小果园、小菜园、小猪圈、小鱼塘的“一池带四小”式庭院经济，造就了“养猪-沼气-种植水果”三位一体的生态农业“恭城模式”,人均水果产量及水果收入居广西第一。桂林市桃花江畔的鲁家村，因数百年生产豆腐的悠久历史有着“豆腐村”的美誉。几年前，随着豆腐制品源源不断涌入市场，桃花江受到污水直排的影响，村里的豆腐因水质影响不复从前“鲜美”,前来品尝豆腐美味的食客骤减，豆腐村面临挑战。随着桂林市“两江四湖”整治工程顺利实施，桃花江又恢复了青山环绕，绿水流淌。鲁家村建起近百栋颇具桂北民居特色的农家小楼，通过将传统的豆腐美食文化与旅游相结合，如今的“豆腐村”成为当地颇有名气的.“农家乐”景点，201x年 5 月荣获“广西特色旅游名村”称号。[12]
(三)为民族地区生态道德教育提供本土资源
“每个民族都是从自己丰富的民族文化中接受道德教育，沟通人际、代际关系的。”[13]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讲文明、讲清洁、讲卫生的良好风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的头脑中固有的。它不会自然产生，而是需要培育，需要教化。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观念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价值就在于延续至今令人回味的谆谆教化。它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14]
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蕴含着一种教人慎行、有度、扬善、惩恶的主流价值观和生态文化，延伸出“和谐、感恩、敬畏、积善”的生态道德和人格操守，渗透于普通百姓的观念、行为、交往等各个方面，于是便担负起了对民族群众进行道德教化的职能，并以此构成了民众最基本的道德基础和法则，也为民间社会的和谐生活与平民百姓的修身养性提供了实践智慧和人文关怀。康德曾以无比虔诚的语气讲过“,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时常、愈反复加以思维，它们就给人心灌注了时时在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15]
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里，大家都信守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就会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氛围。[16]
三、结束语
生态伦理作为人类生活的一种范式，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尽管广西少数民族传统生态伦理观念不够系统，但蕴含其中的少数民族世代传承的环保习俗和生态智慧，已然彰显了民族地区群众从自发到自觉的生态意识，并真实地体现出原生型伦理意识的朴素本质，凸显出广西各少数民族群众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认同和对其生存状态的道德体验，并努力使人与自然共生互利的积极因素内化为环境保护和生态重建的责任感，外化为自觉自愿维护生态平衡的实际行动。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挖掘、吸收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的积极因素，弘扬和传承其保护生态环境的优良传统，以通俗、有趣、有效和少数民族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包装德育内容，抢占农村文化阵地，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提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目标，以生态良好与人的幸福的双重建构为价值，以可持续发展为动力，探索农村特色的生态经济建设道路，在八桂大地上描绘山清水秀生态美的美好画卷。
参考文献：
[1]南宁师范学院广西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室。 广西少数民族民俗调查： 第二集[M]. 1982: 392.
[2]融安县志编纂委员会。 融安县志[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 564.
[3]都安瑶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 都安瑶族自治县志[M].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3.
[4]贺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贺州市志： 上[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
[5]阳崇波。 仫佬族习俗中的生态意识[J].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1)： 18-21.
[6]蒲朝军， 过竹。 中国瑶族风土志[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500.
[7]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 广西苗族社会历史调查[M].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1987: 166.
[8]杨权， 郑国乔， 龙耀宏。 侗族[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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