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伦理思想

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伦理思想

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伦理思想 篇1

上述政治哲学转向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是一种严重的挑战。如果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不能对当前政治哲学研究中的问题作出自己的有说服力的回答，它将在生活中进一步丧失话语权和影响力。自说自话的宏大叙事是没有市场的。

面对这种挑战，有的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甚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属于政治哲学或政治伦理学。这种观点其实是不能成立的。这是因为，第一，政治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核心问题。他们有大量关于政治问题，例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党等等的论述，但所有这些论述都是围绕一个中心展开的，这就是人类的解放。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总题目，政治理论只是它众多组成部分中的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政治哲学，显然是不妥当的。第二，就马克思恩格斯本人而言，政治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也不可能是一个独立的哲学领域，更谈不上用它统摄整个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伦理道德和政治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最根本的特点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按照这种历史观，道德与政治都属于上层建筑，它们的特点与发展均依赖于生产关系进而依赖于生产力，最终随着人的劳动实践引起的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他们对政治和伦理问题的哲学思考包含在唯物史观之中。离开唯物史观基本框架就政治谈政治、就道德谈道德，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是历史唯心主义。第三，政治哲学是用哲学的方法为现实的政治体制作出解释、辩护，或者从具体操作的层面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稳定、和谐进行政治设计。不论从哪个角度理解，它们都与革命家马克思恩格斯格格不入，因为他们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并不是说这样的政治哲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不能相容，而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本无意于旨在为现实服务的政治设计，他们不愿做这样的研究。

当然，我们可以本着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对现实生活中的公平、正义等问题加以研究，形成一种政治哲学理论，就像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建立的经济哲学、文化哲学、环境哲学等一样。这样做无可非议，不过，这样的理论只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不能说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因为他们本人没有这样的理论。在他们看来，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发展规律，因而也就从宏观上揭示了政治伦理和政治制度演化的规律。他们没有对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任何一个具体社会形态中的政治做过系统研究，像罗尔斯、哈贝马斯、哈耶克等政治哲学家那样。他们尤其没有从实现公平正义的角度出发探讨过政治设计的理论问题，因为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框架中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正义的，他们的宗旨是要埋葬这样的制度。

尽管如此，眼前正在发生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政治哲学转向，对于我们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思想，进而研究整个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还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即：我们可以突破一百多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势，从伦理道德的角度重新认识整个马克思主义，对它作出新的解读。或者换一个角度看，它启发我们思考，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能不能在当前这场政治哲学转向的背景下获得新的生机，为解决十分紧迫的现实问题作出贡献，自己也从而得到新的发展。顺着这样的思路，我们会发现：事实上，伦理道德问题在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远比我们以往的理解重要的多，它的地位十分重要，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从总体上看，整个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伦理学理论。以往我们之所以没有从这样的角度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因为我们自己还局限在过去长期形成的对伦理学的理解，把它主要看作关于个人行为规范的理论，是一种德性理论。这从根本上限制了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研究：第一看不到马克思恩格斯是伦理思想家，第二认识不到他们在伦理学领域完成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

就思想而言，马克思恩格斯是启蒙运动的产儿，是热烈的人道主义者。法国大革命后，人道主义是欧洲一切进步知识分子都认同的思想，马克思的父亲、岳父的思想也有明显的人道主义色彩。对于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德国来说，基督教中的“人道主义因素”，即对人的精神价值、人在上帝面前的平等、人作为上帝造物的神圣性等的高度肯定，使德国人面对西方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种.种社会不公、物对人的奴役、道德沦丧的现象无法平静。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的哲学都是对实现人与神、人的欲望冲动与客观性理性统一的尝试。成长于如此氛围中的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少年时期便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价值失落产生强烈不满，这在马克思中学时期的文章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就这一点而言，他与空想社会主义者、费尔巴哈是基本一致的。最能反映这一点的是马克思在1844年初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话：“德国理论的彻底性从而其实践能力的证明就是：德国理论是从坚决积极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0］他们认为，德国那样的封建社会以及英法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正是使人受到侮辱、奴役、遗弃与蔑视的社会。这段话说明马克思对旧社会的批判具有突出的道德色彩，这也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费尔巴哈所具有的。从人道主义出发，对旧社会的道德谴责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转变和由此形成的全部理论的逻辑起点。今日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等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马克思与他们的不同之处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把人道主义的真正实现寄希望于对社会，特别是对社会上层人物的道德说教上；费尔巴哈认为只要从哲学上说明了人的本质在宗教中丧失了，他的本质就可以回归；青年黑格尔派则像黑格尔一样迷信哲学的魔力，以为依靠哲学批判就可以颠覆整个旧世界；今天的政治哲学家们比较现实，认为利益和道德的结合通过政治哲学设计的良序社会就可以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则不一样，由于接受了法国唯物主义的影响，他们认为人的本质丧失，真正原因在于社会。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11］由于以上认识，在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到今天的政治哲学家们热衷于道德说教、哲学批判或者政治设计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把注意力集中在对社会的批判与改造上。至于如何批判改造旧社会，马克思恩格斯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他们发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意识到道德说教、哲学批判以及从道德原则出发的政治设计的空想性、苍白无力和唯心主义性质。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2］实际上是说要用实践的方式改造社会。这里说的“改变世界”，一方面是指社会革命，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指在劳动实践中发展物质生产力。

以上所说的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至于唯物史观，只是对他们所说的对不道德的旧社会加以人道主义改造的合理性的哲学论证；剩余价值学说则是为了揭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从而动员组织埋葬旧社会的物质力量；科学社会主义不过是关于从政治上“改变世界”的一些具体方法的探讨。他们所设想的代替不道德的旧社会的是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人从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状态中的彻底解放，是人的自由王国，是“最无愧于人的本性的社会”，是人道主义的彻底实现。这样的社会无疑是真正合乎道德的。

以上所说的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部思想的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以人的解放为目标，中心是改造社会关系——消灭奴役人的旧社会，建立最无愧于人的本性的共产主义社会，使社会成为道德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哲学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是对上述人的解放理论的论证，科学社会主义则是对实现人的解放具体途径的探索。以往我们只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对于这三个组成部分的核心、宗旨，则忽视了。

站在今天的高度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正是伦理学理论，社会伦理学理论！伦理学家高兆明先生在讲到个体道德与社会伦理的区别时说：“社会伦理则以作为共同体的社会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它在抽象的思维中将社会本身人格化，并与个体相对应，专门研究这个与个体相对应的虚拟人格本身应当具有的内在秩序与运行法则。……个体道德研究个体应当如何，社会伦理则研究社会应当如何。个体道德为个体寻求价值合理性根据及其存在方式，而社会伦理则为社会寻求价值合理性根据及其存在方式。伦理学当然应当研究个体道德，但伦理学的职责又不仅仅是关注个体的心性修养与美德陶冶。伦理学更应当关注社会关系、社会秩序与社会制度。伦理学不仅仅应当研究个体心性如何才可能是善的，如何才能成为道德君子，更应当研究社会本身如何才可能是道德的，如何才可能是自由公正、合乎人性健康生长的。”［13］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思想，就是这样的社会伦理学说。他们从人出发研究社会这一作为人必须与之交往的虚拟主体与人的关系，对它们加以道德评价，因为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社会制约人、决定人。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侮辱人、奴役人，是不道德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最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因而是道德的。改造现有社会使之合乎道德，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就是自己的使命。

应该承认，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他们的理论是社会伦理学，但是他们认为：第一，个人道德不能决定社会，相反，它要由社会来决定；第二，从人的角度看，最大的不道德者不是资本家，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人要获得解放，必须使社会成为道德的，即用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表明，他们以追求人的解放为使命，但着力研究的正是社会和个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是对社会的改造和道德提升。我们从今天的现实出发把它解读为社会伦理学，是合适的、恰当的，只不过是揭示了他们的思想本来就具有的特点而已。从方法论上看，这是无可指责的。今天我们用来称呼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标准用语——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同样也不是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用法，而是后人根据他们的思想提炼概括而成的。

以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另一个不足，是没有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伦理学思想的形成，是人类伦理思想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是他们在这一领域完成的一次革命。自古以来，中外哲学家关注的主要是个体道德，研究用什么样的道德规范才能使人的行为合乎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对人类道德生活影响最大的基督教和儒家学说是这样，17世纪以来西方各种哲学中的伦理学思想也同样如此。这是从社会出发要求和规范人的行为的理论。主体是社会，人只是必须加以限制约束使之“克己复礼”服从社会需要的客体。马克思恩格斯对这种情况做了革命性的颠倒。

在讲到马克思完成的哲学革命时，人们常常引用他的这样一段话：“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4］认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就在于提出实践唯物主义，建立了新的世界观。其实，对这样的理解还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马克思的确强调要把世界当作实践去理解，但他同时还说“要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从主体出发理解世界，比从实践出发理解世界更深入、更普遍。实践只是从主体出发理解世界的表现之一。从主体出发首先包括对世界的认识与评价，当世界不能满足人的需要时，人才通过实践活动改造世界。立足点、出发点的转变，由客体转向主体，转向人，这才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

马克思恩格斯在伦理学上同样完成了这样的革命性转向。或者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革命本来就包含有伦理思想上这种出发点由社会向个人的转变。以往的伦理学理论要求人“克己复礼”消除原罪，是要从社会的需要出发改造、规范人，使人成为道德的，服务于社会的需要；马克思说“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是要从人的个性自由、人的需要出发改造社会，使社会成为道德的，服务于每个个人的需要。这是两种出发点和思维走向完全不同的道德理论：一个是德性伦理，从社会出发看个人，旨在改造个人使之成为道德的；另一个是社会伦理，从个人出发看社会，旨在改造社会使之成为道德的。伦理学上的这种转向，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哲学革命的基本精神，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这样的转向，他们的伦理思想和整体的哲学世界观，就相互冲突了。遗憾的是，我们以往只注意到他们完成的整体上的哲学革命，对相应的伦理思想上的上述转向，认识不够。

正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伦理学上的这种革命性转向，他们不大注意研究个人的道德规范，没有在个人道德品质的完善提升问题上下工夫，而是主要研究对社会的改造。与此相应，他们也不注重研究具体的政治设计，而是关注社会发展的规律、趋势与改造途径。

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伦理思想 篇2

马克思在早期主要是从政治领域探讨公平问题 (本文把公平、正义、公正等词语简单地等同起来使用) , 但由于其在《莱茵报》时期受到社会经济现实问题的触动, ①以及在恩格斯的影响之下, 马克思逐渐认识到社会经济关系的重要性, 从而转入到经济领域探究公平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经济公平的研究以现实的物质经济利益关系为切入点。通过深入剖析市民社会的物质经济利益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充分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 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人的异化状态, 以及隐藏在等价交换和公平分配之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不平等性,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实现经济公平的一系列设想。

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公平是实现经济公平的前提

在资本主义社会, 一面是资产阶级所标榜的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了自由买卖和等价交换, 是公平的乐园;一面却是资本家财富不断增长、雇佣工人贫困日益加重的社会严重两极分化的残酷现实。时间长、高强度的劳动, 微薄的报酬, 严酷的工场规章, 极度恶劣的卫生, 疾病流行, 事故丛生, 营养不足……广大的雇佣工人可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对于如此的社会现状, 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虽持批判态度, 却无法揭示出资本主义罪恶之本质, 甚至被资产阶级宣称的公平和平等所迷惑。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物质经济利益关系之于道德和法权观念的制约性, 通过探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指出了生产公平对于实现经济公平的决定性作用, 这正是揭开资产阶级公平观虚伪面纱的关键。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现实的经济关系是包含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等多重关系形式的有机整体。生产制造出适合需要的产品, 分配依照社会规律对产品进行分割, 交换依照个人需要再把已经分配的东西再分配, 消费是把个人拥有的产品变成个人需要的对象, 供个人享受而满足个人需要, 人们在这些经济活动中结成了相应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生产表现为起点, 消费表现为终点, 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 这中间环节又是二重的, 分配被规定为从社会出发的要素, 交换被规定为从个人出发的要素。”[1]由此极易得出对四者之间关系的一种表象认识:“生产是一般, 分配和交换是特殊, 消费是个别, 全体由此结合在一起。”[1]马克思恩格斯反对这种肤浅的联系, 认为生产关系是基础性的经济关系, 对其他经济关系起着支配的作用。

生产关系的这种特殊地位是由生产活动在整个经济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决定的。首先, 生产决定着消费环节。生产和消费之间具有同一性, 这种同一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 两者具有直接的同一性, “生产直接是消费, 消费直接是生产”[1];其二, 两者互为中介, 每一方都表现为对方的手段;其三, 两者互相提供对象, 每一方都把自己当做对方创造出来。尽管如此,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把生产和消费等同起来, 而认为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要素。并且, 生产是这一过程的起点, 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而消费作为需要, 本身就表现为生产的一个内在要素, 自然为生产所支配。“个人生产出一个对象和通过消费这个对象返回自身, 然而, 他是作为生产的个人和自我再生产的个人。”[1]其次, 生产决定着分配环节。分配具有两种层次:其一为生产要素的分配, 主要包括生产工具的分配和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 这种分配决定着生产结构, 但其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 其实是生产关系本身的内容;另一为产品的分配,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其本身是生产的产物。“就对象说, 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 就形式说, 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 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1]因而, 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生产要素的表现, 产品的分配是受生产所决定的。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 劳动以雇佣的性质参与生产, 决定着其以工资的形式参与分配。而在奴隶社会, 劳动不是规定为雇佣劳动, 那么其参与产品分配的方式也不表现为工资。最后, 生产决定着交换。生产要素的交换, 包括直接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人的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换, 直接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用于制造成品的各种生产资料的交换, 和实业家之间的交换等三方面, 都是属于生产本身内部的事情。当产品直接为了消费而交换的时候, 交换才表现为独立于生产之外。但这一阶段的交换作为由生产决定的分配一方和表现为生产一个要素的消费一方之间的中介要素, 也必然是受到生产决定的。故而, “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 或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 或是由生产决定的。”[1]

在整个过程中, 生产既支配着与分配、交换、消费等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 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资产阶级思想家则有意或者无意地忽略了这些联系, 简单粗暴地把分配、交换和消费等与生产割裂开来, 然后对所谓的公平分配和等价交换进行大肆宣扬。“这是整套手法的多少有意识的目的”[1]。整个经济活动的公平实现必须置于生产公平的基础之上。基于此, 马克思恩格斯直达整个经济活动的源头, 从生产领域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不公平和非正义的本质。

二、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公平思想的核心在于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

“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1]作为社会生产必不可少的条件, 一切生产资料都存在所有制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人们在生产资料的占有、支配和使用上所发生的社会关系, 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了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 进而又决定了产品的分配形式。故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整个经济关系的核心, 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核心即为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本特征是“劳动者只有人力的生产要素, 而资产阶级拥有其他的全部生产要素。”[2]在这种所有制关系中,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生产资料的占有上是极不公平的, 并由此带来两者在生产中地位的极不平等:工人阶级在生产中只能任由资产阶级控制、摆布乃至奴役, 并且随着机器推广和分工而沦为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但由于资本家购买了全部的生产要素, 生产的产品就成为资本家所购买的所有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谁劳动, 谁所得, 因而这些产品自然归属于资本家。按照这种逻辑, 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分配形式看起来是公平合理的。

但实质上, 由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 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关系也是不公平的。“最初, 在我们看来, 所有权似乎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至少我们应该承认这样的假定, 因为互相对立的仅仅是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 占有别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让渡自己的商品, 而自己的商品又只能是由劳动创造的。现在, 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 表现为占有别人无酬劳动或产品的权利, 而对于工人来说, 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3]即在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下, 真正运用活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 而资本家则能够无偿占有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这种生产关系事实上改变了劳动者占有自己劳动产品的规律, 从而使得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向着占有别人无偿劳动的规律转化。

在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下, 所谓的等价交换实质上也是不公平的。若是单独从市场或交换的角度来看, “每个主体都是交换者, 也就是说, 每一个主体和另一个主体发生的社会关系就是后者与前者发生的社会关系”[4], 商品的买卖确是公平的交易。但是, 这种等价交换仅限于资产阶级内部交易的范围, 一旦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发生交易, 那么这种等价交换的不公平性就暴露出来:一是交易双方一为财产所有者, 一为无产者, 交易的主体并不平等, 这一所有制的问题却被市场隐去。马克思对此指出, “交换价值, 或者更确切地说, 货币制度, 事实上是平等和自由的制度, 或者更确切地说, 货币制度, 事实上是平等和自由的制度, 而这个制度更详尽的发现中对平等和自由起干扰作用的, 是这个制度所固有的干扰, 这正好是平等和自由的实现, 这种平等和自由证明本身就是不平等和不自由”[4];二是双方交易的并非等价物。一个事实是, 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数倍于自身价格的价值, 而在交换过程中, “资本家总是用他不付等价物而占有别人的已经物化的劳动的一部分, 来不断再换取更大量的别人的活劳动。”[3]

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公平思想是革命性的。经济公平建立在平等劳动的基础之上, 实现经济公平必然要求从根本上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当然, 消灭私有制并非为了实现某种道德和法权上的公平观念, 而是因为人类历史发展所带来的必然性。“你们认为公道和公平的东西, 与问题毫无关系。问题就在于:一定的生产制度所必需的和不可避免的东西是什么?”[5]“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 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 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6]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强调, 只有废除私有制才能使劳动者从现存的受资本家剥削和奴役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对于当时工人运动中所提出的公平报酬等改良主义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在分配上并大做文章的做法是根本错误的, 应予以坚决制止。“在雇佣劳动的制度的基础上要求平等的或仅仅是公平的报酬, 就犹如在奴隶制的基础上要求自由一样。”[5]“他们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 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 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5]

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实现未来社会公平分配的设想

此处在论述之前须说明的是,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把分配当作了生产的从属概念, 尤其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围绕分配问题大兜圈子并多次批判了他们“公平的分配”的思想。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把分配当作其经济理论上的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经济活动本身是以每个人的活生生的生存方式为目的。生产什么, 如何分配, 最终是以经济主体的个人如何消费财富为目的。不管社会整体的财富如何丰富, 如果没有分配到所有个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7]所以, 实现了理想的生产方式, 所生产的财富并不能自动为每个人带来理想的消费, 还需要提供正确的途径。所谓正确的路径, 便是公平合理的分配方式。

前文已经提及,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述了分配的两个层次。在《资本论》第三卷《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一章中, 马克思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分配首先是生产资料所有权、控制权以及支配权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分配, 然后是不同阶级对于生产资料的支配程度如何通过它们各自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反映出来的问题。前一种分配关系属于生产关系, 决定着后一种分配关系。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公平分配的实现首先是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建立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未来社会, 从而使劳动者拥有平等的劳动权利, 劳动力能够平等地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否则, 劳动者在生产资料的占有上仍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就不能奢求他们在收入分配中处于平等的地位。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恩格斯以渐进的思路认为, 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 产品的分配要以创造价值的劳动为基本尺度, 即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之中, 分配应以按需分配的原则实行。

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 由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一方面, 个人除了自己的劳动之外不能为社会提供任何其他的生产要素;另一方面, 个人无法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攫取别人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 除了消费资料之外再无其他财产。此时, 以劳动作为分配的尺度也即按劳分配是公平合理的, “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5]。对于按劳分配,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一是作为分配尺度的劳动是指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而劳动, 要当作尺度来用, 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 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5]二是按劳分配仅是个人消费资料而非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原则。马克思恩格斯设想, 在个人分配进行之前, 首先需根据社会需要对社会总产品做三个部分的扣除: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和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而后还要从余下的消费基金中扣除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学校等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以及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在进行个人分配之时, 个人从社会领取证明其劳动量的凭证, 据此从社会储存之中领得等量的消费资料。等量劳动换取等量收入, “每一个生产者, 在做了各项扣除以后, 从社会领会的, 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5]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 由于分工的存在、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劳动仅是谋生手段以及生产力的局限等, 社会的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还存在着弊病, 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旧社会的痕迹。其一, 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分配领域所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原则与资本主义社会流通领域所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原则”在形式上是一致的。当然这种一致也仅就形式来说, 两者的区别在于:由于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 个人劳动都直接成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 个别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矛盾已不存在, 因而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和实践不再互相矛盾。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和实践之间存有矛盾, 导致等价物的交换只具有平均来说的意义, 而不是存在于每一个场合。其二, 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 “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5]。类似于资本主义社会按生产要素分配原则默认的是个人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 按劳分配原则所默认的是劳动者因体力或智力的差别而拥有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 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5]按劳分配原则也不能顾及劳动者某些外部条件的差异, “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 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 另一个的子女较少, 如此等等。因此, 在提供的劳动相同, 从而由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 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 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 如此等等。”[5]故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所采取的按劳分配原则只是实现了形式上的公平, 而在事实上并不公平。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 按劳分配原则为按需分配所取代。“只有在那个时候, 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 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5]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按需分配的实现需要首先达成以下的前提条件:一是在社会方面, 分工的消除, 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二是在精神方面, 劳动已经不仅仅作为谋生的手段, 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三是在物质方面, 个人生产力的增长, 以及由此带来的集体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按需分配并不以某种尺度去衡量不同的人, 而是无论每个人的主客观条件如何不同, 都能够满足其作为“人”的需要。这正是实现了每一个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未来社会的美好图景, 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公平思想的终极诉求。可见, 按需分配彻底实现了公平, 因而是事实上的公平。尽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那时, 由于不公平和非正义的消失, 公平正义已无需提及。

以上即为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公平思想的主要内容。联系当前社会现实来看,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公平的看法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以下几点宝贵的启示:其一,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强调生产公平。生产公平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其决定着分配领域的公平, 而且关系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实现了生产领域的公平, 才能调动资本、劳动、技术、管理等一切因素的积极性, 使得创造生产力的各种渠道充分源流。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确保生产公平的关键。如前文所述, 若社会成员在生产资料的占有和控制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经济公平则难以付诸实现。因而在当前社会不公问题愈发严重的情况下, 夯实公有制这一主体十分重要。其二, 积极推进“形式上的公平”的实现。陈学明认为, 现阶段由于政治权力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 中国所实施的市场经济实际上连形式上的公平原则也未达到[8]。公平并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动实现, 而是需要通过制度政策的调整来达成。具体的制度安排可以有很多种选择, 但最基本的体现在十八大报告中所提出的“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 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这一方面。其三, 经济发展不是目的, 而是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公平思想的根本诉求是与其整个思想体系的终极目标———实现每一个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相统一的。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下, 人被束缚了自由本性并且片面发展着, 马克思恩格斯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在当今生产力仍不够发达的情况之下, 大力发展生产力、努力增加物质财富仍是一项非常重大的任务。但需要强调的是, 经济发展并不是最终追求, 个人幸福、社会和谐才是根本目标。从这一点来说, 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 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对社会主义而言可谓意义非凡。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11-23.

[2]何建华.论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思想[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03, (12) .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640.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193-201.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56-436.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66.

[7]田上孝一.马克思的分配正义论[J].国外理论动态, 2008, (1) .

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伦理思想 篇3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经济；合作社；合作制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050-02

从19世纪中叶开始，合作经济组织成为工业文明的经济组织之一，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长足发展。当今，无论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合作经济都广泛存在并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在广泛的资本统治背景下，以劳动者合作而形成的世界范围的合作化运动，是基于多种合作经济理念综合支持的产物，其中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经济思想，是构成这一综合的主要内容之一。认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经济思想，对当代中国合作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一、研究缘起

新中国成立前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合作经济的理论与中国落后的国情相结合，对合作经济形式和合作化道路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和有益的探索，在中共中央高层掀起了一场关于“先合作化还是先机械化”的大讨论，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由此，在理论界也开始引起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研究。

据笔者掌握的资料，新中国成立后，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经济思想研究的著作，国内最早的当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1954年出版的由中国人民大学合作社理论与历史教研室翻译苏联学者柯卡列夫的《合作社理论与历史》第1分册[1]。但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的二十多年中，合作经济形式在城乡基本消失，因此，学界也鲜有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经济思想的研究。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学者们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马克思主义的合作制理论的关系、尤其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何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合作经济理论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持续时间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并一度形成了关于马恩合作经济思想的研究高潮。2001年，随着我国加入WTO，广大农村千家万户分散的小生产方式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提高分散的小规模经济与大市场抗衡的能力，众多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由此又掀起了一股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经济思想的小高潮。近年来，随着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农用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的展开、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经济思想再次引起了学界学者研究的兴趣。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经济思想的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参考。

二、研究主要内容

（一）关于合作经济相关概念的界定

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并没有专门论述合作经济的著作，也没有对合作经济下过定义，这就为学界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有学者把合作经济等同于合作制，有的把合作经济等同于合作社。也有学者认为，合作经济是劳动者通过协作的方式以合作制为基础，以合作社为载体，实现自身权利的活动过程，其内涵是合作制外延是各种各样的合作社实践。目前，第三种定义被普遍接受。

关于合作社的定义，有学者认为合作社是社会劳动的特定组织形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产生的具有独特的组织章程和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劳动者共同劳动的经济实体[2]。有学者认为合作社是一种使用者所有、使用者控制和基于使用进行分配的企业[3]。现在普遍采用的是195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成立大会上，学者一致通过的定义：合作社是由自愿联合的人们，通过其联合拥有和民主控制的企业，满足他们共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需要及理想的自治联合体。

关于合作制的定义，并没有太大分歧，学界普遍认为，合作制就是生产者联合劳动的制度，要以这种制度代替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可见，合作制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

（二）关于合作经济与所有制关系

1.合作制是否属于集体所有制：围绕这个问题有学者认为，合作经济就是集体所有制经济，前者是关于劳动组织而言，后者是关于所有制而言[4][5]。有学者认为，合作制与集体所有制是两个不同的经济范畴。合作经济并不反映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概念，合作经济与全民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概念[6]。有学者则认为合作社是集体所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7]，也有的认为集体所有制是合作社的高级形式[8]。黄道霞认为，集体所有制和合作制是两个独立的却又互相关联的经济概念，它们包含的内容既一致又有些区别：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主要是土地集体所有和土地合作占有，即土地占有上的差别[9]。

2.合作经济就是股份所有制经济，如黄文忠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制是不成熟、不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带有鲜明的过渡性特点，是一种处在商品货币关系下的过渡经济，由于农户和手工业者既有股金联合又有劳动联合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经济实际上是股份合作制[7]。

（三）关于合作经济性质的研究

1.合作制就是社会主义。如朱晓鹏认为社会主义和合作制都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状态和中间环节，由此得出合作制就是社会主义的结论[10]。

2.合作制是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有学者认为在马恩那里合作社更多的是被视为从资本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的手段，但前提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否则合作社就只能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并存的生产方式，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11]。

3.合作制是通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有学者指出马恩合作社理论是从共产主义社会是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出发，包括在工业方面、在大土地所有制国家和在小农占优势的国家如何各自通过相应的合作社形式作为中间环节，分步骤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内容，其核心是通过合作社向共产主义过渡，而不仅仅是改造小农和小手工业的理论[12]。朱晓鹏也认为合作制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状态和中间环节[10]。

4.合作制既不是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也不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如王志毅认为合作生产既不是“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的中间环节，也不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他认为，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生产，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期。由此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生产必然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的中间环节[5]。

学界之所以对合作制到底是通向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的过渡有所争议，缘于对恩格斯“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句话的理解不同。有学者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一般是通用的。有学者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合作制在本质上是中性的，其社会属性取决于那个国家的政权性质[13]。也有学者认为合作社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经济形式，而是过渡性的经济形式，不能脱离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来抽象地判断合作经济组织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性质[14]。

（四）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

张国富等认为恩格斯农民合作经济理论对我国发展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和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5][16]。罗骏从合作经济的制度、组织与所有制、实现过程、分配等方面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制思想并指出合作经济对于解决当前我国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17]。谢元态从合作制是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过渡点进行了论述，认为合作制的发展对城乡统筹、工农业协调发展意义重大[18]。朱修国认为马恩关于合作经济的论述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社会和谐思想，对当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具有指导和启发意义[19]。

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卓越地运营于人类合作社运动实践的理论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经济理论产生于一百多年前，需要与时俱进。借鉴马恩合作经济思想基本精髓，分析其历史局限性，对于当前我国发展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推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张绍俊.马克思主义合作制思想发展史[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

[2]蒋玉珉.合作经济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

[3]章志平.合作社管理基础[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2.

[4]杨坚白.关于商业合作化的理论和实践[J].财贸战线，1984，

（6）.

[5]王志毅.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集体所有制设想的再思考[J].1994，（9）.

[6]国鲁来.合作经济概念不反映特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J].农村经济问题，1987，（3）.

[7]黄文忠.怎样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制理论[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2，（4）.

[8]刘国华.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社思想再认识[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1998，（1）.

[9]黄道霞.集体所有制与合作制—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论述的考证[J].经济研究，1984，（1）.

[10]朱晓鹏.一个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合作制就是社会主义”的思想[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1999，（10）.

[11]国鲁来.合作社的产生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社思想[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3）.

[12]尹世洪.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社理论新探[J].江西社会科学，1994，（2）.

[13]杨继瑞.马克思恩格斯的集体所有制和合作社的若干论述的辨析[J].财贸研究，1991，（4）.

[14]陆学艺，张晓明.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马克思主义合作制理论的丰富和发展[J].哲学研究，1984，（4）.

[15]张国富.恩格斯农民合作经济理论及其对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0，（6）.

[16]吴德慧.马克思恩格斯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思想[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11，（6）.

[17]罗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合作经济思想探究[J].四川大学学报，2005，（6）.

[18]谢元态，彭成娅.股份制与合作制：通向“自由人联合体”的过渡点[J].中国《资本论》年刊，2011.

[19]朱修国.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经济思想与和谐社会思想[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5）.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交往革命 篇4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交往革命,电报用时间消灭空间,信息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考“世界交往”的时候, 十分注重交往媒介的发展。1859年, 马克思曾计划专门研究交往工具如何影响世界历史的进程, 因为19世纪初以来, 伴随着工业革命, 世界上正在发生交通和通讯革命, 大众媒体和其他信息产业得到显著发展, 世界呈现出进入密集型社会交往时代的趋势。就此他的写作大纲如下:“交往手段的影响。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1]

一、电报:“物化的知识力量”

现代交往媒介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在论述交往革命时把问题推向一个更深的思考领域。他指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 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2]也就是说, 现代交往媒介的实质是科学和知识的力量, 是人的智力和创造能力的发展。这正是现代信息社会或知识经济社会所讨论的问题。

无论用词是“工具”, 还是“手段”、“媒介”, 马恩很早就意识到任何适宜的新媒介的发明, 对于形成世界市场的巨大影响。他们指出:当人们解决了吃穿等基本问题后, “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3]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候, 电报尚处于试验阶段, 他们就将“电报的使用”与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并列为资产阶级所创造的巨大的生产力的主要标志。

1855年, 电报刚刚在英国应用, 马克思就此写道:“电报已经把整个欧洲变成了一个证券交易所;铁路和轮船已经把交往手段和交换扩大了100倍。”[4]到恩格斯晚年 (19世纪90年代) , 他描绘的图景更为广阔:“由于交往手段的惊人发展, ——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 ——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5]在这里, 新媒介被视为一种时代的标志。恩格斯把19世纪初交往革命的标志确定为“蒸汽交往体系”, 马克思则把19世纪中期交往革命的标志确定为电报和蒸汽媒介的结合。[6]

马克思对于电报的认识也影响了第一国际。1866年7月, 在获知贯通大西洋的电缆交付使用的消息后, 总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和通过的决议,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上具有重大意义。关于这个问题的会议记录全文如下:[7]

大西洋电缆

公民福克斯在谈到铺设电缆的问题时说, 这件事是极其重要的, 国际工人协会不能对此保持缄默。因此, 他提议如下:

中央委员会 (即总委员会) 欢呼在爱尔兰和纽芬兰之间铺设电缆的成功, 这是科学和毅力对严酷的自然界困难的伟大胜利, 这是促进大西洋两岸欧洲人大家庭成员间交往的设施, 本委员会进一步希望这个电缆只不过是许多别的电缆的先导。

公民德尔在表示支持这项决议时说, 各民族在隔绝和闭塞中一无所得, 但在扩大相互联系中却有希望获得一切。

决议被一致通过。

福克斯在总委员会中是马克思观点的阐发者之一。马克思在会, 对此投了赞成票。

二、交往革命:“用时间消灭空间”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的“交往革命”, 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这一革命首先发生在19世纪初的英国, 以后逐步扩展到各工业发达国家和一些殖民地。恩格斯晚年曾对这一革命的主要表现作了如下描述:“近五十年来, 交往方面已经发生了革命, 只有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才能与这一革命相比。在陆地上, 碎石路已经被铁路排挤到次要地位;在海上, 缓慢的不定期的帆船已经被迅速的定期的轮船航线排挤到次要地位, 并且整个地球布满了电报线。苏伊士运河才真正开辟了通往东亚和澳洲的轮船交通。”[8]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他各处的论述, 交往革命的结果还包括内河轮船、内陆运河、公路、现代报刊、一便士邮政厅和巨大的工业城市本身。这些大规模交往手段, 为19世纪的物质和精神交往的急速扩展奠定了基础。马克思指出:“交往手段的增加和改良, ……建立了精神与贸易的发展所必需的交往。”[9]

交往革命并不是突然发生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分析工业革命与交往革命的关系时指出:工厂制度成熟到一定程度并普遍推开后, 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的交往运输业必须变革, 以适应狂热的生产速度、巨大的生产规模、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转移、大量的经济和政治信息的传递等新情况。于是, “交往运输业是逐渐地靠内河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的体系而适应了大工业的生产方式。”[10]一旦交往革命的势头形成, 它又有力地推动着整个社会经济的繁荣。不少人曾经把1848-1860年英国的空前繁荣归于实行了自由贸易的政策, 恩格斯从中看到的则是交往革命的结果。他写道:“其实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是由于铁路、远洋轮船以及一般交往手段的巨大发展”。[11]马克思进一步把交往革命看作是现代生产大发展的弹力器, 他说:“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 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 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 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12]换句话说, 交往革命大大刺激了资本“到处钻营, 到处落户, 到处建立联系”[13]的内在张力, 强化了这方面的意识。

他们如此重视“交往革命”, 也在于现代交往媒介所具有的强大的“用时间消灭空间”、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即时地还原面对面人际交往的功能。而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交往媒介的这种功能得到了资本的强大驱动力。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又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中写道:“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 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 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资本越发展, 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 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 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 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14]任何物流和信息流都要克服社会生活空间和时间限制, 因而跨越空间的传播技术是实现传播的核心问题。所谓交往革命, 从另一个视角看, 指的是媒介技术上发生了延伸人的手脚、视觉、听觉的突破性变革。

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观点, 现代传播学给予了肯定。文森特·莫斯可引证其他人评价马克思的段落后写道:“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接近空间化的观念, 他在《大纲》里把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说成是‘以时间消灭空间’, 这指的是资本利用并改进运输和传播工具, 减少了用于在两地间移动货品、人和信息的时间, 因而空间距离作为资本扩张的限制的重要性也降低了……实际上他承认这意味着资本投入的注意力有了转移, 开始指向不同的空间, 特别是新的市场……最近的批评也追随马克思的观点, 描述了这种空间效应的转移和多重性。”[15]

三、马克思预见未来是信息社会

马克思在现代媒介发展初露端倪的时候, 就敏锐地预见到未来社会的特点。他的论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生产结构发生变化, 信息产业居主导地位。他在论述交往革命时就意识到传统的劳动方式转变为现代劳动方式, “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 相反地, 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 (关于机器体系所说的这些情况, 同样适用于人类活动的结合和人类交往的发展) ……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 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16]这种生产正是信息产业的工作特征;注意, 他特别提到人类活动、人类交往也会出现这种情形, 而现在, 马克思的预见早已是现实了。另外, 马克思也注意到劳动力明显地向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他就人员向电报业、铁路的转移写道:“知识的扩大当然是‘辅助资本’增加的条件之一……例如, 电报的发明为投入‘辅助资本’开辟了完全新的范围, 铁路等也是这样”。[17]

第二, 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 劳动中智力的支出将超过体力的支出。用现在的话说, 即白领工人替代蓝领工人成为劳动力的主导部分。这种新式劳动者的工作特点, 他用学术性语言叙述如下:“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媒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发展为自动化过程的劳动资料的生产力要以自然力服从于社会智力为前提”。[18]这里的“媒介”是指自动化机器体系, 而所论述的工人所处的位置和特点, 正是现代白领的位置和特点。

第三, 资源结构发生变化, 知识生产力成为社会财富增长的极其重要的资源。论述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趋势的同时, 马克思得出结论:“它表明, 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 不仅以知识的形式, 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 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19]现在的大众媒介, 特别是通讯卫星、电视、电脑等, 不正是知识生产力在社会实践中、生活中的直接的器官吗?用现在的话说, 即资源结构发生变化。

第四, 科学的组织和决策机构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从以上的分析中, 马克思进一步得出结论:未来社会进化程度的标准, 是“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20]这里谈到的“一般智力的控制”, 即是科学的组织和决策机构的控制。原来国家行政官员居于社会中心位置的格局, 要让位给科学的组织, 诸如现在的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胡佛研究所、野村综合研究所等。它们由各种专家、学者和社会贤达构成了跨学科、综合性的政策研究组织, 擅长现代科学分析方法及手段, 政策研究和咨询相对独立、客观和富有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