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合同诈骗罪辩护词（精选4篇）
尊敬的审判长、尊敬的合议庭各位法官：
根据法律规定，我们受被告人A的委托，担任其辩护人。我们在庭前查阅了本案证据材料并会见了被告人，今天又参加了法庭调查。我们认为：起诉书对被告人A的指控，事实不清，定性不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人A构成合同诈骗罪、诈骗罪。现在我们发表如下几点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壹、关于A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刑法》第24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或者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起诉书指控“被告人A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以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骗取对方货物，在收受对方货物后逃匿，数额特别巨大”，构成了上述《刑法》第242条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合同诈骗犯罪。辩护人认为上述指控证据不充分，A公司所从事的经营活动是正常的民事经营活动，并不触犯刑法；A并无诈骗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实际也未占有任何财物。
一、关于A公司是否非法占有他人货款。
1、A公司经营不善发生亏损，属民事经营风险。
A公司所欠货款主要是做生意期间累积产生：
①A公司与甲自2004年初开始有业务往来，其间，A公司几乎每天拿货十几万，多的时候将近三十万元，所欠甲的货款239.94万元系该期间累积产生。
②B于1997年、A于1998年与乙认识，双方自2003年初就有业务往来，A公司每次拿货量约200条到300条内存，几乎每隔一天拿一次，每个月的业务流水就有100多万。在2003年底A公司已经欠乙80余万元。A公司所欠乙合计140余万元也是累积产生。
③A与丙于2003年认识，自2004年开始有业务往来，截至2004年7月份左右，累积欠丙货款67万余元。
④A欠丁、戊的货款有100余万元，绝大部分均已偿还完毕，仅有5万元左右。
A公司与上述供货方开展业务均是采用先提货后付款的方式进行，一旦发生业务往来，A公司就已经欠款。现有证据表明，A公司前期资金能够正常周转，欠款能够在短期内偿还。2004年3月至2004年8月，A公司为了拿到X公司销售希捷硬盘的代理经营权，使用中关村供货单位甲、乙等人的货款作为周转，将现金货款用于支付X公司硬盘货款，因X公司的代理权被希捷硬盘厂商取消，造成A公司应得的利润返点二百多万元，直接变成了公司亏损；而A希望取得的X公司对A公司的约330万元（40万美元，当时美元兑人民币是1：8.3左右）的放帐额度，也已不可能。因亏损严重，A公司资金周转不开，支付中关村供货单位的货款发生拖欠现象，主要表现为使用延期支票拖延支付甚至在承诺的付款期限支票仍然无法入帐，发生空头。
从以上事实来看，A公司在2004年8月发生X代理销售业务的巨大亏损以前是具备履行能力的。公诉方对此也当庭表示：A公司前期业务是正常的民事活动。而在2004年8月以后，A公司开展业务所得货款，基本用于支付以前的老帐，A并未占有任何货款。因此，我们认为本案实际情况是：A公司经营不善，发生巨额亏损后资金链紧张，造成无力偿还债务。这显然属于正常的民事经营风险，而非刑事诈骗犯罪。
2、A的行为证实其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
A与甲业务量每月有500万到600万元，与乙的业务量每月有100
多万元，与丙、丁等人也有一定的业务量。乙、甲的证言以及A的供述均能证实，在中关村电子配件出货很快，且付款可以拖延一定时间。如果A有诈骗的主观故意，其在短期内可以毫不费力的从上述几家供货单位拿货几百万元，立即套现后潜逃。A后期苦心经营，尽力偿还甲、乙、丁等人欠款，足以证实其不具有诈骗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为了公司资金周转，不惜在2004年8月从某地借入高利贷，更说明A具有还款的意愿。而且，即便从北京去了深圳以后，A仍然发货给甲，并将两辆车抵给甲。因此，A公司最终不能偿还供货单位的欠款，并非不愿偿还，而是后期客观上无力偿还。
二、关于“使用空头支票拖延付款”。
A公司给供货单位的支票确实多次出现空头，A也曾以空头支票的方式拖延付款，但这不足以认定A具有“诱骗”他人财物的故意。理由有三：其一，A并未掩盖真相。A公司给供货单位支票时，已经明确告诉债主，帐上没有钱，要过一段时间有钱了才能入帐。债主也知道A的帐上没有钱。乙、甲、戊的证言均能证实这一点。其二，拖延付款并非拒不付款。公诉方提供了C公司在北京农村信用社的银行帐户使用空头支票付款的多笔记录，该等空头支票的收款单位没有继续找A要货款，也没有到公安机关举报A公司，能够证明收款单位后续均已收到货款，而A自己也已明确供述，其公司所欠一些小户的货款，都结清了。其三，当事人拖欠民事债务，不足以证实构成刑事诈骗犯罪。实际生活当中，当事人欠民事债务也可能以种种借口而拖延付款甚至拒不归还。因此，拖欠货款，并不能作为构成刑事犯罪的依据。
三、关于“高价进货、低价出货”。
A2008年5月1日21时讯问笔录记载：“问：你是怎么出的货？答：有的时候赶上提价，能够适当挣些，但电脑配件的利润很低，一个件几块到十几块就不错了，也有平出的时候，很多是低价出的，赶上行情不好降价，而且我出货也着急。一般也是一件儿得低几块到十几块
才行。”可见，A出货并未刻意“低价出货”，而是“行情不好降价”。B当庭辩解：“低价出货是因为价格跌了，不马上低价出货，可能会亏得更多”；这与A供述的“行情不好”是一致的。A当庭辩解，其所说的低价出货是指X代理销售期间，为了拿到代理权将利润返点直接扣除后的售货方式。没有证据表明，A是为了骗取货款而故意“低价出货”。根据A当庭供述，A所谓“我出货比较急”，应该是为了能倒开帐而要尽快回笼资金，而不是A要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要尽快拿钱后挟款潜逃。
四、关于“逃匿”。
据A供述，其为了能倒开帐，经其小学同学庚介绍，向某地辛借入40万元高息借款。辛曾在借款前，专门派人来北京考察情况，去过A公司办公室、库房，还去过A、B家里。后来，A还了43万元，但辛还要其归还本息60多万元。A没再继续还款，并遭到辛的威胁。2004年11月份，A、B不敢到公司正常上班、不敢正常回家，公司业务难以为继。2004年12月初，A为躲避高利贷的追债，离开北京去了深圳。以上事实，有壬、癸、子、丑等人的证言证实。该等证人证言是辩护律师遵循《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调取，公诉方据以否认证据效力的《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不能对抗法律规定，且辩护律师已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该等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应当得到合议庭的认可。B、A当庭供述了借入高利贷的真实情况。因此，A离开北京，并非“骗取对方货物，在收受对方货物后逃匿”，而是为了躲避高利贷的威胁。A离开北京后，与甲、丙等人联系，并给甲、丙打欠条的事实也能证明其不是逃匿。B在大连期间，给乙打电话、发短信问候，也能证实A、B不是逃匿。
五、甲有意以民事纠纷骗取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侦查。
其一，据A供述，其离开北京去了深圳以后，甲曾于2005年1月威胁A，要她从壬那里骗30万元的货物，2005年春节前偿还30万元的帐款，否则，其就拿着空白支票到银行去入帐，空头以后就到海淀公安局举报她和B。A不愿骗货，但她知道用空头支票是违规的，并害怕甲举报，不敢和甲继续联系。甲明知V公司帐上没钱，却拿着其老公卯填入了大额资金168.3万元的空白支票，故意到银行入帐，在支票空头后去海淀公安局报案。
其二，甲举报材料、询问笔录均有虚构、夸大事实的证言。甲对公安机关声称：“直到春节以前，A说外地客户要备大量的货，准备节日的时候去卖，怕节日期间涨价，想多备点货，就从我这里大量的采购，主要是CPU、内存和硬盘，都是A和我联系，寅取货，A给我开支票，有的时候和我联系，寅取货，A给我开支票，有的时候是寅自己带支票过来，寅在柜台上填写支票交给我们。加上以前欠我们的货款，总共欠我们239.94万元。”事实上，该239.94万元欠款是长期累积形成，但甲却故意说成是A“要备大量的货”所形成，骗取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据A供述，其后期由于资金链紧张，进货量已经减少很多，而且，其付款总是不及时，供货单位已经不愿意提供更多的货。乙后期供货极少，丁、戊则是不供货并将欠款100万元几乎全部收回。寅2007年8月27日9时《讯问笔录》也能证实这一点：“问：你公司在04年底时是否有大量用空头支票抵货？答：感觉与平时差不多，而且A欠的债是累积下来的，应该不是一次形成的。”
贰、关于A不构成诈骗罪
一、丙举报材料不足采信。
丙提供的三张支票，是其自己提供给A使用的。据A供述，北京Z公司、Y公司、W不是其开设的。工商查询资料能够证实这一点。丙于2004年8月以后到A公司任会计，一直到公司停业，该三个公司的支票是丙自己提供给A公司使用的。该三个公司的财物章、人名章、银行帐户，丙都给了A。丙为了举报A，竟然将其自己公司的空头支票提供给侦查机关。因此，丙的证言不足采信。
二、关于30万元借款。
据A供述，为了从深圳壬的公司进货硬盘，并取得代理销售权，前几笔货款要在订货时以现金方式支付。为此，其与丙商量一起作这项业务，由丙作会计。由丙筹集30万元启动资金，算是A借款，亏钱算是A的，赚得利润二人分成。该项事实能够得到丙证言的佐证。该30万元款项实际用途也支付了壬的货款，A公司自此开始与壬发生业务往来；A并未将该款项用于别处，丙在A公司任会计，其对此是十分清楚的。因此，A对丙所述均系实情，借款用途也是真实的，A并未欺骗丙。起诉书指控A构成诈骗犯罪，不能成立。
叁、关于单位犯罪
A、B开办了北京V公司、北京C公司，是两个公司的实际负责人。
A、B从甲、乙等人开办的单位进货，是两个公司的经营活动，不是A、B的个人行为。起诉书将本案定性为单位犯罪，我们并不能认同有关犯罪的指控，但我们认可A、B的经营行为属单位行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本案中A公司对相关债权人的欠款，是典型的民事债务，而非刑事犯罪诈骗金额。A公司因经营不善而无力还款，A没有非法诈骗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除去偿还旧帐，实际也没有取得任何财物。
上述意见，希望能够得到合议庭的重视和采纳。谢谢！
辩护人：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护 词
北京市立方（武汉）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黄xx妻子的委托，指派律师担任其辩护人。通过庭前阅卷、会见被告人，本辩护人对案情有了充分全面的了解。刚才，又参与了庭审调查，听取了公诉人发表的公诉词。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xx犯有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人黄xx不构成诈骗罪。为了协助法庭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以做出公正的判决，现发表如下意见，请予采纳。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据此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方法实施诈骗行为，是构成诈骗罪的关键。但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黄xx具有上述目的和行为。
一、被告黄xx主观上没有诈骗的故意，客观上也没有实施诈骗的行为 2012年4月，被害人罗xx为解救其被关押的丈夫唐xx委托被告人黄xx找关系，并给被告人黄xx12.4万元用于找关系花费。2012年6月唐xx因病被取保候审，被害人罗xx多次找被告人黄xx要求退款。2012年7月，被告人退还被害人罗xx人民币12.4万元。
综上，被告人黄xx主观上没有诈骗的故意，客观上也退还了被害人的办事花费。被告人黄xx行为不符合刑法上诈骗罪的认定，不构成犯罪。
二、本案中关键证据录音证据的效力是有瑕疵的，法庭应当予以排除； 我国刑法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人民法院有罪判决 的案件，证据标准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做出的结论必须是唯一的，能排除其他可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全国法院审判会议上，又进一步重申了这一原则，强调疑罪必须从无。根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解释中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第九十二条 对视听资料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是否附有提取过程的说明，来源是否合法；
（二）是否为原件，有无复制及复制份数；是复制件的，是否附有无法调取原件的原因、复制件制作过程和原件存放地点的说明，制作人、原视听资料持有人是否签名或者盖章；
（三）制作过程中是否存在威胁、引诱当事人等违反法律、有关规定的情形；
（四）是否写明制作人、持有人的身份，制作的时间、地点、条件和方法；
（五）内容和制作过程是否真实，有无剪辑、增加、删改等情形；
（六）内容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对视听资料有疑问的，应当进行鉴定。
具体到本案，律师注意到：
1、此录音证据是由制作单位“韩家所”，制作人“陆xx”提供，内容只有一张名为“现场录音光盘”和被害人罗xx提供的“录音内容文字展现”，没有公安机关加以查证的提取过程说明，和证明来源合法的材料。录音证据的来源合法性有问题。
2、此录音证据只有一张光盘，明显不是录音的原始载体，原始载体是什么？是否有原始载体？公安机关的证据材料里都没有查证说明。
3、制作过程中是否存在威胁、引诱当事人等违反法律、有关规定的情形，公安机关更是没有任何查证。
4、录音的内容和制作过程是否真实，有无剪辑、增加、删改等情形，公安机关也没有查明。
综上，该份录音证据，完全违反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解释中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该证据除了被害人及其家人的陈述和证人唐xx的传来证据外也没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因此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九十四 条法庭应当将该证据予以排除。
三、全案证据材料中缺乏必要的书证、物证和知情人员的证言。这些证据是查清本案事实，指控被告人犯诈骗罪必不可少的证据；
本案中被害人罗xx是否筹集72.36万元，是否交付给被告人是本案关键性事实，被害人罗xx也在第二次笔录中说明(证据卷p34-35)“有一部分钱是自己的，也找我的亲戚朋友借了很多……”“是我到处借的钱。”(证据卷p36)“问：你当时交给黄xx的现金37万元是哪里来的？答：都是找朋友借的”
根据上述被害人陈述可以看出，被害人筹集72.36万元不可能是直接从家里拿的现金，不管当时其从银行取钱或找亲朋好友借钱，一定会有当时的银行流水或借款证明，或者借款人的情况说明、借款人的银行流水、借据等证据。被告人黄xx收到这72.36万元后是否存入银行或交付给其他人的证据，公安机关也没有查实。
本案中，缺乏上述关键性证据，仅靠受害人及其亲属的陈述和其他人的传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起诉书认定被告人黄xx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人黄xx不构成诈骗罪，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请法庭采纳。
辩护人：谢亮、杨义律师
审判长、审判员：
我是辽宁成功金盟律师事务所律师，接受沈阳市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作为涉嫌信用卡诈骗犯罪被告人即本案上诉人刘某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刘某涉嫌信用卡诈骗犯罪一案，现依据法律和事实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公诉人指控上诉人刘某构成信用卡诈骗罪无异议。
二、犯罪数额应以透支本金作为认定依据
《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四）恶意透支的。
前款所称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恶意透支，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
本案上诉人刘某的信用卡诈骗行为即属于恶意透支。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金额为88,306.85元，其中借款本金35,512.74元，利息52,794.11元。犯罪数额直接关系对上诉人刘某的量刑。辩护人认为应仅以本金35,512.74元确定刑罚期限。理由如下：
1、根据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金融诈骗的数额不仅是定罪的重要标准，也是量刑的重要依据。在没有新的司法解释之前，可参照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执行。在具体认定金融诈骗犯罪的数额时，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根据此规定，行为人采用恶意透支方式实施信用卡诈骗，其实际骗取的应该是银行的本金，对于银行可期待的利息行为人并未实际骗取，行为人主观上也并无占有利息的恶意。
2、认定恶意透支的犯罪数额仅包括本金符合刑法的论理及体系。根据《刑法》第一百九十九条之规定“犯本节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之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之所以将损失单独列为刑法条文的一条，即表明在金融诈骗犯罪中犯罪数额应不包括犯罪所造成的损失，法条中数额和损失是并列关系，否则该条文就没有必要再强调所造成的重大损失。从刑法体系来看，其使用的数额、损失等法言法语应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任何脱离刑法体系本身，对其概念进行肆意歪曲解释都只会与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
3、认定恶意透支的犯罪数额仅包括本金符合刑法的基本原则，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首先，由于犯罪数额既是定罪的依据又是量刑的依据，所以犯罪数额的认定直接决定了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罪以及刑期的长短。虽然中国人民银行对各商业银行的利息作出了幅度规定，但各银行利息标准仍不完全一致，透支同样的本金，经历同样的透支期限，不同的银行认定的透支的数额则不同，如果司法机关根据银行计算的本金和利息，就给被告人定罪量刑，显然是过渡保护了被害方的利益，而漠视了被告人的基本权利。更有甚者，由于银行利息计算的方法不同，个别银行重复计算，透支1万元，四五年之后便可能变成几十万元，如以此为依据，对行为人定罪科刑，有损司法公正。如果认定犯罪数额包括利息，则会将透支本金不足一万元，加上利息才超过一万元的行为人也列为刑事追诉对象，扩大了刑法的打击面。
三、作为被害人的光大银行存在过错
1、银行对信用卡申请人资格审查不严格。目前，各家商业银行都在盲目扩大信用卡客户数量，对信用卡申请人提供工作证明、收入证明等基本资料粗略审查或者仅形式审查，更有甚者有的银行的工作人员为了完成业绩会帮一些低收入却想办信用卡的客户绞尽脑汁想办法伪造收入证明成功申办到信用卡，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这些不具备偿还能力的客户在日后不能还款时久拖而恶意透支。若银行能在行为人申请办卡时仔细审查及时发现制止不符合规定的发卡行为，那么既可避免给银行造成损失，也可使行为人免于日后的牢狱之灾。对此，辩护人认为银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银行未尽到重要提示或告知义务，计息方式不透明。光大银行作为提供信用卡服务的专业金融机构，在上诉人刘某办理该行信用卡时应当向刘某明确告知信用卡的计结息规则、年费/滞纳金/超限费收取方式，但银行并无明确告知的行为，更未将透支后利息、复利如何计算告知上诉人。对此，2011年1月13日实施的《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已明确规定“发卡银行印制的信用卡申请材料文本应当至少包含以下要素：
（二）合同信息：领用合同（协议）、信用卡章程、重要提示、合同信息变更的通知方式等；“重要提示”应当在信用卡申请材料中以醒目方式列示，至少包括申请信用卡的基本条件、所需基本申请资料、计结息规则、年费/滞纳金/超限费收取方式、阅读领用合同（协议）并签字的提示、申请人信息的安全保密提示、非法使用信用卡行为相关的法律责任和处理措施的提示、其他对申请人信用和权利义务有重大影响的内容等信息。”
3、由于银行自身计息方式不科学造成其损失的进一步扩大。根据《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第十九条“信用卡透支利息，自签单日或银行记帐日起15日内按日息万分之五计算，超过15日按日息万分之十计算，超过30日或透支金额超过规定限额的，按日息万分之十五计算。透支计息不分段，按最后期限或最高透支额的最高利率档次计息。”信用卡的透支金额的利息计算，是按照全部透支额计算。比如，当期应还款额为1000元，而持卡人偿还了800元，但利息仍然是按照1000元为基数进行计算，并且还要计算复利。这种计息方式明显损害持卡人的利益，辩护人希望中国人民银行对此能予以调整，做出更合理的更科学更公平的计结息计算方式。本案上诉人刘某拖欠的本金35,512.74元，而利息就已52,794.11元，超过本金一倍有余。刘某在透支期间还分次偿还过200元、100
元不等的金额，但刘某并不知道只要其一天未还清全部本金，利息就是按照全额拖欠的本金持续计算。因此辩护人认为利息损失不应归责于上诉人，应由银行自行承担。
四、量刑意见
辩护人认为上诉人刘某存在以下酌情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
1、上诉人刘某主观恶性较小，且愿意偿还所欠款项。上诉人刘某在上诉状上多次表明其并非恶意透支，这并不是刘某对自己犯罪行为的否定。辩护人理解刘某所称的无恶意是指其在办理信用卡之初，确实是要合理合法使用该卡，这一点可以从刘某2007年办卡后的消费情况、还款情况看出，之所以造成今天触及刑事处罚的局面，是由于刘某经济能力下降，且本金、利息、复利累加数额越来越大，才使其无力偿还、即使想还，数万元的还款额对于无稳定收入的上诉人刘某来说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刘某的主观状态与一开始办卡就是想透支不还的行为人的主观是有区别的，恶性要小很多。
2、被告人刘某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经过，一直认罪，且态度良好；
3、在信用卡透支时，确实存在被告人突发脑血栓的情况，经济状况严重下降，致使无法及时、足额偿还信用卡借款。
4、被告人刘某未在家居住，客观上造成其无法及时收到银行的催款通知。
5、被告人系初犯、偶犯，无其他前科劣及。
综上所述，辩护人恳请人民法院能综合考虑上述情节，根据《刑法》及《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有关规定对上诉人刘某酌情从轻、减轻处罚。最后，辩护人想对在座的大学生朋友们说，本案虽涉案数额不大，亦非属于暴力型的刑事犯罪案件，但在当今经济生活中信用卡诈骗犯罪已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主要因为办卡容易、使用便捷，但审查监管不严、还款难等因素，因此，我希望本案能够引起同学们的警醒，对自身消费、支出的审慎，切记钱花了是要还的，一定要适度消费、量力而行。
以上辩护意见恳请法庭能够认真考虑。
辩护人：辽宁成功金盟律师事务所
律师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 肖文彬 律师
摘要：关系型律师是站在办案机关一边的，办案机关的底线就是有罪，无罪释放意味着办案机关办错案了，轻则有人丢掉饭碗，重则有人被追究刑事责任……这里面的利害关系，当事人自然是不知情的，通过关系行贿反而会导致更大的不利。
笔者作为专门办理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案件的辩护律师，在承办“保健品诈骗”案中有着怎样的辩护思路？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笔者从最近承办的一例“保健品诈骗”案入手，解析如何从专业的角度力争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最大化。
2015年初，广东省公安厅作出了开展“3+ 2”专项打击整治行动的部署（“3”即省厅确定的涉毒、涉黑恶、涉盗抢专项，“2”即广州市自行选定的涉食药假、涉诈骗专项）。为认真贯彻落实广东省公安厅部署，2015年3月17日，广州警方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为期1年的“3+2”专项打击整治行动。随后，在广州这边因涉嫌“保健品诈骗”案被抓的人数有上千人之多，全国范围内也有不少此类型的案件正在办案机关的追诉中。
由此可见，这不是单一独立涉嫌犯罪的案件，这是在面对警方运动式、专项型集中打击犯罪的案件，难度不言而喻；尤其是被警方视为主犯的嫌疑人、被告人，想要达到取保候审、无罪辩护的效果，通过“关系疏通”无疑是死路一条（笔者接手的这个案件，其家属在此之前被两拨自称有过硬关系的律师骗取了两三百万，到现在还追悔莫及；关系型律师是站在办案机关一边的，办案机关的底线就是有罪，无罪释放意味着办案机关办错案了，轻则有人丢掉饭碗，重则有人被追究刑事责任……这里面的利害关系，当事人自然是不知情的，通过关系行贿反而会导致更大的不利），此类案件办理，对律师来说难度很大，对律师专业水平的要求很高，辩护律师唯有依据事实、证据与法律，据法力争、据理力争，才有可能达到理想中的效果。
笔者与所里几位律师一同担任了几个涉嫌“保健品诈骗”案主犯的辩护人，笔者接受嫌疑人瞿某某儿子的委托后，首先预约到天河区看守所会见，在会见到瞿某某后，同其确认了委托辩护手续，向其了解采取强制措施的时间、手续，了解其在里面的身体精神状况，紧接着询问办案机关对其讯问了几次，每次讯问的详细内容是什么？有没有出示过什么书证、物证或照片给她看，让她签字？警方有没有特别问到某些问题？在了解其涉案的基本情况后，笔者告诉她此阶段的权利与义务。告知其面对侦查机关的讯问时，与本案有关的，有如实回答的义务，与本案无关的，有拒绝回答的权利，回答问题要简单明了；特别告知其对讯问笔录的签字一定要仔细核对，确认无误后才能签字（在司法实践中，不少嫌疑人、被告人只看一眼甚至不看笔录就签字了，最后在法庭上发现自己签字的笔录与自己当时所说的不一致，这不一致的地方刚好对自己不利，若没有客观性很强的物证、书证，很难推翻自己已签字的笔录）；告知其对办案机关用作证据的鉴定意见应当向其出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可以申请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另外，向其详细讲述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及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规定，根据其向律师陈诉的情况，结合法律规定，初步分析本案对其有利的地方和不利的地方。特别告诉她，辩护律师在此阶段还看不到办案机关搜集的全部证据材料，因此，目前还不能全面、肯定地对本案走向下判断。最后，笔者告诉她律师在这个阶段将向天河区检察院侦查监督科出具不予批捕的法律意见书，意图阻止批准逮捕；同时将向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出具不予呈捕的法律意见书和取保候审申请书，意图让其不予呈送检察院批捕、变更强制措施。2015年7月23日，笔者同所里几位律师一同去天河区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科约见检察官，当面详细反映不予批捕的法律意见，笔者当面为瞿某某发表的律师意见为：
作为嫌疑人瞿某某的辩护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辩护人认为，关于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以涉嫌诈骗罪提请逮捕瞿某某，证据不足，为避免冤假错案，建议贵院对本案依法不予批准逮捕。具体理由简述如下：
一、关于GM公司（广州GM商贸有限公司简称）及其高管涉嫌诈骗犯罪的证据不足
辩护人之所以要谈及GM公司及其高管的基本情况，主要是因为瞿某某是否构成诈骗罪是以GM公司及其高管是否构成诈骗罪为前提的；换言之，如果GM公司及其高管不构成诈骗罪，那么在GM公司从事出纳的瞿某某则不构成诈骗罪；退一步说，即便GM公司及其高管可能涉嫌构成诈骗罪，只要从事出纳的瞿某某客观上不知情，那么其因欠缺诈骗的主观故意而不构成犯罪。
GM公司是保健品销售公司，与其他保健品诈骗公司的主要区别在于：
1、GM公司是合法成立的公司。有合法的营业执照、合法的税务登记证、合法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合法的食品流通许可证、有一定的注册资本及经营财产、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有一定数量的工作人员。由此可见，这与非法成立的、没有履行能力、没有合法证件的保健品“皮包公司”有本质区别。
2、GM公司保健品采购渠道正规、合法。GM公司采购的保健品均来源于三证齐全（《保健食品卫生许可证》、《保健食品批准证书》、《食品流通许可证》）的厂家，这与销售三无产品的保健品诈骗公司有本质区别。
3、GM公司有着严禁违法违规销售的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还聘请了律师作为公司的法律顾问来把关。公司的规章制度主要有：《电话违规相关制度》、《关于打单称呼调整通知》、《GM公司相关违规制度回访部》，这些规章制度严禁销售员工冒充专家、主任、院长等身份或者以胁迫手段来骗取客户财物，为贯彻落实，GM公司还成立了监听组对销售员的通话录音进行抽查，对违反规章制度的员工严格按照上述规定进行处罚，并对情节严重的员工予以开除。GM公司制定这些完善规范的制度并落实到位，这是与其他以诈骗活动为主要经营活动的保健品公司有着本质区别。
4、GM公司的客户投诉量非常少。基于上述3种原因，GM公司的客户满意度高，GM公司对客户提出的合理退款申请都予以满足，而且是全额退款；从客户满意度高、投诉量少、合理退款能满足来看，这是与其他保健品诈骗公司有着本质区别。
5、GM公司对保健品的定价虽高于成本价较多，但这符合市场规律的要求（公司在网络推广费及人工支出费用等方面均需要较高的成本）。因此，即便实际销售价格虚高，那也是以营利为目的，与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诈骗行为有着本质区别。
6、所谓“树大有枯枝”，即便GM公司及其高管在制度上严格要求和执行方面着力打击，事实上也无法完全杜绝个别员工为谋取私利的诈骗行为出现。个别员工为谋取私利的诈骗行为，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及罪责自负原则，应由其自行承担，与GM公司及高管无关。
二、瞿某某涉嫌诈骗罪的证据不足 通过会见和目前的证据材料表明：
1、瞿某某除对公司销售的产品为保健品（认为是正规保健品）有认识外，对公司销售的规章制度、运作方式、保健品采购渠道、销售方法与手段及公司销售主管领导分工等毫不知情；
2、作为公司出纳，只按照公司财务主管的要求去银行进行收支转账及工资发放，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知晓这些收支来源的细节，瞿并不坐班，经常在银行跑。因为瞿知道GM公司是合法成立的公司，一直信赖公司的收入是合法收入。
3、侦查机关一直怀疑瞿用私人转户替公司转账有掩饰诈骗所得的不法目的，瞿说公司要求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规避相关税费和手续费、没有其他目的是符合情理的，这是因为很多公司都是这么操作的，不是为了掩饰诈骗收入来源。
4、公司销售业绩的统计及收支报表是会计负责的事务，对此具体情况瞿某某并不知情。
5、诈骗罪是直接故意犯罪，在案证据无法证明瞿明知公司的收入来源于诈骗仍然进行银行账户的收支转账。
6、瞿某某身患子宫内膜异位症、肝炎严重疾病。前者导致寒冷痛经，后者导致左胸疼痛，瞿某某的身体状况已经不适宜采取羁押措施了，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
综上，由于GM公司及其主管主观上无诈骗的故意，客观上无诈骗的行为，瞿某某在GM公司从事出纳的行为也不构成任何犯罪，建议贵院对其不予批准逮捕，以维护瞿某某的合法权益。
肖文彬律师，诈骗犯罪辩护律师，曾于北京执业六年(2008-2014)，现于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任专职律师(2015-至今）。肖律师精研刑法与民商法，能言善辩，工于文笔，擅长于承办重大、复杂、疑难的刑事案件和民商事案件，现专注于全国性重大合同诈骗、金融诈骗等诈骗类犯罪案件。详见博客：http://blog.sina.com.cn/wencaiwuxue、联系方式：***、***。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系由王思鲁律师领衔的、按国际通行规则设立和运作的专业型律师事务所，本所践行“专注、专业成就未来”、“精益求精、铸造经典” 的理念，以经典案例开创团队式精细化法律服务的领航品牌。本所专注于全国性诈骗犯罪、走私犯罪、毒品犯罪、职务犯罪、网络犯罪、知识产权犯罪等刑事犯罪辩护领域，承办的大多数案件取得了取保候审、撤销案件、不起诉、免予处罚、从轻处罚、缓刑、无罪等成功辩护效果。重大刑事诉讼暨诈骗犯罪事务部精英团队由十余名专业律师组成，该团队承办的诈骗类成功案例、无罪案例主要有： ◆1998年珠海龚某合同诈骗案（无罪）◆1999年广州梁某诈骗案（无罪）◆2000年衡阳赖某合同诈骗案（无罪）◆2002年茂名梁某诈骗案（监外执行）◆2003年广州关某诈骗案（从轻处罚）◆2004年深圳廖某合同诈骗案（从轻处罚）
◆2011年原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主持人方某合同诈骗案（无罪）◆2011年曹某某信用卡诈骗案（从轻处罚）
◆2013年郭某冒充上将招摇撞骗案（判决后立马释放）◆2014年北京赵某诈骗案（无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