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行动研究

步入行动研究（精选5篇）

步入行动研究篇1

一、你觉得一线教师可以怎么应用行动研究法？平时注意收集学生数据，经常反思总结算不算行动研究？

答：我觉得一线教师应用行到研究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1.教师本人首先得学习行动研究法的相关理论。

2.按照行动研究法的步骤进行操作，即从计划、行到、观察、反思四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基本环节做起。

3.在行到过程中会有挫折，要有应付挫折的措施和战胜挫折的信心。

我认为平时注意搜集数据，经常反思总结应该属于行动研究的范畴，但是我感觉不是很严格。因为，行到研究本身就是一种小范围内探究教育问题的研究方法，主要目的不在于建构理论体系、归纳规律，而在于针对教育教学实践中的问题，通过行到来加以解决，以提高教育教学实践的质量，推动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平时搜集数据，经常反思总结，也是行动、观察、反思，属于行到研究的环节，但是如果指定计划，让研究更有目的性、针对性，反思时更注重理论上的总结、经验的推广应用，就是更严格意义上的行动研究了。

二、你认为教师成为研究者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重点所在吗？答：我认为教师专业化发展确实首先应该实现教师成为高标准的研究者。教师专业化，是实现学科专业发展和教育专业发展的过程。教师专业化是一种教师实际行为，不是一句空话。专业化成长与发展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教师需要每天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定期出去培训和交流，所学的知识与技能需要不断地得到充实和更新，教师既是课程的实施者，同时又是课程的研究者。这就要求教师运用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对自己的教育实践经验进行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的分析，以便对自己的实践有一个理论上的理解和总结，并发现其中的长处与不足，为以后的改进作好准备。应该结合自己的学情、环境、条件在实践中不断自我反思、同事互助或导师引领等相互渗透，重研讨、重实践、并且不断总结，而不甘愿做一个仅仅满足于获得经验“教书匠”。学者型，专家型教师是国家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

教师的创造性在于学习和提高自己“转识成智”的能力，即用智慧去驾驭信息和知识的能力。这就要求教师不仅转换知识观，而且了解不同学科、不同场合、不同目的所使用的不同知识形态，采取不同的传递方式，指导和帮助学生能够在这些知识面前善于判断、选择、取舍，并能够进行不同知识的组合、转换，引导学生学会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学习着手解决问题。而不甘愿做一个仅仅满足于获得经验单一学科的“教书匠”。学者型，专家型教师是国家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

具体如下：

1.新的课程改革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教师也要改变原来“教书匠”形象，向研究型人才发展。

2.教育对象的不断变化，也未教师的成长提出了更大的挑战，需要教师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研究水平和能力。

3.不断发展的现代科技也对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只有不断学习加强研究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不至于被社会所淘汰。

所以，对于教师本身而言和从教育教学的实践要求出发，都需要教师向研究型教师方向发展。

三、以你参与过的研究课题为例，说说你对教育研究方法的体会。答：从参加工作至今也参加了不少课题研究，而自己主持的只有一个课题。体会有以下几个方面： 1制定计划：虽然知道要根据教育教学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或者困惑，来确立研究问题，但是，经常会出现选题或者确立主题过大的现象，给后期的研究带来方向性不强，或者针对性不强的障碍。

2行动：在教育教学实际的工作中，繁杂事务很多，这些都是干扰行动研究的因素，有时候明明在计划中应该能够实施的工作，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推迟，甚至搁浅。这是在行动研究中必须克服的最大干扰因素，只有克服这个因素的干扰，研究结果才更客观、更科学、更有推广价值。

3观察：观察不是一个独立的环节，而是对行动全过程、行动结果、背景以及行动者特点的观察。我们的研究过程中观察会出现疏漏，不全面、不细致，有时候出现整理资料不是很及时等现象。

4反思：由于前面三个环节中或多或少出现问题，在反思环节中需要弥补的也就比较多，反思一般都比较深刻、比较客观，并把前面积累的资料包括经验、教训等一并整理归档。对行动的全过程和结果做出判断评价，并为下一个阶段的计划提供修正意见。

步入行动研究篇2

一、我的家世和教育情况

张晖（以下简称张）：吴先生，您好！我受所里委托，来采访您。请您先谈谈您的家庭情况，来所之前的受教育情况。

吴庚舜（以下简称吴）：好的。先说两句题外话。从古今人物故事来看，中年发愤遂成大家（如苏轼之父苏老泉）的少，多数还是从小就喜欢学习的人。从我的经历看，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学校和家庭文化的熏陶）是成功之道。

我是四川安县人，祖籍则是江苏常州。明代因仕宦、战乱迁徙到湖南耒阳，清代前期，高祖父的父亲迁到邛崃。高祖吴江（春帆）是嘉道间著名诗人、书法家，有《草亭存草》，他曾撰有一联云：“风月无边，长安北望三千里；江山如画，天府南来第一州。”流传甚广；他对功名没有兴趣，喜欢到处旅游；四川各处的名胜古迹，至今保留了他不少书法作品；那时到海南去不容易，他竟然渡海到了海南，从此自称“过海神仙”。我的曾祖父吴宗兰是个举人，曾任贵州铜仁知县、兴义知府等，在当地有“青天”之誉，著有《白鹤山房诗钞》，用王羲之体抄了整整十本，记载了贵州当地汉族和苗族大量的风土人情，可惜没有刻行，后来毁于“文革”。祖父去世得早，祖母是绵阳人，带着我父亲等五个孩子回了娘家。

我的二姑嫁到了绵阳的孙桐生家。孙桐生是有名的文人，《红楼梦》的脂砚斋批语中有他的一些批语，他还编过《全蜀诗钞》，我二姑成了他家的孙儿媳妇。我因此经常到孙家玩。后来，因为大姑、二姨、么姨等嫁到安县。父亲因军阀战乱也迁居安县，清贫的他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房子都是租的；父亲通文墨，所以担任过安县女中的语文老师、安县救济院、图书馆的职员，也为别人撰写墓志铭以及对联等书法作品。抗战胜利后，县长任翱为了庆祝，要修西山公园作为纪念，遂聘我父亲做县政府的秘书，专门负责西山公园的建设，为公园撰写对联。但时间不长，任县长离开后我父亲就失去了这份工作，继续过着穷困的生活。

我们家是一个有文化的家庭，但没有财富。我读高中时，借钱读了江油中学，一年后就失学了。我父亲解放前去世，家里穷得连饭都吃不上，妹妹、弟弟都要送人。我表姐当时是小学教师，因为要去成都，就推荐我去做老师。所以，我十六岁就开始当老师，妹妹也坐在教室里听我上课。四川一解放，我考上了人民教师，当到教导主任、校长，一直到1955年考上大学之前，都在小学做人民教师。

我小学念的安县私立文江小学，它是沙汀的舅父郑慕周出钱、沙汀筹划办的。郑是旅长，很有钱。就在他家旁边建了新式的小学和幼稚园，占有半条街。我先念的幼稚园，后念小学。小学里挂着沙汀题的校训，至今记得其中有“为社会服务”的字样，学校聘请了很多进步老师任教。沙汀夫人黄老师教我们音乐，比如《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等进步歌曲。这是一所新式学校，受新文化影响很大。老师讲鲁迅《阿Ｑ正传》。读小学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学校里唱讲胡适作词、赵元任作曲的《上山》：“努力！努力！努力望上跑！”老师还教外国文学，如《鲁滨孙漂流记》、《木偶奇遇记》等有趣的小说和故事。我在课外还阅读了《人猿泰山》、儒勒·凡尔纳的《海底旅行》，可以说是大开眼界。

学校不仅让我们动脑，还让我们动手，比如开美术课、手工课。安县有很多芦苇，我们就用芦苇作手工。我在给王伯祥先生写传记时，曾引起联想。当时还有近郊、远郊旅行等，游戏有荡秋千、滑滑梯、跷跷板、跳绳、推铁环等。安县在成都平原的西北边，到绵阳要走一百多里，是比较偏远的地方。小时虽然贫苦，但生活还是比较愉快的。那时上学讲究读书写字，书法也是一门功课，我父亲也是地方上的书法家。我也经常练字，因为穷，没有那么多纸，所以用草纸练字。后来，母亲发现城外河边有一种黄泥土，颜色特别红，像朱砂一样，可以在草纸上反复写，一张纸可以写四次。我听老师说写字要悬腕，就把一个盛水的碗放到胳膊上练习腕力，母亲还以为我在淘气。

沙汀和我有点远亲。受到他的影响，小学时学校出题问“长大后要做什么？”我就说要当作家。安县除了沙汀是个大作家外，萧崇素也是一个著名的作家，他翻译了很多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我也有影响。清代李调元的出生地也在安县，清代属绵阳罗江。从前安县的经济、交通各方面发展都很缓慢，但文化上有很多著名的大人物，对我都有引导的作用。

张：您的大学生活是怎样的呢？

吴：我只读了一年高中，高中课本都是后来自学的。1955年，我考上四川大学。

川大是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朱德、郭沫若等都在这里读过书。学校规模很大，是当时高教部七所直属高校之一，学校的中文系、历史系、数学系、生物系都很有名，毕业生分配，1959年包了好几个车厢到北京的科研院所工作。

中文系杨明照先生是《文心雕龙》专家，教文学史、文献学，我做课代表。还有一位老师张怡荪先生，年轻时曾写书和梁启超先生商榷，解放后出版过《藏汉大辞典》；张先生教古代汉语很有水平，讲课很风趣，能把古代汉语翻译成大家都听得懂的现代汉语。还有任二北，研究敦煌文学、戏曲文学，我只听过他的讲座，没有听到他系统的讲课。任先生后来不能到文学所工作，十分可惜，他当时就住在鼓楼那边，据说当时行政部门觉得他年纪大。还有一位石璞老师，不知道你是否知道？

张：我知道她是研究外国文学的，出过一本《欧美文学史》。

吴：是啊。她是钱钟书先生的同学，后来她到北京开会，我还去看望过她。杨明照先生来北京，我也去看他。杨先生还曾一口气爬十一楼到天坛我家作客。学校都肯定我，在两地分居困难岁月，川大中文系领导还曾到北京见何其芳同志，想调我回校任教，因其芳同志留我，没有办成。

我1955年进校，当时提倡向科学进军。在这种气氛下，我读了不少书，小时候我已读前四史，当故事书来看，也读了《汉魏丛书》等较大规模的书。当时也没有什么娱乐，就是看书，我学年论文写莫里哀、蒲松龄，毕业论文写沙汀短篇小说。

为了配合“大跃进”，和北大、南开一样，川大也写过文学史，我也参加了，写的是小说方面。后来风气变了，这套文学史就没有出版。现在看来，是大跃进，价值有限。

我以前想当作家，念了川大后，想当学者。但刚开始读书的时候，自己的知识面狭窄，想写文章可不知写什么，就像进了大森林一样，前后左右都有大树挡着，觉得前人什么都写过了，自己找不到出路。慢慢的，知识系统了，掌握第一手资料多了，就好像进了宝山一样，要找个题目写，俯拾皆是，当然小问题没什么意思，要找大家都感兴趣的写。

二、文学所忆旧

张：您是怎么来文学所工作的？在您眼中，那时文学所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吴：对我来说，步入文学所，就是步入实现理想之路。

当时科学院还是全国选拔人才的。我毕业填报分配志愿，第一个就是文学所，第二个是川大，第三个是新疆，最后分配到文学所。当时需要坐火车先到西安，然后从西安到北京，抵达北京的时间是1959年9月15日。因为那天早上毛主席、周总理刚刚参观过北京站，所以我很清楚的记得这个日子。

川大分到文学所一共有五个人，除了我之外，还有民间室的祁连休。其他人因为三年自然灾害，精简机构时到其他单位去了，当时连卞之琳先生的夫人也到下面的单位去工作了。

我们这批人来到文学所之后，一开始没有分配到各个研究室。国庆节所里开庆祝会，我第一次见到余冠英先生、王伯祥先生、钱钟书先生等久仰的学者。我代表新来的大学生、留学生讲话，主要就是表达了很兴奋的心情。当时何其芳同志安排我们在图书室抄写卡片等，先熟悉情况。后来何其芳让大家讲讲各自的兴趣和志愿。我分配到古代组。

文学所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专家多，著名学者多；二是图书多，善本多。图书多主要是因为郑振铎、何其芳都爱书。汪蔚林专职管图书，范宁等先生都兼职过图书室主任。那时人少，白天借书方便，就是晚上也可以借书。

文学所还有一点就是人情味浓。来所里后，邓绍基请大家去他家里玩，我和老先生们关系都很好。“文革”中，我被提了两个缺点，一是爱种花，说是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其实在我家乡四川，农民都种花；第二个问题是和老先生关系好。那时老先生绝大多数都进了牛棚，不是问题也是问题。这些意见在今天看来等于表扬我，而在当时却是严重问题。

张：能否仔细谈谈当时文学所的老先生们？

吴：我从小就养成了尊敬师长的好习惯。无论是小学老师，还是中学、大学的老师。文学所的老前辈，我都出自内心的诚意尊敬他们。

说起老先生们，当时文学所聘任了许多著名的专家。唐弢先生是和我同一年来的，戈宝权先生来所在我后面。当时古代室老专家更多。

俞平伯先生的《唐宋词选释》“文革”前夕已定稿，人民文学出版社印了征求意见本，但迟迟未出版。记得1965年初中宣部文艺处开会，于光远主持，我发言曾提到此书，希望早日出版。俞先生知道我喜欢书法，我请他写，他就写了一个条幅给我，那是在他获得平反之前。俞先生生活简朴，常穿大褂。

古代组组长是余冠英先生。余先生知识渊博，从先秦到唐代均有学术成果。林庚、冯沅君编《中国历代诗歌选》，曾请余冠英先生审订。余先生在这方面，是权威。不仅如此，余先生在语言上也注意美感，是由博而专的学者。我和他接触时间很长，经常和他谈个人情况。他对我十分爱护。唐山大地震前四川闹地震，余先生让我把家属从四川接来。我1963写《关于唐代传奇繁荣的原因》，也得到余先生的肯定，认为研究有突破。余先生认真又虚心、宽容，能容纳各方面意见；待人宽厚，能团结全组同志。

余先生为人正直，不计个人得失。“文革”后期，余先生关注未完成的科研任务，经常在他家里召开会议讨论《唐诗选》的修订工作。有位老先生担心修订后出版不了，余先生笑说“只要书有价值，不出版，藏之名山好了！”余先生关心培养人才工作，经常和年轻人谈心。我和胡念贻为中华书局撰写了柳宗元《天对译注》，胡念贻送他看后，对胡说：“庚舜同志不仅论文有新见，注释也显见功力。”《唐诗选》的初稿因时间短，尚不完善，而钱先生因撰《管锥编》退出编写组，余先生约我参加，并兼作他的助手，从选目到注释，作了全面修订。

王伯祥先生是年纪最大的老专家，文史兼擅，为人慈祥，待我如子侄。我1959年结婚时，王先生晚上专门过来当主婚人。后来谈学问，他对我说搞唐代文学一定要读《全唐文》。六十年代初他让我担任他编撰《中国古代文论长编》的助手，因为我去山东下乡而未果。王先生早年研究过《四库提要》，所以中华书局后来请他标点。我在《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中曾为他撰写了传记。

孙楷第先生身体不好，住在北大，大家都不认识他。《中国文学史》出版后，我专程去接他到四川饭店赴宴。孙楷第先生搞考证，当时风气不重视考证，其实自己做了研究，才知道考证的重要性。文学所对孙先生礼遇，真正体现了爱惜人才，利用专长，体现了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特点。

吴晓铃先生“文革”前就是研究员了，是元明清戏曲小说的著名专家。他曾在语言所工作，后来才调到文学所。吴先生的知识面很广，将博与专结合得非常好。他对后辈也十分关怀。譬如看了我的传奇论文，他高兴地鼓励我，还对我说如果想看京剧就告诉他，他送我戏票。

范宁先生很活跃，爱整洁。当时穿衣服，俞平伯先生是不拘一格的。钱先生是很整齐的，余冠英先生就开玩笑说钱先生“风度翩翩”。范先生的研究面也很广，从魏晋一直到元明清。他喜欢发表独立的意见，大家都很喜欢和他交流问题。

我的导师虽然是钱锺书先生，他和我合写论文《也论长生殿》，这在他是少见的。但古代组老先生都是我的老师。我信服杜甫的“转益多师”。除了本所的老先生外，我也曾受到茅盾先生的影响。听了茅盾先生的话，我才下决心在后来主编《唐代文学史》时加入骈文部分，全面反映唐文面貌。

张：钱钟书先生是如何指导您的呢？

吴：钱钟书先生是我的指导老师。最近《中国社会科学报》上有一篇文章，说钱先生是“孤傲”的，我觉得谈得比较片面，其实钱先生对人还是通情达理、平易近人的。他家住东四头条或钓鱼台，我去他家时，多数是他开门，在门口就能听到他急促的脚步声。他对所有人都是这样热情、谈笑风生的。我去送稿费、文件等，有时需要钱先生回信的，他就马上打开墨盒，一挥而就。他曾对我说他有一只心爱的铜炉，保姆很勤快，把它擦得发亮。郑振铎先生到他家看到这个铜炉，不断地叹气说“完了”。钱先生是笑着对我说的，连一句批评的意思也没有，他知道保姆不过是好心办坏事。于此可见钱先生的平易近人。

研究所老师带学生不需要手把手教，主要是谈自己的经历和心得，让学生自己去体会。钱先生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是以身作则。如要专一，又要博学，他跟我说，治学要先有立足点，然后向其他方向发展。钱先生说这句话的时候，同时在自己的膝盖上划了一个圆圈，然后画出射线，作为比喻，这句话对我启发很大。

除了言传，还有身教。钱先生上班比其他老先生都要早。来了就去书库。

做学问一定要熟悉第一手资料，钱先生谈天时说他反复通读过《全唐诗》五遍。我想和强记的他比，我应超过他才行。于是，向余冠英先生借钱买了套《全唐诗》，为研究需要看了六七遍。我研究唐代小说，也是在通读唐代小说的基础上展开的。另外，钱先生每次看到我的论唐诗的新作时，总是高兴的，说你又读了《全唐诗》。

钱先生生活很有规律，白天专心工作，晚上九点就睡觉。翻译《毛选》时，在沙滩那里。宾馆里伙食好，有黄油，但他不总吃太多，对身体不好。他也散步，注意养生。

张：您还和哪些老先生来往较多？

吴：还有吴世昌先生。吴先生有很突出的爱国思想，他的爱国热忱，很值得人学习。他用英文写《红楼梦探源》，同时对诗词很有研究，创作也很地道。

他喜欢奖掖后进。当时我是夫妇两地分居，一个人住在院部８号楼集体宿舍，吴先生每年寒冬春节都来看我。有一次开组会，我们坐在一起，他笑着对我说：“现在文学所有三吴（即他、吴晓铃先生和我）。”我只好说：“不敢当，不敢当。”

我和他接触多，是因为一起带唐宋文学的研究生，我是他的助手。培养计划、参考书目等，都是我负责写的。我还带研究生去俞平伯、夏承焘等先生家里去听课。学生毕业时请北大、北师大的先生来参加论文答辩，都是我来做。从前很少招研究生，怎么带，有的不熟悉，他常常介绍国外带研究生的情况。他非常爱才，第一次招研究生，一千多人报考，他和我通过荒煤争取了名额，除唐宋文学选拔四人外，还将优秀的考生分配给了王士菁、侯敏泽等先生。

吴先生他为人真率，有不同意见，就会直接说出来。他对以往答辩的不良风气提出要警惕。他说平常要严格要求研究生，对于有的评委为了显示自己常常刁难学生，他不赞成。

步入初三作文篇3

收起初二时的欢乐与无知，静静地等待着初三，不久，它就张开那巨大的翅膀将我“拥抱”。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强大力量，我在挣扎，试图从这股力量中爬出，但是，我被抑制了，必须听从初三的安排………………

从前，我渴望来到初三，犹如花草渴望得到雨露，然而，当初三悄无声息的来到我身边时，我显得那么的无助与彷徨。

从前，听学姐们说，初三犹如四季，有阳光，有沙滩，有冰冷，还有紧张；初三犹如一个调味剂，有酸，有甜，有苦，有辣，但是，我依然看到了她们的春风满面，不背阴影所笼罩，然而，这毕竟是开始，久而久之，她们的书包变沉了，红光也渐渐从脸上褪去，听到的不在是欢笑声，而是叹息声。

我知道，书包里是老师一张张督促的面孔，苦口婆心的表情，面对这“风云种种”，我怕了，退缩了。但是，初三的梦幻却在我的脑海里飘荡，挥散不去。渐渐的我看到它冰冷的眼眸变的柔和了，还有那少见得笑魇。

也许这就是初三的欢乐，它被一层层内心障碍所掩盖了，也许这是初三给人的预测，它告诉我，我一定会有希望战胜初三的悲伤与困难。

我下决心了，决定跟初三斗一斗，毕竟它的可怕是人们内心得魔鬼在作怪，它的真面目就是那“笑魇”。面对这希望，我的梦想，我决定征服初三。初三是我的转折，成功路上的障碍物。对于它，我不应该轻视，也不应该把它当作无法越逾的千丈高山，我要踏上“云彩”去征服初三，我要用我的快乐来征服初三。

初三，你在我心中是一个难以征服的魔鬼，你在我的眼中是我必须到达的一个彼岸，你那阳光般的笑魇也将永远对着我。

有人说，初三是一台黑白电视机；有人说，初三是最枯燥无味的；有人说，初三让我们失去了原来应该有的青春与活力。可我完全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初三，它是一台彩色电视机，他时刻上映着我们在初三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初三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正如我们的生活，有喜、有忧；初三虽然让我们失去了很多玩的时间，但是，我们又收获了很多…

步入初三，我们就要深刻认识到自己的任务，我们的任务就是努力学习，我们是未来的主人，谁不需要知识？要建设我们的祖国，要靠科技创新。以前的中国，为什么会受别的国家侵略，因为当时，我们的科技实力还很微弱，所以，别的国家才会肆无忌惮的侵略我们。而现在，我们国家重视科学发展，培养人才，在科学领域已经有百分之十一的项目进入世界前列，如此可见，科学技术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多么的重要！而作为我们，要珍惜现在良好的教育环境，我们生活在和平时代，就更加要珍惜学习的机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我们并不缺乏创新，只是，为什么禁锢自己的思想呢？不要总是认为，只有爱因斯坦、爱迪生、莎士比亚才有创造力，其实，任何人都有创造力，只要我们在生活中、学习中，敢于质疑，认真思考，总会有所创新。

为此，我们要端正学习态度，在老师的引导下，努力攀登科学高峰，不要以为科学创新只

是科学家的事情，作为中学生，我们应该付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奋力拼搏，背水一战！

只有亲身从战场上回来的老人，才可以平静地解开衣衫，指着胸口的伤疤说：“我这里有一瓣玫瑰花的痕迹。”现在我就可以有经验地对你讲述我的初三。

“彼得·潘和他的永无岛只是一个梦，是孩子终究都要长大。每个人在成长的岁月中都会丢掉一些东西，不管你愿不愿意。”引用这段话作为这篇长篇大论的开头，是因为面对“初三”这两个看似庄重的字眼，我不知道从何开始说起。初三的日子，每天都是单调的重复，仿佛有个人在不断地按着倒带、重放。安安分分地听长辈们老生常谈的悠闲日子已离我们而去，剩下的只有像纷繁而下的雪花一般多的作业。我们已经开始学着舍弃很多东西，放弃漫画，放弃电视，放弃上网……开始学着写老师口中的“能得高分的作文”，开始为中国的应试教育做贡献。触目惊心的中考倒计时，足以把人击倒的白色试卷，教室里永远过浓的CO2含量，填满了我们的初三生活。倒计时的天数一天天减少，是怎样揪扯着心灵的煎熬。张开手，细数手上的纹路，会看到与笔穿越漫长岁月的亲密接触的结果。在这试卷横飞的年代里，反抗是极其不明智的，我们纷纷举手投降，拜倒在中考的脚下。……我们甚至习惯了拖堂，我们的化学老师被几届学生誉为当之无愧的拖堂大王，没有一节课例外，最高记录20分钟。但这时候没人再去抱怨了，中考虎视眈眈地横在路前方，有什么办法呢。站在这个重要的岔路口，我们必须慎重而又迅速地做出决定，跳上那辆会把我们载向远方的车。

天空被稀薄的日光渐次漂染成灰白。阵阵无情的冷风，把年华老去的树叶，一片又一片地吹下。地上枯死的树叶，竟然跟着雪花一起飘舞。一瞬间，抬起眼向远方望去，往事在呼吸吐呐中汹涌着重现。无忧无虑的年代已经随着我们大段大段的梦一起大把大把地遗失了，待我们醒来时，发现握在手里的只剩下笔。常常会觉得我背着厚重的行囊在一条黑暗、狭长的名叫初三的路上行走，依稀看见前方的亮光，可却怎么也达不到那里，最后连步子都难以迈开。在那么多次心灵的煎熬后，我终于明白，只要再坚持一下就会柳暗花明。我知道人生不会给我充足的时间，我只能认定一个方向去追求并且永不放弃。行走在初三的路上，渐渐地学会了勇敢，学会了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的精神，学会了在失败中成长，学会了超越自己。与同学们一起行走在初三的路上，感受到了不离不弃、勇往直前、永不分离的如雁阵般的美丽。……

初三是痛苦的，初三也是美丽的，在这段日子里，会有泪水和汗水，会有迷茫和无助，会有辛酸和疲惫。可是初三也依旧精彩，依旧快乐。正是它让我们更加成熟，让我们学会自信勇敢地挺起胸膛，让我们渐渐成长。

太阳在不经意间悄悄出来了，它拨开厚重的雾气，洒下几点稀疏的光泽，却是那样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