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调解工作的调研报告

法院调解工作的调研报告（精选8篇）

法院调解工作的调研报告篇1

2007年以来，**法院认真研究**县社会矛盾纠纷显现出的特点，本着服务于民、服务于稳定的思路，经过深入调研，打破观念上的禁锢，从工作实践出发，不断丰富大调解机制建设的内容，实现了诉讼调解和人民调解两种纠纷解决机制的互补和协调发展，与县司法局就委托调解工作达成了共识，率先在全区

大胆尝试开展委托调解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一、委托调解提出的理念动因

委托调解是法院借助社会力量调处民事纠纷的新举措，是努力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有益尝试，是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增加和谐因素的有力武器，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为贵”的思想，在当事人双方即将或者已经对簿公堂的情况下，创造性地通过人民调解和风细雨的工作化解纠纷。

以促进和谐为动因。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和经济社会发展步伐的进一步加快，旧有矛盾不断积累、新生矛盾不断出现、各种利益诉求层出不穷，并以案件的方式进入法院,法院单一化的诉讼手段已不能满足解决纠纷的需要，如何依托社会资源，充分运用调解手段妥善处理发展中的社会矛盾，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矛盾解决机制成为当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以缓解诉讼压力为动因。近年来，**县法院的收案数平均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1998年**法院受理各类案件1987件, 2008年1至10月受理各类案件3976件，较2007年同期上升29.4%，是10年前的2倍,而全院的在编人数却比10年前少2人。2005年至2007年，**法院法官每年人均结案都在100件以上。审判力量严重不足，案多人少的矛盾十分突出，法官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如何缓解案多人少带来的诉讼压力，已成为**法院改革的重要课题。

以创新调解理念为动因。大量案件涌入法院，说明法律手段愈来愈成为调节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诉讼愈来愈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主要途径，但这些手段和途径所对应的司法资源却是有限的，不可能包揽解决所有的矛盾纠纷。如何平抑社会矛盾、调节利益关系、维护和谐稳定，就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发挥人民调解植根基层、熟悉情况的优势，创造性地实现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使人民调解工作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更好地发挥其职能作用。

二、委托调解的基本模式、框架

以和谐稳定为目标，以大调解网络为载体，以良性互动为保障，构建全方位的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联动机制，初步形成了5个乡镇、1个街道、6个社区、12个清真寺调委会参与的覆盖全县的县乡村三级民事纠纷调解网络。

形成委托调解组织网络。**县有人民调解委员会119个，其中乡镇级调委会5个，南梁台子人民调解委员会1个，村级调委会61个，社区调委会6个，企业调委会34个，清真寺调委会12个。这些调委会均隶属于**县司法局，2007年3月，**县法院与**县司法局出台了《关于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涉诉民事纠纷的实施意见》，确定了委托调解的范围、程序，以民一庭和基层法庭为基干向三级人民调解组织委托调解案件，在5个乡镇设立了委托调解示范点，聘请10名人民陪审员、120名乡村干部、15名宗教人士作为特邀调解员，通过诉前诉中委托的方法初步形成了以法院各庭为基础，人民调解组织为骨干覆盖县、乡、村三级的委托调解网络。2008年8月份，在学习上海松江区法院经验后，对委托调解又进行了完善，在**法院设立“人民调解驻法院”和专职人民调解员，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收费渠道、标准等又做了进一步的明确。

拓展委托调解工作范围。按照实施意见确定的委托调解范围，在纠纷的主体上，**法院不仅将公民与公民之间传统的民事纠纷对外委托，还将公民与法人及其他组织之间的纠纷对外委托，在纠纷类型上，不仅将婚姻、家庭、相邻、债务等多发、常见的民事纠纷对外委托，还尝试将一般侵权和轻微刑事伤害等案件对外委托。

建立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在人民调解组织建立信息点，人民调解员兼任信息员，在群众和法院之间架起信息沟通的桥梁，基层法庭定期召开人民调解工作例会，参加乡镇组织的综治工作会议，利用这样一些平台，人民调解员和综治成员单位通报近期辖区内各类矛盾纠纷信息和综治工作，基层法庭向他们反馈案件的受理及审理情况，使他们随时掌握这方面的动态，实现信息传递互联互通，对个别影响较大、积怨又深的矛盾，有针对性地制定工作方法及调解方案，邀请相关部门、宗教人士或当地有威望的人士参加调解，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初始，始终掌握解决矛盾纠纷的主动权。

促使各方优势互补。针对调解人员文化程度不高、法律知识不足、调解手段单一的问

题，**法院采取缺什么补什么的办法，由法官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引导，如为其配备法庭专用工具书、讲解实体法和程序法、讲解针对不同案件及当事人应适用的不同调解方法，讲解制作调解协议书应注意的事项以及集中旁听案件审理等，提高人民调解员的荣誉感和素质能力。人民调解员熟悉乡俗民情、贴近百姓、容易沟通、善做工作等特点，也不断影响着法官，潜移

默化地成为法官增强亲民为民意识的不竭雨露。

创新委托调解工作机制。

一是在法院设立“司法局驻法院调解室”。法院为专职人民调解员提供办公场所、办公设施等，配备书记员一名。办理立案庭委托调解的案件，由法院对驻法院调解室的工作进行指导，定期向司法局反馈专职调解员的工作情况。

二是对委托调解“以案定补”。对于人民调解组织调解和好的案件和即时清结的案件，法院按照一定的标准发放办案包干差旅费，同时要求其不得再向双方当事人收费，为委托调解工作提供有效的经费保障，激发了人民调解员工作积极性。

三是依法确认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效力。对经人民调解组织或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调解委员会将调解结案报告和调解协议书报送法院备案，一方要求法院确认调解协议的，法院经审查可以调解书的形式予以确认。

规范委托调解流程。一是当事人来法院起诉的，对符合委托调解的案件，立案前法官引导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诉前调解，征得当事人同意后，暂缓立案15天，先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二是对已立案但符合委托调解条件的民事案件，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可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15天内调解成功的，当事人可以选择确认效力或撤诉；调解不成的，及时回转案件材料，由法官依法审判。三是法院审判庭、执行庭在诉讼调解案件和执行和解中，可邀请特邀调解员、人民陪审员参与协助。

三、委托调解取得的效果

委托调解工作的开展，实现了整合资源，优势互补，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为群众提供了更为方便快捷经济的解决途径，实现了三赢，即：缓解了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提升了人民调解的影响力、实现了当事人解决小额债务、简单民事纠纷的零成本。

推动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进程。**法院的委托调解，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一项有益尝试，通过对委托调解的广泛实践，辖区内的人民调解组织、司法所、宗教人士等各种社会资源得到了有效的整合，形成规模优势，共同服务于纠纷的处理和矛盾的化解，推动了多元化解决矛盾纠纷的进程。2007年3月至2008年10月，共委托调解案件313件，占全院民事案件的8%。调解成功251件，成功率达79.8%。其中，驻法院调解室工作以来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即调解成功38件，成功率达74.5%。

促进了整体司法效益的提升。通过诉前源头预防、中间环节疏导，过滤掉大量的矛盾纠纷，使审判力量得到了有效的整合，节约了有限的审判资源，降低了诉讼成本，减轻了法官的办案压力，有限的司法资源发挥出了最大的功效，法官可以集中精力办理大、要案和疑难案件，提升质量和效率。2008年1至10月，**法院审判案件结案率达到80.5%，同比上升3.1个百分点，执行案件结案率为66.3％，同比持平，服判息诉率为93.65%，调解率为73.1%，同比分别上升了3.5个百分点和4.2个百分点，上诉率为6.35%，发回、改判率为12.87％，同比分别下降了1.8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信访案件较去年少6件。

提高了人民调解的影响力。长期以来，人民调解委员会主要依托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人民调解员则多是由村委会、居委会的主任、委员兼任，虽然在当地有一定威信，但毕竟文化程度不高，特别是法律知识欠缺，调解的纠纷大多仅限于邻里吵架之类的琐事。同时，由于人民调解协议缺乏法律强制力，许多纠纷调解后却因当事人反悔而宣告无效，加之经费难以保障、调解人员积极性不高等种种因素，使人民调解的影响力越来越低，人民调解制度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群众发生纠纷到法院打官司成为首选，人民法院从最后一道防线成了前沿阵地，而人民调解正逐渐失去优势，被人淡忘。委托调解实践证明，只要向当事人讲明人民调解的便捷和优势，讲明接受委托调解的益处，80%以上的当事人都愿意接受这种方式，人民调解组织通

过办理大量的委托案件，影响力就能不断扩大和加深。

减少了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成本。首先，以委托调解的方式，可以有效突破诉讼程序的一些“禁区”，省去了某些案件中的鉴定、评估等环节，又为当事人提供了相对“合情合理”的解决办法，节省了当事人诉讼中鉴定、评估等费用。其次，法院立案前委托调解不收取任何费用，即使当事人申请确认协议书法律效力，受理费在200元以内的仍实行免交，实现了小额债务、简单民事纠纷的零成本。第三，即使受理费在200元以上，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的，法院也会按规定减半收取。初步测算，**县法院委托调解成功251件案件就为当事人节省了律师费、误工费、车费等诉讼开支34万余元，有143件案件实现了零收费，68件案件减半收费，共计免收诉讼费24500元，少收诉讼费44100元。

四、目前存在的问题

以委托调解为主的联动机制，是一项需要长期努力、多方协作、创新完善的社会系统工程。目前**法院在完善委托调解工作方面，还不同程度地受到主观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制约，不可避免的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委托调解工作开展不平衡。个别庭室担心把容易调解的案件都委托出去会影响本庭调撤指标的完成，剩余下来的案件都是关系复杂、对抗激烈的案件，会影响办案效率，没有轻装上阵、办大案、疑难案件的勇气和心理准备。因此，有些庭室开展的较好，个别庭室开展的不尽如人意。

二是人民调解队伍整体不稳定，人民调解员业务素质不高。人民调解员多数都由村两委成员担任，每一次的村级换届选举都会引起村级调解队伍较大的变动。据统计，变换率约在60%左右，一些调解骨干因此而离开人民调解队伍。新增补人员的法律、政策和文化水平也参差不齐，依法调解、规范运作的整体水平不高。

三是当事人对委托调解后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调解协议的效力认识不足，担心一方反悔后调委会的调解协议无法履行，仍偏向于用诉讼手段处理纠纷。

四是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人员工作时间不能保证，人民调解员主要由村级人民调解员组成，大多身兼数职，经常忙于村社事务，不能充分保证开展委托调解工作的时间。

五是尚未尝试设立调解员名册，由当事人自主选择调解员，扩大当事人在调解中的自主选择权，增强当事人在调解中的主体地位，从而使当事人更愿意选择以委托调解的方式来解决纠纷。

五、今后委托调解工作的思路

今后**县法院要加强领导，积极发挥委托调解的化解矛盾纠纷，预防矛盾纠纷和法制宣传教育三大功能，加大对委托调解工作的投入，切实提高委托调解工作的物质保障能力。

要建章立制，进一步加强委托调解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不断调整和完善已有模式及举措。在此基础上，将委托调解工作纳入全院重点工作任务，并将其确定为年终目标考核的内容。量化考核，指标约束，奖惩激发，切实强化干警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以及多元化解决纠纷的意识。

要加强指导，促进委托调解和诉讼调解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对调解员高标准严要求，采取集中培训、以会代训、审理旁听、专题讲座、案卷评析、经验交流等多种形式，分层次对调解员进行法律法规和人民调解工作实务培训。以争当“十佳人民调解员”活动为载体，积极鼓励人民调解员立足本职、争创一流，激发调解员的自豪感、责任感，不提升人民调解员自身的形象和人民调解工作的整体形象。

要强化宣传，倡导多渠道解决纠纷。通过在电视台等媒体上开辟专栏、专题报道、发放宣传册等形式加大宣传力度，在各乡、镇（街）、村公告人民调解员的名单，将人民调解的工作范围等公开，向社会进一步宣传人民调解工作，扩大人民调解的公众知晓度，引导广大群众选择最便捷的方式解决纠纷，接受委托调解，营造委托调解的良好社会氛围，提升人民调解的社会公信力。

要整合资源，优势互补，积极争取县委、县政府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多方联动，密切合作，积极利用有限司法资源发挥最大效用。继续将诉讼风险评估、繁简分流、案件速裁、法官助理与委托调解有效地结合起来，“五法”并举，缓解案件上升势头，减轻诉讼压力。

法院调解工作的调研报告篇2

离婚案件调解后破镜重圆

“太感谢了, 我们俩能破镜重圆, 你们帮了大忙呀……”热泪盈眶的张某夫妇这次来到速裁庭不再形同陌路, 而是手牵着手, 这也让多次为他们调解的法官感到高兴。

张某和丈夫结婚二十多年, 丈夫平时爱喝酒, 有时在外面喝醉了, 回家对妻子实施暴力。张某在忍无可忍之下提出离婚。丈夫一听妻子要和他离婚, 拒不应诉, 跑到自己在北辰区开的修理店躲了起来。速裁庭的法官接手这起案件后感觉张某的丈夫对张某还是有感情的, 并不想离婚, 便决定进行调解。

工作人员到北辰区一次次寻找张某的丈夫, 由于不知道修理店的具体位置, 一时没能找到。这时, 大家想起张某的丈夫爱喝酒, 肯定有许多酒友, 于是又联系他的酒友, 最终从他们口中得知了张某丈夫的住处。

工作人员见到张某丈夫后, 他说不愿意离婚, 并已经认识到自己错了, 因为怕妻子不原谅自己, 所以不敢回家。此后, 工作人员开始对张某做工作, 一次次和她谈心, 终于张某同意和丈夫重归于好, 张某的丈夫也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反省, 保证以后不发生类似的事。

工作人员说, 像张某这样提起离婚诉讼的案件, 如果拖久了就不好调解了, 速裁就是要趁双方矛盾还没升级时及时调解。

供热纠纷四年矛盾三天解决

“供热问题解决了, 不光家里暖和了, 更暖了我们的心。”家住幺六桥一小区的九户居民因四年不交供热费被供热办起诉, 被告以冬天暖气不热还经常跑水为由不交钱, 双方矛盾很深。

速裁庭接手纠纷后, 工作人员立即深入小区了解情况。原来, 这片小区不是商品房, 产权归集体所有, 当初援建单位与供热办签有协议, 理应按时缴纳供热费, 但在计算标准上未能和居民达成一致。

了解到该情况后, 工作人员首先查阅了相关规定, 并将供暖费的计算标准发放给居民。在九户居民中有一户是代表, 做他的工作就成了关键, 工作人员一边对供热办提出建议, 敦促其按时、持续、达标供热, 促使其健全管理、规范服务, 定期和业主或业主委员会进行沟通、交流, 集中收集、回馈业主的意见。

经过多次调解, 这些居民与供热公司“决战到底”的想法没有了, 在互谅互让的原则下, 双方达到调解协议。速裁庭从接案到调解成功仅用了三天时间。

民工讨薪诉讼之路不再漫长

2009年中秋节前夕, 十多名来津打工的农民工以拖欠工资为由将施工方告上法庭。当时, 一些农民工连回家过节的路费都凑不齐, 而施工方以各种理由拒付工资, 甚至外出躲避。法院决定启用速裁机制, 尽快为农民工解决难题。

法院的工作人员及时与施工方负责人接洽, 经过多次调解, 双方达成了协议, 可施工方在达成协议后又变卦了。见此情景, 速裁庭的工作人员立即督促施工方负责人履行达成的协议。工作人员一边给其讲清道理, 一边亲自随同负责人取钱, 送到了农民工的手里。

有些涉及农民工工资的案件虽然数额不大, 但对于不少家庭来说, 可能是急需的生活开支。曾经有过这样一起案件:速裁庭为了赶在春节前为农民工讨回工资, 全庭上下加班加点, 连夜奋战。由于工程款项涉及的工人人数较多, 要逐一核实工资单的真伪, 确定金额, 工作量之大, 可想而知。就这样, 法官们一直忙到大年三十, 直至送走了最后一名讨薪者。

为了更好地保护农民工的权益, 妥善处理此类案件, 速裁庭的工作人员主要针对如何解决农民工欠薪维权诉讼途径、老板欠薪逃逸期间的矛盾调解及如何进行诉前财产保全等问题多次开会交换意见, 使农民工的讨薪诉讼之路不再漫长。

近年来, 人们通过诉讼解决纠纷的意识越来越强。持续上升的案件数与有限的审判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说起速载机制显现出的诸多优点, 速裁庭的陈法官如数家珍, 据她介绍, 在民事案件审判中, 首先是速裁机制适应的案件类型非常广泛, 一般的民事案件都可适用速裁程序, 采用速裁机制办案效率高, 可迅速起到及时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稳定社会的作用。此外, 采取速裁机制办理的案件调撤率高, 当庭履行率高, 此外还具有传唤方式上简便, 开庭的时间和地点灵活, 审理过程简便等特点。

法院调解工作的调研报告篇3

民事诉讼的调解工作对于化解矛盾、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而民事审判指的是人民法院通过相关的法律来依法对具有平等主体的法律关系进行调整，以此来服务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民事调解工作作为具有重要司法职责的法律制度，在我国当前的法制化进程中却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制约了其司法职能的发挥。因此，笔者认为，在这一发展背景下，对“基层法院民事调解工作的现状与对策”这一课题进行相关的探讨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

一、当前我国基层法院民事调解工作的现状

（一）案件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执行较难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我国的民事调解工作需要在事实清楚、责任分清的基础上才能进行，但实际上，这一规定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面临着很大的问题。首先，调解的规定本来指的是在无法查清的事实进行调解，通过调解来追求比较公平的结果；其次，如果所有的案件都需要在查清事实、分清责任之后再进行调解，明显会严重影响调解的高效率。

（二）调解规定简单且原则性强、难以运用于实践

当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对相关的司法解释都设置了专项的规定，但是其规定的内容却过于简单，且过于原则。一方面，由于缺乏对法官以及当事人必须遵循的规则而导致在民事审判的过程中法官判案的随意性比较大，缺乏严格的约束力。另外一方面，内容的过于原则且无明确的规定也导致了相关的民事审判工作中出现法官不敢轻易做决定的现象，影响了民事审判工作的效率。

（三）民事调解中主持人主导的调解权力过大

在我国当前的民事审判工作中，传统的审判方式已经根深蒂固，在民事诉讼的具体调解工作中，民事法官使用职权来进行调解的特征非常突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民事调解的过程中，法官有完全的权力来决定是以调解的方式进行结案还是以判决的方式来进行结案；其次，在进行民事调解的过程中，法官并没有保证相关的当事人有充分行使自己处分权的权利，甚至还会出现违反调解的自愿原则的现象发生。

（四）基层法院对民事调解的认识上存在着误区

当前我国各大基层法院对民事调解的工作都具有以下几方面的认识，比如说，民事调解可以有效地减少双方的对抗情绪，维护双方的正当利益和友好关系；民事调解可以有效地降低诉讼的各种成本，并有效地对司法资源的紧张局面进行缓解，进而提高我国民事办案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民事调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发挥当事人的主体性作用，且在法律的规范没有进行明确规定的前提下，民事调解还可以通过双方的妥协和协商来对案件进行相关的处理。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基层法院对民事调解在民事审判中的作用还是有着较为明显的认识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实际的民事审判工作中，仍然有部分的工作人员认为民事调解其实就是“和稀泥”，其追求的目标就是让案件得到调解，实际上仍然没有对案件双方的关系进行明确，没有对双方的利益进行明确的规定，进而违背了民事审判工作的“公平、公正”的目标。

二、完善我国基层法院民事调解工作的相关措施

（一）强化为民措施、满足人们期待的需求

在当前的基层法院民事调解工作中，解民难、排民忧是民事审判最为重要的价值，因此，当前我国的基层法院需要坚持群众的路线，积极践行为民的宗旨，以推进司法的大众化和便民化。具体来说，有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1.落实司法为民的职责

当前我国基层法院的民事诉讼法需要进一步加强方便人们群众实现权力和参与诉讼的相关条例，将司法为民的原则贯穿到基层法院民事审判的每一个环节之中，以积极回应人们的期待。比如说，可以通过实行“阳光司法”来积极地公开审务的信息，开通相关的基层法院的民事网、开展民事案件的网络庭审直播以及在线的法律咨询、实行无区别旁听庭审制度等来开展基层法院的民事审判工作，以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监督权、知情权。基层法院在进行民事审判的实际工作中，要通过改善人民来访的接待条件、加强涉诉信访案件的清理以及认真处理人民群众的投诉、申诉等工作来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表达权和参与权。

2.加强司法便民的建设

首先，要完善基层法院的服务中心的建设，尤其是要加强诉讼引导、立案审查、救助服务、立案调解以及信访接待、材料收转等工作的完善，为基层法院打造一个完善的“一站式”的文明窗口。同时，也要发布相关的基层法院巡回审判工作的意见，大力开展司法进社区的活动。积极搭建便民诉讼的特别通道，完善简易的审判制度，以减少当事人的讼累。

（二）立足案结事了、提高基层法院民事审判的工作效率

基层法院的民事调解工作作为社会和谐的法律助推器，需要相关的法律工作人员切实做好加强诉讼调解、司法品牌建设、审判监督指导等工作，以保障基层法院的民事审判工作能达到最优的政治效果和法律效果。具体来说，提高基层法院民事审判工作的效率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1.加强诉讼调解

调解作为民事审判案件调解、民事纠纷化解首要的手段要求基层法院在实行民事审判工作的过程中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原则。具体来说，在基层法院民事审判的工作中，需要加强诉讼调解和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相结合的工作，以实现民事审判工作的高效益、高质量与高水平发展。

2.加强监督指导

针对基层法院民事审判的二审工作，相关的法律制度要特别加强当事人再审的权利保障，完善相关的制度框架，并组建专门的审判管理的机构，以指导基层的法院的工作重心由审判监督庭的工作向案件质量的监督管理转移，且加强相关的审限管理，完善基层法院法律的正确适用，对基层法院民事审判的标准进行统一。

（三）建设民事审判队伍

基层法院民事审判工作的落实需要一支高素质的民事审判队伍。因此，坚持教育、监督、管理并重，齐抓能力、素质、形象，权利，打造一支业务精通、作风优良、公正廉洁以及政治坚定的基层民事法官队伍对当前我国基层法院的民事审判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还要开展司法大检查、作风建设、案件检查工作来对基层审判队伍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纯洁基层法院民事审判队伍。

三、结语

由以上可以看到，基层法院民事调解工作在我国国家法制化建设以及维护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针对当前我国基层民事调解工作所存在的案件查明事实、分清責任的执行较难，调解规定简单且原则性强、难以运用于实践，民事调解中主持人主导的调节权力过大等方面的问题，需要相关的法律工作人员切实做好强化为民措施，满足人们期待的需求，立足案结事了、提高基层法院民事审判的工作效率等方面的工作，以提高我国基层法院民事审判工作的效率，促进我国基层法院民事调解工作的开展。

（作者单位：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法院调解工作的调研报告篇4

【内容提要】加强人民调解工作与法院调解工作的沟通和衔接，是当前进一步发展和开拓人民调解工作的时代要求。本文试图对人民调解工作与法院调解工作的衔接的方式、方法做粗浅的探讨，详细论述人民调解协议书与法院调解书效力的衔接问题。笔者认为，在当前的实际情况下，应着力提升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约束力，实现人民调解协议书与法院调解书的效力衔接，从而进一步降低调解成本，提高调解成功率，更充分地发挥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关键词】人民调解法院调解衔接

调解是各国解决民事纠纷的三大制度之一，尤其是在我国，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的人民调解在处理居民之间的民事纠纷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不仅在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讲究和谐精神与协调一致[1]，人们有“厌诉”心理，发生纠纷时往往更多地求助于调解；而且从现实的层面上，调解不仅有利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迅速解决，并且有利于减轻法院的诉累。

然而，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书没有法律上的强制约束力，一方当事人一旦反悔，调解协议书就成为一纸空文，这不仅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巨大浪费。无疑，这样的制度不仅是不公平的，特别是与当下社会要求建立一个信用社会是背道而驰的，十分不利于建立一个良性的市场经济体制与环境。

因此，人民调解工作与法院调解工作加强沟通协调，采取优势互补，是发展人民调解工作的时代要求，是拓宽和完善调解制度的积极路径。

一、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的关系

（一）二者作为调解的共性

1、非对抗性和平协商，有利于减少当事人的对抗，和平解决纠纷。

2、程序简便快速，减少解决纠纷的时间和成本。

3、可以适当参考援引地方习惯、道德、人情等社会规范，缓和法律与本土实际情况的矛盾，做到合情、合理。

4、在法律法规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合理快捷解决纠纷。

5、维护社会稳定，培养公众诚信的道德观，增加社会凝聚力，缓和社会转型过程的矛盾和冲突。

6、调解的非对抗性和数额上的让步有利于义务人自觉履行义务，高效、彻底的解决纠纷。

（二）人民调解的优势（相对于法院调解而言）

1、人民调解的程序更为简便、快速且不收费，可就地就近解决纠纷，大大减少当事人的时间和成本。

2、人民调解方式灵活，更易促成双方当事人的和解。

3、参与人民调解主体的广泛性，可利用的促成和解的资源的多样性，如亲情、乡情、人情等，均可促成和解的达成。

（三）人民调解的缺陷（相对于法院调解而言）

1、多数调解人员文化程度偏低，法律政策和业务水平欠缺，不能适应当前调解工作的需要。

2、调解有时缺乏规范性和专业性，不能做到依法调解，难以让双方当事人心服口服。

3、由于调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使得纠纷解决有时不具有彻底性。

二、二者衔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随着改革和发展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和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发生很大变化，各种矛盾突出、多发、复杂。面对新时期出现的大量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应当加强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的衔接，进一步提高人民调解的成功率，降低投入人民调解的成本，迅速、彻底地把矛盾消灭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以适应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快节奏，真正达到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工作的良性互动，从而提高大调解的公信力，开创人民调解工作的新局面。

“调解书具有合同的法律效力。如果一方当事人违约，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寻求新途径解决争议。”[2] 另一方当事人向法院起诉后，法院应认定调解协议书具有合同（契约）的效力，应判定不履行调解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违约的法律责任，除非不履行调解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调解协议书。

为什么人民调解协议书具有合同（契约）的效力呢？人民调解委员会和社区矛盾调解中心调解的范围仅为民事性纠纷，属于私法的范围。而私法以私人平等和自治为基本理念，[3] 意思自治的真谛在于尊重选择，其基本点则是自主参与和自己责任。调解协议书是当事人在平等和自愿的前提下签订的，虽然双方可能都做出了让步，牺牲了自己在纠纷发生时要求的部分利益，然而他们最终发现，“只有与对手彼此都接受双方同意的约束，即契约，才是唯一现实的选择，”[4] 这正是当事人自主参与的结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尊奉私法自治理念去参与生活，必须把理性判断作为交往的前提。自主参与者对于参与所导致的结果负担责任，即自己责任，这是自主参与的必然逻辑。如果当事方不履行调解协议，意即当事方存在过错，根据意思自治理念，有过错的加害人必须对加害行为负责，即过错责任。既然我国的《民法通则》承认意思自治原则[5]，作为国家司法机关的人民法院有何理由不尊重当事人自治的结果呢？

人民法院在诉讼中认定人民调解协议书具有合同的效力，同时也符合程序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6条第2款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根据自愿原则进行调解。当事人对调解达成的协议应当履行……”在此法律规定，当事人应当履行调解协议，在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上法律做出的是强行性规定，当事人没有履行或是不履行自由选择权，反言之，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就要承担法律责任。该款随即规定：“当事人……反悔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该规定并没有说，当事人因反悔而不履行调解协议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从条文规定中也推导不出这样的意思。反过来，如果认为推出这样的意思，显然与该条文的前半句“当事人对调解达成的协议应当履行”是矛盾的，立法者不可能在同一条文中做出相反的意思。该条规定只是赋予当事人在不履行调解协议时除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之外的另一解决争议的新途径，即诉讼。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是起诉权，而不是胜诉权。在此情况下，无论是反悔方起诉，还是对方起诉，在民事实体法上，反悔方都要承担不履行协议的法律责任，除非法院认定调解协议无效。[6]

2、人民调解协议书与法院调解书的效力衔接

通过第一部分的论述，我们解决了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基础效力问题，然而人民调解委员会和社区矛盾调解中心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书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一方当事人违约，另一方当事人不能以此为依据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对于社会资源来说是一种浪费，同时也不利于树立人民调解的威信，这样大量的标的小、社会影响不大的民间纠纷将会涌到法院去解决，势必增加人民法院的诉累。

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及仲裁法中都有调解制度的规定，而法院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具有给付内容的法院调解书具有强制执行力。为赋予人民调解协议书以法律强制效力，我们设想，把人民调解协议书与法院调解书衔接起来，即人民法院可以应当事人的申请，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根据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制作调解书，该调解书即具有法院调解书的法律效力，当事人可以以此申请强制执行。实行这种衔接制度，不仅具有现实上的重大意义，而且具有法理上的可行性。

（3）法院审理的结果。法院对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审理结果可能有几种情形：一是，一般情况下，经过审理，独任庭认为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内容清楚、合法的，应依据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制作法院调解书，要求双方当事人要调解书上签字，加盖人民法院印章。二是，如果独任庭认为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内容不清或者违法或者有欺诈、强迫等情形的，应认定协议书无效。在双方当事人愿意再行调解的情况下，可以主持当事人达成新的协议，并以此制作调解书。三是，如果在独任庭制作调解书前，当事人双方撤回申请的，应裁定撤销案件；一方当事人撤回申请或不同意法院调解的，另一方当事人坚持不撤回申请的，应驳回申请，告知不撤回一方可以另行起诉。法院受理起诉后，在审理时人民调解协议书具有合同的效力。

4、人民调解协议书适用证据规则问题

2002年4月1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7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是否与这一规定发生冲突呢？我们认为，不发生冲突。

第67条的规定是针对法院主持的调解或当事人庭外和解而作出的，其目的是消除当事人害怕在调解或和解中因承认案件事实而在其后诉讼中给自己带来不利的顾虑，鼓励当事人在调解或和解中作出让步，从而促进调解或和解协议的达成。从条文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这项证据规则只对达不成调解协议的情况下才适用，如果双方当事人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一般情况下不适用该项证据规定，除非当事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0条[10]的规定提起再审。因为当事人一旦签收了法院制作的调解书，调解书即具备了法律效力，本案已经结束，不存在“其后的诉讼”，第67条证据规定失去适用条件。当事人要按照调解书的内容履行义务，当事人由于妥协而产生的对己不利的后果一旦列为调解书的内容，当事人同样必须履行。

人民调解委员会或社区矛盾调处中心主持下进行调解与法院主持调解同样适用第67条证据规则。在人民调解过程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同样不能在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但是当事人之间一旦达成协议，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后，人民调解协议书就具备了合同的法律效力，当事人则不能就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在诉讼中引用第67条证据规则，除非当事人证明人民调解协议书无效。如果人民法院根据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审核后制作法院调解书，则适用法院调解书的效力，如前段的分析，一般也不再适用第67条证据规则。

值得一提的是，涉及调解协议纠纷的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一方当事人申请人民调解员作为证人就相关事实作证，其申请应否准许以及人民调解员的证言效力。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70条的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然而鉴于人民调解员身份的特殊性，就此问题，笔者认为应明确规定对一方当事人的此种申请，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人民调解员作为调处纠纷的中立第三方，公平、公正的处理纠纷，不应作为任何一方的证人出庭作证，否则会极大影响大调解的公正性和公平性，不利于大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审理过程中，就案件事实确需人民调解员作出澄清说明的，由人民法院依职权向人民调解员调查取证，人民调解员的证言效力一般高于其他证人的效力，因其本质上是中立的第三方，与当事人均无利害关系，且法律素养比较高，更能忠于事实，忠于法律，维护法律的尊严。

参考文献：

[1] 详见赵震江主编：《法律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9页。

[2] 黄进、张丽英主编：《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页。

[3] 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4] 同上，第22页。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详细阐释参见彭万林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7页。

[6] 此处法院认定调解协议无效并不应是随意的，而是应依照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与可撤销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8、59条、《合同法》第52、54条），并参照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审核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58条）来进行。

[7] 参见陈桂明、宋英辉主编：《诉讼法与律师制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8] 《上海市人民调解工作指导委员会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若干规定》第30条第1款规定：“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由纠纷当事人约定，一般应包括下以下条款：

（一）纠纷当事人基本情况；

（二）争议事项；

（三）协议内容。”

[9] 书面审理方式，应该说不违背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原则。在民事诉讼第二审程序中，可以只进行书面审理。但此可以借鉴用之。对人民调解协议书而言，社区矛盾调解中心已进行一次调解，法院的审理在衔接的意义上，也可以算是第二次了。

法院调解工作的调研报告篇5

[引言] 诉讼调解是我国重要的诉讼制度，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调解作为重要的诉讼机制，具有解决纠纷的独特优势，被国际司法界称为“东方经验”。［1］诉讼调解不仅具有定纷止争、维护稳定的功能，而且在倡导“和为贵”的中庸文化氛围中为争议当事人重新架设交流的平台，化干戈为玉帛，变冤家为朋友，真正消除矛盾。［2］作为诉讼方式，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诉讼效益，缓解当事人的讼累，降低诉讼成本，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据有关部门统计，基层法院民事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所占的比例在50%左右，有的基层法院高达60%至70%，而基层法院审理的案件占整个法院审理案件的90%.针对占这么大比重的调解案件，我国《民事诉讼法》仅有第9条（第51条和解）、第155条、第8章中的7个（第85条至第91条）条文，以及《民诉意见》中的7 个条文（第91条至第97条）对诉讼调解作了规定。内容涉及调解原则、调解组织、调解范围、调解方式、调解效力等。因内容简单，过于原则，缺乏法官和当事人必须遵守的程序和规范，不能适应新形势下民事调解工作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与时俱进，从深入落实“司法为民”的要求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于 2002年1月与司法部联合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3］同年9月制定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2004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审判实践经验，对民事调解工作又作出了新的司法解释。笔者拟就该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谈点粗浅认识，权作引玉之砖。

[主题词]民事调解规定理解与适用

“法释〔2004〕12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调解工作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已于2004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21次会议通过，自2004年11月1日起施行。《若干规定》共24条，内容涉及调解范围、调解启动、调解方式、调解组织、调解协议内容、和解协议和调解协议的确认、调解书的生效和执行等方面。

一、关于调解的适用范围

诉讼调解，是指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程序中，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对争议各方进行疏导规劝，促使其就民事争议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的活动，又是人民法院审结案件的方式之一。诉讼调解作为《民事诉讼法》一项基本原则，在民事诉讼中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根据《民事诉讼法》第9条、第155条，《民诉意见》第201条的规定，调解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第二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4］《若干规定》第2条用列举和概括的方式，规定了除6 类案件不适用调解外，其他案件均可以调解。这6类案件是：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序案件，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确认案件，以及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

1、特别程序案件

特别程序案件包括选民资格案件，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认定财产无主案件。特别程序是人民法院对非民事权益冲突案件的审理程序。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其目的不是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益冲突，而是确认某种法律事实是否存在，权利状态的有无或公民是否享有某种资格，能否行使某种权利。［5］如选民资格案件，是确认公民是否享有政治上的权利；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是确认公民是否具有从事某种民事法律行为的能力或资格。所以，这类案件不适用调解。

2、督促程序案件

督促程序是指人民法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催促债务人在规定的期间内向债权人清偿债务的法律程序。因督促程序是一种非讼程序，无须开庭审理，当事人不当面对质，也不能适用调解。

3、公示催告程序案件

公示催告程序，是指人民法院根据申请人的申请，以公示的方法，告知并催促不明确的利害关系人在一定期限内申报权利，到期无人申报权利的，则根据申请人的申请依法作出除权判决的程序。公示催告程序是非讼程序，其发生不是基于当事人的起诉，而是基于当事人的申请，案件无明确相对人，不适用调解。

4、破产还债程序案件

破产还债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审理破产案件，终结债权债务关系的诉讼程序。它主要包括破产申请和受理、破产宣告、破产清算三个阶段的程序。破产还债程序中的和解，不同于一般的双方民事法律行为，这种法律行为涉及到债权人会议与债务人的意思表示一致，而且要以人民法院的裁定认可为条件。所以，也不适用调解。

5、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确认案件

婚姻、身份关系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影响巨至，涉及当事人的配偶、监护、继承等人身和财产权益，以及当事人应承担的赡养、扶养、抚养等义务。调整这两类关系的法律规范多属强制性规范。所以，不适用调解。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指的婚姻关系确认案件，不是指婚姻纠纷案件，而是指确认婚姻关系效力的案件。如无效婚姻等。身份关系确认案件，也不是指赡养、扶养、抚养、收养、继承纠纷案件，主要是指亲属关系和特定身份关系的案件。如血缘关系、配偶关系等。

6、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

司法解释也同立法一样，因受技术上的限制，用列举的方式不可能穷尽社会生活所有类型，难免会挂一漏万，用此概括条款予以补正技术上之不足，是常有的事。如调解内容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利益的案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案件，以及确认民事行为无效的案件等，就不适用调解。但确认民事行为无效案件，处理结果转化为给付之诉的，同样可以调解。如确认合同无效案件，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民事行为，其法定代理人不予追认案件，处理结果涉及返还原物或折价赔偿时，也可以进行调解。另外，在执行程序中也不适用法院调解，因人民法院的裁判已发生法律效力，非经审判监督程序，人民法院和当事人都不能变更生效裁判所确定的内容。

有观点认为，《民事诉讼法》对调解案件的范围并未作限制，而司法解释却作了限制，使诉讼调解难以发挥其全部功能。笔者认为，正是由于《民事诉讼法》对诉讼调解规定得过于原则和粗陋，造成人民法院调解案件范围上的模糊，才未能充分发挥调解的全部作用。司法解释对此予以明确，即规定哪类案件可以调解，哪类案件不能调解，使调解更加具有针对性，既减少了盲目调解，又提高了调解效率，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立法本义。

二、关于调解程序的启动和期限

1、关于庭前调解

在案件受理后，答辩期满前能否对案件进行调解，《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85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的规定及相关条款（128条）的理解，只要当事人自愿，调解应贯穿于审判活动的全过程。《民诉意见》第91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经审查，认为法律关系明确、事实清楚，在征得当事人双方的同意后，可以进行调解。”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落实23项司法为民具体措施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23项措施》）中规定：“民事诉讼过程中，调解可以在任何一个阶段进行，法院不得以调审分离拒绝当事人进行调解的正当请求。”据此，诉讼调解应包括庭前调解、庭中调解和庭后调解。实践中有许多法院采取这种作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并总结出了成功经验。如庭前调解有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时的“送达调”，询问被告答辩时的“答辩调”，双方当事人同时到庭的“即时调”，庭前准备阶段在交换证据时的“听证调”。［6］所以，《若干规定》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在征得当事人各方同意后，人民法院可以在答辩期满前进行调解。”有观点认为，答辩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答辩期是法定期间，在答辩期满前进行调解，剥夺了当事人的答辩权。还有观点认为，过分强调庭前调解与以“一步到庭”、“当庭宣判”为标志的审判方式改革旨在实现民事诉讼模式的现代化转型，解决审判机能弱化的理念相悖。笔者认为，在答辩期满前进行调解，是在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审判方式改革是以及时解决纠纷，实现“公正与效率”为目标的，而庭前调解强调了当事人意思自治，更有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符合现代司法理念。

2、关于调解程序的启动

答辩期满前的调解有两种启动方式，一是当事人申请调解的，可以立即进入调解程序；二是由法院主动征得各方当事人同意也可以进行调解。但在答辩期满前法院不得以职权主动启动调解程序。［7］即使在答辩期满后的程序中，法官也不得依职权开始调解程序，因为是否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应完全由当事人自由选择决定。而在司法实践中，多数案件是由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进行调解的。从表面上看，依职权主动进行的调解，以当事人同意为前提，并未违反自愿原则。但实质上，当事人对行使审判权的法官往往有种敬畏和服从的思想，当法官提出调解时，当事人不可能不考虑法官的意见。［8］所以，调解开始只能依赖于当事人的意愿，而不能由法院依职权开始。作为司法政策执行者的法官，在思想观点上应当适应司法政策的变化。［9］否则，将难以发挥调解应有的作用，更得不到当事人乃至社会的呼应。我们应当摒弃过去那种调解程序的启动以法院为主，以双方当事人为辅的职权主义模式，树立当事人自愿是调解程序开始的唯一条件的理念。

3、关于调解期限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及时性就是要尽快解决纠纷，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及时调解是人民法院实现“公正与效率”目标的要求。为保证人民法院及时审结案件，尽快解决民事纠纷，稳定社会秩序，《民事诉讼法》对一审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二审程序，再审程序期限都作了明确规定。其中的一审简易程序、二审程序的审限只有三个月。［10］由于审限的制约，庭前调解一般不能过多拖延，调解不成必须进入审判程序。若长时间调解下去，案件往往不能在法定期间内审结，影响了审判人员的调解积极性。有的审判人员对案件进行简单的调解后即进行判决，导致有些本来可以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最后却采用了判决方式解决。笔者认为，审限属于强行性规范，是对人民法院和审判人员的约束，违反该规范即为违法，但不应约束当事人。因为民事诉讼解决的是当事人的“私事”，应让当事人“坐下来慢慢的谈，妥善的解决好自己的事”。所以，应给当事人选择审限的空间和自由。

《若干规定》从有利于促成调解的前提出发，同时又能保证案件不超过法定期限，规定了两种期间不计入审限：一是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的期间。当事人在庭外通过协商自行解决纠纷，诉讼进程应由当事人把握，法院不应进行干涉。二是在答辩期满前调解不成，各方当事人同意继续调解的，延长的调解期间不计入审限。《若干规定》第6条规定：“在答辩期满前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调解，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在当事人同意调解之日起15天内，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在当事人同意调解之日起7天内未达成调解协议的，经各方当事人同意，可以继续调解。延长的调解期间不计入审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33条第3款规定：“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第81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不受本解释中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和第七十九条规定的限制。”在司法实务中，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举证期间一般不少于三十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举证期间一般不少于十五日（与答辩期相当）。“延长的调解期间不计入审限”，但延长的调解期间是否计入举证期间呢？司法解释未作规定。对此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若干规定》规定的延长的调解期间不计入审限，但应当计入举证期间。因为调解与举证是不同的诉讼行为，调解程序应适用《若干规定》关于调解期间的规定，举证程序应适用《证据规定》关于举证期间的规定。另一种观点认为，不计入审限的调解期间也不应计入举证期间，因为既然可以把调解期间不计入审限，也可以把调解期间不计入举证期间。

《若干规定》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调解期间不计入审限，是为了使当事人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对争议的事项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这样更有利于化解矛盾，解决纠纷。调解是以诚信为基础，通过双方的谈判解决争议。若当事人一边进行“和谈”，一边在积极 “备战”，容易使对方产生不信任感，认为对方缺乏调解的诚意，调解也就难以成功。既然当事人“不计前嫌”，一切“向前看”，以最大的诚意来进行调解，就应当有一个和谐的氛围。若将该期间计入举证期间，因调解不成，当事人失去了举证期间，导致证据失权而败诉，则会影响当事人的调解积极性，不利于发挥调解的作用。所以，应让当事人“以诚相待”，“心无二意”的好好调解“一把”。双方若在此环境中仍“和谈”不成，再进行“备战”不迟。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不计入审限的调解期间，也不应计入举证期间。我们对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应从体系上进行把握，切不可断章取义。

三、关于主持调解的主体

《民事诉讼法》第86条、第87条规定调解由审判员主持，即只有审判员才是主持调解的主体，人民法院邀请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只能协助调解，不能成为主持调解的主体。《若干规定》对主持调解的主体范围有所扩大，即人民法院邀请的单位或个人除可以协助人民法院调解案件外，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他们对案件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由人民法院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

1、审判员主持调解

《民事诉讼法》第86条规定人民法院调解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主持，也可以由合议庭主持。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有两种组织形式：一种是独任制法庭；一种是合议制法庭。在适用独任制法庭审判案件的情况下，调解案件一般由独任审判员一人主持，并无争议。而在合议制法庭审判之情形，能否由审判员一人主持调解有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既然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有独任制法庭和合议制法庭两种组织形式，与其相应，调解可以由审判员一人主持，也可以由合议庭主持。［11］一种观点认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大多是重大、复杂案件，庭审主要是查明案件事实并作出判定，需要合议庭全体人员参加，判决的结果也由合议庭集体决定。而调解过程与庭审过程不同，在调解程序中，审判员只是主持调解人，结果由当事人自己决定。所以，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在调解程序中，可以由审判员一人主持。笔者认为，为节约审判资源，提高审判效率，适用普通程序案件，调解可以由审判员一人主持，如果案情需要，也可以由合议庭全体人员主持。

2、单位和个人主持调解

《若干规定》规定，人民法院在调解程序中，可以邀请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者与案件有一定联系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和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社会经验、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并有利于促成调解的个人协助调解工作。如当事人所在单位有威信、明事理的负责人、同事，村（居）委会成员、人民调解员、司法助理员（法律服务所所长），专家、学者，以及亲朋好友等。他们当中有的人与当事人工作、生活、学习在一起，对情况比较熟悉，对纠纷比较了解；有的人在某个方面具有专门知识或技能，具有一定的威望。由他们协助人民法院做调解工作，有利于对当事人进行思想教育和疏导工作，顺利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这是人民法院调解吸收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借助社会力量促成调解成功的行之有效的方式。

《若干规定》还规定，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上述单位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确认。此为司法解释对主持调解主体的扩大之处。由有关单位或者个人主持对案件进行调解，须具备三个要件，实践中应注意把握。一是须经各方当事人一致同意，包括参与诉讼的原告、被告和第三人。此规定为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权，当事人一致同意委托他人主持调解，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二是须经人民法院委托，《若干规定》对委托的程序及形式未作规定。笔者认为，委托也应体现程序的正当性，在征得被委托人同意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制作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载明委托权限，并加盖人民法院印章。三是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审查，只要调解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和他人利益，人民法院就应当确认其效力。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无须制作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应将审查确认过程记入笔录；须制作调解书的，应当在调解书中将审查确认情况予以说明。

四、关于和解协议的确认及调解协议的效力

1、关于和解协议的确认

《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自行和解是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对双方争议的事项自行达成和解协议，以解决纠纷的一种活动。自行和解分为庭上和解和庭外和解。庭上和解是指在诉讼进行中，双方当事人当着审判人员达成的和解。庭外和解是指在法庭以外，在没有审判人员参与下，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12］自行和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自行和解包括庭上和解和庭外和解，狭义的自行和解仅指庭外和解。庭上和解属广义的法院调解范畴，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可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效力并制作调解书，以终结诉讼程序。而当事人庭外和解的，往往导致原告方撤回起诉，以终结诉讼程序。当事人庭外和解与法院调解，虽然都是当事人通过协商解决争议，但其效力是不同的。和解协议虽在一定程度上对当事人有约束力，但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一方不履行义务，另一方不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只能向人民法院重新起诉。而通过法院确认的和解协议或以和解协议制作的调解书，则具有强制执行力，一方不履行义务，另一方当事人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在以往的实践中，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在程序上只有一种选择，即由原告方向人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经人民法院裁定准许，诉讼程序才告终结。从诉讼经济角度考察，当事人自行和解诉讼成本更低，法院的诉讼效率更高。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撤诉后，当另一方不履行义务时，因和解协议无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只能通过重新起诉获得救济，造成讼累和资源浪费。为打消守约方的这种顾虑，应从制度上设计一种兼顾各方利益的机制。

《民诉意见》第191条对二审程序中当事人和解作了规定：“当事人在二审中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进行审查并制作调解书送达当事人；因和解而申请撤诉，经审查符合撤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该规定应是指庭上和解，且仅适用于二审程序，对一审程序中当事人和解不能适用。1995年9月1日施行的《仲裁法》第49条规定：“当事人申请仲裁后，可以自行和解。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庭根据和解协议作出裁决书，也可以撤回仲裁申请。”《仲裁法》对当事人自行和解设计了两种可供选择的程序，以满足当事人的需求。一是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可以撤回仲裁申请，终结仲裁程序；二是当人达成和解协议，可以请求仲裁庭根据和解协议作出裁决书，以终结仲裁程序。这样既节约了仲裁成本，又能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仲裁程序中关于当事人自行和解的规定较为合理，值得民事诉讼当事人自行和解程序借鉴。所以，《若干规定》吸收了《仲裁法》这一合理制度，其第4条规定 “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确认和解协议制作调解书”，从而改变了过去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自行和解只能选择撤回起诉的单一模式。

2、关于调解协议的效力

《若干规定》第13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当事人各方同意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者盖章后生效，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后，应当记入笔录或者将协议附卷，并由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者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请求制作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送交当事人。当事人拒收调解书的，不影响调解协议的效力。一方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另一方可以持调解书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13］《民事诉讼法》第89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应当制作成调解书。……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第91条规定：“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该法第90条同时还规定“下列案件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可以不制作调解书：……；

（四）其他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对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协议，应当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从《民事诉讼法》第90条规定中可看出，立法者并未一概否定调解协议的效力，其第4项“其他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的规定，为《若干规定》留下了适用的余地。有观点认为，《民事诉讼法》第90条只规定了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部分案件，调解协议才具有法律效力，并没有规定制作调解书的案件，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笔者认为，该条第1款“下列案件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可以不制作调解书”的规定，并不排斥人民法院可以制作调解书。对该条的理解不能作反面解释，应理解为“下列案件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也可以制作调解书”。若当事人或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对调解协议制作调解书进行确认，应不影响调解协议的效力。因为该条的立法目的是减少诉讼环节，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经调解达成协议，可约定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而无须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进行确认，以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依 “举轻以明重”之民法解释方法，当事人之间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以当事人调解协议为基础，人民法院按法定程序制作的调解书，当然具有法律效力。［14］

一般情况下，调解协议中的当事人应是权利义务的享有者或承担者，但也有调解协议中的当事人对调解书的内容既不享有权利又不承担义务。如不承担担保责任的担保人，不承担义务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等，他们虽是调解协议中的当事人，但对调解书的内容既不享有权利又不承担义务。依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当事人约定签收调解书后生效的情况下，若一方当事人不签收调解书，则调解书不发生效力。若对调解内容既不

享有权利又不承担义务的当事人不签收调解书而影响调解书的效力，则会损害其他当事人的权益。所以，《若干规定》规定：“对调解书的内容既不享有权利又不承担义务的当事人不签收调解书的，不影响调解书的效力。”

3、关于调解书的补正

由于调解过程相对灵活，调解协议和调解书往往也会出现各种瑕疵，有时这些瑕疵虽然不影响当事人的意愿和行为，但却埋下了纠纷的隐患，有时还会导致执行的困难。以往这些瑕疵的纠正缺乏一个确定的程序或措施，结果导致调解书无法履行、甚至需要启动再审程序。鉴于调解的特点，为了减少调解的障碍和当事人的疑虑，应建立一种补救措施或程序，例如裁定补正、补充协议等。［15］《若干规定》第16条规定：“当事人以民事调解书与调解协议的原意不一致为由提出异议，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异议成立的，应当根据调解协议裁定补正民事调解书的相关内容。”［16］有观点认为，《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1款规定的裁定范围共10项，其中第（7）项规定裁定只适用于补正

法院调解工作的调研报告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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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为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县法院始终把民事调解工作作为化解矛盾纠纷、减少涉诉信访的重要举措，不断提高调解意识，讲究调解艺术，丰富调解手段，逐渐摸索出了一套调解工作经验，有力地指导了民事诉讼。2005年，该院共受理民事案件2279件，调解、撤诉1858件，调撤率达到了81.5，创历史最好水平。今年1至8月份，该院民事案件调解率又创新高，达到了84.8，涉诉信访案件较去年同期下降了48.4。

一、更新理念，提高调解意识

——县法院党组认识到，民事调解作为一种民事审判结案方式，在国内素有“优良传统”的美誉，在国外则被誉为“东方经验”，从目前看，调解已成为符合我国国情的一种司法手段，已从一种优良的司法传统升华为一种现代审判理念。基于此，该院把更新干警的司法理念，提高全员调解意识作为重点抓在手上。一是强化调解优先意识。近年来，该院一直把全程调解、优先调解贯穿在民事审判工作的各个五一节，坚持立案时、开庭前、开庭中、判决前均进行调解工作，达到了不放过任何一个调解机会的目的。二是强化以人为本意识。要求全院干警都要坚定司法立场，把群众观点贯穿于各项工作中，把维护群众利益作为司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做到了廉洁勤政、主动服务，减少了诉讼的冷漠和生硬，为审判工作注入了更多的人文关怀。三是强化维护稳定意识。在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的新形势下，该院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积极探索案件调解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把调解作为结案的主要方式，从而充分发挥了案件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中的积极作用。四是强化有机结合意识。该院不断加强民事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的联系，积极推进人民调解、诉讼调解和行政调解“三位一体”的调解机制的建立。同时，正确处理调解与判决的关系，未发生久调不决的问题。对于当事人不愿意调解、虽愿调解但双方要求差距过大的案件，全部及时做出了判决，未发生超审限案件。

二、合法规范，把握调解原则

近年来该院的调解工作严格贯彻了“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方针，产结合工作实际确立了“合法、公开、效率、规范”的“调解四原则”，对指导调解工作规范利进行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是正确把合法原则。该院坚持在事诉讼调解的过程以及在法官主持下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内容，都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做到了不违背社会公德，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集体以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也未出现强迫当事人调解的问题。二是正确把握公开原则。即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都做到公开调解；离婚案件、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调解的，可以不公开调解。三是正确把握效率原则。该院坚持以及时、便捷的方法开展调解工作，明确规定以调解为名而拖拉办案的法官，按照有关纪委规定予以处理，有效地防止了调解效率低下的问题。2005年以来，该院调解的案件，80以上均在两个月内结案，有效地提高了办案效率。同时，对于当事人不愿意调解、不适合调解的案件以及经调解不成的案件，都能够及时做裁判，防止了因久调不决而造成案件审限过长甚至超审限的问题，最大限度地减轻了当事人诉累，节省了审判资源。四是正确把握规范原则。在调解过程中，办案法官坚持仪态庄重，着装规范，使用“法言法语”，没有出现行为和语言失范问题，树立了人民法官的良好形象。在制作调解书时，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规范来进行制作，防止了调解书失范。近年来，该院正确把握“调解四原则”，调解工作做到了合法规范，没有发生违法调解、强迫调解问题，没有出现超审限案件，也没有出现调解书不规范的问题，更没有发生因调解工作而出现的信访上访案件。

三、建立机制，拓宽调解渠道

为抓好民事案件调解工作，——县法院建立健全了调解管理机制，努力营造“大调解”的工作氛围，并通过运用社会资源，不断拓宽渠道。一是领导重视，成立了调解工作领导机构。成立了以院长为组长，以主管民事的副院长为副组长，各民事审判庭庭长为成员的调解工作领导小组，指导全院的民事案件调解工作。落实了分级负责制，层层抓落实。特别是明确要求各法庭的庭长，在亲自办案的同时，还要具体指导本庭的调解工作，从而逐步营造了“全员调解”的良好氛围。二是奖优罚劣，把调解工作作为考核内容。把案件调解率作为一项重要的考核目标，列入规范化管理考核缺席，明确规定达不到既定标准的庭和人员予以扣分处理同时，还对年终调解率高的庭予以表彰并给予物质奖励，从而产生了良好的导向作用，大大提高了

干警调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2005年，访院12个民事业务庭中，有五个业务庭的调解率超过了85。三是交流经，组织从事民事审判的同志谈自己调解工作的经验和体会。并以在院工作情况上刊登调解经验、介绍个案的调解方法等方式，宣传调解典型，开拓调解思路，从而开辟了一条总结交流调解经验的有效途径，使全院干警的调解水平普遍提高。今年已涌现了17名

调解率在80以上的调解能手。四是构建网络，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为强化调解效果，该院通过培训人民调解员、召开调解工作会议、选任调解助理员等方式，逐步构建起一套协助调解网络。近三年来，该院九个基层人民法庭先后为全县12个镇钓200余名人民调解员进行了21场次的培训，有力地增强了人民调解员的法律意识，提高了调解水平。直辖市各镇召开民事调解联席会议12次，化解群体性纠纷17件。三年来，通过人民调解员的努力，先后解决诉前矛盾纠纷200余起，有力地减轻了法律工作压力，促进了社会和谐。同时，于今年开展了选任调解助理员工作，从12个镇分别选取2个村作为试点，聘任村中有威望、具有一定法律知识、协调能力强的村民为调解助理员，协助各人民法庭进行调解工作。今年以来，24名调解助理员已协助调解案件69件。

四、创新方法，丰富调解手段

在近年来的审判实践中，——县法院逐步完善并推行了抢抓关键法、利益平衡法、辩法析理法、案例诱导法、借力使力法、组织助力法、冷却处理法和温情感化法共八种调解方法。在具体调解工作中，该院坚持灵活运用这些方法，将这些方法巧妙有机地结合到一起。一是抓住关键找准点。对于一些争议标的不大而案情却相对复杂的案件，并不固守查清事实这一教条，而是本着利益平衡的原则，在尽量查清案情的同时，寻找双方当事人的实体利益平衡点，围绕这个平衡点进行调解，取得了较好效果。二是辩法析理善诱导。在民事调解过程中，根据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理出头绪，讲明法律，说清道理，通过及时耐心的启发疏导和说服教育以及相关案例，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如该案审理的一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双方当事人剑拔弩张，情绪激动，矛盾随时可能激化。对此，该院办案人员分头到原被告家中，在指出双方均有过错并做其思想工作的同时，向双方讲述了一起因琐事互殴，打人者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刑五年而被害人致残的案例，教育双方摒弃前嫌。最终通过引导和说服教育，双方当事人互相道歉，握手言和。三是借力使力巧开锁。一件案件到了法院，双方当事人都托人的为数不少。对此，该院借助双方“说情人”，利用他们来开当事人的“思想锁”，为案件调解创造有利条件。同时，积极请基层组织、人民调解员或调解助理员来协助调解，并针对当事人比较相信代理人、律师的特点，通过代理人和律师协助法院做当事人的工作，促成调解等方法，取得了较好效果。四是冷热有别重感化。针对不同案件的特点，准确把握调解时机，分别适用“冷处理”、“热处理”、“温处理”等不同方法。所谓“冷处理”，主要是对于打架导致的人身伤害等当事人情绪比较激动或矛盾较为激化的案件，不急于调解，而是先放一段时间，使当事人的情绪“凉”下来，从而使当事人能够冷静下来，正确分析形势，从而愿意接受调解。所谓“热处理”，就是在当事人已有调解意愿，但还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趁热打铁，不失时机地摆事实、讲道理，进行“热调解”。“温处理”，主要是指在与当事人接触进行调解的时候，要出以真心、付出真情，让当事人相信办案人员是他的贴心人，会为他主持公道，从而愿意讲出真实的想法，愿意接受法官提出的调解意见。

五、加强协调，正确处理“三个关系”

在办案中，坚持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确保调解工作取得最佳成效。一是处理好审判各个环节的关系。在立案、送达、审理、执行等各个环节，都要建立起密切的衔接关系，使立案庭、审判庭、执行局等各部门分工不分家，相互配合，相互鉴定，共同做好调解工作，并努力提高调解案件的即时履行。今年以来，该院由立案庭在正式审理前进行调解而结案的案件占全部调解案件的21，并通过立案庭工作息诉12起。而在调解协调达成后，即时履行率达到了80以上，有效地减轻了执行工作的压力。二是正确处理调解与判决的关系。调解和判决都是法定的结案方式，发挥着各自的作用。该院坚持不走极端主义路线，做到既不无限夸大调解的作用，在办案过程中片面追求调解率，甚至导致办案效率低下案件久拖不决，又做到不将诉讼调解制度视为可有可无，不在庭审中走过场，坚持用最有利于维护当事人权益，最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的方式来结案。三是正确处理法律规定与调解实际的关系。在审判实践中，在坚持依法办案的基础上，正确处理法律规定与当地的风谷习惯之间的关系。只有双方当事人自愿，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尊重当地风谷习惯以及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确认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合法有效，进一步提高了调解率。

六、政策倾斜，支持调解工作

针对调解相对判决需要耗费较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的实际，该院实行了政策倾斜，大力支持调解工作。一是人员全理配置。选调了一批年富力强，有经验、素质高、善调解的审判人员充实到人民法庭，并通过合理调动，实现了人民法庭正副庭长全部异地任职，减少了“人情案、关系案”的发生，使人民群众更加相信法庭从而愿意调解。二是加强后勤保障。去年以来，新建了两个人民法庭，并对其他人民法庭进行了修缮，为所有法庭配齐了警车、电话、微机等办公设备，并于今年上调了人民法庭的办案经费，为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

——县法院的调解工作，在化解矛盾，解决纠纷，便利当事人进行诉讼等方面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使法院的各项工作副上了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出现了“三降四升”的良好局面。该院的案件发改率、信访案件发生率、当事人申诉率都较往年有较大幅度下降，而案件质量、办案效率、案件执结案、社会满意度都有所上升，从而有效地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树立了人民法院的良好形象。

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篇7

1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民事诉讼审判方式改革的演进, 将调解与审判置于同一程序之中, 二者交替使用, 以及长期形成的“重调轻判”局面, 造成了我国现行调解制度存在诸多弊端:

(1) 自愿原则得不到保障。

调解与审判置于同一程序, 意味着法官既是调解的主持者, 又是诉讼的裁判者。对于一般案件, 法官首选调解方式, 在当事人不愿调解之情形下, 法官变相强制要求当事人调解, 此时, 当事人不得已放弃原则而选择迎合法官。换言之, 当主持调解者的身份可以转换为审判者时, 当事人的自愿原则就无法真正实现。

(2) 审判功能虚化。

调解与裁判共存于同一程序中, 在现行法律不完善的情况下, 使得法院最为主要的审判功能虚化。在司法实践中, 调解功能不断扩张, 而审判功能相对不断萎缩, 从而形成了调解主导型的审判体制, 这种审判体制容易造成诉讼体制的变异, 弱化实体法和程序法对审判活动的约束作用, 助长司法腐败。因此有学者认为, 在法院的调解过程中, 无论是对实体法还是对程序法的适用, 都存在“流动性”和“随意性”的特征, 极大地削弱了法律对法官的束缚作用。

(3) 当事人调解信息的保密性得不到保障。

调解信息的保密性是调解制度的优势之一, 它不仅意味着调解不公开进行, 而且也意味着当调解程序进入诉讼时, 调解中当事人所做出的让步不应当被作为判决的依据。然而在我国, “调审合一”的诉讼模式使当事人调解信息的保密性成为一纸空文。

(4) 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调解原则背离了调解的规律。

以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调解原则与调解制度格格不入, 该原则不仅违反了当事人的处分原则, 同时也不利于调解效率功能的发挥。调解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一种表现, 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侵犯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利益时, 就应当得到允许。另外, 法院调解的功能之一在于其效率性, 而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则有降低诉讼效率之虞。

(5) 反悔权的规定不合理。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调解书送达前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反悔, 而无须任何理由, 因此调解协议对当事人并无任何约束力。该规定不仅违反了合同法的一般原理, 同时也影响了诉讼效率。

2 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基本理念和具体方案

2.1 基本理念

对法院调解价值的充分肯定是我国新一轮改革法院调解制度的基础和起点。针对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笔者认为, 首先我们应树立符合时代需要的法院调解制度的基本理念, 以此正确指导并推动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其他改革的具体设计方案应当围绕这一基本理念而展开。

(1) 以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为基点。

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 在调解程序中实质上就是要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自愿性, 保障当事人的合意, 自愿又是当事人形成合意的前提条件。首先, 对于调解或是审判方式, 应当保障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其次, 在调解协议的内容上尊重当事人的实体处分权。

(2) 正确处理调解程序中的当事人处分权和法院审判权的关系。

处分权是当事人基本的诉讼权利, 而与其对应的是法院的审判权, 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 对完善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具有要意义。首先, 审判权应当保障处分权的实现, 具体应当保障当事人程序性的选择权和实体处分权。其次, 审判权应当指导、监督当事人处分权的行使。具体而言, 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实现审判权对处分权的指导、监督:第一, 当事人的调解自愿性在一定范围内应当受到法院的制约。第二, 在调解程序中法官要履行好对当事人的阐明义务。第三, 法官要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内容进行审查, 对其合法性予以确认。

2.2 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具体方案

(1) 建立调审分离、重视审前调解制度。

基于我国调审合一的办案模式存在的种种弊端, 笔者认为, 我国应实行调审分离式的调解制度, 而这一模式的运行需要审前准备程序这一配套制度的完善。具体设想是:将诉讼程序划分为庭前准备程序和庭审程序, 并将调解程序放在庭前准备程序之中, 并设立庭前法官和庭审法官, 庭前法官负责主持调解, 不参与庭审程序, 庭审法官则负责案件审理, 不参与庭前调解。庭前法官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调解, 如果当事人不愿意调解或调解不成则将案件转入庭审程序。在庭审程序中, 法官不再进行调解, 而是依法作出判决。

(2) 确立法院调解不公开原则。

调解的过程应当是不对社会公开的, 且当事人在调解的过程当中所承认的事实、做出的让步不得被作为审判程序中不利依据。确立法院调解不公开原则, 有利于双方当事人在调解的过程中开诚布公, 促成调解协议的达成;也有利于调解法官找出问题的症结, 做出中肯的调解;同时, 可以避免审判法官因受调解信息的影响而损害一方当事人的权益。

(3) 明确界定合法原则。

关于合法原则, 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比较模糊, 容易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由于调解的正当性来源于当事人双方对解决方案的认同, 只要当事人不违反强制性法律规范和公序良俗原则, 当事人的处分权就应当得到保护。所以, 为避免法官权力的滥用, 民事诉讼法对合法原则应当明确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原则。

(4) 取消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原则。

事实清楚、分清是非是审判方式应遵循的原则, 但与调解本身的特质不符。这是因为:首先, 是判决而非调解才是建立在查明事实, 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对于当事人调解中的处分行为, 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侵犯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权益就应当得到允许。其次, 法院调解的优势在于其快捷性和便利性, 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则会阻碍这一功能的充分发挥。再次, 如离婚、抚养、赡养等特殊案件, 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反而不利于调解协议的达成。

(5) 明确规定调解程序只能由当事人申请开始。

要从真正意义上贯彻法院调解的自愿原则, 应当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 调解程序的开始有当事人决定, 而法官只履行其释明和告知义务。当事人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选择调解程序的, 法官应当依法开启调解程序并为双方创造良好的调解条件, 提出建议, 但不得强迫当事人。

(6) 重新界定调解的适用范围。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调解适用的程序上范围过广, 在适用的案件上范围过宽。调解应当只适用于一审, 且由当事人在开庭前主动提出, 即审前调解, 或由调解法官提议, 经当事人同意。在二审和再审程序中, 除当事人提供了新证据的情形外, 当事人合意申请的, 适用和解程序。在适用案件的范围上, 应当明确排除不能适用调解的几种案件, 如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等。另外, 对于一些特殊类型的案件, 应当参照《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4条之规定, 把调解设置为其必经程序。

(7) 修改调解协议的生效要件。

鉴于当事人反悔权的规定违反了合同法的一般原理, 同时也影响了诉讼效率。笔者建议, 明确规定调解协议一经双方当事人签字即发生法律效力, 这样既可减少当事人的诉累, 又可以提高诉讼效率, 维护司法的权威。

(8) 增设调解期限的规定。

对于诉讼中的久调不决, 笔者认为, 调解期限应以一个月为宜, 有特殊情况的, 可延长15天。同时, 对于一方当事人企图以调解达到拖延时间、转移财产或逃避债务目的的, 应当对其实施民事强制措施以遏制恶意调解行为的发生。

(9) 确保调解法官的中立性。

法官应当处于中立地位, 置身事外, 理性调解与裁判, 禁止案件的调解率与法官业绩挂钩, 否则法院调解制度就会被扭曲, 调解的公正性就会受到质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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