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意见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意见（推荐8篇）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意见 篇1

为正确审理物业管理纠纷案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并参照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就当前我市法院审理物业管理纠纷案件中的相关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关于适用范围

1、本意见所称物业管理纠纷是指居住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或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企业之间因物业管理行为发生的民事纠纷。

现有居住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公房使用人与物业管理企业之间形成物业服务合同关系的，该公房使用人的权利义务等同于前款中的业主。

2、不具有物业管理资质的单位(如村委会、自行管理公房的单位等)因提供物业服务与业主发生的纠纷，不适用本意见。如果争议的双方系平等主体的，按照一般的民事纠纷处理。

3、业主与业主之间、业主与房地产开发企业之间的民事纠纷，不适用本意见。

4、业主与业主团体(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之间因内部管理行为发生纠纷的，当事人应当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处理。

5、商业物业管理区域或特种物业管理区域内因物业管理行为发生的民事纠纷可参照适用本意见，但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二、关于管辖

6、当事人一方违反物业服务合同约定造成另一方损害，发生违约与侵权竞合的，另一方可以选择提起违约之诉或者侵权之诉，由法院根据诉讼性质依法确定管辖。

三、关于诉讼主体

7、业主委员会于下列情形下可作为原告参加诉讼，以其主要负责人(主任或副主任)作为代表人：

(1)物业管理企业违反合同约定损害业主公共权益的；

(2)业主大会决定提前解除物业服务合同，物业管理企业拒绝退出的；

(3)物业服务合同终止时，物业管理企业拒绝将物业管理用房和《物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资料移交给业主委员会的；

(4)其它损害全体业主公共权益的情形。

业主委员会的成立应当符合法定程序。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的，由全体业主行使提起诉讼的权利。

8、业主委员会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业主要求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的，不予准许。

业主委员会起诉且法院已经受理后，业主又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起诉的，不予受理。

9、物业管理企业侵害的权益仅涉及单个业主或部分业主的，应当由单个业主或部分业主作为原告提起诉讼。

10、物业管理企业因业主违反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而起诉业主委员会或要求将业主委员会列为共同被告的，不予准许。

11、物业使用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作为诉讼当事人：

(1)物业使用人与物业管理企业直接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的；

(2)物业使用人接受物业服务，已经与物业管理企业形成事实上的物业服务关系的；

(3)业主与物业使用人约定由物业使用人交纳物业服务费用的；

(4)物业使用人违反《物业管理条例》和业主公约的规定的。

在上述(3)、(4)情形下，业主可以列为共同被告。

12、因前期物业服务发生纠纷的，业主应以物业管理企业为被告。没有选聘物业管理企业的，应以实际提供物业服务的单位为被告。

四、关于物业服务合同的效力

13、物业管理企业虽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但具备国家规定的物业管理资质的，可以确认其所签物业服务合同的效力。

14、物业管理企业与业主委员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后，违规将物业服务全部转托给其他物业管理企业的，如果该转托行为已经公告且业主接受了物业服 务的，应依公平原则确定业主向实际提供物业服务的物业管理企业支付适当的物业服务费用。

15、物业服务合同期限内，当事人一方擅自解除合同的，另一方可以要求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物业服务合同到期后，双方没有解除合同并继续履行合同的，视为合同自动延续。

16、业主委员会代表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后，单个业主或部分业主要求解除物业服务合同的，不予支持。

五、关于管理权纠纷

17、物业管理企业依据物业服务合同行使管理权。业主违反规定妨害物业管理秩序的，物业管理企业可予以制止，并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

18、物业管理企业违约或违规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营利，损害业主公共权益的，业主委员会可以要求物业管理企业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并返还收益。

19、业主在物业共用部位搭建自用设施，妨害物业管理秩序的，物业管理企业可以要求业主排除妨碍，恢复原状，并赔偿相应损失。

20、业主在小区内饲养动物，构成妨害物业管理秩序的，物业管理企业可以要求业主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危险等民事责任。

21、业主违反物业服务合同或业主公约的规定装修、装饰房屋，损害公用部位、公用设施设备或构成妨害物业管理秩序的，物业管理企业可以要求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六、关于管理费纠纷

2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业主可以要求减收物业服务费用或要求返还多交的物业服务费用：

(1)物业管理企业提供的服务项目和质量与合同约定标准差距明显的；

(2)物业管理企业擅自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重复收费的。

23、业主因自身原因未居住房屋并以此为由要求减免物业服务费用的，一般不予支持。

24、物业管理企业与业主委员会虽未签订书面的物业服务合同，但业主 事实上接受了物业服务的，物业管理企业可以要求业主交纳相应的物业服务费用。

双方当事人没有约定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的，法院可参照政府规定收费标准或同类物业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确定应交纳的物业服务费用。

25、业主拖欠物业服务费用，物业管理企业依据约定请求一并支付滞纳金的，应予支持。滞纳金数额过高的，可以依据欠费方的请求予以适当调整，调整后的滞纳金一般不应超过欠费金额。

26、审理追索物业服务费案件，应依照现行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但在适用诉讼时效时不宜过苛，除物业管理企业明显怠于行使权利的，可认定其在持续主张权利。

27、业主拖欠物业服务费用的，物业管理企业可以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

七、关于代收代缴纠纷

28、业主拖欠公共性服务或特约服务等物业服务费用，物业管理企业应当通过合法途径进行追索。

物业管理企业采取停止供应电、水、气、热等方式催交物业服务费用给业主造成损失的，业主可以要求物业管理企业承担赔偿责任。

29、物业管理企业与电、水、气、热等供应部门因代收代缴发生争议，致使供应部门停止电、水、气、热等供应给业主造成损失的，业主有权选择要求物业管理企业履行合同义务，并赔偿损失。物业管理企业承担赔偿责任后，认为自己没有过错的，有权向有关责任人追偿。

30、物业管理区域实行整体供热的，部分业主要求停止供热并以此为由拒绝交纳供热费，不予支持。

八、关于管理责任纠纷

31、物业管理企业未按合同约定提供服务或者提供服务不符合约定标准，业主可以要求物业管理企业承担违约责任。

32、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有财物保管服务，在发生财物丢失或毁损时，业主可以要求物业管理企业依保管义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物业服务合同没有约定财物保管服务，但物业管理企业在其职责范围内 未尽到安全防范义务或未配置应有的安全防范设备，对财物丢失或毁损有过错的，业主可以要求物业管理企业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赔偿责任。

33、物业管理企业在其物业管理区域内设有车辆泊位，并对停放的车辆收取泊位维护费用，在发生车辆丢失或毁损时，按照双方签订的停车管理服务协议确定赔偿责任。没有签订停车管理服务协议，物业管理企业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收费标准等因素合理确定物业管理企业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

34、物业管理企业或其聘请的施工人员在维修施工时，违反施工规章制度，不设置明示标志或不采取其他安全措施，造成业主人身或财产损害的，业主可以要求物业管理企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5、物业管理企业的受雇人员在履行职务中给业主人身或财产造成损害的，业主可以要求物业管理企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6、因物业管理企业疏于管理，致使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娱乐、运动器材等公共设施存在不安全因素，造成业主在使用或靠近这些设施时受到伤害的，受害人可以要求物业管理企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7、物业管理区域内发生电梯事故，造成业主人身或财产损害的，业主可以要求物业管理企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8、物业管理企业怠于行使管理职责，致使物业管理区域内发生火灾、水灾、物业坍塌等事故，造成业主人身或财产损害的，业主可以要求物业管理企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9、第三人侵权造成业主人身或财产损害，受害人起诉要求物业管理企业赔偿损失的，可根据物业管理企业是否履行保安职责或履行保安职责是否存在过错确定物业管理企业应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意见 篇2

(一) 权利要求的重要地位

在侵权诉讼中, 权利要求处于中心的地位, 是用来划定专利保护范围的唯一标准。由于每一项权利要求都是一个完整的技术方案, 所以《解释》第一条规定既可以用独立权利要求, 也可以用从属权利要求来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关于独立权利要求与从属权利要求,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CAFC) 法官瑞契 (giles S R i c h) 说过一句经典的话:“最强的也是最弱的, 最弱的也是最强的。”意思就是, 从保护范围来看, 独立权利要求是最大的, 所以最强大;但从专利的稳定性来看, 独立权利要求被无效的可能性也最大, 所以最脆弱。从属权利要求则刚好相反, 因为其保护范围小, 所以很容易被避开, 有时用处不大;但它维持有效的可能性比独立权利要求大, 所以有很强的稳定性。当权利人觉得用独立权利要求来起诉没有信心, 而用从属权利要求来起诉比较有胜算时, 允许权利人做出选择, 也是其行使诉讼的一个表现。

(二) 权利要求的建构

由于专利权利要求是一种语言描述, 所以要确定任何专利的保护范围, 都要结合专利权利要求、专利说明书和附图, 建构出一个个具体的技术方案, 只有通过这种阐明性的建构过程, 与诉讼相关的技术方案才会重新浮现出来, 这就是专利权利要求的建构 (claim construction)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一旦一项专利申请被授权, 它就独立于专利申请人和专利权人而存在。所以, 《解释》第二条规定, 在侵权诉讼中建构权利要求时, 是以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理解为准的。而“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 是一个法律上拟制的人, “假定他知晓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之前发明所属技术领域所有的普通技术知识, 能够获知该领域中所有的现有技术, 并且具有应用该日期之前常规实验手段的能力, 但他不具有创造能力”。采用这样的标准, 是试图把专利授权与专利诉讼中对专利的保护范围统一起来, 尽可能排除法官的主观判断, 目的是客观化。可以说, 每一个专利诉讼都要涉及到权利要求的建构问题。

(三) 权利要求的解释

如果仅凭权利要求本身就能界定技术方案, 这就是一种最理想的情况。可事实上, 这常常是不可能的。这是由于语言本身的特质所造成的。因为语言常常是多义的、模糊的, 即使一个最简单的词, 也会有多种含义。语言的这种丰富性有利于人类对事物和情感的表达, 但用在专利的权利要求上, 却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充满争议。在专利诉讼中, 原被告双方针对权利要求中的概念、术语会有很多争议, 为了穿过这层迷雾, 使“真正”的专利技术方案, 亦即专利的保护范围得以确定, 法院就必须对权利要求中有争议的地方进行阐述, 作出判断, 这个过程就是权利要求的解释 (claim interpretation) , 几乎在绝大部分专利诉讼中, 都会经历这个程序。权利要求的解释对双方的利益影响极大, 一旦权利要求解释完毕, 诉讼的胜负已初见端倪。所以, 双方都会力图穷尽材料、方法和技术, 来说服法官, 以便作出对其有利的决定。

《解释》第三条规定, 可以通过内部证据和外部证据来解释权利要求。所谓内部证据 (i n t r i n s i c e v i d e n c e) , 是指专利文献本身, 包括专利说明书及附图、权利要求书中的相关权利要求、专利审查档案。这些证据是在专利申请过程中形成的, 与专利的授权最为相关, 可以用来“发现”专利的真实面目, 以界定专利的保护范围。由于专利技术往往是最为前沿的技术领域, 在专利申请时如果没有合适的术语来表达其技术方案, 或者有必要用一个现有的词来赋予新的特别涵义。根据“发明人是其术语的词典编纂者”的原则, 说明书对术语的特别界定, 可以获得不同于其普通涵义的特别涵义, 这既是消除各方争议的一个手段, 也是对专利保护范围的一个有力限制。

只有当内部证据不足以解释权利要求时, 才可以把眼光投向外部, 寻求外部证据的支持。所谓外部证据 (extrinsic evidence) , 是指工具书、教科书等公知文献以及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通常理解。相对于内部证据, 这些证据离专利技术更远, 更为间接, 只是一种对内部证据的补充, 是对内部证据不足以解释权利要求时的弥补, 如果内部证据足够清晰界定权利要求的涵义, 就不允许使用外部证据。

(四) 由功能或效果表述的技术特征

《解释》第四条规定了由功能或者效果界定的技术特征。对于某些技术方案, 由于其结构描述很困难, 或者申请人想维持一个较宽的保护范围, 采用功能或者效果来表述技术特征。由于是采用上位的概念来界定下位的概念, 会导致保护范围超越于专利文献披露的范围, 影响到公众的利益。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在侵权判定时, 对于专利的保护范围就不能单纯以该上位的功能或者效果特征来界定, 还要结合说明书和附图来对权利要求进行解释。只有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其等同实施方式中披露的技术方案, 才能成为专利的保护范围, 没有披露的技术方案, 即使符合权利要求中对该上位功能或者效果的描述, 也不能成为专利的保护范围。所以, 用功能或效果来表述技术特征, 对于专利申请人或者权利人来说, 是把双刃剑, 需要在披露与保密之间作出适当的平衡, 如果披露不全面, 就会导致不能得到专利授权, 或者在专利诉讼中得不到法院的保护。

二、专利侵权判定原则

(一) 全面覆盖原则

《解释》第七条规定了全面覆盖原则 (all elements rule) , 这是专利侵权判定的最基本原则之一。在侵权判定过程中, 要把被控侵权物的技术特征与专利权利要求中记载的技术特征进行比对。困难之处在于, 要比对的双方在表现形态上往往差异很大。被控侵权技术方案体现为实际制造出来的产品或者实际使用的方法, 而专利技术方案却是存在于纸面上的描述, 有点类似于“纸上谈兵”。所以, 为了保护公众的利益, 应该考虑权利人主张的权利要求中的全部技术特征。如果经过比对, 这些技术特征在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中都有相应的技术特征与之相同或者等同, 则侵权成立。相反, 只要这些技术特征中的一个以上在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中没有相对应的技术特征, 或者即使有相对应的技术特征, 但是它们并不相同或者等同, 则侵权不成立。全面覆盖原则是相同侵权和等同侵权的基础, 只有满足了全面覆盖原则, 才可以进一步判断有没有构成相同侵权或者等同侵权。如果不满足全面覆盖原则, 则相同侵权或者等同侵权都无从说起。

全面覆盖原则是对多余指定原则的否定。所谓“多余指定原则”, 是指在侵权判定过程中, 当法院判定被控侵权技术方案中缺少专利权利要求中记载的技术特征时, 却认为缺少的技术特征对于专利技术方案来说不是必要的技术特征, 在侵权判定中可以不考虑这些技术特征, 从而判定侵权成立。多余指定原则在中国《专利法》实践的早期, 是有积极作用的, 因为当时中国专利从业人员的水平还不是很高, 在撰写专利文献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法院同情权利人, 为了追求实质正义而适用多余指定原则, 从而弥补了权利人在申请专利过程中产生的瑕疵, 但这却把风险转移给了公众, 所以多余指定原则破坏了专利的“公示” (notice) 功能, 使公众的边界不稳定, 会使公众无所适从。在中国专利制度走过二十多年后, 《解释》对多余指定原则的废除, 是有积极作用的。一方面, 可以把专利限定在权利要求的范围内, 回归到专利权利要求的中心地位, 另一方面可以促使专利申请人提高专利文献撰写质量, 平衡专利权人和公众的利益。

全面覆盖原则也是对“变劣发明”构成侵权的否定。所谓“变劣发明”是指, 被控侵权人把专利技术方案中的某些特征省略, 形成新的技术方案, 相比于专利中的技术方案, 性能“更差”。根据全面覆盖原则, 这样的技术方案并不构成侵权。表面上看, 这样对专利的权利人不公平, 但是根据专利法的精神, 所谓技术方案的“优劣”是相对的, 好与坏应该由市场来进行判断并作出选择, 在专利法中, 只有“不同”的技术方案, 并不存在“优劣”的技术方案。专利局在授权时, 只能对技术方案相同与否作出判断, 而不对其优劣进行判断。

(二) 禁止反悔原则

《解释》第六条规定了禁止反悔原则。该原则适用于两种情况:一、在专利申请审查过程中, 专利申请人为了获得专利授权, 不得不对权利要求、说明书进行修改而放弃的技术方案, 或者通过意见陈述而放弃的技术方案, 就明确排除在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之外, 在后来发生的侵权诉讼中, 不得通过等同原则纳入专利保护范围。否则, 会不当地扩大专利的保护范围, 相应地损害到公众的利益。二、同理, 在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中, 专利权人为了维持其一部分专利的有效, 不得不对权利要求、说明书进行修改或者通过意见陈述而放弃的技术方案, 在后来发生的侵权诉讼中, 也不得通过等同原则纳入专利保护范围。该原则的优点是, 可以通过专利的授权和无效程序, 缩小并优化专利的保护范围, 使专利权与其对社会的贡献相匹配。该原则对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人的风险在于, 在他们放弃某技术方案时, 必须要考虑到对将来可能出现的诉讼的不利影响。

(三) 等同原则

《解释》虽然没有直接规定等同原则, 但却间接地涉及到了等同原则, 如禁止反悔原则就是对等同原则的限制。等同原则的扩张和禁止反悔原则的限制是一对矛盾, 目的是为了平衡专利权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

另外, 《解释》第七条也是对等同原则的修正。等同原则第一次在中国的确立, 是2001年的司法解释, 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第十七条。但该条的规定是与《专利法》不吻合的。当时的《专利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 应该理解为既包括独立权利要求, 也包括从属权利要求。而《规定》第十七条则的内容却是“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应当以权利要求书中明确记载的必要技术特征所确定的范围为准, 也包括与该必要技术特征相等同的特征所确定的范围”, 把专利的保护范围仅仅限于“必要技术特征”, 排除了“附加技术特征”。而我们知道, 必要技术特征是在独立权利要求中记载的, 而附加技术特征是在从属权利要求中记载的。《规定》把从属权利要求排除在专利的保护范围之外, 既与专利法不符, 也与司法实践不符。此次《解释》第七条规定, “人民法院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应当审查权利人主张的权利要求所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 是把所有相关的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都包括在考虑范围之内的, 而不仅仅限于必要技术特征。

(四) 捐献原则

《解释》第五条规定了捐献原则。所谓“捐献原则”, 是指如果一项技术方案在说明书或附图中有描述, 但是并没有写入权利要求书中, 就认为该技术方案已经捐献给了社会, 而不再为专利申请人所私有, 不管这种情况是由于申请人有意还是无意所造成的。既已捐献给了社会, 则在侵权诉讼中, 专利权人就不能对该技术方案再主张权利。该原则是为了保证权利要求在界定专利保护范围中的核心作用。该原则有利的地方在于, 社会公众能够比较容易划定专利保护的边界, 避免侵权之虞。不利的地方在于, 这会促使专利申请人不愿公开更多的技术内容。在撰写专利文献时, 既要保证能够获得专利授权, 又要不公开过多的内容, 对专利文献的撰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捐献原则不应该成为对等同原则的限制。对于在说明书和附图中公开的一些特征, 如果与权利要求中记载的特征是等同的, 也在专利的保护范围之内, 就不应该排除在专利保护范围之外。因为这些披露是为了使权利要求得到说明书的支持, 是专利法所鼓励的。只有那些在说明书和附图中进行了披露, 而在权利要求中既没有相同的特征也没有等同的特征与其对应时, 才能认为这些特征是捐献了。这样, 才能使专利权人的利益与公众的利益得到平衡。

三、侵权抗辩

《解释》还细化了先用权抗辩和现有技术抗辩, 而“现有技术抗辩”是2008年《专利法》确立的制度。《专利法》第六十二条规定, 如果被控侵权人能够证明其实施的技术属于现有技术, 则不侵权。这对被控侵权人来说, 是强有力的抗辩武器, 尤其是在专利质量不高的时候, 更为有力, 更能起到平衡效果。而《专利法》第二十二条对“现有技术”作了定义, 是指“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 范围相当广泛。

现有技术本是在专利授权时候要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 以据此决定专利申请的实用性、新颖性和创造性, 作出授权与否的决定。一项技术是否为“现有技术”, 要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来定。以前, 在侵权诉讼中, 法院不用涉及到现有技术。法院只是对被诉技术方案与专利技术方案作出比对, 作出两者相同、等同或者不同的决定, 从而作出侵权与否的判决。一旦被诉讼侵权人提出无效宣告, 对现有技术的判定, 从而导致对专利权利有效与否的判定就转入行政程序, 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

以前制度的有利之处在于, 把对技术的判定交给行政机关, 把对法律的判定交给法院, 充分发挥了国家机关的专业职能。不利的地方是容易造成诉累。司法实践中往往会发现, 被诉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同或者等同, 按专利法的本质, 授权专利本来是不该授权的, 被诉侵权人却不得不启动耗时耗力的专利无效程序。这既是被诉侵权人的沉重负担, 也是对国家行政、司法资源的浪费。所以, 此次《专利法》, 赋予法院有判定现有技术的权力, 同时又不触及到专利的效力问题;既不与行政权力相冲突, 又解决了问题。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意见 篇3

【关键词】医疗纠纷；案件审理；医院；病案管理

【中图分类号】D925.1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4949（2014）09-0745-02

随着我国医疗体制的不断改革和人们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医院医疗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随之而来的各种医疗纠纷案件也在不断出现，医患双方之间的矛盾冲突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中心问题之一。

一医疗侵权问题

医疗纠纷主要指患者及其家属认为医院或医务人员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并且造成了实际的损害后果，应当按约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但是双方对于争议事实的认识上存在差异，从而造成医务人员与患者或其家属之间发生的纠纷。根据其产生的原因可以将其分为医疗事故侵权纠纷和医疗差错侵权纠纷两种。其中，医疗事故侵权纠纷主要是指因医院或医务人员在进行医疗活动的过程中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而导致的纠纷事件；医疗差错侵权纠纷则主要是指在对患者进行诊疗的过程中出现差错而导致患者病情恶化，甚至死亡而引发的纠纷事件。

二现今我国医院病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我国医院病案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两点：第一，病案记录问题。在医院病案管理中，病案记录具有科学性、客观性以及真实性等特点，而在出现医疗纠纷事故后，其可以作为判定责任的重要法律依据，具有非常高的法律价值。但是在实际记录病案的过程中去却经常出现一些问题，例如记录不准确、不工整等。另外，由于医务人员工作的疏忽而导致患者的检查、治疗以及诊断时间的不准确的问题，对于一些治疗、诊断不明的病案信息缺乏相应的分析和讨论，这样就导致在出现医疗纠纷事件的时候，只能以病案记录为依据作为客观事实来进行推断，从而就会出现与事实存在误差的现象。第二，病案归档存在的问题。由于医务人员和相关管理人员没有做好病案归档的管理工作而导致病案记录出现遗失现象。

三加强医院病案管理工作

首先，应该对病案进行规范化管理。优化医院的病案管理过程，构建完善的病案管理制度和规范，从而规范医务人员的管理工作，并结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的规定，结合医院的实际情况，对病案进行管理，使医院的病案管理工作更加的规范，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还可以实行“一卡通”住院方式，要求患者必须凭一卡通才能办理相应的住院手续，从而便于医务人员对患者进行相应的检查、诊断以及配药等工作。同时，还应该完善病案管理工作。安排专门的管理人员做好对病案的收集和汇总工作。其次，强化医院医务人员对病案重要性的认识，从而有效提高病案的质量。病案的质量问题主要是因医务人员对其重要性认识程度不足而导致的，所以必须要加强医务人员对病案重要性的认识，提高他们的责任感和义务感，认真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知识，从而认真细致的进行病案记录工作，以确保病案的科学性、准确性和真实性，以防止在发生医疗纠纷事件的时候出现病案证据不足或存在误差等问题。最后，通过合理利用互联网网络技术来提高病案管理效率。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互联网网络技术也始终处在一个蓬勃发展的过程中，所以在医院病案管理中可以使用条形编码代替传统的手工操作，建立相应的电子病案网络数據库来完善对病案信息的存储并同步更新，使医务人员可以在不出院的情况下也可以随时查询患者的病案资料，从而不仅方便了医务人员的工作，还有助于降低医疗纠纷的出现率。

参考文献

[1] 刘爽.医院病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医学与社会，2011，24（3）：53-55.

[2] 王丽.新形势下医院病案管理与法律关系的辨证思考[J].中国病案，2011，12（2）：60-61.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意见 篇4

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粤高法发[2008]10号

（2008年3月26日审判委员会通过，5月19日印发）

为正确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统一裁判尺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关于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问题

1、投保人与保险人就保险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一致时，保险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投保人填写投保单并根据保险合同条款支付保险费的,保险人未出具保单不影响保险合同成立。但人身保险合同保险人需要等待体检结果或者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2、保险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应认定有效。附生效条件的保险合同自生效条件成就时生效。

财产保险合同约定以投保人交付保险费作为合同生效条件的，投保人已交付部分保险费但未交足的，应认定合同已经部分生效，保险人按已交保险费与应交保险费的比例承担保险责任。但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前已书面通知投保人解除合同的除外。

3、保险合同生效期间，保险人对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予以赔付保险金的行为不应作为认定变更保险合同的依据。保险人请求返还所赔付保险金的，应予支持。

二、保险合同的说明及告知义务

4、对于不属于投保人、被保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情况，保险人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为由主张解除合同或免除责任的，不予支持。

保险人明知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仍然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保险事故发生后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为由主张解除合同或免除责任的，不予支持。

5、人身保险合同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不因保险人指定机构对被保险人进行体检而免除。

6、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有关事项与保险事故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保险人主张免除赔偿责任的，应予支持，保险人应当退还投保人所交付的保险费，但保险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7、保险合同订立或效力恢复时，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应以保险人书面（包括投保单、风险调查问卷或其它书面形式）询问为限。

8、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赔率、免赔额、等待期、保证条款以及约定当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不履行义务时，保险人全部或部分免除赔付责任的条款不属于《保险法》第18条规定的“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

9、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内容明确、具体，没有歧义，并已经使用黑体字等醒目字体或以专门章节予以标识、提示，且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以书面明示知悉条款内容的，应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责任免除条款的说明义务，航空意外险等手撕式保单不需要投保人填写投保书的除外。

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就同一险种再次或多次投保，被保险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无效的，不予支持。

10、《保险法》第37条规定的“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以及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之外的他人行为引起的危险程度增加情形。

11、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应在知道或应当知道该情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通知保险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未按上述规定的期限履行通知义务的，如保险标的危险程度的增加与保险事故发生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保险人主张免除保险责任的，应予支持。

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按照前款规定的期限履行通知义务后，保险人与投保人就保险费调整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保险人可以主张解除保险合同。但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依照原保险合同承担保险责任。

三、保险利益

12、除《保险法》第53条规定外，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因下列事由产生的经济利益具有保险利益：

（1）物权；（2）债权；

（3）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

不同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均具保险利益的，可以在各自保险利益范围内投保，超出部分无效。

13、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以违法取得的标的物投保或所投保的标的物违法的，应认定没有保险利益。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以善意取得的财产投保，应认定具有保险利益。

14、财产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但保险事故发生时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财产保险合同订立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但保险事故发生时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人应当依法承担保险责任。

人身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人身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但保险事故发生时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

15、保险合同有效期间，保险标的物转让的，自标的物所有权发生转移时，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物丧失保险利益。

出让人和受让人应在保险标的物转让后及时办理保险合同变更手续，保险人在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上批注或附贴批单的，应认定保险人同意变更被保险人，由受让人承接自保险人受理批改之日起保险合同项下出让人的权利义务。

16、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转让保险标的物未通知保险人变更保险合同的，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外，保险合同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丧失保险利益时起终止，保险人不再承担保险责任。但出让人和受让人在保险标的物转让后10个工作日内，有合理理由未及时办理保险合同变更手续，在此期间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仍应承担保险责任。

17、仓储保管人对被保管货物具有保险利益，其投保财产损失险，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人以投保人不享有保险利益为由要求认定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

18、保险金额超出保险标的物价值，保险人主张保险金额超出保险标的物价值部分无效的，应予支持。如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此知情或恶意的，多余部分保险费不予退回；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不知情的，保险人应将多余部分的保险费退还投保人。

四、保险理赔

19、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虽违反合同义务，但其能举证证明未增加保险风险或影响理赔处理，保险人以投保人、被保险人违反合同义务为由拒赔的，不予支持。但保险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20、保险事故原因不明，或者多个原因造成保险事故，其中有承保风险又有非承保风险的，保险人应按承保风险占事故原因的比例或程度承担保险责任。

21、除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责任保险索赔期限从被保险人责任最终被确定之日起算。

22、责任保险合同和人身保险合同涉及支付医疗费用的标准，应参照当地社会医疗保险主管部门规定的医疗报销标准确定。使用标准之外药品进行治疗的，所支付的费用不列入保险赔付范围。但保险合同另有约定或被保险人举证证明属于治疗必需的药品除外。

23、责任保险合同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与第三者协商确定的赔付数额应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未经保险人书面同意的，协商确定的赔付数额不能直接作为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依据。

24、被保险人与保险人在诉讼中对保险事故原因或损失有争议的，可聘请双方认可的具有相应资质的保险公估机构或其他中介机构作出事故原因鉴定或损失评估，保险公估机构作出的公估报告或其他具有鉴定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应作为法院确定事故原因和损失的依据。双方对委托鉴定机构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由法院确定鉴定机构。

25、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与第三者协商确定的精神损害赔偿部分，不属于财产保险合同的保险范围，保险人有权拒赔。但保险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26、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起诉侵权人而未实际获得赔偿或赔偿不足的，被保险人有权就未获得赔偿部分向保险人要求赔付。但保险人的赔付责任以被保险人未获得的实际赔偿额或保险合同约定的限额为限。

27、财产保险合同中，出险地点与合同约定的保险标的座落地址不一致的，保险人主张不予赔付的，应予支持。

28、车辆保险中，保险人因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未依照保险合同约定及时通知相关部门而主张不予赔付的，应予支持。但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能举证证明未及时履行通知义务不影响保险事故责任认定的除外。

五、保险合同解释

29、对保险合同条款发生争议的用语属于专业术语的，应当按照其在专业上所具有的意义加以解释。

30、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以及受益人对保险合同的条款存在争议时，应从保险合同的用词、相关条款的文义、合同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认定条款的真实意思；按照上述方法仍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作出不利于保险条款制定方或提供方的解释。

31、保险合同非格式条款与格式条款不一致的，以非格式条款为准；特别约定条款与一般条款不一致的，以特别约定条款为准；书面约定与口头约定不一致的，以书面约定为准。

32、投保单与保险单、其他保险凭证不一致的，以保险单、其他保险凭证的内容为准。

33、保险合同内容采用多种记载方式或者出现多个落款日期，按以下规则进行解释：

（1）时间在后的约定优于时间在前的约定；（2）手写的约定优于打印的约定；

（3）如有批单的，批单优于正文；既有加贴批注也有正文批注的，加贴批注优于正文批注。

六、保险代位追偿

34、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作出赔偿后，取得代位追偿权，可以代位被保险人向第三者请求赔偿。

35、保险人在保险赔偿后，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行使代位追偿权的，法院应予准许。保险人在诉讼中对自己享有的代位追偿权负有举证责任。

36、保险人行使代位追偿权时，被保险人已经向第三者提起诉讼的，经被保险人同意，保险人可以向受理法院提出变更当事人的请求，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

保险人赔偿后，被保险人取得的保险赔偿不能弥补第三者造成的全部损失的，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可以作为共同原告向第三者请求赔偿。

37、保险人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支付的保险赔偿金低于被保险人实际损失的，被保险人就未获保险赔偿部分对第三者行使赔偿请求权优于保险人的代位追偿权。但保险合同或者理赔过程中达成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38、投保人在投保前与第三者约定放弃对造成保险事故的第三者行使赔偿请求权的，应在保险合同订立时书面告知保险人。

投保人履行告知义务后，保险人仍同意承保的，保险人不得以投保人放弃对该第三者行使赔偿请求权为由拒绝支付保险赔偿金。

投保人未履行告知义务，保险人请求解除保险合同的，应予支持。保险人可因此拒付保险赔偿金；保险人已支付保险赔偿金的，可以要求被保险人返还或向第三者追偿。

39、保险人代位追偿权行使的范围，仅限于其实际支付的保险赔偿金。40、保险纠纷案件中，保险人未对造成保险事故负有责任的第三者提出代位追偿权请求的，法院不应在判决中对保险人的代位追偿权作出处理。

41、被保险人向第三者行使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中止、中断的，保险人代位追偿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也相应地中止、中断。

七、其他

42、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未向保险人要求理赔即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法院可告知原告向保险人要求理赔，但不得以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未经理赔程序为由不受理案件。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意见 篇5

关于审理医疗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为妥善审理医疗纠纷案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我省审判实际，制定本意见。

第一条医疗机构在诊疗活动中应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相应的注意义务，未尽到该注意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应认定医疗机构有过错。

认定医疗机构有无违反注意义务，应主要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和诊疗操作规范所规定的义务，并适当考虑医疗机构的资质、医务人员的知识、技能等相应专业、资质及地区差异等因素。

第二条 下列情形中，医疗机构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必要情况，以合理方式告知患者、患者的近亲属或被明确授予相应权利的人：

（一）对患者实施手术的；

（二）对患者施行特殊检查或特殊治疗的；

（三）对患者施行实验性临床检查和治疗的；

（四）对患者施行其他可能产生严重不良后果的诊断、治疗活动的；

（五）存在多种治疗方案且有较大风险的。

医疗机构未告知的，应当认定其违反告知义务，但确因情况紧急等客观原因无法告知的除外。

医疗机构违反告知义务，给患者造成人身损害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三条 患者一方因医疗行为而遭受损害，有权提起侵权责任之诉或违约责任之诉。患者一方主张医疗机构承担侵权责任的，案由为“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患者一方主张医疗机构承担违约责任的，案由为“医疗服务合同纠纷”。

患者一方对侵权责任之诉与违约责任之诉未做出明确选择的，人民法院应当向其释明并要求其予以明确。释明后患者一方仍未明确选择的，应根据最有利于纠纷解决的原则依职权确定其请求权基础；但确因当事人不明确请求权基础而导致案件无法处理的，可裁定驳回起诉。

浙江省高院关于审理医疗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

第四条患者在两个以上医疗机构就诊后，以各医疗机构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患者一方仅起诉部分医疗机构的，人民法院可以据情追加患者就诊的其他医疗机构为共同被告。

第五条 患者因交通事故或其他伤害而就医后，患者一方以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有过错，并使患者遭受损害为由请求赔偿的，人民法院一般应将医疗机构和其他侵权人作为共同被告；各被告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六条 患者一方以医疗卫生机构提供的预防接种或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行为有过错，并使患者遭受损害为由起诉请求赔偿的，人民法院可按照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予以受理；但对患者一方起诉请求医疗卫生机构承担给付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或计划生育并发症相关待遇的，人民法院不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第七条 患者一方起诉请求医疗机构承担侵权责任的，应举证证明患者到该医疗机构就医（包括隐名就医）、就医后发生损害的事实，并提供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有过错的初步证据。医疗机构认为其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没有过错的，应提供相应证据。

第八条 患者就医后死亡，医疗机构认为死亡原因不明，要求患者一方协助进行尸检，但因患者一方的原因未行尸检，导致无法查明死亡原因，并致使无法认定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或有无过错的，患者一方应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

第九条 患者一方根据医疗服务合同请求医疗机构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的，应举证证明下列事实：

（一）双方存在医疗服务合同关系；

（二）医疗机构违反医疗合同的约定或法律、法规、规章和诊疗操作规范规定，或者未履行其应尽的注意义务；

（三）患者一方所遭受的损害与医疗机构的违约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医疗机构应就其提出抗辩的事由或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第十条 当事人应当提交由其持有的所有涉案病历资料等证据材料；拒不提供的，应承担相应不利的诉讼后果。

第十一条当事人对病历资料及其他鉴定所需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异议的，应当明确提出异议内容，并说明理由。

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同意、不配合共同封存或启封病历资料、现场实物等证据材料的，应承担相应不利的诉讼后果。

第十二条涉案病历资料存在下列瑕疵的，人民法院应当区分情况做出处理：

（一）当事人以伪造、篡改、销毁或其他不当方式改变病历资料的内容，致使无法认定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有无过错的，应承担相应不利的诉讼后果；

（二）病历资料内容存在明显矛盾或错误，制作方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应承担相应不利的诉讼后果；

（三）病历书写仅存在错别字、未按病历规范格式书写等形式瑕疵的，不影响对病历资料真实性的认定。

第十三条因涉及医药专业性问题，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依职权决定，委托医学会或其他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医疗损害鉴定。当事人应当配合鉴定，无正当理由拒不配合的，应承担相应不利的诉讼后果。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委托进行医疗损害鉴定，应要求鉴定机构在鉴定结论中对涉案医疗行为有无过错、医疗过失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医疗过失行为在医疗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一并做出明确认定；患者构成伤残的，应同时做出伤残等级认定。

第十五条当事人对医疗损害鉴定所涉证据材料有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先行组织举证、质证，并进行审查确认。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可视情要求医疗损害鉴定机构举行听证会，审判人员可以视情列席听证会，并可以就有关问题向鉴定专家询问。

第十七条鉴定人应当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鉴定人确因特殊原因无法出庭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书面答复当事人的质询。鉴定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且拒作书面答复，或结合质询、答复仍不能排除对鉴定结论的合理怀疑的，人民法院对鉴定结论可不予采信。

对鉴定结论，当事人可以申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进行辅助质证，包括对鉴定人进行询问等。

第十八条 当事人对医疗损害鉴定结论不服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审查决定是否予以准许。

第十九条 患者一方请求医疗机构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根据医疗损害后果、医疗过失行为在医疗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及医疗损害后果与患者原有疾病状况之间的关系，并结合医疗科学发展水平、医疗风险、医疗条件及患者个体差异等因素，确定医疗机构的损害赔偿责任。

第二十条 患者一方请求医疗机构承担违约责任，而医疗机构确属违约，且双方当事人对于违约责任有明确约定的，从其约定。双方当事人未明确约定相应责任的，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确定医疗机构的相应责任。

第二十一条 医患双方经卫生行政部门、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调解达成的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确认其效力；非因法定事由，不得请求撤销、解除、变更协议或者确认协议无效。

第二十二条 对因同一医疗行为发生新的损害后果，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未曾处理，或医患双方原达成的协议未曾约定的，患者一方可依法另行起诉。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意见 篇6

业债务纠纷案件审理

2011年9月29日，省高院民二庭向全省商事审判业务庭发出通知，就当前经济形势下审理涉财务风险企业债务纠纷案件相关问题提出意见，要求全省商事审判业务庭高度关注企业财务风险引发对商事审判工作的影响，按照法律、司法解释和省高院《关于审理涉财务风险企业债务纠纷案件若干问题指导意见》要求，稳妥审理涉财务风险企业债务纠纷案件，加强对民间借贷、涉担保公司商事纠纷等涉财务风险企业债务纠纷相关案件的调研，统一裁判尺度，指导商事审判实践。及时学习、贯彻最高法院新近发布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通过企业破产案件的审理，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化解企业财务风险，维护债权人和其他利益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目前，省高院民二庭已确定温州中院民二庭为当前经济形势下涉企商事纠纷案件重点协同调研业务庭，并启动了《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二）》、《关于审理涉担保公司债务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两个规范性文件起草的调研、论证工作，及时跟进当前经济形势下涉企商事纠纷案件的指导工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财务风险企业债务纠纷案

件若干问题指导意见

浙高法（2010）13号

为化解企业债务风险，挽救危困企业，规范市场主体退出机制，围绕“调结构促转型”的工作重心，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提供司法保障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9〕36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浙高法〔2009〕1号)等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就审理涉财务风险企业债务纠纷案件若干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坚持能动司法、服务大局的指导思想。要充分认识发挥审判职能，审理好涉财务

风险企业债务纠纷案件的重要性。在党委领导下，努力配合政府做好涉财务风险企业债务纠纷案件中的维稳工作，依法保护债权人、职工、股东和其他财务风险企业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地维护企业生产力，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二、坚持合法合规原则。依法配合、支持政府开展涉诉企业风险化解工作。在法律、行政法规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可参照适用不与法律原则抵触的商事惯例、金融业务规则。在政策适用、措施制定、协调沟通等工作中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既妥善化解风险，促进案结事了，又杜绝违法违规操作，抵制和防止地方保护主义。

三、坚持利益平衡原则。要充分认识涉财务风险企业债务纠纷案件利益主体众多的特点，尽力实现各方利益最佳平衡。在充分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依法确定应优先保障或合理兼顾的利益。

四、坚持“调解优先”原则。注重运用司法调解、案外协调、和解等方式解决涉财务风险企业债务纠纷，通过审判职能的发挥，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结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诉调衔接机制建设的若干规定》(浙高法发〔2009〕8号)相关规定，进一步加强诉调对接机制建设，积极争取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参与协调涉财务风险企业债务纠纷，并结合案件特点尝试发挥商会、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参与涉财务风险企业债务纠纷的调解。

五、坚持区别对待原则。继续运用集中管辖的方式审理涉地方行业龙头或骨干企业的债务纠纷案件。结合涉财务风险企业股权结构、债务结构、偿债能力、生产要素及发展前景等因素，适用不同的案件审理程序：对尚未构成破产原因，且企业债权债务结构复杂、优势资产突出、政府扶持力度大的企业，可适用非破产程序审理相关企业债务纠纷案件;对符合结构调整及转型升级需要，发展前景较好的企业，可适用破产重整或破产和解程序解救危困企业;对产能落后、挽救无望的企业，依法适用破产清算程序退出市场。

对涉诉中小企业，应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6号)的精神，通过适用破产和解、重整程序，尽力化解企业债务风险，提高中小企业公司治理水平，推进产业整合。

六、注重执行程序、强制清算程序和破产程序之间的协调与衔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第89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提供司法保障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条至第19条的规定，对执行中发现涉财务风险企业法人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可告知当事人申请企业破产;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发〔2009〕52号)相关规定，在审理案件中发现涉财务风险企业符合强制清算条件的，应及时引导当事人启动强制清算程序，清算过程中发现企业财产不足清偿债务但又无法达成债务清偿方案的，引导清算组申请启动破产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十条第二款、第九十五条等规定，做好破产清算程序和重整、和解程序之间的协调与衔接。包括集中管辖案件在内的企业债务纠纷案件，可以根据案件审理进程中的

具体情况，分别适用破产重整、和解和清算程序。

七、妥善审理涉财务风险企业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浙高法〔2009〕297号)相关规定，正确处理涉财务风险企业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相关问题。对企业因资金周转困难向民间融资，不构成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犯罪的，可以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八、合理运用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制度。对合同成立后客观情况发生了涉财务风险企业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合同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第二十六条和《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第1条至第4条等规定，经当事人申请，根据公平原则，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变更或解除合同。企业风险的形成原因，可以作为审查合同变更或解除理由的依据。

进入破产程序的涉财务风险企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等相关规定处理合同解除问题。

九、积极引导银企合作。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若干意见》(法发〔2008〕38号)，依法保护国有金融债权，并结合我省实际，积极引导银企合作。可通过调解、和解等方式，争取银行合理回应涉财务风险企业延期还贷的要求。对于银行与企业协商达成的偿债安排，可根据当事人的请求，通过司法判决的形式予以确认。根据具体情况，金融机构可以参与对涉财务风险企业债务清偿承诺的后续监督工作。

十、妥善处理涉财务风险企业商事纠纷和经济犯罪交织问题。要正确处理商事纠纷和涉嫌经济犯罪交叉问题，对审理中发现涉嫌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经济犯罪，或者当事人一方主张涉嫌犯罪要求移送的，应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三十七条等规定，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分别适用相关措施。必要时可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规范民商事案件中法官释明的若干规定》(浙高法〔2009〕419号)相关规定，通过妥当释明，引导当事人向公安机关报案。对一些有影响、争议大的案件，可以和当地政府和公安、检察机关进行沟通，通过协调取得共识后推进案件审理进程。

十一、延伸职能参与政府主导的涉财务风险企业重组工作。可采取加快案件调解进程、提出司法建议、参与讨论重组方案、通过司法程序处置资产等方式，依法配合推进企业重组。需要对相关涉财务风险企业适用财产保全措施的，可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第3条等规定，尽量采用动态保全等手段，保障企业经营和风险处置、企业重组工作的顺利进行。

十二、积极参与化解企业担保链风险。按照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浙江省经济贸易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关于做好行业龙头企业资金链安全保

障工作的若干意见》(浙政办发〔2008〕58号)的要求，依法积极配合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对企业担保链风险的化解工作。及时总结“担保企业部分承担，债权银行部分让利，重组企业部分注入，政府部分扶持”等有益经验，对政府为化解担保链风险牵头成立担保公司实施的担保行为，可在诉讼中予以确认。

十三、依法支持政府垫资化解企业债务风险。对于政府为维持涉财务风险企业生存、维护社会稳定而设立维稳基金、为企业垫资支付职工工资、收购劳动债权、引入战略投资者等行为，要依法予以支持。进入破产程序的涉财务风险企业，政府在支付职工工资、收购劳动债权等方面的垫资可列为共益债权，在破产程序中优先受偿。

十四、规范涉财务风险企业破产重整计划草案的起草、批准和监督。指导管理人起草涉财务风险企业破产重整计划草案;重视重整计划草案在法律、经济、财务和技术上的可行性分析，根据具体情况，重整计划草案应分别包括债务重整、股权重整和公司治理结构、发展战略等内容。重整计划草案立足于在债权人会议或债权人授权的债权人委员会通过，尊重和保障反对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和出资人的合法权益。

债权人会议或债权人授权的债权人委员会未能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可休会协商后再行表决。对未能在债权人会议上通过而需要提请强制批准的重整计划草案，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提供司法保障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条的规定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涉财务风险企业明显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可以尝试通过审慎适用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制度，具体可通过审查各关联企业是否存在混同的财务报表、关联企业间资产和流动资产的合并程度、关联企业间的利益统一性和所有权关系等因素，评估合并破产重整是否有利于增加企业重整成功的可能性，确定是否采用合并破产重整措施。采取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重整的，重整计划草案可结合关联债权衡平居次的法理，平衡关联企业破产时各方利益的冲突。

重整计划草案经裁定批准后，应根据具体情况开展对重整计划实施的监督，帮助或参与协调解决涉财务风险企业重整过程中的具体法律问题和帮扶措施。

十五、明确新出资人的法律地位。鼓励以债转股等形式转换债权、引入新出资人，降低企业负债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在批准重整计划草案前应考虑新出资人的意见。在设立出资人组表决重整计划草案时，应给予新出资人相应的表决权，积极支持新出资人在破产重整程序中为企业解困所做的工作。

十六、充分发挥管理人的积极作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提供司法保障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条的规定，明确商事审判机构和司法技术辅助工作部门在确定管理人类别、产生方式和具体案件管理人选定的工作职责分工。适时总结中介机构担任涉财务风险企业破产管理人的经验。通过培训、召开经验交流会等方式提高管理人制定和执行重整计划草案的能力。加强对管理人履行职务过程中的指导和监督，可以根据破产管理人的申请，制定破产案件中特定问题的指引规则。妥善协

调涉财务风险企业处置工作组、管理人、新出资人、债权人会议主席的工作关系。

十七、营造诉讼诚信机制，严格涉财务风险企业相关民事责任制度。涉财务风险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实际控制人等相关人员存在怠于履行清算义务、抽逃资金、逃避债务和其他违法行为的，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法释〔2008〕6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法释〔2008〕10号)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依法承担清偿债务、赔偿等民事责任。对因清算义务人的原因影响破产清算顺利进行的，在裁定终结清算程序后，债权人可另行提起诉讼，由企业股东、董事、实际控制人等继续承担企业债务的清偿责任。

十八、完善涉财务风险企业债务纠纷案件审理的内部工作机制。根据需要建立指导涉财务风险企业债务纠纷案件审理的工作机构和相应的风险预警机制、联动机制、资金保障机制配套的案件审理工作机制。完善涉财务风险企业债务纠纷案件审理的报备、考核等配套机制，积极探索能够客观反映审理涉财务风险企业债务案件工作量的科学考评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法发〔2009〕58号)的要求，建立与新闻媒体及其主管部门沟通联络机制，对可能对案件审理和企业重组重整等造成影响的报道，及时作出处置。合理配置司法人力资源，加强对法官审判业务和公共危机管理、企业购并等内容的培训。有条件的法院可设立专门的合议庭负责审理破产案件。

上级人民法院要通过编写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件经验材料、建立案件受理和审理进程报告制度、纠正不当裁判行为、协调相关案件等形式，加强对下级法院审理涉财务风险企业债务纠纷案件的监督指导。

浙江积极应对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引发的纠纷 省委书记省长批示

充分肯定

日前，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夏宝龙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要求全省法院密切关注今冬明春经济下行的压力态势，加强涉困企业纠纷司法应对的《要情专报》上批示，高度肯定浙江高院及时部署涉困企业纠纷司法应对工作。

赵洪祝批示：当前，我省部分中小企业运行出现了一些异常情况，省高院积极主动，就加强困难企业涉案纠纷提出了司法应对措施。这个做法很好，对于有效应对企业资金链断裂等问题，对于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维护社会稳定，必将起到积极作用。夏宝龙批示：这是用司法手段保障我省经济平稳发展，当前我们遇到很多困难，大家团结一致，定能渡过难关。

据了解，今年下半年以来，浙江省中小企业整体发展形势趋于严峻，部分地区企业非正常关停及企业主弃企逃债现象增多。为此，浙江高院院长齐奇要求：“各级法院院长要按照省高院历次会议精神，密切关注我省今冬明春经济下行的压力态势，及时协同当地党政部门，有效应对企业资金链断裂、停工、倒闭、逃匿，而引发的欠薪、失业、破产、社会动荡等涉案纠纷，依法全力保障困难企业的有效生产力、职工的权益生计和社会大局的稳定。”浙江高院专门增设《涉企信息专报》，及时了解掌握各级法院受理涉企案件及各地中小企业运行中的异常情况；并要求全省各级法院强化能动司法理念，采取国际金融危机司法应对经验做法，密切关注当前宏观形势下当地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现象、新问题，切实提高司法工作的前瞻性和主动性，妥善审理执行涉企纠纷，为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意见 篇7

1911年沈家本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是中国第一本民法典草案,虽然未来得及施行,清王朝的统治便崩溃了,但是也为后来国民政府时期的民法典提供了参考。在1912至1930年间,政府在民法上继续援用了《大清现行刑律》中的民事有效部分,这也是这一时期民事案件判决的依据所在,而因为民初遗产多为田宅,更有涉及到土地买卖的事件,所以《大清现行刑律》民事有效部分中的服制与田宅门便成为了此时遗产纠纷案件判决的依据所在。而在具体的上诉制度方面,则试用了1910年编成的《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江苏省民初这一段时期在民事上诉方面所采用的便是这一诉讼律草案。

2 民初江苏遗产纠纷上诉案件的具体审理

这里以两则案例为例,一则是1912年9月14日到1912年10月8日的“张发甲与冷德松遗产纠纷上诉案”,本案主要涉及到住宅的继承问题,张发甲在9月14日供述中说了争执的理由,首先便是因为“兄名发科,是我父亲的养子,不是我母亲生的”,而“我兄没后,嫂冷氏遂回她母家居住,嫂前有遗腹”承认了此时遗腹子对于兄长财产拥有继承权,但后来遗腹子死亡,发甲便要求兄长的遗产归自己代管,等自己娶亲生子以后让自己的儿子来继承兄长,从而使得兄长这一脉不断绝。本案在前清江宁县断过案“惟前清江宁县,将房断与我嫂,是叫伊守节抚孤,不得自由典卖”,随后律师也开始陈述自己的意见“将来发甲娶亲生子亦可继续发科”,要求发甲取得遗产继承权,随后承发吏调查了发甲有没有亲戚并做出了报告书,在9月16日的供述中,发甲不仅加入了自己学生身份一节,而且怀疑被告一家故意谋死遗腹子来争取房产,企图扩大本案的影响,双方证人随后做出了结状,在9月30日的判决中身旁管承认了发甲对于兄长财产的代管权,允许发甲娶亲生子后让儿子继承兄长的财产,随后双方并没有进行继续的上诉。

另一则是1912年11月23日到1913年6月4日的“姚蓝氏与姚志森等遗产纠纷案”,本案主要涉及到土地的继承与典卖问题,是民初上诉中比较频繁的问题,1912年12月14日姚蓝氏递交了民事上诉状,本案曾经在审判厅没有成立时在民政长处裁决“窃氏于本年春季在民政长案下,呈控”而被告等人“于句地审判,成立之后,施其运动能力,到厅控诉,改在审判收案翻断”,双方互控缘由是姚蓝氏父亲与弟弟曾经典卖给被告土地,数十年间未曾赎回,而“审判厅援照暂行民律”判决土地归被告所有,姚蓝氏疑惑“即卖田产岂有年久不准回赎之理耶”,本案过程中因为宁城战乱而停滞过半年,在1912年11月23日,地方审判厅判决书副本才送到,副本从暂行刑律中民事有效部分进行法理上的说明,而且也从情理上询问了全村耆老随后判决土地归被告所有,在姚蓝氏1912年12月17日决定继续上诉以后,高等审判厅要求地方审判厅移送案卷材料,在1913年5月13日,被告递交了辩诉状,1913年5月14日,双方在法庭上进行了言辞辩论,最终判决决定严格按照法律执行,土地收归被告所有。被告得到土地的所有权可以说明在民初关于土地典卖超过30年即归收典人所有的政策得到了严格执行。

3 民初江苏遗产纠纷上诉案件的特点

3.1 上诉时间跨度大、翻案多

因为遗产的持续时间很长,而清前代中期遗产纠纷诉讼案件跨度很久,所以导致人们几十年后才进行上诉的现象在民初表现地很明显。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战乱不断,原本的土地归属容易产生混乱,特别是家族中逃亡人员的土地归属问题,比如1913年11月12日到1913年12月25日的“闵灼恺告闵欣氏遗产纠纷案”中,因为家庭中三弟外逃,所以家族对三弟的土地处理便产生了矛盾,大哥家里一直保管土地却暗地私吞,二弟妻子知道后不服提起了上诉。另一方面是因为法律政策的转变与严格执行,在清前中期法律上规定超过30年的土地不准回赎,但民间并未严格执行,民间活买活卖土地现象十分严重,而在提起诉讼之后地方官经常考虑双方贫困状况然后进行有利于贫者的判决,在上述案例中,姚蓝氏在民政长处提起诉讼得到了支持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但在地方审判厅成立以后,对于法律的严格执行,则使得原有的判决无法得到支持,对原先判决不满的人纷纷提起上诉,请求法律严格执行,使自己的权利得到维护。这一方面使得土地流转加剧,另一方面也制止了活买活卖现象的猖獗。

3.2 民众身份平等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临时约法第五条便规定了人民一律平等,在清前中期妇女不准参与公堂,如果要参与的话必须要有被告代替出堂,但在民初却不一样,妇女可以自由参与判决,如上述案例中姚蓝氏自己进行了上诉与答辩,并没有让自己男性亲属担任抱告,甚至可以说女性的身份对于她们来说也是一种优势,在上诉状中用自己女性身份进行“自我道德化”的表述,突出自己的无力与对方对自己的欺压,也成为了民初女性上诉的一种理由。

3.3 法律意识觉醒

不仅仅是社会的精英阶层,社会中的普通民众也开始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在清前中期,民事案件对地方官员来说是琐事,没有引起官方的重视,到民初,清末修订的民事条例正式得到了施行,虽然在最开始因为不了解上诉的程序,民众上诉直接被驳回的很多,但是到了1913年以后,上诉的程序便逐渐被民众所了解与运用,在这一过程中律师也得到了民众的重视,律师制度与权利也得到了规范,比如“庭上一切之陈诉、民法九八之特权”,在得到了律师的帮助以后,在上诉状与辩诉状中,对于自己所受到的侵害与所要求权利的法律依据便可以直截了当地看出,这又进一步推动了民众法律意识的觉醒。

4 对民初江苏遗产纠纷上诉案件的评价

遗产纠纷在中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以往历史中,遗产纠纷中看重情理的方面很多,偏向于弱者的判决占大多数,甚至很多作为案例被流传很广,突出了道德因素的重要性。在民初的江苏地区,清末修订的《大清现行刑律》中的民事有效部分得到了认真的执行,其中的上诉程序也得到了严格地履行,这是中国同西方的程序正义制度的第一次融合,改变了传统中国“刑事靠法律,民事依习惯”的印象,并且逐步将中国实际跟西方法律结合起来,教化了中国人民的法律意思,对于后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法典的制定与实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2]段晓彦.大清现行刑律与民初民事法源——大理院对“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适用[J].法学研究,2013,(05).

[3]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南京市江宁区档案馆.辛亥前后南京司法判案实录[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意见 篇8

关于印发《审理农村宅基地房屋买卖纠纷案件相关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各区、市法院，中院各业务庭：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宅基地房屋买卖纠纷案件相关问题的意见》已经市中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现予以印发，望遵照执行。执行中发现的问题，请及时与中院审判委员会办公室联系。

二○○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宅基地房屋买卖纠纷案件相关问题的意见

近年来，随着农村城市化的建设与发展，使得农村宅基地上所建房屋的买卖合同纠纷日益增多。案件中涉及认定合同效力、如何适用法律、法律责任承担等方面问题，审理中的焦点问题是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由于此类案件涉及人数众多、社会影响较大，经市中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对此类案件的法律适用提出以下意见：

一、关于认定买卖合同效力

1、宅基地房屋买卖的双方为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且经过宅基地审批手续的，认定合同有效。

审批手续为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

2、集体经济组织全部成员转为城镇居民的，但尚未办理相关范围内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此范围内的房屋买卖合同对双方当事人有法律约束力。

3、城镇居民购买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宅基地上的房屋的，认定合同无效。

4、非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购买宅基地上房屋的，认定买卖合同无效。

二、关于旧村改造买卖房屋合同引起的纠纷

集体所有土地范围内，村委会拆除旧住宅新建楼房，除安置本村村民之外，还允许集体经济组织之外的人员包括城镇居民购买，此类合同引起的纠纷，法院暂不受理。

三、房屋买卖合同应适用诉讼时效

集体所有土地范围内的宅基地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以及集体经济组织全部成员转为城镇居民但尚未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相关范围内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方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并请求返还及赔偿损失的，或者要求确认合同有效并请求办理相关过户等手续的，自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或合同双方交付完毕之日起超过两年的，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四、关于合同无效后的处理原则

1、宅基地房屋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后，依据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没有必要返还的，应按照起诉之日宅基地房屋的评估价格折价补偿。合同无效双方均有过错，各自承担责任份额约为50%。

2、对于将要拆迁房屋的赔偿数额，以将来拆迁时确认的补偿款为准，各自承担相应份额。

五、其他

1、本意见自2006年12月1日起施行，已经审理终结的案件，不适用本意见提起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