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金股利

现金股利（精选7篇）

现金股利 篇1

【论文关键词】行为股利理论；现金股利；股权分置改革

一、行为股利理论的理论综述

行为股利学派从行为科学角度研究股利政策，改变了传统理论的思维方法和分析方法，极大地拓展了财务学家的研究视野，使得对‘骰利之谜”的阐释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由于行为股利学派是行为财务学在公司股利决策领域的延伸，所以行为股利理论的很多分析方法都来源于行为财务学。

(一)国外行为股利理论文献回顾

Lintner(1956)提出股利行为模型，根据公司公平的观点，即把盈利中的多少返还给投资者是公平的，设定了一个股利支付的目标比率。由于公司管理者认为稳定支付现金红利的公司将受投资者欢迎，存在现金红利溢价，投资者对公司增加和减少现金红利的态度具有不对称性。因此，公司尽可能稳定现金红利支付水平不轻易提高或降低。Shefrin和Statman(1984)在投资者自我控制问题、期望理论和后悔厌恶(regretaversion)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解释投资者为何偏好现金股利的模型。现金红利可以使投资者克服自我控制问题。同时，公司支付现金红利有利于投资者从心理上容易区分公司盈利状况，避免遗憾心理，增加投资者的主观效用。这一理论可以说明公司支付现金红利实际上是迎合投资者偏好。Baker和Wurgler(2002)通过放松MM股利无关论的有效市场假定，构建了股利‘‘迎合理论”(cateirngtheoryofdividendso)该理论认为由于投资者通常对公司进行分类，支付现金红利的公司和不支付现金红利的公司被视为两类。投资者对这两类公司的兴趣及红利政策偏好时常变化，进而对股票价格产生影响。公司管理者通常迎合投资者偏好制定红利政策，迎合的最终目的在于获得股票溢价（dividendpremium)。即当投资者对支付现金红利的股票给予溢价时，管理者就支付现金红利；当投资者偏好股票股利，对发放股票股利的股票给予溢价时，管理者就改为发放股票红利。

(二)国内行为股利理论回顾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运用行为股利理论，讨论了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形成机理。陈炜(2003)采用超额收益率的事件研究法，利用深市1995～2002年数据，提出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支付政策的制定与公司管理层迎合市场和投资者需求有关，某时期市场对某种股利政策感兴趣，则投资者倾向于该种股利政策。黄果和陈收(20o4)运用Baker和Wurgler的投合理论研究认为，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根据股票价格所反映出来的投资者的需求，投其所好制定出相应的股利政策以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经营目标。饶育蕾和马吉庆(2004)研究认为，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对现金股利存在心理值域，一旦派现超越这一值域，不仅使企业流出大量现金，而且可能物极必反，引起投资者对恶意派现的猜忌。由于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并存，也有学者提出上市公司发放股利并没有真正考虑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沈艺峰、黄娟娟(2007)认为，在一个中小股东法律保护较弱的市场中，对于股权相对集中的上市公司，大股东存在利用股利剥削中小股东的动机，作为股利供给方的上市公司所制订的股利政策往往只迎合了大股东的股利需要，而忽视了中小投资者的股利需要。[!--empirenews.page--](三)本文思路

由于我国特殊的经济体制、客观环境以及股权分置导致的流通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的目标函数不一致，形成了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支付水平偏低、分配动机复杂和政策稳定性较差三大特征。股权分置改革之前，国内股票市场中大量国有股和法人股非流通，这使得中国股票市场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买方市场状态，造成股市过度投机，短线投资者远多于长线投资者。他们绝大多数对上市公司派现不感兴趣，而是更为关注二级市场上股票价格的涨跌。同时，上市公司的流通股股东持股数量约占总股数的l／3，流通股股东很难对上市公司的股利决策产生影响。而Baker和wurgler的股利迎合理论以及所进行的两个检验的样本都是基于股权相对分散、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较好的美国证券市场，他们并没有考虑到类似于在中国等股权相对集中、而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又较差的国家里股权结构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所产生的影响。目前，股权分置改革已基本完成，在股权分置改革的特殊背景下，运用行为股利理论探讨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据有一定的现实意义。[1][2][3]下一页

二、现金股利实证分析

(一)模型建立和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中国所有上市公司2002～2007年的股利分配政策作为研究样本，剔除了下列上市公司：①含有B股或H股上市公司的样本；②上市公司处于特殊处理(ST或PT)的样本；③在2007年l2月31日之前未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④金融或公共事业行业上市公司的样本；⑤上市公司总资产或净利润小于0的样本；⑥所需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本文选取每股现金股利作为被解释变量，股权分置改革从根本上对股权结构产生了影响，国内外很多学者在股利政策的研究都表明股权结构是影响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所以本文将股权结构作为解释变量。为了量化股权结构，本文取了股权结构的两个重要表现形式作为解释变量：流通股比例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因此，建立以下模型：CDPS=a+bLTBL+cH1+dEPS+eRI+Ⅱ￡PC+gDA+hSIZE+8其中：a为常数项；b—h为回归系数；￡为残差项。

考虑到各公司经营状况差异较大以及不同年份各影响因素对现金股利政策的不同影响，因此，该模型适合本文分析的需要，即通过分别计量股权分置改革前后股利政策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流通股比例、盈利能力、现金充裕度等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并对关联性作纵向比较，来考察股改前后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是否有影响。为股权分置改革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的理论解释提供进一步的经验证据，控制变量包括每股收益(EPS)、业务收入增长率(RI)、每股现金净流量(EPC)、资产负债率(D／A)企业规模(Size)。

(二)现金股利实证结果分析

1．股改前2002～2005年数据回归分析结果(表1)。表1显示：(~)AdjustedR—squared达到了0．304，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F值较大，说明模型的整体显著性水平也很好。Durbin—Watson值接近2，反映自变量并没有自相关现象。②常数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HI）、每股收益(EPS)、企业规模(Size)的t统计值都大于2，且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③流通股比例(LTBL)、业务收入增长率(RI)、每股现金净流量(EPC)的t统计值小于2，说明参数非显著可取。[!--empirenews.page--]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推出股权分置改革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每股收益和企业规模对每股现金股利都有影响，呈现正相关关系，其中每股收益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每股现金股利的影响较大。值得注意的是，流通股比例与每股现金股利呈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由此推断：股改前，流通股比例对每股现金股利的影响甚微，上市公司在发放现金股利时几乎并没有考虑流通股股东这一因素。上一页[1][2][3]下一页 2．股改后2006～2007年数据回归分析结果(表2)2)。表2显示的是股改后流通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每股收益、业务收入增长率、每股现金净流量、资产负债率、企业规模对每股现金股利的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表2显示：①AdjustedR—squared达到了0．343，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F值较大，说明模型的整体显著性水平也很好，Durbin—Watson值接近2，反映自变量并没有自相关现象。②除业务收入增长率、每股现金净流量的t检验值小于2外，其余五个自变量连同常数项的t统计值都大于2，说明参数通过显著性检验，参数显著可取。③回归结果显示，股权分置改革后，流通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每股收益、资产负债率、企业规模对每股现金股利都有影响，其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每股收益、企业规模与每股现金股利呈现正相关的关系；流通股比例、资产负债率和每股现金股利呈现负相关的关系。

三、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流通股比例与每股现金股利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股改前的正相关转为了股改后的负相关，同时参数估计值由股改前的非显著可取变为显著可取。换言之，股改前流通股比例对每股现金股利几乎无影响；而股改后，流通股比例越高，每股现金股利越低，且参数估计值的绝对值增大了2倍，说明股改后流通股比例对每股现金股利的影响更大。股改前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每股现金股利以及现金股利发放率均呈现正相关的关系，这与先前一些学者提出的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的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和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是相吻合的。但从股改前后参数估计值的比较来看，股改后，参数估计值在减小，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每股现金股利的影响程度在降低。根据股利迎合理论，以往的股利政策仅仅为了迎合大股东的需要，而不考虑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局面有所改观，这说明股改的效应开始体现。

此外，股改前后现金股利和每股收益都表现出正相关的关系，这与先前一些学者得出的现金股利与当期盈余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盈利波动现象突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值得一提的是，股改前后每股现金净流量、营业收入增长率与每股现金股利关系不显著。说明一方面企业管理者在制定股利政策时并未考虑企业的现金流，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投机气氛很浓，大部分流通股股东只想赚取买卖差价，获取资本利得，并不关心现金股利的发放，所以企业制定现金股利政策时并未考虑外部投资者是否会看好企业的成长潜力。[!--empirenews.page--](二)相关建议

现金股利 篇2

股利代理成本认为, 较高的现金股利支付率能够减少经理人直接控制FCF,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经理人投资负NPV项目的机会, 从而降低了企业的代理成本。通过支付现金股利, 公司在有资金需求时必须进行对外融资, 公司的经营和财务将受到外界的监督审核, 给管理层带来压力, 从而可以减少管理层进行过度投资, 盲目并购以及随意性支出等能够给自己带来超额收益的机会主义行为, 进而保护股东的利益。

一、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一) 基于FCF过度投资的研究

Griffin是这一领域最早进行实证检验的学者之一。1988年, 他以1979-1985年25家美国大石油公司为样本, 通过构建新古典、纯粹和嫁接的三个FCF模型, 验证了石油行业存在着FCF代理成本的问题。虽然在Jensen (1986) 提出FCF假说时, 从理论上探讨了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存在的可能性, 但是由于企业投资行为本身的复杂性和过度投资程度衡量的困难, 此后大约10年间关于过度投资的讨论一直停留于定性研究,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 学术界才开始从定量角度区分和衡量企业的过度投资程度。Vogt (1994) 在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分析的基础上, 从实证角度对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进行了区分, 并获得企业过度投资的实证证据。Mark和Clifford (1995) 研究发现未预期的FCF更多地被经理人用于负NPV项目投资, 而且托宾Q值低的企业的自由现金流与投资支出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Alti (2001) 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建立了FCF与企业价值的模型, 发现平均托宾Q值越低, 企业越有可能投资于负NPV项目。Hovakimian (2002) 的研究发现, 现金流充足年度中企业进行过度投资的概率是低现金流年度的4倍。Chose (2005) 利用美国石油业的历史数据证实, 每当国际石油价格上升时, 非预期现金流会导致该行业的过度投资现象。Richardson (2006) 研究发现, 过度投资现象主要集中于FCF较高的企业中, 在FCF为正的企业中, 20%的FCF用于过度投资, 并且大多数企业的FCF以金融资产的形式存在于企业中。

(二) 基于现金股利对FCF代理成本控制的研究

最早将股利政策应用于控制FCF代理成本研究的是Michael S.Rozaff (1982) , 他认为现金股利政策会给经理层带来压力, 同时迫使经理层为他们的投资项目向外筹集资金, 从而减少经理层浪费在非盈利投资项目上的FCF数量, 为降低代理成本做出贡献。Easterbrook (1984) 认为, 公司发放股利会降低内部FCF, 这样公司向外界筹措资金的需求就增加了。当需要向外筹资时, 公司需要经过各种监督和审核, 无形之中增加了外部监督力量, 从而降低了代理问题。Jensen (1986) 指出, 负债和现金股利是两种比较有效的FCF代理成本控制方式。Agrawal和Jayaraman (1994) 研究发现, 所有者权益公司的股利支付率显著高于杠杆公司, 支持了Jensen (1986) 提出了股利支付和负债是控制FCF代理成本的替代机制假设。LLSV (2000) 从大股东与小股东冲突的角度比较了33个国家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 发现现金股利的支付是法律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 并指出发放现金股利可以对经理层起到约束和限制作用。Farinha (2003) 研究发现股利支付可以减少内部FCF或者增加对外筹资次数, 加强外部监督作用, 进而减轻FCF的代理问题。Borokhovich et al (2005) 的研究中也证实了股利政策可以降低FCF代理成本。但是Bird (1998) 的研究中却提出现股利支付对于约束FCF代理成本的效力较弱的结论。

(三) 基于现金股利对FCF过度投资控制的研究

Jensen (1986) 从股东与经理人冲突的角度出发, 指出经理人有可能将FCF投入到损害公司价值的项目中或者盲目扩大组织规模, 而较高的股利支付率能减少经理人控制的FCF,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经理人投资负NPV项目的机会, 从而降低代理成本。Lang﹠Litzenberger (1989) 选取1979-1984年间429件股息变动的美国上市公司为样本, 验证了股息公布对股价的影响, 以及股息公布对现金流信号和FCF过度投资的解释, 研究结果显示, 对于过度投资企业来说, 其股息变动公布相关的平均收益明显大于其他企业;过度投资企业的股息变动信号隐含了其投资政策的信息。同时, 也有学者对现金股利对FCF过度投资控制效应提出质疑, Bird (1998) 指出虽然股利支付和负债都可以限制经理人利用FCF进行过度投资行为, 但是股利支付对于限制经理人FCF过度投资的效力较负债限制较弱, 因为股利支付不像负债那样具有强制性和法律保障。

二、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一) 基于FCF过度投资的研究

饶育蕾和汪玉英 (2006) 以2001-2003年非金融性A股公司为样本, 研究结果发现过度投资是我国上市公司投资的典型表现, 符合FCF过度投资假说。刘昌国 (2006) 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较大程度地存在FCF过度投资行为, 并且从总体上说公司治理机制抑制FCF过度投资行为的功能较弱。支晓强和童盼 (2007) 发现企业投资行为与现金流敏感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证实了我国上市公司确实存在FCF过度投资问题。张功富 (2007) 以我国沪深A股工业类2000—2005年434家上市公司为样本, 对FCF与过度投资的关系进行考察, 结果发现过度投资显著的集中在拥有较多FCF的企业中, 18.92%的FCF被用于过度投资。李鑫 (2007) 通过建立实证模型发现近年来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有加剧的倾向, 并且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程度与FCF水平显著正相关, 说明FCF充足的上市公司更容易发生过度投资行为。黄本多和干胜道 (2009)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高FCF的公司倾向于进行过度投资, 并且对不同的股权性质和股权结构对FCF过度投资的制衡程度进行研究。蔡吉甫 (2009) 研究发现当公司存在FCF时, 中国上市公司倾向于过度投资, 不过FCF过度投资的程度会因公司成长机会的高低和持有FCF的多少而有所不同, 从而表现出一定的区间效应。徐晓东和张天西 (2009) 认为我国上市公司一方面因代理问题存在着低效率的过度投资, 另一方面又面临融资约束导致的投资不足, 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并且发现企业FCF越多、代理问题越严重的企业过度投资情况越严重。汪平和孙士霞 (2009) 研究发现我国企业普遍存在过度投资行为, 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过度投资行为更严重, FCF与投资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薛婧 (2011) 也通过实证模型证实了我国国有上市公司中存在过度投资的现象。

(二) 基于现金股利对FCF代理成本控制的研究

杨熠和沈艺峰 (2004) 通过对1994—2001年的962次现金股利公告进行研究, 发现FCF假说比股利信号理论更适合解释现金股利公告的市场效应, 现金股利约束FCF代理成本的监督治理作用非常大。寥理和方芳 (2004) 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可以激励经理人通过股利政策的选择来缓解FCF代理成本。其二人在2005年进一步发现相对于非过度投资的公司, 过度投资公司宣告股利增加事件的市场欢迎程度较高, 符合FCF假说的内容。谢军 (2006) 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实证研究发现, 大股东发放现金股利的动机更多的是为了迫使经理人释放更多的FCF, 减轻代理成本。李小军等人 (2007) 选取2002—2004年间有宣告增加现金股利的公司为样本, 实证研究发现在公司监督无效时, 发放现金股利是降低代理成本的必要选择。刘银国 (2008) 研究发现管理层有控制资源的动机, 在股利决策中并不是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 而是将目标定于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产出水平的不断提高, 企业存在着过度投资的现象。但是也有学者对股利控制说提出质疑, 陈晓和何涛 (2002) 通过对1997—1999年现金股利公告的市场反应进行研究发现, 现金股利的市场反应与企业市场价值无关, 无法对经理层起到约束作用, 进而对半强制分红的政策合理性提出质疑。陈信元等 (2003) 通过案例分析法对佛山照明时间进行分析, 发现现金股利可能是大股东转移资金的工具, 并不能对经理层起到约束作用。李常青等人 (2010) 考察了中国特殊的半强制分红政策市场反应, 结果显示半强制分红政策对有再融资需求或者潜在的再融资需求的成长型以及竞争型上市公司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 半强制分红政策可能存在“监管悖论”的局限性。

(三) 基于现金股利对FCF过度投资控制的研究

魏明海和柳建华 (2007) 运用实证的方法检验了国有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 以及治理因素对这种关系的影响, 研究结果支持当前国有上市公司的低现金股利政策促进了其过度投资行为的假说, 并且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也会制约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闫华红 (2009) 以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 发现我国国有上市公司存在着过度投资的现象, 造成了国有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低下的局面, 同时股权越是集中的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现象越严重。但是通过发放现金股利的手段, 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一问题。但是也有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现金股利对FCF过度投资并无控制作用, 李鑫 (2007) 所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 中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程度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无关, 西方股利代理成本假说在目前的中国资本市场是不成立的, 这是因为中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受到监管层政策驱动因素和上市公司获得再融资资格意图的严重影响, 造成了股利政策的严重扭曲, 从而限制了现金股利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约束功效。

三、自己的见解

派现能力与现金股利 篇3

关键词：创业板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派现能力；现金流

一、引言

股利政策是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上市公司利益关系的焦点，现金股利作为一种股利分配方式，也一直备受关注。

2009年10月30日，酝酿多年的创业板终于在深交所开板，这一新兴的市场与传统的主板市场有很多截然不同的特点，恰当的现金股利政策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理财活动以及公司未来的长期发展均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于现金股利，虽然已有比较丰富的实证研究成果，但对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研究甚少，且很多观点尚未达成共识。和主板相比，创业板市场的现金股利分配现状究竟如何？高派现的背后，是创业板上市公司自身的快速发展带来的丰厚利润为现金股利的发放提供了保障？还是派现的背后其实是现金匮乏的困窘，分红资金另有其他来源？这些疑问带领着我进行了如下的研究。

二、文献综述

（一）文献综述

股利政策是公司財务政策的重要内容，通过阅读文献，本文将从现金股利的目的、现金股利的影响因素、创业板现金股利的研究这两个方面来进行文献回顾。

1、现金股利的目的。关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的目的，大致总结如下：首先，现金股利有信号作用。Pettit（1972）发现，股利公告能够引起股价的波动，从而向市场传递有用的信息。其次，Jensen（1986）认为，上市公司支付现金股利后，减少了经营者手中可以支配的自由现金，防止现金被滥用。

2、现金股利的影响因素。公司内部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赵春光等（2001）发现，上市公司是否分配现金股利与企业规模有关；刘淑莲和胡燕鸿（2003）发现每股现金股利与每股收益呈现正相关关系。Jensen（1976）提出，现金股利支付水平与公司的成长性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目前，关于现金股利，对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研究甚少。因此，本文试图探究派现公司背后真正的派现能力，并通过实证分析，从派现能力角度对创业板市场的现金股利分配特点进行探究，并总结创业板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和派现能力的关系。

三、创业板上市公司现金股利与派现能力的实证分析

自2009年10月30日开板以来，2009年有36家公司首批上市，截止目前，累计355家公司。

2009至2011年，超过90%的创业板上市公司都进行了现金分红，这与主板市场年均只有58%的公司进行派现形成了鲜明对比。创业板2009至2012年平均每股现金股利分别为0.23、0.25、0.20、0.26元，分红水平明显高于主板市场；现金分红占净利润比重达到了39%、34%、39%、38.72%，现金分红比重明显高于主板市场。

（一）样本选取和资料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2009年至2011年发布现金股利公告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以及2012年度已经于2013年宣告实施现金股利的公司，共计541个样本，剔除1个数据缺失值，一共540个样本。现金股利数据和相关财务数据均来自wind数据库。

（二）变量选择及模型设计

本文以每股现金股利作为因变量，派现能力作为自变量，以总资产、资产负债率、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营业利润增长率、每股留存收益作为控制变量。

回归模型如下：Dividends=α+β1COCDP +β2 Ln（Size）+ β3LEV+β4EPS+β5ROE+β6Growth+β7RE

（三）回归分析

本文以现金流量指标——FCFF来衡量派现能力，建立回归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资产规模、负债水平、盈利能力、成长性、留存水平各指标的情况下，在5%显著性水平下，每股企业自由现金流量对每股现金股利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创业板上市公司在企业自由现金流量越少时，支付的现金股利反而越多。

对于上述回归结果，本人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创业板上市公司不会因为留存有正的企业自由现金流而进行股利支付，也就是说它在实施现金股利支付方案时根本不会去考虑这一指标；二是有可能因为创业板市场的公司刚上市几年，投资者都对其抱有很大的期望，公司为了不辜负股东，“迫不得已”在缺乏现金流的时候还进行分红。只是其现金之来源，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关于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性：资产负债率对每股现金股利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负债水平越高，现金股利支付水平越低。而资产规模、每股留存收益、净资产收益率对现金股利支付水平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表明资产规模越大、留存收益水平越高、盈利能力越强，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就越高。

四、研究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现状的初步统计分析发现，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实施了积极的现金股利政策。

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每股企业自由现金流量对每股现金股利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本人认为，创业板上市公司在进行派现时很少有根据自己真正的派现能力来进行派现，也可能因为创业板上市公司为了不辜负股东的期望，“迫不得已”在缺乏现金流的时候还进行分红。但其派现资金来源不明，超能力派现导致这一违背理论的异常现象。（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 陈浪南和姚正春.我国股利政策信号传递作用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0，（10）.

[2] 李常青、魏志华、吴世农，2010，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市场反应研究，经济研究.（3）

[3] 陆位忠、林川、曹国华.创业板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倾向：市场需求还是股东需求？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12，1

[4] 谢德仁.2013：企业派现能力之理论研究. 会计研究.2013第2期：27-37

[5] 杨熠、沈艺峰，2004：现金股利：传递盈利信号还是起监督治理作用，中国会计评论.第1期

[6] 杨淑娥、王勇、白革萍.我国股利分配政策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会计研究.2000，（2）

[7] 袁欣.创业板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特征研究.经营管理者，2012.10

[8] 袁天荣、苏红亮.上市公司超能力派现的实证研究.会计研究.2004.69-70

[9] 赵春光，张雪丽，叶龙.股利政策：选择动因——来自我国证券市场的实证证据[J].财经研究，2001，（2）

[10] Easterbrook，F.H，1984，Two Agency Costs Explanation of Dividend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650-659

股票股利会计政策研究 篇4

制定会计政策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项基本内容，也是将会计理论应用于实务的最为重要一环。在我略高于实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随着企业经营自主权的确立与强化，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紧迫，已受到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高度重视。从理论界现有研究状况看，多限于会计政策概念、性质、特点、目标等一般性理论问题的.研究，还缺乏从实务处理的角度对会计政策进行具体分析[1]。有鉴于此，本文选择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这一会计事项，对会计政策的成因、制定及其经济后果作一简要分析，旨在引起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和重视，同时民为实务界有关股票股利帐务处理提供一些参考性意见。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将会计政策定义为，企业在会计核算时所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及企业所采纳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根据其制定的主体不同，会计政策分为宏观会计政策和企业会计政策。前者主要是政府或权威机构通过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实施来体现的。而事者则是在宏观会计政策的指导和约束下，企业根据其自身的实际情况所选择的会计原则、方法和程序，常也称之为微观会计政策。产生会计政策的主要原因在于会计自身的模糊性，以及人们所持的不同的会计观点[2]。

由于所有者权益本身是由资产与负债倒轧而得，是各项会计政策的最终体现，这无疑对其自身变动的会计处理增添了复杂性，其会计政策也便具有相应的特殊性。而股票股利支付是通过留存收益资本化而造成权益内部变动的一件典型会计事项，长期以来，人们对股票股利的会计处理一直存在争议。从某种意义上讲，股票股利本身源于人们对股东权益的认识。这使股票股利会计政策的研究尤其是典型意义。

一、股票股利会计政策的成因分析

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分配股利可以采用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两种方式。其中，股票股利又称为分红股或送股，是公司无偿向普通股股东增发普通股股票。它所涉及到的会计问题主要有两个：其一，股东收取股票股利时应否将其砍认为投资收益;其二，送股公司应如何确认和计量分配股票股利所引起的权益变化。在现有的会计理论下，股东不应将收取的股票股利确认为投资收益。这也是目前会计界普遍持有的观点。本文重点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即送股公司的会计处理，它涉及到结转科目与结转金额的确定。

(一)结转科目的确认

公司发放股票股利可以视为帐户结转和股票分割两笔业务的复合。因为股票股利并不代表股东对公司的投资增加，如果会计上不对股东权益另行分类，或者完全按来源划分权益，则不存在帐户之间的结转问题。但在现行的会计实务中，为了提供决策相关的信息，会计人员对股东权益的划分并未完全遵循来源标准，而是考虑了多重目标。典型的分类方式是将股东权益划分为资本金帐户和留存收益帐户。前者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永久性资本(股份公司为股本)和资本盈余帐户(在我国为资本公积)。这样结转分录就可以分别由资本盈余和留存收益向永久性资本帐户结转。

在实行法定资本制的国家，资本金帐户不得用于股利分配，用于利润分配的资金一般只能来自留存收

中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对比分析 篇5

摘要：股利政策作为上市公司财务管理的核心问题之一，一直是财务理论研究者和上市公司管理层关注的焦点。从经济影响和市场效应看，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作为公司经营行为和经营业绩的反映与折射，会对股票的市场价格和公司的市场形象产生巨大的影响。本文采用中美股利政策对比分析的方法，分析我国股政策的现状、特点及存在的问题。随后，针对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特点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意见。

关键词：股利政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比分析

股利分配政策的核心问题是指公司赚得的当期盈余中，有多少作为股利发放给股东，有多少保留下来准备再投资用，以便使未来的盈余源泉可以继续下去。股东既希望分红，又希望每股盈余在未来不断增长。两者有矛盾，前者是当前利益，后者是长远利益，因此，在公司经营中股利政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选择得合适与否关系到公司融资渠道的畅通与否、融资成本的高低和资本结构的合理性。本文拟对中美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行为作一比较，并从中发现一些问题。

一、中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对比分析

（一）美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现状

1、高股利支付率的现金股利形式

据统计①，美国上市公司的平均股利支付率较高，即净利润的大部分都分配给股东。美国上市公司股利支付率高的主要原因有：第一，美国上市公司的自有资本率较高，所以股东的力量相对强大，以致经营者在经营方向和利益分配方面不得不按照股东的价值最大化来安排。第二，美国的资本市场相对较完善，加之美国上市公司外部直接融资的能力很强，当公司的规模迅速扩张时，公司之间的兼并收购将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公司采取高股利政策。一方面可以稳定股东的情绪和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另一方面也能够达到保护自己和抵御恶意收购的目的。

股利支付形式主要有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美国公司一般采用现金股利的方式回报股东，极少采用股票股利的方式。股利支付率一般在50%以上,占公司现金流量20%左右，采取股票股利分配形式的上市公司所占比重不到15%。并且上市公司普遍是按季度分配，一年发放四次股利，按或半分配的较少。多年来美国的绝大多数公司一直坚持高比率的现金股利分配形式，这是美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一个突出特点。

2、股利政策具有相对稳定性

美国上市公司的管理层相信信号传递理论，简单讲即股利政策的实施会给外界传递一种信息。稳定的股利政策能够传递公司稳健成长的信息，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因而不会轻易削减股利。一方面，不少上市公司在某一出现股利分配困难时，甚至会举债发放股利来满足投资者；另

一方面,即使在事先确定了股利分配率后，当期赢利出现出乎意料的大幅增长，上市公司也不会立即大幅增派股利，在以后中逐渐提高股利支付水平。

3、股票回购也被经常采用

美国属于英美法系国家，上市公司回购股票非常普遍。自20 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股票回购已成为公司向股东分配利润主要形式之一，通过回购方式向股东支付现金的比例几乎达到了与现金股利相等的水平。上市公司回购股票的主要目的和动机是将其作为股利的一种替代方式，但由于回购不稀释每股价值，越来越多的公司将其用作管理层认股权计划，制定相应的股票期权来激励管理层。回购股票向股东分配利润，同时也提高了上市公司的权益负债率，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因而它受到股票价值低估的上市公司欢迎，而且美国的资本利得税税率低于股利所得税税率，股票回购也受到广大投资者青睐。

（二）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现状

1、上市公司股利分配不足现象严重

截至2007 年4 月30 日②，沪市公布现金分红预案的公司为430家，占比仅一半左右；且现金红利总额占全部公司净利润总额的比例仅约22％。深市主板490 家上市公司均如期披露了2006 年报告。根据深交所的统计数据显示，共有198 家公司在2006 年年报中提出了股利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占公司总数的40％，比2005 年家数增加了20 家，提高约4个百分点。但是，40%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换言之，有60%的上市公司不分配股利。

据《深圳商报》统计，截至2008年7月30日，两市1587家上市公司自上市以来包括首发、增发、配股和可转债在内，累计募集资金次数高达3041次，融资总额约23397亿元。期间已实施现金分红和可转债付息总计7154次，累计现金分红总额约8266．5亿元，累计现金分红占融资总额比例约35％。其中，自上市以来累计现金分红总额超过募资总额的共102家，占比仅6．4％。与此同时，剔除上市时间不足一年的次新股和新股，有62家上市公司自上市以来现金分红总额几乎为零。

2、现金股利支付所占比重小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方式多样化。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方式主要有现金分红、送红股、转赠股本三种方式，在此基础上又派生出将派现、送股与转增股本相结合的多种分配方式，再加上配股，使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方案显的复杂多样。在众多股利分配方式下，我们上市公司跟青睐于股票股利，而现金红利比例相对较低。

与美国的高股利支付率的现金分配方式相比，原因在于：第一，筹集资金的需要。一些上市公司在首次发行股票时，由于自身规模较小或受新股额度的限制，需要尽可能地扩大总股本规模。当符合证监会对配股要求时，便可以通过配股筹集更多的资金；第二，目前我国不少上市公司的股本规模较小，这些公司需要加速扩张来壮大自身实力，除送红股以外，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也成为股本的增加部分，所以上市公司在面临现金短缺而又需要派发股利时，往往采取股票股利的方式。同时，在我国股票市场中，有送股题材的个股在消息未公布时就受到市场追捧和普遍欢迎。上市公司和投资人一致认为：股票在二级市场的表现受到股利分配行为影响，送股优于派现，多送优于少送，最后还有资本公积转增。

3、股利政策随意性大

就目前来看，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稳定性差表现在上市公司股利支付率时高时低，波动大。连贯性差表现为分配形式变化不定，时而只派现，时而只送股，时而既派现有送股，时而不分配，毫无规律可循，让投资者很难把握公司未来的股利政策。能够连续五年以上发放股利的上市公司较少，能够连续五年以上发放现金股利的上市公司更少。

二、中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产生差异的原因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股权结构差异

美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分散，个人股比重最大，一般在50 %以上,法人股约占30 %，其余是政府机构和社会团体持股。而在我国由于历史原因,很多上市公司是由原来的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公司国有股“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并存的状态。据数据调查显示，股份制改造后，国家法人股人在50%以上，要不就国家独揽大权，操纵企业。根据股权结构理论:股权结构越集中，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越结合紧密，代理成本也越小，管理层越倾向不支付股利的政策。由此，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证券市场的成熟，上市公司应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减持部分国有股，实现股权结构多元化、分散化，此外，发挥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增强中小股东的话语权。譬如，与其他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进行股份置换，降低大股东对单只股票的持股数量；限制最大表决权；开辟国有股、法人股转让市场。

（二）资本市场成熟程度不一样

美国的资本市场是一个供求相对平衡的成熟市场，投资者通过资本利得获取收益的机会相对较少，现金股利和股票回购才是最直接的获益方式。而我国目前资本市场的状况是供小于求，而且规模有限，这就导致投资者更关注上市公司基本面以外的东西，投机动机远大于投资动机，买卖股票主要是谋取资本利得而非股利，投资行为明显趋于短期化。我国许多上市公司正是看准了这点，制定出非理性的股利政策。由此，我国应该加快发展资本市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国际资本市场的联系，为股利政策实施提供个良好环境。就这方面问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适度提高股利支付率，回报投资者；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使之成为股市的主导力量；中小投资者要进行培训，提高其投资素质，树立其理性正确的投资理念。

（三）利润分配政策上的差异

根据美国《国内收入法》规定，美国上市公司在支付完优先股股利后就可以向普通股股东分配，充分体现了全体股东财富最大化原则。并且还规定，上市公司在没有合理理由情况下，累积的留存收益超过25万美元的将被征收重税，这无疑增加了上市公司不分配股利的成本。而我国的新《公司法》规定，公司的税后利润在支付优先股股利前还要弥补以前的亏损(如果有亏损)，计提10%的法定赢余公积金(当年累计额超过公司注册资本的50%可不提取)，再计提5%-10%的法定公益金，经股东会决议，还可以提取任意赢余公积金，其比例更不好把握。经过这样的利润分配程序后，许多有赢利的公司最后可分配给普通股股东的利润也所剩无几了。由此引发我们思

考，股利政策的实施好坏与相应法律、法规是不可分开的，我们要健全、完善《证券法》、《公司法》等相关法规。

三、结语

随着我国加入WTO，经济竞争日益激烈，我国企业与国际化接轨的脚步加快，企业要想获得国际化带来的利益，股利政策的应用得当很重要。本文将股利政策至于国际视角下与美国股利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得出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应用还不成熟，存在诸多问题。为了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竞争力，上市公司必需企业内部建立完善的股利分配机制，真正从股利战略的角度出发，根据所处行业特征、自身发展阶段和当时市场状况选择合适的股利政策。

注释：

①揭春香.西方股利政策对我国公司股利改革的启示与借鉴.科技创业月刊.2005(11):27-28.②谢丹.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研究.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08(5):41-42.参考文献：

[1] 李黎.我国上市公司派现问题研究.财会月刊,2006(10).[2] 任静.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现状及原因探析.会计之友,2006(11).[3] 徐雪芬，纪建悦．公司治理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J]．新金融，2005(1)．

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问题分析 篇6

一、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的现状

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量已由1984年的1家发展到2012年底的2470家, 我国证券市场存在大量机构投资者操纵、大股东套现及游资坐庄等行为, 中小投资者很难通过现金股利获得投资收益。

(一) 不分配现象严重

股利相关论认为, 在资本市场不确定前提下, 公司盈利在股利和留存之间的分配一定会影响公司的股票价值。我国2010年-2012年A股上市公司分配现金股利的公司数量分别是1243、1555、1726家, 占公司总数的61.2%、67.1%、69.8%, 只有近2/3的公司派现。2010-2012年主板市场上分配现金股利的公司占主板上市公司总数只有51.4%、54.6%和56.2%。由此可见, 当前我国上市公司不派现的现象非常严重。

(二) 现金股利水平较低

现金股利支付率低于50%且单股现金股利绝对值低于0.1元的派现行为, 表明公司的股利收益率很低, 投资者只得到了象征性的现金股利收益, 其中股利支付率低于30%且每股现金股利绝对值低于0.1元的派现更是属于不正常的低派现。2010-201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中, 股利支付率低于50%且每股现金股利的绝对值低于0.1元的公司数占实施现金股利公司总数的比重是26.27%、25.37%、27.13%;股利支付率低于30%且每股现金股利的绝对值低于0.1元的公司数占实施现金股利公司总数的比重是22.12%、20.79%、21.46%。

(三) 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

我国上市公司在现金股利方面的变动很大, 缺乏连续性。2010—2012三年间, 连续两年派现的公司与连续三年派现的公司分别占2012年上市公司总数的比例是56.81%、48.10%。除了支付不连续, 股利支付率也不稳定, 从2005年到2012年股利支付率波动很大, 就2010年-2012年三年来说, 股利支付率最高35.27%, 而最低只有29.23%。

(四) 超能力实施现金股利

常表现为三种形式:第一, 总现金股利大于当年净现金流量;第二, 每股现金股利比每股经营现金流大;第三, 每股现金股利比每股收益大。2010-2012年我国上市公司每股现金股利大于每股经营现金流所占比重是20.52%、27.87%、26.76%;每股现金股利占每股收益的公司占比来看, 都超过1%, 最高达到1.96%, 派现总额大于当年现金流量净额的公司占比更是高达27.7%。

(五) 融资派现现象严重

2010—201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中当年增发次年即派现的公司数占比平均超过50%;刚上市次年就派现的公司占比更是高达80%,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利用融资手段进行现金股利派发。

(六) 现金股利派发的集中程度高

从2010到2012年, 年度派现超过10亿元的上市公司派现金额总数分别为3858.50亿元、4727.78亿元和5959.25亿元, 占同期所有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派现总金额比例为77.08%、77.91%和78.12%;金融保险业和采掘业的现金分红公司数占同期上市公司数量比例为5.30%、5.39%和5.51%, 现金股利派现金额占所有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派现金额比例为70.15%、69.04%和68.13%。

二、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 盈利能力不高

在我国一些企业片面追求会计利润和市场份额, 采用冒险的销售策略, 使企业的应收账款和存货量急剧增加, 公司资本周转率下降, 现金流较少, 没有足够现金股利派发, 产生了缺乏稳定现金分红政策和连续性。

(二) 融资渠道比较狭窄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必须通过各级地方政府、中央政府、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同时债券融资的成本又比较高, 租赁融资又很少涉及, 外部融资渠道狭窄, 所以上市公司倾向于利用留存收益进行内部融资, 使许多公司很少派现, 甚至不派现。

(三) 股权结构不合理

上市公司流通股仅占约35%, 造成了所有权集中。根据股权结构理论观点, 公司股权集中度越高, 公司管理控制权与所有权越趋于同一利益团体, 决策层为扩大利益, 越倾向于不支付股利的政策。股改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分散, 降低了非流通股比例, 但小投资者仍然没有改变弱势地位。

(四) 监管部门政策不健全

没有明确界定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的标准和前提, 对任意公积金的提取没有做出明确限制, 造成公司管理层随意制定现金股利政策, 对违反股利分配行为的补救措施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五) 投资者出于投机心理偏好股票股利

投资者渴望获得收益, 而其收入主要有资本利得和股息收入。资本收益是比较丰厚的, 投资者更注重资本利得, 而不是现金股息。

三、健全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的建议

(一) 强化上市公司的派现意识, 使企业管理者对加强投资者的回报有足够的认识

公司在选择股利政策时, 应该考虑所有相关的利益, 为了保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不损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二) 提高公司盈利水平, 盈利质量, 加强内部管理

对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最直接影响因素是公司盈利能力, 上市公司应努力提高盈利能力和盈利质量。通过加强管理, 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理念, 提高生产经营能力、核心竞争力, 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加速资金周转, 产生足够的现金流支持股利政策的实施。

(三)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培育多元投资主体

现金股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公司治理结构、所有制结构不合理造成的, 分散的股权结构已成为当务之急。政府部门应引导投资者密切关注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吸引长期投资者进入股市, 让更多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进入中国股市。

(四) 加强证券立法和信息披露

防止大股东转移财富, 增加机构投资者比例, 进一步完善监管制度和独立董事制度。应要求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披露不分配的具体理由, 申请配股公司在公布配股方案时须同时公布项目可行性报告增加透明度, 针对异常派现行为要令其披露异常派现的原因。

(五) 其他措施

1. 继续完善税制, 股利收入所得税适当低于资本利得税。

2. 进一步完善融资体制, 扩大上市公司的融资渠道。

3. 完善企业兼并重组机制, 实现对上市公司管理层有效的外部制约, 促使其重视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

参考文献

[1]梁莱歆.对上市公司不分配现象及股利政策观念的探讨[J].中国工业大学学报, 2001 (01) .

[2]闵志强.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研究-基于股利行为理论分析[D].华东交通大学, 2007 (05) .

[3]马力达.万科现金股利政策研究[D].中山大学, 2010 (09) .

[4]邹冰.上市公司偏好股利融资的分析[J].西部经济管理论坛, 2007 (03) .

[5]过新伟.中美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比较分析及启示[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07 (05) .

现金股利的税会差异及纳税调整 篇7

关键词：企业会计制度；企业所得税法，现金股利；纳税调整

在企业所得税法与企业会计制度对现金股利进行核算的相关规定中存在诸多不同之处，使得其对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的影响不尽相同，因此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需要视情况不同分别做纳税调整，一般应在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时再做纳税调整。现金股利的纳税调整，不仅受税收制度的影响，同时还与纳税人所选用的会计政策紧密相关，相比之下对现金股利的税法规定比较单一和统一，而企业会计政策的可选择余地较大。2006年2月15日虽然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并自2007年1月1日起开始在上市公司及国有企业实施，但直到今天大部分企业仍在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小企业会计制度及其它会计政策，同时现金股利的纳税调整问题仍在困扰诸多的纳税人，并且是产生纳税调整失误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仍有必要对使用企业会计制度氛围下现金股利的纳税调整问题进行研究。

按照企业会计制度的要求，企业应当将所取得的股权投资在初始确认时划分为短期(股权)投资和长期股权投资两种类别，并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核算。按照所取得现金股利的分配时间不同，将其划分为投资前已宣告分配的现金股利和持有期间所取得的现金股利。

一、投资之前宣告分配的现金股利

按照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对于在取得股权投资时所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支付的现金股利，应当单独确认为应收股利，不作为投资收益，实质上相当于预付款而已，因为该部分现金股利不仅产生于投资之前，而且在投资之前就已经宣告分配，即该分配行为在投资前已产生法律效力，只不过是还没有进行资金的划转而已。

按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投资方应在被投资方宣告分配现金股利的日期确认为股利收入的实现，因此在进行股权投资之前已宣告但尚未分配的现金股利，不应该确认为投资收益。

从此不难看出，企业会计制度与企业所得税法对在投资之前已宣告分配现金股利的确认要求是相同的，对该部分现金股利均不要求确认为投资收益。既然在股权投资之前已宣告分配的现金股利对会计利润和应纳税所得额均没有影响，对该部分现金股利也就不需要进行纳税调整了。

二、持有期间获得现金股利的纳税调整

对现金股利的核算方法因股权投资的类别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将股权投资划分为三类：第一类短期(股权)投资、第二类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和第三类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并在此分类的基础上，研究股权投资持有期间所取得现金股利的纳税调整问题。

1.短期(股权)投资持有期间取得现金股利的纳税调整

按照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短期(股权)投资持有期间所取得的现金股利，不应确认为投资收益，而是要冲减短期(股权)投资成本。

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的要求，企业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指的是因权益性投资从被投资方企业所得税后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金(下文中统称为净利润)中分配取得的收入。对于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应按照被投资方作出利润分配决定的日期确认为收入的实现。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为免税收入；不符合条件的现金股利，要全额纳税。这里的条件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的权益性投资所得；其二是不包括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12个月取得的投资收益。在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的情况下，才能作为免税收入，不再考虑投资方与被投放方所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是否一致的问题，否则，不能同时满足该两条的权益性投资收益，要全额纳税。企业会计制度与企业所得税法关于短期股权投资持有期间取得现金股利的规定不同，会使得会计利润小于应纳税所得额，因此应该做纳税调增。但是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符合条件的现金股利是免税的，对所得税费用不产生影响，因此不需要对此确认递延税款借项，但是不能不做纳税调整，因为按税法的规定是先确认为投资所得，而后再享受免税的税收优惠，前者体现了税法关于股权投资所得的确认要求，后者反映的是税收优惠政策，虽然对应交所得税没有影响，但它们是属于两个不同的问题，因此应将确认权益性投资所得与享受税收优惠分别进行。不符合免税条件的现金股利，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并确认递延税款借项，借记“递延税款”科目，贷记“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科目；待处置该短期(股权)投资时，再将已经确认的递延税款借项转回，借记“所得税”科目，贷记“递延税款”科目，因为此时会使得会计上确认的投资处置收益大干按税法规定所计算的投资处置所得，因此要将原已确认的递延税款借项转回。

对于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连续持有时间是否满足12个月的期间所取得现金股利的确认问题，企业所得税法中未明确规定，对此如何进行纳税调整?笔者认为，应该以预计持有时间为基本出发点，以实际持有时间的长短作为界定标准，这样可以避免对在持有时间还不足12个月时所取得的现金股利做纳税调增，在实际持有时间超过12个月时再做纳税调减，从而减少纳税调整的工作量。

2.采用成本法核算的股权投资所取得现金股利的纳税调整

企业会计制度规定，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投资企业应当按照享有被投资单位接受投资后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确认投资收益，并划分为属于投资前和投资后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利润。自被投资单位获得的现金股利或利润超过被投资方在接受投资后产生的累积净利润部分，应作为投資成本的收回，冲减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对所分得的现金股利不区分为是来自于投资之前累积的净利润，还是取自于投资之后的净利润，均应确认为分配当期的投资收益。

采用成本法核算的股权投资，在持有期间所获得的现金股利，对会计利润和应纳税所得额均会产生影响，但影响情况不同：不仅是在影响金额上可能不同，一般情况下税收上所确认的投资收益不会低于会计上所确认的投资收益；而且影响方向可能不同，因此需要进行纳税调整。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为免税收入，因此在两者所确认的现金股利存在差异时，应先将该差额做纳税调增，然后再按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将所确认的投资收益全额做纳税调减。对不符合免税条件的权益性投资收益，应全额纳税，在两者所确认的投资收益金额产生差异时，应将其差额部分做纳税调增。

3.权益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现金股利的纳税调整

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对于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企业在取得长期股权投资后，应当按照应享有或应分担

被投资单位实现净利润或发生净亏损的份额(法规或章程规定不属于投资企业的净损益除外)，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并确认为当期投资损益。投资企业自被投资单位取得的现金股利或利润，应区别以下情况分别处理：

(1)自被投资单位分得的现金股利或利润未超过已确认投资损益时，应抵减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在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现金股利或利润时，借记“应收股利”科目，贷记“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科目。

(2)自被投资单位分得的现金股利或利润超过已确认投资收益的部分，应作为投资成本的收回。在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现金股利或利润时，按照应分得的现金股利或利润金额，借记“应收股利”科目，按照应分得的现金股利或利润未超过已确认投资收益的金额，贷记“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科目，应分得的现金股利或利润超过已确认投资收益的金额，贷记“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科目。

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投资方应将其投资后从被投资方所分得的全部现金股利确认为投资所得。

两者在现金股利确认上存在差异，企业会计制度要求采用權责发生制，而企业所得税法则接近于收付实现制，因此在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应做纳税调整。在会计确认投资损益的当期，若没有进行利润分配(包括对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的分配)，对按照企业会计制度要求已确认的投资收益，应做纳税调减；对所确认的投资损失，应做纳税调增。在实现投资损益的当期进行利润分配时，将两者分别进行纳税调整更便于理解和掌握：

(1)将所确认的投资损益部分，参照上述方法进行纳税调整。

(2)将所分得的现金股利，先全额做纳税调增，因为投资方在分得现金股利时，按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应冲减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但按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要全部确认为投资所得，因此要全额做纳税调增；同时，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在股权投资持有期间分得的符合免税条件的现金股利，属于免税收入，因此需要再做纳税调减；不符合免税条件的现金股利，只做纳税调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