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周恩来文选有感
《周恩来文选集》记录了周恩来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优秀言语及行动,有力地展现了周恩来这个伟人的思想历程,这是我想要了解的。周恩来,这个受人民爱戴的国家总理,一身勤勤恳恳,即使身体抱病也为国事操劳,在其逝世时人民十里长街相送。这个伟大之人必有其伟大之处,他的为人处事,是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学习的。因此,今天我作为一名大学生,选择了这本经典名著来研读,为的便是以周总理为楷模,从周总理的言行举止上看到一个优秀党员应该具备的品质,从而看到自己身上的不足,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这都是不会过时的。
《周恩来选集》上卷前半部分的背景是两次国共合作期间,在这阶段里,可以看出周恩来作为党的领导者之一,他的思想觉悟和党性修养也是在不断与时俱进的,在不断地学习和革命中,他能很好地把握住党的正确动向,成功之处便是他的无产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和对党对人民的责任心。
该部分开篇便是《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给我们很明确地阐明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差别之处,共产党为工农阶级奋斗,引领工农阶级群众参加国民革命,其目的是绝不妥协地打倒外帝国主义和内半封建主义,而国民党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富于妥协性。这在我们当下看来,这是一个共识,从接受政治教育开始便已经熟知的了,不过放在国民革命时期,能看出这点的不可不谓有独特的远见,像当时陈独秀等党领导人便没能意识到这点,而导致出现了右倾主义。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后,国民党右派当权,蒋介石下令捕杀共产党员,压迫工人,与帝国主义关系益深。周恩来能坚定地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解决问题,不被国民党反动势力吓到,一方面为牺牲同志缅怀,另一方面则能清楚认识到党内仍存在小资产阶级意识,强调要加强无产阶级的信念,继续改造党组织。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在我们今天也是适用的,学会用马克思主义客观地来解决实际问题。《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这一篇中提到,因为革命的需要,一些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入了党组织,但革命形势一经变动,这些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党员就动摇消极,甚至公然叛党,投降敌人,陷害同志。周恩来仔细分析了组织内部观念的错误,根本原因就是党员无产阶级意识不够,保留了小资产阶级意识导致的。由此,他提出了要强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发展党内政治讨论、改进支部生活等措施。这一方面的问题,在我们现代还是很严峻的,因为当今社会里经济是关键,少不了和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一些党员被其思想所侵蚀,做出了违背党纪律、危害人民利益的事。所以,加强党员党性的锻炼,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每个党员或预备党员都应重视的。
《周恩来选集》下卷的发生背景是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完成新民主主义经济及社会主义经济的转变,此时解放战争虽然已经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但军费在财政上支出占了很大比重,长时间的内战外侵让国民经济已无力承担,必须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就是要在新中国总财经计划中找到恰当的方向,有重点有计划地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书中《建设与团结》这一篇里周总理说到,人民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了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要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因此在中国新解放区实施土地改革,解放被封建生产关系所束缚的农业生产力,从而为中国的迅速工业化准备条件。在这个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我们要在工人阶级的基础上,还要联合资产阶级,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我们后人看来,这个改造的成果是显著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根基都不稳定,那这个国家又谈何发展,也会给那些觊觎新中国的帝国势力带来破坏的机会。所以,我们应该庆幸,我们的领导人们没有因为革命的胜利而迷失了自己,而是继续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明智的规划,可以说他们站稳了自己的民族立场,表现了自己的民族观念。这一点,是我们这些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应该学得。
《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里谈到,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改造自己,应该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周总理自己即使参加革命几十年,从共产党诞生到取得政权,在这期间也担任了党和政府领导人之一,但他坚称还要不断学习,不断认识,这样才能进步。在这个不断发展的社会,周总理能够保持这样一颗平和、自省的心,是一种志存高远的境界,这样的人,才能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广大人民,能够坦然面对权力、地位和私人利益,而让自己站得更高,望得更远。这便是我们党员所追求的,或许我们可能都没办法达到这个高度,我们能通过学习和培养不断地缩短这个距离,哪怕一点点也是进步。
周恩来是我国已故的杰出领导人、国务院总理,他12岁时周恩来就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凌云壮志,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把自己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个人的前途同国家的前途紧紧联系在一起。爱国家、爱人民,为了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他为之终身奋斗的目标。他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坚信共产主义必将胜利,这个信念一直支持着他远涉重洋去最求革命真理,支持他在革命的困苦时期,不畏艰难,从不放弃。他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夺取中国革命的第一枪。在后来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能见到周恩来的睿智、果敢,他始终在中国革命的核心领导层,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国务院总理,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将一生献给了中华民族和人类的解放事业,他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中国的脊梁。
通过读《周恩来选集》这部书,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对周恩来总理的敬仰。他的一生为中国人鞠躬尽瘁。留给后人自动赞扬,在当今开展反腐败的形势下,坚决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读这本书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周恩来是中国人民的总理,他爱民如子,清正廉洁的高尚品德是我们永远也做不到的,因此我们要立足本职,爱岗敬业,政治上坚定、业务上勤学、作风上扎实,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继承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遗志,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古人云: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将这作为君子的最高道德理想。我认为周恩来总理的人格体现了全人类最优秀的品德,他谦逊、朴实,有着普通人的情感;他坚实、乐观,有着革命家的气质;他博大精深,诚挚坦率,是一个民族的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他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一个标志性人物。
政治术语中“左”和“右”的概念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在1791年的制宪会议上辩论时,拥护激进革命的人恰好坐在议会的左边,而主张温和的保皇派 (立宪派) 坐在主持人右边,于是,人们习惯上将革命的一派称为“左派”,反对革命的一派称为“右派”。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从这一含义中引申为“右派”即资产阶级反动派,“左派”即无产阶级革命派。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在制宪议会上,第一等级教士和第二等级贵族的议员与处于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工人和广大农民的议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同年9月的制宪议会会议上,第一、二等级的议员大都坐在议会右边的席位上,而第三等级的议员占据了左边的席位。这个颇具戏剧性的历史场面本是偶然形成的,却由此生出了“左派”与“右派”这一对政治概念,后来,从“左”和“右”衍生出另一组概念:即“左倾”和“右倾”。
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所谓“左派”就是指革命的、思想进步的、代表历史前进方向、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群;相对应地,“右派”就是指思想落后于实际,不能随变化了的情况前进,企图开历史倒车的思想和行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群。
同样主张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人群中,由于对现实的认识不一致,产生了对采取何种方法和措施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分歧,由此产生了“左”倾和“右”倾。“右”倾指在思想认识上落后于实际,甚至违背客观发展规律的倾向,在政治上往往表现为或是反动的、投降的或是悲观的、保守的。“左”倾指思想上超越客观,脱离社会现实条件,陷入空想、盲动和冒险的倾向,在政治上表现为追求进步、主张变革、同情劳动人民。
二、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时代背景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中心从农村转向城市,也加快了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核心的改革进程。这个时期,我们党已经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遗留的“左”的错误政策,改革也进入快速发展通道。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也出现了许多棘手的问题和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开始公开发表演讲、写文章、散发传单,质疑改革的政策,甚至直接攻击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勾结,从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而党内的一些领导人对这些资产阶级思潮的放纵,更是对这些错误思潮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邓小平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从1985年开始,他就在各种场合不断地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危险性。1989年前后,“右”倾错误成为了危害我国安定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最终酿成了1989年的“学潮”,对于1989年学潮,中央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坚决平息了由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主导的学生动乱,动乱平息后,一些“左”的思潮又开始抬头,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的原因归结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甚至怀疑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国际上,1991年12月25日,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为标志的“苏联解体”,以及随后的东欧剧变,震惊世界:偌大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倾刻间不战自溃,纷纷倒旗落马。严峻的事实发人深思:今后世界向何处去?社会主义命运将会如何?中国今后怎么办?作为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和瓶颈时期,在反思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思考如何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时,各式各样的人物都相继登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西方敌对势力大肆宣扬“共产主义大溃败”,国内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也主张放弃四项基本原则,走“西化”的道路。党内和一部分干部群众中一度出现了对党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模糊认识,甚至出现了姓“资”姓“社”的争论。一些人开始怀疑改革开放政策的方向性和正确性,出现了将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将经济领域的改革当作是和平演变危险的根源的论调。为了抑制这些言论的滋长,防止其对改革造成阻碍,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时有针对性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三、“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理论简析
不论是“左”倾,还是“右”倾,它们的本质都是错误的,都是主观与客观脱离的结果,都会给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带来危害,但“左”倾所带来的影响和后果要远大于“右”倾,究其原因有二:
首先,物质决定意识。“右”倾代表了认识落后于实际情况,而“左”倾则是认识超前于实际情况,说明“左”倾是脱离客观实际的。如果将社会发展和改革比喻为一座在建的楼房,思想“右”倾会导致施工缓慢,工期拖延,即社会的发展和改革会原地踏步、停滞不前。但思想“左”倾则意味着在这座楼房没有坚固的地基,甚至在根本没有地基的情况下就开工动土,导致盖好的楼房完全经不住风吹雨打,甚至会彻底倒塌。
建国以来,“左”倾错误给人民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严重危害,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在1956年我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发起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它们直接导致了1959-1961年的“三年经济困难”,大大降低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重创;史无前例的“十年文革”引起的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直接倒退。
其次,内因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而外因只起影响作用。“左”的错误根源于我国封建小农生产的片面性,它主要表现为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不分析现实的情况,把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话语生搬硬套到现实中来,拒绝对新的事物进行具体分析,没有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经验主义”和“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都是中国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容易犯的错误。而“右”倾错误更多的是由于受到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化思想的影响,其实质在于企图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由上述分析可知“左”倾错误是由中国内因造成的,而“右”倾错误则是来自于中国外部的外因引起的,不会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
四、“左”倾错误对当今中国发展的危害
邓小平的这句“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今天仍然具有时效性。众所周知,中国目前的GDP总量在全球排名第二,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我们GDP高速增长的背后却存在很多的不合理。比如:我们国家的GDP中相当一部分的增长是靠房地产开发、工程的重复建设带动的,这些项目的确会带来数字上的累计,但实际意义却很小。这样的现象就是存在于当今中国社会中的很典型的“左”的错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一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于是每年政府的工作中心就是着力于经济建设,努力使当年中国GDP增长速度保持在一定的数值以上(近年来说的比较多的是8%)。8%这个硬性的数字指标经过量化后被分配给各级政府,并且和各级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挂钩。如果达不到指标,各级官员的考核记录上就会增加不光彩的一笔,进而影响其仕途。所以官员为了政绩和升迁就开始拼命寻找最便捷、短期内见效最快的途径,而这些途径集中体现在财政收入、工程建设、工业产出等方面,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短期内经济效益不明显的民生政策就寥寥无几。这便是人们所说的“数字出官”的荒唐现象,这种“短而快”的发展速度与1956年开展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简直就是异曲同工,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带来的严重后果也是极大的,影响极其深远。
用纯数字来量化经济发展程度和状况固然一目了然,却忽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一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保持在8%以上,但中国人均收入的增加速度远远落后于GDP的增长,尽管居民收入低,政府却仍在想方设法从百姓手里征税:土地供给紧张,政府却还在无休止地卖地开发房地产,所有这一切只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不合理、不科学的发展已经造成环境形势日益恶化,地方政府却依旧不顾环境的承载能力开发工业项目,尽其所能低质量地耗用有限的、宝贵的资源……这种依照数字指标发展经济的“教条主义”式的行政方式,这些超越实际、脱离实际的政府行为就是当今中国存在的最典型的“左”的错误。如果不紧急刹车,加大力度调整结构,中国将会错过一次极好的发展机遇。
“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句话在1992年时给与中国人民信心和鼓励,让经济改革得以顺利进行下去,而现在给我们的启发则是我们确实应该将发展脚步放慢一些,让中国经济的增长不仅保持高数值,更应该保持高质量,我们也应该冷静地、仔细地思考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我们是否已经偏离了航道。如何让中国经济健康、稳步、科学发展,是目前中国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摘要:“要警惕‘右’, 但主要是防止‘左’”, 这是邓小平在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南方视察时提出的重要论断, 邓小平做出这样的论断与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和世界形势是分不开的, 为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 这句警语仍具有时效性。
关键词:“右”倾,“左”倾
参考文献
[1]、马振海《:党内左、右倾实质性问题探讨》, 《东岳论坛》1995年增刊;
[2]、张福清、王雪梅, 《略议马泽东-邓小平对左、右倾内涵问题的论述》, 《理论视野》, 2000年第3期;
其实我很少看一些名人著作,因为太深奥了看不懂,也不常看抽象的事物,做事更不会局限于理论,我只求实践、务实。但因为是作为任务被布置下来,也就略读了一下《邓小平文选》的第三卷,看完以后我发现我在某些方面和邓小平同志的作风还很相似,邓小平同志大力畅导和鼓励解放思想,大胆地试验,大胆地实践,大胆地闯,从实践中总结出经验,得出认识,”大胆地实践,大胆地闯”不正是我的一贯作风。虽然理论水平不够,但想到我们的共同点,我就有了兴趣,有了思路。以下是我的读后感,不足之处恳请赵老师斧正。翻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领悟和理解邓小平的思想,我为邓小平同志所设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性和建设性所叹服;作为改革开放的见证人,我目睹和体验了邓小平同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中国社会所引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毛泽东的理想、浪漫和英雄主义不同,邓小平是理智、务实的现实实用主义者。前英国驻中国大使理查德_伊文思曾这样评道:毛常处理抽象事物,邓则喜欢处理具体的事情,即使阐述一些原则问题时,亦是这样。邓的领导风范已不仅仅是风格问题。他有远见且实干,他能够并且已经按照自己的思路设计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蓝图„„。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作为邓小平同志思想的充分,无疑是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对这幅蓝图做了最具体的描述。全书收入的是邓小平同志在1982年9月至1992年2月这段时间内的重要著作。邓小平同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思想正是在这段时期成熟和全面展开的,因而本书最能代表邓小平同志的理论成就,是把握邓小平理论最原始、生动、权威的教材。
作为邓小平理论的杰出代表作,《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自始至终贯穿着务实、发展的思想。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是务实和求发展的,说他务实,源于他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上!其实就是实事求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能达到“三个有利于”采用各种的工作方法及手段,亦有何妨。同样,在对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问题上面,邓小平也是如此,他认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管什么经济体制,只要能发展生产力就是好的。联系到教学上,只要能把学生培养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又何必局限于某一种教学程式和方法呢。说他求发展,是他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摸论”。其实质也许是,对某写问题(如思想、理论、政策、办法、做法等等),可以允许去探索尝试。表现在思想理论领域,就是允许大胆地去探讨;表现在政策、办法乃至具体做法上,就是允许大胆地去闯。联系到学习上,我们要有一种观念:我们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我们是为了能更好地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为了更好地融入社会而学习。我们要敢在其他领域去探索尝试、去闯,而不禁锢于读本知识,这样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
他务实、求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思想,不拘一格搞好经济建设,只要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都可以大胆借鉴。他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思想引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坚持经济建设,坚持改革开放,就是为了能更好的发展。改革开放给中国所带来的经济繁荣发展是我们有目共睹的,改革发展政策是邓小平同志大力畅导和鼓励的“解放思想,大胆地试验,大胆地实践,大胆地闯”的一条伟大而又成功的壮举,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经济特区发展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中国执行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得到了很大好处。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就是开放得还不
够。我们要继续开放,更加开放。”。
这本书上的东西要我们学习的实在太多,我就谈谈我对看完这本书后的一点点感想,希望跟大家共同分享,由于领悟能力不行,过错之处还望大家指出。
我是从书中的历史细节中去看,去感受这位伟大人物的风采,从中感受周恩来的胸襟、智慧、情怀以及献身革命的博大精神。这本书里用翔实生动的历史资料讲述了周恩来总理恢宏磅礴的一生。就像我们说的“伟大人物,必有伟大事迹。”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周恩来总理在这些历史事件中如何出谋划策指导全局,如何在生死险恶间沉着应对又化险为夷的。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谈一谈我印象深刻且深受感动的一些内容。
一:为杨立三抬棺送葬(见第35页)。1954年,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无论如何要为去世的杨立三抬棺送葬,以报答他在长征途中不顾饥寒交迫抬着自己走出沼泽泥潭草地的恩情。当时总理一定是觉得仅仅出席遗体告别仪式不能表达自己对杨立三的感谢之情,但对于逝者亲属来讲这是一个莫大的安慰。读到这里,我就有些感慨:一个国家总理,却是这样的充满人情,这就应了书中那句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二:在我们普通人的一般印象中,国家领导人在工作生活中应该是充满着决胜千里的独到眼光,而那些具体细小的事情不会进入他们的视野。但当我在这本书中读到了一些与这种印象相反的情况时,我也不禁想仔细看个究竟。书中提到过一件小事:建国后周恩总理来有次去剧场看演出,刚在观看席上坐下时,他便在灯光中发现台上有一根露出尖顶的钉子,随后走上台去将这根钉子拔掉(见第274页)。我一边读着一边想自己平时偶尔去电影院或剧场的状态:进门先扫一眼大舞台,感受一下舞台的布置,气派。然后抬头看看有没有横幅以及上面所写的内容,接着找到座位坐下来,感受着观众席里的热闹气氛,轻松地等着电影播放或演出开始。我们是很难会细心到发现台上的小钉子的。想想当时同在剧场的观众们看到周总理突然从座位站起来,走上台去,然后弯下腰来捡起小钉子,我们大家心里会有多大的触动啊!
在重大历史事件中,能够让我们更接近伟人内心世界的也往往是一些细节。晚年的周恩来总理心中最牵挂的就是中国的未来,他要把接力棒交给邓小平。经过他多番努力才把事情促成,邓小平复出已经成为定局以后。为此他出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以来少有的愉快心情。他身边工作人员看出这个变化后问他:“是不是小平同志解放了?可以出来工作了?”周恩来听罢高兴地说:“噢,你们还有点政治头脑嘛。你们怎么会知道的?”(见第153页)从周恩来总理与身边工作人员的这一简单对话中,我们知道了他心中的忧与乐。忧,是对国家前途未卜的忧;乐,是为国家未来有望的乐。他内心难以抑制的忧与乐对比又是那样鲜明,难怪身边工作人员可以轻易看出变化的原因了。
大家都知道周总理是古今中外罕见的谈判天才,他善于适当的让步和通融打破僵局,争取主动,并坚决不会放弃原则。这让正在接触营销的我想到一本书上说的“谈判既是斗争与合作,又是进取与让步的辩证统一体,没有让步的谈判很难成为真正的谈判”。在跟客户进行谈判从而寻找合作方式的同时要擅于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作出一定让步,但这必须以对方表现出来的诚意作为条件,如果对方有了诚意,有了被说服的可能,我们就要把握时机,以求得成功。
“大胸襟包容天下事,大智慧成就千秋业”,周恩来总理是智者,革命家,政治家,在历史大事件中有大手笔。但我在读完书后更多的感受是,他首先是一个具有非凡人格魅力的人,一个伟大人物,所以,即使在一些不起眼的细节中,在他身上也会自然地绽放出永恒的美丽的人性光辉。
这本书很好,但是能真正体会到的不多,可是都值得我们大家学习,还是那句话“细节决定成败”呵呵,讲是会讲,但我没有做到的太多太多了,无颜啊!
阳光小学 计晓敏
今年暑假读的教育理论书籍比较多,但读的都不是新买的书。《陶行知现代教育文选》是七年前学校发的,肖川的《教育的使命与责任》是四年前从同学家抢来的。王晓春的《教育智慧从哪里来》、《做一个聪明的教师》是两年前从网上买来的盗版书。还有为迎接区学科带头人的考试不得不背了下《英语课程标准》。由于都是旧书新翻且不做研究,所以每一本都是随便翻翻,挑些感兴趣的来读读,不求甚解。在这旧书新读、随便翻翻中由于少了一份刻意的强迫,反而读得很有滋味。所得的感受虽不深刻但却是真情实感。
一、谁是中国现代教育中真正的教育家?
凡是真正的美酒,总是能历久而弥香。凡是真正的优秀思想,总是能传承千秋。凡是能称得上真正的教育家,其理论总是能超越时代。因此孔子是中国古代教育家,其思想远播海外,其教育家的地位毋庸置疑。但就中国现、当代的教育家中,谁能成公认的教育家呢?在肖川教授看来,中国近代教育中唯有蔡元培和陶行知可以称为“教育家”。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指出:“政治家是以谋现实幸福为目的,而教育家则是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其追求。故而前者常常顾及现实,而后者往往虑及久远。”陶行知在《第一流的教育家》中说:“教育家要不是敢探未发明的新理,要不就是敢入未开发的边疆。”蔡元培和陶行知都是半个多世纪前的教育家,但他们的教育思想因其具有前瞻性,而成为我们当前教育改革重要的思想源泉。
当我们翻开我们当前的新课程标准,我们看到的许多理念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有陶老先生提出来并实践过了。这除了让我们感叹中国教育改革之艰难,半个多世纪前就看到的问题到现在还没能解决之外,更让我们敬佩这位人民教育家的思想之深刻,理想之深远。《陶行知现代教育文选》是我们学习新课程标准的重要参考资料。而新课标实施7年后,陶老的思想仍然可以成为我们反思新课程、改进新课程的智慧之源。陶行知的文笔极其朴实,朴实得让你觉得老土。但正因为这种朴实才能让人感到亲切。每次暑假我都要读一读陶老的文章,每次阅读,我都能在亲切中有新的体悟。
二、陶行知为什么能以苦为乐办平民教育?
我最早知道中国有陶行知这样一个人是从平湖师范墙上所镌刻的一句话开 始的。我们每天上食堂吃饭都能看到这句话:“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陶行知”后来读了一些有关陶行知的文章才知道这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毛泽东称其为“人民教育家”,宋庆龄尊其为“万世师表”。陶先生出国留学时是学政治的,回来后可以做官,但他却自觉选择教育专业,师从杜威。回国后,陶先生做了大学教授,月俸百元大洋,在那个时代属于中产阶级了,家里能请得起保姆。1921年底,他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张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利,推动教育改进。1923年,他与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辞去大学教授职务赴各地开办平民识字读书处和平民学校,推动平民教育运动。1927年3月又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学校,创办第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
陶行知先生,辞去月薪百元的大学教授职务,去领几十元工资去办平民教育,去开创小学师范教育。从一般人,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一种傻瓜行为。然后他为什么要做傻瓜办傻事呢?以前我为了做课题而读《陶行知现代教育文选》时并没有过多地关注这一问题。而今随便翻翻却让我理解到,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能成长为一名教育家,能够为教育事业“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原因就在于其具崇高而远大的职业理想。而这种职业理想正是我们当下从精英到草根都缺乏的一种精神。清华、北大的学子的理想都只是将来能找一份好工作、赚更多的钱,何况乎我们这些碌碌的草根教师。陶行知生活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他的所有人生信念就是要救国。陶行知认为到要从根本上把中国从深重的灾难救出来,唯有教育才能真正做到。正如蔡元培说的政治家顾及的是当下,而教育家顾及的是未来。政治家能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但要建设新中国,治理新中国,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还是要靠教育。只有通过教育提高了整体国民的素质,国家和人民才能强大起来。从这个角度看,陶先生辞去月俸百元大洋的大学教授的职务到跑去领三十多元的月薪去搞乡村教育、搞师范教育,就并不奇怪了。
对于当下的教师来说,读一读陶行知的文章可以说是一种很好的警醒。当教师绝不只是一个谋生的手段。教师一定要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唯独有了这样的职业理想,才能成为一名好教师,中国的教育改革才能有其希望。这便是肖川的《教育的使命与责任》一书所大力倡导的重要内涵。
一名真正的好教师要具有自己的职业理想。其理想永远是为了学生的发展。只有把寻求如何让学生更好地发展作为自己的职业理想时,这位教师的职业生命才能真正地得以展开。在《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的第二条爱岗敬业中写道:“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志存高远,勤恳敬业,甘为人梯,乐于奉献。对工作高度负责,认真备课上课,认真批改作业,认真辅导学生。不得敷衍塞责。”这里既有理想层面的要求,也有精神方面的要求,更有具体操作方面的要求。既然做了教师就要在备课、上课、批改、辅导这些日常工作中做到认真,要对得起学生。而重要的是在这些方面要有不断地改进与提高,使自己不断地成长壮大,使自己更好地为学生服务。为学生服务,为中国的教育事业服务的前提条件是要有一颗奉献的心。只有捧着这颗热爱学生的心、热爱事业的心和不断进取的心,才能把我们当前的教育搞好,才能让我们把教育搞得更好。
三、反观自我,如何提升职业的幸福感?
作为普通的人民教师,不可能个个都能成为教育家。因此树立教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树立教师的职业理想,更切实的是要让我们自己在教育中能体悟到工作所带来的快乐和幸福。
曾几何时,我们为了能考上师范,为了能进入教师队伍,为了能站稳讲台,我为之不懈努力。当我们攻克一个个堡垒,看到自己一点点地成长和进步,辛苦中我们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与成长的幸福。当我们初为人师时,看到孩子们经过我们之手不断成长,我们体验到了作为教师的职业幸福。
然而随着岁月的增长,当教师职业作为谋生手段的功利目的全部达成之后,职业倦怠就会迅速产生。特别是一些被评上高级教师后又无望成为特级教师的同志们更容易产生这倦怠。年轻时那种冲劲渐渐地消失了,懒于阅读、写作,懒于研究、探索。教学变成了为混饭吃而不得已为之的苦恼差事。这种职业倦怠感的危险很多人都告诫过我,但随着教龄的增加我也慢慢地休察到自己也开始有了这种倦怠的苗头。因此读一读陶行知的文章,让先辈的教育理想引领自己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个暑假的阅读,让我感受到虽然我们未必都能把自己的工作上升到冶国平天下的高度。但在工作中树立职业想理,能使我们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调整做事的心态,让我们能够在工作中获得幸福感。写到这,让我又想起了大家可能都读到过一个小故事:有人问三个砌砖的工人:“你们在做什么呢?” 第一个工人没好气地嘀咕:“你没看见吗,我正在砌墙啊。” 第二个工人有气无力地说:“嗨,我正在做一项每小时9美元的工作呢。” 第三个工人哼着小调,欢快地说:“你问我啊?朋友!我不妨坦白告诉你,我正在建造这世界上最伟大的教堂!”
同样的工作,视野不同就会带来不同工作体验。如果我们只把目光停留在工作本身,没有更高远的理想,那么无论你做什么都无法持久地保持对工作的热情。因此读一读陶行知的文章,读一读肖川的文章,读一读退而不休的王晓春老师的文章,我们便能获取工作所应有的热情。因为我们在做的一个改变社会的崇高事业。只有有理想的教师才能造就有理想的下一代中国公民。
四、如何才能教学做合一,提升工作效率?
在谈到我们应该学习的教育家和如何树立职业理想和信念后,不得不谈的是教育工作的具体方法。教育的方法是多样的,但总是有些本质的东西需要我们把握。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是我们实施新课程的重要思想源泉。而“教学做合一”但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方法论,是对教育方法最本质的把握,是20世纪中国本土教育理论最伟大的成果。
“教学做合一”理论认为教师的教要依据于学生的学,学生的学要依据于事情的做。也就是说事情本来是怎么做的,学生就应该怎么学,学生是怎么学的,教师就应怎么教。我是一名小学英语教师,我所最头疼的便是学生课堂上的英语学习与学生生活实际的脱节。小学的英语教学是为其将来进一步学习奠定基础,是为其将来的使用而学习的。然而脱离了生活中的运用,其学习的效果就可想而知了。为了提高英语的教学有效性,我曾认真研读过陶行知有关“生活教育”理论的文章,以及“生活教育”的方法论“教学做合一”。同时我还以此进行了一个市级课题的研究《“教学做合一”理论下小学英语读写教学》。但现在看来我还有必要对陶老的教学理论进行重新的学习。
英语是用来交流各交际的。因此我们必须要让学生在语言运用的过程中学习语言。由于在当下的教育中,在有限的课时中我们很难为学生提供浸入式的英语教学。但我们至少要在每节课的后15分钟里让学生把所学的语言运用起来进行交流和交际,从而形式综合语言运用能力。
在我的教学中,往往是我讲得多,学生练得少。从这个学期开始,我要力求改变这种现状,尽量让学生自主地学习。教学的设计应更富有层次性。让学生在语言情景中感知语言、操练语言并最终运用语言。要尽量压缩自己讲授的时间,让学生在做中学。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认为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受什么样的教育。要让学生受英语学习的教育,就要让学生过英语学习的生活。因此,多搞一些英语课外活动不仅是提高学生英语学习兴趣的重要途径,也是让学生在课外也能过上一种英语学习的生活,让他们受到课外英语学习的教育,提升英语运用能力重要途径。
五、如何才能寻求教育的智慧,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
有了教育理想,有了教学做合一的指导,其实还不够。教育一个极其复杂的工作,我们遇到形形色色不同的教育问题。原先的教育方法总是无法适应不断变化中教育情境。这就要不断地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王晓春在他的《教育智慧从哪里来》和《做一个聪明的老师》中谈到教师是最需要具体专业素养的。但我们的教师往往最缺专业素养。当下的教育是一种卖苦力蛮干的工作。教师们在遇到教育问题时只会说教和禁止。遇到学生屡教不改的问题时,只会问怎么办,不会问为什么。没有一种研究的态度,是不可能搞好教育的。
王老师说,医生越老越值钱是因为他们能在冶病救人的过程不断分析病因,尝试新的治疗方法。不断地经验总结和病例积累中完善专业素质。但老师在需到教育问题时往往不问病因就盲目开药方。一旦治不好就只会抱怨社会风气日下,学生顽固不化。总的来说就是教师缺乏研究的态度和行动。因此要寻求教育的智慧不能只向前人和别寻求帮助,要积极地开展个案研究,多分析问题的原因,多想一些教育措施和方法。切不可对某一方法抱以过高的期望。不同的学生应有多种不同教育方法才能教育成功。
“一国两制”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简称。“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具有丰富的内容,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概括地说,“一国两制”的涵义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
“一国两制”的基础是“一个中国”。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国的中央政府在北京,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两种制度”。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作为国家主体的大陆地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则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两种制度长期共存。邓小平指出,大陆地区坚持社会主义,这是“一国两制”前提。
保证香港、澳门、台湾的高度自治和繁荣稳定。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依宪法规定在香港、澳门、台湾设置特别行政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利,即除在外交和国防方面服从中央政府外,拥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可以实行单独的财政预算;中央政府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内部事务;依法保护特别行政区人民的各种合法权益以及外国人和侨胞在此地的私人投资等;台湾特别行政区还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中央政府不派军队到台湾去。实行”一国两制”长期不变。这种不变,既是承诺,又有基本法做保障。“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案。“一国两制”的方案,即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也充分照顾到港、澳、台地
区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同时也妥善照顾到一些有关国家在这里的投资和其他利益,是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最佳方案。它有利于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实现,有利于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经济的发展,符合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一国两制”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按照“一国两制”构想,在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内允许有两个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长期并存;社会主义国家既可以为作为国家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也允许和保护一定地区范围内存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发展。
“一国两制”构想是对和平共处原则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国与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一国两制”的构想,将和平共处原则运用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实行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地区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是对和平共处原则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一国两制”为解决国际争端和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范例,是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大贡献。钓鱼岛问题、南沙群岛问题等,解决这些问题,是否可以避开主权,采取共同开发的办法,双方相互让步,共同得利。作为“一国两制”构想之延伸的“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新思路,是邓小平对世界和平的又一重要贡献。
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的成功解决,是“一国两制”的构想重大胜利,是“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必将推动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台湾的前途系于祖国统一,分裂是绝对没有出路的。无限期地拖延统一,是所有爱国同胞不愿意看到的。运用“一国两制”中国人民完全有决心、有能
联合国前秘书长哈马啥尔德:“与周恩来相比,我们简直就是野蛮人。”
——题记
最初对周总理的印象始于《十里长街送总理》,那时总理那高大伟岸的形象已经深烙于我的心中,但是对他的一生有深刻而系统的了解,却是在认真读完厚厚的《周恩来传》之后。每一次提起总理,我们有的绝不仅仅是一种缅怀,而是一个永不褪色的人格话题,而是一座永远闪耀光芒的精神丰碑!总理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是20世纪中国最受人敬爱、最有才华、最成功的领袖楷模。
周恩来,字翔宇,1898年3月5日诞生于今天的江苏省的淮安市。他那少年时代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贯穿了他的的一生。
他是一名伟大的外交家,他的迷人风度与机智谈吐在第一印象时就令人难以忘怀。有一次,欧洲的一位外交官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你们中国每年发行人民币的总额是多少?”这是国家机密的问题,哪个国家的财务会向外透露呢?这分明是想让周总理出丑。如果总理说出一个真实数字是泄露国家机密,如果随便编造一个数字有损国体。众人面面相觑。周总理马上回答:“中国每年发行的人民币总额是:十八元八角八分。”因为以前的人民币只有“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这几个数字加起来总额不就刚好是18元8角8分吗?这样的回答既没有泄露国家机密,也是一个真实的回答。
他虽身居国家总理之位,却处处事事时时严格要求自己。他从不利用职务之便,为亲戚谋一点私利,每次亲戚来看他,都是坐公交车。他周边的人都得适应他拒收礼品的作法。一次他家乡的党组织给他寄去了一些地方土特产食品。他把这些东西重新包好又寄了回去,并附了一张国务院禁止接受礼品规定的复印件。
《周恩来传》让我仿佛看到了总理潇洒的身姿、翩翩的风度以及他那让全世界为之倾倒的笑容。我不仅为其指挥赢了一场场战役而喝彩;也为其日夜辛勤操劳于国政而心疼。无论革命处在高潮还是低谷,抑或身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他都能坚忍不拔,力挽狂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文革”中,总理面对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忍辱负重,极力保护对党忠诚的老革命前辈,尽力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苦撑危局。总理无一句怨言,一直默默努力。他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他光辉的一生中,他爱祖国甚于自己的生命,爱人民更甚于自己的家人、亲属。他的爱缠缠绵绵无尽头,他的爱将幸福雕琢,他的爱将辉煌奉献。
周恩来是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缔造者之一,第一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总理伟大的一生,是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拜读《周恩来传》,我仿佛看到了总理潇洒的身姿、翩翩的风度以及他那让全世界为之倾倒的笑容。
当看到他指挥又赢得一场又一场的战役时,心中为之喝彩;当看到他辛勤工作几日几夜而不休息时,我又不禁感到一丝心疼。
无论革命处在高潮还是低潮,抑或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他都坚忍不拔,力挽狂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在他的身上集聚了中华民族的无数优良品德的,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好总理。从他的身上,人们知道什么样的共产党员才是真正的“人民公仆”。
读完周总理的相关事件之后,我深深体会到了为什么会出现“十万里送总理”的感人事件了,也稍稍的明白了人们对总理的敬意从何而来。同时我也对他充满敬意。
很小的时候就听到过那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但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一句这么富含爱国之情,令大家多十分赞同并钦佩的话竟然是从一位12岁左右的学生口中说出来的。直到现在我才知道总理之所以能说出这句话是由于他从小深受教育、经历过从衰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堕入了清贫困苦的境地、以及对国家的热爱之情。很多人只会说但等到做的时候便为自己找各种逃避或其他的借口,而我们的总理却一直以这句话作为自己一生的誓言,自觉的参加到拯救中国的革命当中。
在军事上,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军事领导人。他根据自己的所学和在国外的所见总结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也正是这一句话,这一种观点为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基础。很佩服他作为一个领导人在两次中东战争和其他的一些战争是总是不顾自己安危的和战士们站在战争的第一线。无论做什么事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着想,他的这一点像我们标榜了做为一名真正的党员所要做的到底是什么,为广大党员树立了一个模范先锋的形象。
在面对中国处于外国记者想以借助于提问等方式来嘲讽或打探中国现状及消息时,我们的总理面带微笑从容不破的回答那些看似简单却暗藏阴谋的问题,他的柔中带刚和机智幽默的回答常常让提问者尴尬、折服。另做为无数中国同胞中一员的我佩服的五体投地。从这里我知道了总理不仅在军事方面有所作为,在外交方面他也能应付自如维护国家的在国际和国内的形象。
在思想方面,总理是我国有数的几个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之一。他看到社会现状或及时抛弃了军国主义可以救中国的想法,也意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中国。并全身的投入了社会主义革命中。在这一方面我也看到了另我敬佩的地方,那就是当他的观点和其他领导人不同并受到排挤时坚持着自己的观点。这也是值得我去学习的闪光点。
作为一位时代伟人,和无数扭转人类历史的人物一样,诞生于普通的平民阶层,但是他凭着自己的智慧与崇高的人格精神,最终成为了中国人民心中的好总理,并且得到了世界人民的称赞。联合国前秘书长哈马啥尔德于1955年在北京会见过周总理后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与周恩来相比,我们简直就是野蛮人。”像这样在国内外,各界有志之士夸赞周恩来的例子枚不胜举,在周恩来逝世后,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国旗全降半旗。其中有一些国家的领袖不高兴了,说:“为什么不给我们国家死去的领袖降半旗?”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讲话说:“如果你们国家的领袖可以掌管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却无儿无女,如果你们国家的领袖可以在国内海外没有一分钱的存款,谁做的到的,我也给降半旗”所有人都鸦雀无声!从这些足以深切地体会到周恩来在国内外的重大影响力。
在新中国成立前期,周恩来南征北战,以各方面的才能,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他先后领导一系列的工人运动,指挥了一连串的武装斗争;他适时创办了许多进步社团,发表了大量战斗檄文;他主动参与了许多和谈,促成了好多合作;他勇于承担责任,积极开展整风运动……他所作的这一切都给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也为世界的和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周恩来日理万机,以身作则,为促进我国社会的发展竭心尽力。面对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豪无畏惧,他与“四人帮”针锋相对,不断周旋,奋不顾身的解救遭难的老同志,为中国的发展保留了人才精英。周总理凭着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博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
“周恩来”,一个震惊世界的名字,一个响彻华夏的字眼。以前只是单纯的知道周恩来是一个大家都很尊重的国家总理,在读过《周恩来传》后,从他的童年到生命的结束,让我看到了更多以前没有了解到的周总理,他很多不为人知的艰辛,让我对于这位伟大的总理更加爱戴。想想他那“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豪言壮语,再看看他那“大江歌罢调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救国报复,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这位总理,我们除了爱戴,也许
更多的应该是崇拜。
王璐 2013053139
从小就对周恩来总理充满了崇敬之情,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设身处地为人民”,周恩来总理那高大伟岸的形象早就已经深烙于心,为了更加升入了解周总理,我还是阅读了这个《周恩来传》。
《周恩来传》通过十六个章节让我看到一个真实的周恩来。他不仅仅是书上那个年轻英俊的有为青年,也不仅仅是年老了依旧笑容从容的老总理。我们对于他也绝不仅仅是一种缅怀,而是一个永不褪色的人格话题,是一座永远闪耀光芒的精神丰碑。周恩来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年少的周恩来被校长问道“读书是为了什么”时,他庄重的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这句话不是他随口说说,而是年少的他看到了当时中国的情况由衷而真实的回答。这句话也一直贯穿了他的生活,他也一直在为“中华之崛起”而努力着。
他是“欲重整山河,复兴祖国”的有抱负的青年,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军事领导人,是共产党的中流砥柱和新中国建设中功不可没的领导人……我们无法一一细数周恩来为这个国家作出的贡献,但在人们心中,他是集聚了这个民族的无数优良品德的化身,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好总理。
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周恩来总理早年间从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求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成为天津学生
界的领导人。不久他去欧洲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中国共产党每一个关键时刻,周恩来都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维护党的利益。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一起于1927年8月1日在领导南昌起义。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任政府总理,不仅成功地组织领导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还在1954年提出了建设现代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化目标,组织制定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学发展规划》,推动了国家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主张和平共处,为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文革”期间,他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并保护了大批领导干部和民主人士。他以常人难以想像的大智大勇和自我牺牲的精神,面对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忍辱负重,尽力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周总理无一句怨言,一直默默努力。他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需求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作出了卓越贡献。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逝世。周恩来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对革命事业坚定不移的信念,让我为之动容。
然而最让我敬佩他的是他独具魅力的人格,他荣辱不惊的处世方式,他真诚、平实、和坚韧的性格。正如他自己认为的那样:“大凡天下的人有真正本事的,必定是能涵养能虚心。看定一件事应该去做的,就拼命去做,不计利害……这样子的人总是心里头有一定主见,轻易不肯改变的。”即使在得知自己患膀胱癌后,仍坚持工作,直到
生命尽头,真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看到这里领悟到了周恩来的一生也是只讲奉献,从不索取,把个人有限的生命完全融入到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服务中去,这是他人格精神的核心。
《周恩来传》作者迪克·威尔逊说周总理“取得了在外交上的最伟大胜利”,他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形象赢得了人们的尊重。那些对共产主义政权保持怀疑的人在面对周恩来的个人魅力时,也努力收敛了这种怀疑。可见周恩来总理拥有的人格魅力另每一个人敬佩。
无论革命处在高潮还是低谷,或身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他都坚忍不拔,力挽狂澜。在他的一生中,他爱祖国甚于自己的生命,爱人民甚于自己的家人。
他逝世那一天,联合国破例降下半旗,悼念这位伟人得逝世,国民更是十里长街送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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