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内容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内容（精选8篇）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内容 篇1

一、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引发的问题

产权问题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新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进一步稳定与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等前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时至今日，农村土地产权模糊状态还没有根本转变过来。国家赋予的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或曰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权，或曰法律规定的占有、使用、收益、处置、转让、抵押、继承等权利屡遭侵害，究其原因就是农村土地产权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表现为所有权主体虚置，使用权缺乏自主性、稳定性，收益权被分割，缺乏独享性，转让权不自由，并由此引发了困扰“三农”的诸多问题。

（一）农民产权主体被虚置，农民的土地收益权没有被充分尊重

有关法律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但“集体”是哪一级，法律规定得较为含糊。如《宪法》笼统界定为集体所有；《民法通则》中界定为乡（镇）、村两级；而《农业法》、《土地管理法》界定为乡（镇）、村或村内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实际七由于土地所有权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复存在，农村县、乡（镇）、村的基层政权组织成了事实上的土地产权所有者。所有权主体虚置，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和支配权被层层分解，国家作为超经济主体对土地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控制、处置农村土地，如国家或公共权力机关随意征用或过度使用土地，资本大力圈占土地。代表集体行使土地实际所有权的基层政府主管部门及领导也时常侵占农民的利益。农民仅凭使用权很难有话语权，土地收益几乎被各利益部门掠去，农民所获补偿甚微。有资料显示，地方政府大约在土地用途转变增值的权益分配中得60%至70%，村集体的25%-305，农民自身只得5%-10%。

（二）农村土地流转受限，土地市场被割裂、扭曲。

国家以垄断身份处置农村土地，规定农村土地不准买卖，土地的唯一买者只有国家，农村土地市场的微观主体难以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统一的农村土地市场无法形成。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不确定，其所有权被分割，为众多的行政村或村民小组所掌握，造成行政村（或村小组、社区、城乡）之间的壁垒，土地产权市场被割裂、扭曲。与实际市场行为相背离，使二元经济结构难以打破。而真正的所有权主体（农民）又缺位，被剥夺以土地要素进入市场交易的权利，不可能很好地履行土地流转和土地市场运作的权力，仅有土地使用权（以契约方式订立的土地承包权，其内容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土地的流转受到极大限制，因而造成农村土地资源浪费或低效配置。

（三）土地承包权内在的不稳定性在于土地产权的集体所有制，限制土地规模经营的根源在于土地产权的转让和交易制度

集体产权所隐含的产权模糊和集体成员权利和责任的平分机制造成了地权分散化和经营的细碎化趋势不断加剧。严重制约了现代农业的发展。集体土地不能在不同集体间方便的转移，农民土地承包转让权不能超过承包期，本集体外的成员不能直接承包机体内的土地，限制了人们对土地的长期投资，特别限制了城市资本向农村的转移，也限制了土地的规模经营。

二、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方向的考辨

针对上述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学术界提出了大致五种改革思路和主张：（1）土地国有制；（2）土地集体所有制，包括按份共有制、股份合作制、强化承包权或承包权永久化、集体所有制下的自由式；（3）土地私有制，包括土地私有、自耕农所有制、有限私有制、农村土地家庭财产权或土地家庭所有制；（4）两级或复合土地产权制，包括国有与集体所有制、集体与私人所有制、国家与个人所有制；（5）多级土地所有制。以上研究各有侧重，论述也似乎各有其理，但从解决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存的问题考虑，本文认为，必须明

确两个层次的问题。

（一）第一个层次

必须弄清以下两个问题：

（1）农村土地产权到底归谁合理?从产权经济理论看，产权是一组权利，由法律明确界定，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不同的产权安排会有不同的经济效率，而私有产权的效率是最高的，只要产权明确界定为私有，无论采取哪一种合约，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都会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同样，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回归农民，使农民能够成为真正完整独立的经济主体，在法律的保护下自主决策、权衡利弊，放心大胆地行使土地财产的“三权”（使用权、收入的独享权和转让权），符合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从现实看，1979年以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有自主支配土地的权力，但仅有使用权的土地在其绩效最大限度发挥之后，随着社会转型、断裂与分化，原订的制度效应逐渐弱化，“三农”问题日益突显。政府虽意识到了产权问题，却只在使用权上做文章，土地承包期一再延长，到目前承诺永久不变，其本意也是土地回归农民，然而没有最终所有权的实现，结果必然是农民的土地被大量侵吞、占有和流失，农民的利益屡遭侵害。所以，实现土地产权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就是土地回归农民。

（2）产权归属清晰能否有效解决存在的问题?许多人认为，产权回归农民不可能解决因产权模糊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几乎所有坚持产权私有化的学者甚至包括反对者们都认可的一个公理性假设条件是：产权明晰会导致市场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效率提高，从而提高整个市场效率，这个前提基本被大家认可。我们不否认产权回归会产生问题，但相比土地国有或集体所有，产权回归农民至少有以下好处：其一，提高农业效率。上地产权私有是土地市场化的基础，能使土地和农村劳动力流动起来，不但有利于交易费用的降低和效率的提高，而且有利于城乡二元体制的破解、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其二，减少政府干预。土地产权回归能增强农民与政府博弈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集体以公共利益名义侵害农民土地，如“在转让过程中拥有地权的农民至少还有点发言权，是交易的主体方，在许多情况下农民的所得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少”；其三，保障农民利益。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如果把土地私有了，村民会自发维护自己的权益，土地不会被轻易出卖；土地补偿费会给每一户村民，乡村官员失去了一大人块腐败的机会，这对于村民权益，对于廉政建设都足有好处的”。

（二）第二个层次

如果农村土地产权农民所有是一种理性回归，那么必然要理清学术界争论最为激烈的几个问题：

（1）产权回归是否会造成土地兼并，出现社会危机?许多人认为，农民一量有了私有权就会失去土地，就会发生土地兼并，出现社会危机。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如果国家允许土地私有化，必然会带来频繁的土地兼并，很多干部会成为大地主，很多农民会因天灾人祸而失去土地，成为佃民；土地的自由买卖将彻底完成国际资本与新兴资本对土地的占有和瓜分，形成金融资本兼并士地。事实上农村土地私有化小会出现土地兼并和大量无地农民，“土地兼并主要由于政治势力的介入，例如封赐、圈地、投献豪门等。若非政治势力介入，土地私有制也不会导致土地高度兼并和社会**”；旧中国的农村上地私有制所出现的‘土地集中兼并’或‘农民两极分化’的现象，根源不在于土地买卖与产权流转，而是政治强权造成的”。农民也是理性经济人，出卖土地是非常谨慎的，如果“农民卖地完全是自愿的选择，就像城市居民不会为了变现把私有住房卖掉向露宿街头一样”，各国经验证明，在民主与法治条件下，可以防止土地恶性兼并现象发生，“土地的适度集中，小仅不会导致社会冲突，反而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

（2）产权回归是否会导致农民失去保障?许多学者认为，农村土地私有化后农民将失去

社会保障。其理由是，中国农村不具备土地私有化的基本条件，基国国情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也是农民的就业保障和绝人多数农民的谋生手段；如今农民已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土地作为生存保障也只有在贫困地区或西部地区，对绝人多数地区的农民而言已不把土地作为生活保障，农业通常是弱质产业，许多地方种地反而亏本，农民收入主要来自第二、三产业，农民看病、孩子上学等主要依靠打工收入。

对于学术界支持土地私有化的学者所提出的。土地产权私有将导致土地规模效益的观点，有很多学者提出质疑，例如，裴小林在其一个研究中引入了“土地产出率极限法则”来重新构建马尔萨斯模型，在他的分析中，证明是土地生产率极限和土地面积的极限性这两个自然法则导致制度产权理论在解释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和土地问题时失灵。并用此模型结合新古典分析，断言了土地私有化会使中国的粮食亩产和总产量水平下降，从而影响到中国的粮食安全。在这一点上有待进一步探讨。

通过分析，各种改革思路和主张孰优孰劣，不言而明。纯粹的农村土地国有或集体所有已经被证明足发展的死胡同；纯粹的私有化在中国又不具有现实性，强烈的路径依赖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国有或集体主导下的实现形式难以根本突破公有制的局限性；相比之下强化农民私权的两极或多极所有制不是最好的方案，但应是最优的方案，应成为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

三、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方向探究

本文主张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多元化改革，其一，国家土地的终极所有权，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其二，强调农民土地实际所有权即农村土地私有，这是改革的核心部分，也是最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其三，农村公共领地的集体所有权（主要包括公共的水塘、水库、山地、森林、墓地、祠堂、试验田等），这是出于对改革的路径依赖、村庄公共治理、基层公共服务的考虑。实施农村土地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具体建议如下：

（一）明晰农村土地产权并赋予产权主体相应的权能。

明晰农村土地产权主体并确定产权主体对土地的权利、义务、利益和责任的限度，使产权主体行使相应的权力，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1）国家土地终极所有者的权能。国家拥有土地的宏观调控权，通过决策、计划、指导、协调、审批、监控来规范农村土地的基本用途、土地流转及征地行为，特别对地方政府的土地决策及执行活动予以监督、规划、约束，即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农村社会的稳定，保障农民土地私权的享有。（2）集体（乡、镇、村或村小组）必须退出对土地的自己支配权，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履行对自己产权领域的职责，对农村的土地由过去的产权土体和直接参与者转变为农民权力行使的维护者、监管者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3）农民个人或家庭对自己的土地拥有绝对所有权。国家要明确农民土地私权的范围、国家公共利益的边界，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让农户享有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继承权、收益权、流转权，即包括所有权在内的所有权能，使农民拥有独立的经济主体地位和权利。

（二）转变政府职能与干部政绩观，进行土地管理体制改革。

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改变农民绝对弱势地位，必须在明确农村土地产权的基础上进行土地管理体制改革，把土地资源市场化作为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实施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国家对土地履行规划、管理、调控和监督职责；转变地方政府职能，使地方政府从上地交易中退出，把精力主要放在上地规划的制定和执行上，充当纯粹的服务者、监管者和仲裁者；创新政府官员的考评机制，转变政府政绩观。只有这样，政府职能才不至于缺位、越位、错位，才能有效摆正领导干部的政绩观，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

（三）加强和完善土地立法，使法律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相协调。

中国拥有最严格的立法，但土地违法却令人触目惊心。其原要在于，只有严格的土地审批法，却没有约束政府行为失范的法；只有保护公共利益如何实现的法，却没有维护农民土地权益的法；现有的土地立法足粗线条的，弹性大，没有更为细致和专门的立法，而且已有的立法存在相冲突的地方，对土地关系的处理方面主要依靠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的政策来调整，而不足靠具体的法律来严格规范、界定、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所以，一要通过立法来确定各产权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规范其土地使用、流转和补偿等行为，依靠法律规范、界定国家土地管理部门的权限、义务及行政行为。二要完善现有农村土地法律法规。如解决《农村土地承包法》表述过于宽泛、缺乏实施条例的问题，统一《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土地管理法》中的相关规定，解决中国征地制度中存在的“二律背反”现象；优化土地征用的审批程序；制定土地抵押贷款的法律等。三要进行司法制度改革，为农民提供法律服务。当农民土地权益遭受侵害时，要有能为农民提供救济的制度与机制，如法院不受地方政府控制，拥有独立审判权，能相对公平地裁判农民与地方政府间的土地纠纷。

（四）建立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相配套的其他制度或机制。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内容 篇2

(一) 城镇化建设与耕地保护矛盾。

一方面人多地少是中国土地资源的特征及资源禀赋的基本情况。中国人口多, 人均耕地少, 土地是农业最基本地生产资料, 也是农民最可靠的社会保障。而城镇化和非农产业的发展都在不断地减少耕地, 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城市化主要表现为“摊煎饼”式的外延扩张, 而且城镇规划贪大求全, 导致我国的城镇化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耕地面积迅速递减、土地资源极大浪费的问题。

(二) 城镇化过程中大量征地, 农民失地现象严重, 征地拆迁引发各类社会矛盾。

目前, 全国每年新增征地大约300万亩左右, 每年有200~300万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而大部分的农民没有专长、文化知识层次低, 土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 土地一旦被征用, 他们就面临失地、失业的危机。因此, 土地被征用已经成为农民利益流失最严重的一条途径, 征地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已经影响到国家的安定和团结。

(三) 土地收益分配不合理, 损害了农民利益。

土地转让产生了巨大的收益, 但在分享土地的转让收益时却往往忽视了土地的天然拥有者—农民的利益。据调查显示: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 有20%~30%留在乡以下。其中, 农民的补偿款占5%~10%;城市政府拿走土地增值20%~30%;各类城市房地产公司、开发区、外商投资公司等等, 拿走土地增值收益的大头, 占40%~50%。

(四) 土地管理者的缺位造成土地抛荒或土地利用价值降低。

政府为控制土地一级市场, 保障城镇化建设统一规划而大量征用土地, 将农村土地纳入政府控制之中, 实行土地储备制度。于是, 许多没有项目、没有规划的征用土地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征用后仍在耕种甚至抛荒的景象。而当政府急于推出土地开发, 廉价出让给开发商时, 有些开发商并没有及时投资, 或者稍稍开发以表样子, 结果出现了大量空置土地, 这可能是开发商资金不够, 也可能是等待地价上涨再转让以赚取暴利。

二、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现状

(一) 集体土地产权主体不清与产权残缺。

第一, 土地所有权主体模糊。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等重要法律都明确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这里的“集体”既可理解为村民小组, 也可理解为村委会, 甚至可以理解为乡 (镇) “集体”。这种不明确的土地所有权主体界定, 使多元的所有权代表对土地物权、财产权模糊不清, 影响农村土地产权关系明晰化和土地流转。第二, 土地所有权主体与使用权主体之间“责、权、利”界定不清。土地使用权主体在名义上拥有了相对独立的经营权, 但他们无法拒绝各级所有权主体代表对其土地使用权行政的、政治的干预, 这必然会侵蚀农民的承包经营收益。第三, 集体土地所有制存在产权残缺。目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仅仅是一种在土地上耕作的权利, 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地权, 除了承包土地的行为权利明确属于农民外, 有关转包、租赁、抵押、转让等其他土地权利均未进行设定, 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的行为主体也未明确。

(二) 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

土地流转机制的不健全, 使土地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功能日益加强。土地作为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基础要素不能自由流动, 必然影响农民向非农业生产转变, 从而增强农民对农业和土地的依附感, 降低农民非农业就业的积极性和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自由转移, 并最终影响我国的城镇化建设。

(三) 现行农村土地产权中蕴涵过多的行政权力。

土地产权应该是单纯的经济权利, 而不包括超经济的行政等权利。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加快, 尤其是地方政府和乡村组织自身利益的迅速膨胀, 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行政权大于土地所有权的习惯性势力有增无减, 造成各地非法“圈地运动”愈演愈烈。截至目前, 《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实施有一年多了, 但从各地执行的效果上看很不理想, 我国的行政权大于土地所有权的习惯性势力仍然广泛存在。

三、深化改革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促进城镇化建设健康发展

(一) 实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向国家所有转化

首先,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已经不适应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实行土地国有化, 符合社会主义公有制传统理论, 避免了土地私有化可能带来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争执, 相对降低了改革的政治成本;同时也强化了国家对土地的宏观调控权, 可更加有效地遏止土地产权市场化改革后可能出现的诸如土地兼并等社会问题。

其次, 实行土地国有化有利于稳定现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度。2002年11月4日, 新华社全文播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做好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 强调为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要纠正当前农村土地流转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如随意改变土地承包关系, 强行将农户的承包地长时间、大面积地转租给企业经营, 借土地流转之名, 随意改变土地农业用途等。我们可以看出, 如果不彻底斩断基层政府或集体伸向农民承包地的“黑手”, 《农村土地承包法》中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保护农民利益的立法本意就未必能够实现。

再次, 农村土地国有化有利于理顺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实行土地国有化后, 国家面对的农村“集体”包括两类, 一类是社区性的村民自治组织;另一类是农民在新的土地关系下组建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与村民自治组织不再发生经济交易, 村委会纯粹为社区公共事业和社区公共管理而存在, 同时, 国家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视同“企业”。农民和村委会的关系在村民自治的原则下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规来规范, 农民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则以《公司法》、《企业法》或仿照《公司法》、《企业法》来规范。最后再把“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升格”为“国家和公民”的关系。这样, 在农村土地流转中, 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就明朗化了。

(二) 确定国家所有权主体属性, 强化所有权职能。

。应当在法律法规上明确国家土地所有权主体代表的身份, 使其具有独立完整财产权利的法人实体, 赋予其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对土地占有、使用、收益、分配和处置权, 通过对土地的发包、出让、出租、入股、抵押等实现土地使用权再配置。

(三) 明确农民承包土地使用权主体及其法律地位, 赋予农民土地使用物权。

法律确认农民土地使用物权, 从层次上说, 使将政策和有关规章认可的农民通过承包获得的土地实际占有、利用、收益和包括承包期内继承、转让、转包、入股、交换、出租、联合经营等处分权在内的使用权上升为法律, 使“农民土地使用物权”符合“法定主义”原则;从内容上说, 就是赋予农民土地使用权的抵押权。有关专家和学者认为, 给予农民承包土地抵押权能充分扩大农村内需市场, 鼓励农民积极拓展非农业生产, 对于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战略任务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四) 健全土地使用权市场体系, 对农地征用实行市场化运作。

(1) 加强土地的资产和价值双重管理, 使土地取得价值形式, 成为有价商品。 (2) 实行土地交易 (包括国家征用) 的市场化, 提高农民放弃土地的收入, 实现“以农村土地换取城市生活保障”。要把现在村集体的土地出让权利和收益享有权利完全拿掉, 以后但凡土地 (或土地使用权) 转让, 必须让土地的受让方与农民直接谈判或交易, 真正体现农民对自己承包的土地的相关权益。 (3) 合理界定土地使用权流转收益, 着重考虑农民利益。现在的制度弊端导致村集体的干部非常容易拿集体土地做交易, 中饱私囊, 是侵害农民利益、导致各种矛盾的根本原因。

(五) 强化土地产权管理, 完善产权管理制度。

怎样施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篇3

关键词：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中图分类号： D65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432（2013）-24-07-1

我国是农业大国，人口众多，要解决温饱问题就要向土地要效益，要产出。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到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时期，农村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由于对土地的大量需求，由土地利益引发的矛盾也层出不穷。如何解决土地问题以及土地引发的纠纷？这就涉及到土地产权制度了。然而，我国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发端于上个世纪50年代，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已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脚步。

1 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的弊端

（1）土地产权不明确，归属不清。这是土地制度最主要的一大弊病。我国农村土地大部分属于集体所有，农民只有土地承包权，没有土地财产权。来自土地的财产权益所占比重很小。此外还有一些土地边界不清，使得部分农民常因此产生纠纷。这不但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也增加了农村社会经济和社会秩序的不稳定性，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农民上访事件不断增加，增加了政府和基层的维稳压力。

（2）土地的承包有期限，包涵了许多不确定因素，同时也挫伤了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不能达到土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因为承包的土地只能在有限的期限里供承包人使用和获得收益，农民都只为眼前着想，为获得土地收益最大化，甚至不惜破坏土壤的土质搞掠夺式开发，在农田中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等，致使土地板结或土地沙化，给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可预计的负效应。虽然在短时间内呈现出农业增产增效的结果，但从长期来看，这是一种“竭泽而渔”的办法，万不可取。

（3）在城镇化过程中，原有的集体土地划分模棱两可。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加快，县改市，村改居后，原有的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其归属，一些原有的集体土地还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这也许是城中村的一个来由；还有一些原有的集体土地变为了城市土地，肥了开发商，喜了地方政府，苦了农民群众，致使农村土地资源大量流失，导致了城乡失衡的局面。

（4）现行的土地制度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已不能满足市场经济的需求。“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这样的土地制度，限制了土地的自由流通，农民因没有土地的主动权而出现弃农现象，导致农民外出务工，而务工挣回来的钱也不能取得土地和房屋的产权，致使部分农民对土地失去信心，影响了农民的消费和扩大再生产。

2 如何才能让土地制度为农村经济更好的服务

（1）要对农村土地进行确权并理清归属。在土地承包制的前提下明确农民对集体土地按份额享有的所有权，让农民拥有完整的土地占有权、经营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等权能，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这样既没有改变集体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又可以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真正做到了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

（2）向农民宣传和传授可持续发展土地的科学方法，以绿色耕种为宗旨，改变农民用化肥和农药的堆积来增产的思维和生产方式。让农民在获得土地收益的同时，也不再局限于承包期限，摆脱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境地，规避承包制的风险和弊端，保障农民的土地收益，让农民成为新时期的土地开拓者和建设者。

（3）在城镇化进程中，明确集体土地的划分。让原来属于农民的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土地产权更加明朗，不再出现模棱两可的现象，这就需要制定出相应的制度，给予政策上的支持，使其上升到法律的层次，让土地权属有可靠的保证。

（4）转变政府职能，让市场真正成为土地的调度者，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可以探索建立农民土地产权市场交易制度。让一部分有意愿、有条件迁居城镇的农民将其土地产权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在农村土地产权市场上交易出售，变现为资本，使农村经济快速流动起来，变活，形成良好的经营氛围。

我们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加快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进程，加快推进农业向规模化和现代化发展。为农村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而努力。

参考文献

[1] 徐汉明.中国农民土地持有产权制度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邹秀清.中国农地产权制度与农民土地权益保护.江西人民出版社.

[3] 赵德起.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效率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

[4] 洪名勇.马克思土地产权制度理论研究——兼论中国农地产权改革与创新.

[5] 汪丽娜.中国城市土地产权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报告 篇4

根据县委、县府领导要求和4月16日召开的全县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推进会精神，我乡村列为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试点村，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于4月18日立即召开了党委会，对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工作进行了专题研究，安排部署了此项工作。同时在4月23日召开了全乡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启动暨业务培训会。现将我乡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乡位于县东南部边缘，东邻县乡，南抵乡，西北镇，幅圆面积40.6平方公里，距县城70公里，下辖5个行政村、1个社区、1个街道，总人口4988人，总户数1436户，耕地面积4555亩，其中：田3616亩、地939亩。

二、进展情况

(一)高度重视，健全机构。

我乡党委政府按照南委办[XX]12号文件《关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的精神，认真领会、传达会议精神，制定了北府发【XX】17号《关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XX]18号文件《关于成立乡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的通知》，成立了以乡长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及乡属各办所相关人员为成员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了农村产权评估领导小组，乡产权交易中心“九有”、村产权交易服务站“七有”的平台建设已经完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乡经济发展办公室，成立了以建设办牵头的矛盾调处办公室，以经济发展办公室牵头的技术指导办公室。试点村也成立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

(二)认真学习，深入领会。

我乡于4月23日召开了由全乡村组干部参加的乡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会，认真传达了县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工作会的相关精神，对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工作的目的、意义，以及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和原则、基本路径等相关政策及要求进行了学习和讲解，要求全乡全体乡村干部要深入领会、认真学习，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广泛宣传，深入调查。

我乡XX两个试点村通过召开村两委干部会、村民代表会、群众大会广泛宣传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重点在我乡村组织开展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工作，使村民知晓确权登记的目的、意义和基本步骤。为了做到农村产权制度试点工作家喻户晓，我乡书写石灰标语一幅，张贴和发放宣传资料200余份，利用逢场天在乡街道进行了广泛宣传。同时乡、村组干部深入到农户家中对农村土地、林地、房屋产权的基本情况以及矛盾纠纷进行了全面的摸底和调查。到目前为此，各村、社都按程序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并选举产生了村、社议事代表和成员。

三、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存在的问题

通过在村对农户土地、林权的调查摸底，存在7个方面问题：

一是全村各农户第一、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既没有原始依据，又没有县国土局颁发的土地证，对户主名下田、地的名称、块数、面积、四至介畔都模糊不清。

二是该村自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到户一直未给农户办证。三是通过调查询问农户长期的粮食补贴面积是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按产量与人口调配的。四是户籍在当地且全家现已到城镇安家，原来在农村的房屋已转卖给他人，当时买卖双方也具备协议，卖方已将自己名下的土地、山林等全部赠送和转让给买方，但，这次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买方则要求把卖方在第二轮承包时的土地、山林等全部确权在买方名下，怎么办?五是原来是耕地，后来变成了林地，如何来确权;六是原来荒山转包或赠送出去了，现在林权确定给承包人还是发包户;七是原来是荒坡，且属集体所有，后来农户自发在荒山上种植了林木，现已成材，不知如何来确权;

(二)下一步工作打算

破解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难题 篇5

http://finance.QQ.com2008年11月15日17:22腾讯财经我要评论(0)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作为四川全省系列纪念活动的一部分，“纪念改革开放30年--统筹城乡发展论坛”于今年11月15-16日在成都市隆重举行。论坛围绕贯彻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四川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设立“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统筹城乡与灾后重建”、“统筹城乡与农村土地流转”、“统筹城乡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统筹城乡与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等多个议题。腾讯财经、大成网作为官方合作媒体全程直播

本次论坛。文为四川四方达律师事务所所长李世亮演讲实录。

主持人：感谢高粱研究员，他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分析了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约束及和破解的措施和建议，下面请四川四方达律师事务所所长李世亮发言，他发言的题目是：破解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难题，大家欢迎。

李世亮：今天上午发言的是高官，下午演讲的前面都是学术界的权威，他们从理论上，从宏观上对我们成都市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提出了措施。我既不是一个官员也不是一个学者，我是做法律工作的，我想

从法律的角度谈谈我对成都市产权制度改革的理解和认识。

第一个是我们所理解的农村产权制度。我们理解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有几个要点：第一个是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问题，为什么要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这跟这次改革的复杂性是有关的，我们知道三农问题是困扰我们国家几千年的问题，那么这个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很多措施解决三农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城乡差距越来越严重，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和谐社会全面小康就没法达到，这个是它的复杂性，那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里面不仅有经济成本，同时还有政治成本。我们政府要做这个工作，要防范它的风险，农民自己的问题要农民自己来解决，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大家知道我们这次这个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以确权作为基础，确权是整个工作的基础，今天上午蔡教授谈到有关英国的作家写到农民有房子没产权，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现在是不需要房屋所有权，因为不流通，你要它没用。所以现在要进行农村产业改革，我觉得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这里面涉及对农民的定位问题，我们要通过各种制度对农民，把农民真正从二等公民改变为跟城乡一样的，从政治上经济上法律上的问题，农民最终成为产业工人，不再是二等工，这个制度就包括了很多，比如说

户籍制度，医保制度等等，最终目标就是说要消灭城乡差距，农民成为产业工人，这个是第一个。第二进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我们这次产业改革确权土地流转是基本的，首先要进行规模化，同时要技术资本来发展，那么如果说不进行确权，不进行流转，那么我们的农业只能停留在传统的以家庭为主的经营模式，我们的专业仍然是传统的农业。如果是没有规模化就没有现代化，所以我们觉得进行农业产

业改革，实现农业飞跃的基础，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就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还是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我们认为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一致化，相反那么农村和城市应该保持各自部门的生活环境，农村未必要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农村不见得要这样，但是我们要通过改革建立市场，通过这种市场实现各种生产要素在这个市场的合理流动，这才是我们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的一个真正的含义，这个是我要谈的第一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我们作为

法律人对农村产业制度改革的理解。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农村产业制度改革过程遇到的几个法律问题，这个因为我们成都市这次产权制度改革，市委、市政府非常关注法律方面的服务，市委专门下了文件就是说要求我们的律师全部参与农村产

权改革，经过我们的思考，我们罗列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是关于农村基层组织的问题，这个问题上午有也谈到，今年年初我们成都召开一研讨会，关于农村产权制度的研讨会，这个会议上我第一次提出，确权是整个农村产权改革的基础，但是健全和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整个确权的基础。我们目前的实行的是土地二元化的制度，乡村的土地为集体经济组织，什么是集体经济组织，集体经济组织虚位形态，那么虚位这种情况如果不解决，那么个别政府，地方政府或者个别乡村干部代表农村执行经济组织越权，行使权力这种现象，侵害农民的现象就普遍存在，这是第一个方面的问题。这个方面很多地方都做了很多试验，比如都江堰有一个文件就明确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有三种形式：第一个是村民委员会；第二个是村民小组；第三是乡镇资产管理委员会，这个都江堰有明确的规定，目前存在的问题就是说因为都是地方政府公布的内容，它的效力层次太低，不具有给其它地方借鉴的意义，所以去年在成都市人大35次常务会上做专题讲座的时候谈了一个观点，我们人大要充分利

用我们的立法权，要为城乡一体化工作来保驾护航，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村民集体组织成员权利界定问题，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实际上我们确权工作是不彻底的，集体经济组织完善了，那么集体经济组织它是一个大概念，它是有很多基层经济组织成员来构成的，那么每个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对集体的财产享有平等的处分权利，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把这个问题叫做确权基石，一个是基础一个是基石，这个问题现在理论界、司法界都有很大的争议，有的讲是三个标准，有的讲是四个标准。

我们这次在都江堰有一个试验，都江堰有一个规定叫做都江堰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确权办法，这个里面就提了一个叫普通成员、特殊成员，他把集体经济组织确定为两个，当时我们在评析这个文件的时候谈

到这是值得关注的例子，那么这个是第二点就是关于集体经济组织权利确定，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关于确权的效力问题，今天上午我们谈到有的专家已经谈到“鱼林土”（音）的做法，鱼林土（音）从法律上讲是农村基层经济组织确权的一个协议，它实际上是一个民事协议，那么这和协议的效力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取决于户主的合法性问题，因为上面要盖指纹，你有没有希望权利代表，你越没有越权，如果你有权代表，或者你没权你越权了，你的主体资格就不合法，就无效，这是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意识机构的合法性问题，我们大家知道农村很多复杂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都成立了议事机构地最终形成一个决定，但是在我们农村当前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它的法律依据是什么；第三个问题就是测量，这里面谈公示问题；第四个方面的问题是关于增员不增地，减少人工不减房的事情，这个决定，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布之前是很有争议的事情，有的地方觉得增加人就应该增加地，但是没有增加地，长久不变是政策不变，究竟多少期限不变，三十年还是七十年，这是一个。第二个承包合同关系，民事合同，那么到期以后能不能续签合同，要当事人双方协调一致，如果协调不一致怎么办，能不能调整，调整算不算，违背了政策怎么办，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所谓长期不变就是没有期限，但是我们法律上有个概念，没有期限的合同就是可以随时解除的合同，就是一定要有期限，所以我觉得这个不仅有政策问题，更是法律问题。

第四个，这个是不是涉及到基层成员权利，每个成员平等权利问题，既然大家都是基层经济组织成员，权利是平等的，为什么你出身的早你就有财产权，我出生晚就没有财产权，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

第五个问题是灾后重建，农村基层土地流转的问题，解决一户多宅的问题，我们采取，以前的农村宅基地是福利，是无偿取得的，但是这个土地，农村既然要改革，土地要作为资本，啊那我们宅基地是不

以后可以改变，不是作为福利，可以通过有偿来租，可不可以考虑这个问题，这是个建议。

第六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关于农村房屋的流转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谈的金融问题，抵押问题，那么我们知道农村房屋，目前它的所有权是不完整，这个就违背了我们国家规定的物权法和物权平等的原则，所有人都享有占有使用处分的权利，但是我们农村的产权现在是受到限制的，农村的房屋只能在基层经济组织之间流转，宅基地也只能在农村范围内流转，不可能在城镇居民之间流转，这是有政策界限的。那么如

果说这个流转这个抵押问题解决不了，实际上我们改革也是不彻底的。

我们认为农村房屋产权流转，农村房屋流转应该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个是农村房屋要有完整的产权，可以在公开市场进行交易，所谓完整的产权就是享有所有使用、占有、收益的权利；第二我们所谓的城乡统一，两种产权，统一市场统一交易规则，你不能说农村只能在农村，这是不行的；第三农民土地要适当分离，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要解决，不然会出现社会问题，就是我们的保障已经得到妥善解决，土地是他

主要的生活来源，这个是我们觉得是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七个关于耕保基金的发放问题，成都市有一个规定，为了确保耕地不减少，我们成都市这方面做了个探索，这个制度我一直觉得是一个创新，它创新在什么地方？就是改变了以前对耕地的保护责任由单独的行政机关变为行政机关、农民各个主体共同参与的保护；第二个由行政手段变为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共同来保障保护耕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创新，但是我觉得需要完善。当农民领了耕保基金，谈到他还不履行耕保义务，他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是民事责任还是刑事责任，我觉得应该界定，这是第七个

方面的问题。

第八个关于农村基层治理的问题，主要是建立一个农村权力基层组织，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村党组织

这种三权分离，但是又相互监督、互相配合的构架机制，这个是第八个方面的问题。

第九个方面，关于土地股份合作制的风险问题。这个风险主要几个方面：一个要研究如何抵御经营风险，农民入伙应该作为合作社，合作社经营不善，那么通过司法机关要拍卖，怎么解决，这是一个问题；第二是农民失地的风险问题；第三就是如何避免现行的法律规定相冲突的问题。比如目前最高人民法院相

关的司法解释和我们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矛盾问题，如何规避这些冲突问题，这是一个风险。第十个问题是关于双放弃的问题，双放弃之前是大家一直都在研究，有一种观念是对的，有一种观念认为它是有问题的，我觉得很快这个问题从几个方面入手：第一个就是这种放弃是不是符合农民的意愿，如果农民愿意这么做，这个是可以的；第二个，这种放弃行为是不是违背了现行的法律、法规、政策规定，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政府是否给予相应的补偿。我们讲这个流转是在依法有序的前提下，有偿的进

行流转。

第十一，关于引导农民诉求和社会矛盾的问题这个我们觉得在新时期我们要着力探讨的问题，如何探讨解决纠纷的机制，不要出现老百姓上访无门的情况。我的发言情况完了，有不对的地方大家指正，谢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内容 篇6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方向探讨

2007-12-27 00:00:00

[摘要]产权问题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由于我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土地产权问题，所有权主体虚置，使用权缺乏自主性、稳定性，收益权被分割，缺乏独享性，转让权不自由，由此引发了困扰“三农”的一系列问题。为解决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文章提出，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应多元化，即国家土地的终极所有权、农民土地实际所有权即农村土地私有、农村公共领地的集体所有权。而要实施农村土地产权多元化改革，则必须在明晰农村土地产权的同时赋予产权主体相应的权能，进行土地管理体制改革。使法律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相协调，建立相配套的其他制度或机制。

（中经评论·北京）

一、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引发的问题

产权问题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新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进一步稳定与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等前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时至今日，农村土地产权模糊状态还没有根本转变过来。国家赋予的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或曰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权，或曰法律规定的占有、使用、收益、处置、转让、抵押、继承等权利屡遭侵害，究其原因就是农村土地产权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表现为所有权主体虚置，使用权缺乏自主性、稳定性，收益权被分割，缺乏独享性，转让权不自由，并由此引发了困扰“三农”的诸多问题。

（一）农民难以真正获得土地所带来的收益。

有关法律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但“集体”是哪一级，法律规定得较为含糊。如《宪法》笼统界定为集体所有；《民法通则》中界定为乡（镇）、村两级；而《农业法》、《土地管理法》界定为乡（镇）、村或村内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实际七由于土地所有权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复存在，农村县、乡（镇）、村的基层政权组织成了事实上的土地产权所有者。所有权主体虚置，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和支配权被层层分解，国家作为超经济主体对土地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控制、处置农村土地，如国家或公共权力机关随意征用或过度使用土地，资本大力圈占土地。代表集体行使土地实际所有权的基层政府主管部门及领导也时常侵占农民的利益。农民仅凭使用权很难有话语权，土地收益几乎被各利益部门掠去，农民所获补偿甚微。

（二）农村土地流转受限，土地市场被割裂、扭曲。

国家以垄断身份处置农村土地，规定农村土地不准买卖，土地的唯一买者只有国家，农村土地市场的微观主体难以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统一的农村土地市场无法形成。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不确定，其所有权被分割，为众多的行政村或村民小组所掌握，造成行政村（或村小组、社区、城乡）之间的壁垒，土地产权市场被割裂、扭曲。与实际市场行为相背离，使二元经济结构难以打破。而真正的所有权主体（农民）又缺位，被剥夺以土地要素进入市场交易的权利，不可能很好地履行土地流转和土地市场运作的权力，仅有土地使用权（以契约方式订立的土地承包权，其内容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土地的流转受到极大限制，因而造成农村土地资源浪费或低效配置。

（三）农业规模效应和可持续发展难以保证。

由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不确定性和农户土地使用权的频繁调整，土地租赁市场无法正常发育，种地农民的利益很难得到保证，种地能手无法扩大经营规模，即使有些地方搞了规模经营，也往往受政府部门主导或强制，这种非市场行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交易成本很高，农业效率令人质疑。又因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农村土地增收的空间有限，农业变得无利可图，农民只好弃耕或离开农村沦为被雇用的“农民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土地增值、获利减少”的效应会不断加剧，农村日渐失去内在的发展冲动。另外，使用权不稳定也影响着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尽管政府一直强调不准随意改变土地承包合同，但土地使用权“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的现象十分普遍，影响了农民对农村土地长期投资的积极性，同时极大地刺激了农业生产者的短期行为，进行掠夺性经营。

（四）农民的经济预期具有不确定性。

政府承诺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长期不变，但土地所具有的保障功能又是不争的事实，因而均分土地（增人增地，减人减地）获取保障是农民群体的不断要求。然而农民土地使用权自身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不可能获得土地要素收入，农民无法以土地作抵押，农村金融资本不能发挥作用，仅靠农民漫长痛苦的自身积累发展（规模）农业、调整农业结构或转为其他行业，对于目前处于窘境的一般农民群体来说很难有现实的可能性。农民心态表现为，“既想离开土地，又要守住土地，既小愿种田，又不能不种田，受这种心态支配，自然会出现一些短期行为，有的粗放耕作，只保口粮和地税，不愿在改良土壤方面下本钱。有的农民虽另有职业，但不能不留后路，准备归田还农。大批农民工进城就业，但很难落下常住户口，随时有被遣返风险。所以，农民对农村、农业发展的预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二、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方向的考辨

针对上述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学术界提出了大致五种改革思路和主张：（1）土地国有制；（2）土地集体所有制，包括按份共有制、股份合作制、强化承包权或承包权永久化、集体所有制下的自由式；（3）土地私有制，包括土地私有、自耕农所有制、有限私有制、农村土地家庭财产权或土地家庭所有制；（4）两级或复合土地产权制，包括国有与集体所有制、集体与私人所有制、国家与个人所有制；（5）多级土地所有制。以上研究各有侧重，论述也似乎各有其理，但从解决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存的问题考虑，本文认为，必须明确两个层次的问题。

（一）第一个层次

必须弄清以下两个问题：

（1）农村土地产权到底归谁合理?从产权经济理论看，产权是一组权利，由法律明确界定，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不同的产权安排会有不同的经济效率，而私有产权的效率是最高的，只要产权明确界定为私有，无论采取哪一种合约，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都会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同样，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回归农民，使农民能够成为真正

完整独立的经济主体，在法律的保护下自主决策、权衡利弊，放心大胆地行使土地财产的“三权”（使用权、收入的独享权和转让权），符合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从历史角度来看，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尽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事实上二地私有制根深蒂固，具体的土地财产权私有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中国共产党以“耕者有其田”号召进行民主革命，认大量流离失所的农民获得二地，并在建国后得以实现，然而受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前苏联“集体农序”模式的影响，土地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导致农村土地产权长期处于模糊状态，这不仅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而且有悖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从现实看，1979年以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有自主支配土地的权力，但仅有使用权的土地在其绩效最大限度发挥之后，随着社会转型、断裂与分化，原订的制度效应逐渐弱化，“三农”问题日益突显。意政府虽识到了产权问题，却只在使用权上做文章，土地承包期一再延长，到目前承诺永久不变，其本意也是土地回归农民，然而没有最终所有权的实现，结果必然是农民的土地被大量侵吞、占有和流失，农民的利益屡遭侵害。从国外实践看，除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实行土地公有制之外，其他国家部实行土地私有化，而相比之下中国的农业生产效率却很低。同外实践证明，土地私有化后，土地便于流转，土地必然向耕种能手集中，土地的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农业效率也不断提升。所以，实现土地产权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就是土地回归农民。

（2）产权归属清晰能否有效解决存在的问题?许多人认为，产权回归农民不可能解决因产权模糊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我们不否认产权回归会产生问题，但相比土地国有或集体所有，产权回归农民至少有以下好处：其一，提高农业效率。上地产权私有是土地市场化的基础，能使土地和农村劳动力流动起来，不但有利于交易费用的降低和效率的提高，而且有利于城乡二元体制的破解、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其二，减少政府干预。土地产权回归能增强农民与政府博弈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集体以公共利益名义侵害农民土地，如“在转让过程中拥有地权的农民至少还有点发言权，是交易的主体方，在许多情况下农民的所得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少”；其三，保障农民利益。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如果把土地私有了，村民会自发维护自己的权益，土地不会被轻易出卖；土地补偿费会给每一户村民，乡村官员失去了一大人块腐败的机会，这对于村民权益，对于廉政建设都足有好处的”。

（二）第二个层次

如果农村土地产权农民所有是一种理性回归，那么必然要理清学术界争论最为激烈的几个问题：

（1）产权回归是否会造成土地兼并，出现社会危机?许多人认为，农民一量有了私有权就会失去土地，就会发生土地兼并，出现社会危机。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如果国家允许土地私有化，必然会带来频繁的土地兼并，很多干部会成为大地主，很多农民会因天灾人祸而失去土地，成为佃民；土地的自由买卖将彻底完成国际资本与新兴资本对土地的占有和瓜分，形成金融资本兼并士地。事实上农村土地私有化小会出现土地兼并和大量无地农民，“土地兼并主要由于政治势力的介入，例如封赐、圈地、投献豪门等。若非政治势力介入，土地私有制也不会导致土地高度兼并和社会**”；旧中国的农村上地私有制所出现的‘土地集中兼并’或‘农民两极分化’的现象，根源不在于土地买卖与产权流转，而是政治强权造成的”。农民也是理性经济人，出卖土地是非常谨慎的，如果“农民卖地完全是自愿的选择，就像城市居民不会为了变现把私有住房卖掉向露宿街头一样”，各国经验证明，在民主与法治条件下，可以防止土地恶性兼并现象发生，“土地的适度集中，小仅不会导致社会冲突，反而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

（2）产权回归是否会导致农民失去保障?许多学者认为，农村土地私有化后农民将失去社会保障。其理由是，中国农村不具备土地私有化的基本条件，基国国情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也是农民的就业保障和绝人多数农民的谋生手段；如果赋予农民土地私有权，贫困的农民面对孩子上大学、病人住院或家里有何人赌博、喝酒时，别无选择，只有卖地，没有了土地，其生存会失去保障。仅就这些问题而否定农村土地私有，“在逻辑上完全不能成立，二者没有必然联系，历史上土地并没有起到保障作用，土地也不应该成为农民的生活保障（应由国家或社会提供）”。如今农民已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土地作为生存保障也只有在贫困地区或西部地区，对绝人多数地区的农民而言已不把土地作为生活保障，农业通常是弱质产业，许多地方种地反而亏本，农民收入主要来自第二、三产业，农民看病、孩子上学等主要依靠打工收入。就许多发达同家来说，农民的保障小是靠土地，而是靠政府的再次分配即政府的补贴。

（3）产权回归是否会使规模经营难以进行?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没有条件以所谓的耕地私有化来形成规模经营，因为农村土地私有会使农民惜售心理增强从而阻碍土地的转让与集中，即使人部分收入来自非农产业，一些农民也宁可粗放经营甚至撂荒而不愿出让土地，造成农村土地小规模经营的凝固化，阻碍农业规模化的发展；即使规模经营，其追求规模扩张的具体过程必然是大农场击垮小农。这里要弄清两个问题：其一，哪种产权更有利于规模经营，足政府（公有）主导好，还是私人（个体）主导好?其二，规模经营足“大”好，还是“小”好?众所周知，政府能在短期内迅速发展规模经营，但其效益却不乐观。实践证明，许多政府主导的规模经营都失败了。至于规模“大”好，还是“小”好，要因地而宜，因人而宜，因时而宜，二者是相对和可变的，有的地方适宜“大”，有的地方适宜“小”，“规模的‘大’不是通过主观改造或行政赐予，而是通过竞争由‘小’发展而米，‘小’是‘大’的基础，‘大’是‘小’的发展”。所以，农村土地私有与规模经营并不矛盾，农村土地私有可以使农民成为自主决策的市场主体，在市场运行机制完善的基础上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使农民不断成熟起来，逐步实现适宜的农业规模经营，这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通过分析，各种改革思路和主张孰优孰劣，不言而明。纯粹的农村土地国有或集体所有已经被证明足发展的死胡同；纯粹的私有化在中国又不具有现实性，强烈的路径依赖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国有或集体主导下的实现形式难以根本突破公有制的局限性；相比之下强化农民私权的两极或多极所有制不是最好的方案，但应是最优的方案，应成为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

三、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方向探究

笔者主张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多元化改革，其一，国家土地的终极所有权，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其二，强调农民土地实际所有权即农村土地私有，这是改革的核心部分，也是最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其三，农村公共领地的集体所有权（主要包括公共的水塘、水库、山地、森林、墓地、祠堂、试验田等），这是出于对改革的路径依赖、村庄公共治理、基层公共服务的考虑。实施农村土地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具体建议如下：

（一）明晰农村土地产权并赋予产权主体相应的权能。

明晰农村土地产权主体并确定产权主体对土地的权利、义务、利益和责任的限度，使产权主体行使相应的权力，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1）国家土地终极所有者的权能。国家拥有土地的宏观调控权，通过决策、计划、指导、协调、审批、监控来规范农村土地的基本用途、土地流转及征地行为，特别对地方政府的土地决策及执行活动予以监督、规划、约束，即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农村社会的稳定，保障农民土地私权的享有。（2）集体（乡、镇、村或村小组）享有对农村部分土地的所有权，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履行对自己产权领域的职责，对农村的土地由过去的产权土体和直接参与者转变为农民权力行使的维护者、监管者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3）农民个人或家庭对自己的土地拥有绝对所有权。国家要明确农民土地私权的范围、国家公共利益的边界，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让农户享有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继承权、收益权、流转权，即包括所有权在内的所有权能，使农民拥有独立的经济主体地位和权利。

（二）转变政府职能与干部政绩观，进行土地管理体制改革。

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改变农民绝对弱势地位，必须在明确农村土地产权的基础上进行土地管理体制改革，把土地资源市场化作为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实施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国家对土地履行规划、管理、调控和监督职责；转变地方政府职能，使地方政府从上地交易中退出，把精力主要放在上地规划的制定和执行上，充当纯粹的服务者、监管者和仲裁者；创新政府官员的考评机制，转变政府政绩观。只有这样，政府职能才不至于缺位、越位、错位，才能有效摆正领导干部的政绩观，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

（三）加强和完善土地立法，使法律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相协调。

中国拥有最严格的立法，但土地违法却令人触目惊心。其原要在于，只有严格的土地审批法，却没有约束政府行为失范的法；只有保护公共利益如何实现的法，却没有维护农民土地权益的法；现有的土地立法足粗线条的，弹性大，没有更为细致和专门的立法，而且已有的立法存在相冲突的地方，对土地关系的处理方面主要依靠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的政策来调整，而不足靠具体的法律来严格规范、界定、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所以，一要通过立法来确定各产权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规范其土地使用、流转和补偿等行为，依靠法律规范、界定国家土地管理部门的权限、义务及行政行为。二要完善现有农村土地法律法规。如解决《农村土地承包法》表述过于宽泛、缺乏实施条例的问题，统一《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土地管理法》中的相关规定，解决中国征地制度中存在的“二律背反”现象；优化土地征用的审批程序；制定土地抵押贷款的法律等。三要进行司法制度改革，为农民提供法律服务。当农民土地权益遭受侵害时，要有能为农民提供救济的制度与机制，如法院不受地方政府控制，拥有独立审判权，能相对公平地裁判农民与地方政府间的土地纠纷。

（四）建立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相配套的其他制度或机制。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内容 篇7

积极探索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制改革,特别是对经营性资产的改革。股份制改革,是解决当前农村集体产权的关键环节,也是建立现代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关键要素。 同时,应该把握几个具体问题。

一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确认。集体成员资格的确认, 首先要明确集体组织关系生成和存续的时间点。农村土地承包关系, 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关系的核心体现。区分对待始终不变、 长期不变、动态调整三种类型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始终不变的可以以一轮土地分配时集体成员情况确认成员资格,长期不变的以二轮承包时的集体成员情况确认成员资格,动态调整的选一适宜时点确认成员资格。确认之后即不再调整和变化,促进“长久不变”实现。

二是农村集体资产所有权确权。应当按照《物权法》的规定, 把权利确定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可以是合作社、股份经济组织、公司等各类经济类主体。这些经济组织,应逐步与村委会、村民小组等社会管理类组织相分离。应加快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立法工作,没有经济组织的地方,应抓紧建立适宜本地实际的经济组织。

三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股权的设置和管理。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资源性资产主要是确权登记颁证,对经营性资产主要是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公益性资产主要是探索集体统一运营新机制(社区化管理)。经营性资产股份化改革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于在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中, 是否需要设置集体股,应结合各地实际,区分不同情况,尊重地方意愿,设与不设由各地自行决定,不宜规定的过严过死,但对设置集体股的,要对集体股的管理、收益分配等作出制度规定。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内容 篇8

会议指出，近年来各级农村经营管理工作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方针政策和农业部部署，工作有创新、有突破，农村土地承包管理迈出新步伐，农民负担监管取得新进展，农村集体“三资”和财务管理得到加强，农民合作社蓬勃发展，农业产业化深入推进，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明显加快。

会议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村经营管理工作，要紧紧抓住创新农村经营体制这条主线，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和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着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着力发展多元服务主体，加快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和服务，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加强重点领域农民负担监管，推动减负惠农政策落实；加大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力度，有效保障农民财产权利；鼓励发展多元化、多类型的农民合作社，提升规范化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落实扶持政策措施，提升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发展新型服务主体，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本刊编辑部根据中国广播网内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