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反腐历程

2025-03-24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反腐历程(通用7篇)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反腐历程 篇1

我们党一贯重视自身队伍的建设,坚决抵制剥削阶级影响,防止和清除党内的腐败现象。研究我们党反腐败斗争的历史,则能够了解我们党对腐败现象的一贯态度和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

一、建国前的反腐败斗争

1、大革命时期的重要《通告》

1924年国共两党实行合作,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有了迅速发展,党员人数从1923年的400余人猛增到1925年的3万余人。随着党员队伍的扩大,难免混进一些投机分子,他们趁革命高潮之机捞取个人利益。因此,中共中央于1926年8月4日发出了《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通告》指出:“在革命潮流仍在高涨时,许多投机腐败分子均会跑到革命队伍中来,一个革命党若是容留这些不良分子,必定会使党陷于腐化,不仅不能执行革命任务,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坚决地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才能巩固革命营垒,才能树立起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这个《通告》是我党颁布的第一个惩治贪污腐化分子的文件,它表明党在幼年时期就十分警惕剥削阶级思想对党的腐蚀,并郑重表示党对腐败现象是根本不能容忍的。

2、土地革命时期的反腐倡廉斗争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部队离开井冈

山,向赣南进军,迅速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形成了比井冈山时期更加高涨的革命局面。但是,随着红军战争的胜利发展,在红四军党内、军内以及根据地政权中也逐渐产生了某些消极腐败现象。有的人不愿意在艰苦的乡村创建根据地,要红军开到中心城市去大吃大喝;还有少数人置军令军纪于不顾,带着钱财,擅自出走,到大城市去享受一番。这些消极腐败现象严重影响红军战争和根据地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因此,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决议》除对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做了明确规定外,还提出了党和军队干部的廉政建设问题。《决议》分析了红四军党内、军内出现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如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享乐主义、平均主义等,指出它的结果将会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决议》着重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瑞金红色政权的建立,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代表人民利益、努力为人民服务的廉洁政府,它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同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政治保障。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在苏维埃政府中也有少数干部滋生了消极腐败现象。他们乱用公款,挥霍浪费,甚至发生贪污犯罪现象。因此,1932年2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帮助红军战

争,实行节俭经济运动》的通令,要求各地政府立即开展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驱逐各地政府中的贪污分子出苏维埃”。中央苏区的反腐败斗争是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探索廉政建设的一次重要尝试,为后来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后的廉政建设积累了重要经验。

3、抗日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我党领导人民在敌后和边区建立了大片抗日根据地,成立了“三三制”的民主政府。革命队伍中出现了生活第一、工作第二的消极思想,继而又出现贪污腐化现象。此类现象在基层政权中尤为严重。针对这种情况,陕甘宁边区党委重新公布了1926年中共中央《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立即执行。1939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了《惩治贪污条例(草案)》,其他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也都颁布了类似的条例法规等。、解放战争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派出大批官员下山“摘桃子”,任意将收复区的民有企业、私人房屋指为敌产加以没收,而后据为己有。国民党的这种贪污抢占风气,不可避免地影响共产党员中某些不坚定的分子。当时在新解放区也发生了一些贪污现象。因此,1946年7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必须检查和纠正各地已经发生的贪污现象。”

二、建国后的反腐败斗争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产党从领导根据地解放区的局部政权转变为掌握整个国家命运的执政党,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也是共产党面临的比革命战争更加严峻的考验。

1、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总有一些意志薄弱者和投机分子是要掉队的。新中国的成立使一部分党员干部产生了“革命到头”的思想,表现为居功自傲,不求上进,贪图享受,甚至走上贪污犯罪的道路。为此,中共中央于1950年5月1日发出了《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主要内容是整顿各级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的贪污腐化倾向,中心是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以保持党的群众基础和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纯洁性。

2、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一五”计划期间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果,极大地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和领导地位,但也助长了部分领导干部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情绪;有些党员干部在名誉地位、生活待遇上孜孜以求,开始欣赏和追逐特权,并出现了打击报复、压制群众意见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这些情况虽然是极少 4

数,但如不认真解决,必然影响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必然损害党与群众的关系。

1956年9月,我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要“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7]。1957年春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提出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进行和风细雨的有步骤的整风运动。目的是依靠人民群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毛泽东同志指出,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

3、“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反腐败

1970年初,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权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要求在全国进行反对贪污、浪费和投机倒把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对各方面开始进行“整顿”,不仅

提出要解决各级领导班子的“软”、“散”、“懒”的问题,还极力扭转已经蔓延到社会生活中的腐败风气。他批评了“肿、散、骄、奢、惰”现象,列举了闹享受,闹待遇,一切都向高级发展,住房子越多越好,公私不分,请客送礼,修建楼堂馆所等种种表现,严肃地指出,“有的人发展到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丢掉了”。“如果认为这些都无关重要,没有警觉,那是很危险的。”

4、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腐倡廉

第一个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三届四中全会,是反腐倡廉制度建设重建与巩固的阶段。在此阶段,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一系列反腐败重大决策与战略部署:恢复和重建党内各级纪律检查机构以及司法行政监察机关;开展以打击贪污受贿等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为重点的专项斗争;全面整顿党的作风与组织,开展关于党风党纪的制度建设(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关于坚决查处共产党员索贿问题的决定》)等,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开辟了在不搞群众政治运动的情况下健康有序地开展反腐倡廉建设的新途径。

第二个阶段从十三届四中全会至十六大,是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大力推进的阶段。在此阶段,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确定反腐倡廉建设的总体思路:整体部署、全面要求的基础上,规定重点任务,并通过阶段性成果的积累,逐步达到总体

目标要求。具体来说,就是逐步建立健全反腐败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确立“自律”、“整顿”、“查案”与“纠风”多项并行的反腐工作格局,注重从源头上预防和惩治腐败。归结起来,就是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

第三个阶段从十六大以来,是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创新发展的阶段。在此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反腐倡廉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中,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分开来说,就是完善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制度,努力形成有效规范权力运行的监控机制(如《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完善规范国家工作人员从政行为的制度,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完善对违法违纪行为的惩处制度(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在党的十七大上,党创造性地提出反腐倡廉建设,并将之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一起确定为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而且“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宽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标志着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确立和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2008年5月,党中央颁布《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进一步构建中

国特色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全新模式。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加大教育、监督、改革、制度创新力度”,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2007年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联组讨论时提出了“八荣八耻”。他说:“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三、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斗争

十八大以来,总书记非常重视反腐倡廉工作,把反腐斗争作为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重中之重来抓,亲自部署这项工作。

1、习近平: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四风”问题 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强调,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有利于保持党的纯洁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王岐山:坚决纠正“四风” 决不允许走过场

2013年7月8--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黑龙江调研时指出,“四风”已严重威胁到党的肌体健康,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复杂而严峻。查摆“四风”问题越具体,教育实践活动才会越深入。要自上而下,省级领导班子成员要作表率,带头找问题,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要把压力层层传导下去,层层落实责任,务求实效。“四风”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纠正“四风”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巩固八项规定成果要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说出一条做到一条,言必信、行必果。要严明纪律,提高制度执行力,端正学风文风会风,坚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使社会感受到改进作风的新成效,让人民满意,让中央放心。

3、习近平:提出反“四风”要解决送礼问题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反腐历程 篇2

关键词:传统航空维修,现代航空维修,维修思想,维修方式

引言

新中国成立的初期, 接收了旧中国少量遗留下来的航空装备和残缺不全的修理厂, 从1951年开始才创办自己的航空工业, 所以说新中国的航空事业是从使用维修开始的。建国六十多年来, 我国的航空维修作为航空事业的一个部分, 经历了从小到大、从落后到进步, 逐步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较长历史过程。回顾这段历史, 无论从航空维修的实践和理论出发, 可说是有喜有忧, 到现在为止, 我国目前航空维修状况, 仍然处在从传统维修向现代维修转变时期, 和国际上先进的现代维修思想、维修方式、维修技术和管理相比, 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

1 传统航空维修时期

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 我国民用航空主要使用里-2、伊尔-14、伊尔-18、安24等苏制运输机, 军用飞机也是这样, 从苏联的米格-15、米格-19、伊尔-28到国产机歼5、歼6等, 这些飞机都是沿用苏联50、60年代的维修思想和方法[1]。对机体采取定时的预防性检查, 飞机辅机和设备采用定时维修, 飞机翻修采用大拆大卸的方法。这是基于预防为主的维修思想, 认为飞机经过使用, 机件会产生磨损、老化和裂纹, 如不进行维修就会产生故障和危及飞行安全。所以从外场机务维护检查到工厂的翻修, 只有强调“多做工作, 勤于检查”才能保障安全。例如当时空军的飞机机务条例中规定, 除了飞机日常的装、填、充、挂工作之外, 飞行前、后的检查项目也较多, 定期工作频繁有25 h、50h、100 h、200 h等, 然后进入中修和大修。通过一些故障和事故的出现, 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 检查、维修的内容就越来越多, 千篇一律地把维修内容扩大。这种传统的维修思想和维修方式, 在当时航空装备的设计、制造水平和维修检查手段的不足的条件下是必要的, 对于保障飞行安全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但也带来了一定的弊端。

2 从传统维修走向现代维修时期

首先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 我国民航逐渐引进了苏、美的运输机, 以“可靠性为中心”的现代维修思想和管理模式逐步得到推行, 航空维修的方式由单一的定时维修, 过渡到定时的、视情的、状态监控三种不同的维修方式。例如波音707飞机维护检查内容就分为A、B、C、2C、3C、4C、5C、6C、D检多种等级, 按照飞机使用时间、技术状态进行不同的维护检查级别[2]。波音707飞机在352项附件中:按时限/或者监控的有109项占31%, 监控的57项占16%, 按时限更换的16项占4.5%, 按日历时限更换的9项占2.5%, 无时限规定137项占39%。

我国军机上世纪70年代以后, 主要使用的是歼六、歼七、歼八和强五、轰六等国产飞机, 虽然国产飞机和英、美飞机在设计、制造上有较大的区别, 然而先进的维修思想方式, 也冲击着传统的做法, 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一些改革。在1981年10月中国航空学会在北京成立了航空维修工程专业委员会, 随后召开了多次全国性的学术交流和专题讨论会议, 对现代航空维修的理论、实践作了探讨和交流, 引起当时航空工业部、民航、空军、海航等部门的重视, 从这段时间开始, 使我国航空维修从传统维修过度到现代维修向前推进了一步。在航空维修技术和维护手段方面, 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 随着国内外科学技术高速发展, 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故障诊断技术从结构件的无损探伤到辅机、系统的原位检测;机载设备功能检测的智能化;新型材料构件的修复;长效优质的表面防护等, 对于提高维修质量和有效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从传统维修向现代维修的演变中, 值得提出一个问题, 维修国产飞机和西方进口飞机由于飞机本身在设计、制造上的不同, 如国产飞机对可靠性、维修性的设计还没有作为考核飞机品质的重要指示, 飞机本身在这方面就存在先天不足。从管理体制上来看, 我国民航在90年代以后作了一系列改革。首先是航空公司的民航局分离开来, 然后是航空公司的重组集团化, 到现在民航局内部改革, 政企分开, 成立机场公司, 参与国际航空市场上竞争, 这些都有利于现代航空维修的发展。而军航方面有所不同, 飞机是引进和国产并行, 使用还是以国产机为主。设计、制造 (包括研制) 是航空工业集团的事, 使用、维修 (包括大修) 是由军方负责。部队负责使用和外场性质的维修检查、定期工作和中、小型修理, 装备的大修 (翻修) 又是军方管辖下的企业化航空修理工厂负责。三者之间的联系和信息管理存在一定问题, 基本上是分阶段负责。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 进入市场经济的时期, 工厂任务不足情况下, 制造厂和大修厂之间, 大修厂和大修厂之间的竞争加剧, 明显表现在图纸、技术资料、技术培训等方面困难很多, 有的互相封锁, 不利于我国航空事业的发展。例如装备的产品图纸、技术资料是设计、制造厂负责编制、修改;装备大修的修理范围和修理深度、修理技术条件由大修厂负责;装备在外场使用维护检查、定期工作规程由部队组织统一编写、修改。而它们三者之间有着必然的依存关系, 现在的管理难于沟通, 存在信息不畅的弊病, 既不利于航空装备的设计、改进, 也不利于航空装备的使用的维修, 借此, 把问题提出来供大家探讨。

3 对未来我国航空维修的展望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进步, 我国的航空装备将面临着更新换代, 第三代军机将更多更快的投入使用, 民航装备将越来越向大型、系列方向发展, 航空维修的对象本身就会出现多元化的局面。现代航空维修思想、维修方式、维修技术和维修管理就必须得到全面的应用和推行。在使用、维修阶段, 要恢复、甚至提高产品的技术性能有很大的技术难度和特殊的约束条件。这就要求在再制造过程中必须采用比原来产品制造更先进的高新技术, 如各种先进表面技术、再制造毛坯快速成形技术、纳米复合及原位自愈合技术、修复热处理技术、应急维修技术、过时产品的性能升级技术等, 都属于高新技术范畴。航空维修实际上是一种航空装备技术的状态恢复、转移的过程, 跟综世界先进技术发展, 应用于航空维修领域, 是当今航空维修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加入WTO以后, 我国航空维修管理体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民航方面, 除北京AMECO、广州GAMCO和厦门TAECO三个合资维修企业以及规模较大的民营航空维修企业外, 其余大多数维修单位普遍存在规模小, 设备技术薄弱的状态。军队维修单位虽然常规维修能力表现过剩, 但对新机维修能力又明显不足, 设备和技术能力比较落后的状态急待改变。今后一段时期, 航空维修发展必须走专业化、集团化的道路, 集中现有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改造和重组一批有竞争能力的维修集团或维修中心 (基地) , 更好地满足日益发展的国内航空维修市场需要的同时, 尽快地参与国际航空市场的竞争。

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维修和经营管理人员队伍。完善各种培训、考核、上岗、选拔和任用的人才成长机制, 使其系统化、程序化和规范化, 必将是我国航空维修走上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在进入新世纪的今天, 我们回顾六十多年来航空维修走过的历程, 总结我们的经验和教训, 看到与当今世界的差距, 迎头赶上, 我国的航空维修事业, 一定能够再创辉煌。

参考文献

[1]孙作琪.关于改革苏制运输机旧维修制度的初步探讨[J].航空维修理论探讨会论文选编, 1981 (10) :16-18.

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港的发展历程 篇3

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把发挥港口优势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和重要保障,不断调整和创新港口布局、完善港口功能,实现上海港的飞跃式发展。同时,上海港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有力地支持了上海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支援了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实现港口发展与上海城市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

新中国;上海港;历史发展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F552;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03-0022-04

港为城用,城以港兴,没有港口就没有上海这座城市。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央的支持下,上海把发挥港口优势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和重要保障,不断调整和创新港口布局、完善港口功能,实现上海港的飞跃式发展。同时,上海港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有力地支持了上海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支援了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实现港口发展与上海城市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

1949—1978:在恢复中发展

上海位于我国南北海岸线的中心,是长江入海的咽喉,上海港的经济腹地几乎囊括全国20-30%的地区。这种“襟海带江”的地理优势,使得解放前的上海已是中国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口岸。但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也使得上海港的发展面临着一系列制约因素。

短期制约因素:战争环境对上海港发展的持续影响。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从大陆败退台湾时,对上海港口设施和港内船舶实行了全面破坏,凡能开航的轮船几乎全被劫走,不能劫走的被凿沉,整个水上运输处于瘫痪状态。据统计,1949年5月底,上海港共有公营船舶189579.08吨,私营船舶58219.46吨,分别只占1949年初的42.7%和11.5%[1]。上海解放不到一周,败退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即对上海口岸实行武装封锁,企图以此阻止上海内外交通,断绝粮煤及工业原料的供给。同年6月起,其还对上海市区进行空袭轰炸,目标不仅是电厂、车站、桥梁等重要设施,也包括码头和船舶。这些因素对上海港发展的影响是极为明显的,1949年1月至5月上海港的进出口货值占全国的61.72%,而6月至12月仅为15.39%[2]。

长期制约因素:对外贸易环境的改变使得上海港的发展空间受到严重挤压。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经济封锁,我国积极调整对外贸易的重点,把苏联和东欧国家作为主要贸易对象。1950至1952年,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额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由33.5%上升为81.3%,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比重则从66.5%下降至18.7%[3],这一趋势在“一五”时期更为明显。同时,充分发挥香港、澳门的特殊地位,以其为基地,与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展转口贸易。

我国外贸重点的转移,带动了内陆贸易和以港澳地区为基地的转口贸易的发展,但对上海而言,作为我国航运中心和外贸中心的地位则有所削弱,1946年上海的进出口货值曾占全国的80.25%,但1950年仅占全国的19.47%,1951年为10.01%,1952年进一步降至9.94%,1953年虽有所回升,也仅为10.3% [4]。

上海港作为我国物资流通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不仅对上海自身的发展影响巨大,更关系着全国的发展。面对这两方面的制约因素,上海着力解决恢复并充分发挥上海港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这个关键问题。

一是在港口发展的定位上,把为国内生产服务作为上海港发展的主要目标。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委即提出,要把为国内生产、为全国人民服务作为今后上海一切企业生产的方针与发展的方向,“我们建设新上海的方针,就是要把过去帝国主义买办官僚剥削压榨中国人民的旧上海,变成为国内生产与为中国人民服务的新上海”[5],这也决定了上海港发展必须立足于为全国经济建设服务,致力于实现从一个以外贸为主的港口向一个内外贸并重的港口转型。

1955年11月5日,毛泽东在视察上海港时说,上海是我国的第一大港,又是一个国际港口,是一个有发展前途的港口,一定要把它管好[6],要求上海港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不仅要推动上海自身的发展,更要支持全国的发展,发挥沟通国内外的作用。

二是在港口发展的举措上,充分利用现有设施,不断提升港口运输现代化水平。“一五”时期,由于资金投入有限,上海港把发展重心放在充分利用港口现有条件,通过开展生产改革、改善工作条件、添置各类设备,提高港口装卸的机械化程度。从1954年起,对港口各装卸作业区道路进行修建,港区内和港区间基本连成一片,浮码头改建成钢筋混凝土固定码头,推动上海港的运输效率提高110.9%,港口装卸效率提高184.3%[7]。1958年至1960年,上海港基本建设形成第一次高潮,投资额达7020万元,为“一五”计划时期的3倍,新建一批泊位和水陆联运码头。1973年起,根据周恩来关于“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指示,上海港掀起第二次建设高潮,三年中共新建、改建22个泊位(其中万吨级泊位9个),为全国同期最多。

三是在港口发展的管理上,建立统一机构作为组织保障。1949年10月,以接管的上海航政局为基础,在华东区财政经济委员会运输部领导下,成立“华东区航务管理局”(1950年5月起改称为“上海区航务管理局”)。1950年10月撤销“上海区航务管理局”,成立“上海区港务管理局”,为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的直属机构。它的建立,结束了旧上海港的分散混乱状态,统一了港口的行政管理和生产业务。

虽然这一时期国际形势和国内政策对上海港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但在中央的支持下,上海市委、市政府积极采取措施,上海港的货物吞吐能力不断提升。“一五”时期港口生产平均年增长21.2%,1955年完成吞吐量1476.4万吨,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1936年的1400万吨[8];1957年更是达到2248.8万吨,超额完成“一五”计划规定的吞吐量指标。上海港的发展不仅成为上海自身发展的有力支撑,而且成为支援全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手段。

1978—1994:在转型中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处于改革开放“后卫”位置的上海,面临着历史遗留的老问题与体制转轨中出现的新矛盾叠加交织的困难和考验,开始重新思考自身的发展方向,先后制定《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提出上海的发展要走改造振兴的新路子。其中,如何发挥上海港的独特优势,成为推动上海城市转型、实现上海振兴发展的重要内容。

一方面,明确提出了“上海是我国的经济中心之一,是重要的国际港口”,强调要“充分利用在历史上形成的工业生产、科技文化、金融贸易等技术基础和良好港口条件”。1985年2月,国务院批转《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确立了上海城市发展的基本思路:到20世纪末“努力建设成为开放型的、多功能的、产业结构合理的、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科技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心城市”,发挥对内和对外两个扇面的作用,引进和采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开拓新型工业,发展第三产业,作为上海发展的战略选择。《汇报提纲》特别强调,上海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广泛的国际联系。上海应当发挥这些优势,依托经济区,服务全中国,面对太平洋,通向全世界,勇当全国四化建设的开路先锋。次年,国务院正式批复《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规划方案》并未停留在城市布局、市政公用设施等一般意义的城市发展内容上,而是对上海的城市性质、规模和发展方向作出全面规定,指出:“上海是我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也是我国最大的港口和重要的经济、科技、贸易、金融、信息、文化中心。同时,将建设成为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之一。”

另一方面,结合上海推动改革开放的新要求,以及国际航运业发展的新趋势,推动上海港空间布局和运输方式的重大转型。进入新时期,上海港作为重要的物资运输通道,对上海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正常进行起到了保障作用。如1984年时全市所需的91%的煤炭、82%的石油、55%的钢材、28%的矿建材料、69%的木材和75%的粮食都是经由港口进入上海的[9]。尤其是随着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外贸吞吐量在港口总吞吐量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1976年时,上海港外贸吞吐量在总吞吐量中所占比重为16.2%,1979年上升为20.6%,1980年进一步上升至21.1%[10]。对外贸易的发展、货物吞吐量的上升与上海港硬件设施相对滞后、航道条件局限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货物压港、难以及时运出的现象要求对上海港的进一步发展作出深入的思考和规划。

积极适应对外开放的要求,推动港口空间布局从以黄浦江内老港区为主向长江口新港区为主的转型。从1979年起,上海港掀起了一次以建设集装箱码头和老港区改造、外移为重点的港口建设高潮。先后在黄浦江关港地区和长江口南岸的宝山地区、外高桥地区新建了关港、宝山、罗泾、外高桥一期、外高桥二期等新港区,使上海的港区范围从以黄浦江为主扩展至长江口。

积极适应国际航运业的发展趋势,上海港逐步向现代化的集装箱运输方式转型。早在20世纪60年代,欧美国家就已开始采用集装箱运输的方式,到七八十年代,集装箱运输装卸速度快、质量好、船期短的优越性越来越被人们所承认,以集装箱运输为主导的海上运输发展迅速。20世纪80年代,上海港对部分码头泊位进行改造,兴建一批现代化集装箱码头。1983年,在第十装卸区建成上海港第一个现代化集装箱码头。同时,上海积极开辟集装箱航线,建设通达环太平洋地区的干直线网络,吸引著名的外国航运公司在沪设立机构。至1992年,以上海港为枢纽,形成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17条,主要有上海至香港、日本、韩国、东南亚、澳大利亚、新西兰、波斯湾、地中海北岸、西欧、美国和俄罗斯海参崴等国家和地区的集装箱运输航线。上海港在全国集装箱运输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1992年全年共完成集装箱吞吐量73.1万TEU,占全国主要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的26.4%[11]。这标志着上海港在港口现代化进程中取得重要进展。

这一时期,上海港在探索港口主要功能、生产结构、生产布局等诸多方面转型过程中,实现了港口发展的新飞跃,1984年上海港完成吞吐量10066万吨,首次跨入亿吨大港的行列[12]。

1995至今:在创新中发展

自浦东开发开放以来,上海对外经济交流规模不断扩大,1993年首次突破100亿美元大关,达到127.18亿元;作为上海腹地的长三角地区和长江流域也是经济发展迅速,对外贸易呈现迅猛增长之势,这都要求上海港加强港口建设扩展货物交流的平台。不仅如此,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一个龙头、三个中心”战略决策,上海实行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优先发展第三产业,积极调整第二产业,稳定提高第一产业。其中,以上海港为基础的航运业的发展既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内容,也是支撑金融、贸易、信息等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只有建成高效的交通设施,才能使人才、物资、资金和信息的交流畅通无阻。为此,1996年1月,国务院正式启动以上海深水港为主体,浙江、江苏的江海港口为两翼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2001年5月,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年至2020年)》,明确要“把上海市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环境优美的国际大都市,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四个中心”发展定位的提出,是对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目标的深化和发展,既强调了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在建设“四个中心”体系中的支撑保障作用,只有同步推进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才能为国内外市场的沟通连接、为贸易所需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提供更加便捷有效的吸纳吞吐“通道”,从而为经济、金融、贸易中心的建设提供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也突出了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在建设“四个中心”体系中的优先发展地位。

与建设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不同,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受到的政策限制较少,更容易发挥上海的主动性。2009年4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明确要充分发挥上海具有先进的港口基础设施、高效的航运服务体系、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有广泛参与全球竞争的周边经济腹地等有利条件,积极推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到2020年,基本建成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航运枢纽港、现代化港口集疏运体系、现代航运服务体系。2012年上海市第十次党代会也强调,要进一步推动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国际航运发展综合试验区加快建设,航运机构、航运市场和航运产业快速发展,航运产品和服务创新试点加快启动,国际航运枢纽港地位日益凸显。

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目标的提出和发展,是对上海港发展从宏观到微观、从思路到实践的全面创新。这种创新主要体现在:

一是创新港口布局,从河口港向海港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港的空间布局基本延续依托现有地理条件和港口资源、以黄浦江为主的发展思路,港口主要分布于黄浦江两岸和长江口。但随着国际集装箱船向大型化方向发展,长江口航道水深仅为7米,乘潮方能进出吃水9米的船,而作为远洋干线主要船型的第五、第六代集装箱船无法满载进出。

为此,上海虽然对长江口航道开展疏浚和整治,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航道水深不足的问题。为了解决制约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的这一瓶颈问题,在1992年市第六次党代会上,上海市委就把深水港建设列为上海新一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十大工程之首,并组织专家先后对北上(罗泾)、东进(外高桥)、南下(金山嘴)等建港方案进行论证。从1996年起,上海在交通部等国家主管部委的指导下,历经四年,分200多个专题,开展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洋山港区建设方案、港址论证和建设前期工作的研究。2001年3月,国家正式批复洋山深水港区一期工程立项。2002年6月,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洋山港区一期工程开工建设,至2006年8月竣工验收。洋山港二期工程从2005年6月正式开工,至2006年底建成开港、投入运营。继洋山深水港一、二期工程投入使用后,三期工程于2008年投入运行。洋山港的建设,开创了远离大陆依托海岛建港和陆岛联动营运、港城同步发展的新模式,也标志着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主体上海港基本完成由河口港向海港的转变。

通过创新港口布局,上海的港口吞吐能力大幅提升。在洋山港区运量增长的拉动下,2005年上海港货物吞吐量达到4.43亿吨,跃居全球第一大货运港。到2010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超过新加坡港,首次成为世界第一大集装箱港,上海港的货物年吞吐量也已连续5年位居世界第一。

二是创新产业内涵,从货物装卸向提供服务发展。长期以来,人们对航运业的认识主要是对货物进行装卸,航运业发展的重心也集中于增加港口的货物吞吐能力上。但随着国际航运服务业的发展,必须把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紧密结合起来,逐步实现港口功能层次由低端向高端发展,更加注重软实力建设,完善现代航运服务体系,提高航运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加快航运要素集聚。1996年11月,由交通部和上海市共同组建的上海航运交易所正式运转。交易所发挥“规范航运市场交易行为、调节航运市场价格、沟通航运市场信息”三项基本功能,在加快培育和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航运市场方面取得一定成效,已基本确立了中国航运政策研究中心和国际航运信息发布中心的地位。波罗的海航运公会上海办事处等一批航运协会、航运人才培训机构、海事法律仲裁机构等功能性机构在上海集聚。同时,上海还积极吸引班轮公司、国际船舶代理公司和国际货运公司来沪开设分支机构或办事机构。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中远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中外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等先后落户上海,马士基、东方海外、韩进、铁行等世界前20大班轮公司都把上海港作为基本港之一,世界上最大的8个船级社都在上海开设了代表处。

改善口岸环境建设。上海率先启动提高口岸通关效率的“大通关”工程,2001年开始在空运提货时间、快件递送时间、电子报关系统、风险管理制度、一站式服务、电子商务网络、电子商务立法等七个方面开展试点,并于2002年底提前实现“大通关”目标。2003年在国家海关总署的支持下,正式启动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区港联动”试点。上海口岸通关效率明显提高,已形成港口、航运、海关、国检、边防、外经贸、海事等部门密切合作的口岸运作格局;在航交所内设立“上海国际航运服务中心”,集海关、检验检疫、海事、边检、报关企业、货代船代企业于一体,实施“一门式”服务,提高通关效率;探索实行“无纸通关”、“提前报检、提前报关、实货放行”等通关模式。上海设立的国内第一个保税港区——洋山保税港区,是目前国内政策最优惠、功能最齐全的特殊监管区域,有效提升了上海口岸城市的服务功能。

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各方面硬件、软件综合配套、协调发展。虽然目前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成就显著,但与世界公认的国际航运中心相比尚存在一定差距,如何改变目前存在的重自然条件瓶颈束缚的突破,轻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遵循;重泊位和航道的拓深、拓展,轻内陆集装箱疏运网络的延伸和完善;重码头货物吞吐量的增加,轻相关附加值的增值等认识不足,进一步完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集疏运体系、提升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服务层级、强化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功能辐射,仍需要不断进行探索。

参考文献:

[1][8][9][10][12]上海港史(现代部分)[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6.5. 80-81.221. 187. 214.

[2][4]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通志(第四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2914. 2914

[3]吴承明,董志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716.

[5]中共上海市委会对于粉碎敌人封锁和建设新上海的方针[A].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市党代会、人代会文件选编[C].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7.

[6]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上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183.

[7]上海市统计局编:胜利十年——上海市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的统计资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78.

[11]上海港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港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252.

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政策分析 篇4

2014-05-26 15:30 来源: 人民论坛网 作者: 都奕男 字号:

中共十八大提出“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从两次重大会议关于反腐政策的措辞来看,中国共产党汲取了苏共亡党亡国的深刻教训,充分认识到腐败对执政稳定及权力合法性的严峻威胁,将反腐工作提升到关乎党的执政基础和国家存亡的高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管理体系”的反腐倡廉改革总方针,明确了今后五到十年的反腐工作发展方向反腐政策导向也由侧重教育、防控转向强化惩处监督、推进制度建设。针对上述变化,本文将对十八以来中国反腐政策进行简单梳理分析。一、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政策基本情况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反腐败工作十分重视,作为反腐工作的牵头部门,中央纪委监察部对反腐败工作开展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从组织机构上讲,原党风廉政建设室与原纠风室合并,成立“党风政风监督室”;原执法监察室和原绩效管理监察室也合二为一,成立新的“执法和效能监督室”;负责案件办理的纪检监察室由之前的八个调整为十个。从工作内容上讲,《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提出“把不该牵头或参与的协调工作交还给主要责任部门,集中精力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总体来看,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政策主要有一下几个特点:一是加大了腐败案件的查处力度。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中央纪委监察部加大了腐败案件查办督办力度,2013年仅直接查办或督办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案件便有145起,被立案查处的省部级干部达19名,是1987年以来查处省部级领导最多的一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4521起,处理30420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7692人。二是转变监督理念。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于2013年9月2号正式上线发布。与中组部相比,中央纪委首先去神秘化,着力将网站打打造权威发布平台、宣传教育平台、工作展示平台、互动交流平台、网络监督平台和纪检监察业务数据库。三是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制度规定告别假大空,更加注重实际操作性,相继出台《八项规定》、《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等制度。四是领导带头示范。中共中央政治局明确提出,抓作风建设,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以良好党风带动政风民风。反对特权,不允许有特权党员、特权干部。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过程中,更是把纠正“四风”列为主要内容,奢侈浪费问题、公款吃喝问题、公务消费问题等等都得到了遏制和规范。

二、当前反腐败政策转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处于改革的深水区,面临着利益的再调整与分配,腐败案件处于高发持续增长的态势,滋生腐败的土壤存在,腐败严峻形势的根源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同时还与惩治腐败力度不够、权力监督不足有关。官员的腐败带来显性的问题是经济损失、政策失效、市场无序等等,隐性问题是败坏国家形象,威胁执政地位。对政权执政合法性而言有两个关键,即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与权力运行的合法性。就中国共产党而言,在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尚存争议的情况下,维护从权力运行的合法性是唯一途径,这就倒逼执政党必须重视权力运行过程中贪污腐败问题的解决,通过惩治腐败,赢得民心,树立威信,稳固持续执政基础。执政党还需要以反腐败为工具,通过打击高级官员的腐败,树立政党威信,平息斗争,维护团结,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反腐败的选择性和政治性。官员贪腐在历史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尽管无法根治贪腐,但是对贪腐的“零容忍”的信仰应该牢固树立。

三、当前反腐政策实施的必要性

如果说一个人的腐败可能是个人品质问题,群体腐败恐怕就有体制的问题。公款高档消费、公款出国旅游、公车私用、公款送礼、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等等一些浅表现,在一个阶段成为从基层官员到高级领导私相授受的潜规则,成为阻碍国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剥离民心的离心机。

从维护执政稳固的角度出发,执政党需要以治标为手段,以治本为目标,肃清官僚全体的贪腐之气。“老虎”、“苍蝇”分别代表了大贪官、小贪官,同时也代表了贪腐方面的“大问题”、“小问题。“八项规定”、反“四风”,都是从小处着手,侧重小问题的解决,重制度建设,对调研、会议、简报、出访等做了详细的规定;强监督检查,针对落实情况,中央纪委连续多次通报全国违反八项规定典型案件。最近出台的惩防体系五年规划提出“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论什么人,不论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这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设定了红线,党的更高一级别干部不再有护身符、免死金牌。中央纪委作表率,带头抓“老虎”,地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积极响应“抓苍蝇”,合理肃清贪,从治标做起,重视小问题的查处,短期见效快,更容易赢得民心。

从维护中央权威,确保政令畅通的角度而言,需要依托反腐败树立威信和权威。在处理与地方省市、各利益集团关系的问题上,反腐败是平衡博弈的极佳工具。新一届党和政府的领导班子要推动改革事业,要依托税收改革把住钱袋子,也需要通过反腐败控制地方党政领导的前途命运。中央对省部级领导腐败疾风骤雨式的查处,既是响应群众呼声的需要,又是树立权威,确保政令畅通的需要,可以为破除地方部门利益深化改革扫清障碍。

从实现反腐败战略角度而言,需要从战术战役层面的转变。与以往历届党和政府相比较,本届政府在实现反腐战略目标的方式和手段上做了转变。首先,网路平台拓展了信访案件举报受理渠道,有效发挥了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利于及时掌握群众反映强烈的贪腐问题。网路平台及时发布腐败官员的查办情况,让谣言止于事实,保障了民众的知情权,也梳理中央纪委的权威。其次,推进制度建设,加强了制度落实的监督。《八项规定》、《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等新近出台的制度,更加贴近实际,可操作性更强。最后,推进党的纪检监察双重领导体制,强化巡视工作。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为纪委的同级监督提供了保障。

四、当前反腐政策的问题与不足

十八大以来反腐政策的实施,在惩治官员腐败,祛除奢侈贪腐风气等方面起到了良好的效果,然而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也看到,以“八项规定”、反“四风”、“肃贪”为代表的整风反腐动作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具体有以下两点:

一是整风力度大,利于肃贪,但远期反腐程度口径政策不明朗,不利于干部队伍稳定,影响官员办事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与惩治相配套的激励手段尚不完善,禁止大吃大喝、公款送礼等举措虽然有效地规范了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但因为与香港、新加坡等国家相比,中国公务员存在收入水平不高的状况,尤其是基层公务员收入明显偏低,激励政策一旦跟不上,势必会促进优秀人才的流失,影响着公务员队伍的团结与稳定。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反腐历程 篇5

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年代各行各业英雄人物的先进代表的事迹的忠实记录。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欢迎阅读参考!

“百位感动中国人物”名单:

《军魂中国》:丁晓兵、方红霄、毛岸英、王杰、杨根思、苏宁、邱少云、邱光华、麦贤得、黄继光

《科技中国》:王选、邓稼先、华罗庚、吴大观、李四光、陈景润、林巧稚、钟南山、袁隆平、钱学森

《责任中国》:王有德、邓平寿、吴天祥、张云泉、李素芝、李梦桃、邱娥国、罗映珍、罗健夫、徐虎

《义勇中国》:王顺友、叶欣、刘文学、李桂林和陆建芬夫妇、谷文昌、林浩、草原英雄小姐妹、赖宁、谭千秋、谭竹青

《青春中国》:文花枝、王瑛、邓建军、张华、张海迪、李春燕、邰丽华、赵梦桃、秦文贵、谭彦

《先锋中国》:王启民、包起帆、史贺来、申纪兰、廷·巴特尔、达吾提·阿西木、吴仁宝、吴金印、李登海、窦铁成 《激情中国》:中国女排、史光柱、刘英俊、邢燕子、杨利伟、杨怀远、欧阳海、容国团、常香玉、樊锦诗

《风范中国》:孔繁森、方永刚、甘远志、任长霞、向秀丽、孟二冬、彭加木、焦裕禄、蒋筑英、雷锋

《情义中国》:马海德、丛飞、白芳礼、吴登云、宋鱼水、林秀贞、罗盛教、唐山13农民、谢延信、韩素云

《劳动中国》:马万水、马永顺、马恒昌、孔祥瑞、王乐义、王进喜、许振超、张秉贵、时传祥、孟泰。

★边疆的忠诚卫士——丁晓兵

★一个特别能战斗的矿山工人——马万水

★伐木能手,栽树英雄——马永顺

★新中国第一代全国劳动模范——马恒昌

★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马海德

★世界排球史上第一支连续五次夺冠的队伍——中国女排五连冠群体

★自学成才,岗位创新,人人可为——孔祥瑞

★新时期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

★“我是导游,先救游客”——文花枝

★忠诚党的创新理论的模范教员——方永刚

★犯罪分子眼中钉,人民心中一颗星——方红霄

★毛泽东的儿子,一个普通人——毛岸英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个大无畏的人——王杰

★具有市场头脑的科学家——王选

★鞠躬尽瘁只为人民的大山女儿——王瑛

★他引发了中国农业的“菜篮子革命”——王乐义

★“让沙漠绿起来”的治沙能手——王有德

★“宁可把心血熬干,也要让油田稳产再高产”——王启民

★“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铁人——王进喜

★他撑起了山路上的“流动邮局”——王顺友

★虎城“泥脚书记”——邓平寿

★了不起的中国工人——邓建军

★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

★183名贫困儿童的“爸爸”——丛飞

★港口装卸工具发明家——包起帆

★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史光柱

★农民致富的领头人——史来贺

★牺牲在抗击“非典”战场上的护士——叶欣

★汗水铺就光明路的记者——甘远志

★她连任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

★他靠蹬三轮车捐助了35万——白芳礼

★警界女神警——任长霞

★少年英雄——刘文学

★他冲向疾驰的马车——刘英俊

★中国的爱因斯坦——华罗庚

★救火女英雄——向秀丽

★扎根草原的将军儿子——廷·巴特尔

★青岛港中的“蓝领专家”——许振超

★他是群众的主心骨——达吾提·阿西木

★全家都在城,自己愿留乡——邢燕子

★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观

★“天下第一村”领头人——吴仁宝

★为党分忧、为民解难的公仆——吴天祥

★乡镇党委书记的榜样——吴金印

★帕米尔高原上的白衣天使——吴登云

★人民满意的好法官——宋鱼水

★勇于献身的优秀大学生——张华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张云泉

★“燕京第九景”——一名普通售货员——张秉贵

★轮椅上的“当代保尔”——张海迪

★宁肯一人臭,换来万户香——时传祥

★他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李四光

★一位普通的乡村女医生——李春燕

★撑起“天梯学校”的夫妇——李桂林和陆建芬夫妇

★雪域神医——李素芝

★哈萨克人民的好医生——李梦桃

★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李登海

★进入太空的第一个中国人——杨利伟

★人民的“挑夫”——杨怀远

★人在阵地在——杨根思

★献身国防现代化的模范干部——苏宁

★东山岛上的“愚公”——谷文昌

★美与人性的使者——邰丽华

★在烈火中永生——邱少云

★他的英名铭刻在巴山蜀水间——邱光华

★群众贴心人——邱娥国

★哥德巴赫猜想第一人——陈景润

★钢铁战士——麦贤得

★鞍钢老英雄——孟泰

★他是传统文化和现代精神的完美融合——孟二冬

★抗震救灾英雄少年——林浩

★现代妇产科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林巧稚

★一位尊老爱幼的伟大女性——林秀贞

★爱民模范——欧阳海

★她用爱唤醒了沉睡三年的丈夫——罗映珍

★中国式保尔——罗健夫

★冰窟里勇救朝鲜儿童——罗盛教

★草原上两朵“最鲜艳的花”——草原英雄小姐妹

★纺织战线上的骄傲——赵梦桃

★我国呼吸疾病科研与临床医疗的领头人——钟南山

★13个知恩图报的普通农民——唐山十三农民

★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获得者——容国团

★辛苦我一人,方便千万家——徐虎

★戈壁荒漠上的石油人——秦文贵

★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中国“两弹一星”功勋获得者——钱学森

★豫剧皇后——常香玉

★舍身堵住敌人的枪眼——黄继光

★罗布泊之魂——彭加木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蒋筑英

★中华孝亲爱老之星——谢延信

★优秀军人妻子——韩素云

★工人教授——窦铁成 ★扑灭山火的小英雄——赖宁

★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雷锋

★人民法官的杰出代表——谭彦

★地震来临,撑起自己的臂膀——谭千秋

★小巷总理——谭竹青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反腐历程 篇6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历史演进及当代启示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大致经历了初步探索、基本形成、发展完善和高度成熟四个阶段。回顾总结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历史演进过程,我们深刻意识到,生态环境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文明建设是和谐共融的有机整体,生态理念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创新。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生态文明建设

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尊重和遵循客观自然规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成熟,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统筹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理论和观点。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思想,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生态观演进历程中的时代背景及其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在“十二五”时期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绿色发展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魔域私服一条龙 XD

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初探索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主客体关系的角度,阐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毛泽东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类不仅可以认识自然,而且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吾人虽为自然所规定,而亦即为自然之一部分。故自然有规定吾人之力,吾人亦有规定自然之力;吾人之力虽微,而不能谓其无影响(于)自然。”①人类的历史就是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②毛泽东关于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二重性的规律,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不可磨灭的理论价值和意义。但是在利用和改造自然以建设新中国的具体实践中,毛泽东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把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做一场新的“战争”,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③“我看到报纸上有‘要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的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④在“向自然开战”的号召以及“人定胜天”的“信念”下,人们狂热地、不自觉地掀起了“大跃进”、“全民炼钢”运动以及十年文革期间的以粮为纲、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等活动,魔域私服一条龙 XD

结果是大量森林植被遭受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经济建设欲速而不达,增加产量的期望也化为泡影。毛泽东在晚年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后,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他说:“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

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⑤

毛泽东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当时的生态认知水平,其思想的局限性以及对待自然的思维方式也是当时中国特定历史时代和社会条件下的产物。首先,从毛泽东个人的角度来看。作为革命战争年代的领导人,他带领人民抗击敌人,通过一步步的胜利才成就了新中国的建立,这些革命经历造就了他骨子里是带有战斗意念的,在论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烙上了实战主义的风格,“向自然开战”、“与天斗,与地斗”„„这些都是他“斗争理念”的体现。按照毛泽东思维逻辑的发展,在这场人与自然的“战争”和“革命”中,胜利者和生存者只有一个,因此产生了“人类要改造自然就必须征服自然”的认识误区。其次,从当时的社会现实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发展生产、建设国家是毛泽东领导新中国人民奋斗的最主要目标和最迫切任务,大量利用自然资源成为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在缺乏自然规划的情况下,改造自然的盲目性也随之而行,而且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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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刚刚开始,生态环境问题尚不突出,因此,毛泽东也没有把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提上议事日程。最好的例证就是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泽东提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论及社会主义建设中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和国家安全等各个方面,却唯独没有统筹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容。

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生态观的基本形成

经历了“大跃进”和十年浩劫,中国许多地方生态环境已破坏严重,水土流失、沙漠化等问题相继出现,经济建设和群众生活受到极大影响。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通过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充分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他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统筹经济与自然协调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宝贵的论述,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基本框架。

第一,正视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长期以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我国引以为豪的优势,然而邓小平对此进行了科学辩证的分析,他理性地指出:“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①庞大的人口数量无疑需要更多的生产生活资料,这就意味着要向自然界索取更多的资源,生态环境将因此承载更大的压力,所以“人多是中国最大的难题”②,“也是今后相当长时间的问题”③。对于人口这一战略问题,既“要很好地控制(数量)”④,又要大力提高人口素质,魔域私服一条龙 XD

“我们的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力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力资源的巨大的优势是任何国家都比不了的。”⑤

第二,自然生态环境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四川、陕北等地爆发了百年特大洪灾,国家和人民财产损失严重,邓小平意识到:“最近发生的洪灾涉及到林业问题,涉及到森林的过量采伐,看来宁可进口一点木材,也要少砍一点树„„这些地方是否可以只搞间伐,不搞皆伐。”⑥他还进一步指出,生态环境保护不仅能避免经济损失,还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比如:“水杉树好,既经济又绿化环境,长粗了还可以派用处,有推广价值。泡桐树也是一种经济林木,泡桐树长得快,板料又好”⑦;“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牧区,就会给人们带来好处,人们就会富裕起来,生态环境也会发生很好的变化。”⑧

第三,依靠科学技术保护环境和开发资源。1988年,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⑨邓小平将其“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思想渗透到包括环境保护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他明确提出:“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等,都要靠科学。”⑩此外,他还提出了利用科学技术开发新能源的思想,“核电站我们还是要发展,油气田开发、铁路公路建设、魔域私服一条龙 XD

自然环境保护,都很重要。”11

第四,重视环境保护的法制建设。“没有社会秩序,一个社会就不可能运转”,这是邓小平在总结文革教训后的深刻认识,因此,包括生态环境保护在内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2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3

邓小平对环境保护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一个重大突破。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我国迈出了环境保护工作的关键第一步,生态环境保护上升为基本国策,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初步建立,环境保护管理与执法机构陆续成立,全社会形成义务植树的良好风气,这些工作在今天确实产生了“绿化祖国、造福后代”①的实实在在的成效。

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生态观的发展完善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在“人口、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对经济持续发展的压力在增大”②以及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时代背景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实际,对中国生态环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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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以更加宽阔的国际视野,与时俱进地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生态观,形成了一系列更加全面完善的生态环境建设战略思想。

第一,生态环境问题关乎中国可持续发展。自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以来,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推崇和追求的目标。江泽民积极吸收和借鉴世界先进理念,指出:“环境保护工作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③;“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④ ;“决不能走浪费资源、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⑤

第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并不断深化和拓展对生产力要素的认识。面对自然资源枯竭、生态环境破坏以及各种自然灾害造成巨大损失的现实情况,江泽民将生态环境建设上升到生产力的高度,创新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⑥的科学论断,并指出:“环境意识和环境质量如何,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⑦2001年在海南考察工作时,他再次阐述了这一观点:“要使广大干部群众在思想上真正明确,破坏资源环境就是破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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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⑧

第三,生态环境建设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首先,继续“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⑨,“依靠科技提高资源利用率,节约耕地,保护环境,坚持可持续发展”⑩。可贵的是,江泽民还敏锐地看到了科技有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的影响:“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涉及人自身尊严、健康、遗传以及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伦理问题。”11因此,要积极发展生态技术,使科学技术进步“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12其次,“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为加强环保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武器。”13同时,要加强环境执法能力建设,努力建设一支强有力的环保执法队伍,“严格执行土地、水、森林、矿产、海洋等资源管理和保护的法律”①,“坚决打击破坏环境的犯罪行为”②。最后,“人类面对的许多挑战往往超越国界的限制——科技发展、环境保护、人口控制、减灾救灾、禁绝毒品、预防犯罪、防止核扩散和防治艾滋病等诸多方面,都是全球性问题”③,“这些全球性问题的逐步解决,不仅要靠各国自身的努力,还需要国际上的相互配合和密切合作”④。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广泛交流和合作,充分吸收借鉴国外有关环境保护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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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升国内生态环境建设水平。

国际性是江泽民生态观的一个鲜明特征,充分体现了党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考,不仅极大地推动我国国内生态环境建设走上了一个新台阶,而且为全球环境问题的改善和解决作出了突出贡献,树立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胡锦涛高度评价:“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摆在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地位,制定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推动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这些成就和经验,为我们进一步做好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⑤

四、新世纪以来中央领导集体生态观的高度成熟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迅速增加,面临着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上一届领导集体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将生态问题上升到人类文明的高度,提出了生态文明的理念,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高度成熟和完全确立。

第一,生态文明的实质——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增长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发展,如果单纯扩大数量,单纯追求速度,而不重视质量和效益„„不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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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增长失调从而最终制约发展的局面。”⑥这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中对“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深刻认识。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将这一认识进一步高度概括和升华为生态文明的新理念,并对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作了具体阐发:“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就要高度重视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⑦这为我们正确理解和落实生态文明理念指明了清晰的方向。

第二,生态文明中的公民素质——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人类文明的进步取决于社会公民素质的提升,因此,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⑧胡锦涛多次强调,这是一项长期性、艰巨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包括: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的人口意识、资源意识、节约意识、环保意识”⑨;“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和计划生育协会等群众组织在推进人口资源环境事业发展方面的作用”①,为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生态环境建设搭建平台;加强对领导干部和重点企业负责人的生态文明理念培训,切实“增强环境忧患意识和做好环保工作的责任意识”,“把中央关于人口资源环境工作的各项决策和部署落到实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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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生态文明中的经济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胡锦涛在2005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开篇就提出,我国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仍然处于较低层次,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比较粗放,这些问题是导致“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下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影响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③的主要原因,因此,生态文明建设要“真正把做好工作的着力点放到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来”。④具体包括:大力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抓好资源的节约和综合利用”⑤,使“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⑥,“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⑦;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使“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⑧;加快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管理创新,“努力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良性循环”。⑨

第四,生态文明中的社会类型——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观念的更新和经济模式的转变,还需要每个单位、每个家庭、每个公民行为的再调整,因此,胡锦涛进一步提出构建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先进思想,强调“以节能、节水、节地、节材、能源资源综合利用和发展循环经济为重点,把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贯穿于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和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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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11“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12

第五,生态文明的最终目标——建设“美丽中国”。十八大报告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独立成篇,把生态文明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要求全社会“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通过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节(全面促进资源节约)、保(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建(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四大路线,“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13,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崭新目标。

生态文明是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又一新的发展理念,不仅升华和凝练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认识,而且将人类文明由原来的仅仅局限于“社会的世界”扩展到了“自然的世界”,建立了一个更为完整、更为科学的现代文明体系,切实体现了党对人民群众渴望优质生态产品、优良生态环境迫切需求的积极回应,以不断满足人民过上更好幸福生活的新期待。

五、当代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历史演进经历了一个不断继承和发展前人思想以及认识深化的螺旋式上升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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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回顾分析这些生态思想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及现实影响,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一)生态环境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

生态环境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基础条件,在整个自然界面前,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相对有限的,绝不能随心所欲,依靠透支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换来的一时的、表面的经济增长,这样只会导致“自然界对我们进行报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①最终影响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因此,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中,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尊重并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尤其是现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于生态环境的依赖度越来越高,无论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都不能取代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克服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全面进步、忽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短视行为,时刻注意在利用生态环境资源过程中进一步优化生态环境,在改变生态环境中建设保护好生态环境,为经济持续发展和人民幸福生活创造良好的条件。

(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生态文明是我们党对生态环境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升华和理念提炼,其本质是中国社会文明发展模式的一种现代体现。纵观人类文明形态的每一次大发展、大变革,都取决于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因此,推进新时期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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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文明建设,要求我们必须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和更加有力的举措,加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主要依靠物质(资金、资源、环境)投入向主要依靠知识、智力开发和技术进步的转变,大力发展以资源节约、低碳排放、循环利用为特征的新兴产业和生态技术,在全社会推广形成必需型、健康型、生态化的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环境,以低能耗的生产体系、适度化的生活体系、可循环的资源体系、创新性的技术体系和开放性的市场体系,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良性循环中不断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

(三)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文明建设是和谐共融的有机整体

自然生态环境与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独立游离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之外,而是体现和渗透在其中的。它不仅包括人类在生态问题上所有积极的、进步的思想观念建设,而且包括生态意识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延伸和物化建设,因此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目标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具体来说,在经济层面,要促进包括第一、二、三产业和其他经济活动的“绿色化”、无害化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化;在政治层面,党和政府要树立科学发展观,把解决生态问题、建设生态文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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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在文化层面,要加强生态文化和道德教育,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在社会层面,要推动人们形成以适度消费、绿色消费为主导的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

(四)生态理念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创新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反腐历程 篇7

关键词:科学技术;教育;创新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4-0060-02

1949年10月1日的号角声响彻了整个中华大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最广大人民群众取得革命胜利的标志。曾经有这样一句歌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建设新中国中的历史性作用。

一、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策略

毛泽东同志所处的时代背景,造就了他的文化构成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儒家思想的结合,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同志结合当时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用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去,对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做过系统的研究和分析,从而奠定了我国科学技术政策的发展方向。

毛泽东同志的科学技术观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科学技术双重性质的观点,另一方面是关于科学技术双重功能的看法[1]。毛泽东明确地指出:“自然科学分两个方面,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谁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2]对于这句话的理解是,首先自然科学是人对于自然的有意识的能动活动,是属于生产力的范畴,而科学技术则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实践关系,也是生产力的体现。因此,科学技术具有自然属性;其次自然科学的产生、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定产物,它是人类在把握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利用规律的一种能力。从这个角度而言,科学技术具有社会属性。毛泽东同志把科学技术作为一项革命策略提到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高度,也是基于他对科学技术双重性质的科学划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而决定上层建筑,这个社会发展规律也就表明了科学技术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是紧密联系的,二者的关系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毛泽东同志对于科学技术功能的研究主要是从哲学角度上去分析的,他提出:“人们为着要从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界里得到自由。”[3]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对科学技术进行分析,揭示了自然科学具有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功能,在这里更加强调的是认识自然的功能。他认为自然科学的主要作用在于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是人们赋予的,是利用自然规律或者社会规律去实现的。因此对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理解就是科学对于自然的认识,技术对于自然的改造,这就是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毛泽东同志制定科技政策的目的,就是要用科学技术武装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军队,最终让科学技术造福于全人类。

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谁掌握了核心科技,谁就掌握了经济发展的主动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前进的关键。邓小平同志继承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发展不可估量的作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是他的科学技术观的最精髓的体现。

科教兴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科教兴国一方面是指坚持教育为本,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邓小平从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提出并坚持主张“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基础在教育”,肯定了教育作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石,对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邓小平同志继毛泽东同志发起的“文革”之后,于1977年恢复了高考制度,对于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标志性的决定,也是给予那些报国无门的莘莘学子一个契机,更是中国教育开始步入正轨的开端。邓小平同志认为教育不仅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关键,也是提高全民素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由之路。

科教兴国另一方面是为正确处理教育、科技、经济三者的关系指明了道路,教育和科技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1977年,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明确把科教发展作为发展经济、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先导,摆在中国发展战略的首位。邓小平同志全面把握了中国国情与国际局势之间的关系,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必须以人才为依托,人才作为教育与科技的载体,就产生了人才强国的战略。人才强国与科教兴国都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的政策体现。

三、科学技术是动力资源

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4]的重要思想。他认为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谁拥有了人才,谁就拥有了未来,人才资源是一个国家发展前进的不竭动力。科学技术武装的人才资源是新时代最具杀伤性的武器,要想在国际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确保本国的人才资源不外流,同时吸引国外的人才资源。

新时代国际力量之间的竞争,并不是冷兵器时代武器与人数的竞争,而是科技与知识的竞争,因为科技与知识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中国致力于打造一个创新型的国家,但这一理念是建立在人才强国、以人为本的基础之上的,把发现、培养和凝聚各类科技人才特别是尖子人才作为科技工作的基本要求,把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作为科技管理的根本任务[4]。结合中国实际,各高校中研究所的设立以及研究项目的科研经费的审批,表明了国家对此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尤其是对于对军事或者社会有重大贡献的研究人才,国家更是给予积极的鼓励与支持。

江泽民同志的科技观中明确包含了科技文化是属于最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创新。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思想中的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才资源去实现。没有科学文化的知识积累,没有科学技术的支持,就无法推动先进文化的前进,就无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四、科学技术是社会推动力

胡锦涛指出,科学技术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因素,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力量[5]。胡锦涛同志这一观点出自在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对接任务圆满成功大会上讲话的内容。他明确地表达了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之间存在的差距,也就言明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要性。

在此次会议上,他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四个要点。第一,坚持走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这就必须形成教育、人才、创新的发展脉络,教育作为基础,人才作为桥梁,创新作为实现创新型国家的终极目的。这就需要努力打造属于社会主义中国的科研团队,形成更多的属于自己的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前进的步伐。第二,坚持走统筹规划的跨越式发展道路。集中力量才能办大事,统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把科技发展作为重点努力攻破,从而提高经济竞争力,提高文化软实力,提高军事竞争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三,坚持走服务群众的融合发展道路。服务型政府的打造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决定的。科学技术服务于经济发展,服务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实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第四,坚持走和谐统一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胡锦涛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当今世界,全球性科技革命蓬勃发展,高新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越来越快,特别是一些战略高技术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我们必须认清形势,居安思危,奋起直追,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快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为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6]。

2012年11月8日到2012年11月14日十八大的召开,胡锦涛同志做了重要讲话,其中明确地指出了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国家的必要性。创新型国家不仅是管理的创新,更多的是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的创新,但归根结底是科学技术的提高,以及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科学技术观历来都是领导人所关心的问题,从毛泽东同志到胡锦涛同志,每一届领导人的科技观都是对于之前的继承与发展,承袭了精华的同时,也进行了创新。只有与时俱进地对于科学技术观的继承,才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稳步推进。

参考文献:

[1]刘则渊.论毛泽东的科学技术政策思想[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3,(10).

[2]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3]毛泽东.在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N].新中华报,1940-03-15.

[4]徐冠华.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的科技思想[N].人民日报,2006-09-01.

[5]胡锦涛.坚持把科学技术摆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EB/OL].中国新闻网,[2011-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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