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传简介（通用2篇）
武训（1838－1896），清末行乞办学的典型。堂邑（今聊城西）人，原名武七，亦称武豆沫，清廷为嘉奖其兴办封建教育之功，取“垂训于世”之意，替他改名武训。武训7岁丧父，乞讨为生，求学不得。14岁后，多次离家当佣工，屡屡受欺侮，甚至雇主因其文盲以假帐相欺，谎说3年工钱已支完。武训争辩，反被诬为“讹赖”，遭到毒打，气得口吐白沫，不食不语，病倒3日。吃尽文盲苦头，决心行乞兴学，20岁时当了乞丐。30岁时，在馆陶、堂邑、临清3县置地300余亩。光绪十四年与杨树坊在堂邑柳林镇创办崇贤义塾，次年与了征和尚在馆陶杨二庄创办义塾，光绪二十二年又与会门首领施善政在临清镇创办义塾。山清廷封其为“义学正”，赐给黄马褂和“乐善好施”匾额，准予建立牌坊。武训的精神广为后人敬仰效仿，死后山东巡抚袁树勋奏准“宣付国史馆立传”，建忠义专祠。主要建筑有武训祠和武训墓。
武训祠堂始建于1903年，仅三间。1937年，为纪念清末闻名中外的“平民教育家”、“义学正”武训，由时任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拨款重建。1997年5月重修。祠堂为歇山式砖木结构，阔五间，进深三间，飞檐高挑，肃穆庄严。1896年12月5日武训在临清他所创办的御史巷义学去世，殁后葬于当时的崇贤义塾东壁外，即今武训墓在位置。1966年初秋，武训墓被“红卫兵”砸毁掘开，武训先生被抬尸游街，焚尸街头。后残骨被武庄武氏后人归葬武训祖茔。1995年9月，在祠前建有百米碑廊，碑刻26块；在祠右前方建有高歌台，又名“嘤鸣台”；在祠左前方建有“武训魂亭”，亭额由著名学者季羡林题写。
武训是一个贫农的儿子，五岁时拾到一本《三字经》就想读书。他娘说：“读书要钱。”他为了挣钱，就模仿卖艺人的动作意外地挣了二百文钱，到一家塾去读书，结果被赶了出来。他认为书不是给穷孩子念的。十七岁到张举人家做长工，受尽折磨，被周大搭救出，住在一个破庙里，晚上做了一个美梦后，就决心办义学，用尽了一切苦行来积钱，不久，周大越狱出来，见到武训说：“你来文的，我来武的，咱俩一文一武，让那些狗官恶霸知道老百姓不是好期侮的！”十年后，武训积下二百二十吊钱，结果被地保骗走，但他不灰心，最后经过三十年的岁月，他的志愿终于实现了——光绪十四年春天，第一所义学“崇贤义塾”终于开学了。
清政府此时想“招抚”武训，给他立牌坊，赠他黄马褂，他却跪在地上对孩子们说：“你们记牢了，读了书可不要忘了穷人。”
电影《武训传》写他吃尽文盲苦头，决心行乞兴学。21岁的武训开始行乞集资。他手使铜勺，肩背褡袋，烂衣遮体，边走边唱，四处乞讨，“打一拳，一文钱。踢一脚，二文钱。”他爬在地上，有钱人的小孩骑在背上，牵着辨子走。其足迹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武训己有数百亩地和巨额资金，他一心一意兴办义学，为免妻室之累，一生不娶妻、不置家。有人劝他娶妻，他唱道：“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由艺术家赵丹塑造的武训，从十几岁到老年，演活了武训，充满了他对主人翁的敬佩，对艺术的执着，对表演的激情，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力。我以为武训乞讨办学的做法和精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至今我想不到他有什么卑劣企图和违反人民意志之处值得批判的地方。如果中国人早有和接受武训的这种兴教救国精神，又有兴教强国的继续，没有那么多的折腾，中国也许早就是世界强国。
爱国将领冯玉祥称颂武训是“千古奇丐”。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短诗《武训颂》对武训的一生做了概括，诗中这样说：“朝朝暮暮，快快乐乐。一生到老，四处奔波。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与人有益，牛马也做。公无靠背，朋友无多。未受教育，状元盖过。当众跪求，顽石转舵。不置家产，不娶老婆。为著一件大事来，兴学，兴学，兴学。”后来他被誉为普及教育之先导，私人兴学之表率，中国教育事业的楷模。与武训几乎是同时代的一个欧洲人，叫菲斯泰洛奇，他出生在当时还很贫穷落后的瑞士。同样象乞丐一样，通过毕生的努力，平民教育最终在瑞士得到普及。西方称他为“教圣”，赞誉为“圣心”、“圣德”。同样是为理想而艰苦跋涉了一生的灵魂，东西方两个圣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
观看后我深受鼓舞，想到武训在那样艰苦的年代依然那样执着，而今在这样优越的年代我更要努力工作，为全县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我相信只要我们大家一心向上，全县的教育工作一定会蒸蒸日上，再上一个新的层次！
陶行知建议把武训的事迹拍成电影
1944年夏，孙瑜在重庆北温泉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工作时，一天，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送给孙瑜一本《武训先生画传》，他希望孙瑜有机会时能把武训的事迹拍成电影。
武训是清末山东堂邑县(今山东冠县)人，生于1838年，死于1896年。他出身贫寒，青年时因苦于不识字而受人欺骗，决心行乞兴学，以便让穷人的孩子都能读书识字，免受有钱人的欺压，过上好日子。武训经过30年的乞讨，积累了一些钱，在他50岁以后陆续办起了3所义学，而他自己仍然乞讨过活，直至死去。武训的行乞兴学活动，受到当时统治阶级的赞扬，清末山东巡抚张曜曾奏准光绪帝给予“建坊施表”。武训死后，其事迹“宣付史馆”，被尊为“义乞”、“乞圣”。
孙瑜怀着很大兴趣细读了《武训先生画传》，深深地为武训“行乞兴学”的独特事迹所感动，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电影题材。1945年孙瑜赴美国时，身边还带着《武训先生画传》和初拟的简单的剧情梗概。1947年秋，孙瑜在回国的途中，开始写出一部分的“分场剧情”。剧中的一些主要角色(包括艺术加工虚构的)也逐渐在孙瑜的头脑中形象化了。
回国不久，孙瑜决心筹摄《武训传》。1948年1月初，孙瑜在南京赶写“分场剧本”，1月底就写成简单的电影文学剧本。
《武训传》分场剧本是描写武训自幼穷苦，乞讨为生，他羡慕村里有钱的孩子入私塾念书。一次，他壮起胆子走进一个学堂，跪着请求老师收他念书，但是老塾师见乞丐进门，认为“有辱斯文”，一顿戒尺和呵责把小武训赶了出去。武训不能念书，后来到张举人家帮佣，言明每年工钱6000文铜钱。武训帮工3年，等他要求支钱回家看望生病的伯母时，张举人欺武训不识字，拿出假账簿说他的工钱已支用完毕，武训不服，被一顿毒打赶了出来。经过这些教训，武训懂得了穷人不识字的苦，决心兴办义学，要让穷孩子也能读书识字，不受欺侮。于是，武训做短工、讨饭、敲铜瓢卖唱要钱，积资办学。他一生到处奔波行乞，忍辱负重，含辛茹苦，最终办成了几处对穷孩子进行免费教育的义学……
电影分场剧本着重刻画了武训一生的苦行，主调完全是歌颂性的，歌颂了武训舍己为人、艰苦奋斗到底的伟大精神。
《武训传》分场剧本打印后，孙瑜寄了10几份给上海昆仑影业公司，交郑君里分送阳翰笙、史东山、蔡楚生、沈浮、赵丹等人。赵丹曾在医院里阅读过《武训先生画传》，他见清朝的山东同乡武训(赵丹也是山东人)忍辱负重，终生艰苦修“义学”的事迹，曾感动得痛哭流涕。后来孙瑜在上海约他合作主演，他立刻接受了。
孙瑜很想能在昆仑公司拍摄这部影片，并于1949年2月起加入昆仑影业公司。当时“昆仑”正在赶摄《三毛流浪记》和筹摄赵丹、吴茵合演的《乌鸦与麻雀》，电影《武训传》暂难排上拍摄日程。
改“正剧”为“悲剧”
1949年6月20日，孙瑜在解放后的上海接到赴北京参加新中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通知。在北京，几千位来自全国的文艺战士云集一堂，聆听毛泽东主席的欢迎辞，听取了周恩来长达4小时的政治报告和其他首长们的讲话。在每天的文艺晚会上，孙瑜愉快地欣赏了老解放区艺术家们的那些充满革命豪情和蓬勃朝气的歌舞和戏剧演出。
一天晚间，在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成立的盛大晚宴上，周恩来和茅盾、郭沫若都参加了。孙瑜从老远处挤到周恩来的跟前，告诉周恩来他准备拍摄电影《武训传》，并请教总理对武训的看法。周恩来略为思索告诉孙瑜，他听说武训年老时一共办成了3个“义学”，但后来这些“义学”都被地主拿过去了。在当时参加晚宴的一些同志都想和总理说话的情形下，周恩来不可能再和孙瑜多谈。但他的寥寥数语，已给了孙瑜很大的启发。
1949年12月，昆仑影业公司把《武训传》推上拍摄日程。孙瑜和郑君里、沈浮、赵丹等人多次讨论研究《武训传》。大家感到，武训立志终生艰苦修“义学”，为了使穷孩子们不再吃不识字的苦，其志可嘉，精神可贵；但“兴学”绝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穷人的地位，应该在电影里加以评述(当年曾一度有人建议改电影名为《武训评传》)。于是，孙瑜决定修改《武训传》剧本。
主要的修改如下：孙瑜原来写的《武训传》剧本是一部歌颂武训行乞兴学、劳苦功高的所谓“正剧”。大家感到，武训兴办“义学”可以作为一部兴学失败的悲剧来写。而武训本人到老才发现自己失败的痛苦，才能成为一个大的悲剧。这些修改意见，孙瑜都一一接受。孙瑜认为，封建统治者不准穷人念书，但武训说“咱穷人偏要念书”的那一种“悲剧性的反抗”，能揭露封建统治者愚民政策的阴险刻毒，也是对《武训传》剧本的修改和提高。同时，虽然剧本的主题思想和情节上作了重大修改——改“正剧”为“悲剧”——写了武训为穷孩子们终生艰苦兴学劳而无功，可是他的那种舍己为人、艰苦奋斗到底的精神，仍然应在电影的主题思想里予以肯定和衷心歌颂。于是孙瑜在昆仑公司昼夜赶写，很快发展了剧情和写好了分镜头本。
1950年1月初的一个晚上，昆仑影业公司请了当时负责上海电影事业的夏衍、于伶和陆万美等3位领导来公司，由孙瑜口头把修改后的《武训传》的主题思想和剧情场次细讲了一遍，赵丹作了补充发言。夏衍等人听完介绍后，建议孙瑜把电影的开场和结尾再做一次修改，原来的开场戏是以一个“老布皈”在武训出殡时对他孙儿讲武训兴学的故事，改为由解放后的一个“女教师”在武训诞生111周年纪念会上，对几个小学生讲武训兴学的故事在片尾还是由解放后的那位“女教师”做出结论，“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这样，剧本当晚就被夏衍等领导口头通过，决定拍摄了。
被要求拍成上下两集
1950年2月，孙瑜和《武训传》外景队——演员赵丹和饰小武训的孙栋光、摄影师韩仲良、美工师丁辰、制片主任孟君谋等人，到了武训的家乡山东堂邑县柳林镇武庄，借住在柳林镇的武训师范学校里，武训师范学校的旁边就是武训的坟墓(这个坟墓后来在“文革”初期被一些“红卫兵”砸烂了，据说还把武训的骨头刨出来，淋上汽油当众烧毁)。在开拍前，孙瑜邀请了好多位老人座谈和回忆武训“讨饭修义学”的种种细节。
《武训传》的外景在山东拍摄完后，大家回到上海拍摄内景和场地景。《武训传》顺利地拍摄到当年9月时，忽然昆仑公司要孙瑜把电影拍成上下两集。在以后的半个月里，孙瑜又坐下来夜以继日地赶写剧本。
孙瑜为增加主人公更多更大的困难和矛盾，又精心增加了一些细节。例如，武训因不识字受了欺骗和一顿毒打，在破庙卧床悲愤昏睡，深夜里幻入一场大梦(代表他的思索)，梦见张举人变成红项朝服的魔鬼，把他和无数的“文盲”打下寒冰苦海和炽热的火狱里受罪，最后他回忆幼时听武母“义学”的话，从苦海幻进天堂，把封建恶魔张举人打下尘埃，因而最后武训得出了他“修义学”的“伟大计划”。
与此同时，孙瑜又从历史和现实出发，力图合情合理地在戏的主线外添加了支线，发展了郑君里提出过把车夫周大作为北伐太平军被打散的军士的建议，增加了周大的戏，写他由小偷李四和一个管狱的王牢头(两个新添的虚构人物)的冒险协助，纠合死牢中的囚犯们，打出牢狱，“逼上梁山”，带领一支武装农民队伍和官府恶霸英勇斗争的故事。在剧情上和武训兴学成为“一文一武”正副两条线。这两条线轻重不同地并行发展，互相衬托，直到剧终。
为了进一步深化电影的主题思想，孙瑜又增加了这样的情节：武训在办成第一个“义学”后不久，含泪跪谢考得第一名的小学生赵光远时，竟然在赵光远的口中听到“书念好了，就可以做官”的话，白发苍苍的武训当时犹如霹雳击顶，惊痛地发现，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义学”，竟会劳而无功，一败涂地!最后，老武训在悲乱的心情中，拒绝穿皇上赐给他的“黄马褂”，拒不跪谢皇恩，装疯子进行他的“悲剧性的反抗”。他对一群小学生痛哭流涕，恳求他们“将来千万不要忘记咱穷人”的同时，又在剧终时看到所谓“武”的一线——他的朋友周大和革命武装农民在原野上英勇地跃马飞驰而过，再次高喊“将来的天下都是咱老百姓的!”
为了加戏，孙瑜在电影里加强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残暴和阴险。蔡楚生在养病中，还热情地替孙瑜写了一段精彩台词，刻画山东抚台张曜和幕僚吴庸为武训奏请清廷赐造牌坊，以“收揽民心”的卑鄙对话。
公映后招致全国规模的大批判
电影《武训传》在1950年底终于完成了。公映后，观众反应极为强烈，可算得好评如潮，“口碑载道”。1951年2月，在上海和南京公映获得热烈反响后，孙瑜带上《武训传》的新拷贝到了北京。
2月21日晚7时，文化部电影局局长袁牧之带了孙瑜和史东山两人乘汽车直赴中南海。周恩来等大约百多位中央首长谈笑着走进中南海放映大厅，都来看电影《武训传》。孙瑜没有预料会有那么多的中央首长来看这部片子。这晚，毛泽东主席没来看，后来据中影华北管理处的同志告诉孙瑜说，主席是几天后专门调看了《武训传》。
在电影的整个放映中，周总理一直聚精会神地看着银幕。孙瑜坐在他身旁，心里忐忑地多次观察他对电影的反应。尽管上海、南京等处已经有了那么多的“好评”，孙瑜仍然像一个刚刚交上考卷的小学生，心里相当紧张地等待老师评分。电影放完后，周总理没在大厅里提多少意见。总理只在某一艺术处理上告诉孙瑜，武训在庙会广场上讨钱时，张举人手下两个狗腿子乘机毒打武训的残暴画面似乎太长了。孙瑜即于第二天把踢打武训的镜头剪短了。
《武训传》2月25日在北京公映之前，曾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招待试映。公映后，称誉和推荐的文章在报刊接踵而来。孙瑜在北京逗留了约10天，很多看过片子的领导和同志们都说《武训传》的社会效果颇好。一些原来不安心、不热爱教育事业的教师看了《武训传》以后，开始安心教育，热爱孩子，纷纷表示要“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人民的教育事业”。
1951年初，随着《武训传》在全国的热映，该片被评为1950年度10部最佳影片之一，孙瑜和《武训传》的全体剧组人员都感到莫大的庆幸和安慰。但是，两三个月后，晴天一声霹雳，一场对《武训传》的批判运动在全国展开了。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执笔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认为，电影《武训传》宣传了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反动思想，必须严肃批判。社论严厉地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承认或者容忍对它的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社论还说，“一些号称学好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竟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并由此引出“资产阶级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的严重结论。
1951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说武训是一个“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样，《武训传》的讨论就变成了全国性的政治大批判，《武训传》随之被禁止上映。批判前后持续了1年多，这一批判严重地混淆了思想艺术和政治问题的界限，也给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的发展带来严重影响。以康生等为首的一些政治人物为捞取政治资本为影片罗织了种种罪名，使孙瑜、赵丹等40多名剧组人员受到沉重的打击或者牵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