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及其现代意义

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及其现代意义（精选9篇）

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及其现代意义 篇1

摘要: 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着剧烈的变革，由此带来人们思想、观念、信仰的多方面冲突与变化，而中国又有着五千年悠远流传的文明，孕育了丰富多彩的优良道德传统，这些优良道德传统与今天的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确对待它们会给中国带来无穷的力量。

关键词: 道德传统 道德建设 时代价值

正文：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特色,以人为中心,强调人与人的关系,属伦理型文化。中国的伦理文化对于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对于中国人道德境界,理想人格的培养,对于中国家庭、社会的稳定,对于中华民族的延续、发展,都曾起过历史的积极作用。

一、中国传统美德概述

中华民族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优良美德,这些优良的美德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精神财富,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道德的丰富源泉。这些优良的传统美德,概括起来主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树立远大理想并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奋斗

中国文化是特别强调理想和境界,境界也就是理想。儒家为中华民族设计了“天人合一”、“内圣外王”和“天下为公”的理想,道家设计了“道法自然”“、小国寡民”和“无君论”的理想,墨家提出了“兼爱非攻”、“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理想。秦汉以后,中国的有志之士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繁荣、富强而奋斗的过程中,或者用时代精神解释了这些理想,或者提出了新的理想。

(二)加强修养,发扬严以律已,宽以待人的美德。

注重人身修养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特点。孔子提倡:“君子求诸己,小求诸人。”他又告诫人们:“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曾子把孔子严以律己、注重自己身心修养的思想总结成一条指导人生的格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重视人生修养不但是中国文化之特点,也是中华民族之美德。中国文化总是把做人、修养放在首要位置。(三)强调关心国家利益、他人利益,以人民利益为先

孔子的仁学,仁者爱人,忠恕之道,墨家的兼爱非攻,都是以爱他人,关心他人利益为重。按照“忠恕之道”,主张“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待别人的慈爱之心,也就是“推己及人”,亦即平常所谓“群体和谐”精神。范仲淹把孟子的民本主义思想概括为脍炙人口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流芳数百年,激励开明政治家去关心人民利益的传统美德。(四)坚持发愤忘食、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中国文化始终以人为中心,强调人对自然的积极主动精神,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周易乾卦传•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正是《周易》所反映的中国文化精神,也是数千年积累起来的传统美德。孔子在晚年面对自己的弟子述说自己永不止息的奋斗精神时说:“其(指自己)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曾参发挥了孔子的思想提出君子“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的观点。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五)发扬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美德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向来被认为是志士仁人坚持正义、坚持真理、坚持理想与信念的高尚品质和传统美德。这种美德激励了多少中华儿女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伟大事业,也在中华文化的史册上谱写了新的动人乐章。

(六)发扬孝敬父母、尊师重道的美德

孝敬父母、尊师重道是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中华民族之传统美德。有人称中国文化是“孝文化”,这是有道理的。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孝道”,我们当然应该进行分析、鉴别。但是,孝敬父母的基本思想,则是数千年调整、和谐家庭关系所积累起来的伦理规范,成为中华民族历代所认同的传统美德,今天仍然应当继承和发扬。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另一个重要的传统美德。

二、中华传统美德的现代意义

(一)传统伦理道德对杜会公德建设的价值

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公德建设，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关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系统完善，因此全社会应承担起促进我国社会公德规范体系的形成，但其需多层面去努力。

就爱国而言，每个人所负有的维护国家尊严、统一和声誉的义务是永远不会改变和不可推卸的。古人“临患不忘国，忠也。图国忘死，贞也”的古训，近代梁启超“以国事为己事，以国权为己权，以国耻为己耻，以国荣为己荣”的名言等等，这都是我们引以自豪的光荣传统。就团结友善而言，我国古代贤哲历来主张以“仁爱”、“友善”待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人道主义精神，仍然是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也是我国实现社会安定，民风美善的精神力量。

(二)传统伦理道德对职业道德建设的价值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对当前职业道德建设的现代启迪，首先表现在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为主干的传统伦理的“义利合一”这一基本原则的现代意义上。职业道德与职业的功利行为直接相关，因而如何在职业谋利行为中遵守基本的道义原则，使谋利行为与道义行为达到内在的统一，是职业道德建设中必须正确处理好的一个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儒家的传统道德历来主张义利合一的基本原则:见利思义，不谋不义之财，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就意在此：当义与利发生冲突时，自觉遵守义大于利的原则，必要时做到“舍利取义”甚至“舍生取义”。

(三)传统伦理道德对家庭道德建设的价值

家庭美德是一定社会或阶级根据其总的道德要求所制定的，调节人们在家庭生活方面的关系和行为的道德准则。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家庭道德反映出一定阶级社会整体道德水准。

当今社会的家庭道德建设主要是从当今社会生活的要求出发，但是对传统家庭美德的继承和发扬也仍需注重，它们对今天家庭道德建设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中国传统道德强调个人在人伦关系中应尽的道德责任，从不同方面规定了封建社会中最基本的人伦要求，尽管其中不乏糟粕，但从总体上来看，其主旨无疑对指导人们正确处理与其他社会、家庭成员的相互关系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将传统美德中精华之处借鉴、吸收和应用于现代社会家庭，必将能形成良好的家庭道德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是十分丰富的。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德性修养、充实自我心性及为现代化的实现提供精神和德性方面的保障等，都有着深远的意义，所以在当今社会，合理地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伦理道德将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参考文献：

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11年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及其现代意义 篇2

武德是一个流传于武术界却没有词典释义的概念。中国传统武德,现代汉语词典中没有收录“武德”词条,在《辞源》里有解释为“武道”,旁注:“国语晋九: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出以升在位,有武道以羞为正卿,有温德以成其名誉。”至于武道是什么,从“武节”中,我们看到“犹武德、武道”,并有举证:“汉书武帝纪元封元年诏:‘朕将巡边陲,择兵振旅,恭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可见,此处武德武道武节都是军事活动的含义,而非我们希望获得的意义。古代的“武德”非今之“武德”,其“德”字与品德、道德无关。“武德”一词,最早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提出:“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这里的“武”,指军事。由于军事与武术是同源、共生共存的,后来武术也就将“武德”包孕其中了。我国人民历来祟礼尚德。孔子办学设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就以“德行”为首。《礼记射礼》所述:“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故事之尽礼乐而可数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圣王务焉。”说明射礼是与德行教化紧密结合的。“这大概是武德的开始吧”。

而当今的武德之“德”在此指的是道德规范和行业标准,按照温力先生的观点,“所谓武德大概就是指习武的人所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如果一定要对武德有一个界定,那么我们也只能说它是一种‘职业道德’”。同时,也有类似定义的,“所谓武德就是以武术为载体所进行的社会活动中主体所体现的道德。”2传统武德的具体内涵和外延

武德根源于传统的“道德型”文化,而又有其自身的文化体系。它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打上了中国文化精华的深深烙印;在武术由军事体育分离出来后,两汉时代以降,与占主流的儒家文化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2.1 自强不息,刚健有为

在个人修为上,积极入世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又一重大内容。孔子在《易经》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即鼓励君子应自强不息、刚健有为。

刚健有为作为儒家基本精神之一,是儒家关于人生态度的理论概括和价值凝聚。孔子十分重视“刚毅”的品格。“刚毅木讷近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也是刚毅在个人意志修养上的外在表现。在他看来,有志有德之人,既要刚毅,又要有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孔子本人也身体力行刚健有为、努力进取的奋斗精神,并鄙视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小人”。儒家的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对中国传统体育伦理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武术界广为流传的“闻鸡起舞”的故事,即是记述了东晋爱国将领祖逖,在朝廷苟且偷安、偏安江南的情况下仍然健身习武,励志图强的武人风貌。在传统武术界,还有诸如“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若要功夫好,一年天天早”等要诀,都体现了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2.2 谦恭礼让,德行为先

在人际交往中,孔子强调礼让。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礼让作为传统道德规范的核心准则之一,旨在要求人们在各种不同的人际交往中要有恭敬、谦让的精神,以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

受儒家这一伦理思想的影响,中华传统武德中非常讲究“谦恭礼让,以德服人”,讲究“尚武崇德”,由此形成的尚德风气,使“武德”比“武技”更为重要。即使在比赛中落败,但讲求武德具备谦谦君子之风的武林中人,同样会赢得对手和观众的尊敬,虽败犹荣。

讲求谦恭礼让的孔子惟有在“射”中提倡争夺,孔子在《论语》中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但它是本着“友谊至上,公平竞争”的宗旨进行的。

孔子对这种“友谊至上,公平竞争”式的文明比赛非常推崇,以至对中国体育产生了深为远大的影响。即使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所有的武术比赛中,交手双方一上场,都要抱拳行礼,相互问候。而比赛结束,双方队员又要相互鞠躬,以示敬意。这一套程序已成为武术比赛的固定模式。

按常理,体育比赛是定要决出胜负的,但中国传统武术由于深受儒家“德治”思想的影响,更讲究“以德服人”,把武德看得比武艺更要紧,把比武时的德行看得比胜负更为重要,更反对恃强凌弱,逞能耍横。

2.3 孝亲忠君,重道轻利

在处理上下尊卑等级关系时,“忠孝”是一切伦理准则的基础和核心,忠孝观念也成为中国人道德观念的核心内容。这一思想更是深深地渗透到武术界。由各门派重长幼尊卑,严格的师徒辈分等级,我们更能读出“忠孝”的含义。

忠孝观念反映到中华传统武术中,便体现为“孝亲忠君,重道轻利”的武术道德观。以武术为主流的中国传统体育,其最重要目的是“卫国强身”,操练武术平时可以用来健身防身,而一旦国家有难,习武之人则勇赴国难,万死不辞。如少林宗派《秦经拳法备要》如此告诫习武之人:“卫国保身方可用,持强道理莫欺人。贤良秘授行危困,邪妄休传害众生,大道等闲若轻授,须防九族尽遭刑。”

以上即是告诫习武者若恃武功犯上作乱,而不思忠君报国,将难免株连九族。因此,诸如古代武师展昭、少林十三棍僧,近代武林高手霍元甲、陈真等,无不以奔赴国难、救国救民为己任。

2.4 扶危济困,行侠仗义

“扶危济困,行侠仗义”的侠义精神是传统武德中熠熠生辉的集中表现,也是为习武者设计的人生价值与理想境界,具体表现在社会责任与人格修养两个方面。“义”为行善之本,义,是衡量武力行为正常与否的准则之一。“千里赡急,不吝其身”为重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成为侠士们社会武术现象产生的思想基础。义是习武者必须具备的道德素质。大义当前,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自古以来,行侠仗义,以正义之力制止邪恶之暴戾,一直就是武林中追求的人生理想。孔子曰:“君子以义为上,君子有勇无义为乱,小人有勇无义为盗。”“义”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基本标准,为坚持真理、保卫国家利益和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受损失的挺身而出之举。

大“义”面前,生死置之度外,这就是对习武者侠义精神的道德素质的基本要求。在武德中要求习武者的言行举止要与自己的身份相符,通过“义”的环节规范人的道德行为。传统的武德中讲究“学拳以德为先,凡事恭敬谦逊,不与人争,方是正人君子,学武宜作正大之事,不可恃艺为非,以致损行败德,辱身丧命”,强调习武者要仁爱、守礼、忠诚、谦让和宽厚。

3 武德实践的历史价值

中华武德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其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古代以儒家的道德为主体,近代以救亡图存为要旨,现代则以爱国精神为极至。现代武德思想较之前代有所损益,摆脱了狭义的道德意义,把传统的武德教育与新时代的爱国精神有机融合在一起,将武德文化提高到了塑造国民精神的层面。“内外兼修,德艺双馨”,尚武与崇德的紧密融合,实质上已经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民族精神的主体。近代武德文化这一实质性的飞跃,构成了中国武德文化的基本内容。“武德”从通俗的意义上讲,也就是指“习武的道德”,它是调整习武者之间的关系,制定习武者与社会之间行为规范的准则,它用善和恶、正义和非正义、公正和偏私、诚实和虚伪等道德观念来评价习武者的种种行为,达到使习武者既能见义勇为,敢于斗争,又能自我克制,自我完善。

中华武术之所以强调武德,是由武术的杀伤力和主张温柔敦厚的传统文化决定的。武术是以拳脚和器械进行对抗的运动形态,稍有不慎就会致人伤残。所以,旧时教习徒众或训兵练勇,都特强调“武德”,点到为止,严禁伤人。在武林中,各门各派的拳谱、家法,无一不开宗明义阐明武德,规定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训导门徒“学拳宜以德为先,凡事恭敬谦逊,不与人争,方为正人君子”。

这说明在武术的授徒择人上,各派均有严格规定。“武德十戒”从浅层次看是对习武者的道德规范,要求习武者奠定社会公德,尊师重道,反对好勇斗狠,恃强凌弱,实际上从深层上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以德为本”,显现了儒家文化中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内涵。中国武术理论认为人的身、心和道德是不可分的。要想取得良好的练习效果,练习者必须不断地培养自己健康的心理品质,完善自己的人格,如襟怀豁达、与人为善、以礼待人、心平气和、从容沉着等等。心理修炼和武德培养也由此成为中国武术极其重要的内容。

4 传统武德对现代体育精神的启示

中国传统武德作为传统道德的一支,对于社会伦理的完善和规范也作出了自身的贡献。由于人们对于传统道德观点的继承惯性,即使五四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和当下西方思想入侵都无法使人们彻底忘却传统伦理观念。武德文化深受儒、道、佛互相渗透发展影响,从其哲学基础和价值观念的核心层次,到对武术活动内容、运动形式等方面,与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近现代体育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体育文化,但二者都包含着某些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各自以不同形式诠释着人类文明的共性,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理想,这就使中国传统武德文化与现代体育精神有了共振点,从人格塑造、道义维护和主体发展三方面给我们以价值认知:

4.1 塑造理想人格———二者的人性旨归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人格是人的性情、素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由此可知它也是一个人与他人不同内涵的体现。人格价值指一个人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是否有一定的价值,人格价值的高低是通过个人的行为实践,并在与他人、集体、民族、国家的相互关联中表现出来。

在中国长期的历史文化中,历来把塑造理想人格作为挖掘人性真善美的首要目标,重视伦理规范的儒家强调“仁、礼”,提倡“智、仁、勇”三者统一的人格,主张“内圣外王”;崇尚恬淡无为的道家提倡“顺随自然、清静无为”的自由人格;佛家则提倡“空明清净”的超然人格。因此,深受儒、道、佛思想影响的传统武术特别注重人的人格精神、道德修养的价值。不论是武术,还是养生导引术等传统体育项目,都追求德与体的协调合一,身与心的共同发展,其目的是要做到退则“独善其身”,进则“兼济天下”,既要有“智”的理性品格,又要有“仁”的道德原则,“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颜渊》),还要有“勇”的气质性品格。这就使中国传统文化对“见义勇为”的侠义精神备加推崇,孟子称之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的人格标准。因此,在传统体育中,没有对“力”的崇拜,不管是习剑练武,还是导引养生,都如同吟诗作画一样,使人感受到淡泊清雅、怡人心境的憩适,从中获得心灵的宁静,人与自然的和谐,达到人格的升华。

现代体育使人们一次次去经受各种意志的考验、心理的冲击,体验到成功的欢乐和失败的痛苦。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懂得了如何去克服惰性,战胜自己,为理想拼搏进取。所以现代体育推崇重在参与的奥运精神。在追寻的过程中,它与中国传统武术道德要求一样,从人性需求出发,通过运动来锻炼心、智,启迪灵性,进行人格修养,使身体修养和道德修养和谐统一发展,进而塑造理想人格。

4.2 崇尚和平、呼唤正义———二者的道义基点

深受儒、道、佛文化浸润的中华传统武德,处处表现出“礼”与“和”的特征。孔子提倡“讲信修睦”《(论语·颜渊》),“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提倡彬彬有礼的“君子之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这种“礼让”和“仁爱”的准则,与现代体育竞赛的“公正”、“和平”的原则不谋而合,它处处规范着我国古代的体育活动。楚王解释武字时说道:止戈为武。把武力(武术)作为和平的保障力量。

规范武术行为的武德便是儒、道、佛“仁、慈、宽、信、恭”等道德准则的具体体现,武林的众多流派无不以武德为其宗旨。《少林戒约》曰:“对待侪辈,须和顺温良,诚信勿欺”;《峨眉枪法·戒谨篇》云“:不知(智)者不与言,不仁者不与传”;《永春白鹤拳拳谱》云:“不信者不教,无礼者不教”,并且武林中向来用“以武观德”来评价人。

西方体育从古希腊时期起,就把追求和平、正义作为自己的目标。古希腊繁荣时期制定的“神圣休战条约”,使战争双方在奥运会期间放下干戈,携手走进奥运会赛场,保证了奥运会按期顺利地举行。运动员、裁判员在比赛前要在宙斯神像前宣誓,保证公平地参加比赛。古奥运会的“和平”、“正义”的旗帜为近现代体育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奥林匹克主义的核心就是力求使体育运动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强有力因素”。现代体育制定了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位选手在相同条件的制约下参加比赛,以保证公正的实现。现代体育运动的历史表明,虽然在体育运动中存在种种丑恶现象,正义没有得到充分的维护,并没有实现完整的平等、公正。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民族已抱着和平、公正的愿望加入到体育运动中来,共同为人类的和平和发展而努力。

对比中国传统武德思想和西方体育文化精神,自由、平等、博爱、正义等思想成为二者的道义基点,东方的伦理思想也使中国传统武德处处表现出和平、正义的特征。

4.3 完善和发展主体———二者的功能外现

中国传统武术文化提倡文武双全、德艺双修,“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备者必有文事”《(史记·孔子世家》)“德智皆寓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育之研究》)。传统武术活动就是要通过自身的修炼来顿悟事理,修身养性,达到“成人”的标准,这种修炼是人的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过程,而不藉外力之功。因此,真正的武林高手并不到处卖弄高超的武艺,而是在修养、人格、参悟天地万物之理的功底上气胜一筹,卓而不群。武术理论体系和实践中都贯穿了内外兼修、形神统一的观念,认为内在的心、意、神等修炼到一定程度,才能达到武艺的成功和完美。太极拳中有“拳打千遍,神理自现”的谚语,要求形、神兼具,在实践中去体会拳理拳法,感悟道德人生,将修炼熔为一炉,达到内外兼修、德艺俱备的境界。

中国武德与西方体育精神虽然存在巨大差异,但在追求人类的文明进步方面则存在着共同点,它是完善和发展运动参与者主体的助力器。中国武德文化的精华至今仍符合体育发展的原则,具有真理性、现实性、可行性,它必然会有传统文化的传承性。

5 结语

武术是在中国传统哲学、伦理学光辉的照耀下演变发展的,武术练习者不仅要学拳脚功夫,更要深刻学习武德的历史价值,领会武德内涵,弘扬武德中的哲学和伦理思想,秉承仁爱和合的传统精神,保持武术者的品格和人性。在构建和谐社会和弘扬现代体育精神的今天,重构武术精神有必要用科学的精神和求真、创新的态度剖析武德,让中国传统武术中的武德在新时代表现出新的人性特征。它对当今体育精神的重构与不正之风的矫正,也有积极意义。

摘要：中华武德是武术界的准则,它是中华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受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影响而形成的,它是习授武艺者的道德评判标尺。它对社会秩序起到了调整和维护正义的作用。武德中蕴含的中国传统思想精华,如崇礼尚德,谦让克制,维护正义,都对当今的体育精神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代社会,重振中华武德,契合现代体育精神的重构、人文体育的认知和回归,大有裨益。

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及其现代意义 篇3

关键词：礼法文化；文化性格；现代意义

《寻其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一书是梁治平先生著述的。梁先生从文化解释的角度出发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了系统的研究。这本书的核心章节是《礼法文化》，让我们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礼法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用现代人的视角来看待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意义。

一、中国礼法文化的文化性格

《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一书从文化中探求中国古代法的精神，并把重点放在了制度的文化性格上面。梁先生用辨异的方法来探求其文化性格。纵观全书，其文化性格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看出：

（一）无“私法”

可以说，作者在最后总结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之前，主要就是围绕着中国古代的“私法”问题，从中国古代法的公法性格和中国不能产生“私法”两方面，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论证了在中国古代是不会产生私法。从作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性格之一，即无“私法”。

作者在开篇《家与国》中讲到人与人关系改变造成了“一种浑然无外的社会关系状态，其中，无所谓个人生活，也就是说没有私生活的领域。”〔《个人》和《阶级》两章，作者首先通过对家族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之间的探讨，得出了结论“中国传统文化不外是家的文化，孝的文化，它不承认个人的存在”。其次，通过对商人在历史发展演变的研究，也说明了中国没有产生私法的原因。《义利之辨》讲到中国有着两千年历史的义利之辨，其焦点在于私利与追求天下大公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义利之辨的大前提就是为了要完成去私。

（二）法律、道德与政治的融合

作者在《刑法律》中讲述了法的含义的演变，得出结论，即“中国的法是具有暴力色彩的、有‘公的性格的，法即是刑，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文化特征的。”《治乱之道》中谈到中国古时治乱之道的一贯精神就是人治而非法治。在《礼与法：道德的法律化》和《礼与法：法律的道德化》两章中，从法律和道德关系角度详细阐述了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一方面，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这是道德的法律化；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同时要行道德的职能，这是法律的道德化。”

（三）以追求自然和谐为最终目标

作者在第八章《无讼》一章中谈到中国无讼观念，而无讼观念从根源上来看是源于古人崇尚天人合一的和谐观念。“天道本和谐，因此人道亦平和。倘若人涉身于冲突，那便是偏离了人道之所本的天道。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的责任，就是要通过教化，通过劝说也通过儆戒，使他们‘反人道之正，以便维持好整个社会的和谐。这样的态度与作法，不但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性格，而且也构成了中国古代法的出发点。”而在第十二章《自然法》一章，作者进一步通过对中国古人“自然”的解读，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化里面，礼法以及人类社会所有的一切，最终都归根于‘自然……所有这一切，都源自于古代中国人独特的宇宙观，源自天道和谐的观念，源自古代中国人对于自然和谐的不懈的追求。”

综上所述，梁治平先生对中国传统礼法文化的文化性格进行了深度的描绘，从以上的总结来看，礼法文化的文化性格是与我们现在的一心追求的法治文化是格格不入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就此承认中国传统礼法文化对我们今日是毫无意义可言的。

二、中国传统礼法文化的现代意义

（一）对中国传统礼法文化中“传统”的理解

梁先生传统文化研究的范围并不是完美的。他在書中的再版前言中也反思了这个问题，说道自己书中的传统是“‘大传统，即来自国家的、统治者的和精英的文化传统，而非大众的和民间的各种传统。”也有学者就认为梁先生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对于乡土社会的草氓百姓来说，是否同样秉承这一价值理念呢？”。

而这个问题可以从梁先生1996年出版的《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一书得到会弥补，这本书“乃是对作为‘小传统的中国清代习惯法所做的研究。”这进一步弥补了《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的遗憾，展现出了不同于国家或者精英社会层面的一种文化“传统”。

所以说，我们理解传统，不仅要从精英社会层面，也要从乡土社会来看待。古代社会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今日法治的进程。只有全面看待“传统”，现代法治才会在社会各个阶层都有其生存的空间。

（二）传统礼法文化的现代意义

梁治平先生认为，中国现在正处在这样一个时期，旧的文明秩序已经被打破，新的文明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现在所处一个混乱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更要加紧步伐，寻找到合适的出路。

现在很多学者都在提倡法治与礼治相融合，梁先生认为当前我们处在的这个摸索时期的发展方向就是礼与法的分合，他的出路就是建立一种新的文化秩序。费孝通先生也看到了现在两者的冲突，他认为“法治的秩序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建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么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但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法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这些观点都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礼法文化深入详细的研究基础之上。从这个层面上看，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对现代甚至未来中国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国家法”和“习惯法”的古代法文化研究，在今日看来，对我们实行法治都有一定的意义。

三、结语

我们现在正处在这样一个如梁先生所说的一个转捩点，只有通过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对现在的社会有更加深刻的全面的理解。同时，这些在我们看来不相容的传统的文化能够为我们现在寻找出路指明方向。中国传统礼法文化对于我们今天而言，是有着重要的现代意义的。

参考文献：

[1]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18页。

[2]徐忠明：《辨异与解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类型研究及其局限—<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读后》，《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8年第2期。

[3]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续）———对梁治平“法律文化论”的批判》，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报），2005年第4期。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篇4

：“考试是对我们平时学习的一种检验，如果平时用功读书，考试的时候自然不用考虑作弊问题。

。”对于考试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应对之策，有的同学平时上课就很认真，而那些平时上课溜号的同学在考试前也会“临阵磨枪”，钟夏荷月的一位同学告诉记者：“虽然我不太赞成这种„临阵磨枪式‟的复习方法，但是这毕竟也是自己的劳动所得，总比考试作弊要好得多。无论作弊是否被发现，你都将永远背负着不诚信的负担，心里也会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真的是得不偿失。”

自觉遵守学校教育考试纪律和有关规定，杜绝考试作弊，做诚实守信的学生！

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争当一名诚信考生。我们是21世纪的青年，是祖国未来的希望，当诚信考生，作文明公民，既是时代的需要，更是做人的基本准则。我们要充分利用温书迎考的时间，认真复习好每一门功课，以诚信的态度对待每一场考试，考出真实水平公务员之家http://，考出诚信学风，勿让宝贵的诚信遗失在考场上。

“文明考风、诚信考试”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良好的学风，文明的校风，应当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我们每一名同学都要自觉抵制作弊行为，大胆地同一切违纪行为和作弊行为作坚决的斗争。立志成为一名文明诚信的学生，努力发扬文学院优良的传统学风。

作弊不仅是对自己能力的否定和蔑视，更是对学术风气的亵渎；作弊者不仅丢掉了学位，更丢掉了21世纪的天之骄子的诚信。

我们需要真诚地面对自己。诚实做人，诚实做事，做一块经得起烈焰烤炙的真金！因此我们号召同学们切不能因小失大，为力求单科成绩的勉强通过，而违背考试的真意，任由自己一时不负责任的行为而遗憾终身。

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及其现代意义 篇5

中华优良道德传统分为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和中国革命优良道德传统。

一、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重大意义。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加以发展，就能充分激发整个民族的潜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

1．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现代化的模式可以多种多样，但都不能脱离自己的民族性。2．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是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内在要求。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能够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责任感；能够使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具有更丰富的内容，具有更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能够使人际关系更加和谐，促进经济社会更好地地发展；能够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形成适应时代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规范。3．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是个人人格完善的重要条件。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是中华民族的根，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根，是一块永不磨蚀的“胎记”。

二、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主要内容：1．注重整体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强调对社会、民族、国家的责 1

任意识和奉献精神。“公私之辩证”是中国传统道德发展演化的一条主线。“公义胜私欲”是道德的根本要求，“公”是作为道德的最高标准。强调在“义”和 “利”发生矛盾时，应当“义以为上”、“先义后利”，“见利思义”，主张“义然后利”，反对“重利轻义”、“见利忘义”。2．推崇“仁爱”原则，追求人际和谐。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崇尚“仁爱”原则，主张“仁者爱人”，爱人要从爱旁边的人做起，从爱亲人做起，即孝悌是人之本（孝道），并把这样的爱推广到他人，即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忠道），能将心比心（恕道）。立足于自己，承认人的差异，主张“合而不同”，“和为贵”，讲求和睦相处，强调社会和谐，“亲仁善邻，国之宝也”。3．讲求谦敬礼让，强调克骄防矜。谦即自谦，虚以处己；敬即敬人，礼以待人。谦敬与礼让是联系在一起的，“恭敬之心，礼也”，“凡人炎所以为人者，礼义也”。同时提醒人们“事思敬”、“不居功”。4．倡导言行一致，强调恪守诚信。“诚”即真实无妄，其最基本的含义是诚于己，诚于自己的本性，包括“诚”和“信”两个方面。亦即诚实守信，就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实事求是，严肃认真，尊重科学，坚持真理，坚守信诺。5．追求精神境界，把道德理想的实现看作是一种高层次的需要。《荀子·劝学》中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这里讲的“神明”是指人的精神面貌；“圣心”是指一种道德境界。所谓“成德至善”，是说个体的道德品质是一

个由一种较低的境界到另一种较高的境界，不断前进而逐渐趋于“至善”的过程。——“存之又存，相乃不舍”，逐渐地但无止境地趋于“至善”。6．重视道德践履，强调修养的重要性，倡导道德主体要在完善自身中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中国历史上的儒、墨、道、法各家都认为，在塑造人格的过程中，最重要是就是奋发向上、切磋践履、修身养性。此外还有廉洁自律、宽厚待人、艰苦朴素、勤劳节俭、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尊师敬业，以及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舍生取义、见义勇为、奋发图强等。

三、正确对待中华民族道德传统。自从1919年“五四”运动第一次中西文化大碰撞以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以及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伦理道德文化，一直是我们在文化和道德建设上进行战略选择的一个重大而无法回避的问题。虽然我们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和回答，但直到现在所谓新自由主义、“全盘西化论”和新复古主义、儒家救国论仍然不绝于耳，成为当今意识形态领域里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必要旗帜鲜明地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原则态度，澄清理论是非，扫除思想障碍。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是一个矛盾体，具有鲜明的两重性。①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之；②在按社会主义的要求和建设的需要，做好取舍和创造性的转化之；③要通过分析、鉴别、取舍和改造，剔除那些带有明显的阶级和时代局限性的成分，继承那些反映普遍性、共同性和一

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及其现代意义 篇6

值观的关系

学院：师范学院班级：2016物理1班姓名：钟扬帆学号：20161001218 摘要：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古代道德文明的精华，是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共存共荣的凝聚剂和内聚力，它是中华民族道德人格的精髓，是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伦理道德传统的关键，也是现代中国道德文明建设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中华传统美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中华传统美德的内涵及特征

从广义上讲，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指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被古代人民普遍接受、认可并遵循的道德行为准则。它既包含那些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道德行为准则，也包含那些在我们今天看来违背历史发展潮流，对社会历史发展起阻碍作用的道德行为准则[1]。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所说的三纲五常，以及流传下来的愚公移山、三顾茅庐等等都是中华传统美德。接下来重点谈一谈在当今时代，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内涵。

我认为首先应该提的就是爱国精神。我国是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自古以来，我们国家出现了无数位忠于国家的爱国将领，他们的英勇事迹为后人所赞扬，鼓舞着后人不断为国家做贡献。“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岳飞在《满江红》里倾泻满腔热血，他背刺“精忠报国”的情怀深深地打动着我们。关天培在鸦片战争期间死在炮火台上的英勇事迹感染了我们。好多好多诸如上述的英雄人物们，他们无比热爱着祖国的大好河山、祖国的灿烂文化，他们的爱国情怀既体现了自身的价值，也为后人振奋了精神。其次，我们应该做到尊重父母，慈孝统一。国家是大家，父母所在的家是小家。我们好像很有钱，用着父母没用过的东西；我们好像很厉害，不顺心就跟父母喊；我们有时很高高在上，一点苦也不想吃。我们凭什么这样啊？父母给予了我们宝贵的生命，含辛茹苦地把我们抚养成人，我们应该做到对父母敬重，尽到慈孝。再次，我们要有谦虚礼貌、严己宽人的态度。中华民族是一个礼仪之邦，从我国古代开始便讲礼貌、懂谦恭。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的信条至今仍然对人们修身养性具有激励作用。古人云：“满招损，谦受益”，可见，谦虚懂礼貌对人们为人处事是多么重要！这种严己宽人、谦恭礼貌的美德也成了后人的行为准则。诚实守信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一。《老子》中写道：“轻诺必寡信”，这句话告诉我们，要重视承诺，做到一诺千金，即我们所说的“言必行，行必果”的诚信品格。在现代社会，我们应大力弘扬这种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缺斤少两等等现象在当今社会普遍存在，这就是商家的不诚实守信、不诚恳老实的表现。我们应该杜绝这种现象。另外，当今社会人们必须具有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深入人心，为当今社会所接受、赞扬。我们应该像孔子所说的那样，“不怨天，不尤人”，我们不能坐等其乐，不靠努力就想要得到成功。必须以积极进取的振奋精神去鼓舞别人、激励自己，只有这样，人类文明才会进步、社会发展才能进步，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繁荣昌盛！

中华传统美德具有鲜明的特征。首先表现在它的科学性与进步性。中华传统美德正确地反映了人们的道德关系，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发展的道德规律。中华传统美德自古就有，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如今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因此我说它具有科学性与进步性。其次，中华传统美德还具有人民性。因为我国传统美德都是被人民群众普遍接受、认可并弘扬的。它代表着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反映着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因此，中华传统美德具有人民性。再次，中华传统美德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中华传统美德形成于封建社会，并且贯穿于封建社会的始终。其内在思想是与封建统治思想相吻合的。中华传统美德也在客观上推动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因此说其具有强烈的封建性。

二、中华传统美德的社会作用

中华传统美德产生于我国封建社会，如今我国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在这几百年间，中华传统美德对我国的社会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推动了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的发展。因此，中华传统美德对我国社会发展起着积极作用。

首先，中华传统美德对社会风气的改善起到了促进作用。由于我国传统美德讲究的是三纲五常，因此，我们的社会应该是互帮互助的社会，我们遵循礼尚往来、和睦相处。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个公民都“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有利于清除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良风气。这便是中华民族能够几千年不断发展的重要源泉。其次，中华传统美德促进了人际关系的协调发展。正是由于传统美德使人们懂得了人与人之间要互帮互助、诚实守信，让人们懂得了这样一种观念，有利于改善人际关系，这就为我们处理好彼此的人际关系打下了行为基础。这也是我国优秀传统美德能够长久不衰、不断发扬的重要因素。再次，中华传统美德有利于造就人的优良品格。我国优良传统美德要求人们克服不良习惯，端正自身不良行为。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之林，正是有这样一种优良传统美德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使人们具有了敬业乐群、谦虚友善的优良品格。此外，中华传统美德有利于民族精神的培养。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在五千年的发展过程当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从兴盛、落后再到崛起，正是因为有着伟大的民族精神作支撑。而这伟大的民族精神的思想基础正是“仁、义、礼、智、信、忠、孝、节、勇、和”。最后，中华传统美德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儒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华民族的社会进步，其文化思想也被全世界所认同。五千年来，中华传统美德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使得我国的灿烂文化被保留至今。我们之所以不断地在进步、在走向文明，正是由于我们的传统道德和精神力量在作支撑，也说明了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推动作用。

三、中华传统美德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来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内核。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总书记多次做出重要论述、提出鲜明要求。中央政治局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进行学习。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这是因为中华传统美德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来源。

首先，传统道德观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吸收。“仓廪时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由管子最早提出的荣辱观。我国历史上有关于中国传统道德观的古训有很多，例如孔子倡导的“行己有耻”、孟子对荣辱观根源的分析“仁则荣，不仁则耻”等等，这充分说明我国自古以来就把传统道德的荣辱观看得很重。正是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吸收和继承了我国优秀传统道德观精髓，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更好地去实践，这也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了浓厚的文化底蕴。

其次，中华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相连。我们说中华传统美德可以用“仁、义、礼、智、信、忠、孝、节、勇、和”来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继承了上述传统美德的合理内核，因此体现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强烈的民族性与历史传承性。我们倡导“精忠爱国”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倡导“奉公守己”与“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等等，它们彼此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构成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这种关系便是中华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相连，并且前者是后者的道德基础和重要思想来源。

最后，中华传统美德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赋予了新的内涵。现代是传统的继承和超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能离开中华传统美德的大道，只有在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美德的基础上才能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置身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长河中对中华文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继承，体现出了它的继承性、创新性以及时代性。正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克己奉公、公正无私的传统美德，同时也充分体现了科学精神、民主精神以及创新精神的时代精神。因此，我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华传统美德的继承与发扬，中华传统美德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赋予了新的内涵与意义。

参考文献：

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及其现代意义 篇7

1 我国的医疗特色及医患关系现状

医患面对共同的敌人———疾病, 追求共同的目标———健康, 医患关系本应和谐, 然而, 近年来却可以说是冲突不断、纠纷频发, 且矛盾不断升级, 极端化事件时有发生。究其原因, 客观地说是在社会、经济、体制、机制、医生、患者、媒体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但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那就是目前还没有构建出良好的医德体系和医学人文环境, 或者说是社会和患者对整个医学医德体系的不信任。而我国医疗特色鲜明, 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即坚持中西医并重的基本方针, 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作为医疗卫生工作的三支力量并存。根据这样的实际, 从加强医德建设的要求, 重温中西传统医德, 求同存异, 提炼出中西优良医德传统, 积极思考怎样进行医德教育, 对于重构医患信任体系, 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 中西医德传统异同分析

2.1 我国医德传统

我国医学的伦理思想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历来对医生不仅有医术方面的要求, 更有思想品德、医疗作风和职业态度等医德方面的要求。早在《周礼·天官冢宰第一》中就已有文字记载:“岁终, 则稽其医事, 以制其食:十全为上, 十失一次之......十失四为下”。那么何以会“次”呢?《素问·徵四失论》析曰:“......精神不专, 志意不理, 外内相失, 故时疑殆”。而“仁爱”作为儒家思想核心则是贯穿于我国传统医德思想始终的一条主线, 首先强调“人命至重”, 坚信“医乃仁术”。《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天覆地载, 万物悉备, 莫贵于人”。《千金要方》提出:“人命至重, 有贵千金, 一方济之, 德逾于此。”东汉医圣张仲景在其论著《伤寒杂病论·自序》中强调所谓医家应具“大慈恻隐之心”与“好生之德”, 面对患者必“普同一等”且“一心赴救”。同时, 古代医家作为知识分子本身为实现对儒家“内圣外王”理想人格的追求和实践, 希望能以医道作为济世途径, 激励其为医德的修养、医术的精进和医道的传承积极进取。唐代名医“药王”孙思邈更是最早在其著《千金要方》中“大医精诚”、“大医习业”两篇中全面地论述了医德准则, 强调医者从事的是“至精至微之事”, 精诚合一, 密不可分, 提出精研医术本身就是医德高尚的一种表现, 这种德术并重的医德观影响深远。后世历代许多医家如:宋代《医说》张杲、明代提出“医家十要”的龚廷贤、陈实功的“五戒十要”, 清代《医门法律》作者喻昌等也都在其医学经典篇章中对医家医德提出了明确要求和专门论述。而作为我国第一部医学伦理专著的《医业伦理学》将“仁义”总结为基本要求:“医业伦理一言以蔽之, 曰仁义而已矣。博爱之谓仁, 行而宜之之谓义, 故医家当具爱仁好义之精神, 始可与言伦理”[1]。

2.2 西方医德传统

西方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法规和医学典籍中对医者医德提出了不少具体要求, 如公元五世纪古罗马制定的《法典》中就有劝告从医者树立良好医德的内容, 而盖伦更是认为“作为医生, 不可能一方面赚钱, 一方面从事伟大的艺术———医学”。《希波克拉底全集》中系统论述了医学伦理学, 其中篇章《誓言》在1948年的世界医协大会上被修改并通过决议, 作为国际医务道德规范, 这就是著名的《日内瓦宣言》。宣言要求医生必须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 对待病人应全力以赴, 公正平等, 绝不伤害病人。强调“神圣的事业只能传授给神圣的人, 对那些踏入这个科学而亵渎这个职业的人, 传授医学这门知识是不道德的”。同时指出“医术是一切技术中最美和最高尚的”, 要求“医生应当具有利他主义, 热心、谦虚......”且“医生的行为应当诚实、为人应当温和容忍。医生的动作不得冲动, 也不可轻率, 需保持镇静, 态度要和蔼, 永远不应当发脾气, 也不应当太放荡”[2]。

3 中西医德传统的异同点及分析

中西传统医德观都要求医者应具备崇高信念, 必须拥有对待患者一视同仁, 认真负责的职业精神和态度。在我国, 受到孔孟思想深入人心的影响, 医术古称仁术, 历代医家均提出对病者应具有“仁爱”之心, 要求医者在诊疗过程中要“先发大慈恻隐之心, 誓愿普救含灵之苦”, “一心赴救”, 排除各种杂念, “不得问其贵贱贫富, 长幼妍媸, 怨亲善友, 华夷愚智, 普同一等”。从医之训都强调“庸医误命”, 要求医家在诊疗疾病时务必谨慎, 甚至应以“用药如用刑”、“用药如用兵”作为要求。西方的传统医德也把医学当作“神圣的事业”, 认为医生掌握的是“最高尚的技术”, 所以应当是“仁慈”的、权威的、以谋得病人之最大福利为己任的。希氏誓言中也提出医生“无论至于何处, 遇男或女, 贵人及奴婢”, 都应该尽自己所能“为病人谋幸福”, 同时, 也应“严肃、冷静的判断”, “医生的动作不得冲动, 也不可轻率, 需保持镇静”。

当然, 医德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文化之上, 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3]。中西方虽然在传统医德的总体要求上具备高度的一致性, 但由于各自历史文化发展背景的不同, 在医学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 中西方在人文及科学传统方面的差异性贯穿始终, 其传统医德观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性:首先, 在对德术关系的认识方面, 我国传统医德是强调医德与医术的统一, 认为两者密不可分, 良好的医德就应该体现在精研之后掌握的高超医术中, 即“德术合一”。而西方传统医德则是认为“德术分离”, 即:医学的科学价值与道德价值是彼此独立的, 医生的道德水平与医生的技术水平之间没有直接联系, 对两者的评价也相对分离[4]。

在医生医德教育和培养上, 我国传统医德观受儒家思想影响,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 “君子慎其独也”, 对官员和医者都是一样强调修身、慎独与内省, 主张经过向内反省自身, 提高自身的涵养与品质, 认为医德修养与是否具备能力以及能力高低没有关系, 仅仅在于自身愿意与否、努力与否[5], 要求医家进行自律、自控以提高道德水平。而西方在传统上, 则强调通过他律的形式对医生的医疗活动在道德方面作出要求与规范。纵观中西方的医德发展史, 我国文字记载的是从西周 (公元前1100年左右) 时期开始出现医疗方面的考核制度, 当时还仅以考核医疗效果为主。到宋代 (公元1268年左右) 才开始出现由政府颁布的将医疗活动中出现的责任事故与技术事故加以区别对待的卫生法规。而在西方, 古巴比伦时期 (公元前1772年左右) 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 对医生在医疗过失中应担负的刑事和民事责任作出具体规定, 古罗马时期 (公元前3世纪左右) 的《十二铜表法》, 就已明确要求政府管理者应对医生医疗行为进行监督管理, 此后的西方, 一直不断细化发展和完善管理医疗行业的相关法令。

4 结语

从古至今, 无论中西方, 大家对于医学学科的目的与意义, 认识都是一致的, 都认为医学是与人类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因此, 中西方传统都对从医者应具备的医德医风提出了很高要求。在我国传统中, 医德观主要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大, 主张“医乃仁术”, 德术合一, 注重自律, 要求医者不断培养更强的自觉意识。而西方传统医德观则更强调医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知识性与技能性, 认为德术可以分离, 注重通过外在要求等方面对医生的医德进行规范与强化。正如前文所述, 中西方的传统医德观所具备的特征都十分鲜明, 对中西方医学的发展都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但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局限性。

从现实中, 我们认识到作为医疗工作主要从业者的医德高低又势必直接影响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水平与质量, 影响医患关系的构建, 也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保障。当然, 无论是在我国还是西方发达国家, 都正在面对如何做好医德医风建设这个课题, 任重而道远。而随着世界范围内医学的不断发展, 中西方的医德观已经也必然更进一步地呈现出融合的趋势。如何适应未来医学模式的转变以及医德取向的趋势?如何面对并有效缓和现阶段我国医患关系的主要矛盾?探索实践如何通过继承和发扬中西优良的医德传统来提升医德教育的有效性?如何在提升医者内省自觉性的同时, 不断加强外在的规范与导向, 增强广大医疗工作者的职业责任感和使命感, 使其真正牢固树立“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这些方面都是值得我们不断上下求索的。例如在医学生的培养方面, 是否可以考虑结合当今社会的需求, 依托中西方的传统道德观, 加大中西方传统人文素质教育的力度, 同时注意发挥校园环境和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 灵活采用榜样说服的教育方式, 积极鼓励医学生参加各类社会实践和临床实践活动, 把社会实践与医德教育相结合, 让医学生获得直观的和真切的医德体验[6], 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关爱生命, 切实加强道德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和行动参与意识的体验与养成, 提升医学生的道德品质与修养, 为社会输送高素质的医疗人才, 推动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摘要：医患关系问题是当今社会的热点问题, 立足于我国的医患关系现状和医疗特色, 通过对中西方医德传统进行比较分析, 求同存异, 积极思考怎样继承和发扬中西医德传统, 做好医德教育, 在强调医者内省自觉的同时, 也要不断加强外在的规范与导向, 注重医学生的医德教育与实践, 努力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促进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

关键词：中西医,医德传统,教育,医患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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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成菊, 张多来.医学伦理学[M].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0:22-27.

[3]章爱先, 赵志昌, 宣邦东.中外医德思想的初步比较[J].卫生职业教育, 2005, 23 (3) :30-31.

[4]何兆雄.中国医德史[M].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1988:66-68.

[5]孔祥金, 杜治政, 赵明杰, 等.医学专业精神的核心:医师职业责任感——全国10城市4000名住院患者问卷调查研究报告之二[J].医学与哲学 (人文社会医学版) , 2011, 32 (5) :10-15.

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及其现代意义 篇8

小学是学生学习成长的基础阶段，也是重要阶段。在小学阶段，学生的各种习惯开始养成，各种情趣志向开始形成，各种思维品质逐渐定位，实践与创新能力也初步表现出来。在学校里，学生不仅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还要最大限度地提高道德修养、艺术素养、科学素养，提高自己的实践与创新能力。目前我国小学阶段的教材中，没有玉文化的教育内容，学校里的师生们所了解到的玉文化，大多是只言片语，零碎不全。作为教育工作者，身肩民族兴盛、教书育人的历史重任。在近年来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我们对玉文化的认识愈加深刻，把玉文化引进校园，施教于学生，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历史意义、社会意义。因此，对学生进行玉文化教育，应从小学阶段做起。

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促进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是今后我国建设的重要任务。所以，北京市昌平区平西府中心小学对小学生进行玉文化的创新教育是对十八大精神的实际贯彻与落实。

北京市提出“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在教学中突出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爱国气节，“锐廉不挠”的创新勇气，“化干戈为玉帛”的包容精神，“瑕不掩瑜”的厚德理念，赋予了传统“玉德观”崭新的内涵，很好地挖掘和利用了经久形成的传统玉文化民族潜意识，使“北京精神”易于传播，产生共振共鸣。

玉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崇玉、爱玉、赏玉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玉文化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寄托，它蕴含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沉淀以及炎黄子孙的民族精神；玉雕工艺是中国传统工艺中的瑰宝，对它进行保护、传承和弘扬，是中国传统工艺事业中一项迫在眉睫的大事。可见学校选择对小学生实施玉文化教育是非常必要的。

“玉文化进校园”特色教育项目研究的问题

玉文化特色教育项目重点对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玉文化，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探索对小学生进行玉文化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形成校本教材，进行课程改革，使玉文化走进校园，形成校园文化特色。

“玉文化进校园”特色教育项目研究过程

研究周期从2011年2月至2013年9月，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2011年2月至2011年8月）。搜集整理文献资料，进行玉文化教育理论学习，提高对课题的认识；进行人员分工，确定研究的重点难点；场地建设与课题立项。

第二阶段：实施阶段（2011年9月至2012年12月）。学习研究文献专著；组织师生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请专家指导；课题组汇总学习成果；组织师生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制定校本教材纲目；确定校本教材具体内容，组织师生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完成校本教材电子稿；完成校本教材正式出版工作；正式使用校本教材实施玉文化教学。

第三阶段：总结阶段（2013年1月至2013年9月）。玉文化教育成为校园文化建设特色；玉文化教育在学生中初显的效果；总结、反思，撰写研究报告，成果展示。

“玉文化进校园”特色教育项目研究内容和结果

研发校本教材 明确课题研究意义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课题组在校长的大力支持和直接参与下，扩充了教研组成员队伍，完善了组织机构，确定了人员分工，制定了具体的研究计划。

一是成立了教材研发小组。

二是确定了教材的总体定位。教材要将德育、美育、科技及相关学科相融合；教材要以现代教育理念为指导，探索课程改革，培养学生科学意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将教材内容分为四大领域：玉文化知识领域、玉石原料知识领域、玉雕作品的设计与制作领域和玉雕作品的鉴别与欣赏领域；各年级教材要适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要准确地体现各年级的教学目标。

三是校本教材开发实施步骤。第一阶段：确定校本教材各年级教学目标（2011年10月至2011年11月）；第二阶段：确定各年级教材内容（2011年12月至2012年2月）；第三阶段：教材的资源收集、整合、自编，形成教材初稿（2012年3月至2012年5月）；第四阶段：教材走入实验班，发现问题进行研讨、修订完善，形成教材第二稿（2012年6月至2012年8月）；第五阶段：完善教材编辑并正式印刷出版（2012年9月至2012年11月）。通过课题组成员的不断努力，在2012年10月终于印刷出版了第一版“玉文化进校园”系列校本教材一套。并在一年多的教学实践中不断修编完善，于2014年5月完成了第三版“少儿识玉”系列教材的定稿。

师资培训 为了顺利地施教于学生，课题组利用每周三下午对玉文化教育任课教师进行专业技能培训。培训目标为：加深教师对“玉文化进校园”课题的认识、提高教师的授课能力；培训的主要内容为：“玉文化发展历史”“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汉字与中国玉文化”“诗词与中国玉文化”“成语典故与中国玉文化”“玉雕作品分类与鉴赏”“玉雕加工工艺”等等；培训方法为：讲授法、谈话法、实践法。经过一系列的培训，任课教师对校本课程的实施意义有了新的认识，掌握了一定的玉文化专业知识，形成了一支玉文化教育教师团队，为课程的顺利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落实校本课程

一是课程实施。组织形式：班级集中授课、社团活动；课时安排：班级集中授课每两周一节，社团活动每周一次；活动安排：每学期举行一次《玉文化进校园》交流课活动，每次一节公开课；每学期进行一次玉文化知识大赛。

二是实施方法：

班级集中授课——学校将玉文化校本课程写入学年初计划中，根据各年级校本教材的内容，每两周对学生集中授课一次，每学期组织一次“玉文化公开课”交流活动，保证全体学生都能在课堂上接受中国传统优秀玉文化教育。

社团活动——学校为了将玉文化更好地施教于学生，使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得到提高和发展，组建了玉文化社团，制订了社团活动制度与计划，注意做好活动记录，并从社团成员中发现小人才，定期组织竞赛和比赛等多种形式的社团活动，培养玉文化小讲解员，为学生提供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

学科渗透——在校本课程实施中，课题组成员积极探索玉文化教育与各学科的紧密结合模式，其中包括：玉文化与德育、语文、数学、美育教学相结合等，形成学校玉文化教学特色。

“玉文化进校园”特色教育项目研究结论

形成了学校校园文化特色 结合研究过程中的实践与思考，学校将“玉文化”教育作为学校发展的基石，结合课题研究，努力打造以“玉文化”为主导的校园文化特色。

一是硬件基础保障。学校在课题研究之初，就开始自筹资金，新建了玉文化教室一间，购置了大量玉文化教学学具、授课资料及教学标本，为玉文化基础教学提供了保障；随着课题研究不断深入，改建玉文化展室一间，配置了各类各种玉石矿标、各类玉雕作品，并为师生开辟了作品展示区域，为师生深层次学习玉文化相关知识提供了平台。

二是校园环境建设。课题组成员研究和设计了以传承中华玉文化为主要特征又体现现代特点的校园环境，制作了楼厅展板60余块。学校从校徽的设计与制作、楼厅文化墙的规划与安排都注意体现出学校玉文化精神内涵和玉文化底蕴，实践了“让每面墙壁说话，让一草一木育人”的德育思想，由这些物质和精神文化构成的“磁插”，像磁石一样地吸引着学生，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优良传统文化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民族自豪感教育。

三是传统项目确定。学校在推进玉文化课堂教学的同时，成立了玉文化社团，筹划了“玉文化科技节”“玉文化游戏棋大赛”“玉文化知识大赛”等活动，并将这些活动作为学校的常规工作来抓，努力为学生搭建玉文化学习平台和自我展示的空间。

四是积极组织、参加各类活动，特色展示，效果显著。课题组利用研究过程中形成的各种优势，积极组织和参加各级各类展示活动，如：2012年12月的“昌平区首届科技教育成果展”中，学校承办的“玉文化中的科技教育”主题成果展获得特等奖；学校的玉文化特色教育活动在多次的展示交流中，被昌平区科委所关注，授予学校“特色科技示范校”称号；学校于2013年5月和2013年9月邀请“玉文化专业委员会”领导专家来学校，进行“玉文化进校园”特色工作座谈会，并被“玉文化专业委员会”吸纳为理事单位。

由此可见，以“玉文化”为主导的校园文化特色，已经成为学校发展的灵魂，势必将作为彰显学校特色的旗帜，孕育出一代又一代的创造性人才！

教师专业水平大幅度提高

一是专业知识增长。教师的成长需要“专业引领”，通过课题研究可以有效地促进教师由“被发展”向“主动发展”转化。为了研究“玉文化进校园”这一课题，课题组教师每个人都分配了相关的资料收集整理任务，在课题会上交流学习，同时组织教师拜访玉雕大师，走访玉雕名人，考察玉文化发祥地，并积极邀请玉文化界权威来学校为课题组教师进行专题讲座，为教师的学习提供了平台、营造了气氛，教师们的玉文化专业知识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二是骨干教师发展。随着课题研究的不断深入，玉文化系列教材顺利出版，学校组建了玉文化授课教师团队，在玉文化课堂教学实践中，通过不断的尝试、反思，教师们摸索出了一套玉文化课堂教学一般规律和方法技巧，期间杨健老师承担的区级美术研究课《玉雕设计》获得了广泛好评，关庆族老师在课题研究期间被评为“北京市农村中小学骨干教师”。

三是青年教师培养。针对课题组年轻教师较多的特点，为使年轻教师尽快适应工作环境，融入这个大家庭，在课题研究的同时，学校也特别重视年轻教师的培养工作，每一位新教师都由一名有课题研究经验的老教师负责引领。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教学过程中出现的教学难点、课堂教学组织形式等问题，老教师都对新教师进行指导，帮助他们渡过课题研究及教学成长中的难关，促进新教师不断成长。现在课题组的很多新教师如郇强老师、于艳梅老师、姚美娜老师已经担负起学校整体发展的重担，跃升为学校的骨干力量。

四是理论水平提高。在课题研究过程中，课题组积极鼓励教师结合自身研究撰写心得、反思、课例和论文，这不仅提升了教师的理论水平，也全面地促进了教师的专业水平发展，促使了教师向“研究型”乃至“专家型”教师转化。

学生综合素质显著提升

一是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在“为学生减负”的当今，安排“玉文化进校园”校本教材施教于学生，不但没有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反而学生在集中授课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在教材图文并茂、教师声画并茂的情境下，学生能够主动探究、发现问题、及时提问，并在课下也能够积极地去探索和查询与玉有关的相关知识，学校组织的“玉文化”相关活动，如：知识竞赛；冲洗、封装、称量、标注玉石实践环节；玉文化游戏棋比赛等，学生们参加的热情极其高涨，争相参与，做到了真正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是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审美能力、科学意识、创新精神和劳动技能。在玉文化课堂教学中，学生能够通过网络搜集课堂教学中及自己感兴趣的玉文化知识，不断扩充知识面，在课堂之外也能积极地与授课教师共同探讨，其独立思考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得到增强，搜集信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获取新知等方面的能力也不断提高。

学生在校本课程课堂教学及社团活动中，认识到了璞玉之美，制玉之艰辛，了解了玉雕发展史，认识了科技发展对玉雕工艺做出了伟大的贡献，知道了玉雕工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创新点，增强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活动课中，学生们动手洗玉、称玉、装玉、摆玉、把玩玉、欣赏玉、设计玉，劳动技能得到了提升。

三是增强了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自豪感，提高了学生的文化修养。课程中涉及的“玉”字起源、成语“玉”缘、“玉”与中国文学等教学环节，使学生认识到了玉与中国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极深的渊源，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令其他事物望尘莫及的高大地位，同时玉石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似乎是最能代表中国人性格的。温吞，谦逊，沉默，持重却不乏风雅。她伴随着华夏文明一路至今，满身都是时间的沁色，让每个华夏儿女的血液中，或多或少地流淌着她的清越之声。这些章节的教学提高了学生的文化修养，增强了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自豪感。

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及其现代意义 篇9

[论文关键词]中华民族;祖国;乡土;民族文化

[论文摘 要]中华民族传统祖国是“三位一体”的意义结构体，“天下”为体，故土家乡是根基，政治国家是保障，伦理文化是支撑，是“乡土之国”、“中国”、“中华”的有机统一。

中华民族在相对封闭隔离的内陆生存环境中，在自然经济、政教合一的宗法农业社会，在认识改造自然社会、创造中华文明的实践话动中，对个人与民族国家的价值关系长期思索、反复定位，历史地形成并不断发展完善了“三位一体”的祖国的意义结构。所谓“一体”指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本利益(“天下”)，“三位”指村社共同体(乡土)、多民族共同体(“中国”)和伦理型的民族文化(“中华”)。其中，村社共同体是基础，是联系个体的情感心理纽带，多民族共同体(国家)是调控个体社会生活的政治保证，而人伦文化则是调节整合个人和民族国家的价值关系的精神支撑。三者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密不可分，构成有机整体。

一、“天下”：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象征

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始终构成其所热爱的祖国的价值内核，维护和发展祖国的根本利益也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这种价值理念不断内化，历史地积淀成“天下”人文观念。

人们一般地把“天下”理解为实体性的空间地理概念，但在儒家的话语系统中，“天下”具有特定的人文内涵。总的来说，民众是“天下”的主体力量，民族是“天下”的最高意义。“天下”具有神圣性，其利益不可侵犯。是故，“天下”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象征，“天下”是传统祖国的根本意义所在。

首先，民众利益是“天下”的基本意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为天下位天下也。”“天下”是“天下”民众的“天下”，而不是君主一人的私利。所以，天子的职能不是剥夺、占有“天下”利益，相反，天子是为天下民众的生存而治理天下的。是故，在天下、国家、君主的价值序列的选择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黄宗羲认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他批判君主专制独裁，说“岂天下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强调“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王夫之也倡导“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总之，儒家特别是明清之季的启蒙思想家都认为民众是“天下”的主要力量，民众利益比君国利益更重要，但没有也不可能确立人民主体论的政治观。

其次，民族利益是“天下”的最高意义。王夫之以“天下之大公”为最高价值尺度，阐释了爱国主义的价值序列的层次性。指出了民族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价值，高扬了民族爱国主义的信仰。他说：“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轻重之衡，公私之辩，三者不可不察。以一人之义，视一时之大义，而一人之义私也;以一时之义，视古今之通义，而一时之义私矣;公者重，私者轻矣，权衡之所自定也。”“一人之义”“一时之义”与“古今之通义”都是在“公”的层面上按照价值普遍性的大小从低到高的排序。也就是说，以“天下之大公”来衡量三者，个人的正义最低、君主国家(“一时之大义”)利益次之，民族利益(“古今通义”)最重要。当三者发生矛盾冲突时，“不可以一时废千古，不可以一人废天下”，而应该舍小义，取“大义”，全“通义”。这就是说，民族利益是“天下之大公”的体现，从而是“天下”的最高价值意义，“天下”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象征。顾炎武曾经严格区别了“国”与“天下”。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致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国”指一家一姓之王朝，是一己之私利，而“天下”则是不因王朝更迭而永恒存在的民族及其整体利益。两者在价值序列的选择上，显然是“天下”重于。国家”。“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由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超越时空界限的民族爱国主义宣言书，对民族整体利益的自觉认识和维护，成为“祖国”观念的价值核心。

再次，“天下”人文观成为社会正义原则，具有神圣的价值意义。“天下”既然是永远高于专制国家的价值理想，是衡量现存国家合理性的最高尺度，对于现存国家始终具有批判超越性的一面。这样，它就取得了与中华民族的祖国在价值观念上相契合相对等的地位和意义。不妨说，它是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象征，是传统祖国之根本价值意义所在。因此，它构成中华民族传统祖国观念的价值之源和意义之本。

二、村社：中华民族的“祖国”原型

中华民族在形成之早期，不像希腊等为代表的西欧社会，经过了私有财产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社会分工和交往扫荡了氏族公社的血缘残余，以地域性的社会组织进入了文明国家阶段。相反，它没有经历私有财产充分发展之阶段，而由氏族进入国家阶段，这样，国家就保留着大量的氏族残余。农村公社就成为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社会基础。我们民族自觉不自觉地把村社共同体看作是生养自己的最直接最具体最现实的“祖国”原型，几千年来积淀成深厚的恋土思乡的情感，成为中华民族难以拂拭的集体无意识。所以，我们认为，故土家乡是我们民族祖国观念的基础和纽带，是产生“中国”和“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前提。

1.公共土地构成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价值本源。维系氏族共同体的物质力量是农村公社的公共土地。公社成员对属于每个人的公共利益的维护和追求，成为他们认同、归属该共同体的价值前提。虽然说专制君主剥夺了共同体成员的这种神圣的公共利益，但中华民族始终把“公天下”作为其追求的价值理想。一部沉重的散发着原始民主精神的大同思想史，正是对这种公共利益的价值理想追求的历史体现。所以说，乡土情结的价值指向乃是农村公社的公共土地，公共土地构成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价值本源，村社共同体是传统祖国的价值原型。

2.自然血亲情感是中华民族伦理文化的基础。古代的农村公社，是时间上的血缘和空间上的地缘相统一的社会复合体，其所传播的文化信息实质上仍是自然血亲人际情感。儒家的礼乐文化是建立在“仁”的根基上的。“仁”不是一种外在性的强制的规范，而是个体自觉的人性意识。儒家的仁学思想是以宗法农业公社的自然血亲人际情感为文化心理纽带的。这种“群体至上”的利他性道德意识，表明了公而忘私，先人后己的质朴敦厚无私无虑的人际情感。它由父子、夫妇、兄弟推至朋友、邻里。即由家族推及宗族社会，自然成为个体成员的人生归宿。因此说，自然血亲情感构成中华民族伦理文化的情感心理纽带。 "

3.乡土意识构成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意识的原型。在古代，由于战争、内乱或者种族压迫，生活在一定地域的公社成员被迫迁徙他地，客走他乡。生活的艰难困苦和异乡异俗，常常勾起人们思念家乡故土的情思。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文明历程中，逐渐积淀成炎黄子孙的思乡情结。思念家乡故土。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爱国主义情感，不管是伟人圣贤，还是凡夫俗子，无不如此。刘邦称帝后，还归故乡沛县，和父老乡亲引吭高歌雄浑慷慨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他那“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的肺腑之言，道出了我们民族那种难以拂拭的乡土情结。如果把它与国家盛衰、民族兴亡联系在一起，乡土意识便溶入了丰富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从而升华为一种高尚的国家民族意识即爱国主义精神，因此说，乡土意识构成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意识的原型。

总之，中华民族把村社共同体理解成自己所热爱的祖国的原型。原始公社的公共土地、人际情感和乡土情结，分别构成传统祖国的价值本源、情感纽带和民族国家意识的原型。中华民族之传统祖国观念，从起源和基础来看，它首先是乡土之国。

三、“中国”：多民族的共同体

作为“乡土中国”政治化的历史产物，中华民族把自己的“祖国”理解为多民族的共同体，凝结为“中国”这一概念。 “中国”之指谓，并不侧重于种族之血缘意义，而是强调政治之大一统和文化之大一统意义。政治大一统有两层意义。其一是对民族内部而言，实行家国同构、君国交织的专制统治。亦即专制君主既是国家的象征，也是民族的象征。其二是对于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言，专制君主是“天下共主”，“中国”与其他民族是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作为政治大一统形态的“中国”，要求个体成员忠君爱国。由此，在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实践中，君与国的交织纠缠，衍生出复杂而矛盾的价值观念，甚至使忠君与爱国演变成二律背反的历史悲剧。

四、“中华”：伦理型的民族文化

中华民族在本质上把“祖国”看成是具有高度发达之伦理文化的“礼仪之邦”。对祖国的认同和民族个性主要是文化的认同和文化个性。这就历史地凝聚成一个观念即“中华”。元人王元亮云：“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若从炎黄算起，中华文明具有六、七千年的光辉历史。它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融合了中华民族其他各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在汉化和胡化的双向互动过程中，形成了群体至上的伦理型文化。中华文化把群体至上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强调个人利益应服从于国家民族利益。在义利、公私、群己关系上，崇尚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人后己”，“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和人生信条，极大地凝聚了中华民族，民族的整体利益被整合成中华文化的价值核心，为个体在爱国主义实践中正确处理民族、君主国家、家庭和个人之间的多维价值关系提供了思想依据。中华民族把自己的祖国诠释成群体至上的伦理型文化实体，这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较，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

中华文化崇尚天下一家，世界大同，反对民族压迫和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对于来自周边民族的侵扰，总是先以和平方式来化解矛盾，迫不得已，才奋起还击，这叫做“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在对待周边民族的态度上，反对以血统种族标准贬低、污辱文化落后的民族，而倡导用宽容的文化标准衡量民族之先进与否。这种酷爱自由、追求和平的人文情怀，为加强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的平等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持，民族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又为中华民族维护和发展祖国的根本利益提供了鲜活的精神动力。所以说，“中华”是中华民族传统祖国观念的灵魂和统帅，是中华民族立足发展的精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