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 篇1

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及在初次分配中

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的意义

[摘要]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初次分配中应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初次分配不注重公平而寄希望于二次、三次分配，最终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本文通过对当前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的考察，指出在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收入差距 初次分配 公平效率

一、当前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

收入差距是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综合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基尼系数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的区间。根据2006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显示，200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2004年为0.465，2005年逼近0.48，高于国际公认的0.4的分配不公平警戒线。据统计，我国最贫困的20%的家庭占有国民全部收入的4.27%，而最富有的20%的家庭占有国民全部收入的50.24%。从我国的三次分配来看，初次分配是收入分配的基础，收入差距过大主要在于初次分配中公平的缺失。

（一）二元经济体制下城乡差距扩大

随着城市改革的全面展开和城市收入分配制度的变化，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开始逐渐拉大。城乡差距是目前我国最大的不公平，城乡居民人均初次分配收入差距对城乡人均总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也呈不断扩大趋势，近十年来均达到一半以上。

根据《2008国家统计年鉴》统计，可以看出1991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08.6元，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1700.6元，收入之比为1：2.4，而到了2003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22.2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472.2元，收入之比为1：3.23，突破收入之比1：3，据世界银行有关报告，世界上多数国家城乡收入的比率为1：1.5左右，超过1：2的极为罕见。可见，城乡差距是目前中国贫富差距中较为突出的问题。

据相关数据统计，在初次分配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显著，在1990年城乡居民所获得的收入比是1.3，1995年扩大到1.63，而到2004年达到2.01。可见初次分配是拉大城乡差距的主要原因。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是其中之一，并且有学者指出，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这一差距将扩大为6:1。

（二）地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我国东部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及增速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且收入差距在逐年扩大。从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国家加强了对东部

沿海的投资，使东部沿海在国家投资中的比重达到了50.6%，大大超过了1953年到1980年期间40.6%的水平。

据统计，1997年东、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间城镇居民收入之比为1.46:1:1.03，东、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间农村居民收入之比为1.55:1:0.73。2007年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之间城镇居民收入之比为1.49:1:0.98，东、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间农村居民收入之比为1.48:1:0.88。改革开放以来，中、西部虽然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与东部的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总体来看，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都比较大，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更严重。

（三）行业收入差距拉大

1978年以来，处于最高工资水平的是电力、煤气、供水及交通运输、金融、保险业等，处于最低工资水平的行业为社会服务业和农、林、牧、渔业。按行业大类计算，2005年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之比为3.88:1。近年来，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的工资差距呈扩大趋势，并且这种趋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不断扩大。

“十一五”期间，电力、煤气、供水、铁路、通信等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年增长率均出现了提速，高于“十五”期间平均增长率，与此同时，行业之间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隐形收入和“灰色收入”，这些隐形收入是我国目前难以测量到的数据。

（四）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偏低，职工工资水平低

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是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土地等

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关系，是按照生产要素市场价格决定的分配，我国虽然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尚不完善，特别是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健全。初次分配领域中的不公平主要体现在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资本在与劳动结合的过程中，资本在分配过程中所占有的优势地位变得更加明显，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例不断缩小。

表：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单位：亿元）

据统计，1997年至2003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8.65%升至11.89%。但是升高的幅度缓慢，而从2004年至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从11.63降至9.91，十年来我国劳动者报酬不升反降了。我国的人工成本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还低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转轨国家和不少发展中国家水平。据2004年国家劳动局统计，“2001年中国雇员的人工成本相当于发达国家中德国的2.52%，瑞典的2.6%，日本的2.89%，法国的3.02%，澳大利亚的3.42%，英国的3.49%，美国的4.08%；相当于新兴工业化国家中韩国的6.54%，新加坡的4.98%；相当于转轨国家中捷克的14.7%，波兰的18.33%，罗马尼亚的65.87%；相当于发展中国家中墨西哥的16.89%，巴西的30.50%，马来西亚的34.46%，泰国的59.95%。”

社会经济的增长离不开劳动者的辛勤付出，劳动者报酬应随着企业和政府利益的增长而增长，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逐年上涨才是合理与正常的现象。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不升反降的非正常

现象反映出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的趋势，实际上是社会不公在财富分配领域的反映，是初次分配不公的结果和反映。

从表中可以看出，从1990年至2000年，我国工资总额占GDP比重从15.9%降到11.9%，2006年，全国在岗职工工资总额23265.9亿元，仅占当年GDP的11%，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在GDP高居中国榜首的广东，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更低，珠江三角州多数民工工资，6年未见提升，一直在600元左右，约为美国平均工资的5.6%。近些年来，有些企业只见利润增加，不见工资提升。尤其是已占城镇就业人数30 %的一亿多农民工，其工资十分微薄。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主要在私营企业打工的农民工，劳动时间周平均为56.17小时，比规定的劳动时间多出40 %，小时工资仅相当于全国平均工资的40 %、国企职工工资的30 %。”

据有关资料显示，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 %，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段路程大概用了30年的时间；而从1978年到2004年近30年的时间，中国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而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 20、日本的1/ 2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 20 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 %。

二、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意义

有学者提出“公平与效率之间不存在谁优先、谁兼顾的问题，两者是完全统一的。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没有效率也就没有公平。”本文认为，在初次分配中，公平与效率之间是双向互动关系，两者互

为条件、相互促进。首先，公平是促进经济效率的前提，只有在相对均等、规则相同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市场竞争充分有效；其次，效率有助于公平水平的提高，效率为公平的实现奠定物质基础。

（一）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必须更大程度地体现公平。邓小平同志指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的是达到共同富裕，他认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起来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人类社会发展历程表明：社会主义社会是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既要加快发展生产力，提高以公平为目的之效率，又要走出一条先富带后富的共同富裕之路，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最好诠释。

（二）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

公平与效率是社会发展的两大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

须既要追求经济效率，又要体现社会公平。我国非常重视收入分配和公平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社会更加和谐”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多方面体现了更加注重公平的要求。什么是和谐社会？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标志着我国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处理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也标志着党和国家在社会发展价值取向上的转折。

（三）初次分配是实现公平分配的基础，必须在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初次分配在三次分配中是基础性分配，涉及的范围大、面广，分配的格局在初次分配结束后基本上已经成定局，如果在初次分配阶段已经造成了收入差距过分悬殊，想通过再分配的手段来进行调节其力度将不大。因此初次分配阶段应该重视收入差距问题，考虑合理的公平，以实现初次分配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首先，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就是要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现效率的最大化。效率的高低决定公平的实现程度，经济效率的提升是社会物质丰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社会发展的根基，公平的规模和程度不能超过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只能随着效率的提高而提高。

其次，公平是效率的保证，由于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由

人的积极性引发的创造力是一切效率的源泉。”公平是效率的保证，初次分配领域的公平体现为工资、财产性收益等的公平分配，最终可以以货币衡量，初次分配的公平应当是同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相同的生产要素获得相同的收入，分配越公平，人的积极性就越高，效率也就越高。在初次分配中贯彻公平原则就是要建立、健全公平竞争的统一规则，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严惩各类非法经营等。

国内流行的观点认为，初次分配可以讲“效率优先”，再分配再讲注重公平。这种观点显然认为调节分配只能靠二次分配，而不是依靠一次分配。在我国，分配不公主要产生于初次分配，例如近年来一些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甚至也包括一些国有企业，对劳动者过度剥削，将工人、农民工的工资压得很低，并且一直维持不变。在国有企、事业单位流行的分配改革中，高层管理人员与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拉大到十余倍甚至更高，电信、电力、石油等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的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所有这些都属于一次分配的问题，如果初次分配未能解决好公平问题，再分配将很难扭转局面。

参考文献：

收入分配 篇2

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提出的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 它反映了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 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一般来说, 基尼系数在0.2以下, 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 0.2-0.3之间, 表示相对平均, 在0.3-0.4之间比较合理, 同时, 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 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 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近些年来, 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 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的警戒“红线”, 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城乡收入差距l980年为2.5倍, 1985年缩小到1.9倍, 2004年则为3.2l倍, 2005年为3.22倍。地区收入差距, 城镇人均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 1980年东部是西部的1.3倍和1.2倍, 2004年为1.5倍和1.9倍;将东部最高地区与西部最低地区相比较, 2004年上海的城镇人均收人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是贵州的2.3倍和4.1倍, 2005年上海农民人均纯收入与贵州之比是1:0.23。行业收入差距1985年最高与最低收入之比是1.45倍, 2004年为3.55倍, 细分行业高低收入之比为7.52倍。另据有关资料显示, 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 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 最高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 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 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我国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 从1988年的7.3倍已经上升到23倍。2010年两会前夕, 有关调查表明:95%的人认为当前行业收入差距太大。2010年蓝皮书直指我国三大挑战:财富分配不公加剧、金融危机带来治安压力、利益集团与民争利。

二、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一) 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

1、体制缺陷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扭曲。

一方面, 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与此相适应, 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 通过工业产品定价、农产品统购派购等政策, 形成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 提取了大量农业剩余价值;在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中, 又确立了以城市征收制度为一元、农村征收制度为另一元的城乡隔绝的“二元”税制结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税制的“二元”结构, 直接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另一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出台了大量向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特区倾斜的政策以及税收优惠政策, 客观上拉大了东部与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同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 由于税收调节不到位, 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 过高的个人收入得不到有效调控, 过低收入者得不到基本生活保障。不仅如此,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 法制建设滞后和监督机制不健全, 使得少数人“钻政策空子”, 获取大量非法收入, 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可以说, 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 没有明确合理的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关系, 劳动报酬偏低, 没有建立劳动报酬的正常增长机制;在国民收入二次分配中, 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 难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而国民收入三次分配规模小, 慈善捐赠有待健全机制, 调节功能有限。收入分配体系的不健全是造成收入分配问题突出的直接原因。

2、权力腐败导致大量灰色收入, 拉大了收入差距。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显示, 约70%的人认为权力腐败是导致当前社会不公的主要因素。《学习时报》宋则认为:当前, 造成收入、财产差距拉大和两级分化的主要原因还不是市场机制, 而是破坏市场秩序的行政垄断、权钱交易和种种潜规则。近日, “灰色收入”再度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日前对媒体宣称, 2008年我国居民收入当中的灰色收入规模大约在5.4万亿元, 占到GDP的17.2%。世界银行2006年进行的中国120城市竞争力调查指出, 企业的旅行和娱乐费可以衡量对政府官员的“非正规支出”。这项花费占企业销售额的比例在各地和各类企业有所不同, 最低0.7%、最高2.3%, 如果以0.5%作为企业正常支出水平, 按2006年全国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销售收入55万亿元计, 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费约为5000亿元。

3、不平等竞争的存在产生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一些部门、行业甚至是一些个别的社会成员, 能够通过垄断经营获得垄断利益或高额利润。2005年, 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 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 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达1.01万亿元, 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高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部分约为9200亿元, 其中相当部分来自行政性垄断。这些部门借助国家特许经营的垄断行业获得了“暴利”, 形成非常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二) 我国收入差距过大对社会的影响

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 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 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 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 近两年不断上升, 实际已经超过0.5, 这是十分严重的信号。贫富差距过大问题是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 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1、贫富差距过大影响社会稳定。

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精辟地指出:社会动乱“常常以不平等为发难的原因”, “内讧总是由要求平等的愿望这一根苗生长起来的。”群众对劳动致富正当经营造成的收入差距, 有一定承受力, 但对分配不公造成的差距, 对违法、贪污、犯罪致富现象, 对不正当收入, 不合理的贫富差距, 心理不平衡, 十分不满, 反响强烈。而社会失衡心理蔓延扩散, 将助长群体性抗争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我国传统文化中经常所说的“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实际上就是指社会心理学上的“人心所向”对一个政权的极端重要性。贫富差距问题是影响社会心理的重要根源, 它引发社会不满情绪的滋生蔓延, 影响人心所向, 容易生成社会不稳定的心理温床。毫无疑问, 我国贫富差距的出现, 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阶层矛盾, 而近10年来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 则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固化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心理对抗。部分中、低收入阶层对富裕阶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对抗心理, 甚至有可能演化为社会冲突行为。同时, 由于部分高收入者是通过掠夺性、腐败性、欺诈性、垄断性等不合理甚至非法手段获得的, 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弱势群体的被剥夺感, 激化了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从而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2、贫富差距过大不利于经济持续发展。

贫富差距扩大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城乡贫富差距扩大, 强化了劳动力单向流动, 导致农村空虚、农业生产力削弱, 危及粮食安全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农业基础;贫富差距过大会限制内需扩大, 导致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 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种负面影响具有“连带效应”, 会产生一系列的循环反应:消费不足使买方市场的生产竞争加剧, 许多实力较弱的中小企业减员减产至停产破产, 企业效益下降, 失业人员增加;投资信心及投资总量的减少使社会就业岗位增加受限, 使大量贫困、失业和待业的低收入者通过就业提高收入的途径受阻。可以说, 大量的人员失业, 更加消减消费购买力;而企业投资信心不足、效益下降, 必然导致社会经济增长的放缓, 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可能会随之减慢, 进而使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及对低收入者和低收入地区的资金扶持力度减小。这样, 又反向促成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造成恶性循环, 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贫富差距扩大关系到是否走向和谐社会目标。

随着我国进行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快速经济增长, 虽然解决了很多社会问题, 但同时也进入了一个非常复杂、不确定因素甚多而且不太稳定的时期。中国社会当前阶段的一种矛盾奇特现象是, 在经济超高速发展 (GDP连续30年平均在9%以上, 最近连续5年在10%以上) 的同时, 幸福指数和群众对生活水平的感受却并没有如同GDP那样上升, 相反, 普遍感到生活艰难。在这样的形势下, 如何协调好社会各方面的关系, 推进社会公平, 缩小贫富差距, 消除两极分化, 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 贫富差距的扩大必然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能否实现。

三、强化政府收入分配职能, 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公正

政府收入分配职能, 是指政府通过各项政策工具, 参与一定时期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 实现收入在全社会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 以及各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合理分割, 缩小收入差距, 体现社会公平。我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收入差距问题。邓小平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 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 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 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强调要注重社会公平, 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采取切实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指出,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那么, 要如何发挥政府在缩小收入差距中的积极作用呢?

(一) 发挥政府资源优势, 增加全社会物质财富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公正的基本前提。一要为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市场竞争创造公平环境, 发展社会生产力, 增加全社会物质财富;二要发挥政府资源优势, 加强国有经济投资比例, 扩大弱势群体就业;三要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 建立健全惠农政策, 把增加农民收入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重点、通过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等增加农民工资收入、通过积极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等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根据贫困地区实际情况和致贫返贫因素采取不同扶贫政策。只有不断发展生产力, 扩大社会财富总量, 才能为收入分配公平公正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只有发展生产力, 才能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只有发展生产力, 才能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共同团结进步。

(二) 强化政府收入分配职能, 完善收入分配体制机制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发展, 我国国民收入有了极大的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然而, 就资源的整体分配而论, 经济增长成果却越来越多地向财政集中, 国民收入这个“蛋糕”没有更多地分给民众, 出现了较严重的分配失衡问题。在保持持续做大“蛋糕”的同时, 如何使其在各市场主体、各阶层成员之间切分得更加公平, 要求政府部门做好如下工作:

1、合理规范中央和地方政府收入分成比例。

要划清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支出责任, 建立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力保障机制, 适当加大中央财政支出责任, 健全县级政府基本财力保障机制;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优化转移支付结构, 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所占比例, 减少并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安排, 不要过大地加重中央财政收入比重。

2、正确处理国家与个人的利益关系。

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整顿收入分配秩序, 要逐步形成居民、企业、政府可支配收入协调增长机制, 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确定收入分配改革的约束性指标。参照国外基本经验, 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应尽量提高到70%左右 (目前大约60%) ;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应提高到50%左右 (2007年为39.7%) ;中等收入群体所占比重应达到30%左右, 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分配格局。

3、合理调整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要对现行个人所得税在强化居民收入分配调节功能的目标下加以完善, 推进和深化个税改革, 使个税真正成为抑制高收入过快增长、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和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的杠杆。通过强化税收调节, 建立健全财产税、遗产税等税收征收, 调节富人与弱势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将收入差距控制在社会成员心理承受能力之内。

4、有效控制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正如有专家所言:长期以来, 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一直存在着“屁股决定腰包”的怪现象, 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聪明才智和勤奋劳动, 而是靠“抢身份”和“抢行业”。如果能抢到电力、电信、石油、金融、烟草等垄断行业, 或是抢到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身份, 就等于抢到了高收入、高福利、高阶层。这种依赖于政策保护和资源垄断的“权力分配”, 严重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政府应通过多途径解决垄断行业收入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收入的怪现象, 平复社会失衡心理。

5、加强监管堵住“灰色收入”的漏洞。

目前各种职务消费、隐性消费数量惊人且不透明, 极具随意性, 为全社会所诟病。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有效监管, 约束官员权力, 遏制政府与民争利, 及时纠正社会不公现象, 杜绝机制性腐败, 堵住“灰色收入”和“灰色消费”的漏洞。把规范“灰色收入”作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 发挥政府社会保障机制作用, 改善社会民生, 实现公平公正

据统计, 截至2008年底, 我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到2.19亿人, 城镇基本医疗保险达到3.18亿人, 8.3亿农民参加了新农合, 1000多万被征地农民纳入基本保障制度, 6600多万居民享受城乡低保。2009年6月24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2009年在全国10%的县 (市、区) 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 这意味着我国农民将开始和城里人一样享受社会养老保险。根据2010年3月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资料显示, 2009年中央财政安排社会保障资金2096亿元, 比2008年增长16.6%, 安排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55亿元, 比2008年增长2倍, 安排就业专项资金426亿元, 比2008年增长59%, 中央财政医疗卫生支出1277亿元, 比2008年增长49.5%, 中央下达农村义务教育经费666亿元, 提前一年实现农村中小学生人均公用经费500元和300元的目标。可以说, 我国政府对着力改善民生, 加快发展社会事业是高度重视的。但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社会保障工作还任重而道远。正如2010年8月23日第四届中国社会保障论坛上, 中国人民大学郑功成教授所指出的:“我国目前社会保障全口径支出约相当于GDP的6%左右, 较之发达国家差距很大;另外, 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约为12%左右, 高收入国家普遍在35%甚至45%以上, 中等收入也普遍在25%甚至30%以上。”因此, 从现在到未来10年, 应大幅提高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 大幅度提高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要充分发挥政府社会保障机制作用, 改善民生, 实现社会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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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 篇3

关键词：F20 税收；收入效应；收入分配公平

中图分类号：D9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4-0017-01

一、税收的收入效应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原理

税收收入效应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由于征税使纳税人的收入水平下降，从而影响其商品购买和消费行为；二是指征税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支出扩大，从而明显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状况。以下从各个税种分析：

（一）个人所得税是调节不同阶层收入分配最直接的工具。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率，有显著的税收收入效应，具有较强的调节作用。累进征收是个人所得税的显著特点，最能体现税收的纵向公平，不同条件者缴纳数额不同的税收，即所得多者多纳税，所得少者少纳税。课税以后，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贫富阶层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而且由于直接课征于个人的货币收入，在不考虑偷逃税等情况下，能更直接地改变居民收入分配的结果。

（二）消费税是削弱高收入者支付能力的重要策略。消费税同时具有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主要是通过对商品比价关系的影响，改变消费者的购买和消费行为，进而调节收入分配。消费税虽是比例税率，但一般实行差别课征，奢侈品、高档消费品课重税，日用消费品免税或轻税。这使消费税对限制富有者消费支付能力、调节税后收入分配有积极效用，虽然消费税难以起到所得税的直接调节作用，但它可以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消极后果起到了限制和修补作用。

（三）财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是限制社会财富向少数富有者过度集中的重要手段。个人所得税主要从社会财富的流量方面进行调节，而财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主要对社会财富的存量进行限制。对个人而言，富有者将所得的一部分转化为财富积累，在继承或赠与情况下，可以如滚雪球似的增加财富，对社会来说，存在财富日益向少数富有者集中的趋向。遗产税与赠与税是防止财富过度集中的最有力工具，对缓和分配不公，补充个人所得税的不足有重大意义。

（四）税收支出是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的有力措施。所谓税收支出，是指政府为实行对某种行为给与鼓励或照顾的政策目标，以主动放弃部分税收收入的形式向特定纳税人提供的财政援助。一般有两条途径：一是直接对低收入阶层的纳税项目给予税收优惠，如医疗费用扣除，儿童抚养费用扣除等。二是对有助于间接增加低收入阶层的行为给予税收优惠，如高收入者向公益事业和慈善机构的捐款可以在他们纳税时予以税收优惠。

二、现阶段的税收政策在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方面的缺失

（一）所得税制上的不足

如个人所得税在设计中缺乏灵活性：（1）个人所得税的分类税制模式易导致税负不公。（2）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差异较大，不利于调节收入；（3）个人所得税税收支出中优惠政策取向偏差，如存在勤劳所得重于非勤劳所得的偏差。

（二）税种上的不完善

我国目前的税制结构中，货物与劳务税类税种在税收总额中占绝对比重。作为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税种，如个人所得税、车船税和房产税等的比重过小，而同样具有收入分配调节作用的社会保障税、财产税、赠与税和证券交易税等还没启用。

三、对我国税收收入效应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建议

（一）完善个人所得税制的建设

1、个人所得税税制模式应向分类与综合模式调整。我国目前实行的分类税制个人所得税存在“劫贫济富”的现象，即对劳动所得征税过重和对资本所得征税过轻，不利于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所以可以调整个人所得税的综合范围，给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的税收政策保留一个相机抉择的空间，以便保持税负总水平一定的公平性。

2、调整税率，优化税制结构。在分类与综合税制模式下，对分类征税的项目可采用比例税率。对综合征税项目，仍实行超额累进税率，同时可考虑将九级税率简化为五级，适当拉开级距档次即可。

3、适当提高费用和扣除标准。随着所得税制模式的转型，起征点也必然要求提高，同时鉴于我国的地区差距，可考虑设置一个全国平均水平，各地再根据本地居民生活水平、物价水平等因素进行一定幅度的上下调整。

（二）引进、完善和健全相关税种

在发展新税种方面应重点考虑引进遗产税和赠与税，在完善已有税种方面应适当提高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和契税的征税标准。

（三）完善税式支出

首先，对我国城乡低收入者的一些纳税项目给予税收优惠，为其提高收入水平创造条件。其次，向社会慈善机构、公益事业的捐助可允许税前列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减轻收入分配不公的程度。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参考文献：

[1]闫坤,程瑜.促进我国收入分配关系调整的财税政策研究[J].稅务研究,2010,3.

[2]孙钢.我国个人所得税制改革进展:“快板”还是“慢板”[J].税务研究，2010,3.[3]张源.从调节居民收入分配角度论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J].财会月刊，2010,2.

[4]夏爽.从税收制度角度浅谈我国个人所得税与收入分配[J].时代经贸，2008,2.

个人收入分配教案 篇4

课题名称：个人收入分配教案

实习专业：思想政治教育

实习班级：

实习学生:

学生学号：

指导教师：

第七课

个人收入分配教案

全课概述

本课分为2个框题

一、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7.1 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识记按劳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含义。

2、理解现阶段实行按劳分配的客观必然性；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的意义；确立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意义。

3、联系经济生活中的实际，初步认识我国目前存在的多种分配方式，并确认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二）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全面系统看问题，正确认识生活中的收入分配差距，提高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通过本框学习，使学生感受到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有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和社会生产的发展。★教学重点、难点

1、按劳分配是我国个人收入分配的主体

2、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教学方法

引入实例法、自学阅读－讲授法、教师启发、引导，课上讨论等学生主体参与的教学形式。★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教师活动：引导学生阅读教材62页“南岭村”的例子，提出问题：这个村子是怎样分配个人收入的，引发兴趣，导入新课。

学生活动：通过教师引导与讨论，得出结论——按劳分配，导入新课。

（二）进行新课

二、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1、按劳分配为主体

教师活动：请同学们阅读教材62－63页内容，说明什么是按劳分配？我国为什么实行按劳分配？它在我国的分配制度中处于什么地位？

学生活动：积极思考、讨论，发表见解，回答问题（1）按劳分配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在公有制经济中，在对社会总产品作了各项必要扣除之后，以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劳动（包括劳动数量和质量）为尺度分配个人消费品，多劳多得。少劳少得。

教师点拨：在公有制经济中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必须而且只能是按劳分配，同时这种劳动是社会劳动。

教师活动：我国在公有制经济中为什么实行按劳分配？

（2）坚持按劳分配的必然性

第一，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实行按劳分配的前提。分配制度是生产关系的重要方面，一个社会的分配制度取决于生产关系和基本经济制度，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是所有制结构的主体，因此决定了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实行按劳分配。

第二，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实行按劳分配的物质基础。产品采取什么样的分配方式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直接联系，现阶段我国生产力没有实现高度发达，劳动产品没有达到极大丰富，还不能实行按需分配。

第三，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劳动的性质和特点，是实行按劳分配的直接原因。在当前的生产力状况下，我国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存在明显的差别，劳动还是人们谋生的手段，因此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必须体现人们劳动的差距。教师活动：请大家想一想，在我们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中如果实行平均分配会出现什么后果？

学生活动：积极思考、讨论，回答问题：如果实行平均分配，必然导致“懒汉”的出现，劳动者的积极性不能很好地调动起来，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多和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整个社会的发展必然缓慢，最终导致共同贫穷。

教师活动：可见，社会主义阶段，实行按劳分配既是客观经济条件的要求，在实行按劳分配的同时，也体现了优越性。

（3）坚持按劳分配的意义

教师总结：实行按劳分配，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同自己付出的劳动数量和质量直接联系在一起，会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推动劳动者努力学习科学技术，提高劳动技能，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也体现了劳动者共同劳动、平等分配的社会地位。

就是活动：既然按劳分配有这样重要的意义，它在我国的分配制度中占怎样的地位？ 学生活动：认真思考总结，得出结论（4）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现实表现

按劳分配在所有分配方式中居主体地位。首先，从整个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看，虽然存在多种分配方式，但由于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所以按劳分配必然是主体；同时，劳动者中在公有制经济中就业的占多数，所以按劳分配方式必然是主体。其次，从公有制企业中劳动者收入结构看，尽管目前公有制企业个人收入来源逐渐多样化，但在各种报酬中，按劳分配部分的收入仍然占较大比重。最后，从按劳分配对其他收入方式的影响看，公有制企业劳动者按劳分配的收入量，是其他所有制经济活动中劳动者收入水平的参照标准。

2、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教师活动：引导学生阅读教材63页材料，并思考所提问题。学生活动：阅读课本，认真总结，发表见解

教师引导：在我国，个人收入的分配除去按劳分配之外还存在多种分配方式，到底还有哪些？他们各有什么特点和作用？为什么在我国存在多种分配方式？这些问题，我们将通过下面内容的学习来了解。（1）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客观必然性

教师活动：为什么我国所有制结构和我国的分配制度有相同的地方？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有什么内在联系？

学生活动：分小组讨论，推荐代表发言，教师总结

这种分配方式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分配方式。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总体水平低、发展不平衡和多层次的状况，不可能实行单一的分配方式，必然存在多种分配方式。

这种分配方式也是由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决定的。公有制是主体，在公有制经济中只能实行按劳分配。但在其他多种非公有制经济中，就不能按劳分配，而只能采取其他非按劳分配方式。

这种分配方式也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2）多种分配方式的主要形式 第一、按个体劳动者劳动成果分配

个体劳动者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独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其劳动成果扣除成本和税收后直接归劳动者所有，从而构成他们的个人收入。

教师活动：引导学生讨论在这里劳动者充当了什么角色

学生活动：思考讨论，发表见解：他们既是劳动者，又是经营者、投资者，不仅付出劳动、谋划发展，还要承担经营风险。

第二、按生产要素分配

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生产要素所有者凭借对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参与受益分配。教师活动：引导学生阅读教材64页漫画与材料，并思考所提问题。学生活动：阅读课本，认真总结，发表见解

教师点评：参与受益分配的生产要素主要有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大家在以后的学习与生活中能要做到能分清一种分配属于哪种要素的收入。

教师活动：在我国为什么允许这些要素参与分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有什么重要作用？ 学生活动：阅读课本，认真总结，得出结论 教师活动：总结学生的结论（3）确立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意义

确立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所有权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的确认，体现了国家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对劳动、知识、人才、创造的尊重。有利于让一切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人民。

（三）课堂总结、点评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懂得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具有客观必然性，也有重要的意义。

（四）实例探究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据此回答例1——例4

［例1］ 下列收入属于按劳分配所得的是（）A.经营风险收入

B.国有企业职工的奖金和津贴 C.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所得

D.外资企业职工的工资收入 答案：B ［例2］实行按劳分配之所以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是因为

A.它把劳动者的个人收入与自己付出的劳动数量、质量直接联系在一起

B.它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C.它消除了几千年来不劳而获的剥削制度

D.它体现了劳动者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社会地位 答案：A ［例3］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直接原因是（）

A．生产力水平

B．所有制结构

C．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D．我国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 答案：B ★课余作业

组织学生撰写社会调查报告，要求学生调查自己家里的收入情况，分清哪些收入是按劳分配所得，哪些是非按劳分配收入，并分析现在的收入形式与以前相比有哪些变化，这种变化给家庭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教学体会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篇5

提高劳动报酬 公平正义 社会和谐 【背景链接】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今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但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下降、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仍然比较严重。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要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把收入分配提到了非常突出位置，既是对收入分配改革进行了总体部署，也是要解决社会实际存在的突出问题。

【标准表述】 [权威观点] 中国要认真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也就是逐步提高两个“比重”，一个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的比重，第二个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这两个比重都是更多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我们不仅要把‘蛋糕’做大，还要把‘蛋糕’分好。”

——温家宝 [原因] 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城乡收入差距。城乡之间不仅在居民收入水平上差距明显，而且在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也存在着较大差距。

二是行业收入差距。导致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垄断及不公平竞争的存在。

三是地区收入差距。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而且这一差距还呈现逐年加大的趋势。

[深度分析] 收入分配问题，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利益调节问题，但实际上与一定时期的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往往是紧密相联的。

从社会问题看，收入分配制度合理、科学，不仅可以极大地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还能够减少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成为促进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和稳定器。反之，就会诱发、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

从政治问题来看，收入分配的制度安排，不仅体现着政府的政策导向、价值目标等，而且也直接检验着其政治结构、政治过程的合理性。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会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群体性事件增加，甚至会直接威胁到政治稳定。

[措施] 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势必引发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新问题，也会为社会稳定埋下隐患。

第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关键在于整顿和规范初次分配秩序。

一方面，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消除行政性垄断。另一方面，强化劳动法令执行，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积极推进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实施。

第二，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积极促进农民增加收入。

一方面，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与努力创造就业岗位结合起来，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城镇化，逐步减少农村人口，以增加农村人均土地拥有量和农产品需求量，从而增加农民收入。

第三，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收入差距。

贯彻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加强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中西部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到东部沿海地区就业或就近就地转移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中西部地区应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第四，完善收入再分配机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将分类所得税转变为综合所得税，并逐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从农村居民最需要的方面入手，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保障农村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和农村居民的医疗需要。逐步建立面向所有城镇劳动者的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一句话点评】

遏制收入差距拉大趋势，是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的必然要求。

收入分配问题原因探析 篇6

化不公

2012年10月24日10:22人民网 评论(1084人参与)

编者按：2010年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中央公布的调查数字表明，中国收入差距目前已扩大到23倍，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时经8年仍未出台。本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明确，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将在第四季度制定。据此前披露的消息，方案将列出收入分配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其中，调整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是未来收入分配改革的重中之重。近期，人民网采访组专门就收入分配问题展开调研，从不同角度进行调查分析，将推出十期报道。本期将重点探讨收入分配的悬殊现状。

小王和小秦是大学校友，毕业后分别在文化公司和金融企业工作。小王月收入4000元左右，而小秦年收入则达20多万元。小王觉得收入差距如此之大都是行业不同“惹的祸”，并不公平。

我国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局面普遍存在且未得到根本改变。国家统计局今年5月底公布数据称，2011年，城镇私营单位“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行业年平均工资为11738元，而非私营单位“金融业”年平均工资达91364元，两者相差8倍。而九三学社中央2010年提交的政协提案援引的一组数据显示，我国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

近年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力图缩小收入差距，但社会上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呼声并未因此减弱。解决当前收入分配问题，首先得找到“病因”。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收入分配制度不健全、经济社会体制弊端以及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不合理等多方面原因造成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

收入分配体系不健全、不合理是直接原因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全年公共财政收入10374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4.8%，而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实际增长8.5%，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实际增长12.3%。财政收入增速远高于居民平均工资的增速。且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仅为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57.8%。

上述数据反映出的收入分配问题，民众感受十分强烈。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收入分配体系不健全、不合理是造成收入分配问题的直接原因。主要表现为：

宏观分配政策不健全。统筹研究并部署全国收入分配改革及其相关配套改革的方案尚未出台，也未在政策上明确如何合理安排国家、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如何合理处理资本、劳动要素的分配关系。

财政税收体制不健全。在初次分配中，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具有垄断性的国有企业未建立健全利润上缴、资源占用税等制度并认真贯彻落实。个人所得税制度也不够健全，未能更多以高收入群体为个税征收对象。

工资分配制度不健全。工资集体协商尚不普遍，效力和作用有限。国企高管薪酬管理制度尚未健全，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监管制度也不完善。公务员工资制度中级别对职务过度依赖，地区附加津贴制度尚未实施。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中的绩效工资未全面实施，对制度外收入调控不力。社会保障制度和其他要素分配等制度不健全。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待遇制度与企业退休金制度不衔接、不平衡，带来两方面人员退休待遇的很大落差，成为引发企业退休人员不满的制度性原因。房地产价格一路飙升，极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购房住房压力，也进一步扰乱了分配秩序。收入分配基础工作薄弱。银行监管制度尚未健全，现金支付行为相当普遍，容易造成分配漏洞；绩效管理制度不健全，使绩效薪酬的发放缺乏依据。

收入分配宏观调控体系不健全。缺乏高层次的工资分配法律法规，现有法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足；对收入分配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不够，震慑力弱。

经济社会体制弊端强化收入分配不公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蔡昉曾撰文指出，在中国二元经济和体制双重转换阶段，居民收入来源与渠道较为复杂，收入取得的方式也五花八门。因此，城镇居民收入在现行统计制度下被大幅低估，并且低估的隐性收入部分并非均等地分布于各收入人群。

蔡昉认为，居民真实收入有很大部分来自资产性或财产性收入，这部分收入的分配不均等使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居民和社会所感受到的分配不公，恰好源自这部分数量庞大且来自于机会不平等的收入。

对此，苏海南表示，经济社会体制的弊端强化了收入分配的不公，有些还成为收入分配不公的直接源头。

一是各类要素市场很不健全，特别表现在资源配置制度问题较多，原材料、能源、矿产、土地等资源配置制度不够公平合理，导致生产经营收入来源渠道失范，收入多寡不公。

二是尚未全面打破的城乡分割管理体制，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难以缩小的重要原因。

三是部分地方存在的对非公有经济发展的歧视和限制，在非公有经济领域中工会组织建设不力，不利于非公经济的顺利发展，又严重制约了非公经济单位合理增加职工的工资。

四是打破垄断措施不落实，对第三产业发展支持不足，不利于从根本上有效控制垄断行业的偏高过高收入，也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及其职工工资的提高，进而不利于缩小行业收入差距。

五是政府部门转变职能不到位，对微观经济领域行政干预偏多，对宏观经济领域的有效调控不力。权力寻租、攫取非法收入的现象经常发生，严重扰乱了分配秩序。

六是中央、地方政府事权、财权不够对等，政府财政收支及其预算不够透明；受多种因素制约，人大代表监督作用发挥还不够到位；金融、国有企业等体制制度不完善，也对收入分配问题造成较大负面影响。

苏海南还特别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够得力，低估劳动价值贡献、忽视社会责任、缺少诚信现象较多见等等，都将恶化收入分配的突出问题，扩大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差距，成为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深层次根源。

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不合理放大收入差距

在苏海南看来，我国劳动力结构明显不合理，呈金字塔型，劳动力总量中低端劳动力数量过多，比重过大，对收入分配形成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会对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形成很大的市场压力；另一方面会对促进缩小高中低端劳动者之间收入分配差距形成阻碍。

苏海南分析，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高，需要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巨大；第二产业中高新技术行业比重小，低附加值行业比重大，制约着第二产业职工的工资增长；第三产业产值和就业比重明显偏小，既加大了第二产业的就业压力，也不利于第三产业职工的工资增长。

我国主要依靠低成本生产要素高强度投入的生产方式，致使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1/30、日本1/

18、法国1/

16、德国1/12和韩国1/7 ；与此同时，农业仍将主要是传统生产方式，生产力水平更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乡、行业、地区、群体之间分配关系的总体协调平衡。社会新增财富总量将难以迅速扩大，可供有效分配的“蛋糕”将难以做大，促使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的空间将被压缩，较多提高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比重的努力将受很大限制。另外，我国外贸依存度高，使我国经济发展受国际经济发展变化的影响很大，我国大量出口产品

原本技术含量不高，附加值很低，在产品价格上又受制于人，微薄的利润和较大的市场风险，对出口导向型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形成严峻挑战，也对这类企业员工工资收入合理增长形成严重制约。

因此，苏海南认为，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不合理，放大了收入分配由生产力不平衡、自然资源差异等客观条件形成的收入差距。

目前，对我国收入分配问题产生的原因，专家们达成了基本共识，问题在于如何“对症下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贺铿6月15日向人民网透露：人大财经委从去年开始调研收入分配问题，今年5月底完成了调研报告，国务院有关部门已形成了初步方案，宗旨是促进社会公平。

收入分配 篇7

一、基于股利理论的国企收入分配

国家代表全民以国有资产所有者身份参与国有企业的投资, 其应享有投资收益权。利润分配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权衡公司股利支付决策及公司未来可持续增长之间的关系, 以实现公司价值的最大化。关于股利政策是否影响公司价值, 主要分为两类不同的股利理论:股利无关理论以及股利相关论。股利无关理论认为投资者并不关心公司股利分配以及股利支付比率, 是否分配现金股利对股东的财富和公司价值没有影响。股利有关理论认为信息不对称、公司和个人所得税等原因导致股利政策显现出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我国上市公司大多为经过改制的国企, 国企股利分配政策及剩余利润的部分上交也具有较强的信号传递性, 其可以向全民传递公司现状、价值以及前景等重要信息。持续保持较为稳定的股利支付率政策, 全民就会对公司未来盈利能力及预期现金流有较为乐观的预期。

二、基于代理理论的国企收入分配

代理理论为研究处于特定公司治理环境中企业股利分配行为提供一个基本分析逻辑。公司股东、债权人、经理人员等诸多利益相关者目标并非完全一致, 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 很可能以牺牲相关方的利益为代价, 这种利益冲突关系表现为不同形式代理成本。

国有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矛盾产生原因:一方面, 国有资本委托代理链条拉长, 导致国有股东所有权主体缺位;另一方面薪酬管制, 对高管货币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不足, 高管必将增加在职消费以及寻求隐形收益。由于较长的控制链条使得管理者出于规避经营风险和最大化可支配财富的目的, 倾向于少分或者不分现金, 这也是国家作为控股股东常常出现所有者缺位造成的。由此强调剩余利润的部分上交, 显得尤为重要。其一方面可以有效抑制管理层随意支配现金流, 减少其“私利”行为, 另一方面可以保证企业剩余利润使用效率的提高, 降低代理成本。

三、基于社会福利理论的国企收入分配

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函数把一国福利定义为每个公民满意程度之和, 提出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目标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其认为当分配状况得到改善时, 国民收入增加会提高社会福利;反之, 国民收入增加伴随着分配状况恶化, 结果则不确定, 造成社会损失。

国有资本收益的分配取决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政策目标。政府在公有制企业决策中的目标是认为政府机构是全民代理人, 在处理政府与公有制企业之间关系时, 力图实现经济福利的最大化, 并以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之和来衡量社会的总福利水平。国有企业剩余利润的部分上交可以有效改善社会福利, 国企利润最终收益去向就是为增加社会福利, 增加全民的效用, 实现帕累托改进。

四、基于垄断理论的国企收入分配

根据经济学中垄断势力的社会成本理论: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 价格等于边际成本, 而垄断势力则意味着价格超过边际成本。垄断势力的结果是较高的价格和较低的产量, 它会使消费者受损厂商受益。若把消费者福利和生产者的利益看成一体, 垄断势力仍造成无谓损失, 即使国家通过税收等手段, 对垄断者利润再分配给其产品消费者, 仍存在非效率。上述无谓损失就是这种非效率的社会成本, 由此给整个社会带来较大的福利损失。

垄断不仅缺乏效率, 而且减少社会福利。国有企业垄断带有极大的行政垄断色彩, 垄断成为社会帕累托改进的绊脚石, 加剧了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效率过低。因此强调国企剩余利润的部分上交, 收取垄断行业的超额利润, 进而转移支付给社会, 有利于社会福利效应的改进。

五、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理论小结

无论从股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社会福利理论以及垄断理论都可看出国有企业利润分配的必要性。国企分红说到底是由国家财产权、政治权所决定。国企分红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合理产权制度的必然要求, 合理的产权制度是国企良好公司治理结构建立的必要保证, 其更有利于打破市场垄断, 建立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 提高国有资本营运效率, 进而增大社会福利。

参考文献

[1]杨成炎.国有资本分红政策问题探讨[J].财务与会计, 2007 (11) .

收入分配 篇8

关键词　中等收入陷阱　收入分配　分配差距　政策选择

一、“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

根据世界银行提出的概念，中等收人陷阱是指，“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人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人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人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人难以突破1万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从历史上看，很少有经济体尤其是大国能够有效驾驭这一阶段将出现的复杂技术、社会和政治挑战。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许多国家都能够以非常快的速度达到中等收人水平，但很少有国家能够超越中等收人而成为高等收人国家。

一般而言，人均国民收人低于905美元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在906美元到11115美元之间的都属于中等收人国家。在中等收人国家行列，又包括两个层次，即在906美元到3595美元之间为低中等收人国家；介于3596美元到11115美元为高中等收人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在11116美元以上的则属于高收入国家。2008年，我国人均GDP为3315美元，已进入中等收人国家的范畴。在这一区间内，我国经济仍然具有快速发展的机遇，同时这一时期也是转型的关键时期。2010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4415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规定，我国已步入高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并将向高收入国家冲刺。国际经验也表明，在这一阶段，极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从世界范围来看，并非所有的国家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是一旦陷入该陷阱，将很难在短时间内轻易走出来则是具有很多典型的例子，因而我国应采取一定的措施，努力规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二、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在中等收入阶段，导致国家间产生分化的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收入分配关系。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成功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跃升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其收入分配政策基本上是比较公平的。相反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它们的收入分配政策则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因素。

第一，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已经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至始至终将收入公平分配问题放在重要位置。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在国民经济和中央财政收入年均增幅达10.9%、16.3%的前提下，抓住时机积极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大力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全面提高社会各阶层的工资收入，构建起了大众消费社会，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自上世纪70年代起推行“新村运动”的韩国，相继制定措施来大幅增加农户收入，之后又重点实施了收入、医疗、教育、居住四项基本保障计划，实现了城乡居民收入同步提高。而新加坡政府则在上世纪60至80年代，把工作重点放在充分就业和高质量推行政府组屋政策上，90年代后又设立医疗保健基金、教育储蓄基金、公共援助津贴等，这些资金绝大部分由政府财政拨款。台湾在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内，工资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呈现上升趋势，从1951年的40.8％增加到1979年的60.8％，而衡量贫富差距程度的“基尼系数”则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

拉美等国家的做法则相反。上世纪7七十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就已经介于0.44至0.66之间，巴西在上世纪90年代末仍高达0.64，所以拉美被视为全球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区。在一些拉美国家，贫富差距非常巨大，奢华的富人区与简陋的贫民窟形成了巨大差异。这种两极分化格局使社会结构呈极出不稳定的的状态，导致了社会和政局不稳，并不可避免地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拉美在引入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后，本以为经济增长自然会带来社会状况改善，但却适得其反：贫富分化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出现了进一步加剧的趋势。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在寻求社会公正、反对贫富分化的民意支持下，拉美左翼力量迅速崛起，左翼政党先后在拉美多数国家上台执政。但是到2010年底，拉美贫困人口的比例仍高达30%以上。

上述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警示意义。无论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日韩等国还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等国，它们能否成功跨越的关键在于是否有效解决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将导致跨越的过程中极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以我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应在于调整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第二，通过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符合我国的国情。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居民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较高，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开始逐渐扩大，且在速度上呈现出由缓慢到日趋加速的态势。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GDP都保持了高速增长，这是我国历史上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最快，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居民收入分配来源渠道多样化和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多元化，社会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间的经济利益重新调整幅度加大、频率加快，我国的基尼系数呈现出迅速上升、日趋加速的趋势。从1978年到1984年，我国基尼系数稳定在0.16的水平。而从1984年开始，基尼系数一路攀升，到2007年已达到0.473。一般说0.2之下叫“高度平等”，0.2到0.4叫“低度的不平等”，0.4以上叫“高度不平等”，我国现在0.473确实是不平等的问题比较突出。另外，20%的高收入和20%低收入户的倍数也在不断增大，在城镇是8.9倍，农村是6.7倍，平均在7到8倍左右。我国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群体数量很大，现在的收入结构中，我国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群体合计占总人数的64.30%。从收入分配差距变化的空间范围来看，收入分配差距出现以城乡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为主向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全面存在的格局转变。

我国现阶段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的持续加剧，如若超出一定的程度，则有可能引起社会秩序不稳甚至社会动乱，并将严重影响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进程。因为从供给关系上讲，社会不稳定会直接阻碍生产活动，降低生产效率和产出水平。即使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也会间接影响到产权的稳定和投资的效率，加大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影响到投资者进行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从需求关系来看，过大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还会降低居民的消费需求，导致经济有效需求不足从而阻碍经济发展。收入分配之所以能够影响消费需求，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在平均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会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会越小。因此，只要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收入分配不平等增加就会降低消费需求和社会有效需求。

三、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政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改变我国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现状，进而进一步缩小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是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性选择，为此，我们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大力调整收入分配关系。

第一，统筹城乡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城乡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在于二元经济发展格局和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改变这种城乡二元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途径。而要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首先就是要加快城镇经济发展，使得城市第二、第三产业能够吸收农业部门过多的剩余劳动力。同时，当农业中过多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促使农业通过实现机械化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从而达到农业乡村部门经济和城市部门经济共同发展，缩小工农劳动力边际产值间的差距，最终能够缩小城乡差距。同时还要进一步改革我国的户籍管理体制，消除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之间的等级差距和流动限制，从而消除城乡居民的歧视性待遇，实现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龙外，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改变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城市偏向，进一步完善农村税费改革，降低农业税负，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支持力度，加快农村公益事业建设，建立城乡一体的财政支出体制，将农村交通、环保、生态等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都列入政府财政支出范围。

第二，统筹区域发展，进一步缩小地区差距。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是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持续上升的重要因素之一，缩小地区间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对于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意义重大。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格局来看，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较快，而中西部地区发展比较落后，这些地方主要还是以第一产业为主，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目前要缩小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首先是要实现东部产业的转移，这就需要通过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等措施支持中西部，缩小中西部同东部之间产业方面的差距，促使东部地区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提升东部地区本身的产业结构。其次，还需要通过财政政策支持中西部，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建设，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减少经济中的寻租行为和非市场交易行为，提升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包括制度方面的投资软环境和技术方面的硬环境，这也是使得东部地区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因素。最后，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科技教育投资，提高中西部地区的人均教育投入，普及义务教育从而提高人均教育程度，以提高中西部人力资本水平。

第三，提高劳动收入占比，缩小资本劳动收入差距。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和我国中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无限劳动供给的存在，城市经济的增长过程总是工资低增长下的劳动资本收入比的下降，这使得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之间不平等日益加剧。为了缩小劳动和资本收入之间的差距，要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让劳动者劳动报酬增加。资本收入不断增加，劳动收入不能得到增加，那收入差距就会越来越大。如果劳动生产率增加了，企业效益增加了，物价变动了，劳动者的工资就应该增加。另外，必须改变东部地区这种单纯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粗放性扩张的发展模型，提升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使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逐渐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而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中西部转移。所以，提升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应该同步进行，这是一个经济增长方式转化的两个方面。在调整东部经济产业结构的同时，实现劳动密集贸产业结构向西部转移，这既可以提高东部地区劳动收入的比重，扩大中产阶级的比重，缩小东部地区内的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又可以使得中西部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在本地就业，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等，有利于降低地区间收入不平等。当然，要实现这种产业结构的转移，除了要对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实行政策支持外，对东部地区也应该形式区别性的产业政策，对于那么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在东部地区应该给与政策上的优惠以鼓励其发展，但是，对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则应该使用政策上的倾斜措施促使它退出东部地区。

第四，打破行业和部门垄断，缩小行业收入差距。改革以来我国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行业间收入差距的持续加剧也是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行业收入差距的扩大，其最主要的原因来自于垄断。因此，要缩小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完善经济机制，打破行业垄断是唯一的措施。由于垄断有时可能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构，所以为了完善市场经济机制，打破行业或部门垄断，国外大都制定了反垄断法。也就是说，我国现在大部分的垄断行业都是一些市场还没有完全放开的、由国有企业垄断的部门和行业，比如金融中银行和保险、铁路、邮电和电讯、水电部门。针对我国的国情，要从根本上打破行业和部门垄断，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一是要继续推进电信、电力、民航、金融、铁道、邮政和公用事业等行业改革，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同时，抓紧完善《反垄断法》的实施细则，为打破垄断提供法律依据，规范并促进垄断行业深化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二是在根本打破垄断前，先采取一些防止垄断的治标措施，主要有垄断性行业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不能由其自我定价，而是需要公众听证会认可，权力机关要对此进行监管等。三是要调整国家和企业分配关系，建立垄断行业企业利润和股权收益上缴制度，并对其无偿占用的归全国人民所有的资源征收资源税，再加上通过其他形式向社会做出回报，采取多种方法剔除垄断行业经营收入中的各种非劳动收入或暴利，清理整顿垄断行业获得过高收入的来源，从源头上加强控制。四是对垄断行业经营者和员工的分配加强调节控制。首先要全口径调控，不但要调控工资，同时要调控工资外各种收入，包括住房公积金等福利待遇和企业年金等延期支付待遇等。其次要对垄断行业的工资总额或人工成本和工资水平或人均人工成本实行双重控制，因为垄断行业基本都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政府应该也有能力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其过高收入。

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2011-1b-039

（作者单位：湖北武汉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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