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制度不够完善

法律制度不够完善

法律制度不够完善 篇1

法律援助是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法律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论述中提出，“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贯彻落实这一要求，需加强法律援助“五要素五保障”建设，大力发展法律援助事业。

以宗旨要素为核心强化观念保障。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法律援助工作是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工作，必须强化群众观念，努力做到在感情上贴近群众、行动上深入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使法律援助工作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坚持群众利益至上，满腔热情地做好服务困难群众工作，按照规定的时限和程序办理好每一起案件，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传递党和政府的温暖。把群众是否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不断拓宽民意沟通渠道，把人民群众的新要求作为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的着力点，把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作为改进法律援助工作的切入点，有效发挥群众的参与和监督作用，确保法律援助各项工作措施更加符合社会实际、体现人民群众意愿。

以制度要素为基础强化规范保障。推进法律援助工作规范化，制度建设是基础。应着眼于建立层次清晰、体系完备、内容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体系，认真总结《法律援助条例》实施经验，研究解决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借鉴国外法律援助有益做法，推动通过国家立法明确政府法律援助责任、法律援助机构和人员管理、范围与标准、经费保障、组织实施和相关部门协调配合等关键问题，为法律援助工作提供法制保障。健全法律援助与相关部门工作协作机制，健全刑事诉讼中公检法司各部门工作衔接配合机制，建立健全法律援助组织实施各环节的工作程序、工作制度和服务标准，不断提高工作规范化水平。加大规章制度执行力度，实现用制度规范行为、按制度办理业务、靠制度管理工作，为法律援助工作科学化奠定基础。

以质量要素为根本强化标准保障。质量是法律援助工作的生命线。实现案件质量标准化，对于推进法律援助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间法律援助发展差距具有重要意义。应加强服务标准化建设，严格遵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以及相关执业规范、服务标准的要求，做好受理、审查、指派、承办等各个环节的工作，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援助。根据农民工、残疾人、未成年人等不同群体的特点和案件类型，推出专项服务措施；改进案件指派工作，结合法律援助人员业务领域和专业特长合理指派人员，提高案件办理专业化水平。综合采用旁听庭审、办案跟踪、受援人回访等行政评查和专业评估措施，强化案件质量监管，加强投诉处理工作，确保法律援助办案质量。

以设施要素为重点强化便利保障。以设施便利化为重点提高法律援助服务的可及性，是加强便民服务的必然要求。应继续建设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窗口，深入开展便民示范窗口创建活动，改善服务环境，改进服务态度。完善基层法律援助服务网络，推进法律援助工作站和联系点建设，打造一（半）小时法律援助服务圈，方便城乡居民就近获取法律信息、申请法律援助。做好“12348”法律服务热线升级改造工作，保持热线畅通，为群众提供咨询、解疑释惑。加大信息技术在法律援助服务中的应用，优化法律援助事项办理流程，逐步推行网上申请、审批、指派，实现法律援助信息管理系统覆盖县（区）法律援助机构和工作站点，提高服务效率。

法律制度不够完善 篇2

(一) 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长期以来的遗留影响

中国试图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努力仍在继续, 这一最基础的转变在利益博弈与冲突中尚未完全实现。而能源发展转型必须依赖一个竞争性的市场, 而竞争性市场的培育又依赖于民营资本的进入量[1]。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影响, 中国的民营资本很难与国有企业形成强有力的竞争, 国有企业几乎垄断了所有能源产业。中国原油价格已经与国际市场接轨, 而成品油价格依然受到国家调控。长远来看, 实行价格控制政策不仅对政府财政造成巨大压力, 更是抑制了消费者和企业节约能源的动力。

(二) 中国的能源法律制度不够民主、透明

中国的能源法律制度是不民主的。一方面, 在相关能源政策法律出台之前, 政府有关部门并没有组织能源专家进行严格的论证, 一些重大能源政策更是领导人的一句话, 上行下效。另一方面, 中国的公众参与本来就落后于世界上其他先进国家, 国内在制定能源政策法律的时候, 更是闭门造车, 完全将公众屏蔽与决策程序之外。中国能源法律制度受到政党政治、政府行政等因素的制约, 许多能源法律专家只能无奈的寄希望于中国政治家的英明智慧。

(三) 中国的能源法律杂乱, 能源事权无章

目前, 中国的能源法律体系主要是由节约能源法、清洁能源生产促进法、可再生能源法、煤炭法、电力法等构成, 并没有一部包容能源各个环节的统一能源法作为能源领域的基本法律来指导我国分散的能源立法。可以说, 我国的能源法律体系是相当杂乱和不完整的, “漏哪补哪”可以很形象的描述中国目前在能源法领域的立法现状。这与我国的能源管理的分部门化是一致的。我国的能源管理制度和机构虽然已经进行了多次改革, 但依然存在部门分割、区域分割、行业垄断的现象, 缺乏统一的能源管理和综合决策机制。

(四) 中国的能源法律制度过于原则, 缺乏可操作性

中国目前很多能源法律包括最新制定的节约能源法, 规定都比较原则化, 定性而不定量, 使许多能源法律制度成为空中楼阁, 难以执行, 即使执行, 成本也非常高。再加上执法监督非常薄弱, 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现象普遍存在。

(五) 中国的能源法律制度对发展新能源的扶持力度不够

中国在扶持新能源方面的政策法律非常少, 即使有, 也都过于原则, 或者只是口号。目前, 中国对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也只停留在“试点”、“标本”层面。在市场上也零星出现了一些新能源产品, 但由于缺乏价格定制、税收等方面的政策倾斜, 其成本仍远远高于传统的能源产品, 导致该类新能源产品变成环保的“花瓶工程”。

二、美国能源法律制度中引人注目的亮点

(一) 节能管理放在突出位置

美国新的能源法的第一篇就是谈节能与能效问题, 这足见美国政府对节能的重视程度。美国的节能管理对象包括企业、家庭及个人。节能的领域也非常广泛, 如建筑节能、工业节能、交通节能、家庭节能等几乎所有领域都有严格的节能要求和节能标准。在节能的措施上, 主要采用税收减免、制定节能合同、采用节能标识、强制性节能标准、自愿性节能承诺等灵活有效的手段。美国于1977年成立了美国节能联盟, 倡导在全世界推广有效和清洁地使用能源技术。此外, 美国联邦政府也十分重视自身的节能, 美国测算联邦政府办公耗能占全国能耗的1.6%, 是一个最大的用户。他们认为, 联邦政府应在降低能耗上为全国树立一个榜样。在联邦政府部门工作的负责能源使用的员工要进行严格培训, 对办公设备节能技术和照明节能有一套法规法令可以遵循。对政府每一个部门实行合同能源管理, 信守合同节约了能源, 有关人员可得到政府补偿[2]。

(二) 促进发展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成为美国能源法的目标

美国新的能源法的一个明确目标就是促进发展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其主要内容包括对可再生能源的鼓励研发、开发及使用的政策。为了促进清洁燃煤技术的发展, 增加对自由排放煤场的技术关注程度, 美国政府将加大资金的投入。美国大力发展石油替代品, 按照新能源法的要求, 美国炼油厂将年产75亿加仑酒精用于燃料, 这将使石油的使用比例提升一倍。新能源法鼓励积极推进风力发电, 美国政府拨出专款支持科研机构和制造商进行开发研究。此外, 新的能源法大力支持太阳能技术的开发, 布什总统提出了阳光计划, 其主要内容是在能源部增加资金投入用于清洁能源技术的研究, 对于购买和使用太阳能设备给予银行贷款和免税等激励措施[3]。

三、对中国能源法律制度完善的建议

(一) 统一能源立法体系, 统一能源管理

我们可以借鉴美国《国家能源政策法》, 在能源领域制定一部能包容能源各个环节的统一能源政策作为基础性法律, 来指导我国分散的能源立法。此外, 美国有专门的能源管理机构, 行使强大的管理职能。建议设立国家能源部, 主要职能是总体上抓能源战略管理, 包括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稳定的能源发展战略、管理政策和标准、法规等。实行中央统一领导下的能源分级管理体制。同时建议采取“大部小局”的方式, 即在国家能源部下设煤炭局、石油局、电力局、天然气局、核能局等, 以推动能源政策更有效的实施。

(二) 突出节能、发展可再生能源、环境保护等立法目的

我们可以效仿美国, 将节能放在中国能源立法的突出位置, 将发展替代能源或可再生能源作为中国能源工作的重中之重[4]。我们可以像美国新法那样, 采取一些具体的节能管理制度, 如签订节能合同, 鼓励可再生能源的研发, 加大资金的注入等。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没有太多的资本在中国的国情下, 进一步向倒U型曲线的更高点进发, 而避开抛物线的顶端, 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才是中国能源法道路的必然选择。

(三) 使中国的能源法成为“硬法”, 富于操作性

美国的能源立法注重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及时修改, 其法律制度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同时, 美国的能源法律制度中规定了具体的量化指标, 保证法律制度的顺利实施。中国可以效仿美国, 在中国的能源法律制度中量化具体的能耗指标, 这样也就方便解决了实践当中因为标准模糊而难以执行的窘境。此外, 中国在节能立法上应该效仿美国的灵活多样的手段, 比如税收减免、节能合同、节能标识、强制性节能标准、自愿性节能承诺等。

(四) 鼓励民营资本参与竞争, 从政府定价到市场定价

美国能源法实施的土壤是一个健全的市场。中国可以走渐进的制度之路。民营资本的进入量成为这一渐进之路中国能源发展转型绩效的决定性函数。民营资本必须形成竞争力的规模进入中国的市场, 只有这样, 在能源产业中才能实现由市场形成价格机制。目前在中国, 只有煤炭行业实现了这一点, 油气和电力的价格形成机制还是由政府操控。建议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石油、电力的价格机制, 以扭转能源价格的扭曲。政府的角色是采取相应措施, 如适时提高资源税以弥补由于价值规律的缺陷而造成的生态环境治理成本。

(五) 加大对新能源的扶持力度

美国对新能源的扶持力度是非常大的, 从布什总统的“阳光计划”中, 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在这方面做得远远不够。建议我国加速太阳能利用的产业化, 风力发电也成为电力工业的新增长点。此外, 我国在生物质能能源的开发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 我国农业生物质能资源丰富, 具备大规模进行开发的条件。我国应尽快制定相关优惠政策, 加大资金投入, 尽快实现相关技术的研发制造, 这样才能在能源领域占领制高点。

(六) 引入公众参与制度

美国很多的能源法律政策在出台之前都会组织相关的专家、人员进行论证, 一些政策需要受广大的公民的舆论监督。在此建议, 在国家能源局成立后, 由能源局负责牵头, 把经济和环保目标融入到能源开采、生产、加工、运输和消费的过程中。在一些涉及到利害关系人的项目中必须要征求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或者建议, 尽量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尽量避免在制定能源发展规划和政策时由于“闭门造车”而缺乏的长远考虑造成的经济和环境损失。

参考文献

[1]肖国兴.论中国能源革命与法律变革的维度[J].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1 (5) :40.

[2][美]霍华德·格尔勒.能源革命——通向可持续未来的政策[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6:81.

[3]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Outlook2006 (IEO2006) http://www.eia.doe.gov/oiaf/ieo/index.html.

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法律完善 篇3

关键词：离婚；生活困难；经济救济；经济帮助制度

一、离婚经济帮助制度概述

离婚是缔结婚姻的男女双方解除了婚姻关系，离婚后双方脱离共同生活的状态，各自独立的生活，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再具有扶助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在离婚时由于一定的原因，可能使一方当事人陷入困难，离婚经济帮助就应运而生。离婚经济帮助具体是指在夫妻双方离婚时，一方生活困难，经过双方协议或法院判决，提供帮助的一方一次性或在短期内，给予需要帮助的一方适当的经济资助的制度。包括给予帮助的一方对困难方的一次性或短期的物质帮助、金钱帮助或者是房屋帮助。关于离婚后给予的经济帮助，我们国家称作离婚经济帮助，这也是我国独创的名称。

二、离婚经济帮助实际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离婚经济帮助的适用条件严苛。夫妻双方在离婚时，生活困难方可以请求另一方提供经济帮助，生活困难的标准是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仍然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对于没有住处的也算是生活困难。其次，离婚经济帮助的变更与终止不完善。我国目前的法律关于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缺乏变更的规定，并且对终止性条件的规定也不全面。最后，离婚经济帮助缺乏实际履行的保障。在现实生活中因缺乏专门的保障措施，使得判决难以有效的落实到实处。

三、完善我国的离婚经济帮助制度

1.增加离婚经济帮助的考量因素

我国的法律对于离婚时一方为另一方提供帮助没有规定具体的参考因素，应该增设与离婚经济帮助相关的考量因素。这些考量因素主要应包括当事人双方的经济能力、离婚时分得的财产、婚姻关系的存续时间的长短、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生活水平、双方当事人为了家庭所作出的贡献、双方当事人的身体状况以及对未成年子女扶养的费用等等，只有综合的考量各方面的情况，才能实现离婚经济帮助设立的目的，解决因离婚陷入生活困难的人。

2.放宽经济帮助的时限

我国的法律规定，只有在离婚时一方有生活困难的情形，才可以请求另一方给予适当的经济帮助，这样把给予帮助的时间限定在离婚时，无疑会很大程度上缩小离婚经济帮助的适用范围。在现实中，存在大量的生活困难并不在离婚时，而是在离婚后的情况，如果仅仅把帮助的时间限定在离婚时，这是不合理的。我国的法律应借鉴外国的一些规定，放宽经济帮助的时限，把请求经济帮助的时间扩大到离婚后的合理期间范围内，这样才会更好的保护弱势一方的利益，实现更大程度上的解决因离婚而陷入生活困难的人。

3.重划经济帮助的标准

我国的法律规定生活困难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的基本生活水平。这是绝对困难标准，参考的是当地的基本生活水平，这样就缩小了离婚经济帮助的范围，因为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人民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现代社会的人不仅要求生活水平，而且也更加注重生活质量，如果仅看最低生活水平，显然是不科学的，会使得很多人排除在经济帮助的范围内。我国的法律应该作出适当的调整，在制定条文时应考虑离婚前当事人的生活水平，如果婚前和婚后落差较大，生活水平明显下降，对离婚当事人是不公平的。

4.适用条件上把“单要件主义”转变为“双要件主义”

我国现行的离婚经济帮助制度采用的是单要件主义，即在离婚时，一方陷入生活困难，可以请求对方给予金钱或者住房帮助。规定经济帮助制度也是为了帮助离婚时经济困难的一方，但是当对方没有能力时，也不能实现此制度的目的，所以，我国的法律应该增设对帮助方经济的考虑，这样才能在现实中真正发挥帮助离婚时有困难的一方。

5.制定离婚经济帮助的保障性措施

我国现行的经济帮助制度没有保障性措施的规定，为了更好的实现困难方得到帮助的权利以及帮助方及时履行给付义务，应该制定专门的离婚经济帮助的保障性措施。第一，如果义务人拒不履行的，给困难方造成了更大的损失，义务人应该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二，如果义务人迟延履行的，给困难方造成损失的，权利人可以要求赔偿，因义务人的过错未能按时给付的，权利人可以要求义务人承担一定比例的违约金。第三，如果困难方申请或者法院认为有必要时，法院可以责令义务方提供相应的担保，当义务人有迟延履行或不履行时，法院可以强制执行担保的财产，这样才会使困难方的困难真正解决，实现经济帮助设立的目的。

四、结论

离婚经济帮助制度已经历了十多年的实践发展，保障了离婚自由，对离婚时处于困难的一方起到了很好的帮助作用，有效的化解了离婚当事人之间的经济纠纷，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社会在不断发展，离婚率也在不断的提高，对于离婚经济帮助应用的也越来越广泛，这就需要完善相关法律，为离婚时关于经济帮助方面提供依据，这有赖于大家的共同努力。

參考文献：

[1]李俊.离婚救济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2]巫昌祯.婚姻家庭法新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3]宋豫、陈鸣.我国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J].法学杂志，2008（3）：5-7.

[4]苏丽娜.试论我国离婚扶养制度的不足与完善[J].内蒙古社会科学，2010（4）：17-19.

[5]阎晓磊.经济帮助制度的思考[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6]王歌雅.经济帮助制度的社会性别分析[J].法学杂志，2010（7）：5-8.

[7]张竞芳.论我国离婚经济帮助制度[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4（8）：8-11.

[8]封校威、孙可平.论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完善[J].法制与社会，2014（4）：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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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法律责任制度的完善研讨 篇4

预算法律责任制度的完善研讨

(一)预算法律责任制度的意义与作用

国家预算，是国家组织分配财政资金的重要工具和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它是政府的基本财政收支计划，必须要经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审批后方才生效，因此是国家的一项法律文件，体现着人民的意志。由于它作为国家宏观经济活动基石的地位，当今许多国家的议会都把预算案视为仅次于宪法的重要法案，并通过预算监督程序对政府活动实行监督。预算就是民主决策，财政民主就通过民主政体制基础的预算制度来实现。作为规范政府收支行为的预算法律制度，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也就具有了特殊的重大意义，成为国家经济活动的根本准则。而预算法律制度能够有效运作，对国家预算活动能够真正产生规范的效果，法律责任制度的详尽规定是一个有力的后盾。

近年来随着公共财政改革的深入，人大已经逐步加大了对预算职权、编制、审查、调整、执行、监督以及预算外收入的管理，对政府预算提出了越来越多的具体要求，这不啻为一个可喜的变化，让我们看到了国家预算法治化进程的清晰脉络，但这还远未达到我们的预期。预算活动牵一发而动全身，预算的规范化就等于权力的规范化。只有当政府每花一分钱都经过预算审批时，才能表明政府的“钱袋子”掌握在人民手中，才能实现法治国家。而目前预算的监督工作中还存在许多问题，监督不力仍然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难题。那么，如何能够让人大的监督真正发挥作用呢?笔者认为，具体且全面地规范违反预算法的政府机关及相关人员所应承担的相应法律责任，乃是预算法律监督体制中的重要一环，也是最后的一环，这应当是我国预算法律制度改革中的重要内容。

预算法律责任制度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在于：

1.完善预算法律责任制度，才能从根本上体现国家预算的法律效力。国家预算作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其效力集中体现在它的`强制力上，只有严格约束国家机关及其人员的行为，明确违反规定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才能强化预算的法律效力，控制预算的随意变动。

2.完善预算法律责任制度，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预算的贯彻执行。对掌握权力的国家机关若不明确其行为的责任，造成“权重责轻”的局面，滥用权力、阳奉阴违等情况的出现将是不可避免的，预算就将成为一纸空文，无法得到切实遵守。

3.完善预算法律责任制度，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对国家预算的法律监督。预算监督不力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这也是大量预算违纪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全面建立预算的问责和质询机制，让政府收支活动公开化、透明化，才能让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处在人民的监督之下。让政府自律，对人民负责。

4.完善预算法律责任制度，才能从根本上保证预算审批的权威性，维护国家预算的严肃性。只有对财政收支的法律约束，才是对权力的硬约束。因此，必须在预算法中真正实现责、权、利的明确区分和统一，这是财政民主和财政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

(二)现行《预算法》中法律责任的规定与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预算法》制定于1994年，其中第十章“法律责任”是对违反预算法责任的具体规定，但总共只有三条，其主要内容是：

(1)各级政府未经依法批准擅自变更预算，使经批准的收支平衡的预算的总支出超过总收入，或者使经批准的预算中举借债务的数额增加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

(2)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动用国库库款或者擅自以其他方式支配已入国库的库款的，由政府财政部门责令退还或者追回国库库款，并由上级机关给予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

(3)隐瞒预算收入或者将不应当在预算内支出的款项转为预算内支出的，由上一级政府或者本级政府财政部门责令纠正，并由上级机关给予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

从中不难看出，现行《预算法》对法律责任规定的既不周全，又比较原则，没有作出具体细化，对此1995年11月2日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也无更细化的规定，使得有关法律责任的承担缺乏可操作性，其缺陷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现行预算法虽然规定了中央预算、地方预算、部门预算、单位预算的职责;专章

规定了预算的执行、调整和决算;多处规定了对预算资金“不得截留、占用或者挪用、或者拖欠”;规定了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的支出预算，必须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但是这些规定操作性差，违背了怎么办?没有处置的具体规定。

其二，对于地方部门和单位负责人，为了地方部门和单位的利益，违反财政法律法规的行为如何处理，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显然，绝不能因为他们截留、占用、挪用的款项没有装进个人的腰包而免除其应当承担的责任，应该增添对其违背《预算法》的行政、经济、刑事责任的追究条款的规定。

其三，在法律责任的约束方面过于软化，对预算违法案件的处理乏力。比如随意不按程序调整预算，纳税人不照章纳税而税务部门不依法征税等违法案件，不能得到及时有效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预算法》比起其他诸如《农业法》、《教育法》等专门法律来说，约束力尤为乏力，而且在与其他法律的衔接上也不够好，一些专门法律肢解了财政职能，导致地方财政的财力基本上被其他专门法律分配完了，地方财政运行十分困难，这种状况越到基层就表现得越突出。

现行《预算法》对法律责任的规定之所以这么少，和其本身的特点也有一定关联。94年的这部法律虽然是我国目前为数不多的财政基本法，但它在性质上更接近一部程序法，而非实体法。其中大量的篇幅是有关预算编制的基本程序，而对于预算的管理、内容、调整、审查等实体性标准规定得过于简单和粗略，缺乏对于政府财政收支权力的实体性控制。而且原本的一些程序性规定也很不完整和细致，也没有真正实现从程序上规范和控制权力的目的。还有就是它没有能够很好的处理实体权力和应当承担的职责之间的比例关系，因此也不可能对于实体责任有清晰的规定，体现不出责、权、利三者的统一和区分。再加上制定时间已很久远，这些粗略的规定肯定无法跟上近十年来财政领域令人咋舌的飞速变化。这些种种因素，导致了《预算法》对社会现实的回应无力，使得财政违法违规行为在一个时期内横生，该国家造成了巨大的财政风险和隐患，“审计风暴”中所暴露出来的大量问题，或多或少都与预算法律责任制度的不完善有直接的关系。

(三)《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的出台及其作用

也许正是针对这些问题，11月5日国务院第69次常务会议上通过的《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27号)中，对于违反预算法的相关法律责任作出了一些具体的规定，它将于2月1日起正式施行。

在这部新行政法规中，有关违反预算法的法律责任主要有以下几点：

(1)第二条将财政违法行为的处罚处分主体规定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审计机关”、“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的派出机构”和“审计机关的派出机构”;对于有财政违法行为的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有财政违法行为的个人，“属于国家公务员的，由监察机关及其派出机构(以下统称监察机关)或者任免机关依照人事管理权限，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2)第五条将“不依照预算或者用款计划核拨财政资金”的财政部门、国库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规定为“责令改正，限期退还违法所得。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3)第三条将“擅自将预算收入转为预算外收入”列入“违反国家财政收入管理规定的行为”，规定执收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责令改正，补收应当收取的财政收入，限期退还违法所得。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4)第七条则是直接针对违反《预算法》的行为所作的规定：“财政预决算的编制部门和预算执行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违反国家有关预算管理规定的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追回有关款项，限期调整有关预算科目和预算级次。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职处分：(一)虚增、虚减财政收入或者财政支出;(二)违反规定编制、批复预算或者决算;(三)违反规定调整预算;(四)违反规定调整预算级次或者预算收支种类;(五)违反规定动用预算预备费或者挪用预算周转金;(六)违反国家关于转移支付管理规定的行为;(七)其他违反国家有关预算管理规定的行为。”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的颁布，应该说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预算法律责任的不完善之处，有利于明确预算违法行为的相关责任，加强对有关部门的违法行为的约束，这是很有意义的。但这部行政法规仅仅是对有关部门的行政责任和相关人员的行政处分做出了具体和细化的规定，囿于其法律位阶的限制，不可能对相关主体和责任人员的民事和刑事责任作出规定，因此对于改善目前法律责任制度的缺失，其作用还是较为有限的。尽管如此，它的出台还是应当值得肯定的。()从根本上完善预算法律责任制度，最终有赖于预算法实体性规范的综合、统一、细致和刚性化，有赖于财政收支和管理制度的配套，从而在实体和程序上进行双重控制，维护国家预算的严肃性和法律性。

(四)结论

《预算法》自1995年实施以来，对于我国强化预算的法律约束力，保证预算收支的严肃性，规范预算管理程序，明确预算管理职权，克服现实中存在的权责不清、管理和监督不力的现象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领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情况，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财政预算体制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日益显现，预算法律责任制度的欠缺就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因此，在预算法律制度的改革中，法律责任制度的完善也是题中之义。

完善预算法律责任制度，应着重以下几点：

1.应当对整个预算过程中相关主体及人员的违法行为及其他不当行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作出明确规定。

2.加大处罚力度，对于违法者，除了应承担行政责任外，依性质及程度不同，分别承担经济赔偿等民事以及刑事责任。

关于完善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建议 篇5

随着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管理创新的不断发展，政府不仅需要用经济和行政手段更需要用法律手段管理社会事务，特别是在全市“赶超发展，浙中崛起”政策指引下，政府认真探索和实践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及金义大都市国际化现代化城区建设和发展，将面临日益增多、日趋复杂、不断创新的法律事务，这就需要一批法律专业人士为其提供法律服务，而执业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是一种发展方向。但随着形势发展和变化政府法律顾问制度需要不断完善和规范。

一、我市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的状况。

近年来，市本级及各县（市）区政府和部分政府部门，精心选聘律师担任本级政府及各级部门的法律顾问，组织法律顾问参与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涉访涉诉及其他法律事务处理等工作。法律顾问在推进依法行政和协调政府事务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政府聘请法律顾问存在诸多问题。

1、从数量上看，政府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数量较少，有的根本没有聘请。从初步统计分析，全市执业律师有1000余人，律师事务所120余家。金华市本级和下属各政府部门中涉及主管经济实体的政府部门有40多个，聘请法律顾问不到十分之一。

2、从作用上看，有的政府部门聘而不用，法律顾问仅仅是一种摆设，作用发挥不好，法律顾问制度流于形式。目前，政府法律顾问主要服务于党政领导接待日、解决涉访涉诉事件、陪同政府领导下乡参与解决基层问题，根本没有参与政府重大事项论证、规划和决策，也没有为政府经济建设提供法律服务，以致浪费和闲置法律顾问资源。

3、政府聘请法律顾问程序不规范，没有将执业经验丰富、法律知识渊博的律师聘请为政府法律顾问。同时，政府要求法律顾问无偿提供法律服务，也是一种缺陷。

二、政府法律顾问应服务于政府重点工作。

1、参与政府重大事项的决策，参与政府法律法规论证和制定，监督政府政策的落实。

目前，政府规范性文件大多由政府职能部门起草与讨论。如果政府法律顾问参与起草规范性文件，可以从理论和实务角度及立法技巧方面保障规范性文件的合法、合理性。同时政府重大事项决策，可以邀请政府法律顾问参与论证，提供建议。前几年律师参与市政府城乡公交一体化建设的论证和落实，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2、为政府经济发展提供法律咨询和论证等优质法律服务。目前，在市委确定“赶超发展，浙中崛起”新战略布署前提下，市政府将担负着社会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建设的责任，这些政府项目投资大、周期长，涉及法律关系众多，且往往关系到百姓的根本利益。因此，政府项目建设法律论证尤为重要。法律顾问可以作为项目的专项顾问，对政府重大投资项目进行法律可行性分析论证，起草相关法律文书。同时，政府法律顾问也为参与新金华建设的国内外客商提供投融资、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优惠政策、进出境及关税等全方位优质法律服务。

3、积极参与政府部门依法行政，创造和谐执法环境。

依法行政是政府管理社会首要任务和职责。政府法律顾问参与行政管理，一方面为政府代理参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另一方面针对政府违法行政提出意见和纠正方案。这样既可以树立政府依法行政权威又可以妥善处理违法事件，创造和谐执法环境。

4、进一步帮助政府解决涉防涉诉案件，减轻党政领导工作负担，为和谐社会建立作出贡献。

在政府决策与公民利益的冲突时，律师作为政府法律顾问参与，利用法律智慧和丰富社会经验，能够提出合理、合法、符合各阶层诉求的建议，理顺广大公民的情绪，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前几年，律师作为政府部门助手妥善处理沉积多年的53起涉访涉诉案件，就是典型事例。

三、完善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建议

1、政府应对法律顾问的聘请和使用形成常态化的制度，不因政府领导的更迭而变换法律顾问。

政府法律顾问应当相对固定和连续性，在需要的领域选择最有经验的律师，发挥法律工作者的专长为政府提供法律服务。通过设立法律顾问团方式，为法律顾问提供便利、创造条件，实现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的常态化运作。建立有效运转机制，在重大决策、重大投资、重大项目建设、重大事项实施等先期论证时需邀请法律顾问参与，及时听取法律顾问意见建议。

2、建立政府法律顾问与党政领导“一对一”工作机制或律师组建团队对党政领导专项服务。

结合政府领导分管工作，安排专业对口的律师为政府领导提供定向服务，在必要时法律顾问应陪同政府领导进行考察、调研、检查和信访接待，并及时向领导提供律师专业意见，使领导在处理具体事务时有法律政策依据。

另外，政府法律顾问人员配备要根据政府工作特点选择不同专长的法律人才，同时还要根据工作需要及时吸纳新成员，便于政府法律顾问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3、拓宽政府法律顾问的服务领域。

政府法律顾问工作内容应进一步拓展，将由原先单一诉讼和涉法涉诉事件处理转向为政府经济和社会管理创新提供多方面、多角度的法律服务。法律顾问应当协助政府依法行政，对政府行政工作提供法律咨询及专项法律论证；对政府重大项目包括工业、商贸、城建、科教等投资设计法律框架，起草相关法律文书，同时也可以参加政府的招商引资等大型项目工程的谈判，并出具合同、协议等法律文件的文本。

4、完善政府法律顾问聘任制度。

行政机关聘任法律顾问，应当采取由律师主管部门推荐，实行公开、公平地竞聘上任，由政府领导自己参与聘用的方式，按照预先设定的法律顾问聘任条件及法律顾问的人数，确定聘任人选，颁发聘书，并报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和市司法局备案。政府法律顾问每届聘期应在聘任合同中约定，一般以三年为一个周期。

5、完善政府法律顾问日常工作经费保障机制。

法律制度不够完善 篇6

摘要：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在一个国家的税收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我国的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存在许多缺陷。应全方位、多层次地完善现行的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使之在吸引外资、更好地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服务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税收法定主义;中国

一、现行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

由于内在的制度缺陷及其所体现的政策导向的偏差，现行的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产生了许多不利影响，这些内在缺陷主要体现在：

1.对内外资企业实行两套税制，致使税收优惠内外有别，对外资企业实行超国民待遇。目前我国实施的是内外两套税制，对外资企业所提供的税收优惠待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内资企业，内资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远远重于外资企业。内外资企业不公平竞争的结果是外资企业在国内许多产业中占据优势地位，在某些领域形成垄断地位，这种税收歧视也使得内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最终导致许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严重亏损、被兼并甚至破产倒闭。某些内资企业为获得和三资企业一致的待遇，改头换面钻法律空子，以“三资企业”的名义进行工商登记，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和国家税款流失。

2.税收优惠层次过多，政出多门，管理混乱。现行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不同时期，根据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和开放地区的先后顺序，针对不同的情况分别制定的，缺乏总体的规划设计和宏观控制。税收优惠层次过多、政出多门，导致地方与地方之间、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税收优惠措施相互冲突和效用抵消，不利于正确引导外资投向，人为地造成了外资在全国各地的不平衡分布。

3.税收优惠方法单一。现行的外资税收优惠主要以直接减免税额、降低税率为主，具体措施有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免二减三”征收所得税，或返还一定比例的已纳税额等。这些税收优惠只能使一部分企业受惠，如“免二减三”的办法对投资小、经营期限短的项目有利，而对于投资期限长、投资规模大的项目则难以奏效，甚至与短期项目比还有不利影响。再如，直接减免型税收优惠对于生产型，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有利，而对于无形资产或设备投资比重大的高新技术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不利。由于税收优惠存在时限因素，部分外商还可以采取重新登记或变更登记的办法规避税法，延长享受优惠待遇的时间。因此，单一的税收优惠方法在实践中会因其过于简单而使其作用大打折扣，从而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

4.税收优惠以地区性优惠为主，与国家产业政策不协调。现行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偏重于地区性(主要是沿海开放地区)优惠，对结构性运用不够。税收优惠制度对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如高新技术产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重视不够，产业引导力不够。如设在经济特区的外资企业，不分产业性质都可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这种税收优惠政策使外资不分资本规模、技术层次密集投向沿海地区，在经济特区，不少企业只是普通的制造或服务企业，真正属于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较少。再如，对投资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其税收优惠待遇只提供给国务院批准的特定地区，弱化了外资税收政策的产业调节效果，导致外资大量涌入规模小、技术质量低的行业，而现阶段面临着东部地区产业升级换代、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局面，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有悖于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有悖于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

二、我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应是：逐步取消外资企业在税收优惠方面的超国民待遇，实行内外完全一致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实现内外资企业平等的税收待遇，使内外资企业在平等的起点上公平竞争。

1.坚持税收法定主义，明确税收优惠立法权的主体。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的根本原则，是一个国家税收法治程度的衡量标准和前进方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WTO原则对税法的最高要求。只有坚持税收法定主义才能保证各种税法措施(包括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具有最大的权威性、确定性、稳定性和普遍性。

税收法定主义要求征税主体、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目、税率等税法要素必须由最高立法机关以法律形式加以明确，不能在课税要素中留下空白并委托行政机关立法决定，否则就会影响税收法律的效力。因为税收优惠无论形式如何，如税率减免、税额扣除等，都是对原有税法要素的改变，地方各级政府都无权行使税收优惠的立法权，即使是授权税务行政机关立法，授权事项也只能限于个别具体的和辅助性的细节。从这个意义上讲，拥有税收优惠立法权的主体必须只能是最高立法机关，税收优惠立法权通过最高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的方式行使，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性规章及行政机关的内部规范性文件等都无权涉及税收优惠立法权的行使。

由于受种种因素的制约，税收法定主义所代表的税收法治在我国短期内是不能实现的。目前，比较可行的做法是由国务院委托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这些优惠措施的适用进行解释和补充，但不能对课税要素作出变更或修改，除此之外的地方各级政府(包括经济特区政府)和地方税务部门都无权制定新的税收优惠措施，从而维护和保障税收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2.在统一税法的基础上统一税收优惠，保障内外资企业的平等竞争。我国应按照国际惯例，逐步统一税法，对征税对象一致的税种制定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税法，取消境内纳税人在法定适用上的区别待遇。首先，从与企业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企业所得税人手，制定境内所有企业统一适用的企业所得税法。

其次，对征税对象一致的其他税种也要制定统一的税法。如：将适用于内资企业的房产税法和适用于外资企业的城市房地产税法加以调整、合并、完善，制定出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房产税法;制定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车船使用税法等;此外，在城市建设维护税方面，应取消外资企业不用缴纳该税的规定，使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成为同样的纳税人。

在统一税法的目标实现后，应在消除税收优惠差别待遇根源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税收优惠政策作为一种吸引外资、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无疑仍需坚持，但应在统一税法的基础上进行。完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改革重点应放在取消外资企业不合理的、超国民待遇的税收优惠待遇上，逐步实现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内外统一，完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改革必须由国家统一部署，根据国家产业调整的需要制定出切实可行、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优惠政策，使我国境内的企业，不分其资本来源、产权归属，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税收优惠条件，符合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就可以享受与之相对应的税收优惠待遇。这一举措也是WTO原则的要求和体现。

3.调整税收优惠的实施范围，使之更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国际惯例。调整税收优惠范围，使其偏重于技术含量高、投资规模大、社会效益好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要改变地区性优惠为主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适应东部地区产业升级、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调整地区性税收优惠的结构。在东南沿海地区，税收优惠应偏重于投资规模大、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对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不再给与优惠;税收优惠应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对在中西部地区投资的企业要给与大量的税收优惠，只要有利于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利于市场前景的企业，即使是传统的制造企业也可享受税收优惠。

从整体上看，税收优惠范围也应紧密结合国家产业调整政策发展的需要，加入产业性、技术性税收优惠的内容，对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要加大优惠力度，同时，外资税收优惠不能仅面向外商直接投资，还应给与外商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在境内发行股票、债券、基金等形式吸引的外商间接投资也可以享受优惠待遇。为此，应考虑对境外个人从中国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和特许权使用费等降低预提税率，以鼓励间接投资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对于投资农业、开垦荒山荒地的外商投资企业，经过批准，可以延长一定年限的免税期。

4.建立多种优惠方式并存的税收优惠模式，丰富税收优惠的形式和内容。我国应将现行的税收优惠调整为“间接减免为主，直接减免为辅;过程优惠为主，结果优惠为辅”的税收优惠模式。优惠模式要实现两个方面的转变：第一，由直接减免为主转变为间接减免为主，充分发挥间接减免方式在税收优惠中的作用。在具体操作中可以根据具体的产业和地区特点，灵活采用跨期结转、项目扣除、缩短折旧年限、延长减免税期限等办法将税收减免的重点转向间接减免。根据产业调整的需要，对资本投入较大、时间长、短期内经济效果不明显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前期资本投入大的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准予加大项目扣除额，对于投资绿色环保型农业的外资企业给与较长的免税减税年限;对前期投资较大、短期内经济效益不明显甚至会短期亏损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延长亏损抵补期限;增加关于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税收优惠，用以鼓励外商投资于科技含量高、社会效益好的环保产业和节能产业，这对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意义重大。第二，由结果减免为主转变为过程减免为主。首先应改革增值税制，将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允许纳税人扣除当期购进的固定资产总额，在此基础上实现其他流转税优惠由结果优惠转向过程优惠，特别是对于投资规模大、短期经济效果不明显的高新技术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应采取加速固定资产折旧、允许抵扣资本购进项目的全部增值税税额、允许扣除技术开发费用、允许扣除无形资产投入等过程减免措施，以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对于技术转让和科技成果转让的所得应予以免税或减税。

5.改善投资环境，为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投资环境是指足以影响资本有效运行，发挥资本的基本职能，实现资本增值的一切外部条件和因素有机结合而形成的综合环境。税收优惠是投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其他条件的成熟。各级政府必须采取综合配套的措施，进一步完善投资环境。在完善“软环境”方面，重中之重就是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办事效率，改变工作作风，建设“廉洁、务实、勤政、高效”的政府;同时应加强法制建设，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建立交通方便、通讯畅通、环境舒适的投资环境。总之，要多管齐下，全方位建设吸引外资的良好环境。只有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外资税收优惠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旅游法律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篇7

作为我国近十几年重点扶持的产业, 旅游产业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目前最有活力与发展前景的行业之一, 2013年10月1日《旅游法》的实施,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旅游业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和矛盾, 对保护游客的利益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却没有彻底解决旅游活动中的很多细节问题。而且对于《旅游法》颁布后与之相关配套的法规建设工作仍然停滞不前, 例如, 旅行社管理, 导游人员管理以及相应的行政执法力度等, 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旅游业的发展, 甚至限制、制约了其前进的脚步。总而言之, 对我国旅游业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与创新应引起高度的重视, 这项工作刻不容缓。

二、我国旅游业法制建设的现状

(一) 我国现行旅游法律法规存在缺陷与不足。

随着我国旅游产业的飞速发展, 我国的旅游法律制度也经历了由无到有以及加速发展、逐渐强化的长远过程, 并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 我国现存的旅游法律制度还存在着缺陷与不足, 具体细节规定的不够详细, 执法力度不强, 这就导致我国旅游法律法规的法律效力低下, 在实际工作中不能有效解决旅游法律关系主体在旅游活动中所产生的矛盾, 造成了有法律制度在, 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尴尬境界。而且, 由于中国旅游市场的地域复杂与多样性, 还需要国家与地方统一的协调管理与规范, 也必须制定出一套完整规范相互统一的法律制度体系。

(二) 我国现行旅游法律法规存在某些方面的空白。

旅游业是一种与诸多部门产生紧密联系的关联度很高的行业, 且各行业之间也存在一定矛盾, 所以应尽快完善调整这种横向问题的相关法律法规, 而不应该只有那些处理纵向关系的法律依据。另外, 在我国现行的旅游法律制度中, 缺乏保障消费者权益的执行力度, 因为旅游中的消费在本质上归属于精神消费一类, 它具有较强的暂时性特点和声场共时性特征, 这就造成了对旅游消费者权益的损害, 多是其心情和情绪的好坏, 可是针对消费者的精神损害, 现行的法律法规并未作出相关规定, 这就说明我国现行的旅游法律存在法律空白, 而且, 在维护旅游经营者合法权益方面, 也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 这是不公平的, 会侵害到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从而影响到整个旅游业的发展。

(三) 我国部分旅游法律法规缺少时代性。

我国部分旅游法规仍然在用几十年前的规定来规范现在的旅游业, 这显得非常陈旧和落伍, 甚至在一些新的法律法规中都没有涉及到如今出现的新问题以及易引起冲突的热点问题, 所以经常出现争议不断、各自为政的场面, 这体现了我国旅游法律制度的滞后所造成的无序混乱, 极其不利于我国对旅游业的监管。因此, 旅游法律制度一定要紧跟时代脚步, 体现时代特征, 这样才能规范和保障现代旅游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三、旅游法律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一) 不断完善和更新《旅游法》。

旅游基本法是规范国家旅游产业发展的根本宗旨与基本原则, 以及与旅游活动相关的各个主体的根本权利和义务之间关系的基础性法律法规, 旅游基本法的制定, 是旅游业能够长久发展的重要保障, 它所带来的效应是不可估量的, 它不但能够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还有利于明晰各个旅游法律法规之间错综复杂的结构与关系。而当前, 我国传统的旅游基本法律存在着很多方面的问题与缺陷, 已经不能够完全适应当前时代的基本情况, 这就使得现代旅游活动中人们的纠纷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 所以, 我们要不断完善和更新旅游基本法律, 紧追时代发展的脚步, 结合当前国情对旅游基本法进行创新, 体现出法律的时代性特点, 让当今时代的旅游活动参与者能够有法可依, 不断推进现代旅游行业的健康发展。另外, 在旅游基本法的完善中, 应该注重对旅游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这样才能体现出旅游基本法在我国旅游产业中的统领地位,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整部法律必须向这一方向偏重倾斜, 还是要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中针对这个问题作出专门的规定。旅游基本法的内容要尽可能更加丰富, 能够囊括各个方面的内容, 这样有利于在立法宗旨方面顾及更加全面, 真正展示出具有时代特征的旅游基本法的重要基础地位。

(二) 加速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条例、细则等行政法规的建设进程。

旅游业的立法涉及到旅游产业的方方面面, 光靠一部《旅游法》规范调整是不现实的, 相应完备配套的行政法规才是解决旅游法律关系矛盾的重要手段。目前在旅行社、导游人员、宾馆饭店、旅游景点、风景名胜区等相关法规相对落后, 与《旅游法》并没有有效结合起来。例如在一些风景名胜区的管理上, 只规定了其区内的治理、规划和保护等相关内容, 却对于旅游风景名胜区与其他诸如旅行社、酒店等其他相关旅游企业之间的关系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 但是旅游行业又是一种关联度极高的产业, 它与酒店、交通、商场、景点以及旅行社等众多部门之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复杂关系, 所以行业与行业之间也会产生一系列的纠纷或矛盾, 而这方面旅游法律制度的空白使得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不利于旅游行业的健康发展。旅游业中, 旅行社行业、饭店酒店行业、交通运输行业被称为是现代旅游产业的三大支柱, 在旅游行业的发展中必不可少, 所以, 在世界各国的旅游业发展中, 饭店行业的发展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可是, 我国旅游业相关法律法规中, 对有关饭店行业的法律制度存在空白, 这就导致了一系列侵权问题的出现, 所以只有加快填补这些旅游法律法规之中的空白, 不断完善旅游立法, 才能真正促进我国旅游业的发展。

(三) 加强监督和执法力度。

在旅游法制化进程当中, 加强监督严格的旅游执法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当然还要有完善的旅游法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加强监督与严格的执法要比立法更难操作与执行。因此, 在行政立法上, 我们应加大具体行政机关的责权利, 明确相关监督机关的责任, 避免在执法中各部门职责不清和互相推诿, 还可以改变现有旅游执法手段少、力度弱的现状。除此之外, 我们可以更多地采取联合执法的形式, 以旅游行政部门牵头, 联合工商、公安、价格、商务、外汇等部门开展旅游市场专项治理, 这样不仅可以解决旅游执法涉及面广和牵涉部门多的情况, 更可以有力维护和净化旅游市场的秩序, 还大大加强了执法的力度。这样一来在旅游中执法将会更加顺利实施, 受到的阻碍会大大减少。

四、结语

综上所述, 建立和完善中国的旅游法律法规是我国旅游业必须重视和面对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对旅游业法制建设的完善, 需要立法、执法、监督等各环节共同协调与全面建设, 只有加快推进我国的旅游法制建设进程, 才能有效促进旅游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为旅游消费者提供一个舒适、和谐、稳定的旅游环境, 只有将旅游产业纳入法治正轨, 才能有力保障我国旅游行业更加全面、更加健康、更加稳定地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杨萍.浅谈我国旅游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J].才智, 2011, 22

[2]董莎莎, 孙静静.关于我国旅游法律制度的思考与完善[J].学理论, 2013, 20

完善我国土地储备制度的法律建议 篇8

关键词：土地储备制度 存在问题 法律建议

一、我国土地储备制度概述

（一）土地储备的内涵

我国的土地储备制度是指城市地方政府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授权或者委托专门机构，依照法定程序和方法，将国家所有的属于城市规划范围内的土地和由个人或集体占用的城市土地予以集中管理和暂时储备，通过整理规划后，再根据城市自身土地年度供应计划和城市建设规划，将该土地投入土地市场，从而确保政府能够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一种土地管理制度。

（二）法律特征

1、土地储备行为实施主体和对象具有特定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因此在进行土地收购、土地储备和土地出让等行为中，实施主体必然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各级地方政府。土地储备行为的对象也具有特定性，即主要是指属于城市土地储备制度适用范围土地上的使用权人或占有人。2、土地储备行为中的法律关系具有双重性；法律关系是指被法律规范所调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城市土地储备行为中关于土地使用权的收购、储备以及出让过程中就包含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1」，其一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其二是不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具有管理与被管理属性的行政法律关系。3、土地储备制度中出让环节的垄断性和运作一体化；我国的国家性质和经济体制决定了土地的专属性，尤其是城市地区，土地为国家所有，因此土地储备法律制度中的储备土地都是由国家的代理机构管理的，出让土地的主体当然也就具有唯一性。土地储备行为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执行主体具有唯一性，就是当地政府设立的土地储备管理机构。

（三）法律基础

1、城市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以及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我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条法律规定从最高法的高度明确规定城市土地的所有权人是国家，且只有国家是城市土地的所有权人，从而为我国城市土地储备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提供了法律上的重要保障。2、国家和政府的公共利益属性；我国《宪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作为人民的政府，我国各级政府有义务时刻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着想，出台各项法律法规要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保障人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正常进行。3、土地征收制度；我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相对人一定补偿"。这说明，政府为了更好履行自身的服务职能，改善城市发展环境和功能，可以直接介入城市土地开发市场进行干预，并且这种干预是以行政强制力为后盾的，这种行为就是土地征收。

二、国外土地储备制度发展概况

（一）主要代表性国家发展概况

土地储备在国外被称为"土地银行"，即政府先将目前闲散和未开发的土地收集起来以备将来之用。早在1896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就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土地储备制度。随后到20世纪初期，欧洲许多国家如瑞典、比利时、法国、德国和瑞士等都纷纷开始在本国推行土地储备制度，其他西方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一些州也随即推出类似的土地储备制度。从目标价值角度分析，可以将这些国家的模式分为两类，一种是以追求公共福利为目标，以荷兰和瑞典为代表，要求私有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利用以国家需要为根本导向，必要时服从国家安排；另一种则是以个人主义为中心，以法国为典型代表，国家尊重私有土地所有者从土地上获得收益的权利和机会「2」。

（二）国外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1、充分发挥政府自身优势，主导全局工作；政府在城市土地储备制度中的作用应当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在土地收购过程中要体现出一定的国家强制性，确保规划中的收购对象能够顺利进入土地储备体系，从而为土地储备运行提供足够的基础支撑；另一方面，一定时期内城市土地储备制度运行中管理的土地达到一定的数量，确保政府能够对土地一级市场随时进行调控。2、保障足够的资金支持；土地储备中的土地收购和前期开发整理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一些城市的土地储备机构可能会因为资金不足不得不将储备的土地在短期内销售或租赁出去，这样既失去了调控土地市场的目的，扰乱统一市场规划，也不利于充分实现土地的经济价值。国外成功经验表明，实施土地储备就要有充足的资金保障。3、出台相应法律法规，完善制度保障；国外的土地储备制度能够顺利实施并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国家立法机构根据土地储备制度各个环节的需要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加以规范和保障。

三、我国现行土地储备制度存在的主要法律问题

（一）配套法律法规建设不完善，缺乏全国性统一规定

我国的土地储备制度早在1996年就已经产生，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全国性的法律来规范土地储备制度，虽然2007年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委联合发布了《土地储备管理办法》，但这仅仅是一部部门规章，从法的效力和位阶层次上讲仍然较低，实践中如果出现与相同位阶的法律相冲突的问题，将不利于土地储备制度的实施。

（二）监督体系缺失，产生权力"寻租"空间

城市土地储备制度目前尚未在我国范围内进行统一规范管理，因此相应的监督监管制度建设也比较滞后，立法监督也尚未形成，使得现有纪检监察部门无法监督检查。土地作为一种价值巨大的资产，在人地矛盾日益紧张的今天更是紧缺的重要资源，一些不法土地开发商为了获得土地，铤而走险采取非法手段，加上个别地区一些领导人员自律性差，从而产生权力"寻租"行为。

（三）法律责任规定不明确，追责体系不完善

从上文可知，由于我国尚未出台关于土地储备的全国性法律，导致监督体系缺失，同时关于法律责任和追责的规定也仅仅存在于地方政府规章的层面，法的约束力作用有限，实践中无法保障制度实施和良好运行。

四、完善我国土地储备制度的法律建议

（一）提高土地储备制度的法律位阶层次

为了保障城市土地储备制度顺利施行，立法部门应该着手制定一部专门规范土地储备制度的全国性法律，使土地储备制度也成为一项全国性的统一制度，并且以全国性法律的形式规范整个土地储备制度的各个环节，使土地收购、土地储备和土地出让等实体和程序内容都有章可循，为整个制度运作提供法律保障。

（二）明确规范土地储备运行各个环节具体行为

我国目前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土地储备运作模式，因此实践中各地区的做法不尽相同，今后政府应当会要求实行统一的土地储备运作模式，因此为了保证土地储备各环节行为的合法性，顺应发展需要，立法应当明确规范各个环节的具体行为，保证各个行为有法可依，这样也为违法必究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建立相应的土地储备法律责任制度

法律责任是一部完整法律的必备部分，确定法律责任也是体现法律具有国家强制性的体现，因此在制定土地储备法律中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问题是很有必要的。土地储备中的法律责任就是违反土地储备的法律规定后所要承担的经济上或人身自由上的不利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土地储备制度在调控土地市场、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具有巨大作用，适应目前我国的发展需要，因此需要在我国推广实施，但同时在实施过程中也要注意方式和方法，国家应当在法律保障方面做好准备工作，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保证土地储备制度成为我国促进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有效手段和方法。

参考文献：

[1]盛雷鸣.土地储备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