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课程的性质与功能

体育课程的性质与功能（精选9篇）

体育课程的性质与功能 篇1

《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体育教学大纲（供试验用）》（以下简称新大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 会正式颁发，并将在一些地区进行试验。这是我国教育改革和继《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体育教学大纲》（以下 简称《义务教育体育大纲》）颁发之后，学校体育和体育教学的一件大事。新大纲的颁发，标志着学校体育和 体育教学改革的发展向前迈进了一步，它是九年义务教育体育教学改革的继续与发展，也是一个跨世纪的工程 。这部新大纲是在总结《义务教育体育大纲》实行近十年的基础上，总结了学校体育的科学研究成果和体育教 学改革的经验。历史的经验证明，历次新大纲的制订和颁发，都是我国学校体育历史经验的总结，同时又是新 一轮体育教学改革的开始。因此，通过新大纲的试验和学习，必将有效地推动我国学校体育教学改革的发展与 提高。

这次颁发的新大纲是否科学、是否符合我国高中（包括学校、教师、学生）的实际，是否可行和能否作为 编写教材、进行体育教学、评估体育教学质量的依据，还要在试验工作结束后得出结论。我们的责任就是共同 研究、学习新大纲的精神实质，深刻体会高中体育课程的性质，明了高中体育教学的目标及其目标体系。本文 仅就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的学习体会和认识。

一、高中学生的体育，如何体现“高层次的基础教育”的精神

（一）体育是高中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体育是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体育也理所当然地是高中教育的组成部分。关键是高中学生的体育是不是具 有基础教育（或称高层次的基础教育）的性质。这里仅从高中学生的体育与素质教育的关系来论述高中体育的 基础性。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同志在讲到《基础教育的紧迫任务是实施素质教育》一文中指出：“体育是素质 增长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忽视体育。健康的身体既是良好道德素质的载体，也是知识的载体，抓智育 没有载体不行，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没有载体也不行。重视体育不只是要求学生有一个好身体，还要通过体育培 养良好的身体素质、优良的品质和心理素质，体育对于促进人的和谐发展是不可缺少的，也是不可替代的。” 体育和健康不能等同，但是健康是离不开体育的，体育的功能也首先是为了健康，为了体质的增强。因此要提 高包括良好的身体素质在内的`国民素质，是离不开体育的，任何忽视体育在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是不完全的教 育。

（二）高中学生的身体发展尚处于发展阶段

体育课程的特点主要是通过体育活动的教育过程，完成体育的目标，也是完成教育目标的一部分。体育课 程是理论与实践结合十分紧密的学科，而体育的实践活动是本学科的主要特征。因此，制订体育课程和编写体 育教材时，必须以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为基础，反映其生理和心理特征，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高中学生的 生长发育、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的发展具体情况如何呢？他们的年龄一般集中在15～19岁之间，刚进入缓慢的 增长期，除少数发育指标外，大部分指标仍处于正向增长期。80年代和近几年对全国学生前后进行的近100 万 学生体质与健康的调查、测试与研究，所获得的有效数据表明，在高中年龄段的汉族学生的身体素质和运动能 力，如50米跑、1000米跑（男生）、800 米跑（女生）、立定跳远、引体向上（男生）、斜身引体（女生）等 项目的指标，除个别项目略呈平稳的下降趋势外，绝大多数项目的指标都呈缓慢上升趋势。因此，抓住高中阶 段的有利时机，全面地发展学生的身体素质，促进内脏机能的发展，对他们的整个人生都是十分重要的，也是 为终生体育打好基础的关键时期。高中阶段要教会他们锻炼身体的方法，增进健康，提高身体素质，促进身心 的

体育课程的性质与功能 篇2

1.韩国体育课程的性质, 是功能性、学术性、规范性共存的综合课程, 突出以规范性为重心, 追求身体健康、增强身体素质, 同时提高生活质量。小学体育课程的性质是在此基础上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培养学生的运动兴趣, 为能够尽快适应初中阶段多样的体育运动项目做准备。韩国的体育课程主要定位在体育课是让学生通过“身体活动”了解自己、了解世界;培养学生身体健康、生动活泼地生活所必须的能力;养成良好的道德及适应社会的能力;能够创新地继承和发展体育文化, 提高自身素质和涵养的学科。

2.韩国体育课程的目标, 是通过体育课使学生领会身体活动的价值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小学的体育课程目标分两部分:一是身体活动与健康领域目标。让学生了解身体活动与健康的关系, 学习增进健康所必需的知识和方法, 培养能够实践的态度。二是身体活动与挑战领域目标。让学生了解身体活动的挑战对象, 学习挑战活动所需的基本知识和方法, 培养能够实践的态度。

3.韩国体育课程的内容, 是1~2年级为综合教育课程, 3~4年级以体操、游戏、表现活动和保健活动为主, 5~6年级分为体操、田径、游戏、表现活动、素质、保健6个领域。上课内容在以上几个活动领域内, 从小学到中学保持一元化。课程活动内容一元化是指从小学到中学的课程内容保持在统一领域中, 从小学到中学课程内容一元化可以使教学内容适量化。

谈体育课程的性质 篇3

体育课程改革是学校体育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又是一项十分艰巨和复杂的研究课题。这其中迫切需要研究的是中小学体育课程的性质问题，以及学科类课程和活动类课程的关系问题。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小学体育课程的性质加以分析。

一、从课程分类的角度研究体育课程的性质

体育学科长期以来是以学科课程为主作为编订课程的主体。把体育作为学科课程进行设计，其优点是：

(一)课程计划给予学科课程以重要的保证。新中国成立以来，体育学科的授课时数一直居于重要的地位(小学排语文、数学之后居第三位，中学排语文、数学、外语之后居第四位)；

(二)承认体育是一门科学，并按照学科课程模式加以设计，有利于确立体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

(三)学科课程模式对于科学、系统地安排教学内容，保证全体学生掌握基本的和系统的体育知识、技术、技能有重要的作用；

(四)多年来形成的体育学科教学论体系，使体育教师已习惯于按学科教学模式组织、实施体育教学。

把体育作为学科课程设计也存在缺点和不足。例如，由于过分强调体育知识、技术的系统性和完整性，造成教学内容偏多，课程设计考虑学生的实际需要与兴趣不够，特别是如何培养学生能力，并与终生体育目标相联系，在教材中也难以体现。

二、从体育的科学属性角度研究体育课程的性质

就体育学科来说，一方面它是社会文化现象，是构成社会文明的组成部分，从社会文化角度研究体育，涉及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人才学等社会科学。从这一角度看，体育具有社会科学的性质。

另一方面，体育运动要作用于人，要科学地促进人的身体发展，因此还要运用自然科学知识，比如人体生理学、人体解剖学、保健学、营养学、卫生学以及运动生物化学、生物力学、体育统计学等等。从这一角度看，体育又具有自然科学的性质。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既是直接的自然存在物，同时个人又是社会的存在物，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体。体育作为社会文化现象最终作用于人，要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完成教育任务，因此体育是一门综合科学。

科学与学科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学科是为了教学的需要，而把一门科学的内容加以适当的选择和排列，使它适合学生身心发展的阶段和某一级学校教育应达到的水平。这样依据教学理论组织起来的科学知识的完整体系，就叫做学科。体育学科是由多门科学综合而成，它本身既包含体育科学理论还包含体育运动实践，因此要根据教育的需要和学生的年龄特点来设计体育课程就十分复杂，从这一意义上说，体育学科又具有综合课程的性质。

三、从体育学科特性角度研究体育谡程的性质

特性是一事物区别于其它事物的不同点。关于体育学科特性(或特点)在许多专著中已有论述，这些论著既有共性的认识，也有因为分类方法或研究角度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笔者认为，体育学科区别于其它学科的基本特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身体运动实践与认识活动相统一

以往研究体育学科的特性，以身体运动实践作为区别于其它学科的最鲜明的特性之一。实际上，身体运动实践足外在的特征，学生作为实践的主体是通过身体运动的外在形式直接参与身体实践活动，在这同时，还伴随着丰富的认识活动有些情况下认识活动占主导地位，身体实践活动为认识活动服务，学生是在练中学、学中练，既有身体活动，又有心理活动，这种身心一元、身心统一的实践过程，是体育学科区别于其它学科的基本属性。

(二)认识自我与改造自我相统一

学生在体育实践中，走在不断地认识自我与改造自我的统一中不断地完善自我。运动规则的限制、导向和激励机制，使学生不断地认识自己身体和心理上的不足，以适应规则的要求，从而锻炼和改造身心，完善自我。因此，体育实践活动既可以使学生的身体得到全面、积极的锻炼，同时也可以使思想、道德、意志、情感、人际关系等等方面受到教育。这是体育学科在对学生进行全面素质教育中具有多种功能的基本依据，也是区别于大多数学科以智力培养为主的主要不同之点。

(三)竞争性、冒险性与安全性的统一

竞争与冒险是体育的又一鲜明特性。几乎所有的运动项目(我国传统体育中的养生功法除外)，都具有竞争性或是冒险性。体育是人类向自然界和人类自我挑战进而战胜自然、完善自我的重要手段，这也正是人类把体育作为教育组成部分的重要原因之一。竞争就带有冒险性。为了避免伤亡，更好地竞争，要求人学会自我保护，注意安全。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的性质和功能 篇4

杨华兴

[内容摘要]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的核心环节之一，体现了道路交通管理部门的价值观：安全是基础，畅通是目标。保障这一价值观实现的手段是严格实行道路通行规则。这一价值观应当得到尊重，但其不是认定交通事故当事人过错的标准。应当建立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标准，在公开、公正、公平的条件下认定事故责任，并为法院侵权责任归责奠定基础。

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五项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故。此前交通事故的定义是：车辆驾驶人员、行人、乘车人以及其他在道路上进行与交通有关活动的人员，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和其他交通管理法规、规章的行为（以下简称违章行为），过失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事故（见1991年国务院令第89号“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二条）。交通事故立法定义层级（提高）和内涵（缩小）的变化，不仅导致了其外延扩展，更为重要的，交通事故处理的原则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有二：

（一）2004年5月1日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管理条例”）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处理办法”）为主体的道路交通事故的特别法与“民法通则”等侵权法规范系列的一般法形成了几乎是对峙的不和谐状态，（司法实践的）结果有所谓的“优先适用特别法”，（立法）结果是：2000年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发布第50号令“哈尔滨市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办法”，其他许多省市效法但层级为低，引发了“行人违章撞了白撞”的激烈争论。“安全法”颁布施行，相关法规废止，这种状态得以消除。

（二）从“处理办法”所确立的过错责任原则转变为以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构建起来的一个责任体系（安全法第76条），民法基本原则精神得以体现。

焦点集中在我国道路交通管理机关——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这一环节。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尴尬

国家行政机关管理公共秩序、行政事务。因为道路交通秩序的特殊性，警察机关管理道路交通成为许多国家采用的管理模式，我国的实践证明，该模式是行之有效的。交通事故的发生，牵涉到公共秩序，作为主管行政机关，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有义务接警后及时处警，而且有职责加强巡逻及时发现事故。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组织抢救受伤人员及财产，尽快恢复交通，收集肇事车辆性能证据和当事人生理精神状态证据等，都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职责。由于道路交通参与者众多，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及损失大小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法律就此要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及时固定交通事故证据，为日后正确处理事故，解决社会矛盾奠定基础。这些都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法定的具体行政行为。

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是具体行政行为。1992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联合发文“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法发[1992]39号）规定：“当事人仅就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伤残评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当事人对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或就损害赔偿问题提起民事诉讼的，以及人民法院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作出的责任认定、伤残评定确属不妥，则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定案的依据。”该规定体现的原则精神是正确的。

“处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后十五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重新认定；上一级公安机关在接到重新认定申请书后三十日内，应当作出维持、变更或者撤消的决定。”此重新认定程序与上述“通知”精神一脉相承，构成了和谐的救济程序。

本质上讲，事故责任认定是事故处理机关在全面客观掌握事故证据的前提下对事故作出的专业评价。全面客观掌握事故证据是该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但对事故作出的专业评价是供当事人和法院参考的依据，没有直接影响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格局，故不是具体行政行为；尽管法律要求行政机关对此有所作为，但这只是行政机关的一种专业行为。

法理探讨的结果应是明确的，尴尬来自于实践，而且主要是法院的审判实践。法院在审理道路交通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时普遍地一味采信事故责任认定，而对道路交通管理部门收集的现场一手证据束之高阁；行政机关的价值判断成了法院当然的价值信念。于是，事故责任认定成为交通事故处理的核心；核心自然就是焦点，矛盾就集中在事故责任认定上。一着走错，满盘皆输。地方法院开始突破上述规定，受理不服事故责任认定的行政诉讼案。司法实践的败笔越写越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1999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88次会议通过）第一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为不服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政诉讼案受理审理确立了法律依据。司法混乱导致了立法混乱。

“安全法”拨乱反正。该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不过，造成尴尬的原因依然存在。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价值取向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价值观念肯定是道路交通行政主管机关的价值观的体现，其来源是行政管理法规，主要有：“管理条例”、“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办法”（1994年公安部令第20号）、“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处理办法”、“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1992年公安部令第10号）等。

“管理条例”第一章总则第一条立法宗旨规定：为了加强道路交通管理，维护交通秩序，保障交通安全和畅通，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制定本条例。道路交通行政管理机关的职责是实现交通的安全和畅通，畅通是中心，根本是社会主义建设。“处理办法”第一条规定：为正确处理道路交通事故，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教育和惩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者，制定本办法。所谓的“交通事故责任者”即是第二条规定的“违章行为人”。交通事故的行政处理程序，应当体现“管理条例”的宗旨，除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外，还要对事故责任者进行教育和惩处，以便消除违章，实现道路交通的畅通。

为此目的，“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右侧通行原则）：驾驶车辆，赶、骑牲畜，必须遵守右侧通行的原则。第七条规定：车辆、行人必须各行其道（各行其道原则）。借道通行的车辆或行人，应当让在其本车道内行驶的车辆或行人优先通行（优先通行原则）。遇到本条例没有规定的情形，车辆、行人必须在确保安全的原则下通行（安全通行原则）。对这四项原则归并，形成两大原则：道路交通的路权原则和安全原则。其中，路权原则是认定交通事故责任大小的根本原则，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起主导作用。“处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在查明交通事故原因后，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认定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责任。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认定事故责任时，衡量当事人责任的尺度就是上述原则，概括为一点，即：道路通行规则。

“安全法”及相关法规、规章颁行，提高道路通行效率的目标没有变，道路通行规则仅有细小的变化。“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责任，并送达当事人。“安全法”事故认定继承了“处理办法”事故责任认定的形式，同时没有否定事故责任认定的标准，即路权原则和安全原则。变化仅为：

（一）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变为交通事故认定书；

（二）明确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而不是别的。

因而可以断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方法不变，原则不变，因为该行政机关的行政职责没变，价值取向没变。我们不能要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承办警察站在民法原则的高度进行事故处理，他们应当只能站在维护道路交通秩序的层面对交通事故进行认定。该变的是法院及有关立法机构，在如何平衡当事人间的利益、如何实现法律体系的和谐等方面实现自身的价值。

“处理办法”就事故处理的行政性规范现在得到了立法机关的肯定，其就人身损害赔偿和财产损害赔偿的民事权利义务规定虽是越权的，在民事基本法缺失相应规定的情况下，由行政法规作出规定以弥补不足，不失为良好的权宜之计。留给法院的，是无奈。1987年1月1日起“民法通则”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于1988年公布，其中没有较为完整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规定；几乎同时，“管理条例”施行，其后不久，“处理办法”发布。既然是处理交通事故，法院采用“处理办法”第六章第36—40条民事赔偿标准的规定自然是信手拈来；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根本目的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民事权益，适用“处理办法”民事赔偿标准的规定是历史的选择，也被实践证明是总体正确。问题发生在法院无法回避“处理办法”第六章头条（即第35条）。“处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者应当按照所负交通事故责任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适用这一规定自然是顺理成章的。

但适用第三十五条的后果，却使法院民事损害赔偿的归责过程被行政机关的行政责任认定所取代；行政机关的责任认定成为决定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的变速器；法院的工作，只是项目数目的加加减减，而且，最终是减法，即在当事人的请求范围内做减法。另外，法院审理案件后所确定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中，自然就包含了“惩罚”。民事权利受到行政规范的调整，道路交通畅通的公共权利得到扩张。法院以事故（责任）认定书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已将民事法律价值体系畸形化了。

民事侵权责任归责的核心是责任者违反法定注意义务而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过错推导，因而，道路交通主管部门以道路通行规则为标准所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不能与之等同。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定位

“安全法”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定位为一项包含了责任认定的证据（民事、行政、刑事？另外讨论），上文所述的“尴尬”不复存在，但问题如故。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以调解处理交通事故民事赔偿，该事故认定必定是最重要的证据，必定采用，若能形成调解协议，即使当事方不履行，该责任认定所确定的价值观将被法院认可。那么，法院直接受理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时应持怎样的态度？立法机关应如何配套立法？

“安全法”在将事故认定书定位为证据的同时，（第73条）规定“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显然，实质内容与此前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没有区别。其中的“责任”，显然是道路交通主管行政部门对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的一种价值判断，标准是道路通行规则和道路畅通目标。从宏观管理层面上讲，该价值观应当得到肯定。但处理交通事故民事赔偿纠纷，都是个案，面对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宏观行政管理的价值观将显得多么苍白。产生上述“尴尬”的根源没有因为“安全法”的颁行得以消除，只是缓解。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尴尬的根源是道路交通主管部门认定的责任划分经常遭受当事人的质疑，其客观公正性备受怀疑。“处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在查明交通事故原因后，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认定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责任。”其中，因果关系是第一原则，违章行为作用力大小是第二原则；因果关系的推导，作用力法则的确定，成为事故责任认定的核心。对于这一核心问题，道路交通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所涉了了，有所涉及的，也是粗枝大叶，层级不齐。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标准不透明，是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失去公信力的根源。如果法院一味采纳“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价值判断，就抛弃了独立审判的原则。路权原则应当得到尊重，基本人权应当受到保护。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过程公开透明，是实现这两者利益平衡的砝码。砝码最终由法官掌握。

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主要是这四个因素：路、车、气候、人。前三个因素是纯物理学的，不因地域、国别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人的因素虽有差别，但人们（包括车辆驾驶人和行人）对前三者的物理性质的认识也应该趋同。道路交通领域的行为规范在不同的地域、国家的趋同性是明显的，交通事故中的因果关系和作用力法则更应趋同。但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却差强人意；是科研力量不足，还是主管行政部门不愿意从国外拿来立法？至今，我国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部门规范性文件对此未有明文规定。

1995年2月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道路交通事故处理若干规定”，其第十条规定：“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各方的违章行为在事故中的作用大小，一般按下列顺序认定责任：

（一）违反各行其道规定的；

（二）违反让行规定的；

（三）违反交通规则其他规定的；

（四）违反交通安全原则的。”这是本文作者所掌握的我国自“管理条例”颁布以来这一领域最早的规定，也是至今较好的。但其后的细化

工作却停滞不前，直至2000年，上海市公安局发布“关于本市道路交通事故严格依法定责、以责论处的通告”十八条规定，其时正是“行人违章撞了白撞”论争时期。2000年7月7日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令50号颁布“哈尔滨市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暂行办法”，其第五条十六项、第六条十二项规定了道路交通当事人负全责的情形，路权至上原则发挥到了极限。各地相继出台相似规定。道路交通参与者所应负的注意义务几乎完全被抛弃。这与民法原则和现代民法发展进程成背道而驰的态势。

以一刀切的方式认定事故责任，构成了对“处理办法”第十七条的背叛。其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有违章行为，其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有因果关系的应当负交通事故责任。当事人没有违章行为或者虽有违章行为，但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无因果关系的不负交通事故责任。”撇开单方事故不谈，交通事故一般都是双方或三方以上的多方当事人行为构成的。所以，处理交通事故，必须对多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鉴别、定性，然后比较、评估，进而确定因果关系和作用力大小。这是严谨的科学思维的过程。必须有这一过程，并且应当向当事人公开。

认定过程是科学思维的过程，应当实现法治化。2005年5月1日施行的“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确定标准”（试行）（GJBI-2005）在这方面开了个好头。“标准”将当事人的过错行为分为严重过错行为（A类）和一般过错行为（B类）———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且在事故中起主要作用的行为确定为A类行为；促成事故发生的条件，且在发生的交通事故中起次要作用的行为确定为B类行为，并明确了列举的各类行为在事故中的责任大小的排列与组合关系。该“标准”引言规定：“为保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正确地确定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保证交通事故处理工作的公开、公正、公平，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标准。”这正切中了原来交通事故处理中存在的”有原则没标准”状况，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事故认定中的暗箱操作。从标准的行文分析，三公原则的实现有了基础。

其他有些省市在立法时，没有明确认识事故（责任）认定书属证据性质，进一步强化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在民事赔偿中定量的作用，违背了“安全法”的宗旨，超越了民事立法的权限，造成了新的不和谐法治局面。

结束语

道路交通领域的通行规则的基础是自然规律、物理性状、社会效率，所形成的交通规则应蕴涵社会基本的价值观，并能为普通民众所接受。应当尽快地建立全国统一的道路通行规则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之间的原因力和作用力认定标准。规则标准公开透明，人人应当遵守，并可进行评价；法官应也有此能力，进行独立判断。

体育课程的性质与功能 篇5

不同蛋白酶水解酪蛋白及其对产物功能性质的影响

采用Alcalase 2.4L和Protamex两种蛋白酶分别水解酪蛋白酸钠(蛋白质含量88.03%)至5%、10%、15%和20%等不同的水解度(DH),并对酪蛋白酸钠及其水解产物的各种功能性质进行了分析测定.结果表明:酪蛋白酸钠经水解后,蛋白质、水分和灰分含量发生变化,游离氨基量增加且增加与DH相关;水解产物中的多肽分子量较小,平均分子量小于8103D,并且分子量随DH的.增大而减小,在DH为15%和20%的水解产物中多肽分子量均低于5043D;水解产物的溶解性随DH的增大而增强,在pH4.0～5.0、DH 10%～20%的范围内产物溶解度84.8%～98%,说明在等电点条件下,酪蛋白酸钠水解后溶解性得到改善;与酪蛋白酸钠相比,水解产物的乳化性和起泡性减弱;不同水解产物的氨基酸组成差异不是很大,与酪蛋白酸钠也很接近.

作 者：SINDAYIKENGERA Séverin 夏文水 SINDAYIKENGERA Séverin XIA Wen-shui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食品学院,江苏,无锡,214036 刊 名：食品科学  ISTIC PKU英文刊名：FOOD SCIENCE 年，卷(期)：2006 27(2) 分类号：Q556.9 关键词：酪蛋白酸钠   酶水解   功能性质   Alcalase 2.4L   Protamex   sodium caseinate   enzymatic hydrolysis   functional properties   Alcalase 2.4L   Protamex  

体育课程的性质与功能 篇6

对SAPP与葡聚糖(DEX)复合物的乳化活性以及乳化稳定性等功能性质进行系统研究.结果表明,干热反应产物在pH3.0以及pH10.0时保持好的乳化活性;并且在高温、高盐条件下乳化活性变化很小.对反应产物进行差示扫描(DSC)分析,进一步证实蛋白已经与多糖结合反应生成新的.化合物,该产物热稳定性很高,比原有蛋白的变性温度提高了几乎两倍.

作 者：齐军茹 杨晓泉 廖劲松 彭志英 QI Jun-ru YANG Xiao-quan LIAO Jin-song PENG Zhi-ying 作者单位：齐军茹,杨晓泉,彭志英,QI Jun-ru,YANG Xiao-quan,PENG Zhi-ying(华南理工大学食物蛋白工程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640)

廖劲松,LIAO Jin-song(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论高校艺术教育的性质与功能 篇7

一、高校艺术教育的性质:通识教育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教育始于20世纪初。1903年王国维在《论教育的宗旨》一文中,提出了“完全之人物”的人才培养路径,其中即包括美育。王国维认为,美育一方面可以使人情感发达,达到完美之域;另一方面美育是德育与智育的一种手段。关于艺术一词,学界上没有一个精准的定义,大致可以作这样的描述与概括:艺术是一种创造性劳动,是借助一定的物质材料与工具,在一定的审美理想和技巧的作用下所进行的一种精神文化的创造行为,是人的意识形态和物质形态的有机结合,是精神世界的物化。艺术从行为活动上看具有两个特征,即实践性和创造性;从学科属性上看,艺术是人文的。艺术教育是以艺术为媒介,对受教育者进行教育,其功能主要体现在艺术实践教育和美育上。艺术的人文属性决定了高校艺术教育,是关于“人”的教育,旨在提升学生人文素养和审美能力,陶冶情操,塑造健全的人格,使学生成为“完整的人”。

艺术教育究竟是职业教育还是通识教育?笔者认为,讨论高校艺术教育的性质,不能脱离一个国家的社会背景。在中国高等教育已经步入大众化的阶段,不仅仅艺术教育已经成为一种通识教育,其他众多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也从专门的职业教育转变为一种通识教育。我们不需要也不可能在四年的本科教育阶段就培养出数10万计的艺术家,但是我们需要培养有综合素质、人文精神、审美情趣和一定艺术修养和专业知识的人才。这批人毕业以后可能不一定从事艺术职业,也许终身都不可能成为一名艺术家,他们会从事需要一定艺术专业修养的其他社会工作。2006年,在葡萄牙里斯本召开的“世界艺术教育大会”制定了《艺术教育路线图》,指出艺术教育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权,明确地将艺术教育和文化参与提升到人权的高度加以认识。

二、高校艺术教育的功能:立德树人

在西方艺术教育史中,席勒第一个提出“美育”概念,他在1957年发表了关于美育的专著《美育书简》。《美育书简》的另一个标题叫“对于完整的人的感性的与审美的教育”,可以看作是美育概念的概括,即关于完整人的教育和对于完整人的人文教育。“生命意志论”的美学代表人物叔本华与尼采,他们主张审美是人之为人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生存的价值所在。“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只有作为审美现象,人生与世界才有了充分理由”,尼采作如是观。美国理查德·加纳罗与林尔玛·阿特休勒于2004年出版了《艺术:让人成为人》一书,将以艺术为主的人文素质教育升格到“让人成为人”的高度。

教育部在《关于推进学校艺术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艺术教育对于立德树人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学校艺术教育是实施美育的最主要的途径和内容。艺术教育能够培养学生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培养深厚的民族情感,激发想象力和创新意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实现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的目标,是高校艺术教育的重要使命和责任,必须充分发挥自身应有的作用和功能。

(一)人文教育功能

教育部《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明确指出:艺术教育是学校实施美育的重要途径和内容,是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高校艺术教育作为人文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与内容,具有鲜明的人文价值取向。曾任教育部部长的周远清先生指出,高等教育的文化素质教育即指人文科学和艺术教育,其目的是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人文素养的积淀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高校艺术教育是实现学生人文素养积淀的一个重要途径。高校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即美育。美育对于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具有重要辅助与诱导作用。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指出,美是道德的象征。蔡元培先生也曾指出,艺术教育具有“辅德性”,可以起到“以美导善”的作用。

(二)人才培养功能

林逸鹏先生说过:“高校艺术教育即是艺术的教育,要求学生具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创新的精神。”高校艺术教育的人才培养功能主要体现在艺术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高校艺术的通识教育,作为艺术教育的普及,更多的是体现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功能。富有创造力的人的思维必然包括开阔性的形象思维,艺术教育可以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全面提升。形象思维作为艺术教育的目标之一,其对大学生丰富想象、储备知识、积累经验、科研创造均有益。形象思维与人的创造性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形象思维的作用,人类的科学技术会达到今天这样的高度。

(三)文化传承功能

艺术教育是传承优秀文化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文化创新的重要手段。求新求异是艺术的本质属性。艺术教育,能有效激发受教育者的创新激情和创新欲望,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这种创新的内在动力将不仅促进艺术自身的创新,也将通过辐射促进受教育者的科学创新和人文创新,促使受教育者在了解本国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通过文化交流积极借鉴世界各国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创新本国本民族文化,并推动人类的文明进步[2]。

高校艺术教育,既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更是一份文化的担当。我们所说的文化是“文”化的结果,关于文化与艺术的关系,历来讨论很多。以长城作比,如果把长城比作文化,那艺术则是长城上的一切表现形式,包括每一块砖和每一处垛墙。可见文化是艺术的内核,而艺术则是文化的呈现形式,如果没有艺术的呈现,那些文化注定宿命是:不是永远的忽略,就是永远的遗忘。艺术的发展为文化注入新的元素与活力。艺术的发展也反映了文化的发展,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往往是通过艺术的传承与创新来实现的。

体育课程的性质与功能 篇8

高检院在《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中明确要求，切实发挥检察建议的作用，拓展检察机关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方法途径。作为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手段之一，检察建议在纠正错误、堵漏建制、预防犯罪以及弘扬社会正义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得到了政法部门及社会各界的认可。然而，实践中不少检察建议的运用效果并不理想[1]，究其原因在于对检察建议的法理基础、性质地位、功能定位等的认识还未完全一致。因此，认真研究检察建议的基本问题，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亟须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检察建议的法理基础

通常认为，实施检察建议的法律依据主要是《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4条和《刑事诉讼法》第2条的原则性规定[2]，除此以外并无其他规定。进而有观点认为，按照“公权法定”的原则，检察建议不是检察机关的法定职权，也不是法定的履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责的方式方法[3]。似乎检察建议天生就缺乏法理基础和法律依据。笔者认为，不能就此简单地下结论，而应从不同角度对检察建议进行理论上的研究。

（一）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权的构造看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是对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法律监督职能的完整发挥，有赖于检察机关的职权配置是否能够满足完成法律监督任务的需求。因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监督手段即职权，在内容上也就应当能够保证检察机关及时准确地了解法律在执法、守法和司法领域实施的具体情况，及时发现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具备阻止违法行为的手段[4]。由此，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权，无论是职务犯罪侦查权，还是批准或决定逮捕权、公诉权，抑或是对刑事诉讼、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活动的监督权以及法律赋予的其他职权，都必须具备“了解事实—发现问题—追究责任—督促纠正”这四个基础性的权力构造要素，并且这些要素不会随着具体检察职权的改变而改变。如果缺少其中某项基本要素，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监督权。从这个角度上说，检察建议实质上是法律监督权构成要素之一的“督促纠正”在权力行使方式上的重要体现。检察建议以权力的方式既作用于纠正违法和制裁违法上，还作用于预防违法、宣传法治、维护法制权威上。

（二）从法律规范对检察建议的规定看

目前，涉及检察建议的法律规范主要有四类：一是概括性的法律规定。如《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总则中检察机关监督权的原则性规定，《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3条、第19条中检察机关对执法机关违法情况有权通知纠正等规定。二是确定性的司法解释。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39条对嫌疑人违法所得提出检察建议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47条、第48条设置的提出检察建议的不同情形等。三是部门性的执法办案意见。如高检院《关于刑事抗诉工作的若干意见》等规定，把检察建议作为纠正违法的重要手段之一。四是系统性的规范性文件。如高检院、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税务系统中共同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对检察机关结合在税务、海关、工商行政等系统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提出检察建议及落实情况作出规定。

分析上述规定，可以得出三条基本结论：第一，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过程中有权对违法情况通知执法机关予以纠正[1]，这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公权力。第二，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纠正违法情况的一种重要监督手段和有效载体[2]。第三，检察建议不同于社会上一般单位对单位提出的建议，具有法律效力，并能启动相应的程序[3]。

（三）从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的具体方式看

实践中，有观点认为检察建议、检察意见和纠正违法通知书中，只有检察意见是经《刑事诉讼法》确认的法定法律监督方式，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散见于高检院有关规定之中，不是法定的法律监督方式。笔者认为，检察建议、检察意见和纠正违法通知书都是法定的监督方式。原因在于《刑事诉讼法》第76条、《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3条、第19条以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69条的规定，对检察机关通知执法机关纠正违法情况的表述是一致的。这些规定没有明确纠正违法的具体方式，这就为检察机关根据不同情形综合运用多种监督手段提供了有效的空间。“通知纠正”既可采取“建议”的方式，又可采取“纠正”、“命令”等方式。依据法律监督的内容和行使的性质，可以把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分为“刚性法律监督权”和“柔性法律监督权”。检察建议就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柔性法律监督方式，有利于弥补刚性监督的局限性[4]，加大监督力度；同时还有利于增强监督效果，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等建立良好的工作机制。因此，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途径的一种有效方式。

二、检察建议的性质地位

就检察建议的性质地位而言，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检察建议是人民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方式之一，属于非诉讼形式的检察活动；第二种认为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方法；第三种认为检察建议既不是检察职权，也不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5]。上述观点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从概念上讲，“建议”是指向集体、领导等提出自己的主张[6]，使用较为广泛。除了检察机关的建议之外，还有司法建议、单位建议、群众建议等。这些不同主体、不同类型的建议是我国权力运作监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类型的建议相比，检察建议表现出特有的性质地位。

（一）本质上具有法律监督性

应当说，“建议”是监督的一种表现形式。从我国宪法的规定看，只有检察机关是宪法规定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所以，只有检察机关的监督才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检察机关具有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特定性决定了检察建议在本质上是一种法律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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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容上具有综合性

从司法实践看，在办案过程中，检察机关可以就违法情况向执法机关提出建议进行纠正；还可以就有关单位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和漏洞，为建章立制，加强管理，以及认为应当追究有关当事人的党纪、政纪责任，向有关单位正式提出建议。因此，检察建议既包括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和监狱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又包括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还包括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预防犯罪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检察建议是一项综合性的法律监督权。

（三）适用上具有协调性

作为权力，检察建议依附于检察机关享有的法律监督职能；作为义务，检察建议因检察职权而产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目的而提出[7]。因此，检察建议必须来源于法律监督实践并服务于法律监督目的的实现。检察建议必须与检察机关的职权范围直接相联系并协调一致，它不应当也不可能超越或脱离检察职权而独立存在。

（四）程序上具有严肃性

作为一种权力，检察建议不能随意行使，应遵循法定的程序和规则。《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意味着检察权由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而不是由检察官个人行使。同样，检察建议权的行使要以检察机关的名义进行。只有能够代表检察机关的组织和个人，按照一定的决策程序作出决定，并以检察机关的名义，才有权向其他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发出检察建议。

（五）效果上具有法定性

有观点认为，检察建议本身带有“建议”的性质，不宜具有强制力[1]。对此，笔者持否定态度。检察建议书是高检院明确的一种通用法律文书[2]，也是检察建议权的有效载体。法律文书的基本特性之一就是强制性，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都必须认可和执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后果，就是要产生一定的法律效果，即能够启动相应的程序、阻确或防止有关结果的发生，如运用检察建议启动法院民事行政案件的再审程序等。因此，作为一项法定职权，检察建议的行使当然具有强制性，能够使作用的对象实施或不实施一定的行为。当然，不可否认，检察建议作为一种柔性法律监督权，其强制力相对较弱，和“纠正”、“命令”存在一定差别。被建议单位接到检察机关的建议后，可以选择是否接受。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否定检察建议强制性的理由。至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个别单位不采纳、不回复的情形，原因在于法律设置检察建议时缺乏相应的救济程序和承担法律后果的规置。

三、检察建议的定位与功能

定位问题，事关检察建议的发展方向。在研究检察建议的定位时，应当充分考虑检察机关的法律属性、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中国特色和检察建议的历史沿革。

首先，检察建议是法律监督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必须为检察机关实现监督职能服务。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基本特性之一，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党和国家大局下开展工作，围绕大局服务。第三，检察建议是上世纪50年代根据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以及借鉴前苏联检察制度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并在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工作中得到广泛运用的。1967年随着检察机关被取消，一般监督工作被批判，检察建议这种检察活动也随之被搁置。检察机关重建后，基于对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的需要，检察建议的重要作用又被重新认识。因此，检察建议既不能过于宽泛，脱离法律监督这个检察建议的基本定位，按照“一般法律监督”的方式予以运用；又不能过于狭窄，局限于非诉讼法律监督方式或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据此，检察建议应定位于强化法律监督职能、提升服务大局效果上。对于法律遵循、实施、执行过程中带有普遍性、倾向性的问题，对于服务大局、服务民生、综合治理、预防犯罪以及建章立制中突出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检察建议。其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功能主要表现在：

（一）纠错功能

主要将执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在遵循法律、适用法律和执行法律的过程中，已经发生的违反法律或者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行为和做法，纳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范畴，由检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的方式进行督促和纠正。对于执法机关违反某些程序性、义务性规定，但未导致处理决定根本性错误，尚不足以否定处理决定或启动相应救济程序的情形，发挥检察建议柔性监督作用，以弥补法律规定不周延性、刚性监督情形有限的不足，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实现法律监督的目的。

（二）整改功能

检察机关结合所办理的案件（包括职务犯罪案件和普通刑事案件），针对案发单位在某个或某些方面的管理违反法律规定，或者在经营管理、财务制度、安全保卫等监督管理体制、机制、制度上存在的问题和漏洞等，帮助有关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强化管理、完善制度，维护法制。如有关单位执行法律不严格、不规范或者管理上存在违法违规现象，为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有的执法单位（监管场所等）规章制度不健全、存在安全隐患等就可提出整改建议。

（三）预防功能

此项功能在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中比较显著。主要是将检察办案与预防结合起来，针对同一系统职务犯罪的作案手段、方法、发案规律大体相同的状况，通过对已出现的职务犯罪进行专题调研，分析职务犯罪形成的原因、特点、规律、机制，找出制度和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检察建议，督促有关系统和其上级主管部门采取相应措施，消除可能产生职务犯罪或者被职务犯罪分子利用的机会和条件，预防和减少犯罪发生，以维护国家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

（四）处置功能

主要是针对有的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不认真履行法定职责，致使法律规定得不到有效实施或有关公民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的情况，检察机关运用检察建议要求其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补救，以保障法律切实遵守和有效实施。如要求有关单位或部门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以便及时回复给被害人或举报人；要求有关单位或部门改进查办案件的工作或者更换办案人员，以保证案件的有效查处等。

（五）引导功能

主要是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建设和谐社会，促进相关单位严格执法、文明执法，自觉遵守法律，维护法律尊严；促使接受建议的单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开展法制教育，提高素质。同时，针对办案中发现的检举揭发、见义勇为等行为，通过检察建议的方式要求有关单位或部门给予表彰，以宣传法治、弘扬社会正气，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和守法意识。

体育课程的性质与功能 篇9

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是从学校体育学中分化出来的理论学科，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又是课程与教学的下位概念，两者都统一于教育学这个大系统。课程与教学相互独立，它们属于不同学科范畴。同时，两者又有着内在的联系，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课程是教学的前提，课程理论必然要考虑与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相关的问题，没有课程理论作指导，教学活动就会陷入困境;教学是课程的表现形式，通过教学活动将课程理论转化成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课程理论，从而引领新一轮课程变革。因此，弄清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的概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对体育教育的理论建设有价值，而且对体育教育实践也有重要意义。

2. 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概念的研究

2.1研究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概念的必要性

体育属于教育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教育学的发展为体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令人遗憾的是体育学科研究还不够成熟，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研究更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的，起步较晚，关于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研究的专著和书籍并不是很多。我们要了解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的相关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的含义;要了解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的含义，我们必须要了解课程与教学的基本概念。

2.2体育课程概念的界定

要想界定什么是体育课程，首先要知道什么是课程?我国教育学家胡德海认为：课程是依据一定社会的教育目标和学生年龄特征为一种载体而把作为观念形态的教学内容规范化、程序化和具体化[1]。这一观点为我们探讨体育课程概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当前关于体育课程概念的研究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例如李艳翎对体育课程下的定义：体育课程是指为实现学校体育目标和学生自主发展目标所赋予的体育内容及其结构、进度和进程 [2]。这些研究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体育课程概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但是，体育课程概念界定的理由和依据是这些概念中所欠缺的。对于体育课程概念的界定，本人倾向于张学忠的观点：体育课程是国家和学校为学生提供的，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学生规定的，或可由学生选择的体育课程内容结构、时限、进程、学习或锻炼方式的过程，以及学生在不同的学段所要达到的体育文化和技能素养、实践能力和体质健康标准的总体规划或设计[3]。这一概念的提出，进一步阐述概念内涵的基本问题以及体育课程教育的组织形式和功能特点，基本明确了体育课程的范畴。

2.3体育教学概念的界定

中国古代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分别出现“教”与“学”两个字。比较甲骨文中“教”、“学”两个字的构成，一般认为“教”字来源于“学”字[4]。据《礼记学记》中叙述“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5]在西方，learn与teach是同一词源派生出来的，关系十分密切，美国教育学者史密斯曾说：teach自古以来就同learn结下了不解之缘[6]。因此，从词源上讲，“教”与“学”被原始地规定到了一起。

根据以上对教学的阐述，结合现代教学论的基本观点，本人将体育教学定义概括为：体育教学是为实现体育教育目标，以体育课程内容为中介，特定的教学内容为依据，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而进行的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共同组成的一种活动，是学生在教师有目的、有计划的指导下，积极主动地掌握系统的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发展能力，增强体质，形成完善的个性品质和思想品德，促进个体身心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提高的过程。

3. 学校体育课程论与体育教学论

3.1什么是学校体育课程论

根据现代课程论的思维观和方法论为依据，张学忠等人提出：学校体育课程论是研究学校体育课程领域最基本的理论、实践、管理和相关学科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论体系[7]。这一理论体系的提出，为解决体育课程范畴领域诸多复杂的关系问题，以及处理体育课程内部和外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学校体育课程论研究时间较短，仍然只是一种新兴理论体系，还没有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因此，学校体育课程理论体系建设中有许多问题仍然需要我们在不断研究的过程中逐步得到补充和完善。

3.2什么是体育教学论

根据教育史料的考察，德国的拉特克第一个提出“教学论”概念，他的教学论主要研究怎样教的问题，提出新的教学技术为“教学论”;夸美纽斯在拉特克的理论基础上完成《大教学论》，他把教学论定义为“教授术”，后来，前苏联教育家凯洛夫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把这些理论用马克思主义加以理论化和系统化，形成了传统的教学论思想，对我国的教育影响颇深。教学论发展到现在，有三种主流观点：①教学论是研究教学一般规律的学科;②教学论是研究教学一般规律的科学;③教学论是研究教学的`一种理论。

教育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教学论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这些理论为我们研究学校体育教学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在教学论的基础上，体育教学论发展形成新的学科体系。在王伯英和曲宗湖著的《体育教学论》中阐述：体育教学理论是以特定的学校体育教学活动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揭示学校体育教学的规律，探讨和阐明体育教学的本质、过程、原则、内容、方法和组织，以指导体育教学实践，提高体育教学质量。因此，体育教学论是研究体育教学现象、特征、本质和规律等问题的一门学科[8]。

4.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之间的关系

4.1课程与教学的关系

现代课程论的基本观点认为，课程与教学属于目的与手段、内容与途径的关系，课程与教学虽然相对独立，分别侧重于教育的不同方面，但是它们之间存在着互为反馈的延续关系，课程不断地影响着教学，教学也不断地反馈课程。美国学者塞勒等人曾经用三个隐喻来说明这个问题的实质，对我们颇有启示。隐喻一：课程是一幢建筑的设计图纸，教学则是具体的施工。作为设计图纸，会对如何施工做出非常具体的计划和详细的说明。这样，教师便成了工匠，教学的好坏是根据实际施工与设计图纸之间的吻合程度，即达到设计图纸的要求来测量的;隐喻二：课程是一场球赛的方案，这是赛前由教练员和队员根据对手和本队的具体情况共同制定的比赛方案，教学则是球赛进行的过程。尽管球员要贯彻事先制定好了的打球方案或意图，而达到这个意图的具体细节则主要由球员来处理，他们要根据场上的具体情况随时做出明智的反应;隐喻三：课程可以被认为是一首乐谱，教学则是作品的演奏。同样的乐谱，每一个演奏家都会有不同的体会，从而有不同的演奏，效果也会大不一样。为什么有的指挥家和乐队特别受人欢迎，主要不是因为他们演奏的乐曲，而是他们对乐谱的理解和演奏的技巧。体育教学也是如此，同样的课程方案，不同的教师在实施的过程中效果也会有很大的差异。有的教学效果好，深受学生的欢迎，有的教学效果不好，不受学生的欢迎。其中的问题不在于课程方案本身的好坏，而是在于教师对课程方案的理解和创造性的实施过程中，是否采用创造性的方法和手段。教学的方法科学化，教学的效果相对就好得多，就会深受学生的欢迎。

4.2小结

总之，课程与教学之间肯定存在着各种联系和交叉重叠部分，不可能在相互独立的情况下各自运作。课程论必然要考虑课程的实施问题，教学理论必然要考虑与教学方法相关的教学内容问题。新一轮课程改革要求首先要摆正和处理好课程与教学的关系，现代课程不再局限于“文本课程”，更是“体验课程”，不再只是特定的知识载体，更是教师和学生共同探求新知识的过程。教学过程应成为课程内容的持续生成与转化，课程意义建构与提升的过程。只有正确处理好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的关系，体育教育事业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 胡德海，关于“课程”、“素质”两个概念的认识和界定问题[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81。

[2] 李艳翎，体育课程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6。

[3] 张学忠，学校体育课程论[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5。

[4] 施良方、崔允漷，教学理论：课堂教学的原理、策略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版。

[5] 傅任敢，《学记》译述，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

[6]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比较教育研究室编译，简明国际教育百科全书教学(下)，教育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7] 张学忠，学校体育课程论[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