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冲突典型案例研究

权利冲突典型案例研究（精选6篇）

权利冲突典型案例研究 篇1

近年来，权利冲突成为法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虽然我承认这是权利本位问题讨论的延伸与深化，但我更认为这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大家在权利神圣的影响下，忽略了任何权利都有自己的一定边界(范围)，只要不越过边界，就不会发生冲突。法律规定的种种权利都各有边界，这种边界，有的被立法者明确标出，有的被法理统摄，有的被情理昭示，只要我们细心探究，就可以守住权利边界，避免权利冲突。下面，我们以若干案例和事例来说明。

所谓一个人的生命权和另一个人生命权的冲突：英国一位马耳他孕妇在伦敦圣玛丽医院生下了她的连体婴儿。姐姐茱迪体内有一套健全的心、肝和肺，而妹妹的这些器官却没有生理功能，甚至连大脑都没有发育完全，全部依赖姐姐的器官维系生命。圣玛丽医院的产科医生在诊断书上写道：如果不施行分离手术的话，那么两人的器官将很难承受日益增大的压力。这对小生命最多只能活3至6个月，就算奇迹发生的话，也绝对不可能长大成人。但婴儿的父母固执地认为医生无权提前剥夺她们中任何一个的宝贵生命。于是，他们向英国高等法院起诉医生企图“谋杀”自己的孩子。英国高等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是：分离手术必须进行。孩子的父母立即提出上诉，英国上诉法院法官作出维持原判的裁定。最后，连体女婴终于在英国曼切斯特圣玛丽医院接受了分离手术。《医生道德通报》的编辑理查德。尼尔逊表示，法院的这个判决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来换取另一个人的生命。

我觉得，尼尔逊的观点是不对的。从形式来看，连体姐妹二人各有独立的生命权，但妹妹的生命权事实上是不完整的，她要全部依赖姐姐的器官维持自己的生命，因此，妹妹在客观上是否具备生命权的构成要件，是大有疑问的。更为重要的是，医生的科学诊断表明，如果不实施分离手术，姐妹俩最多只能活3至6个月，就算奇迹发生的话，也绝对不可能长大成人。这就带来了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即使妹妹具有独立的生命权，但妹妹的.生命权也是应有边界的，即她不能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命权，而让姐姐的生命权消失;也不能为了维系自己的生命权而让姐姐不能长大成人(生命权受到伤害)。

所谓隐私权与生命健康权的冲突：一位19岁的宫小姐因子宫出血而心理负担沉重，在一家心理门诊的心理医生作了“绝对保密”的承诺后，宫小姐坦白了自己的心病：自己因未婚先孕擅服流产药物造成子宫出血不止。在心理治疗过程中，宫小姐出现昏迷状态。心理医生见状便违背承诺，向有关的妇产科医生道出了实情，并请求妇产科医生进行紧急救助。经抢救，宫小姐脱离了危险，但心理医生却遭到了宫小姐的责怪。此后，虽然宫小姐的子宫出血病一天天好转，但她的心病却一天天地加重。一些人认为，在本人不同意的情况下，医生绝不能公开病人隐私，心理医生违背宫小姐本人意愿和自己的承诺，侵犯了宫小姐的隐私权。而另一些人认为，生命健康权大于隐私权，当病人出现病危，首先考虑的是抢救病人的生命，这是医生的职业道德。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生命健康权大于隐私权的问题，而是隐私权本身就有自己的特定范围。即人的隐私权对一些特定人员是没有约束力的。如司法人员有权获知与犯罪事实有关的个人隐私，医生有权获知病人的家族病史。在本案中，心理医生向妇科医生透露宫小姐的病情，并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侵犯了宫小姐的隐私，因为妇科医生是负有救死扶伤义务的特定人员。我们不能不注意，隐私权不是绝对的，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虽不对公众公开审理，但涉案的个人隐私对审理此案的司法人员来说却不能不为他们所知道。

所谓肖像权与言论表达权的冲突：电影《秋菊打官司》拍摄了一个并不漂亮的妇女的镜头，遭致乡邻嘲笑，该妇女认为拍摄方侵犯了自己的肖像权，而拍摄方(包括朱苏力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自己的言论表达权高于肖像权。

我认为，拍摄方拍摄人的权利是有一定范围的。即拍摄方一是要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二是不公开发表，或者是发表前得到被拍摄方的同意，三是拍摄的是公共场所，而不是特定人。显而易见，《秋菊打官司》拍摄方已超出了上述边界。拍摄的目的不是出于公共利益，而是赢利的需要;上演前并未征得那位

权利冲突典型案例研究 篇2

一、网络权利冲突的本质与特征

权利冲突是指两种各自具有法律依据的权利在个案的具体条件下无法都获得实现的现象。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研究与争论,学界就权利冲突的客观实在性达成了共识[1],但对权利冲突的本质与内涵仍存在争议。以现代系统论和控制论的视角观察,网络权利冲突的实质在于:不同主体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对网络信息技术所造就的新的“行为可能性空间”[2]。传统法律体系中的“行为可能性空间归属不明”一般由三种原因导致:(1)立法冲突导致两项权利在同一行为可能性空间发生竞合;(2)现有规范对两项法定权利的行为边界未予设定或设定不清,导致权利主体对特定行为可能性空间的争夺;(3)社会发展导致新的行为可能性空间出现,多个法定权利主体主张将自己的现有权利延展至该行为可能性空间。受制于现实世界主体行为样态的有限性,互联网出现之前的传统法律世界中,权利冲突以上述(1)、(2)两种类型居多。

互联网以信息技术为依托,构筑了一个现实世界之外的独特行为空间。网络虚拟世界中存在着大量的虚拟主体,却进行着大规模真实的行为和信息交换,而这些信息和行为能够给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主体带来真实的影响。这使得网络环境下的行为可能性空间成为多方争夺的焦点,加之法律规范对飞速发展的网络世界响应不足,导致网络权利冲突表现出不同于一般权利冲突的样貌:

(一)以对新行为可能性空间的争夺为主要类型

网络环境下,行为主体具有匿名性,网络服务方式和行为方式均具多元化特征,加之web2.0网络技术下代码权的下放[3],使得网络用户对网络信息创生与交换过程的参与不断深化。大规模的网络交易行为以及网络虚拟财产的产生,意味着互联网世界中的特定“虚拟”行为,将对现实世界中的特定主体产生“真实”的影响。上述行为可能性空间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的传统法律体系内是不存在的,因而必然引发多方主体对新的行为可能性空间的争夺。例如,提供网络存储空间的网站中,网络用户的上传和下载权与作品的著作权之间的权利冲突即是典型的对于新的行为可能性空间的争夺。

(二)部分在传统法律体系中边界清晰的权利,在网络环境下表现出权利冲突状态

网络世界的匿名性和网络数据传输的迅捷与便利,共同导致了下述状况的广泛存在:特定匿名主体的特定网络行为对其他主体造成了损害,但由于网络技术的限制,难以确定侵害主体,或无法确认该损害系传统意义上的侵权还是权利冲突引发的外部性损失,因而无法实现有效的法律救济。

二、网络权利冲突的类型化

如果网络权利冲突的实质在于不同主体对于网络信息技术所造就的新的“行为可能性空间”的争夺,那么探寻这些争夺形成的内在机理,将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或缓和网络权利冲突,并为网络行为的有效规制寻求法律规则的生长点。依据网络权利冲突的成因、规制特点及其在网络法律体系中可能发挥的作用不同,可以将网络权利冲突分为两大类:

(一)法定权利在网络空间中的“退化”(以下简称为A类冲突)

此类网络权利冲突是指:两项权利在主体、客体、内容上与传统无异,权利界限清晰。但是借助了网络技术手段,使得权利损害难以被查知,或查知后难以实现有效救济。较之于前述三种传统意义上的权利冲突,这种网络权利冲突具有非典型性。网络的匿名性以及便携式无线网络终端(可以无线方式接入互联网的掌上电脑、智能手机等)的广泛使用,使行为人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对大规模网络用户造成广泛而严重的损害。该行为既有可能基于传统侵权理论上的故意或过失(如是则构成侵权),也可能基于法定权利的行使,后者属于网络权利突的讨论范畴。

此类网络权利冲突的规制难点在于网络环境下的主体锁定、管辖权确认和调查取证常遇技术阻碍。受限于网络技术监管手段,法律救济可能首先遭遇侵害行为主体的锁定困难,即难以实现网络虚拟主体与现实法律主体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现有网络侦查技术可以通过IP地址、网络服务器后台信息等方式锁定是哪一终端设备实施了造成损害的行为,但是很难确认是哪一自然人操作该设备实施了危害行为;即使能够确定行为主体,由于网络的平面性结构和大量移动网络终端设备的存在,使传统意义上的“侵权行为地”“损害结果发生地”等管辖权联结点遭遇确定困难;贯穿于上述过程及其后可能启动的司法程序始终的,还有网络调查取证的权力主体、取证方式、取证程序、证据形式、证据效力等一系列的证据规则空白。

(二)对潜在“行为可能性空间”的争夺(以下简称为B类冲突)

网络技术及网络社区的存在使得虚拟空间中的特定行为能够带来一定的现实利益,而现有法律规范对该行为的正当性未有界定或对其边界厘定不清,从而导致多重主体要求将已有权利延展至该行为空间。新的行为可能性空间的出现,虽然会引发权利冲突,但如果处理得当,也可能成为新的权利的生长点或使原有法定的权利的行使范围得以扩张。

此类权利冲突的规制难点在于如何实现对新的行为可能性空间进行有效的划分。我国网络法治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4],而网络行为复杂多变,且复杂程度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而不断加深。在这种情形下对网络权利冲突进行简单的刚性立法为时过早,草率为之可能导致立法的不成熟或危及法律规范的稳定性。因此,对B类权利冲突,应当在刚性立法之前,寻求更具弹性但同时又具有法律效力的途径来实现对新产生的行为可能性空间的有效分割,消除或缓和其导致的不良后果。

三、应对网络权利冲突的策略转换

(一)现行法律规范调整网络权利冲突的基本策略

面对层出不穷的网络权利冲突案件,现行法律规范体系不得不以被动的姿态应对,其解决方式总体上秉承两种基本思路:

1.将现行法律中的相关权利延伸至网络空间

由于A类网络权利冲突往往能够在已有法律体系中寻得客体相同或相类似的权利,因此在遭遇此类权利冲突时,法律的处理办法通常是通过司法解释或司法适用,比照已有权利的保护方式对网络环境下的相关权利进行规制。比如,比照传统法律体系中的出版商权利来近似的确定网络环境下提供网络存储空间的网络服务提供商(ISP)的权利行使范围及行使方式。但由于网络的特殊技术环境,上述类比方式在理论上虽不至遭遇重大困境,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却是绝难实现的,强行使用只会使法律的规定如同虚置。例如,A在某网站匿名发帖恶意诽谤B,侵犯了B的名誉权。按照现有法律规定,若A要追究B 的诽谤责任,则需以B为被告人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现实情形是,A根本难以获知B究竟是哪一特定自然人(网络刑侦技术或可找到发送该诽谤言论的计算机,但难以确定其操作人),同时也难以确定管辖法院(如果实施侵害行为的是移动终端设备,且通过无线方式接入互联网,则传统意义上的侵权行为地、损害结果发生地均难以确定)。类比规制的结果是A的权利根本难以获得实际意义上的保护。

2.针对特定问题进行个别规定

对于B类网络权利冲突,现有的解决方式一般是在原有法律体系中就特定问题增加个别规范,进行个别规定。例如在《刑法》中增加危害计算机系统安全罪;在《侵权责任法》中设置网络侵权的条款;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应对大量的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等。该方式能够较好的适应网络行为的特殊性,但其根本的规制思路仍然是以国家强制力为权威性根基、以刚性立法为表现形式、以维护法律体系的内在统一性为基本逻辑。这种“打补丁”的方式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个别网络权利领域的法律纠纷,但难以实现对数量众多、样态各异的网络权利冲突全面、有效、实时的回应,同时也不利于网络环境下新型权利的生成、发展与实现。

(二)策略的转换:以网络权利冲突作为网络“回应型”规制体系的生成基点

美国学者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将社会中的法律分成三种类型:其一,作为压制性权力工具的法律;其二,作为能够控制压制并维护自身完整性的一种特别制度的法律;其三,作为回应各种社会需要和愿望的一种便利工具的法律。[5]网络权利冲突的大规模涌现要求法律打破自身的认识疆界,“更多的回应社会需求”[6],从“自治型法”迈向“回应型法”要求将法律的目的从维护自身的正统性转向实际权能的实现。

在“回应型法”的思路之下,法律关注的中心应当是应对现实问题的“能力”,而非“自治型法”所关心的“正统性”。[7]网络世界独特的存在方式和行为环境,决定了网络环境下的权利冲突在发生机理、涉及主体、表现方式和规制难点等方面均与传统法律体系下的权利冲突存在重大差异,因此简单的在已有权利基础上“划延长线”的方法无法有效的回应A类网络权利冲突。A类冲突要求法律体系针对网络信息化特征,提供更为系统、科学的责任机制,以及更为便捷、有效的法律管辖和证据保全制度。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在充分肯认网络权利冲突特殊性的基础上,建立“终端用户—网络运营商—公共权力部门”三位一体的新型“权利—义务”体系,在有效解决A类网络权利冲突的同时,实现网络权利的体系化构建。

“回应型法”强调以目的为核心扩大自由裁量权的适用方式与范围,同时要求“积极寻求(国家强制的)替代物,即各种鼓励性的、自我维持的义务体系”。[8]B类网络权利冲突的特征决定了国家主导的刚性立法与规则预设无法实现对其有效回应。笔者认为,以司法为中心,辅之以网络主体的自主性、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可以对B类冲突进行能动调节;同时以判例、案例等方式实现B类网络权利冲突解决方案的渐进式积累,不断促进法律权利向网络世界的推进和演化。

四、网络权利冲突的功能重构

回应型法把社会压力理解为认识的来源和自我矫正的机会,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将网络权利冲突视为网络权利体系创新的基点与重构的基础,这与社会学界冲突论者们的观点不谋而合。马克思(Karl Marx)和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先后阐释了社会冲突的不可避免。前者以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争夺为基点,论证了阶级与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后者则强调冲突向来就是社会系统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单纯强调社会均衡所带来的和谐与一致是一种片面性的研究模式。[9]冲突理论大师科塞(Lewis Coser)认为“冲突是在价值观、信仰以及稀缺的地位、权利和资源分配上的斗争”。[10]相对剥夺——即人们对未来的期望超过了实现这些期望的条件——是导致冲突的根源。同时又精辟的指出,社会中的冲突不应简单的被视为社会的反常与病态,无论群体间的冲突还是群体内部冲突都实际上有促进群体的凝聚与整合的作用,具备促进社会的“统一和稳定、平衡和整合”的“正功能”。因此,不能仅因为网络权利冲突给现实秩序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就简单的对相关网络活动进行压制甚至封杀,而应该将网络权利冲突视为法律权利向虚拟社会推进的契机。如果引导和规制得当,上述两类网络权利冲突均可成为法制发展和权利演进的新起点。

(一)“终端用户—网络运营商—公共权力部门”三位一体的新型“权利—义务”体系

A类冲突对现有的法律责任体系、管辖体制和证据规则都提出了挑战,要求虚拟空间各利益主体都在享有特定的权利同时承担新的义务,在应对网络权利冲突的过程中担负特定的革新使命,详见下表:

1.网络终端用户是网络环境中的重要权利义务主体

在web2.0的环境下,终端用户既是互联网信息的消费者,也可能是信息的创造者或提供者。在现有法律规范之下,网络终端用户一般仅需要支付网络服务使用费,即可在互联网上进行信息的浏览、上传、下载等活动。要实现对A类网络权利冲突的有效解决,就必须在现实的法律主体和网络虚拟主体之间建立唯一确定性的对应关系,借以明确任何一个网络环境下的行为应有哪一现实的人格主体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网络实名制无疑是实现此种统一的有效制度手段,但学界普遍担忧刚性的网络实名将会严重伤害网络的匿名性和言论自由,从而使互联网有别于传统媒体的独特性优势遭受根本性的冲击。但笔者认为这种负面影响可以通过软性的网络实名方式,即借助“前台匿名,后台实名”的方式予以克服。在实现网络实名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要求网络终端用户对网络服务商提供的网络服务和其他人的网络行为保持谨慎的信任,并要求其对自己的网络言论负责。上述身份识别方式与基础性义务,可以为A型网络权利冲突的解决提供制度性依托。

2.网络服务提供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以下简称为ISP)是指,在因特网上为信息的发布、传输、搜索、获取等提供服务的商业主体

它们既是网络得以正常运转、网络经济得以蓬勃兴旺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是众多网络权利冲突案件中的被告方。如何科学合理的确定ISP应有的法律角色与法律责任,是平衡互联网世界各方当事人利益与公共福利、有效解决网络权利冲突、实现互联网健康发展的重要课题。不同类型的ISP因其提供网络服务的技术方式不同,在法律责任体系设计上既有共性,又有需要区别对待之处。共同性法律责任体系构建包括:ISP网络准入条件;ISP风险预警机及风险告知责任体系设计;ISP网络服务器证据保全责任及程序;对ISP司法纠纷之约定管辖的限制。此外,提供广泛交互性网络服务的ISP还可能兼具承担自主性网络纠纷解决机制、专业化网络纠纷解决平台建设等社会责任的潜力。

3.网络为人类的自由向往构筑了一个全新的、几乎不受任何干扰和限制的归宿,但同时也对法律制度和社会控制的基本架构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如果公共权力无法针对网络世界做出与维护自由所需的技术条件相一致的改革,则网络自由与权利将无疑成为美丽的梦呓。在网络空间中,代码及其运行机制决定了软件和硬件设施的运行逻辑,代码就是网络空间中的“法律”。[11]如何配置网络空间中的代码控制权,决定了公共权力对网络监督管理和控制的基本结构,也从根本上划定了网络权利与权力、权利与权利的总体性边界。笔者认为,公共权力机构在对网络空间中的行为进行监督规制过程中,应当充分尊重网络的代码化、平面化等特征,改变传统的以国家强制力为唯一权威性来源的纠纷解决机制,充分发挥网络自身的沟通和调处能力,建立国家主导与网络自治相结合的虚拟环境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并辅之以符合网络技术性特征的管辖制度和证据制度,全面灵活的应对网络权利冲突。

(二)以司法为核心、网络自治为补充的网络权利演化机制

鉴于网络活动的多样性和不稳定性,笔者认为对于网络权利冲突中的B类冲突,不宜按照传统的“规则先行—司法跟进”模式对新生的网络权利或相关权利冲突草率立法,而应当发挥司法的能动性和相对灵活性,通过判例积累的方式实现司法与社会舆论的互动。在司法判例的社会响应稳定之后,再进行相关立法活动,从而实现法律权利向网络世界的渐进式延伸。

1.B类网络权利冲突的特征及发展状态决定“立法先行”的解决模式难以实现

网络的发展还远未进入成熟与稳定阶段,随着网络的技术的日新月异,网络服务模式也在推陈出新。以稳定性、规范性见长的刚性立法来应对尚处于急剧变化之中的网络权利冲突无疑不是明智的选择,其结果无外乎两种:其一,规范性立法颁布不久即被网络技术革新的浪潮推入故纸堆,成为待清理规范;其二,对多样化的网络行为进行单一调整,导致新的权利冲突产生。无论哪种情形发生,都是对立法资源的极大浪费。

2.司法为核心的判例积累有独特优势

B类网络权利冲突的本质是对归属不明的行为可能性空间的争夺。网络技术环境的急剧变化和网络行为的多样性、复杂性决定了这些新的行为可能性空间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以多种样态层出不穷。因此,应对此类权利冲突应当以法律原则而非法律规范为主要调整依据;应当以权利衡平和权利通约[12]而非简单的保护一方、禁止另一方为主要方式;应当以更具灵活性和个案针对性的司法活动而非规范性、稳定性的立法为控制核心来实现权利冲突的解决。法官按照一组特定的法律原则对具体权利冲突案件作出裁决,即给出一个指导性的解决方案;该方案经社会各方评价,反馈回司法机构;依据社会反馈对原有解决方案中隐含的法律原则及其适用方式进行修正;经过多个类似案件的“方案输出——反馈——调整”过程之后,某一类权利冲突的处理方案将会逐渐趋于稳定。这种稳定状态的出现,可能预示着对该类权利冲突进行立法规制的时机趋于成熟。

3.网络自主性的纠纷解决机制有不可忽视的辅助作用

笔者认为网络结构的去中心化特点决定了互联网纠纷解决不一定要单纯依赖国家强制性权威。其实ISP在搭建网络环境下的纠纷解决平台、实现案例和纠纷解决方案的积累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技术优势和独特利益需求。法律实践中一些较成熟的从事网络交易的ISP已经开始尝试建立自主的纠纷解决平台。可以通过ISP责任体系的强行性规定,强化ISP在网络纠纷解决过程中的作用,这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大量网络纠纷涌向法院的压力,还可以在另一个独立于司法程序的机制内实现纠纷解决方案的积累,其解决方案与司法判例形成的解决方案相互映照,共同实现法律权利向网络世界的渐进式延伸。

摘要：网络环境下的权利冲突表现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对网络行为可能性空间的争夺。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在法治发展和权利演化的大背景下重新认识网络权利冲突的本质、特征及其法律功能。以法律原则为框架,司法为控制中心和生长点,以“终端用户—网络运营商—公共权力部门”三位一体的新型“权利—义务”体系为依托,充分发挥网络自身的信息技术优势,寻求网络权利冲突的“回应型”解决机制。

关键词：网络,权利冲突,回应型法

参考文献

[1]于宏伟,朱庆锋.正确对待权利冲突——现象与解决方式之间[J].法学论坛,2006(1):28.

[2]邹晓玫.法律权利的演化和生长空间——控制论视角下权利冲突的结构功能[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2):17.

[3]梅夏英,刘明.网络侵权归责的现实制约及价值考量——以<侵权责任法>第36条为切入点[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3(2):83.

[4]程琳.网络安全呼唤“良法善治”[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4-10(A04).

[5][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教育社会:迈向回应型法[M].张志铭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6.

[6]Jerome Frank,Mr.Justice Holmes and Non-Euclidian Legal Thinking[J].Cornell Law Quarterly17(1932):568,586.

[7][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教育社会:迈向回应型法[M].张志铭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17.

[8][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教育社会:迈向回应型法[M].张志铭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8.

[9]文军.西方社会学理论:经典传统与当代转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39.

[10][美]刘易斯·克塞.社会冲突的功能[M].北京:华夏出版,1989.

[11]时飞.网络空间的政治架构——评劳伦斯.莱斯格<代码及网络空间的其他法律>[J].北大法学评论,2008(1):249.

权利冲突典型案例研究 篇3

关键词：高校管理权；学生权利；冲突；协调

一、高校管理权与大学生权利冲突的现状

1、高校管理权与大学生财产权的冲突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28、29条规定。学校有维护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保护学生人生财产安全。并基于该目的对学生进行管理和处分的权力和权利。与此同时，财产权作为宪法和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利，大学生个人拥有的合法财产理论上不易成为学校管理权处分的对象。但现实生活中学生的在课堂上玩手机、平板；日常宿舍中热得快、电饭煲等有一经查处给予没收使学生的财产权屡屡被学校的管理权所侵犯。

2、高校管理权与大学生人身权的冲突

在学校，学生有权进行评教活动，但学校却利用自己的自主管理权把学生的学习活动都限定在一定的框框内。大学生在学校生活学习，高校有保护大学生人身安全的义务，对高校大学生不可以体罚、人格的歧视，这些都是大学生人身权的一部分，也是高校管理中需要十分注意的方面。

3、高校管理权与大学生隐私权的冲突

学校对学生违纪的事实、处分结果张榜公布、是学校将学生的分数公布于众等等，这些都是高校管理权与学生隐私权冲突的事实。大学生大部分为年满十八周岁的成年人，他们的隐私权在法律条文上是有保障的，但是学校有权制定一定的规章来规范学生的行为，且出于安全考虑，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从而产生冲突。

二、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冲突的原因

近年来，高校管理权逐步自主化，虽然我国法治建设不断深入，学生的维权意识也有所提高，但还是出现了学生的隐私权、财产权、人身权等受到侵害的现象。原因何在，我想还应当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分析：第一方面、高校对学生行使管理的正当性及其权力限度。学生进入学校就是为了受教育，而教育的目的就要要求高校享有对学生的管理权。但是高校的管理权也是要有限度的，不可以侵害学生权利为代价；第二方面，由高校管理与学生之间的权限造成。就高校管理而言，高校管理体制的不健全、不规范、高校管理者的法律意识淡薄，这些都是有可能造成高校管理权侵害学生权利的原因。而在我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学生的法制观念逐渐提高，但目前为止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地位尚未确定，关于高校管理权与大学生权利保护的法律少之又少加之学生权利受侵害后法律救济渠道又不畅通，加剧了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的冲突；第三方面，在对近几年关于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冲突的案件中，发现以下问题：1、高校对学生做出的处分畸重；2、高校的管理行为有程序瑕疵；3、学生权利义务的分配不合理；4、高校自制的校规校纪不规范，有与法律及规章相抵触之嫌

三、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协调的建议

高校管理秩序是我国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权利保护也是法治进步的重要板块。怎样才能在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中寻求一种平衡，我提出以下建议：1、改革高校管理模式。转变“管理本位”为“学生本位”的观念，切实为学生考虑；提高高校教职员工的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减少工作当中的疏忽；逐步完善大学生参与高校管理的制度，从制度上减少冲突；2、高校学生权利保障应当遵循的原则，高校学生权利保障应当遵守尊重学生权利原则、坚持法律优先原则、坚持正当程序原则、坚持按照正当比例原则；3、逐步完善立法。虽然国家在维护大学生“学位授予和学位证书的颁发方面”有一些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列》、《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审定学位授予单位的原则和办法》等，但在具体保护大学生的权利问题上仍存在非常多的问题；4、规范内容及制定程序的完善。在修改的过程中对影响学生重要权利的事项实行法律保留同时高校管理活动程序应当完善，最好应当让学生参与校规的制定；5、提高在校生的法律意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利；6、严格依法管理，依法治理；7、疏通救济渠道。 完善教育系统内部的申诉制度；扩大行政复议范围；建立教育仲裁制度；健全教育司法救济制度；成立专门的非政府组织——大学生权益保护协会；8、加强对高校管理权的监督；9、平衡两者的权利，创造和谐校园。对高校管理权的限制应该是有限度的；对大学生的权利诉求也要进行必要性考虑。

结语：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依法治国的步伐正逐步加快，公民的民主、法制观念也日益增强。在这种形势下，高校逐渐从一个封建家长式的管理者向现代服务式的管理者转变，高校学生的权利意识也逐步提高。然而受传统办学模式影响，高校管理理念过渡缓慢，加之高校管理方面法律滞后，暴露出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益相矛盾的问题。对高校行使管理权过程中的问题及我国大学生权利保护的现状进行分析，提出建设性意见有利于我国教育的发展，有利于高校更好的行使管理权也使学生的权利免受侵害。（作者单位：河南省新乡市河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朱孟强.我国高等学校与大学生法律关系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2]马鹰. 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冲突分析[M]. 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3]张金辉.高校自主管理权与大学生权利的冲突和平衡 [J]；河北法学；2011年02期

[4]黄晓峰.试论高效管理过程中的权利冲突和平衡[J]；黑河学刊；2009年02期

权利冲突典型案例研究 篇4

一、对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基本认识

当今社会, 权利冲突随处可见。关于权利冲突的界定, 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权利冲突是指“同一标的物上有数个利益相矛盾、冲突的权利并存。”[1]另一种观点认为“由同一客体依法衍生的两项或者两项以上相互矛盾或抵触的法律模态。”[2]

对知识产权权利冲突应如何进行界定?最高人民法院《吴县会议纪要》认为:“知识产权权利冲突是指对争议的智力成果或者标记, 原、被告双方均拥有知识产权。”有的学者, 从权利主体角度出发, 认为知识产权权利冲突是指同一客体上的两项或两项以上的知识产权分属于不同权利主体的法律现象[3]。有的学者, 则从法律关系的客体角度考虑, 认为知识产权权利冲突是指不同部门知识产权法或民法从不同角度共同保护同一客体, 并依法分别获得不同的知识产权, 由于权利主体不同而产生的权利冲突[4]。可见, 对于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界定, 学术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目前, 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知识产权权利冲突是指同一知识产权客体依法衍生的两项或两项以上相互矛盾或抵触的权利并存的现象, 即同一知识产权客体在某种条件下归属于多个主体的法律形态”[5]。由此可见, 构成知识产权权利冲突一般应具备以下的条件:一是权利客体的同一性。即两项或者两项以上的权利在客体方面是同一的, 否则不会引发权利冲突;二是权利主体的相异性。即两项或者两项以上的权利归属于不同的主体, 如果权利主体相同则属于权利重叠, 而不是权利冲突。三是权利的合法性。即“在先权利”与“在后权利”在时间上尽管有先后之分, 但在形式上依据现行法律规定都是合法的。否则, 权利之间的关系就不是权利冲突, 而是侵权与被侵权的关系。四是权利相互抵触。即一个权利主体行使其权利, 必然构成对另一个权利主体的权利限制或者损害[6]。

二、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成因剖析

(一) 知识产权自身的原因。

知识产权在性质上属于民事权利, 其特性在于客体的非物质性, 它不具有物质形态, 不占有一定的物理空间, 人们不因对知识产权的占有而实际控制它。因此, 知识产权的权利边界不像有形财产那样直观, 更不易被人们所感知。在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产权的种类和数量激增, 巧合雷同现象时有发生, 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权利冲突。另外, 知识产权具有地域性、时间性的特点, 使得权利与权利之间由于地域、时间的交叉引发权利冲突。

(二) 立法上的原因。

从立法模式进行考察, 我国对知识产权采用分散的立法模式, 知识产权法上至法律, 下至规章, 均有所涉及, 但主要表现为行政法规、规章, 甚至连规章都算不上的规定。这种立法状况不仅使得知识产权法的内容比较零乱, 而且不可避免地存在大量的遗漏、重叠交叉或相互冲突, 这是知识产权权利冲突产生的制度原因。从立法内容进行分析, 我国现行立法虽然有关于保护在先权利的规定, 但对在先权利的概念、范围、保护条件均无明文规定, 其后果是:一方面, 管理机关在审批授权程序中无法判断具体的申请案是否损害他人的在先权利, 从而出现授予或者登记的在后权利与在先权利的冲突;另一方面, 商事主体也不能对在先权利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以致有意或无意地将他人的在先权利申请或登记为商标权、专利权、商号权或域名权等, 使得权利冲突的现象更突出。

(三) 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

从社会环境方面进行分析, 社会诚信失缺也是权利冲突产生的一个成因。当前, 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 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诚信失缺的现象, 社会诚信危机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造成当前的社会诚信危机, 即有历史性、观念性根源, 也有管理性原因, 但关键在于我国社会诚信法律制度极不健全、不完善, 对于失信行为惩罚不严厉。当人们发现不讲诚信的成本较低, 并且能获取更大利益的情况下, 他们必然会选择不守信, 而守信守法的经营者也有可能被同化。于是, 一些商事主体利用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缺陷, 为谋取不当利益, 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恶意利用或将其他商事主体的在先权利申请为商标、商号、域名或专利等, 从而引发权利冲突。

三、协调和解决知识产权权利冲突应遵循的原则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解决权利冲突的规定还很不完善, 司法实践也处于探索阶段, 如何兼顾权利之间的平衡是当今知识产权审判实践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为正确解决权利冲突有必要确立一些基本原则。由于知识产权属于民事权利, 因此解决知识产权冲突除应遵循民法的基本原则外, 还应该遵循以下的原则。

(一) 保护合法在先权利原则。

保护合法在先权利原则是指在知识产权权利发生冲突时, 保护获得权利在先的知识产权的规则。该原则要求在后权利的设立与行使不得侵犯或者妨碍他人依法取得并受法律保护的在先权利。保护合法在先权利原则是各国解决权利冲突普遍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 该原则也体现在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国际公约中, 如《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五第二款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不得侵犯被请求保护的国家权利人的既得权利, 否则, 不予核准注册, 已核准注册的应当撤销。”TRIPS协议也有类似的规定。可见该原则的适用已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

保护合法在先权利原则在我国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中也有一定的体现。如《商标法》第九条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 不得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专利法》第二十三条关于“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 不得与他人的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这两条规定都体现了保护合法在先权利的原则, 两个条款相互配合,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商标权与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冲突。在司法实践中, 法官也应适用这两条规定以解决相关的利权冲突。

当然, 保护在先权利, 并不等于否定在后权利。“在先权利”与“在后权利”在时间上尽管有先后之分, 但在形式上依据现行法律规定都是合法的。因此, 在强调保护在先权利的同时, 也要注意在后权利存在的客观性, 如果一味地否定在后权利存在, 对在后权利人来说, 也是不公平的。假定在后权利的取得, 无论是在形式方面还是在实质内容方面都合法, 特别是在后权利已使用一定时间并享有了较高知名度的情况下, 该在后权利与在先权利发生冲突时, 既要在特定范围内保护合法的在先权利, 又要在特定范围内保护在后权利, 以稳定社会经济秩序[7]。如果在两者的范围一致时, 则应辅以其他原则, 才能公平合理地解决相关冲突。

(二) 禁止混淆原则。

所谓混淆是指在先权利与在后权利所标识的商品或者服务相同或类似, 使相关公众或消费者产生误认, 这种误认不仅损害了权利人双方或一方的经济利益, 同时也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知识经济时代, 新的知识产权客体不断涌现, 知识产权种类呈现多样化、复杂性的趋势, 因此要求各种知识产权之间绝对不相同或者不近似是很难做到的, 也是没有必要的, 法律不可能赋予权利人对知识产权的绝对独占权, 即同一知识产权可能同时被多个主体享有。所以, 同一知识产权同时被多个主体享有是否应予禁止, 关键要看是否会使相关公众或消费者产生混淆或误认的后果, 回答是肯定的则应予以禁止。当然, 评判、认定混淆或误认的事实不应以相关管理部门及其人员的看法为标准, 也不应以同业竞争者的指控为依据, 同样不应以侵权行为人的辩解为理由, 而应以中等智力水平的消费者以普通注意力会发生混淆、误认、误购的客观事实为依据[8]。

(三) 权利衡平原则。

法作为社会关系的调整器, 与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知识产权制度的核心内容就是调整知识产权关系中的各种利益关系, 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各方利益。知识产权制度一方面赋予权利人对智慧创作物的独占权, 另一方面又鼓励权利人公开智慧创作物, 允许社会公众合理接近、利用智慧创作物, 以保证知识成果的不断创新, 又促进知识成果的传播与再创造。从整体上说, 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与国家利益或社会公众利益是根本一致的, 但由于几种权益的主体及权益所体现的内容各不相同, 对一种权益的保护就意味着对另一种权利的限制, 客观上形成一定的权利冲突。片面强调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 以致于妨碍社会公众基于对最新智慧创作物的传播和利用而获得利益的可能性的实现, 将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因此, 在解决知识产权权利冲突时, 也应遵循权利衡平原则协调相关当事人的权益。

参考文献

[1]钱明星.物权法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34.

[2]曹新明.论知识产权冲突协调原则.http://www.hbipo.govcn/.lun wen2.htm.

[3]陶鑫良.知识产权的权利冲突需要法律整合[N], 中国专利报, 1997-8-25.

[4]郑成思.知识产权论[M].法律出版社.1998.361.

[5]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前沿问题研究[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149.

[6]谭筱清.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理论与判解研究[M].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4.

[7]陈红.商标权与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冲突问题研究[J].政治与法律, 2004, (6) .71.

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原因探析 篇5

摘 要 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法律上的权利是法律所设定的在一定范围内的自由。超出了这划定了的一定范围，则就有可能与别人形成权利上的冲突。

关键词 知识产权 权利冲突 原因

一、知识产权的权利冲突的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

在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产权的权利冲突是普遍存在的。在司法实践中，它主要是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

1．商标权与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冲突。商标作为商品或服务的主体或来源的标示性标记，一般不与外观设计专利权产生冲突。但由于现实生活的多样性，在特定情况下就会产生权利的冲突，如将商标中的图案、文字及其特定的组合使用到外观设计上而申请了外观设计专利权，亦或将外观设计上的图案等申请成为注册商标，这时就会产生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

2．版权与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冲突。一些产品的美术作品或摄影作品与外观设计在表现形式上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因此在将美术作品或摄影作品用在外观设计上，或将外观设计的图案、文字及其组合等使用于美术作品或摄影作品，在权利人之间就会产生权利的冲突。

3．版权与商标权的冲突。版权与商标权是两种不同的知识产权，一般是不会产生权利之间的冲突。但是将某美学艺术作品在未经著作权人同意时而将其申请成为注册商标，那么就会在著作权人之间与商标权人之间产生版权与商标权的冲突。

4．商标权与商标权的冲突。在不相同或不相近似的商品上，可以由不同的主体对相同的商标享有注册商标的专用权，如果注册商标专用权人超出核定使用的商品范围适用其注册商标并且进入了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范围，就会与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发生冲突。

二、知识产权权利冲突产生的原因

（一）知识产权自身的原因

知识产权的客体具有非物质性的特点，使知识产权的权利边界不易被人们感知，知识产权还是一种无形财产权，因此，知识产权的权利边界不像有形财产那样直观，更不易被人们所感知。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的种类和数量激增，巧合、雷同现象时有发生，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权利冲突。另外，权利冲突的产生还会由于对知识产权客体的保护的时效出现误解而出现。如人们认为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已经过了法律的保护时效而实施了相应的行为，而实际上权利人的权利仍在法律保护的期限内，再加之知识产权具有地域性特点，使得权利与权利之间由于地域交叉引发权利冲突。

（二）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的原因

从立法模式来看，世界保护知识产权的绝大多数国家采用的都是分散型的单行立法体例，我国也不例外。这种现行知识产权分散立法模式以及缺乏统一的执法模式，为知识产权权利冲突埋下了伏笔。从知识产权执法来看，知识产权分散的单行立法模式为知识产权各部门法由不同部门分头执法奠定了基础。实践中各执法机关也往往只从本部门的角度及其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排除知识产权基本原则的适用，缺乏协同调节机制，行政管理的不协调所造成的知识产权冲突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企业名称分级登记管理体制。按照我国《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对企业名称实行由管辖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登记与变更。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会产生相同的企业名称在不同的地域被分别登记授权，而当它们产品在同一市场上出现或流通时就会产生冲突，从而模糊权利。第二，行政机关的重复授权。行政机关作为对知识产权进行管理的机关，在管理过程中的各种原因特别是我国外观设计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不进行实质审查、著作权不需要经过审核与授权等原因，使行政机关对同一知识产权的客体授予了不同或相同的权利，那么这一重复授权也将导致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冲突。从立法内容来看，我国现行立法虽然有关于保护在先权利的规定，但对在先权利的概念、范围、保护条件均无明文规定其结果自然是会出现各种各样权利上的冲突。

（三）社会环境原因

从社会环境方面进行分析，现阶段最大化的追求利益而忽视诚信也是权利冲突产生的一个成因。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当然这也是一个社会经济的转型期，因而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诚信失缺的现象，这些社会诚信危机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中国历来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文化悠久，而现在出现的这一场社会诚信危机，纵然有历史性、观念性根源，管理性原因，但关键在于我国社会诚信法律制度极不健全、不完善，对于失信行为惩罚不严厉。也就是说当那些不道德之人发现不讲诚信的成本较低，并且能获取更大利益的情况下，他们必然会选择不守信，而守信守法的经营者也有可能被同化。于是，一些商事主体在吃透了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后，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以恶意利用或将其他商事主体的在先权利申请为商标、商号、域名或专利等方式来谋取不当利益，这样自然也会引发知识产权的权利冲突。

总的来说，权利冲突的产生原因有内部也有外部，双力结合的结果。但笔者认为究其权利冲突产生的实质原因也许还是在于一种利益的驱动。从经济学上来看，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每一个理性人的正常选择。当不同的主体对利益的追求产生交叉的时候，冲突就会产生。毕竟，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可能保证不同主体的利益同步增长。

参考文献：

[1]郑成思.知识产权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2]吴汉东,胡开忠.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3]郑成思.侵权行为四要素.判解研究.2000.

[4]冯晓青,杨利华.知识产权权利冲突及其解决原则.法学论坛.2001.

权利冲突典型案例研究 篇6

中图分类号：G63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6）13-0066-02

2015年云南省思想品德中考实行全省统一命题，但是由于全省各地州使用的教材版本不同，如何做好中考总复习，整理出一份有利于学生备考的复习资料，成了初三老师们的必修课。

依据2015年云南省思想品德考试标准，结合我校学生实际情况，我对“公民的权利义务”这一专题的内容及相关案例进行了整理与研究。

一、知识整理与案例解析

（一）了解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懂得正确行使权利、自觉履行义务。（考试层次要求：B）

1.什么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什么是公民的基本义务？

（1）宪法规定的权利，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2）宪法规定的义务就是公民的基本义务。

2.怎样认识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1）国家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规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我国法律赋予了公民广泛的权利，也规定了公民必须履行的各种义务。

（2）在我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两者具有一致性。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

（3）所以，每个公民既是权利的主体，也是义务的主体，我们不仅要增强权利观念，依法行使权利、维护权利，而且要增强义务观念，依法履行义务。

3.我们应怎样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自觉履行义务？

正确行使权利：（1）公民在行使权利时要尊重他人的权利；（2）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3）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权利；（4）要以合法的方式行使权利

自觉履行义务：（1）法律鼓励的积极去做；（2）法律要求的必须去做；（3）法律禁止做的坚决不做

（二）知道公民的人身权利受法律保护，任何非法侵害他人人身权利的行为，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考试层次要求：B）

1.公民的生命健康权

（1）地位：生命健康权是公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是公民行使其他权利的前提

（2）法律依据：我国法律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不容他人侵犯。作为未成年人，我们的生命健康权受到法律的特殊保护。

（3）我们应怎样行使公民的生命健康权？

① 公民应该珍爱生命，维护健康，积极行使生命健康权；②当生命健康受到他人非法侵害时，有权依法自卫和请求法律保护；③我们享有生命健康的权利，也负有不伤害他人生命健康的义务

2.公民的人格尊严权

（1）地位：人格尊严权是公民作为人应当受到他人最起码尊重的权利

（2）内容：具体体现为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姓名权、隐私权

（3）法律依据：法律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权，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我们应怎样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权？

①法律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权，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②当公民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时，要学会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如与侵权人协商，要求停止侵害；请求法律保护，向有关门反映；必要时向法院提起诉讼

3.公民的隐私权

（1）什么是隐私？

隐私是指公民不愿意为人所知或不愿意公开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秘密。包括三个方面内容：①个人信息，②个人活动，③个人领域。

（2）什么是隐私权？

隐私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私人生活安宁和私人信息保密的权利。

（3）我们应怎样维护自己的隐私权？（当隐私权受到侵犯时，怎么办？）

①与侵权人协商，要求其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消除影响；②可向有关部门反映，请求帮助；③必要时，可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依法维权

案例解析：

拥有自己的秘密是我们长大的标志之一。作为中学生应该保守的秘密是

A.网友约自己单独见面 B.考试时作弊未被发现

C.自己真实的个人信息 D.上学途中被强行“借钱”

【解析】选C。本题考查学生保守秘密的要求。在成长的过程中，有些事情可以保密，而有些事情却不能保密。C正确，保护自己的隐私能获得内心的安宁；A错误，是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的表现；B错误，是缺乏诚信品质的表现；D错误，是懦弱、缺乏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的表现。

（三）知道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学会运用法律维护自己受教育的权利，自觉履行受教育的义务（考试层次要求：B）

1.什么是受教育权？

受教育权是指公民有从国家接受文化教育机会，以及获得受教育的物质帮助的权利。

2.为什么受教育既是公民权利，也是公民义务？ （怎样劝说不让子女上学的父母）

（1）教育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人们独立生活的必要前提，它能唤起人的潜能，从而开辟出人性发展的道路；教育能为人们未来的幸福生活奠基，教育获取知识，知识改变命运。

（2）对于国家、民族来说，教育成就未来。

（3）我国宪法规定：受教育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

3.什么是义务教育？它的显著特征有哪些？

（1）含义：国家统一实施的、适龄儿童和少年必须接受的国民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

（2）基本特征：强制性、公益性、统一性。

4.当我们的受教育权受到侵犯时，应怎么办？

（1）当我们的受教育权受到侵犯时，应增强维权意识，坚决维护自己受教育的权利。

（2）请求父母、老师的帮助；

（3）向学校、居（村）委会、教育主管部门等寻求帮助；

（4）必要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5.我们应如何珍惜自己受教育的权利，履行受教育义务？

（1）我们要树立远大志向，珍惜在校学习的机会；努力学习，养成终身学习的好习惯

（2）当我们的受教育权受到侵犯时，坚决维护自己的受教育权利。

（3）自觉履行受教育义务：①按时入学；②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不得中途辍学；③遵守法律和学校纪律，尊敬师长，努力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

案例分析：

材料一 2014年云南省深入推进“营养餐”改善计划，让“营养餐”覆盖全省129个县（市、区）510万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覆盖全省290万名农村学生。从3月份开始，云南逐步将所有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学生食堂退出承包经营模式，改由学校直接管理，实行零利润经营。

材料二 晕！上自习课时，我溜到操场上玩，被老师抓个现行，狠批了一顿。真是的，学不学习是我自己的事，老师真是多管闲事。

（1）材料一中的措施保护了学生的哪些权利？

（2）材料二中“学不学习是我自己的事”的说法对吗？为什么？

（3）为了回报党和政府的关爱，作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我们应当如何履行受教育的义务？

【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第（1）问从关键词“学生”“营养餐”，不难判断是保护了学生的受教育权和生命健康权。第（2）问首先要作出判断然后说明理由，材料二中观点关键错在没有认识到受教育也是公民的义务。第（3）问根据所学知识回答具体做法即可。

二、整理与研究时应注意的问题

1.认真分析研究考标要求，把握考试难易程度

2.把考标与教材相结合，理清知识体系

3.充分考虑本校学生的学习情况

4.选取案例时应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符合考试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