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的意义（精选8篇）
中国在建国之后短短半个多世纪中，发生了人口增长方式的历史性转变，由传统社会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过渡到工业化初期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再转变到工业化中期和快速工业化时期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促使人口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动力来自于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政策控制三方面。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尽管自70年代初以来，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我国在50年代和1962～1972年间先后出现了两次生育高峰，使得我国人口快速增长的趋势始终没有改变。进入80年代后，人口增长的速度加快，每5～7年即可增长1亿人口，如此庞大的人口将给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压力。
1982年十二大，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实行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坚持优生优育，提高人口质量，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也是造福子孙后代的百年大计。生育要有计划，但计划也并非一成不变，正所谓“文章因时而著，政策因时而易”。从1980年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1984年提出在农村适当放宽生育两孩的条件，然后是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的通过，再到今天的全面放开二孩，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一直在处于动态调整的“进行时”，每一次生育政策的出台也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也是我们小组选定调查研究“全面二孩”课题的原因。
在经历了迅速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之后，我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增长过快，而是人口红利消失、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问题。
分析实行“全面二孩”政策的背景，跟据相关资料与文献，有以下五点：
1、单独两孩实践遇冷生育率低到危险
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截至2014年12月，全国仅有不足100万对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而此前的官方预计是每年增加200万人左右。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认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远低于更替水平2.1，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
虽然也有专家表示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率陷阱”没有根据，但不可否认的是：人口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基本要素。没了人口红利，在竞争力上就少了一枚盾牌。
2、人口老龄化
从人口结构上看，现在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在不断上升，从2010年13.3%提高到2014年的15.5%。目前，中国已成为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老人生活旅居问题也在不断凸显出来。
据联合国统计，到本世纪中期，中国将有近5亿人口超过60岁，而这个数字将超过美国人口总数。
这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出生率降低，年轻人越来越少，今后谁来工作、谁来纳税、谁来养活数以亿计的老年人？
3、“刘易斯拐点”隐忧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在1968年提出。它指的是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人口红利慢慢消失，最终枯竭。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低生育率和老龄化是中国经济刘易斯拐点提前出现的关键诱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的增长，大量的富余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在催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目前农村问题频发。以“老弱病残”为主的农村人口结构已逐步凸显了农村经济的增长乏力。
4、“失独”社会之殇
近些年来，我国家庭规模不断缩小，从1982年的4.43人缩减至2010年的3.10人，独生子女家庭超过1.5亿户，家庭的生育、养老等基本功能有所弱化。许多独生子女面对沉重的养老负担，常感到有心无力、独木难支，而老人“失独”不仅是家庭灾难，也是社会之殇。失独家庭所经历的心理创伤、经济压力、医疗养老问题超过一般家庭丧子后承受的痛苦，而这份痛苦谁能解？
5、男女比例失衡
计划生育政策自1980年开始强化，这分别体现为城市的普遍“一胎”和农村的普遍“一胎半”政策。在重男轻女思想依然普遍和B超逐渐普及的情况下，可能促使男女出生比例节节升高，从1980年的107.4上升到2004年的121.1。
政府自2002年开始“治理”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具体措施包括明文严格禁止使用B超等技术进行胎儿性别鉴定。此外，随着城市化的提升和农村生育观念的改变，对男孩的偏好也可能进一步淡化。与之对应，男女出生比例自2004年达到峰值的121.1之后，整体上开始下降，但到2014年依然处于115.9的超高位。
男女比例失调是性别偏好、生育数量限制和胎儿性别鉴定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缺一不可。重男轻女的观念虽然已经淡化，但依然会长期存在；禁止胎儿性别鉴定技术也不可能完全有效。因此，要使男女比例恢复正常，有效的办法就是全面取消生育限制政策。
结合我们自身的生活背景，我们这一代90后的家庭因计划生育大多数为独生子女家庭，我们离家在外地学习工作，与父母相处的时间愈来愈少，父母难免思念寂寞，所以二孩政策的推行对我们做子女的更是一个热点话题。
参考资料 央广网《全面开放二孩政策的原因解读》 朱薇
《从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角度看全面开放二孩政策的原因》张雪
一、独生子女家庭中存在的主要伦理问题
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于1983年正式实施,当年出生的第一批独生子女现在已到了结婚年龄或已经结婚而且已生育子女。伴随着独生子女这一新的国情的产生,家庭伦理关系及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许多以往所没有的家庭伦理问题。
1、家庭成员的简单化
城市独生子女家庭中,目前已没有兄弟姐妹这些家庭成员,若干年后,在他们的思维中也将不存在兄嫂弟媳、姐夫妹夫这些概念。比如:我国的古代儒家伦理有“孝悌”之说,“孝悌”的“悌”,本意是顺从兄长,但是现在独生子女家庭中没有兄长,这样,这些独生子女就失去了对“悌”的道德实践。根据一项调查表明,我国城市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高达97.3% 。这也即是说,我国目前城市中的三口之家,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家庭。而且,家庭成员的多少直接影响到了家庭互动的关系。美国家庭问题专家波沙特在研究家庭关系时发现,家庭中成员的数目与关系数目之间,存在着这样一个规律,他称作家庭互动定律。家庭成员的数目决定了家庭互动的程度,而家庭互动的程度又直接影响了子女社会交往等能力的培养和伦理道德实践。当家庭中有三个成员时,成员之间存在着三种关系;当家庭中有四个成员时,成员之间存在着六种关系。当家庭中有四个成员以上时, 家庭关系的数目大于家庭成员的数目,并且,二者之间的差距,随成员数目的增加而越来越大。可想而知,独生子女的三口之家和“单独二胎”的四人家庭在家庭伦理道德实践上的巨大差异。
2、家庭亲子角色错位化
随着核心家庭的日渐增多,孩子开始成为家庭的“中心”,这就带来了亲子关系从过去的以父亲为中心变成了当今的以孩子为中心。而在家庭伦理观念中,中国社会一直强调父亲尊严和权威,以“孝”作为家庭伦理的核心。而现在大家对这一方面的认识开始错位。这一错位带来的最大弊病就是很容易形成父母对子女的溺爱。经研究表明,亲自关系的错位化导致了一些不利于子女成长的现象。比如:在适合的年龄段该做的事情不让做,过分小心、过分注意,身体或行为上有一点小毛病就大惊小怪;生活没有积极性,很少主动学习或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遇事总是求助于父母,很少自己想办法解决;父母对子女当面袒护等等。这样的亲子关系下成长的孩子,他们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3、家庭养老问题的复杂化
赡养老人是我们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伦理美德和义务。在过去一段时间独生子女因为政策的原因成为了时代的主流,独生子女组成的家庭陷入养老的困境,他们既要赡养双方的父母,有的还包括自己父母的父母,这样算来就多达七八位老人。时间和就空间上的问题加大了他们赡养老人的成本。据资料显示,计划生育政策已在我国实行了30多年,我国的人口结构已转为老年型。1999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126亿。占总人口的10%。预计到201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1161亿。2020年升至2123亿,2030年将突破3亿。未婚独生子女当中有39.8%的独生子女家中有老人需要照顾。而已婚独生子女家庭中有72.9% 的老人需要照顾。如今,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多已年过半百,他们的养老问题成为这一代人所特有的社会问题。目前城市化不断推进,人口流动的速度不断加快,年轻人渴望着外面的世界,从外出打工到留学世界各地,而且大多独生子女在接受过高等教育以后更加以个人发展为重,对于赡养老人基本没有系统全面的规划。不仅牺牲了宝贵的家庭生活,而且经常落入因工作安排而忽略了对老人们生活上照顾的窘境,尤其是对于老人精神生活的照料。独生子女的远离和工作繁忙等原因造成的养老问题,在我国现在还没有健全的社会化养老的时期难以解决。
当然,独生子女家庭伦理的变化中也有着积极的方面和因素。比如民主精神的发扬、个体本位的确立、自立意识的增强等等,为时代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相比之下,上述消极影响对现代化进程所起的阻碍作用或许更大。他们的这些所谓“现代化的素质”显然是跟传统道德的传承是相背离的,伦理道德将会在这样的社会发展中中断的。
二、“单独二胎”政策带来的伦理影响
1、家庭成员有效丰富
“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使父亲或者母亲为独生子女的子女不再“单独”,尤其是父母都为独生子女的子女。他们的家庭伦理关系将会更加完整化,他们不仅会有兄弟姐妹,而且在未来还会有兄嫂弟媳、姐夫妹夫这些亲情关系,从而生活在长幼有序的家族成员关系中,使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更加丰富,成员之间的家庭互动有效增强。不仅有利于对传统伦理中“悌”的道德实践,加深他们对同辈人之间亲情的体验,而且更有助于体现人的社会属性,完善他们的人际关系网络,使他们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得到便利。
2、亲子关系日趋合理
“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使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更加趋于合理,让子女能平等、平均地得到父母的爱和抚养。两个或多个子女使父母不会过分地溺爱某一个儿女,父母与子女都不会迷失对角色规范和家庭责任等的认识。也会有利于家庭和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培养他们勤劳节俭的良好习惯。让子女之间学会互相照顾、谦让、如何更好地与自己的兄弟姐妹相处,从而避免了孤独、自私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不良心理。促使他们心理的健康发展,有助于他们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更好地与人相处,拥有团结互助、包容谦和、与人为善的良好品质。
3、养老问题明显缓解
“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也有助于缓解日益突出的赡养老人的问题,两个或多个子女可以平均分担对老人的赡养责任,轮流对老人进行生活上的照顾和精神上的抚慰,最大限度地弥补了因个别子女远离和工作繁忙而在赡养老人方面的缺失,特别精神方面的养老。在我过现在这个还没有健全社会化养老的时期,这样的政策无疑从侧面作了很好的弥补。“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理想将更切实地实现于这个社会中。
三、结语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国现阶段还无法完全开放计划生育的限制。但“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不仅可以合理有效地解决现阶段部分社会和人口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而且有助于解决由于独生子女时代所出现的家庭伦理道德问题,为传统伦理的回归提供了前提。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政策在全国的逐渐推广将会对家庭伦理的问题得到很大的改善。
摘要：“单独二胎”政策的酝酿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关于实行“单独二胎”政策的原因,社会各界众说纷纭,大多集中在社会和人口发展的角度。主要原因有:低生育水平稳中趋降;人口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家庭规模持续缩减;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发生巨大改变。本文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简要分析“单独二胎”政策对家庭伦理所带来的影响,探讨这一政策的伦理学意义。
可小苗的老妈却对这个“天大的好消息”不感冒，她不主张女儿再生二胎。就这样，两个家族形成了“主生派”和“反生派”两大阵营。以婆婆为首的老公家族，包括老公，以及老公的七大姑八大姨，属于“主生派”；以老妈为首的小苗的七大姑八大姨等等属于“反生派”。
“反生派”的理由很充分。小苗身体弱，当初妊娠反应特别厉害，生一胎时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小苗今年已经35岁，高龄产妇生孩子风险更大了。并且，小苗的工作出色，在单位是顶梁柱，如果生了二胎，会影响工作发展。还有，小苗一家三口在城市生活，婆婆不愿到城里来，有了二胎没人带，找保姆不放心。再说了，养一个孩子的成本太高，会增加负担。一个孩子就挺好的，老妈就小苗一个女儿，不照样生活得好好的？
“主生派”的反驳也很有力。现在医疗条件这么好，生孩子能出什么事？小苗生了女儿后，身体比当姑娘时还强壮了。35岁不算大，以前的女人50岁还能生孩子呢。婆婆身体好，带孩子没问题，如果生了孙子，她会义不容辞来到城里照顾，不会让小苗耽误工作。养孩子更不是问题了，这么多人养个孩子有啥难的，婆婆的积蓄还不少，到时候会全部拿出来支持。老话说得好，一儿一女一枝花，儿女双全才幸福，即使再生个女儿也不错，你瞧如今独生子女照顾父母多难，多个孩子分担一点会更好。总之，再生个孩子，会多一份幸福。
开始的时候，婆婆和老妈还和气地陈述理由，双方态度都很好。婆婆不仅嘴上说，很快就开始行动了。她先是用“哄”的计策，来城里给小苗做好吃的，还买补品，百般讨好小苗，只等小苗点头答应生二胎。但老妈呢，不管婆婆做什么，都是“我自岿然不动”的架势，坚决不同意小苗生二胎。婆婆用尽了各种“招数”，可是见老妈依旧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终于生气了，开始用“逼”的方法，让老公逼小苗，还动员老公的七大姑八大姨给小苗做思想工作。
没成想，小苗没表态，老妈却发怒了，一场婆婆和妈妈之间的大战终于开始了。那次婆婆和妈妈碰到一起，两个人针锋相对，滔滔不绝地争论起来，比辩论会上的赛手还激动，声音也越来越高，最后怒目而视，还弄得脸红脖子粗。
China is a great country with the largest population in the world. In order to solve the population problem, our government decides to implemented one-child policy. When it is carried out for some time, many people not only see its advantages but also disadvantages. Thus, people argue that two-child policy should be put into effect. In my opinion, two-child policy should be carried out.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为了解决人口问题，我国政府决定实施独生子女政策。执行一段时间后，许多人不仅看到了这个政策的优点还有缺点。因此，人们开始推崇二胎政策。在我看来，二胎政策是应该实施的。作文
First of all, two-child policy is the gift for some only child. For some families, maybe the parents are only child and they also can have only child. Put aside the loneliness of their child, when their child grows up and they grow older, their child marry with an only child girl accidentally, the burden on their child and his wife is unimaginable heavy. Their child and his wife have to take care of two old couples. Usually, a young couple looking after an old couple is a little difficult; if the pressure increasing twice, how can they stand it. But if their parents have two children, they can share the burden of taking care of their parents. It would be much better.
首先，二胎政策对于一些独生子女来说是天赐的礼物。对于一些家庭来说，也许父母都是独生子女，而他们也只生一个孩子。抛开孩子的孤独不说，当他们的孩子长大了，而他们也变老了，他们的`孩子又和一个独生子女结婚，这样的话,压在他们孩子和孩子妻子肩上的压力是不可想象的。他们的孩子和他的妻子不得不照顾两对老人。通常，一对年轻的夫妇照顾一对老人就有点难了;如果压力增加了一倍，他们怎么能忍受呢。但是如果他们的父母有两个孩子，他们就能分享照顾父母的压力。这样会比较好。
Secondly, two-child policy can guarantee the number of Chinese population. As the widely spread of one-child policy, some people have changed their conception about giving birth. If they firmly believe one-child policy, there will be more and more the dink. After several decades, our country will famous for lack of population.
其次，二胎政策可以确保中国的人口数量。由于广泛宣传独生子女政策，有些人已经改变了他们的生育观念。如果他们认同独生子女政策，就会有越老越多的丁克族。几十年后，我国就会以人口短缺而著名了。
In conclusion, one-child policy has out of date. And tow-child policy is needed and necessary. It can solve the problem of nowadays and the future.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是选举法修改后首次按城乡相同人口比例原则选举，北京代表团人数有所减少，为55人。昨天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北京代表团组团全体会议召开，会议推选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为北京代表团团长，推举梁伟和方新为副团长。
北京市人大相关负责人介绍北京团五大特点，首先北京团的55名代表中，23人为继任代表，新任代表32人，占六成。其中，北京市推选的代表为42位，中央提名在北京选举的代表为13位。第二个特点是从党派来看，中共为37位，非中共为18位。
从人员构成看，由于北京是中央机关办公所在地，因此有很多来自中央机关、部委的代表隶属于北京团。北京团的领导干部比例在35个代表团里较高，55名代表中28人为副部级以上官员，其中两位中央级，3位正部级。职务最高的代表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
此外，本届北京团代表里，教育科技界的知名代表较多，上一届代表有6个院士，这一届则有4个，其中，北大校长周其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怀进鹏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教授程京，中国科协副主席、国家“星光中国芯”工程总指挥邓中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而来自院校的代表也占据了一定比例，包括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刘新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怀进鹏、北大附中校长王铮、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学研究所所长张大勇、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吴碧霞等。
据介绍，本届北京团代表总数规模虽然减少，但是来自一线的基层代表比例有所提升，比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主任王全、北京庞各庄乐平农产品产销有限公司董事长冯乐平、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汽车装调首席技师赵郁、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海淀分公司经理助理朱良玉、陕西安康京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地区项目部瓦工班班长高小宏等。其中，王全、赵郁、朱良玉、高小宏均为新任代表。
>>新特色
3张老面孔列席北京团
今年北京团会议除54名代表(1人请假)外，还将有3张上一届的老面孔列席，分别是牟新生、许智宏和孙安民。
据介绍，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的决定，邀请不是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委员参加大会预备会议，列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因此，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牟新生、许智宏和孙安民将
全程列席此次北京团的会议活动。
□代表声音
>>谈生育
分省分步放开二胎生育
针对计划生育何时调整的问题，昨天，全国人大代表、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马旭表示，二胎放开政策涉及到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问题，目前我们国家现状是开始出现了低生育水平。因此，目前国家根据人口状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调整，比如说黑龙江、辽宁、吉林等省市开始探索放开二胎，也就是从原来的双独可以生二胎，变化成单独可以生二胎，但这主要是农村地区，马旭认为可以开始逐步放开二胎生育政策。
马旭认为，中国二胎放开的调整路径的核心是“分类”，马旭说，中国不同省份的各方面状况差别很大，比如辽宁、黑龙江、吉林，再比如上海、广东，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和人口都存在很大差异。再比如中国的中部和西部都有差别，因此应逐步分类，人口政策调整跟经济人口数量构成等状况挂钩，绝对不能一刀切，应该是分类、分省份、分步骤逐步放开。马旭认为，一线城市、发达城市、人口多的城市可以放缓。
此外，马旭今年的议案是老龄化友好社会的建设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应注重社会公共服务保障体系是否均等化>>谈教育
要为边远山区老师说话
昨天，全国人大代表、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中心小学数学教研室主任吴正宪介绍，本次上会她提出，要为北京市的孩子尤其是小学生减轻作业负担，还给孩子一个原生态的生活环境。
近期，北京市刚刚出台为学生减负的措施，吴正宪透露，北京市教委的措施非常具体，目前各个学校正在组织落实，包括学生的作业时间都有规定，新措施可操作性、可行性明显，应该比以往更有力度。“我们要为孩子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还给孩子们一个原生态幸福的环境。”
针对提高师资教育水平，吴正宪认为，政府应该考虑到教师特别是偏远地区的教师，因为教师的素质直接影响教学质量。“我来两会之前，收到很多老师的信息，尤其是外地的老师甚至偏远山区的，要求为他们说话”。此外，还要考虑到师资分配存在的问题，让城市或者中心区的优秀教师定期到山区交流，让这些好的教师、骨干教师辐射到更多学校。本版采写本报记者文静
□代表报到
朱良玉身穿保安制服到场
昨天，全国人大代表、北京保安服务总公司海淀分公司经理助理、第一项目部经理朱良玉第一个来到北京团驻地报到。朱良玉作为一名优秀的保安人员，曾经获得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劳动模范荣誉。首次上会，他呼吁政府尽快出台保安服务的指导价，提高保安人员从业待遇，“战争时期靠解放军，和平时期百姓则需要保安”。
昨天上午9点半，朱良玉身穿带有公司标识的保安制服来到北京会议中心驻地报到。
首次上会，朱良玉带来了一个促进“中国保安业健康发展”的建议，他呼吁发改委，地方劳动、税务部门给保安企业一些政策倾斜，比如减免税收等，同时还建议国家发改委制定适应保安市场的保安服务指导价，“我们保安行业也要加强自律、加强培训，提高服务质量，赢得老百姓的信任”。
朱良玉表示，将在任职的未来5年内，着重关注农民工等群体。“我将在未来任职的5年内，以农民工的困惑为主体，为农民工鼓与呼。”
2吴碧霞老代表再骑车上会
昨天，女代表吴碧霞再次骑着自行车上会。去年两会吴碧霞是唯一一名骑车上会的代表。现场，吴碧霞向记者展示了她拍下的老旧危房的照片，“我的议案就是关注社会单位管理的老旧危房改造问题”。
“骑车对于我来说，是举手之劳，我家距离北京会议中心很近，骑车15分钟就到，这样近距离就应该骑车，为北京空气质量尽一点力。我是一名人大代表，一名教师，就应该以一种普通公民的身份来上会”。
对于民生方面的问题，吴碧霞表示，她经过实地调查和走访，拍了一些老旧危房的照片带到两会上，希望反映给相关部门。照片拍摄于腊库胡同、学府胡同、大祥凤胡同等，这些位于胡同里的老民居破旧不堪，私搭乱建非常严重。
“这些老旧危房没有明确的单位管理，房屋出现漏水、漏电、墙壁裂缝等问题，有些房子都快不能住了，谁来管？谁来花这笔钱？同时，这些房屋居住的人流动特别大，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苏辉给代表带统计公报
昨天是北京团报到日，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统计局局长苏辉携带了满满几箱资料。“这是2012年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我给北京团每名代表都带了一份，想让代表们了解下北京市的经济发展状况”。苏辉说。
第一次上会当代表，苏辉表示很紧张，“我首先把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认真听好，然后把
代表们关心的问题做好解答解释”。
近日，关于独生子女“单独二胎”成为社会谈论的热点话题。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近年来，计划生育政策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热点。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在当时我国人口基数大，已达近10亿，而我国当时经济尚不发达，如果不对人口加以控制，那么经济发展的速度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保障不了人们的生活，而且由此带来的教育，住房，就业，福利等等问题一堆堆。
我认为计划生育给我们带来了几个优点。其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成就巨大，有效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统计显示，我国人口出生率呈逐年下降趋势。2012年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其二，有效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如果人口增长过快会导致严重后果。人均耕地、粮食、森林、淡水资源、能源降低，不仅资源环境难以承载发展的需要，而且经济社会发展也不可能达到现在这个水平。这意味着我们的生活环境不如现在，我们的生活质量也不如现在。其三，实施计划生育更容易集中精力优育。一个孩子，相对家长的负担就会减轻，重点也会转移到孩子的身上，这样才能集中精力去培养优秀的人才。
然而，所有的事情没有十全十美，进入21世纪，我国人口在经历了迅速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之后，我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增长过快，而是人口红利消失、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问题。国内20多位顶尖人口学者历经两年的研究指出，我国的人口政策亟待转向，尤其是生育政策应该调
[5]整。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如果没有持续的劳动力，不仅经济难以持续发展，应对老龄化社会也会吃力。我们这一代就深有体会，独生子女，在家里所有人都围着你一个人，当父母真正老的时候，我们就面临着两个子女赡养四个老人，这给我们增加了极大的负担。
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外发布,其中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到2014年3月4日,预计有20多个省相继放开“单独二孩”,以缓解我国现在严重的人口结构性问题,及其带来的家庭伦理功能的不断弱化。家庭是以婚姻关系为基础、血缘关系为纽带,共同生活的基本社会组织。家庭是社会中的基础细胞,恩格斯认为,家庭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僵死凝固的。家庭是通过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形式转变,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而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家庭观念和家庭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家庭的整体性、权威性正在不断下降,多元性、冲突性和功利性的现代家庭道德迅猛发展,家庭结构正在向着规模小,结构简单,形式多样化的趋势变化。
家庭是社会的胎盘,涉及到复杂的伦理关系,关乎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社会伦理内收为家庭伦理,并以家庭伦理为范式。基本上,健康的家庭应该具有以下四个伦理功能:第一个是生育功能,指从人类进入个体婚制以来,家庭一直是一个生育单位,是种族绵延的保障第二个是经济功能,包括家庭中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它是家庭功能其他方面的物质基础;第三个是教化功能,包括父母教化子女和家庭成员相互教育两个方面,其中父母教化子女是主要的方面;第四个是关怀功能,是家庭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具体表现为家庭代际关系中双向义务与责任。
而在当前社会中,我国家庭模式的不断变化,生育水平的持续下降,家庭规模锐减,都使我国的人口结构出现严重问题,家庭伦理功能失衡,多方面因素的交替影响,使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刻不容缓。
首先,随着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人们的价值取向发生变化。从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人口总量虽然保持增长,但是生育率持续下降,人口一直处于低增长率,几十年后势必造成老年人人口比重过大,青壮年劳动力严重不足,人口结构呈倒金字塔模式,影响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家庭的发展活力。马克思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革命,必然会对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以及价值取向产生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变化的原因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源于对市场经济的贡献。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快速发展,使家庭赖以生存的周围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家庭不再是封闭的、独立的生产单位,而是逐渐融入市场,成为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大多数青年人外出谋生,不再把自己束缚在整体家庭的生产上,这样致使家庭的权威逐渐削弱,个体独立意识不断增强。而且,家庭中的经济理性开始指导家庭生活,经济理性行为与家庭生活的感性行为交织互动,人们往往想用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等价交换”的原则套用到家庭关系上,使亲情蒙上了金钱的色彩。部分人在家庭伦理生活上迷失了方向,传统家庭伦理规范无法发挥其应有作用。
第二,人口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我国提早进入老龄化社会。青壮年劳动力的供不应求,2012年下半年比上年减少345万人,预计到2023年以后,年均将减少800万人左右。据统计,2013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亿,老年人的增加,使我国提早进入老龄化社会,再加上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必然涉及到养老问题,而养老人力资源的短缺也会带来社会普遍的养老难问题。在此基础上,我国家庭结构也可以说是由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代际关系和人际关系构成的关系结构,独生子女的生育政策导致家庭重心过度的倾斜到下一代身上,使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养老问题力不从心。独生子女家庭,就意味着等到独生子女成年后,家里长辈的养老问题全部都交托在独生子女一人身上。而现在不同于传统大家族家庭的共同生活和发展,隔代养老问题在实施上是有一定困难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的财产独立权利的确立和人们的独立意识的增强,以及城市住房条件的限制,现代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数代同堂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现在的两代同堂,而所引起的问题也越来越普遍,例如:赡养功能的弱化与抚养功能的强化,使家庭代际关系失调,严重影响家庭和谐。
第三,社会成员独立意识越来越强,家庭规模向小型化发展,我国传统的大家族规模已逐渐被小型家庭组织所取代,核心家庭成为家庭形式的主流。在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观念中,家庭就是最重要的,家族利益是家庭中的最高利益,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家族的利益,同时家庭成员必须遵循传统的家庭伦理规范,并承担传统伦理规范所规定的一系列义务,在一定情况下,还要牺牲个人的利益甚至生命来维护家族利益。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西方的功利主义思潮对我国传统家庭造成了巨大冲击,中西文化互相交融,并相互碰撞,使得道德标准和价值判断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新的伦理观念则日益深入人们的思想,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又由于计划生育的影响,独生子女家庭已经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家庭规模都已经大大缩小,家庭的组成结构也趋于简单。而在这种家庭中生长起来的父母,生育意愿已经发生了改变,对子女数量和性别的要求都不再像传统那样绝对化。
二、单独二胎政策对家庭伦理功能的预期影响
自1978年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以来,国家规定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30多年的政策实施造成了当今社会数以亿计的独生子女人口,庞大的独生子女家庭,已经造成许多现实的社会问题。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家庭结构和家庭观念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核心家庭迅速上升,单人家庭继续增加,家庭结构的小型化趋向仍在继续。
不可否认,单独二胎的政策有利于国家对人口的出生增长实行计划调节和控制,以实现人口和经济、社会相协调,以缓解社会的老龄化危机,增强家庭实体的社会化,增强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家庭内部的血缘凝聚力,增强夫妻间的情感。
1、单独二胎政策对家庭抵御风险能力的影响
与非独生子女家庭相比,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就是风险家庭,是一个非稳态的客观存在,养老功能要比多子女家庭脆弱很多。我们暂且按照北京首批独生子女父母的调查方法,将第一批独生子女的父母界定为“其子女为1984年以前出生且领取了独生子女证的父母”。至今来讲,这批独生子女的年龄现在是在30岁之上,而在这30年间,独生子女发生意外的现象并不在少数,独生子女意外受到重大伤害或者死亡。面对此类问题,如果父母还在生育期之内,或许还有能否再要一个孩子的选择自由,但是如果已过生育年龄,独生子女父母所受到的情感冲击和精神伤害应该如何填补,失去劳动能力或已故独生子女父母的晚年保障问题又该何去何从,是一个值得社会深思的问题。
随着现代家庭结构向小型化家庭的发展,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选择也显得尤为重要。而理性选择子女数量问题也成为子女未来对父母收益的常态标准。一般来讲,孩子对父母的回报收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劳动——经济效益,指孩子长大成为劳动力以后,能够通过职业劳动或提供给家庭劳务,作为家庭收入的来源;其次是养老-保险效益,指在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子女是父母安度晚年的主要依靠;第三是消费——享乐效益,孩子作为“消费品”,能够满足父母情感和精神上的需要,给他们带来“天伦之乐”。子女的状况,不仅影响到老年人能够获得支持资源的多少,而且关系到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问题。
2、单独二胎政策对血缘亲情凝聚力的影响
与西方注重夫妻关系的横向家庭结构不同,我国的家庭是一种纵向的家庭结构,强调的是代际之间的伦理关系,讲究父慈子孝,血缘亲情。孝不仅是家庭伦理的核心规范,是家庭伦理的主纲,维系着父权制的家庭权威,而且孝是一种天然的、直接的感情,强调亲情性,是自幼年就产生的一种血缘亲情,并且随年龄递增,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敬爱和感激。孝观念随着个体家庭经济的出现,随着子女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的确立而形成,其生发于子女对父母及至祖先的酬恩之心。在传统社会里,孝不仅是维持家庭这个伦理实体的主要德性,更是社会安定、文明的稳定剂,孝衍生忠,“慈孝则忠”,孝是忠的前提,忠是孝的结果,使孝在更大范围上具有现实性。
然而随着独生子女的日益增多,“百善孝为先”开始逐渐失去社会价值,整个家庭的代际关系发生了由“敬上“到”宠下“,从”敬老”到“爱幼”的转变。每家只有一个孩子,形成了标准的“四二一”家庭,四个老人,两个儿女辈的独生子女,一个孙辈的独生子女,使独生子女处于家庭的核心地位。子女承担着全家的期望,使家庭成员对其提出的要求百依百顺,在子女的教育和生活上关怀备至、投资巨大。然而,如此无微不至的照顾,很容易使独生子女在成长过程中养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不懂尊敬父母与长辈,不懂分享与互助,隔代的血缘关系也更显淡泊。单独二胎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空巢家庭的情感缺失问题。
而现在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在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冲击下,传统的价值观念发生了裂变,家庭关系越来越淡薄,家庭对其成员的束缚能力也逐渐削弱。单独二胎政策的实行,使符合条件的家庭可以选择生育第二个孩子,缓解了家庭对一个孩子的溺爱,而是更加平等的把爱分给各个孩子,教给他们互帮互助,平等分享,使家庭更加和谐,客观来讲,更加符合家庭的发展结构。
3、单独二胎政策对家庭养老功能的影响
家庭养老问题是指老年人对子女的依赖性需求得不到满足。在传统的养老中,子女是老年人物质赡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主要支持者,但在现代化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过程中,家庭养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传统共居”模式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家庭的关系,取代了过去老人的权威地位。并且,独生子女家庭的逐渐增多,一个子女负担着多个老人的养老问题,压力可想而知。家庭养老功能与儿女数量关系是一个常识性问题。首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把家庭分为独生子女家庭和非独生子女家庭两类。那么,相对于独生子女家庭来讲,子女的数量多对家庭来说更是一种保障。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就是指家庭内部可能会有争吵,但能团结一致,对抗外部的困难。子女数量的增多,有利于家庭财富的增长,有利于家庭成员的团结和子女教育,有利于家庭成员的个性培养,有利于世家技艺的传承,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古语讲:“积谷防饥,养儿防老。”传统文化导致重男轻女的性别歧视,认为父母未来对男孩的经济依赖会远远大于女孩,甚至完全依赖男丁,而且认为男女在劳动力市场的教育边际收益也大不相同。由于经济的增长和家庭地位的改变,父系氏族逐渐取代了母系氏族,造成了财产继承权的转变。女子的地位低下,氏族内把男性成员留在氏族内部,规定其子有继承的权利,而女性成员的子女就必须转到其父亲所在的氏族内,不再享有本氏族的财产,这一习俗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颇为重要的影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夫妇成婚,在求有后。天子诸侯,其位世袭,苟使无后,则政治上易多纠纷”,“若无子孙,上无承,下无传,非中国人想象之家”等等。
自计划生育以来,政策宣扬生男生女都一样,观念有所转变,但是重男轻女之风并没有消失殆尽,尤其在老年人看来,家庭是以“续香火”的方式贯穿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种薪火相传的发展链条,以血缘关系的传承正本溯源,男丁才是香火的继承者。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虽然无法在根本上解决养老问题,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养老问题有所缓解。
三、单独二胎政策实施可能遇到的问题及措施
1、单独二胎政策可能遇到的问题
据二胎生育意愿的调查显示,不准备要二胎的人数达到育龄总人数的60%以上。新时期人们的思想方式、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都发生很大的改变,独立性和自主意识都逐渐增强,对于男孩的偏好也不太明显。虽然国家在某些地区放开生育政策,但未必能达到国家期待的人口增长趋势。这与夫妻双方的年龄、一孩的性别、生活方式、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等息息相关。一般来说,夫妻双方拥有的教育水平越高,社会交际越广泛,收入水平丰厚,个性越独立,对于子女的性别要求越低,相反,则越高。而且,据调查显示,独身、不育、离婚等现象正在蚕食着本已弱化的家庭保障功能,加速了中国传统家庭结构体系的解体。夫妻间更注重婚姻质量,忽视传统家庭的束缚。子女是作为一种血缘传承的存在,并不作为以后养老的支撑,并不会刻意去追求子女的数量与性别。而且,随着现代社会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对于孩子的投资成为家庭的主要支出,在有性别偏好的“单独二孩”政策家庭中,拥有较少的精力或经济条件来养育二孩。
2、促进家庭发展的合理举措
第一,对后现代家庭观念进行合理批判,保持家庭结构的完整。恩格斯认为,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受着这两种生产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和社会的财富就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是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使家庭衰败的原因,一半是经济的,一半是文化的。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整个社会的联系不断加强,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家庭,进入职业当中,血统观念越来越淡薄。再加上,新时期社会观念的不断变化,人们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精神不断增强,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就曾在其著名的《第三次浪潮》中预测:在第三次浪潮到来时,形式单一的家庭结构将被打破,核心家庭将不再是社会仿效的理想家庭形式,我们将生活在一个包括独居、不育、离婚、单亲、多父母、同居等各种文化构成的、有多样化家庭形式的社会中。家庭对于子女的束缚和牵制能力逐渐弱化,后现代家庭观念的冲击,使人们造成基本价值观念的混乱。
第二,完善和发展社会养老体系。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子女仍旧是父母安度晚年的主要依靠。但随着核心家庭的增多和多元化价值观念的碰撞,老年人的家庭地位受到挑战,动摇了传统的家庭养老机制。有些子女仅仅是在经济上赡养父母,而忽视情感上的交流与慰藉;有些子女迫于经济压力的因素,对父母不闻不问。而对于不愿意赡养父母的子女,并不是简单的一部《老年法》就可以解决的。家庭主要是依靠血缘亲情加以维系,法律是一种底线作用的存在,更多的是强制的惩戒作用。随着社会不断地发展,国家可以提供老年人基本生活的补助,解决老年人的生存问题;社区可以依靠自身得天独厚的基层作用,创办老年养老机构,变家庭养老为机构养老,给老年人提供休闲、娱乐的晚年生活等等。
第三,注重家庭伦理教育,宣扬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虽然对孝道的认识一直是我国社会的主流,经过五千年的传承,但是对孝观念的道德认同感却越来越低。随着家庭重心由“敬上”到“爱下”的转变,孝观念的教育已经刻不容缓。父母必须要重视和认可教育的作用,使子女体会父母的养育之恩的不易,多为父母着想,表达出对父母的爱,使父母可以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
摘要：单独二胎政策的试行实施,引起社会的多方关注。这项政策是为缓解计划生育以来社会“未富先老”局势的发展,为实现“中国梦”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不但有利于提高生育率,改善人口结构,推动相关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更强调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血缘亲情的凝聚力,扭转传统家庭功能的逐渐弱化的趋势,使人们不会因为家庭担负功能社会化,而失去家庭带来的满足感和情感寄托,本文通过考察单独二胎提出的背景,分析家庭伦理功能弱化的原因,并提出单独二胎政策对其产生的影响,提出完善措施,从而开启一种更完善的家庭理想结构,以期于稳定社会秩序,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创建和谐社会。
关键词：二胎政策；计划生育；一胎化
中图分类号：C924.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7-0109-01
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背景及效应
计划生育是我国实行有计划的调整人口增长速度，使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国家通过综合措施，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一项基本国策。我国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基于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人均占有资源相对不足”的历史国情发展，并在长期探索的过程中逐步完善起来的。
纵观计划生育三十年来的总体成效，我国少生了4亿多人，提前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的历史性转变，有效地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其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如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人口红利减少导致的劳动力短缺等问题。
二、放宽二胎政策的可行性
（一）我国人口承担能力。
在考察一国人口规模时，我们不仅要观察其人口数量、规模的绝对指标，更要结合承载该国人口的土地资源与环境等各项指标进行相对分析。尽管中国目前的人口规模处于较高的水平，但从世界角度来看也尚在现有资源与环境的承担能力之内。
（二）意愿生育率下降。
近年来，人们的生育意愿发生了巨大变化，表现在：意愿生育数量下降，城乡意愿生育子女数量差距缩小；“男孩偏好”减弱，“一男一女”成为最普遍的意愿生育组合；生育时间由“早婚早育”转向“晚婚晚育”①。即使放宽二胎政策，普遍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从生育意愿的角度来看，并不会造成人口数量盲目无节制的增长。
（三）心理状况的变化。
在对生育数量限制较为宽松的情况下，人们对于性别偏好不会有压迫性或是暗示性。在一定时期后，生育数量会较为稳定；同时，普遍允许生育二胎，适育夫妇不用再“偷着生，躲着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其经济负担与心理压力。从而使得他们不再盲目地生育，进一步也能促使他们更多地从生育成本与家庭状况的角度选择生育。
三、二胎政策的可能影响
（一）解决人口结构及老龄化问题。
推行多年的以“一胎化”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人为地打破了人口替换正常规律，人口结构问题开始凸显，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
（二）改善人口出生性别比例“人为性”破坏失调。
从生育意愿的价值体现上看，中国传统的生育意愿表现为早、多、男的生育价值体系。当人们在早、多这两个方面由于行政的计划生育政策无法实现的时候，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在“男”上面做文章。在目前我国人口数量控制仍然严格的前提下，性别选择成为人们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其行为结果表现为出生人口性别比例被“人为性”的破坏失调。因此，可以说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进一步强化了生育者的性别选择意识，致使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衡。
（三）缓解独生子女问题。
严格的“一胎政策”，将导致严重的“独生子女综合症”，其包括情感缺失、心理孤独、性格脆弱等。从个人心理成长角度看，独生子女不能跟兄弟姐妹一起玩乐，缺乏与更多小孩一起玩耍成长的机会，不利于其健康成长。从情感上讲独生子女相对更为缺失亲情和感情。
四、关于二胎政策“不利影响”的分析
（一）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问题。
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问题并不是我国所独有的，而是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都会出现的问题，并不是我国因为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的现状才出现的问题。即使实在发达的、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国家，依然会有人与资源环境之间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资源利用效率的问题。持“开放二胎生育政策会造成人口与资源环境问题”观点的人，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前提：即开放二胎生育政策就一定会使人口大量增加吗？这二者之间是一定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吗？自上世纪八十年中期起，顾宝昌、刘爽、宋健等国内一些知名人口学家经过长期的实地调查研究发现，在一些开放二胎生育政策的地区（如：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湖北恩施）并没有出现人口快速增长以致产生诸多社会问题的现象，相反，因为较为宽松的生育政策，这些地区才取得了较好的人口效果和社会效果。因此本人认为开放二胎生育政策并不会导致所谓的人口数量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加剧。
（二）实行二胎政策会出现许多社会问题，如加剧生育二胎家庭的经济负担，降低人口素质，导致人口出生性别比例失调。
步入现代社会、城市社会，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确实比以往提高了，但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多数家庭的经济状况得到了大幅度改善，生育、抚养二胎也是在他们的经济承受能力之内；至于教育，国家出台多项教育优惠政策（两免一补、绿色通道、助学金等），免除了这些家庭的后顾之忧，所以开放二胎政策与导致人口素质降低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还需进一步佐证。至于开放二胎政策与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之间的关系目前还没有资料可以充分给与证明。但在理论上，笔者认为开放二胎政策不仅不会导致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反而会改善当前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的现状。在政策限制生育的量和时间时，生育群体会在新生儿性别上做出偏男孩的选择（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当政策放开时，生育群体就会在对待新生儿性别（尤其是第一胎）上做一个相对缓和的态度，从而使新生儿出生性别更加贴近自然、实际，在根本上解决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问题。
五、总结
中国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成效显著，然而在未来社会发展中，回避计划生育的弊端、无视其可能带来的隐患，一味地坚持“一胎化”政策，对家庭与社会都将会造成无法挽回的负面影响。因此，在意识到现行生育政策缺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适时地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逐步完成向二胎政策的过渡。
注释：
①郭亚楠.生育意愿视角下的生育政策分析[J].黑河学刊.2011（12）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DB/OL]
[2]郭亚楠.生育意愿视角下的生育政策分析[J].黑河学刊.2011（12）
[3]刘静雯.放宽二胎政策的可行性研究.[J].大观周刊.2013（11）
[4]顾宝昌.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实践及启示[J].人口研究.2008（4）
[5]顾宝昌.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J].人口研究.20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