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机关警示教育讲稿

侦查机关警示教育讲稿（通用6篇）

侦查机关警示教育讲稿 篇1

侦查机关指的是检察机关和法院依照法律对民事、行政、刑事案件进行侦查、审判。为此，本文论述所涉及的“侦查人员”自然框定为检察机关和法院中行使法律职权的人员。检察机关和法院作为侦查机关，都具有法律赋予的职权，其职权执行者基本上都能忠于法律，维护公平正义，但也不乏有那么一些侦查败类，执法犯法，利用职权亵渎法律、贪赃枉法，以致法律的公平正义大打折扣。当然这其中由于各自履行的法律职责不一样，实施职务犯罪的路径也肯定不一样，犯罪行为的方式也是有差异的。笔者根据侦查人员职务犯罪之现状作一比较研究，并相应地提出预防对策。

一、侦查职务犯罪的特征和现状

所谓侦查职务犯罪，是指我国刑法规定的侦查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犯罪以及不履行、不正确履行或超越侦查职权实施的犯罪。从刑法的规定看，侦查职务犯罪具有如下四个特征：一是主体的特定性，即犯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侦查工作人员；二是客体的复杂性，即侵犯的客体往往是两个甚至三个，可以同时侵犯侦查机关的正常活动、公民的人身权利及公私财物的所有权；三是行为上特定的侦查渎职性，即要求必须是侦查工作人员在侦查活动中的渎职行为；四是罪过形式的多样性，多数犯罪由故意构成，有的犯罪如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则由过失构成。从当前侦查实践的情况看，由于多年来一直强调从严治警、反腐倡廉，因此，在查处和惩治侦查职务犯罪方面，力度有所加强，判处的个案不断增多，对于遏制侦查职务犯罪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侦查职务犯罪的特定性、复杂性和隐蔽性，给查处和惩治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１、查处难，２、调查取证难，３、罪与非罪的界限区分难，４、体现从重从严处罚原则难。

二、侦查人员职务犯罪产生的原因

1.根本原因是一些侦查人员放松思想修养，受利益驱动，思想发生蜕变，同时特权思想抬头，进而滋生腐败行为。其一，受利益驱动，为追求事乐不惜挺而走险。

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正经历着转轨的阵痛，社会分配体系不可避免地出现贫富差距。而商品经济的逐利性又冲击着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不少人产生严重的“拜金主义”思想、享乐主义思想，总想超前消费，互相攀比。

另一方面，侦查工作人员所处的执法环境也不尽人意，接触阴暗面较多，对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了解较多，受到的负面影响也较大，而自身职业又普遍带有条件差、危险性大，待遇低的特点，于是一些放松了人生观、价值观修养的侦查人员受个人利益驱动，思想开始偏斜，为寻求心理平衡，不惜挺而走险，以手中的职权来换取金钱、他们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腐朽观念，从而走上犯罪道路；前述案例中绝大多数就是因为追求享乐、攀比，或购买小汽车，或购买高级手表，或扮“大款”，或参与赌博，而一头栽进了“金钱”这个陷井中。所以当侦查人员的私欲、贪欲膨胀起来的时候，也就是他们手中权力变质的时候。

其二，特权思想严重，依法办案观念不强，造成渎职侵权犯罪。

在前面提及的案例中，饶平县公安局高堂派出所民警刑讯逼供案就是典型的一个例子。该案三案犯由于所处地位特殊，他们明知逼供会给审讯对象带来肉体上、精神上的痛苦，但他们急于结案，采取了极其错误的做法，以致最终酿成审讯对象死亡的恶果，引起极大民愤。这种行为，究其实质就是特权思想作怪。“三扫”专业队队长李桂松由于手中握有“扫黄”权力，所以对查获的涉嫌卖淫的“三陪女”，甚至仅仅是怀疑是卖淫的女人，就强逼其招供前来嫖娼的男士姓名，不招则不放人，以致一些被抓女人信口胡诌，乱招乱供，扰乱了社会秩序，在社会上造成极坏影响。可

以说这些人既侵害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又破坏了侦查干警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还损害了党和国家机关的威信，实在不可取。

2、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得不到监督的权力往往是产生腐败的“温床”。近年来，虽然国家陆续出台了《法官法》、《检察官法》、《警察法》、《律师法》，但可操作的具体的实施细则尚未出台，加之现实条件的限制，所以对侦查人员的制约相应也较空泛。可以说这些法律原则性的多，具体性的少，弹性的多，刚性的少，宽容性的多，威慑性的少，所以其作用的发挥受到了极大限制。个别处于领导岗位的侦查人员，将领导班子民主集中制视为乌有，“一言堂”现象时有发生；有的部门办事程度不够公开，工作透明度不高，造成“暗箱”操作，为权钱交易提供便利；还有的基层派出所，特权思想严重。所有这些，使侦查人员职务犯罪更具有隐蔽性、难于发现，而一旦发现，往往已造成严重后果。

3、“贪内助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当前，有些领导同志自身本来并无犯罪的主观故意，但经不起”枕边风的常年累月的鼓动，在不知不觉中走上犯罪道路，这些贪内助“所起的消极作用的确不容忽视。前述案例中个别公安人员的家属收受案件关系人好处以后，对该人员千方百计吹”枕边风，使得其由于磨不开面子，想做个顺水人情。在正义和面子之间，最终选择了面子“就这样一不小心”走上了犯罪道路。

三、查处和预防侦查职务犯罪的对策

１、完善预防和惩治侦查职务犯罪的法律规定。预防侦查职务犯罪必须走法制化的道路，惩治侦查职务犯罪更是要依法查处。但现行法律规定对预防和惩治此类犯罪方面的规定有诸多欠缺，应对侦查职务犯罪的主体、具体犯罪的规定、附加刑的适用以及对腐败行为的监督、侦查工作人员以致全部的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对举报人及证人进行保护等方面，作进一步的完善和明确的规定。

２、规范惩治侦查职务犯罪的侦查活动。在查处、审理侦查职务犯罪时要严格遵循刑法规定的三个基本原则；全面推行机关回避制度，凡本单位出现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案件，一律由上级侦查机关指定由其他公、检，法部门查处；建立、完善侦查机关内部相对独立的纪检监察体系，加大查处力度；对包庇、纵容侦查职务犯罪分子的人员，亦严肃查处，防止内部官官相护，重罪轻判。

３、积极推进侦查改革，竭力维护侦查公正。近年来，全国各级侦查机关已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一系列的侦查改革，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的入世，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侦查职务犯罪将会出现更多的新情况、新特点，为更好地适应形势，必须更加深入地推进侦查改革，解决侦查制度中许多深层次的问题。

侦查机关警示教育讲稿 篇2

【内容提要】一九九六年《刑事诉讼法》修正后，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其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提前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即，允许律师在刑事侦查阶段接受犯罪嫌疑人的委托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和申请取保候审。在近几年的司法实践中，法律帮助制度在保证刑事案件的正确处理、保障司法公正以及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关 键 词】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公安机关取保候审

新的刑事诉讼条例在第96条中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和申请取保候审。”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律师会见在押罪犯嫌疑人难的问题主要还是出现在司法实践中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

关于会见嫌疑人难的问题

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关于会见嫌疑人难的问题。在刑事侦查阶段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是律师开展其他工作的基础，而这恰恰也是司法实践中令每一位执业律师都深感头疼的工作。由于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在押嫌疑人时常常受到一些不应有的限制，严重影响了律师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在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等六部委联合作出《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后，这种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是会见手续还比较繁琐。虽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6条的规定，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刑事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侦查机关的批准，但是由于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时间和方式必须由侦查机关作出安排。这种规定，从其本意看是为了保障律师的会见权利，但是另一方面却在实际上又赋予了侦查机关一种“准审批”权。司法实践中，律师为了在侦查阶段会见在押嫌疑人，首先必须查找并联系到案件的侦办人员，由其在《会见申请》上批注是否在场的意见，然后由侦查机关内设的法制部门根据其意见出具《会见通知书》。最后，凭借《会见通知书》及其它相关手续才能得到一次会见的机会。显然，这种烦琐的程序机制，牵扯了律师大量的工作精力，不利于律师开展工作。尤其在目前情况下，我国的公安司法机关管辖区域大，机构设置复杂，一般的刑事案件都由公安分局下辖的派出所直接侦办，客观上就更增加了律师会见工作的困难。

其次，会见中的权利没有得到切实保障。在司法实践中，有的羁押机关寻求种种理由，限制律师的会见权利，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状况。例如；有的羁押机关常常以安全保障为由，在律师会见室内安装监控设备，监视律师的会见活动，表现出对律师执业活动的不信任和人格歧视。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实际上反映了某些公安司法工作人员在思想上还存在着轻视律师工作的观念。公安司法人员应当转变观念，在法制的高度正确看待律师的工作，不应将律师视为异己力量。在实践中应当对律师地位给予应有的尊重，为律师工作提供必要的便利，切实保障律师的会见权利，以利于律师充分履行工作职责。

于律师调查取证难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但其中某些规定实际上严重限制了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

首先，律师在侦查阶段不具有调查取证权。刑事诉讼法第37条所规定的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其限定的前提是辩护律师的权利，就是说只有辩护律师才能享有37条规定的调查取证的诉讼权利，如果不是辩护律师就没有此项诉讼权利。根据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律师的界定，公诉案件自移送审查起诉时，犯罪嫌疑人才能聘请辩护人，因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刑事诉讼在侦查阶段时，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不是辩护人，自然也没有调查取证的权利。

其次，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难以得到真正的贯切。虽然辩护律师可以调查取证，但是证人如果不同意作证，律师实际上就收集不到证据；尤其对被害人方面提供的证人，不仅要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还要经过检察院和法院的许可，这实际上给律师调查取证实际上增加了更多的限制和制约，也给被调查人拒绝律师的调查提供了法律依据。

律师的阅卷范围受到不当限制。

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律师的阅卷范围受到了极大限制。律师可以查阅的，仅是那些早已公示于众的司法文书或者没任何实际意义的名单和目录，司法机关持有的关键性材料，如审讯笔录、证人证言则不容律师接触。律师在庭前 对公诉人的指控依据和辩护（代理）策略等毫无把握，影响律师的辩护代理水平发挥。

对此，从以下几点来保障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

（一）维权做法

1、市司法局党委高度重视律师维权工作，定期研究律师维权和律师在执业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每年都将维权工作列入律师工作要点，年终有总结。2003年就已经召开了律师座谈会、三八节女律师权益保护座谈会、全市律师工作会。律师协会还定期将维权情况向局党委汇报，及时解决律师执业中的困难和问题。

2、及时向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汇报律师工作，求得领导的支持。如1999年我们向市人大反映律师会见难，调查取证难，阅卷难，律师应有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后，市人大高度重视律师的维权工作，多次督促各职能部门要配合律师的调查取证工作。在99年、2000年、2001年组织评议的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工作执法执纪工作中，每年都多次征求律师的意见。把这些部门出现的限制律师权利的人和事例查摆出来，限期改正。2001年在评议公安工作中，专门起草了《对南阳市公安局少数民警违反法律规定限制律师履行职责的评议意见》，并指定一名驻宛全国人大代表在评议大会上发言，要求南阳市公安局个别部门取消种种限制律师会见的违法规定，对违反规定不安排律师会见的办案人员，视情节严肃处理。

3、市司法局和律师协会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1996年、2000年、2002年，我们组织了三次大的法律师服务市场整顿，1996年市政府还批转了我们整顿法律服务市场的报告，与公安、工商联手整顿，我们根据广大律师的强烈要求，对影响和扰乱法律服务市场的“法律服务中心”进行依法取缔。市律协专门成立了律师维权委员会，开展律师维权工作，对于律师和当事人方面发生的矛盾，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最大限度维护律师的尊严和荣誉。

注释：

1、《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教程》，罗旭红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侦查机关警示教育讲稿 篇3

摘 要 现行公安机关侦查权配置存在的突出问题，就在于缺乏硬性约束的制度设计对其进行有效制约。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对权力进行合理配置，妥善处理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使权力之间形成合理的张力，进而通过必要的制度限制权力。鉴于公安机关内部，侦查权在刑侦、经侦、缉毒、治安、交通、出入境、网络监察等警种中较为分散的实际，应当建立专业性的侦查部门统一行使侦查权，并在侦查系统内部强化上下级管理关系，实行上下联动、整体作战、快速反应的新型专业化侦查体制。

关键词 公安机关侦查权 侦查措施 权力受制 优化配置

中图分类号： D915.3 文献标识码：A

如何实现公安机关侦查权的优化配置，这是在我国法制化进程中值得深刻思考的问题。由于我国具有独特的司法结构，要在公安机关中构建一个科学、有效、正当的侦查权体系，以平衡国家调查犯罪的需要，以及维护犯罪嫌疑人人权之间的关系，这显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程。有关公安机关侦查权配置的诸多现实问题，也不能简单地仅仅从法律层面进行研究，只有充分注意到这些具体而现实的障碍，以务实和严谨的态度，在现有的宪政、法律框架下进行渐进式的探索，避免改革流于形式，才能在公安机关侦查权优化配置的改革之路上取得成果。

一、公安机关侦查权概述

（一）侦查权的概念界定。

在我国，侦查是指国家专门机关为收集证据、查明案情、证实犯罪和缉拿犯罪嫌疑人而依法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采取的有关强制性措施。而侦查权作为一种特殊的国家权力，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关国家机关为实现侦查目的而依照法定的侦查程序，依法运用各种合法、有效的手段对案件进行侦查的权力。

在当今世界各国，拥有侦查权的国家机关主要是警察机关。在英美法系国家，警察被设计成最主要的侦查主体，能够独立处理侦查事务，自主开展调查工作，享有广泛的调查权。而大陆法系国家则与英美法系国家不同。在德国，从法律规定上看，检察官、警察被同时设计为侦查主体，但警察在刑事侦查中要接受检察官的指挥。在法国，侦查的主体既有警察、检察官，还有预审法官。

我国侦查权的配置状况也有其特点。侦查主体包括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监狱、走私犯罪侦查机关等等。其中，检察机关承担着一部分自侦案件的侦查任务，其他侦查机关也在各自领域内对特定案件行使侦查权，其余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侦查任务均由公安机关承担，公安机关是我国行使侦查权最主要的主体。公安机关侦查权的运用的程度既直接关系到案件的最终结果，也影响到犯罪嫌疑人和其他相对人人权的保障，在某种意义上必然涉及国家司法体制整体运转的效率性，以及涉及国家对社会安全的控制力。为了防止侦查权的滥用，提高国家的控诉能力，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就有必要对公安机关侦查权进行优化配置。

（二）公安机关侦查权配置的现状。

从规范层面及现实层面分析，我国公安机关侦查权的配置具有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公安机关对绝大多数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侦查权十分广泛并且高度集中；公安机关侦查权内部配置比较混乱；对于公安机关侦查权的监督主要以内部制约和法律监督等方式为主，等等。

1、公安机关对绝大多数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

我国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进行刑事诉讼，行使刑事司法职权，基本上围绕着侦查权的行使开展。《刑事诉讼法》第3条对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阶段的权力分工做出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由此可见，公安机关享有概括性的第一次侦查权（即对绝大多数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是行使侦查权最主要的主体。

2、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十分广泛并且高度集中。

对于公安机关负责侦查的案件，公安机关有案件的立案权和撤销权，有权自行决定除逮捕这一强制性措施以外的侦查措施，不仅包括在立法层面上的传唤权，讯问犯罪嫌疑人权，询问证人、被害人权，勘验权，检查权，搜查权，扣押物证、书证权，鉴定权，通缉权，技术侦查权等，还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强制性措施，以限制或剥夺其人身自由，同时还包括采取法无明文规定的秘密侦查手段，如监听、侦查陷阱等，权力范围非常大，自主裁量权也很大。

3、对于公安机关侦查权的监督主要以内部制约和法律监督等方式为主。

一是公安机关的内部控制。在实施有关侦查措施前，侦查人员必须取得其单位负责人的授权或批准，对于限制人身财产自由的强制措施，还必须由单位负责人签发相关的许可令。二是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行使监督权。但是，检察机关除了决定批准逮捕之外，并不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进行直接的控制，而是多数采取事后监督的方式，不带有强制性。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如若遭致滥用，无论从行政、民事、刑事方面都难以寻求到切实有效的救济，缺乏有效的控权制衡机制导致了公安机关侦查权易于滥用的现状。

二、公安机关侦查权配置的缺陷

（一）检察监督不力，内部制约虚无。

检察院的监督主要体现为立案监督、审查批捕监督、审查起诉等，监督方式基本依赖卷宗，脱离实际侦查活动，对随时可能出现的非法侦查行为不得而知，是不可能起到实质监督作用的。对于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案件，则缺乏法律控制，检察院可以动用任何强制措施，那么，谁来监督这个“监督者”呢? 显然不能由其他检察官进行法律监督，因检察官均要服从检察机关首长的命令，几个检察官所承担的相互矛盾的诉讼职能最终还要集中到检察长一人身上，这样，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监督事实上也成了一句空话。

公安机关对侦查权的内部控制，主要是在实施有关侦查措施时，需要由公安人员或负责案件侦查的检察官取得其单位负责人的授权或批准，并签发相关的许可令，公安机关内部的法制办、法制处等部门也具有一定的监督职能。内部审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侦查措施的质量，但是如果某项非法侦查行为可能带来的收益远远高于风险，这种“关上门说话”的内部控制就极有可能演变为包庇与保护。

（二）警法关系缺位，侦查权缺少控制。

尽管“分工负责、互相独立和相互制约”的机制原则似乎也涵盖了警法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中却没有任何相关的规定。警法关系的缺位，导致审判权与侦查权、检察权相比，在刑事诉讼权力结构中处于弱小的地位。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确立有关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但一些类似的规则却存在于司法解释之中，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凡经查证属实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是，法院既“不能就追诉活动的合法性举行任何形式的程序性裁判活动”，也“难以对审判前的追诉活动进行有效的司法控制”。

（三）警民冲突屡现，侦查执法环境有待改善。

我国近期接连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瓮安打砸抢事件、孟连警民冲突事件、上海袭警事件。这三件大事都是以刑事案件的侦查形式作为导火索的，暴露了民众对刑事司法的不满。对此，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在2007年7月至2008年6月曾经进行过调查，其中，关于“是否信任公安司法机关”的调查中，62.7%的被调查民众选择了“不大信任”，11.5%选择了“非常不信任”，而选择“非常信任”的民众只有2人。三机关相比，只有7.8%的民众选了“公安机关形象比较好，比较有威信”。一方面是民众对公安机关的不信任，另一方面是公安机关调查难、取证难，遭到破坏的执法环境使警民关系陷入了一段恶性循环，侦查执法环境有待改善。

三、公安机关侦查权的优化配置

现行公安机关侦查权配置存在的突出问题，就在于缺乏硬性约束的制度设计对其进行有效制约。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对权力进行合理配置，妥善处理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使权力之间形成合理的张力，进而通过必要的制度限制权力。对于公安机关而言，重点应在维持和加强其侦查主角地位的基础上进行调整。鉴于公安机关内部，侦查权在刑侦、经侦、缉毒、治安、交通、出入境、网络监察等警种中较为分散的实际，应当建立专业性的侦查部门统一行使侦查权，并在侦查系统内部强化上下级管理关系，实行上下联动、整体作战、快速反应的新型专业化侦查体制。

（一）检警一体化改革。

检警一体制度主要存在于大陆法国家，根据德国现行法规定，侦查权由检察机关行使，司法警察为检察官的助手，在检察官领导和指挥下实施具体的侦查活动，检察官享有广泛的侦查权力，他可以自行侦查，传唤和讯问犯罪嫌疑人、证人和鉴定人，在紧急情况下，还可以命令进行搜查和扣押，以及对犯罪嫌疑人或证人进行人身检查。在法国，检察官虽然不再是司法警察的组成部分，但仍享有司法警察的一切权力，并可以指挥所在法院辖区内的司法警察进行侦查，对拘留措施进行监督。司法警察在知悉现行犯罪时，必须立即通知检察官。如果检察官到达现场，司法警察即卸其职责，由检察官接管案件的侦查;他可以亲自侦查，也可以指派任何司法警察完成各种侦查活动，并有权延长拘留时间24 小时。因此，在侦查方面，检察官相当于司法警察的上级长官。但在实践中，检察官很少亲自负责侦查，也很少指令司法警察调查他们不愿意调查的事实。

（二）建立补充侦查的审查制度。

《刑事诉讼法》规定，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并提出补充侦查建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延期审理，补充侦查应当在1个月以内完毕。可见，补充侦查往往是因为在法定的侦查期限内没有获得足够的证据，致使无法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指控，故检察机关要求侦查机关进行补充侦查，以获得充分的证据的一种诉讼活动。虽然法律明文规定补充侦查应当在1个月内完毕。但司法实践表明，由于多种原因，补充侦查期间常常被随意拉长。为了提高司法效率，特别是在犯罪嫌疑人已经被采取逮捕等强制措施之后，从人权保护的角度出发，法院应该加强对补充侦查环节的制约，严格执行法律规定，防止无限期的补充侦查。

（三）完善非法证据的排除制度。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非法取得的供述和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的统称，也就是说，司法机关不得采纳非法证据，将其作为定案的证据。因此，这一规则设立的初衷主要是用来约束刑侦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就我国立法现状而言，虽然司法解释对这一规则已有了相应的规定，但《刑事诉讼法典》对此至今尚未确立。而且，有关司法解释将非法证据的范围限定在言词证据上，将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排除在外。应该说，在审判阶段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事后制约侦查活动的有力途径。从证据制度上对侦查权加以限制，应当进一步明确非法证据的范围，制定系统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程序规定，明确排除申请提出、证明责任、审查主体、救济途径。同时，建立法院对证据的实体和程序审查，进而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适度平衡。

（作者：甘肃政法学院公安分院，助教，从事刑法学、犯罪学研究）

参考文献：

[1]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2]龚德云.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侦查模式比较研究.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4(1).[3]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4]麦高伟，杰弗里?威尔逊.英国刑事司法程序.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5]陈兴良.限权与分权:刑事法治视野中的警察权.法律科学,2002(1).[6]陈卫东,李奋飞.论侦查权的司法控制.政法论坛,2000(6).[7]何诗扬.论侦查权的优化配置.法学论坛,2008(5).[8]马贵翔.刑事司法程序正义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

侦查机关警示教育讲稿 篇4

张慧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江西南昌330013）

【摘要】：我国进入经济和社会转轨时期以来，职务犯罪已经成为一项多发性犯罪，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政权巩固。因此，惩治职务犯罪，刻不容缓。我国现有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在独立性、统一性、高效性等方面均存在不足，为更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应从多方面完善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

【关键词】：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反思重构

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合理配置与运作与否，不仅关系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强化和检察工作的科学发展，更关系到国家权力配置模式和运行方式的完善。但根据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和侦查体制，我国现有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在独立性、统一性、高效性等方面均存在不足，本文试对目前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配置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和探讨如何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配置，使其更合理、更科学、更能整合侦查资源，提高侦查水平，从而更能体现职务犯罪侦查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保障国家法律的贯彻和实施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一、职务犯罪侦查的含义及特点

所谓职务犯罪侦查，是指职务犯罪侦查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为了查明案情、收集证据、揭露职务犯罪和职务犯罪人，享有的依照法律进行专门调查工作和采取有关强制性措施的一项活动。职务犯罪侦查的具有以下特点：

1、侦查程序倒置。与普通刑事案件“由案及人”的侦查过程不同，职务犯罪的侦查一般是“由人及案”的侦查过程。职务犯罪的侦查，往往一开始就会有明确的犯罪嫌疑人，而对于是否存在犯罪事实，该嫌疑人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怎样实施犯罪行为并不确定。侦查部门必须围绕确定的嫌疑人，通过调查取证，首先查明是否存在犯罪事实，然后再查证是否为犯罪嫌疑人所实施。这是“由人及案”的侦查过程。而普通刑事案件侦查程序的启动，是以一定的犯罪信息为前提的，围绕发案的犯罪事实追查作案人，一旦作案人被查明，案件就视为侦破，这一侦查过程常被称之为“由案及人”。

2、主动发现案件难。职务犯罪案件的犯罪分子在实施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活动中往往与国家权力结合在一起，并有合法的身份和形式作掩护，作案手段诡秘，又不直接涉及公民个人的切身利益，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属于“隐性犯罪”，不容易被揭发，主动发现案件的难度很大。目前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线索来源绝大多数是靠群众举报。

3、侦查取证难。职务犯罪是一种掌握权力的人的犯罪，这些人大多拥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权势，具有较高的素质、较深的社会阅历、较广的社会关系，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他们在案发时或案发中通常会动用各种政治权力资源对抗侦查活动，甚至采取威胁恐吓等手段进行反侦查活动。由于其主观上有反侦查愿望，客观上具有反侦查条件和能力，因此侦查活动中的干扰多，阻力大，取证非常困难。

4、保密性强。职务犯罪的侦查，由于其“由人到事”的特性，决定了对保密性的要求更高。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犯罪嫌疑人固定明确，具体的犯罪事实却需要通过侦查逐步查证核实。如果出现泄密情况，犯罪嫌疑人在觉察到自己成为侦查对象或知晓侦查部门的侦查方向后，必然会采取行动，设法阻止侦查部门接触、获取有关证据。另外，实践中还常常会伴有各种各样的说情、阻碍，这在初查过程中表现的尤为明显。最终的结果或困难重重、或一无所获、1或停止调查。因此，在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过程中，保守案件秘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外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之简介

从国外关于检察机关侦查权的立法例来看，可以说，当今世界各国对官吏的职务犯罪案件很多是由检察机关侦查的，或者是由检察官指挥警察侦查的。

在美国，检察机关直接进行侦查的案件主要包括：特别重大的贪污案、行贿受贿案、警察腐败案、白领犯罪、智能犯罪等。

在俄罗斯，2001年《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规定由检察院的侦查员进行侦查的案件包括滥用职权、受贿、玩忽职守、违反公正审判的犯罪等。在日本，检察机关主要对部分经济与公司案件、严重偷税与漏税案件、公务人员贪污受贿案件进行侦查。一些高等检察厅还成立了“特别侦查部”，专门负责这类案件的侦查工作。

在韩国，检察厅法规定，在大检察厅及地方检察厅内设置不正腐败事犯特别搜查本部和特别搜查部（班），负责受理、侦查、起诉特别重大的公务人员贪污、贿赂犯罪案件。

联合国大会1990年批准的《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特别指出：“检察官应当适当注意对公务人员所犯罪行，特别是对贪污腐化、滥用权力、严重侵犯人权、国际公认的其它罪行的起诉，和依照法律授权或当地惯例对这种罪行的调查。”

由此可见，检察机关拥有侦查权几乎成为世界各国的通例，检察官指挥侦查并提起公诉指控犯罪这也是各国的通例。

三、检察机关配置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宪政基础

1、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决定检察机关必然成为独立的法律监督机关。中国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前提下，国家设立了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分别行使行政权、审判权和法律监督权。从宪政层次上看，我国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实行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监督与检察机关的专门法律监督相结合的机制，在这种宪政结构下，相对于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等具有强大的实体性处分权的权能而言，检察权只是一种程序性权力，相对而言最为柔弱，赋予其监督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既可以保持权力之间的平衡，防止行政权、审判权的滥用，又不会导致检察权的过分膨胀。

职务犯罪侦查权是检察机关实现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这一宪政职能的主要方式，如果解除了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等于否定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也等于直接否定了作为我国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2、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和职务犯罪侦查权具有质的同一性。检察机关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依法立案侦查和进行追诉，正是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体现。检察机关对这类犯罪案件侦查，促使其严格执法、廉政勤政，是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的行为，是对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法制权的过程，带有监督执法和司法弹劾的性质，这正是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所要解决的问题。可见，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无论从侦查对象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来看，还是从这类犯罪案件所具有的“职务性”特点来看，都具有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是否依法行使权力进行监督的性质，与法律监督的主旨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而与公安机关对社会上一般刑事案件所进行的侦查具有本质区别。检察机关通过惩治职务犯罪，保障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保持法律监督的威慑力，增强制度的约束力和教育的说服力。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不仅不是边缘化和可有可无的权力，而且还是法律监督的重点，是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关键。

法律监督关系只能是一种基于诉讼法产生，并由诉讼法调整的法律关系。检察机关对国家工作人员执法活动的监督就是以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作保障，以刑事侦查法律关系为依托的。脱离了刑事诉讼法律关系，检察机关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实施犯罪的行为就无从监

督，检察制度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就无从实现。同时，监督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查究活动。检察机关对其获得的职务犯罪的线索和材料必须进行审查和调查，才能了解和确认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是否犯罪。如果检察机关自己不能积极主动地去调查，而必须依靠其他机关的审查、调查和侦查活动，那么，作为法律监督主体的检察机关就不能决定是否启动监督程序，就难以实行切实有效的监督，法律监督工作就会处于被动的局面，甚至丧失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基础。

四、检察机关履行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优势分析

1、领导体制上的优势。国家宪法和检察院组织法都明文规定，上级检察院领导下级检察院的工作，由于这种领导体制而导致全国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上形成一体化工作格局。在反腐败查办职务犯罪大案要案上，可以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国统一协调指挥，统一调配侦查力量，密切开展区域间的侦查协作，进一步提高查办案件的反应速度，进一步增加大要案的突破能力，这是在以往的工作实践中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而这种优势是其他部门所不具备的。

2、独立行使职能上的优势。国家宪法规定，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履行检察权，不受任何组织、机关和个人的干扰。但在现实司法活动中，由于执法环境不够理想，地方保护主义对检察机关执法活动特别是查办职务犯罪大案要案工作进行了严重的干预和影响，这种干预和影响始终困扰着反腐败查办职务犯罪大要案工作的深入开展。由于检察机关依法享有执法独立性，其抗干扰能力比较强，这一点是任何其他部门所无法比拟的。

3、侦控合力上的优势。检察机关拥有审查批捕权、审查起诉权，这两种权力一方面是对侦查工作进行监督，另一方面是巩固侦查成果并将其纳入诉讼活动中的审判环节。由于职务犯罪的特殊性所决定，其侦查所获取的证据大都是比较单一，一比一的证据较多，侦查工作的方向常常决定办案的成败，而检察机关实行内部办案协作机制，对于有影响、有震动的大要案，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提前介入案件侦查，一方面使监督工作前置，增强侦查监督的实效性，另一方面按照逮捕和起诉的证据规格，对侦查部门的调查取证和甄别证据给予一定的客观性引导和指导，把握收集证据的方向，从而进一步增强了侦控合力。有人提出职务犯罪的侦、诉权同为检察机关所有，基于利益上的一致性，可能会影响监督的效果，其实这种担心是片面的，也是多余的。

4、侦查队伍素质上的优势。有人提出，目前检察官素质不高、专业化程度偏低不能适应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需要。持这种观点的既不客观，也不实际。由于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其业务的内容和性质要求广大检察官不断强化自身业务素质。检察官们所具有的法律政策水平，普遍较其他部门工作人员要高上一筹，特别是反贪部门的广大干警多年与腐败分子周旋、较量，了解和掌握了职务犯罪分子的心态和反侦查手段，积累了丰富的办案经验。而且多年处在腐蚀与反腐蚀的前沿，担负着职务犯罪侦查重任的检察官们早已在灵魂上、思想上形成了抗体，这是最为难能可贵的，这些业务和思想上的素质优势，是反腐败查办职务犯罪大要案的致胜关键所在。

侦查机关警示教育讲稿 篇5

现行刑事诉讼法是1979年制定、1996年修改的。实践证明，刑事诉讼法程序设计和职权配置总体上是科学合理的，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和人民群众司法需求的增长，刑事诉讼制度在某些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相适应的问题。为此，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次修改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体现了近十年来司法改革的成果，在更高层次和水平上实现了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统一，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完善和创新了我国刑事讼诉制度，对于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形事司法制度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本次修订（增加和修改）的条文达90多条，同时增加了新的编、章、节，将于2013年1月1日起实施。这将对司法机关及广大的法律工作者产生重大的影响，尤其对检察机关带来新的挑战，同时提出新的要求，因为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承载着多项职责，比如查办贪污贿赂犯罪以及渎职犯罪、提起公诉、批准和决定逮捕、受理举报、控告、申诉、监督法院判决等。为了更好的理解和运用新的刑事诉讼法，通过对刑事诉讼法相关制度修改后的学习，从公诉、侦查监督、反贪和控告检察四方面了解新的刑事诉讼法出台后对检察机关造成的影响。

一、新刑事诉讼法对公诉工作的影响

此次修改涉及检察机关公诉工作的内容很多，如辩护制度、证据制度、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刑事和解制度等，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

（一）加强了对辩护权的保障

新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加强了对辩护权的保障，主要包括：一是将律师辩护提前至侦查阶段。二是加强了对律师会见权行使的保障。三是加强了对辩护人阅卷权的保障。四是完善了法律援助制度。五是规定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诉讼权利的救济。

（二）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修改主要涉及以下方面的内容：（1）扩大了非法证据的范围。（2）强化了检察机关对非法取证行为的监督。（3）增加了对证据合法性的法庭调查。（4）明确了当事人及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但应提供相关的线索和材料。（5）规定了检察机关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6）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则和标准。

（三）增设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这主要是为了落实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犯罪人员的方针而增设的内容，主要包括：（1）适用范围。仅限于刑法分则第四、五、六章规定的犯罪。（2）使用条件。必须符合起诉条件、同时可能判处1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有悔罪表现的。（3）适用程序。首先在作出决定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其次在作出决定前，应当征得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除此之外还规定了救济程序和考察机制。

（四）增加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这部分新增的主要包括：（1）案件适用范围。第277条做了具体规定：

1、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

2、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2）和解的前提条件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向被害人主动赔偿或道歉的前提下获得被害人的谅解，同时被害人自愿和解。（3）和解协议。和解可以发生在刑事诉讼的任何环节，因此和解协议的主持机关可以是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基于和解协议，公安机关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从宽处理，人民检察院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法院也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理。

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公诉部门在职责任务的履行上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工作的难度和风险加剧，工作的强度加大。同时给公诉人员的能力和素质带来很大挑战，如审查判断证据的能力和敏感度；法律监督能力；出庭公诉能力；化解矛盾能力。

二、新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监督工作的影响

在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侦查措施，强制措施，证据制度等都与侦查监督工作密切相关，特别是逮捕。这里主要学习逮捕措施。此次对逮捕措施的修改主要包含两方面，即对逮捕条件的明确化和对逮捕程序的完善

（一）对逮捕条件进行修改

（1）明确了逮捕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第79条第一款整理了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五种情况。（2）增加了“应当逮捕”的适用情形。本条第二款增加了应当逮捕的三种情形。（3）非羁押措施与逮捕衔接中的自由载量权。

（二）完善了逮捕程序

（1）增加了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第86条，明确规定了审查逮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讯问由办案机关自由裁量。但同时，从提高逮捕质量和保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角度出发，规定了“必须”讯问的三种情形：即，1、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有疑问的；

2、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检察人员当面陈述的；

3、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2）增加了审查逮捕阶段证人、律师的参与。

（三）创建了羁押定期审查制度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了对逮捕后继续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要进行必要性的审查，符合国外逮捕与羁押相分离的通例，也符合人权保障的基本理念，有利于解决实践中羁押率过高和超期羁押等棘手的问题，为检察机关继续探索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延长了自侦案件审查逮捕时间

修订后的刑诉法将自侦案件被拘留犯罪嫌疑人的审查逮捕决定时间提高为 十四日，特殊情况下可延长一至三日，比旧法最长时间增加了三日。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给审查逮捕工作带来了重大的影响，提出了新的要求，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同时面临着新的任务，首先、“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要求在实际工作中转变执法理念，将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有机结合。其次、逮捕条件的细化，要求加强对逮捕必要性条件的审查，进一步提高逮捕办案质量。再次、逮捕程序的完善，进一步转变了审查逮捕的方式。新刑诉法规定增加了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并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可以询问证人和听取辨护律师的意见。最后、关于建立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进行继续审查等规定，给审查逮捕工作增加了新的任务。

三、新刑事诉讼法对反贪工作的影响

刑事诉讼法是一部整体的法律，内容上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其中的一种制度可能在很多案件中都适用，比如辩护制度，在公诉环节中要用到，在起诉环节中要用到，在审判过程中同样要用到。检察机关在进行反贪案件中不仅要对案件进行侦查，而且要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的询问来取证，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还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拘留逮捕。以上这些制度在反贪案件中同样适用，前文已经涉及到，此处不再一一说明。在反贪案件中，要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违法所得进行没收，新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逸、死亡案件中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主要内容有：（1）规定没收违法所得申请的提出及其内容要求。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法所得的申请，公安机关认为有必要的应当写出书面意见提交人民检察院。（2）规定没收违法所得程序审判管辖和审前公告程序。此类案件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公告期为6个月。（3）规定对违法所得的处理。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应当裁定予以没收。（4）规定没收违法所得程序终止审理及救济。审理过程中，在逃人自动投案或被抓获的，应当终止审理；没收确有错误的，应当予以返还、赔偿。

此次修改，对反贪工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辩护制度的修改，强化了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对反贪侦查工作提出新的要求。辩护律师自侦查阶段即可介入案件并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了解案件情况并提出意见。除了相关犯罪以外律师持“三证”（律师证、当事人的授权委托书、律师事务所的介绍信），48小时内就可见到当事人，并且不被监听。这些规定解决了律师见当事人难的问题，但是，律师提前介入也给反贪工作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比如强化了犯罪嫌疑人的对抗心理，可能导致拒供、翻供，还可能导致犯罪嫌疑人所检举揭发的犯罪线索泄露，从而增加了查处的难度。

（二）强制措施的完善，提升了控制和查处犯罪嫌疑人的水平，也对强制措施的适用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旧刑事诉讼法规定传唤、据传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修改后传唤、据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据传的持续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除此之外对于自侦案件中被拘留犯罪嫌疑人的审查逮捕决定时间提高为十四日，特殊情况下可延长一至三日，比旧法最长时间增加了三天。这些改动对侦查机关查明案件事实、调取证据和作出处理适当放宽了时间限制，有利于检察机关更好的侦查案件，但同时对强制措施的运用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主要体现在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方面。

除此之外在侦查措施中，加强了侦查能力，同时也加强了防止滥用侦查权的制约措施，在证据制度方面，对公正、文明执法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四、新刑事诉讼法对控告检察工作的影响

刑诉法修改直接涉及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的规定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首次明确规定了律师权利被侵害的救济渠道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律师的法定权利被办案机关不当限制或剥夺的情形比较普遍,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47条明确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二）首次建立了对侦查阶段各种违法行为的投诉处理机制

修改后的刑诉法第5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新法第115还规定了对于司法机关在强制措施的实施中、取保候审保证金的退还中、与案件无关的财务的扣押中的不当行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对处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此前这类投诉多由公安机关和法院处理,但由于缺乏外部的监督机构，投诉难、执行难的现象大量存在，这次修改将会有力的解决这一难题，充分保障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

（三）首次赋予了控申部门对再审案件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的建议权

修改后的刑诉法第24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再审案件,需要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由人民检察院依法决定。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刑事裁判申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刑事申诉检察部门对已

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的申诉复查后,认为需要提出抗诉的,报请检察长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检委会决定抗诉后,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时,由刑事申诉检察部门派员出庭支持抗诉。这个规定明确将抗诉权从公诉部门完全剥离出来,强化了内部制约和审判监督职能,据此,控申部门认为在再审程序中需要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时可以依法提出建议报检察长批准,从而保障再审程序的顺利进行。

此次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完善为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新的依据,同时对检察机关控告申诉工作带来一些新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的工作量将大幅上升

新法第47条、第115条规定的情形很多是原属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自行处理的事项,新法实施后,这些原属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受理的控告、举报、申诉将转由检察机关控申部门受理,这将导致信访量大幅上升,对信访工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二）对办案人员的工作水平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加强了检察机关对侦查权、审判权和执行权的监督,尤其强调在强制措施、辩护制度、证据制度、侦查措施、执行程序等容易侵犯诉讼权利的关键点加强监督。这些事项对控申部门来说是新增的课题,此前很少接触,这就要求控申检察干警不仅要精通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执行监督等相关业务,还要熟悉诉讼法律、证据制度等方面的知识。

新刑事诉讼法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需要,是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要求,对着力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群众反映强烈、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贯彻落实新刑事诉讼法是提高检察工作水平的重要契机，广大政法工作者要以“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为标准，全面提升自己的工作水平，为促进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做出新贡献。

侦查机关警示教育讲稿 篇6

你们好！首先我感谢大家给了我这次介绍自己、展示自己的机会，使我可以将14年的检察经历向大家做一下汇报。

本人潘婕，1989年9月从北京市司法学校毕业后来院工作，14年来我先后到过法纪处、起诉二处、批捕处、反贪局、办公室五个处室，从事过多种检察业务，现在办公室做统计兼内勤工作。我此次参加竞聘的职位是侦查监督处副处长。

刚到检察院时，我在法纪科做书记员，当时的法纪科管辖着重大责任事故、非法拘禁、徇私舞弊等多种刑事案件，出现场、验尸、解救人质是常有的事，对此自己从来没有因为年纪轻又是女同志而有所顾忌，而是事事以老同志为榜样冲在前面，我曾经连续两天两夜坚守在工地上抢救伤者；曾经星夜兼程地赶往河北解救人质；曾经为了查明死因无数次地翻弄尸体；还曾经成功地参与办理了“原宣武公安分局副局长李德强徇私舞弊案”；由于我的出色表现，90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当年的法纪科也被评为市检的先进集体。

1996年我调到起诉二科做内勤，同时协助二位科长办理本院自侦部门移送审查起诉的各类经济案件。由于案件数量相对减少，自己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加强理论学习，考上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完成了本科的学业，97年被任命为助理检察员。

1999年通过双向选择我来到批捕处工作，两年间共办理过近200起案件，无一错案。其中包括“大碗茶商贸集团公司”原副经理于利荣涉嫌挪用资金案；赵永哲等七人跟踪目标入室抢劫、与境外同伙勾结获取赃款等多起重大疑难、有影响的案件；且成功地办理过我院近年来唯一的一起高检院交办的立案监督案件——“姜希明敲诈勒索案”，多次受到各级领导的称赞，可以说自己在批捕处工作的两年业务能力有了飞速的提高，具有了较高的业务水平。

2001年初，我调到反贪局办公室做内勤，负责登记管理案件线索、统计报表、管理法律手续、领取和发放办公用品、统计发放办案补助岗贴、以及完成各级领导交办的临时任务等多项繁而杂的工作。由于承办人都是分头办案，内勤工作又要求必须时刻满足大家的不同需要，人多、事多、工作头绪多，我一直用自己的信心、细心、热心、爱心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在作好内勤工作的同时我还直接参与办案，对全局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进行“法制审查”。在反贪局工作的短短一年间，我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工作成绩有目共睹，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充分肯定，当年我被评为“严打标兵”及“优秀公务员”。

2002年我服从院党组的安排到办公室负责统计工作，我凭着高度的责任心和严格、细致的工作态度，全年向上级院报送数据无任何差错，准确率达100，年底在全市评比中获得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另外我作为办公室及法警队的内勤，在全心全意为领导服务、为办案服务、为全院干警服务的同时，主动协助办公室二位主任、配合其他同志作了大量的日常工作，加班加点是经常的事，特别是在这次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我自4月下旬至今的每个双修日，都来到单位统计汇总全院干警的健康情况，准确及时地向各级主管作汇报，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因此去年又连续当选为“优秀公务员”，今年通过演讲又被市检院评选为“严打先进个人”。

这次我响应院党组的号召，自荐竟聘侦查监督处副处长，不仅是因为自己有批捕工作经验，更主要的是参加检察工作14年来，我到过检察院的大部分业务处室，熟悉并掌握多种检察技能，具有一定的综合素质。如果我可以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我一定不会辜负领导和同志们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我会在协助处长开展日常工作的同时，努力作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在院党组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市检院的具体工作部署，以强化法律监督为主题，以建立完备、高效的侦查监督机制为目标，圆满完成审查逮捕、立案监督、侦查监督三项任务。

2、摆正工作位置，真心诚意地当好处长的参谋和助手，接受处长的领导和监督，扎扎实实做好自己份内的工作，作到不失职、不越位、不添乱、不帮倒忙。团结全处同志共同努力，完成各级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使侦查监督处的工作更创一流业绩。

3、加强业务学习，提高业务素质，带头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办案中要以身作则，廉洁自律，进一步提高案件质量。

4、加强联系，拓宽渠道，在立案监督、侦查监督上下功夫。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宣传手段和工具，广泛宣传检察机关的刑事立案监督职能。扩大“公安不立案，去找检察院”的知名度，加强同工商、税务等行政执法机关的联系，加强同反贪、法纪、监所、民行等部门的联系，扩大案件线索，力图在办理立案监督案件上有所突破。

以上是自己竟聘成功后的一些工作思路及设想，也许很不成熟，有欠妥之处。通过竟聘我也发现了自身存在的一些不足，即在某些方面缺乏一定的联系与沟通，使得大家对我的工作能力及水平不是十分了解，因此我再次感谢领导和同志们给我这次介绍自己、展示自己的机会！

当然我也作好了落选的心理准备，请领导和同志们放心，自己无论是作为一名中层干部，还是一名普通的检察干警，都将一如既往地勤奋工作，认真总结经验，找出差距，不管在哪个工作岗位上都会恪尽职守、无私奉献，以自己的行动书写对检察事业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