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的观后感

唐山大地震的观后感（精选8篇）

唐山大地震的观后感 篇1

唐山，一个美丽而繁华的城市，又名凤凰城，却因为一场无情的大地震毁了。地震前兆，空中满是蜻蜓，鱼儿跳出了水缸，仿佛一场大雨将要来临。方大强和妻子元妮，龙凤胎儿女方达和方登，他们不算富有，但一家人快快乐乐的生活着，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方大强因为工作，常常在外，好不容易回来一次。晚上，方大强和元妮在工地上，不想。天一紫，大地摇晃起来，不好！为救家里熟睡的两个孩子，方大强牺牲了！方登方达虽然被救出来了，但一块楼板压在两边，但因为力气不支，只能救一个。救了方登，就要放弃方达；救了方达就要牺牲方登。元妮含泪选择了年幼的弟弟，当清醒的小方登听到母亲的抉择，开始恨她。震后，元妮独自抚养着方达，坚强地活了下去。而庆幸被救出的方登也被一对解放军夫妇领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2008年5月12日四川大地震，姐弟两碰巧在救灾现场相遇了，一家人又团聚了！

从电影大概看来，并不是很让人感动，而恰恰是一些不惹人注意的细节，让人感概万分。老天爷，你王八蛋！这一句看似不文明的话语却包含了母亲太多太多对丈夫，对孩子的爱，包含了太多太多的对死去丈夫的想。没了，才知道什么叫没了一句形于母亲倾诉的话语，写出了元妮对丈夫和方登的想念。当方登被解放军领养后，上学报名时，两位解放军说她叫王帆，方登说她叫王登，这说明方登想家，还没忘记元妮。当方登回家后，因为元妮以为方登死了，在家里还挂了方登的照片，因为32年前方登说要吃西红柿，所有，桌上还有一盘洗干净的西红柿。因为方达长大后有了钱，让元妮搬家，元妮不搬，怕方大强和方登找不到家。在给方登建的墓里，放了许多书，方达说，每年开学，母亲都会多买一份书给方登。

故事的结局是美好的一家团聚了。从四口变两口，方达读书后又两口变一口，一口再变七口（方达媳妇，方达孩子，方登丈夫，方登孩子）。

23秒，地震那短暂的23秒，让人惊心动魄；32年，漫长的32年，都是母亲一个人在悔恨中度过的。

亲人终究是亲人，是一辈子也不能改变的。看完这部电影，让我觉得：活着真好！

唐山大地震的观后感 篇2

《唐山大地震》票房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演员们的精彩表演功不可没。无论是饰演母亲的徐帆、饰演姐姐的张静初, 还是饰演养父的陈道明, 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影片中徐帆饰演在大地震中失去丈夫的单身母亲李元妮。一出场就面临救儿子还是救女儿的艰难抉择……当以为已经遇难、32年来一直祭奠的女儿突然出现在母亲面前, 没有预料中的相拥而泣, 已经步履蹒跚的母亲跪到女儿面前!徐帆精湛的演技像一颗颗催泪弹, 一次又一次地引爆观众的泪腺。

徐帆的丈夫、本片的导演冯小刚也曾经毫不掩饰地赞扬徐帆在片中的完美表现, 他说:“我认为演员要和她最有缘分的角色相遇, 李元妮这个角色和徐帆就有这个缘分。每一个演员可能都在等这么个角色, 徐帆就是正好赶上了, 她这个烟花就被点燃了。我认为目前为止徐帆演得最好的角色就是《唐山大地震》中的母亲, 已经达到人戏不分的境界。从导演角度来看, 很难再有其他演员在这个角色上能够替代徐帆, 非她莫属。”

张静初在片中饰演的姐姐方登也给人惊喜。她32年的故事看似波澜不惊, 实际上恰恰是一个普通人哀痛隐忍的过程, 她被母亲抛弃、被继母怀疑、被男友背叛, 她默默承受, 她的生命中没有大痛, 因为她都将痛藏在心里, 直到与母亲尽释前嫌, 才真正地情感迸发。张静初很好地拿捏了表演的分寸, 几场戏, 她对陈道明、对徐帆, 都是无声泪下, 节制, 不煽情, 不矫情, 让人感受到温暖的坚韧。

唐山大地震不能忘却的纪念 篇3

疼痛与温暖发生在影片台前幕后的余震

在《唐山大地震》编剧苏小卫的印象中，这个故事是温暖的；在原著作者张翎的眼里，这个故事是疼痛的。而不论对这场震撼人心的心灵地震做何解读，都是因为34年前那场撕裂人心的震颤。

“亲人永远是亲人”，这是电影《唐山大地震》中最经常出现的话语，这也是冯小刚借由影片一再想要传达的主题，至今，电影已经上映数日有余，那些伴随着电影上映前后的种种非议、质疑以及赞誉，在每一滴晶莹剔透的泪水面前，都可以彻底冲刷和荡涤。如若你曾为剧情所感动，只要你借此更加珍视亲情，这场发生在你心底的余震便是举世无双的纯净惟一。

1亿元植入广告，电影票价全面上涨，消费灾难，主旋律宣传工具，感动人心的亲情剧……电影《唐山大地震》自开拍、进入公映日程以来，伴随着影片的争议就一直未曾间断。导演冯小刚说，《唐山大地震》，震的是人心。那么，相伴《唐山大地震》而形成的种种社会话题，震出的便是这个时代的人心百态。

有人无法接受商业包装后的亲情贩卖，有人质疑温情脉脉背后主旋律宣传的强力灌输，只是，望向海报中那无尽的废墟中，一抹倔强站起的娇小而略带孤独的灵魂，我们是否还有必要就影片是否完美以及冯小刚的种种目的提出非议?“《唐山大地震》已经超出了一部电影，它成为今天的一个事件，通过这个事件，整个社会都开始思考关于亲情、生命、理解的话题，这比谈论票房更重要。”影片编剧苏小卫更愿意用“回家”来概括这部电影，“每次地震都让很多家庭家破人亡，我们通过这个故事想说的是，家其实还在，在每个活着的人心里，不管离开多远，我们一直都走在回家的路上。”

回家。只是，是否，我们已经走得太远，所以忘记了为何出发?

三十多年的社会变迁、观念变革、名利变幻，上世纪80年代的冯小刚也曾四处推销自己，苦干抱负无门；90年代，他第一次让国人知道了新名词——贺岁片，借此人们了解到了“市场”的含义，“票房”最真切实际的魅力；进入新千年，他开始寻找《天下无贼》、《集结号》，依然幽默的背后，是已逾不惑的冯小刚，越来越迫切的情感追寻。如果说冯小刚是三十多年来标示着社会意识变化的探测仪，那么2000年后，冯小刚再次先于众人，开始了一代人，在经过30年的打拼终于可以安享富足生活后，重新对信任、忠诚、母性这些纯粹情感的认知、珍视与守望。

那么，就让我们一同回到纯粹的最初，回到电影里1976年7月28日那个也曾静谧的夜晚，回到母亲怀抱着一双儿女吹着电风扇的那一刻，回到“亲人永远是亲人”这份传统的信仰之间。

编剧苏小卫：这是一个关于回家的故事

在编剧苏小卫看来，电影描写的是回家的故事——“这群经过大灾难幸存下来的普通人，从他们幸存下来的那刻起，内心深处就与我们不同。他们跟我们一样参加高考，一样的工作，一样的生活。但当我们走到一个看不见的拐角，你就会知道这场灾难对他们的影响是什么。”

苏小卫创作过《那山，那人，那狗》、《暖》和《沂蒙六姐妹》等剧本，并曾获得了包括“金鸡奖”、“华表奖”在内的多项大奖。这次受邀参与电影《唐山大地震》的编剧创作，从开始到完成，她断断续续改了五六稿。如此巨大的工程，无论是从历史跨度上还是人物情感的铺陈转折上，都考验着这位资深编剧的叙事能力。

实际上剧本里面的细节很多都反映着编剧自己的价值观。尤其是对电影里面的母亲，编剧苏小卫投射了许多自己同为母亲的情感体验。虽然不用经历像《唐山大地震》里面那样必须“二选一”的残酷抉择，但日常生活中那种身为母亲的自责仍然为苏小卫的剧本创作提供了不少共鸣感受。曾经，苏小卫有过因为在生产时延迟使用剖腹产而导致儿子出生时窒息过几秒的经历，这使得她一直很内疚，“在儿子读书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尽所有的力量帮他，甚至有时候帮他复习功课，我很少批评他，我觉得这全都是我的错，我要不怕疼，早开刀，他就不会缺氧，不会记忆力不好。可我这种宽容就导致了他更不努力，这样的局面肯定是跟我的自责有关的。”

同样的，剧本创作的过程也会留有遗憾。受限于篇幅，一些苏小卫很喜欢的情节也不得不舍弃，精简之后的电影在情节上就会显得有些跳跃，但关于亲情，关于人内心的重建，这些温暖的人性化叙事，仍然感染着观众。对此，苏小卫说，“所有的创作都是你自己的世界观，在这部剧里我想表达的是对亲情回归的渴望。”

《淑媛》：原著是从女儿的角度来切入的，但电影改编为多条线索，那改编之后的电影试图表现的主题更倾向于什么?

苏小卫：电影主题可以概括为一种亲情的回归。简单地说，就是一个“离家”和“回家”的故事，一个人因为一些原因，从情感上、心灵上离开了家，她不愿意再回来了。但这32年里，人在成长，社会在变化，生活也在发生变化，她慢慢地又踏上了一条漫长的回家路。其实这就是一个回家的故事。

《淑媛》：改编过程中，作为编剧，你觉得比较能打动内心的情节是哪些?

苏小卫我觉得就是亲情吧。生活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一个建立家园的过程。这个过程特别凝聚我们的心血，一点一滴的。长大、结婚、生孩子、经营家庭，而地震往往在一瞬间将所有都归零。我觉得对普通人来讲，这是最大的打击，可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还多了一层打击。房子倒了同时心也碎了。女儿觉得妈妈怎么能做这样一件事情，而妈妈也在想我怎么能做这样的选择，其实这两个女人，在房子震垮的那一刹那，心也都碎了，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比较打动我的点。

《淑媛》：你怎么看待母亲和被放弃的女儿这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

苏小卫地震之后这两个女人都是在阴影下继续生活，母亲一直不能释怀，虽然没有人责备她，甚至可以说没人记得这件事，但她自己记得，她知道自己当时是放弃了。她觉得根本就不能这样选，但她选了；而作为女儿，则觉得自己被抛弃了。这朵乌云一直笼罩着这两个人的生活。其实我们想说的是，房子是可以重建的，但人内心的重建很艰难。妈妈依旧很年轻很漂亮，但她不愿意再婚，就像她自己说的，“我要过太好了，我就更歉疚，因为是我亲口终止了我女儿7岁的人生”。同时，作为女儿，也一直不能释怀这件事，她不释怀是因为她太介意亲情了。如

果她不介意，放弃就放弃了，养父养母对她也挺好。但她太在乎，这其实就是中国人传统价值观里对亲情的看重。我们这个故事写分开以后两人的不释怀，其实还是在写亲情之重。

《淑媛》：有无没用上但又喜欢的情节?

苏小卫：之前张静初接受采访的时候，曾提过这个情节，就是电影里面养父和弟弟在杭州遇见。其实原先安排了一个情节是弟弟给养父留了一张名片，你在杭州有什么事儿可以找我，我可以帮你。养父去大学里看望方登时就把名片给了她，我们就让姐姐看到了这个名片上写着弟弟的名字，姐姐看了一眼就把名片撕碎从窗户扔出去了。我们当时是想用这个细节来写出姐姐对家的那种决绝。后来可能是导演觉得太强烈或者篇幅所限，就剪掉了。毕竟，这个电影是一个温暖主题，她可能每天都走在回家的路上，可她就是回不去，而我们希望她回家。

原著作者张翎：面对伤痛，语言如此无力

“每一个经受地震灾难的心灵，都有其独特的创伤。所有的疼痛，都是独特的。”通过原著小说《余震》的书写，以及影片拍摄以来的经历，小说作者张翎最大的感触就是在真实的生活面前，语言是如此无力。

“她蜷缩着躲在沙发里，双手紧紧圈住膝盖，下巴尖尖地戳在膝盖上。听见门响，她抬起了头，尚无血色的脸上两个黑洞似的眼睛，洞孔大而干枯，深不见底。嘴唇动了一动，她向医生发出一个极为微弱的声音，‘救我’。”

在原著小说《余震》中，方登的人物原型王小灯即是如此出场的。她是知名华裔作家、留学加拿大的博士，却一直焦虑、失眠、头痛。这已经是她最近3年的时间里，第3次企图自杀了，面对心理医生，她喃喃自语：“靠不住啊，这世上没有一样狗东西是靠得住的。”“也许，爱情不能。可是，亲情呢?”“没有。一样也没有。包括亲情。”

张翎的小说即是在这样一种阴郁的氛围中开场的，与电影不同，《余震》细致入微而又极尽克制地刻画了小灯面对母亲当年的选择，32年来所遭遇的心灵困境。究竟什么是疼痛?针扎?锥钉?刀砍?在经历了亲人“背弃”、养父猥亵的小灯看来，这些都不是。她的疼更像有人用重磅的榔头在砸自己的脑壳，“不是直接砸下来，而是垫了好几层被褥之后的那种砸法。所以疼也不是尖锐的小面积的刺疼，却是一种扩散了的、沉闷的、带着巨大回声的钝疼。”这份双重的钝疼长年累月地吞噬着小灯，她的生活、事业，家庭、健康乃至生命，都因为那沉闷的、带着巨大回声的钝疼而濒临崩溃。直到小说结尾，小灯终于回到老家找妈妈，隔着三十多年的时间，母亲站在阳台上，俯视女儿，却已经完金认不出来，只问“闺女你找谁?”两个以不同的形式互相惦念了32年的亲人，似乎见了，又似乎没见，那一刻是疼到极至的哀伤。

能够活下来，多好。而活着，只是开始。

《淑媛》：小说创作的源起是一次机场候机时阅读《唐山大地震亲历记》的经历，是否还记得当时书中打动你的情节?

张翎：书里一些孩子的回忆着实打动了我。其中讲到一群孩子从震后的唐山坐火车到石家庄育红学校。一路上大人们以为他们要哭成什么样，可是他们没有。一点都没有。吃着苹果，神情麻木，有几位甚至微微的有一丝兴奋。然后到了育红学校，孩子们给大家汇报演出，载歌载舞，喊着一些那个年代特有的激烈口号，结果校长在底下看着受不了了，当场昏倒。

还有一对姐弟曾经手拉着手，翻检着一个个尸袋，去找妈妈被迁葬的地方。因为那时的防疫设施很差，初次处理时死尸埋葬得很浅，过一阵子只好把尸体挖出来重埋到更深的地方去。姐弟俩去寻找时已经隆冬，尸袋已经结了冰，踩在上面都是咔咔作响。卫兵不让他们下去，他们说我们一定要找到妈妈。卫兵不忍心，就放他们下去了，他们在咔咔作响的冰袋上找了一整天，什么也没找到，最后只好回去了。这些孩子的故事让我对唐山地震的记忆不再只是倒塌房屋的画面，而是真真正正出现了人。

《淑媛》：那么小说中，这种挣扎的“钝疼”书写过程，有无现实依据的素材?

张翎：小说中许多细节，都是从案头和访谈中得到的，比如小灯被当作尸体放在路边，后来被雨水冲去鼻中泥沙清醒过来；又比如小达的截肢过程。还有，在阅读资料的过程中，我看见一段回忆，是两个年轻女孩被压在一块水泥板之下，营救人员撬这头水泥板，那头的女孩就会被挤疼。两个女孩就唱歌彼此鼓励，叫营救人员在救自己的时候“轻一点”，不要伤着另一个女孩。这个情节是《余震》里双胞胎被压在水泥板之下，母亲当时只能选择救一个的情节雏型。

《淑媛》：通过小灯丈夫的名字“杨阳”，能感觉到你对这个角色的偏爱，他在小灯心理救赎之路上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张翎：我的确是想以他对人世间的阴暗面似乎十分懵懂无知的阳光个性来影响小灯的。他努力了很多年，最终未能完成救赎的工程，这个工程太巨大了，他不可能背负起整个时代压给小灯的全部重量。最后他放弃了，是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一个人内心没有阳光，外在阳光的能量是不够使他复苏的。

《淑媛》：你一直强调原著在讲疼痛，电影在讲温暖，那么电影《唐山大地震》中最让你感到温暖的情节是什么?同时，在原著小说的书写过程中，让你感到那种“钝疼”的情节是什么?

张翎：小说中小灯几近疯狂的头疼和失眠，后来导致的多次自杀未遂，应该是“疼痛”的表现，而电影中方登三十多年之后重新踏上唐山的土地，母女重聚，一起分享家庭照片，应该是“暖”的一个极致例子。其实“疼痛”和“治愈”密不可分。直面心灵创伤是重建生活的第一步。承认人在自然力量面前的软弱和无能为力是勇敢者的行为，过去那些“人定胜天”式的铁板口号是愚昧而有害的。一旦人敢于面对自身和他人的无奈，重建生活的漫长隧道里就已经现出光亮。

亲历者眼中的1976年：噩运来得太突然

作为同名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的作者，钱刚喜欢用“真实记录历史”来定义自己的这本书，他称他的《唐山大地震》为非虚构唐山大地震，用以区别冯小刚的同名电影。

“一个人一生中如果见过唐山废墟，你就知道，什么叫巨大的灾变、人类的噩运。”这是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的作者钱刚在书中写的一句话。时至今日，当他再次谈及唐山时仍会说，“被淡忘的日子它本应被记忆，而被突然提起，却每每在不忍回首之时。”

有时记忆并不随着岁月的消逝而衰减，无论钱刚身在上海、北京、广州、香港，多年前的文字仍像一个符咒，时时萦绕在耳边：24万人无疑是一个悲哀的整体，他们带走了完整的活力，使得唐山至今在外貌和精神上仍有残缺感。一切似乎都逝去了，一切似乎又都遗留了下来。

实际上，1976年初次去唐山时，钱钢是没有写作想法的。“因为当时我不是一个职业记者。我只是本能地记录。”钱钢本能地记下了那“政治的1976年”：8月12日，在唐山、丰南一带的断壁残

墙上，他看到很多用炭水刷的大标语，比如“它震它的，咱干咱的!”比如“活下来的拼命干，建设更美好的新唐山!”又比如“哪怕唐山遭了灾，大庆红花照样开”。钱钢的印象里，1976年的日子过得特别快，尽管有如此多的困难。可很快他又意识到，这并不意味着，你的天国，你的伊甸园就出现了，因为还有后痛。这是后遗症。

1985年春节前后，钱刚为写作《唐山大地震》又来到唐山住了一个月。他当时下决心要找到地震目击者，这样的人不多，但他还是寻找到了10位，有深夜值班的医院护士、电厂工人、火车站职工……他用单位刚发的SONY微型录音机录下他们的回忆。同时，他1976年在震区记下的故事、细节，在重新采访核查后逐一复活，并引出更多的大灾难实况。“太匆忙、太急促，死亡就发生在一刹那间。惨淡的灰雾中，最令人心颤的，是那一具具挂在危楼上的尸体。有被震断的桥梁上砸裂的头耷拉着；有的跳楼时被砸住脚，整个人倒悬在半空。他们是遇难者中反应最敏捷的一群：已经在酣梦中惊醒，已经跳下床，已经奔到阳台或窗口，可是他们的逃路却被死神截断了。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在三层楼的窗口已探出半个身子，沉重的楼板便落下来把她压在窗台上。她死在半空，怀里抱着孩子，在死去的一瞬间，还本能地保护着小生命。随着危楼在余震中摇颤，母亲垂落的头发在雾气中拂动。”……

《唐山大地震》观后感 篇4

今天，老师让我们观看一场电影，《唐山大地震》。这件事发生在1976年河北省的唐山。

故事主要讲了方登一家的经历，当地震来临前，他们家的金鱼不停的往外跳，而在熟睡的小男孩方达和小女孩房登并没有察觉。过了一会，天空忽然变紫，一眨眼间，天旋地转，房屋倒塌，发出了山崩地裂的声响，方登和方达爸爸妈妈前来搭救他，这时候他们的爸爸不惧危险冲进大楼，恰好被倒塌的房屋压到，不幸去世。放达和方登也都被压在一块大水泥板下，当时的情况十分紧急，救援人员说：“只能救一个。”他们的妈妈正在面临生死抉择时，别的救援人员说又有新发现，不能再等了，于是他们的妈妈元妮说救弟弟，弟弟变得救了，虽然死里逃生，但是还变成了残疾。元妮将方登留在那里，临走前还抱紧方登，听别人说：“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于是依依不舍地走了。后来，方登醒了，发现自己身边都是尸体，伤心的走了，方登能被两名好心的救援人员收留了，从那天后，她的很恨妈妈当时没有救她„„

时间飞快流逝，转眼间到了1990年，方登的养母去世了，方达也成就了一番事业，成了董事长。我相信，少了一只手的方达都能成一番大事业，那是四肢齐全的我一定干出一番事业。

2008年，离那次地震已经有32年了，这时汶川又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方登参加了医疗救援队，方达也去救援，一次救援过程中方登遇到了方达，听到了方达的经历，他们一起回到家，她们母女相认，这个家又一次团聚。

唐山大地震观后感 篇5

电影讲述了一个感人的故事：李元妮一家四口幸福地生活在唐山。那本来是很平常的一天，可是，地震来临了，短短的23秒，地陷了，屋塌了，李元妮的丈夫为了救她死了。而她，却面临着两个孩子只能救一个的艰难抉择。可是，面对两个至爱的生命，母亲怎能做出抉择呢？李元妮在痛苦中挣扎，如果可以，她宁可用自己的命去换孩子的命。最终，为了一个生命的存在，她无奈地说：“救弟弟。”就是“救弟弟”这句话在意外获救的姐姐心里却成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姐姐方登活下来了，可她活得似一具行尸走肉，封闭，叛逆，充满仇恨。因为她怎么也无法接受妈妈将她抛弃的事实。

痛苦纠缠着方登，可事实上，更多的苦痛也折磨着她的母亲元妮。方登不知道，母亲在抉择时的心如刀割；方登不知道，母亲在失去女儿后的日思夜想；方登更不知道，每个祭奠日，母亲那一声声肝肠寸断的“登啊，登啊”。

天灾面前，人是多么的渺小。可亲情却会一直伴随着我们，不离不弃。它不会因为空间的转移而改变，更不会因为时间的消逝而消失，就像李元妮和方登时隔32年的相遇，所有的爱恨都化作两行清泪，默默地流淌。

亲情是一瓶陈年佳酿，经历的时间越久，越醇香四溢，因为那酒里只有一个字——爱。因为爱，李元妮救下了儿子；因为爱，李元妮固守他们的老宅；因为爱，方登解开了几十年的心结；因为爱……

唐山大地震观后感 篇6

1976年7月28日，一个普通的星期三，许多蜻蜓在低空飞着，空中满是蜻蜓;鱼儿时不时跃出水面，仿佛一场大雨即将来临，人们并没有在意。方大强和妻子元妮在夜里去工作，姐姐方登和弟弟方达早已进入甜甜的梦乡，可他们并不知道，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地震即将来临。凌晨3时42分，大地突然剧烈摇晃起来，姐弟俩被摇醒了，地震来了!这短短的23秒，仿佛是23小时那样漫长，方登和方达被压在同一块板下面，必须要撬开板才能救中孩子。在犹豫中，元妮终于忍痛割爱，含泪选择了救弟弟方达。

因为母爱的力量，方登和方达都活了下来。在如此紧急的时刻中，元妮必须作出决定，两个孩子都是她的心肝宝贝，当她作出决定时内心是多么痛苦啊!因为母爱的力量，才是一家人能够在32年后团聚……

一次放学回家，天一下子变冷了，我冷得瑟瑟发抖，真希望有一件外套来保暖。就在这个时候，妈妈来了，她脱下了身上的大衣，披在了我的身上，暖和的大衣使我一点也不觉得冷，可妈妈的手被冻红了，嘴唇额有些发紫，时不时咳嗽几声，妈妈吸着鼻涕，陪着我一起走回了家。第二天，妈妈发烧了，我却安然无恙，看着妈妈咳嗽的样子，我的心也一颤一颤的。母爱是伟大的，更是无私的，母爱也是不求回报的。爸爸妈妈每天给我们做好吃的，晚上给我们能盖被子，从来也不叫苦叫累，这就是为了我们能生活在幸福的世界里。有时候，父母的一声唠叨，一句话都包含着他们对我们浓浓的爱。就像电影里一样，元妮的一句话，包含着她太多太多对丈夫的爱，对孩子爱，甚至痛恨自己没有救方登，她的一言一行，都在爱着孩子。

唐山大地震的观后感 篇7

一、历史与现状

“大片”流入中国是在20世纪90年代。“1994年中国广电部电影局批准了中影公司经理吴孟辰以分账方式进口外国一流影片的建议, 提出每年可以由中电视系列剧团统一进口10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表现当代电影成就’的影片。” (2) 由于进口的这些影片基本上是好莱坞的大制作, 预算较高, 所以它们又被国人称为10部进口“大片”。这些进口大片数量有限, 其票房却占到当年中国大陆票房的50%以上, 各制片商, 发行商以及国内放映院线也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中国的大片热潮由此开启。

在90年代引进的10部大片中, 1997年由詹姆斯·卡梅隆导演的《泰坦尼克号》无疑是其中的翘楚。作为全球及北美地区历史单部影片票房的第一名, 《泰坦尼克号》蝉联其殊荣长达12年之久, 直到2009年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出现, 《泰坦尼克号》终于退居第二。《阿凡达》以超过5亿美元的制作费用、宏大瑰丽的场面, 并以全球总票房超过20亿美元的佳绩刷新了《泰坦尼克号》的票房神话。

在好莱坞大片庞大商业利润的吸引和对中国电影市场侵袭的巨大张力中 (2003年之前, 好莱坞大片基本上占有了我国电影市场份额的60%—70%) , 两岸三地的电影人也纷纷尝试大片路线。2000年台湾导演李安拍摄《卧虎藏龙》, 制作预算为1千5百万美元, 其在全球票房为2亿2千8百万美元, 并一举夺得当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 真正开启了华语大片时代的到来。受《卧虎藏龙》商业成功的鼓舞, 中国亦有越来越多的高投资的电影被制作发行, 很多知名导演亦纷纷为大片转型, 华语电影也从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下表为2000年以后, 堪称华语大片, 票房过亿元的电影:

(注:以上数据来自网络)

这些国产大片虽然也云集了诸多国内一线大明星、相对于其它国产电影也确是高投资、大制作, 也不乏大场面, 但其观影效果和票房却未必总能如初所愿。《满城尽带黄金甲》被认为是一部“东方式的眼花缭乱的视觉盛宴”, 形式上虽已达到大片的视听觉刺激, 但成亦形式, 败亦形式。张艺谋对《雷雨》的“创意性”改编使其时代意义和文化反思丧失殆尽, 中国戏剧史上的经典仅仅成为徒有空壳的噱头, 《满城尽带黄金甲》不能不说是一部内容苍白的形式主义影片。《夜宴》因厉王诙谐的形象及文白夹杂、古今结合、中西结合的台词让一部严肃沉重的宫廷悲剧严重变质为喜剧而让人诟病。2010年1月22日《孔子》上映, 同档期的《阿凡达》仍在热映, 消息一出, 很多人自觉地担心《孔子》会被《阿凡达》覆灭, 然而正如大多数国家的电影保护政策一样, 《阿凡达》的2D版 (普通版) 在《孔子》上映之日统一下档, 只保留该片的普通3D版、IMAX版。在这样强力的保护政策下, 《孔子》终于收获一些票房。然而, 导演陆川观看《阿凡达》之后在其博客里表示了对卡梅隆的仰慕和赞美, 并为中国电影人表示羞愧, 表示是一次集体服气的完败。

面对国外大片好口碑、高票房的来势汹汹, 国产大片总是宣传造势“声威显赫”, 最终票房却犹抱琵琶半遮面。在对真相的探寻中, 有人尽心地评选出每年的十大炮灰电影, 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些票房严重掺水的炮灰电影中, 国内所谓的大片亦不在少数。当中国电影人和观众惊呼美国大片是“狼来了!”的时候, 国产大片如何才能摆脱被吞噬的命运?中国, 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大片?

二、启示

国产大片和美国大片较量过程中的失利, 很多人将之归结为技术上的原因。本人认为问题的症结首先不在技术, 而在故事内容本身。中国电影, 尤其是大片在故事讲述方面极为欠缺, 华而不实的通病极其严重。

2009年10月上映的田壮壮《狼灾记》是个典型。此片宣传时号称是导演五年磨一剑的绮情巨制, 本片故事原型也是根据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提供的日本著名小说家井上靖的小说取材, 再加上导演本身在中国电影界中的影响力, 据此, 观众可以信任地推测本片应该是一部值得期待的大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第五代鼎盛时期田壮壮曾放言:我的电影是拍给下个世纪的人看的。他也被一些电影人、文化人看作是最有希望成为大师的中国导演, 但是在已经是“下个世纪”的《狼灾记》上映后的反馈却又是另一番景象。观众普遍反映故事情节不够饱满充实, 叙事不够清晰完整, 空有高山大漠、林海雪原的宏大场面和美景。对此, 田壮壮在影片上映后参加一个访谈节目时意味深长地说:中国现在不需要大师。中国需不需要大师我们暂时不做讨论, 但事实是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的观众一样需要大片。《狼灾记》除了评论上的失利之外, 票房回收也仅有400万。类似这种被寄予厚望却在评论或票房中大为失利的中国大片还有陈凯歌《无极》、冯小刚《夜宴》、张艺谋《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吴宇森《赤壁》、胡玫《孔子》等等。从这些大导演的大片中, 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大片, 绝对不只是场面的宏大、投资的巨大、演员的国际化或知名度这些空壳, 大片同样需要重视故事、重视故事的讲述方式。事实证明, 中国电影缺乏的不只是技术, 更是故事。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故事, 是绝大多数商业片的生命线。纵观上表堪称华语大片的电影, 可以发现, 中国大片非常偏好从历史素材中取材 (3/4的比例) , 对当下现实地关注严重欠缺。诚然, 美国大片中也不乏《魔戒》、《亚瑟王》等历史题材, 但更不缺乏《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第5元素》、《哈利波特》、《星球大战》、《生化危机》、《侏罗纪公园》、《阿凡达》、《2012》等等立足于美国近现代史, 更立足于当下, 思考未来, 表达科技飞速发展对人类社会巨大影响的优秀影片。对比中美大片取材, 中国大片显然缺乏关注现实的勇气、思考未来的大器, 固然容易失去观众真正的热情与关注。

另外, 中国大片过分重视海外观众的观影心理, 甚至一味以古老中国的种种元素“媚外”, 在表面符号化的中国元素中, 影片早已丧失了 (有意忽略) 厚重的本土文化内涵。以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丧失为代价的视听盛宴背后, 中国大片的内核却显得极度匮乏, 极度苍白无力。种种形式大于内容、形式谋杀内容的惨败也正是中国大片在故事方面的症结所在。

国产大片和美国大片较量过程中失利的第二个因素在于导演的定位模式。目前活跃在中国影坛的大陆导演是第五代和第六代。基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 第五代导演和第六代导演在各自的影片定位上显得泾渭分明。第五代执著于历史题材、对画面的构图尤其讲究、造型意识强烈, 这样的情怀延续至大片, 则成了大片亦以古老中国的种种历史故事为主, 关注画面表面的视觉冲击力。第六代导演在第五代导演赫赫声名和社会政治的强大压力下逐渐浮出水面。为了冲破第五代的束缚, 获得自己的一片天地, 第六代导演普遍关注当下社会的边缘人物, 影片表达带有强烈私人性的体验、主题低沉、镜语体系写实化。虽然与美国大片一样是对当下社会的关注, 但第六代强烈私人性体验的表达却严重缺乏了主题的宏大与普适性, 对全人类共同关注的科技后遗症、全球变暖、环境污染等问题的短视, 使之局限于极度的自我、小我情怀, 难以获得大众的认同。第五代与第六代导演应打破自己电影的固定模式, 放宽眼界与胸怀, 敢于探索与创新, 在电影的题材与主题精神上尽量与当今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以及观众在精神需求和审美上已经极大提高的受众语境匹配。

在大片时代到来的当下, 中国大片唯有定位明确, 而不仅是形式化的跟风美国大片或者内容上肤浅地媚外, 才能扭转颓势, 获得稳定、健康的可持续性发展。

摘要：大片盛行的时代, 面对美国大片好口碑、高票房的来势汹汹, 国产大片如何才能扭转颓势, 获得稳定、健康的可持续性发展?中国, 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大片?

关键词：大片,票房,症结,故事

注释

1 《世界电影史》 (美) 克莉丝汀.汤普森著, 陈旭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第122页。

唐山大地震中的救灾内幕 篇8

7月28日凌晨3点42分，河北唐山上空电光闪闪，惊雷震荡；大地狂风呼啸。强烈的摇撼中，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在顷刻间被夷为平地。

7.8级强烈地震，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罕见的地震灾难，也是世界地震史上最悲壮的一次劫难。

地震摇撼中南海

地震发生时，住在中南海游泳池书房的毛泽东，病情已经特别严重，这位当年“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伟人，已经83岁。神智处于昏迷半昏迷状态。按照中央的分工，华国锋、张春桥和王洪文、汪东兴分两班轮流值班守护。这天，华国锋和张春桥值完前半夜班，已经回去休息。后半夜值班的是王洪文和汪东兴。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也参加了值班。6月，毛泽东因患心肌梗塞已被抢救一次，虽经多方抢救，病情一直不见好转。当大地突然颤动起来，毛泽东住处大厅门窗上的玻璃“哗啦啦”地响个不停，地下也有拖拉机发动般轰轰的响声，毛泽东的病榻摇晃不止……

王洪文、汪东兴、张玉凤感到情况异常，预感可能是发生大地震，急速向毛泽东的卧室走去。毛泽东住处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此时的毛泽东身穿睡衣，半躺在床上，双目微闭，他明显感到了地震，但是，他并没有因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而恐慌。由于说话很困难，他便摆摆手，大概想对工作人员说，不要惊慌。

这时，有人喊：“小周，快!主席的头。”

毛泽东的住房是平房，砖木结构，工作人员周福明听见喊声，立即抱着毛泽东的头部，弓下身挡住，以防止房子掉下东西砸着毛泽东，其他工作人员赶紧找到一个大被单，几个人拉住四角，罩在毛泽东的床铺上面。

经过一阵短暂剧烈摇晃，很快平静下来。这时，汪东兴走到毛泽东的床前说：“像是地震，我再去了解一下，了解清楚后再向主席报告，请主席好好养病，不要着急。”不多时，回到家中休息的华国锋，被地震摇醒后，也飞快赶到毛泽东的住所。天亮后，经医生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把毛泽东转移到防震的房子一游泳池南的“202”。“202”住所是1974年专门为毛泽东修建的房子，是中南海重大战备工程的重中之重，建成验收时，还进行了防原子、防化学、防辐射等检测。

守护领导和警卫战士用担架把毛泽东抬走时，毛泽东已服过安眠药，刚刚入睡，他并不知道。醒后，毛泽东发现住处发生变化，立即向工作人员询问：“这是什么地方，怎么把我弄到这儿来了?”他一再要求回原来的地方去。华国锋走到毛泽东床前，解释说：“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定的，考虑到主席的安全。”毛泽东还是执意要回去，华国锋又再三说：“等地震平静下来，主席的身体好些再回去。”毛泽东只好答应下来。

毛泽东安排妥当后，中共中央一些核心成员先后来到中南海紫光阁，紧急磋商地震情况及处置办法。从各个方面汇总地震情况，当时最重要的是要弄清震源在哪里?损失有多大?需要中央具体做什么?

北京军区闻风而动

1976年7月27日，北京军区这天是副司令员肖选进值班。28日凌晨1时，肖选进离开作战值班室，到办公室里的卧室休息。熟睡中他突然被剧烈的摇晃惊醒。肖选进当时就想到是发生了地震，迅速起身赶到作战值班室，要作战值班员迅速查明军区范围内承德、张家口、大同、呼和浩特、太原、临汾、石家庄、保定、天津等地的震情，并尽快与国家地震局取得联系。

各地的震情很快收集上来，发现天津、唐山方向震情严重。肖选进当即派司令部作战部科长朱金台带领侦察组乘车前往通县、三河县、蓟县一带勘察震情。随后，命令作战部将有关情况向总参谋部汇报。

刚布置完这些工作，4时2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打电话询问震情。肖选进首先汇报了收集到的各地震情，并说：“初步判断地震发生在东边，具体情况尚不清楚，已经派人去查。”陈锡联说：“很好!这次地震不同于海城地震，震灾严重，可能是毁灭性的，军区机关和兵种部队要准备救灾。军区要成立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就由你去负责领导，统一指挥抗震救灾工作，判明情况后立即出发。”

肖选进受领任务后，立即着手组织军区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确定了从司、政、后及作战部、通信兵部、机要局等部门抽调部分干部和部队参加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

判明地震就发生在唐山一带后，肖选进当即派北京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李民携带电台，乘直升机先赴唐山地区勘察震情。

清晨6时左右，北京军区唐山机务站报告：“唐山发生强烈地震，房屋倒塌，人都埋在废墟之中，形势非常危急。”不久，李民报告“唐山发生强烈地震，地面建筑几乎全部倒塌，灾情非常严重，必须火速组织救援。”

肖选进立即将最新情况向陈锡联和政委秦基伟汇报。陈锡联指示军区各兵种部队参加抗震救灾。

正午时分，肖选进副司令员和军区副政委万海锋、政治部副主任郑希文、后勤部副部长林杰等北京军区前线指挥部领导到达南苑机场。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省军区司令员马辉、省委副书记马力、省军区副政委谷奇峰，煤炭部部长肖寒等人也刚刚赶到。这一行20余人乘坐安－24飞机，飞往唐山。

李玉林向中央提供了目睹情况

1976年7月26日晚上9点，开滦唐山矿工会副主席、党委委员42岁的李玉林下了矿井，等他筋疲力尽地上来时，已经是27日下午6点了。晚上9点，李玉林又到生产一线转了转，回办公室的时候11点多了。这时，办公室的电话响了。电话是党委书记打来的，有事请李玉林过去一趟。李玉林去了，书记语重心长地跟他谈了一次心。谈话到了12点多，和书记分手后看离家不远，李玉林决定回家一趟。就是这趟回家让李玉林逃过了一劫，因为地震后李玉林发现，他的整个办公室全部倒了，结实的写字台被砸个粉碎，如果他当时在里面肯定难逃劫难，这时他才醒悟书记的电话救了自己一条命。可那位书记却没有躲过地震。

李玉林到家找了碗米汤喝了，并很快睡下。28日凌晨1点多，地震来了。所幸他们家的房子没有倒，小儿子被从炕头震到了炕尾，居然还没有醒，只是脸上满是墙灰。

把爱人和3个孩子扔在空地上，李玉林光脚只穿了条短裤拔腿往矿上跑。他光脚踩在废墟上跑了三四里地，看到房子全倒了，周围没有任何亮光，一片死寂，安静得听得见自己的心跳，他脑袋懵了：唐山不存在了!李玉林冲到了矿上，看见井架都被扭成了麻花，惊魂未定的年轻同志抱着肩膀出大气，就是不说话，那是被惊吓得开不了口了。军人出身的李玉林确信，必须尽快向党中央汇报灾情，只有部队才能应付眼前的局面。他转身就往回跑，希望能找一辆车。恰巧矿上那辆红色的救护车开了过来，车上的司机是崔志亮。随即赶来的曹国成和袁庆武听说要去北京报信，都说“我们也去，多一个是一个”。凌晨4点多，这辆救护车上了路。李玉林在部队当过驾驶员，他分析，地震后越是结实的钢筋水泥桥损毁越严重，因此出唐山最可靠的路线是走木头桥。正是李玉

林的这个正确判断，使他们走上了当时能够走出唐山的唯一道路。救护车一路飞奔，到了玉田县，他们直扑县委机关，但电话拔不通。到了蓟县，电话仍打不通，却意外遇到了国家地震局派出查找震中的人马，简单交流情况之后，由袁庆武陪同地震局的人原路返回唐山，地震局的一位同志上救护车和李玉林一起去北京报信。

救护车从红庙进入了北京城直奔新华门。在新华门门口，救护车停了下来。老远跑过来两位民警，看见光着身子、头上是血、满身是泥的李玉林，都惊呆了。明白怎么回事之后，经民警指引，李玉林他们到了国务院接待站。这时已是早上8点多。接待站的同志知道情况紧急，让他们等一下，立即向党中央报告。

几分钟后，接待站的同志对他们说：“快，去中南海，中央领导要见你们!”

车辆直接开进中南海，在中南海等着他们的是华国锋及几位副总理。有人问：“哪位是李玉林同志?”

李玉林上身披了件修车时用来垫在地上的破棉衣。纪登奎副总理迎出来紧紧抱住他问：“唐山怎么样?你们家里怎么样?”

李玉林像见到了自己的亲人一样，扑在纪登奎的怀里就哭了，他边哭边说：“唐山都平了，我家人怎么样还不知道呢!”当时在座的6位国家领导人都落泪了。

李玉林被李先念和另一位领导搀到了会议桌旁。这时，几位从唐山乘飞机来北京报信的空军的同志也赶到了。

华国锋以非常激动的语调说道：李玉林同志，你是从灾区来的，最了解灾区的实际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你说吧，最需要我们干什么?

李玉林提出了第一条建议，这是在来京途中就考虑好的：“得派解放军，不怕多呀!”这时，只见陈锡联站起身，戴上军帽，一声断喝：“命令!”李玉林竟一下怔住了，原来自己身后站立着陆海空三军的军官，每人手上都拿着一个小本子作记录。陈锡联将军斩钉截铁命令道：“XX军、XX军、XX军……接到命令，不集中、不宣讲，目标—一唐山!”

陈锡联刚口述完命令，刚一落座，李先念随即发问：“开滦煤矿井下有多少夜班工人?”李玉林粗略地算了一下：“8个矿，两万多人。”这时，他提出了第二条建议：从全国各大矿务局，抽调矿山救护队。

随后，李玉林提出了第三条建议：“从全国各省市抽调医疗队，现在唐山连‘二百二都找不到了!”

纪登奎诧异了：“什么是‘二百二?”

吴德答话道：“就是红药水。”吴德是唐山人，担任过唐山市委书记。

向党中央汇报地震情况和提出建议后，李玉林等3人如释重负。临走的时候，中央领导坚持把李玉林等人送出大门，要他们转达“唐山人民要坚强起来”。3个人驱车回到唐山时，天已擦黑。在一辆公共汽车上指挥抗震救灾的唐山市委书记许家信夸赞李玉林等3人“为唐山人民办了一件大事、好事”。从北京报信回来，李玉林才知道，他家里有14人在地震中遇难。

毛泽东最后圈阅的文件

送走了李玉林和空军来汇报情况的同志，中央政治局立即开会，根据北京军区、空军、国家地震局和李玉林等提供的情况，迅速指挥展开全国性的救助唐山的行动。大家研究了唐山抗震救灾方案，进行了具体部署，同时，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

主席：

七月二十八日，唐山、丰南一带地区发生七点五级(后改定为7.8级——笔者注)强烈地震，波及天津市和北京市。据初步了解，唐山市区遭受毁灭性破坏，百分之八九十的房屋倒塌，四十余万居民大部分被压在倒塌的房屋下。天津市亡一万二千余人，其中宁河县亡一万余人，伤几万人，市区倒塌房屋一万余间。北京市亡一百余人，伤四千余人，全市倒塌房屋三万多问。

为了迅速组织力量，进行抗震救灾，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陈锡联、纪登奎、吴德、陈永贵、吴桂贤五同志组成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并在唐山设立前线指挥部，由刘子厚等同志负责。

指挥部成立后，已采取了下列措施：一、立即调动约十七个师的部队，前往参加抗震救灾。目前已有五个师的兵力进入唐山地区，四个师的兵力进入天津市。二、立即从附近几个省的煤矿抽调井下救护队，共约七百余人，赶赴开滦煤矿抢救困在井下的工人。三、由北京、辽宁、山东等地和人民解放军组成五千人的医疗队伍，赴灾区抢救伤病人员。目前已进入灾区的医疗力量有近千人。四、组织力量抢修供电线路、通讯设备和道路桥梁，维护危险水库。五、抢运物资，支援灾区人民，解决生活急需。

中央拟给灾区各族人民和解放军指战员发一慰问电，并由华国锋、陈永贵等同志组成慰问团，立即赴灾区进行慰问。

华国锋七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眼睛患了白内障，但是，他还是艰难地圈阅了这份文件。据《毛泽东传》记载，医疗组成员、神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王新德作了这样的介绍：“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目。这场地震死亡达24万多人，其他的损失难以估量。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嚎啕大哭。”作为一个指挥过千军万马的统帅，不能参加这样大的救灾战役，其内心的痛苦，非常人能够想象。

当天，党中央和国务院紧急调集解放军部队、医疗队和工程技术人员，日夜兼程，赶赴唐山灾区，抢险救灾。8月3日，华国锋又给毛泽东写了一份请示：

主席：

根据地震局的分析，近日北京地区没有发生六级以上地震的预兆，我拟明日(四号)去唐山、开滦煤矿、天津两三天，了解抗震救灾情况，参加慰问活动，妥否请批示。

华国锋八月三日

毛泽东又亲自圈阅了这份文件，毛泽东的秘书还在这份文件上注明“九时半主席看后同意”的字样。

毛泽东指派华国锋出任中央慰问总团团长。8月4日，华国锋受毛泽东的重托，率领中央慰问团赶赴唐山，与已到达唐山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率领的中央慰问团唐山分团一起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看望和慰问唐山人民。

8月4日，华国锋在唐山机场一下飞机，就会见了中共唐山地、市委和开滦煤矿党委的负责同志及各界代表，与他们亲切交谈。5日，中央慰问团的同志到了开滦吕家坨矿、唐山矿察看灾情，同干部、群众亲切交谈，详细询问煤矿井下工人安全脱险情况，并且和大家一起研究迅速恢复生产的问题。6日，中央慰问团又来到全国十大钢铁基地之一——唐山钢铁公司进行慰问。

华国锋还在唐钢广场毛泽东塑像前向群众发表了讲话，他说：“毛主席、党中央对灾区人民非常关心，派慰问团看望大家。这次地震考验了英雄的唐山人民。我们工人阶级表现很勇敢，毛主席、党中央都是知道的。毛主席知道了很高兴，向同志们问好!”在讲话中，余震发生了。但他沉着地对大家说：“余震还继续有，要想办法把棚子搭好一些，搭得坚固一点，离高大建筑物和高压线远一点，能够防雨、防震、防寒，使大家睡好、吃好、把身体维护好。毛主席说，人是最宝贵的因素，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中发

[1976]13号文件)起草后，送毛泽东审阅。8月18日，毛泽东再次圈阅，这是毛泽东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中共中央文件。

这天，距离毛泽东病逝，仅剩21天。

毛泽东在唐山地震后，亲自圈阅的这几份重要文件，充分体现出他对地震灾区人民的关怀和厚爱，毛泽东在他最后的时光里，仍在做着他早年立下誓言的那件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军队和各省的救援队伍齐聚唐山

根据中央部署，由于新增加了沈阳军区的救灾部队，于是重新调整了救灾部署计划。北京军区所属部队，除唐山地区驻军外，主要是从西南方向进入市区，沈阳军区部队全部从市区的东面开进。

根据军委和总部指示，参加抗震救灾的沈阳军区和军委各军兵种部队，统一归北京军区前指指挥。北京军区党委决定成立前指临时党委，由肖选进任书记，万海峰和迟浩田任副书记。遵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在唐山机场成立了河北省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由刘子厚任指挥部领导小组组长，肖选进和万海峰任副组长。这样，军队和地方的指挥就统一起来了。

救灾部队全部到达后，按照前指分三大片部署的计划全部展开。救灾部队总计12万余人，各型车辆8000多台。

救灾部队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对埋压在表层的群众，展开普遍抢救，尔后对坍塌的楼房进行攻坚抢险。没有作业工具，战士们硬是靠双手和就地找到的钳子、铁锹、镐头、千斤顶和木棍等简易工具，扒碎石，掀楼板，扯钢筋。许多战士指甲剥落，双手血肉模糊，但从没有人喊苦叫累。随着时间的推移，废墟中的幸存者越来越少了。救灾部队成立了许多“侦察组”，在晚上环境安静时，到废墟上屏息静听地下的动静，小心敲打听下面的回音，一有动静，立刻出动，奋力挖掘。

经过救灾部队的日夜苦战，从塌房残楼下共救出1.64万名遇险群众。基建工程兵因其熟悉建筑工程结构、有较强的机械设备和起吊经验，在抢救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昼夜奋战中，救灾部队共挖掘尸体7.3万余具，掩埋尸体9，7万余具，不仅使死难者人士为安，而且极大地改善了灾区的卫生状况。震后唐山市地方卫生、财贸机构一度瘫痪，70多万受灾民众衣、食、住、医无着，10多万救灾大军开赴灾区后，同样需要保障供给。在这种情况下，后勤保障成为维系灾区的生命线。抗震救灾的后勤工作，既要保障部队，又要协助地方安排好灾区群众的生活。前指后勤组，成立了指挥、政工、供应、卫生、运输、防疫和营房等组。军地联合成立了医疗抢救、抢运和卫生防疫领导小组，设立了联合办公机构，本着先灾民、后部队的原则，很好地完成了抢救和外转伤员、抢运和分发救灾物资、供应保障救灾部队和受灾民众，以及卫生防疫等各项任务。

军队派出的125个医疗队，5400多人，各省市区派出的138个医疗队，1.04万多名医务人员，昼夜奋战，先后医治伤员上百万人次，抢救危重伤病员4.5万多人，做各种手术2.88万多例，不仅使就地留治的伤员得到了及时治疗，并且根据中央统一安排，对一个月内不能治愈的重伤员，及时向全国11个省市区转运9.35万多名，共计动用火车159列次，飞机470架次。

在100多个日日夜夜的并肩战斗中，子弟兵与灾区人民结下了极其浓厚的鱼水情谊。在抗震救灾过程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及北京军区领导多次到灾区慰问受灾群众和救灾部队，充分体现了对灾区军民的关怀，增强了灾区军民战胜自然灾害的信心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