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章的名人名言（精选5篇）
1、人生在世，事业为重，
2、理想必须要人们去实现它。这就不但需要决心和勇敢，而且需要知识。
3、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休，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为范畴。
4、能够献身于自己祖国的事业，为实现理想而斗争，这是最光荣不过的事情了。
5、你们朝着伟大的.目标前进的理想，将是使你们勇敢地走进生活中去的鼓舞力量，
6、人生有世，事业为重。一息尚存，绝不松劲。东风得势，时代更新，趁此机，奋勇前进。
7、我并无过人的特长，只是忠诚老实，不自欺欺人，想做一个“以身作则”来教育人的平常人。
一、吴玉章大学管理思想与实践概述
1. 从严治校。
吴玉章从小喜读史书、坚韧沉毅、忠厚笃诚、学识渊博, 这都与他从严要求自我有很大关系, 加上后来在海内外游学的经历, 使吴玉章很早的时候就明白学校从严管理的益处[1]5。他认为, 一所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除了与学生本身的素质有关外, 最重要的就是大学的管理质量的高低。对于非原则性的问题, 例如大学生日常生活琐事在管理方面可以适当放宽要求, 给大学生们独立的空间和机会。而对于原则性的管理问题要从严要求, 例如大学要科学有效管理, 就必须制订周密详细、兼具导向和督导作用的各种教学和管理计划, 并视之为大学里一种应该有的钢铁纪律。吴玉章常说, 没有纪律和没有目的一样, 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好大学的;大学就像一台十分复杂的机器, 包括螺丝钉在内的每一个部件都不允许出现故障, 而要让这台机器正常运转, 每个部件的运作都必须是事先计划好的。因此, 吴玉章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到中国人民大学, 在所主管的每一所大学里, 他都要求每一个系部的每一个专业在进行教学实践之前必须拿出详细的教学计划, 其内容包括任课老师姓名、课时量、上课时间和地点等等, 从而在保证教学有序基础上提升教学质量。吴玉章对大学纪律的严要求从一则小故事中便可见一斑。
吴玉章到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之前, 该校纪律松弛, 师生腐败不堪, 老师还留着清朝的发辫上课, 学生中的小姐少爷坐轿乘车上学, 且经常旷课、早退、迟到, 整个学校管理极为混乱。吴玉章出任该校校长后, 第一件事便是对学校管理进行严厉的整顿, 加强纪律、革除陋习。他亲自制定校规, 严禁学生坐轿乘车上课、严禁无故旷课、早退、迟到, 强制要求学生改穿新装校服, 换掉马褂长袍。对违反校规的师生, 吴玉章严惩不贷。有一个学生屡犯校规要被吴玉章开除出校, 该学生的家长在当地有权有势, 多次托人或亲自上门向吴玉章求情, 吴玉章也不为所动, 坚决作出开除的决定。经过一番强有力的整治, 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的面貌大为改观, 师生精诚团结、孜孜不倦、朝气蓬勃, 该校而后成为四川地区进步的革命势力大本营。
2. 建立良好学风。
学风是贯彻实施某一教育思想的强大精神力量, 建立良好学风是大学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吴玉章认为, 良好的学风建不起来, 大学的先进性肯定也建不起来, 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更是不可能。吴玉章始终对大学学风建设十分重视。早在他担任延安大学校长期间, 就为这所大学的学风建设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应使学员们具有实事求是、艰苦朴素、团结互助、民族自治、勇往直前、不畏不惧的作风。这一学风建设提出的初衷就在于改掉延安大学里经常表现出来的那些骄傲自大、自以为是、华而不实的不良思想作风。在华北大学担任校长期间, 吴玉章把他之前在延安大学的学风建设之言浓缩成了“虚心、朴实、团结、忠诚”八个字, 作为华北大学的校训。到任中国人民大学后不久, 吴玉章就为校歌写了歌词, 并以校歌歌词为基础, 提炼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作为人民大学的学风要求[2]32。由此可见, 在吴玉章的大学管理实践中, 学风建设历来是他非常看重、首要解决的一大问题。
3. 培养学生独立精神。
尽管吴玉章对大学管理的要求一直以严格著称, 但在对大学生的管理上, 吴玉章一直反对管束从严、事事干涉的教育和管理方法, 并将其视为封建的、不健康的管理。吴玉章认为, 新中国的青年学子就应该活泼、开朗、诚实、勇敢、有理想、有朝气, 过多的清规戒律只会束缚他们的思想、禁锢他们的思维, 使他们变得唯唯诺诺、谨小慎微、不敢大胆创造、不敢独立思考, 这显然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要求相违背。只有具有独立精神, 才能使大学生焕发出一波接着一波的学习和工作积极性。但与此同时, 吴玉章也坚决反对独立精神滑向极端的放任自由。他强调必要的、原则性的学生管理制度和组织纪律性, 绝不允许散漫、懒惰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学生中出现和蔓延。
二、吴玉章在中国人民大学的管理实践活动
1950年10月3日, 在党中央和政务院的决定下, 中国人民大学作为新中国第一所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等学府诞生, 吴玉章被任命为校长。他将建国前大学管理实践的丰富经验全部倾注到新建成的中国人民大学的管理实践中, 集中展现了他大学管理实践的能力与艺术。
在教学工作管理方面, 1950年的新生开学典礼, 吴玉章在致词中就说道:作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 要时刻以马列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 建立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要在精通学科业务和专业技术基础上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建设实践, 并在其中锻炼和强化自己的专业技能;要对国家在外交、文教、经济等领域的政策正确把握;要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以此次开学讲话为指引, 中国人民大学在吴玉章的倡导下将马列主义基础、哲学、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定为所有专业学生的必修课, 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在招生工作管理方面, 吴玉章从一开始就制定了“面向工农”的工作方针。中国人民大学早期的学生中, 除了爱国进步青年外, 其余大多是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 他们中很多都获得过战斗英雄或劳动模范称号。吴玉章作为校长, 非常重视在校学习的工农干部的学习生活情况。他多次邀请劳动模范郝建秀、工农作家高玉宝等人参加座谈会和学校管理会议, 听取他们针对大学学习和生活方面的意见, 同时也帮助他们解决在校期间所遇到的实际困难。为了让更多工农中的优秀分子进入大学学习, 吴玉章在中国人民大学创设大学预科, 后来又将其改名为工农速成中学, 为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中培养知识分子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科研工作管理方面, 吴玉章坚决贯彻和执行我党“百家争鸣”的工作方针, 不断提升教学质量与科研水平。在多次与学校科研工作者的座谈会上, 吴玉章反复强调科研要精深、要广博, 其最终目的一定是为人民服务。他还通过自己的影响力, 多方获取了宝贵的科研经费和仪器设备, 极大鼓舞了科研人员的工作士气。
在吴玉章的科学管理和积极实践下, 中国人民大学继承发扬着解放区办学的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 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它勤俭办学、艰苦奋斗, 坚持大学生、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 以又红又专为方向不断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 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专业人才, 也为今天中国人民大学享誉海内外打下了坚实基础[3]119。
总而言之,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从事大学管理工作时间最长的先辈之一, 集无产阶级教育家和革命家于一身的吴玉章始终将大学管理实践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致力于建立有鲜明中国革命特色的大学管理模式, 有力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的建立, 为吴玉章践行多年来累积而成的大学管理思想提供了良机, 他也充分抓住了历史机遇, 在17年的管理实践中为这所高等学府不断迈向新的发展高度作出了应有贡献。
参考文献
[1]李新.吴玉章回忆录[M].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8.
[2]金成林.吴玉章教育文集[M].四川教育出版社, 1989.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为吴玉章补办六十寿辰庆祝会，毛泽东在会上有感而发，说出了这段后来被人们广为传诵的话。
其实，无论是在此前还是此后，只要了解吴玉章非凡经历的人都会知道，他得到毛泽东如此肯定的评价，是当之无愧的。
荣县首义
1878年12月30日，吴玉章出生于四川省荣县双石桥蔡家堰的一户农家。父亲吴世敏虽在家务农，却嗜书如命，母亲曹氏是个贤惠善良的农村妇女。家有良田五十余亩，也算得上殷实之家。吴玉章是家中三男两女中最小的，7岁时父亲去世，但因为家里有大哥支撑，他还是受到了良好的儒家传统教育。
1892年大年初一，14岁的吴玉章跟二哥一起前往成都，入读尊经书院。不幸的是，半年之后母亲得急病辞世，兄弟二人不得不辍学奔丧回家。料理完母亲后事，二哥在墓前搭了间茅屋，独处三年。这期间，吴玉章几乎每天晚上都与二哥呆在一起，学到了许多东西，他们常常设想，将来一定要效仿历代名士，作一番非常事业。
18岁那年，吴玉章与邻县女子游丙莲完婚，虽说是媒妁之言，但游丙莲克勤克俭，温婉贤淑，小两口的日子倒也美满。
1903年正月，吴玉章决定随二哥吴永锟去日本自费留学，当时家中已是一贫如洗，大哥变卖田产，凑得二百多两银子给他们做盘缠。当年3月，他们到达东京，入弘文师范学习新式教育。
当时的日本已聚集了一大批中国留学生。沙俄强租中国旅顺口后，旅日留学生成立了拒俄学生会，倡议组织义勇军抗俄，吴玉章和二哥也签名参加。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同盟会总理。同盟会设评议、执行二部，吴玉章当选为评议员。在后来的自传中，吴玉章说，“过去常以忠君爱国为念，但又以为一人一代效死而卑之。现得三民主义的革命理沦，对革命倍加积极坚强了。”
1907年，吴玉章在东京主持创办《四川》杂志，但一年后就因“鼓吹革命”、“激扬暗杀”等罪名被查封。1910年7月，吴玉章冒险潜赴北京，营救因谋刺载沣失败而被捕的黄复生和汪精卫，未能成功。随即，他前往香港，参与谋划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并具体负责运送军火的工作。广州起义最终失败，72位烈士葬于黄花岗。民国成立后，建起七十二烈士墓，碑记中吴永珊（吴玉章字永珊）被称为“当日未死同志”。
1911年9月，同盟会派吴玉章回四川组织宣传革命。当时四川保路运动风潮汹涌，保路同志会成立，以“拒借洋款，废约保路”为宗旨，参加的群众达到数十万人。吴玉章回到荣县老家，与同乡龙鸣剑、王天杰共同举事。9月25日，荣县召开各界大会，吴玉章发表演说，宣布荣县独立。荣县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政权的地方，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
荣县独立后，吴玉章掌管全县军政大计。不久，吴玉章赶赴内江，领导内江独立，任行政部长，随后又组建内江军政府。
荣县起义比武昌起义要早两个月，被时人誉为“首义实先天下”，荣县也被后人称为“辛亥革命首义城”。
民国风云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宣布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应孙中山邀请，吴玉章赴大总统府秘书处工作。但是，几个月后，袁世凯篡权就任临时大总统。到1913年，袁世凯图谋复辟，国民党与北洋军阀的矛盾日益激化。当年7月，国民党人李烈钧在江西举兵讨袁，二次革命爆发，各省纷起响应，吴玉章在四川全力促成革命党人团结讨袁。不过，由于兵力不济，革命很快失败。吴玉章的二哥闻讯悲愤不已，双目几乎失明，在荣县家中书房内悬梁自尽。袁世凯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吴玉章等国民党人，吴玉章只得逃亡法国避难。直到1915年底，吴玉章才在法国听到二哥辞世的噩耗。兄弟二人自幼便在一起读书，尔后又一起参加同盟会，投身革命，不想革命未成，二哥却已惨死，吴玉章悲不自禁，唏嘘不已。
袁世凯称帝后，唐继尧、李烈钧、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发表檄文，誓师讨袁。逃亡法国的吴玉章由法国议员介绍接触到多名英国政党领袖。经过努力，吴玉章说服了英国人，使他们答应不借款给袁世凯。后来，袁世凯果然从英国没借到一分钱，加上全国各地一片倒袁声，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不久之后暴病身亡。
1917年，吴玉章回国，参加了护法运动，接着出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校长。
1925年，吴玉章在北京由赵世炎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5月初，中共北方组织派遣吴玉章到上海，面见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和秘书长王若飞。由于吴玉章同国民党历史关系深厚，中共中央决定不公开吴玉章的共产党员身份，留在国民党内做统一战线工作。
五卅惨案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提议吴玉章回川组织国民党。8月，吴玉章在重庆改组国民党，并选出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可是，当11月底吴玉章率领四川代表到达广州时，却只看到了湖北代表董必武、向忠发等人，其他各省代表还未选出。大会一拖再拖，吴玉章心急如焚，认为代表大会再不召开，国民党即有解体之虞。于是，由谭平山提议，吴玉章临危受命，出任大会秘书长。此时距大会召开还有20多天，吴玉章坚持不改日期，安排出大会专刊，致电各地催选代表，各项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1926年1月1日，大会顺利开幕。宋庆龄、何香凝专门致电感谢吴玉章，说他拯救了国民党。
1927年3月11日，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吴玉章被选任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成为国民党中央九大核心人物之一。
“延安五老”
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吴玉章奔赴南昌，参加了周恩来亲自领导的“八一”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南昌起义胜利后，起义部队挥师南下，欲夺取广州，却在途中遭受重挫。随军南行的吴玉章作为非军事必需人员被分散，历尽艰险到达香港。由于在国内认识吴玉章的人太多，使他不便在险恶环境中工作，我党决定派他赴苏联学习。
1927年底，吴玉章到达苏联，一年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改为中国劳动共产主义大学）特别班学习。当时吴玉章已经50岁，但仍是一个很用功的学生，而且学习成绩最好。1930年，学习毕业的吴玉章与林伯渠一起被分配到远东工人列宁主义学校任教。
1935年10月，刚刚参加过共产国际七大的吴玉章被我党派往法国，创办《救国时报》，以中间立场宣传统战新政策。《救国时报》于1935年12月9日在巴黎创刊，创刊号上刊登了朱德、周恩来和红军各军团长及全体指战员致东北抗日联军及全国诸军政领袖、部队官兵、民团弟兄的“快邮代电”，呼吁团结抗日。此文是在莫斯科拟就，迅速传到国内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当时在海外的中共媒体中，《救国时报》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创刊不到一年就发行两万份，而且不仅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大城市里半公开地流行，就是在西康、新疆等边远地区和若干小城镇也拥有读者，甚至还传到了远在东北深山丛林里的东北抗日联军手中。红军已接近北方抗日前线的消息，也通过该报到处传扬。
1938年3月，吴玉章参加伦敦世界反侵略大会后回到国内。当年年底，在一次与蒋介石的会面中，蒋介石对吴玉章说：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但吴玉章的回答却很干脆：“我加入共产党是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惟一正确道路，对于这一点，我是不动摇的，决不会二三其德，毫无气节的！”
1939年11月，吴玉章由重庆回到延安。
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为刚刚到达延安的吴玉章补办六十寿辰庆祝会。吴玉章自参加同盟会开始，从事革命斗争数十载，当时已经是老资格的革命家，与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一起，被誉为“延安五老”。所以，对这次寿辰庆祝会，中央非常重视。
会上，毛泽东给予吴玉章很高的评价，除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段有名的话，毛泽东还讲道：“从同盟会中留下到今天的人，已经不多了，而始终为革命奋斗，无论如何不变其革命节操的更没有几个人了。要这样做，不但需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然就不能抵抗各种恶势力恶风浪，例如死的威胁，饥饿的威胁，革命失败的威胁等等，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经过这样无数的风浪而留下来的。”
在延安期间，吴玉章先后担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等职务。抗战胜利后，吴玉章随周恩来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与毛泽东等开国元勋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吴玉章，见证了这一庄严的时刻。
文字改革
有一个传闻，说的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某一天，在延安某地的一个订立契约的仪式上，作为保人的一名先生戴起老花镜，一边捋着自己的山羊胡子，一边拿起契约单大声读了起来。先生一张嘴，大伙都哄笑起来：明明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书生，竟然是满口的胶东口音。先生瞪了哄笑的人群一眼：“懂啥？这是标准的读法！”说罢，又用那标准的山东口音朗读起来。有人纳闷：怎么在相距那么远的陕北会流行山东话呢？还被称为标准读法？
原来，这是吴玉章在苏联远东工人列宁主义学校任教时，与林伯渠一起创造的“普通话”。据说当时有大量的山东籍华工在远东地区，他们既不会写中文，也不懂俄文，为了方便他们与家人的书信沟通，吴玉章、林伯渠与苏联一些研究文字学的学者参照瞿秋白的方案，以山东音为基础，以拉丁字母为形式，创立了拼音文字。
吴玉章幼年读书时，就深受汉字难学、难认、难记、难懂之苦。青年时代留学日本及流亡法国期间，他接触到日本的“假名”拼音和欧洲的拼音文字，觉得拼音文字比方块汉字优越，于是立志改革汉字。在苏联的学习和工作让他得到了这个机会。回到延安后，他又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军民中开展新文字运动，推行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
在推行新文字过程中，吴玉章曾经有两个不正确的观点：一是认为文字属上层建筑，且有阶级性；二是认为实现拼音化以前，不需要很多准备。后来他认识到这些观点是不正确的，“没有估计到民族特点和习惯”，“认为汉字可以立即用拼音文字来代替，这事实上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幻想”。
1949年，吴玉章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为了有效地扫除文盲，需要迅速进行文字改革。当年9月1日，毛泽东指定吴玉章、成仿吾、范文澜、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等共同组织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周恩来提出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努力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为实现文字拼音化积极创造条件。
1952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开始草拟汉字简化方案。1954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更名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直属国务院，吴玉章担任主任。1955年1月，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向全国各地征求意见。在当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吴玉章作了《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的报告，指出“我国人民已经有了文字改革的明确的方向和目标。”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讨论了周总理提出的关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议案和吴玉章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决定批准汉语拼音方案，并在全国推行。从当年秋季起，全国小学开始教汉语拼音。
文字改革是吴玉章的一个梦想，而正是通过吴玉章和众多文字学专家的努力，使这一梦想终于成为现实，也成为新中国的一项国策。
人大校长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各种建设干部的需要，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大学。鉴于中国人民大学担负着极其重要的任务，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名，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德高望重的吴玉章为第一任校长。
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办学条件极其简陋，像样的教室没有几间，经常要露天上课。吴玉章带领全校教职工，克服种种困难，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学校的各项工作就步入正轨。当时，学生的来源大部分都是工农干部和战斗英雄，吴玉章结合他们的特点，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上因材施教。1958年后，吴玉章发现学校在贯彻党中央“教学与实际相联系”方针的过程中，师生参加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过多，以致学校秩序混乱，教学质量有所下降，于是便及时指出，学校终归是学校，学校是传播知识的地方，教师和学生在校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教和学，没有稳定的教学秩序，便不能保证教学质量。
吴玉章人生的最后17年，虽然年高体弱，又承担了文字改革等大量社会工作，但仍然圆满完成了中国人民大学创建和发展的任务，使这所“新中国的第一个新型正规大学”培养出了一大批国家急需的行政管理、经济工作和理论工作人才。
吴玉章的青年时代大多是在荣县度过，因此，他对生养他的家乡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三次忙中偷闲，回老家看望父老乡亲。1958年3月，吴玉章回家视察工作时，听说当时荣县的教育还很落后，师资奇缺，适龄儿童入学率极低，便指着他家住宅对陪同前往的县委书记说：“共产党人没有私有财产，我这些房子就交给你们办一所师范。”
1966年12月12日，吴玉章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2001年10月31日，吴老骨灰从北京八宝山运回荣县蔡家堰，与妻子游丙莲合葬在一起。
吴玉章与游丙莲结婚50年，因吴玉章长年奔波在外，两人相聚累计时间不足6年。1946年10月，吴玉章忽闻妻子病故，但重任在肩不能赴丧，只能以一篇满含深情的祭文《哭吾妻游丙莲》表达悼念之情。在祭文末尾，吴玉章写到：“……国内民不聊生，内战烽火遍地，我何敢以儿女私情，松懈我救国救民的神圣职责。我只有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之精神，建成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繁荣的新中国，以慰你在天之灵。”
四川省荣县玉章高级中学校系四川省校风示范校，自贡市市级示范性高中（市重点中学），自贡市最佳文明单位。学校始建于1918年，取名华英中学，先后更名为培德中学、第五初级中学校、荣县双石中学校，1999年为纪念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吴玉章同志，经四川省教育委员会批准，更名为荣县玉章高级中学。目前，学校有教学班级50个，在校学生3000余人，教职工191名，其中高级教师65名，一级教师80名。
学校坐落在吴老故里——荣县双石镇，地处348国道旁，距荣县县城10公里。占地面积80余亩，校舍建筑面积35000平方米。校园绿树成荫，环境幽美。教育教学设施设备配套齐全，教学区、生活区、运动区分布合理，功能齐备，优课数字教学系统和网络教育教学平台在我校已被广泛运用。
近百年的办学历史见证了玉章高中的成长，也积淀了玉章高中浓厚的文化底蕴。学校秉承吴老“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教育思想，坚持“培德树人，博艺创新”的办学理念，大力推行教育教学改革，成效显著，办学质量稳步提升，学校发展呈现良好态势。已连续9年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高考目标任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深受社会各界好评。
如丝如缕，似泣还诉；如流如瀑，似吕若钟。7月２７日晚，北大百年纪念讲堂，中央民族乐团著名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员吴玉霞一柄琵琶，将观众带入了她宁静而自由、精彩而奇妙的音乐世界。
《月儿高》《琵琶行》《大浪淘沙》《龙船》《春江花月夜》……这些中华民族音乐的经典曲目，曾从吴玉霞的纤指间流淌、飘溢于维也纳金色大厅、法国香榭丽舍大剧院、林肯艺术中心、联合国会议大厅……如今，再次浸漫于未名湖畔，让满堂陶醉。在静静的凝听中，熟悉吴玉霞的观众发现，《龙船》因加入更多音响元素而被赋予更多民间意趣，《彝族舞曲》因个人感受的糅入而更富个性，甚至日本民谣《樱花》的弹奏也有了不同以往的别样色彩。
“音乐的表达很多方面是相同的，但演奏者不同的表现手段、不同的诠释角度，带给音乐不同的色彩。我认为，最主要的是把握音乐的性格和情绪。”
“在日本观赏了樱花之后，我的演奏不只表现樱花的美丽绚烂，也表达对樱花凋谢的感慨，传递光阴似箭、一去不回的感叹。”
一次次，吴玉霞将北大学子带入她创造的音乐世界里；一曲终了，都是观众用热烈掌声将忘情其中的吴玉霞拉回到现实中。在演奏《琵琶行》时，台上台下同吟诗中精彩华章的场景，更让人感怀而欣然。
在这台旨在“打开音乐之门”的音乐会上，吴玉霞尽情表现了中国古老民族乐器的隽永魅力，让观众了解到“弹”、“挑”、“轮指”等琵琶演奏技法，“文曲”严苛的音色控制及“武曲”“气势”“张力”的表达，以及阿炳、刘天华除二胡曲之外留传于世的琵琶曲；同时，还与观众分享自己的从艺心得和人生感悟，观众从吴玉霞的真诚叙说中，获得有益生活启示。
“艺术与生活中的很多方面是相通的，在学习艺术的过程中，可以使生活更加丰富，可以陶冶自己。”
“今天的普及艺术教育看似繁荣，其实有虚假成分，最大的问题是急功近利、寻求捷径。艺术的学习必须循序渐进、扎扎实实。我今天演出曲目的安排从易到难，就是为了表达这个道理。”
“音乐学习是十分枯燥的，当你面对千万次重复的旋律，以及相对固定的音符、技指法困扰的时候，那种痛苦是难以想象的。学习音乐其实就是意志品质的磨练过程。”
吴玉霞特意将自己教授的优秀学生请上舞台为观众表演。学生不仅琴艺出众、品学兼优，且都是在校中小学生。艺术家的良苦用心由此可见。
“我是普及艺术的受益者，在演出及普及艺术教育中，我始终怀着这样的心情：社会培养了我，今天我有了一技之长，我必须为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面对登台演出的可爱学生，面对全场观众的掌声和鲜花，这位享誉中外、德艺双馨的演奏家平静地说。
“这琵琶不像是抱在她怀里，就像长在她身上。”
“民族器乐真的太美了！”
演出结束，散场的人们意犹未尽。观众中有老有少，有学生、家长，也有外国人。
“中学时代，一次偶然机会，看了马连良的一场戏，从此一辈子迷上了京剧和艺术。”多年前，著名导演潘霞自述。
记者思忖：更多优秀艺术家热衷于打开艺术之门，“偶然”或可成“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