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调查（精选8篇）
为准确评估反腐败斗争形势，把握反腐倡廉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反腐倡廉重大决策和制定有关政策措施提供参考依据。项城调查队按照总队和省纪委部署，今年12月12日-13日,在项城市5个城镇居委会、8个农村村委会210户居民中，认真组织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民意调查。现汇报如下：
一是选好人员，做好调查培训。本次调查，我队挑选具有丰富调查经验且工作责任心强的工作人员担任调查员，明确分工、各负其责。同时，对所有参与现场调查工作的人员进行了培训。通过培训，理解、吃透调查了方案，熟悉了调查程序，掌握入户调查了技巧。
二是科学规范，抽取调查样本。严格按照调查工作方案规定的抽样规则抽选调查社区（居委会）和调查户，做到抽样框资料完整，不重不漏。严格按照规定筛选调查对象，确保调查对象性别比例、年龄构成合理科学。在调查中，对访问不成功的样本严格按规则替换，严禁擅自更换调查样本。
三是认真指导，规范调查程序。在调查中过程中，调查员一律进入到被抽中户中访问，指导安排被访者独立填写调查问卷，杜绝留置或随意找人填写问卷现象；保持了访问态度的客观性和中立性，不存在诱导、误导被访者现象；更没有采取电话调查、闭门造车、弄虚作假等现象。
四是严肃纪律，做好保密工作。党风廉政建设民意调查是一项严肃而又重要的工作，我队调查人员严格按照《统计法》的规定，收回密封问卷，在信封背面填写好必要内容。严肃调查纪律，强化保密意识，切实做好保密工作，不向调查以外的人员透露问卷调查情况，保持调查队伍的独立性和问卷调查的严肃性。
一、关于高校腐败问题成因的调查与分析
(一) 导致我国高校腐败问题主要因素的调查
探索导致高校腐败问题的主要因素, 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和对策, 是解决高校腐败问题的关键。作者利用参加广东省高校财务人员继续教育的机会, 设计问卷, 对各高校财务人员进行调查。本次调查在会议现场共发放问卷57份, 全部回收, 有效问卷52份。调查结果如表1所示, 选项中的各种因素根据已有文献研究的结论进行筛选。
表1数据表明, 导致我国高校腐败问题发生的主要因素包括三个方面, 分别为高校掌握资源迅速增多、资金支配权利集中缺乏监管及内部财务监督不足。下文将针对这三个因素进行讨论。
(二) 导致我国高校腐败问题主要因素调查的讨论
一是高校掌握资源急剧增多, 提供滋生腐败的外部条件。从资金的供给来看, 2012年以来, 国家财政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4%, 高校可控制的资金数量快速增长。从资金需求来看, 我国实施高校扩招政策以来, 在校生快速增加, 各高校基建需求快速增加, 教学实验设备、科研设备等投入也随之增长。在此背景下, 高校掌握的资源急剧增多, 相关决策者有了腐败的机会。如何对庞大的资金和各类资产进行有效管理, 防止腐败发生, 是对高校高层管理人员的重大挑战。
二是高校资金支配权力集中于主要领导, 但缺乏有效监管措施约束。现阶段, 相对封闭运行的高校体制导致权力集中, 少数高校领导因缺乏监管、或摆脱监管, 牢牢控制着资金分配权和项目审批权, 将集体领导变为个人专断, 滋生腐败。典型的腐败案例常发生于基建采购这类资金涉及量较大、高校领导审批权较集中的领域。高校在招生录取、联合办学、经费使用、机构设置、设备物资采购、干部聘任和奖金分配等方面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权, 高校领导干部和职能部门的权力也随之增大, 在财务监管不够完善的体制下, 也给相关人员提供了腐败的机会。
三是内部财务监督不力是导致腐败问题的直接原因。投资人应该对资金运用进行严格监管, 这是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基本原则, 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高等院校。如果这种监管不够规范严格, 决策者可能利用掌握资源的优势进行寻租式腐败, 但这种理念并未在我国高校管理中得到有效体现。针对这类腐败问题, 我国已有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 但在高校管理实践中, 仅依赖外部制度并不能有效抑制腐败的发生, 还需要一套高效的内部监督制度来防止腐败发生。我国多数高校为公办性质, 主要由国家出资举办, 政府是高校产权持有者。但政府对高校进行投资之后, 并没有设置专门人员代表政府负责财务监督工作, 投资者利益保护角色处于缺位状态。高校管理者拥有独立的管理职权, 政府并不能严格地对高校的资金预算及使用进行有效监督, 部分资金使用的决策者便有了利用权利进行腐败的机会。
二、总会计师在预防高校腐败中的作用
(一) 实施总会计师制度有助于提升高校财务内部控制的监督作用
现阶段, 部分高校领导班子中缺少精通财务专业知识的成员, 未建立完善科学的内控制度, 内部财务控制不严, 导致财务管理混乱, 典型的表现为以下几种: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出现合同隐患问题, 内部资金管理出现明显漏洞, 对外盲目投资, 学校固定资产管理失控等。这些情况可能是决策者腐败而导致的结果, 也可能为决策者的腐败提供条件。推行总会计师制度有益于建立科学规范的内控制度, 并在实际运行中监督执行, 有助于对内强化资金和固定资产管理, 在财务运行上实行全过程监督、检查, 防止腐败发生。推行总会计师制度, 对于一些决策者在管理上无意过失可以及早发现、及时纠正, 起到防范经济风险的作用。
(二) 实施总会计师制度有助于加强高校会计核算工作
会计核算对预防腐败有重要作用, 但高校会计核算工作却常被忽视。高校领导普遍认为会计核算是会计人员的工作, 并不关心会计核算是否正确、合理、合法、合规, 在面临各种复杂的经济业务时, 较少接触会计核算基础工作的领导, 也很难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会计核算是财务部门一项重要基础工作, 如果主管财务的校领导不具有财务方面专门知识, 不熟悉会计核算工作, 就难以保证会计信息质量。推行总会计师制度, 可以完善高校会计核算工作, 预防腐败发生。
(三) 总会计师制度有益于强化财务预算监督作用
编制预算是高校财务管理的重要任务, 对合理筹集、分配和使用资金, 促进高校发展有重要意义。总会计师可以严格审核预算方案, 对经费预算的编制和执行实施全过程管理, 可以通过强化资金收入和支出管理, 保障财务预算得到合法、完整执行, 预防腐败事件发生。
三、我国高校总会计师制度实施中出现的主要问题调查与分析
(一) 我国高校会计师制度实施中遇到的主要问题调查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 我国高校总会计师制度的推行并不令人满意, 至今为止, 已推行总会计师制度的高校占比仅为1%左右, 已推行总会计师制度的学校, 也因为名种原因导致成效不佳, 为讨论高校实施总会计师制度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和对策。本文对我国高校总会计师制度实施中出现的主要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 调查结果如表2所示。
表2数据表明, 我国高校总会计师制度实施中的主要问题包括三个方面, 分别为岗位落实不到位、专业人才不足及总会计师职责权限受限制。
(二) 关于调查中反应的主要问题的讨论
一是组织实施不力, 岗位落实不到位。多数高校没有设置总会计师的原因主要是相关部门重视程度不够, 只停留在文件号召, 而没有实际推进。按现有规定, 设置总会计师后必须取消与总会计师职权重叠的副校长。我国高校领导编制和职数一般由上级部门确定, 多数高校编制都是满的, 其中一位副校长分管财务。这种情况下, 在原有编制基础上多设一名总会计师, 意味着要调整和修改目前的高校行政管理制度。若用总会计师接替原分管财务的副校长一职, 也存在很多的实际问题难以解决。
二是能够胜任高校总计师职务的专业人才不足。2011年《高等学校总会计师管理办法》详细提出高校总会计师的任免等条件, 但从近年公开选拔的人员资料来看, 高校总会计师人才数量和质量储备方面, 存在明显不足的问题。广东省2013公开选拔的10所高校总会计师人员中, 具有会计专业背景的仅有2名。高校总会计师人选, 应当是学校财经管理工作专家, 又要符合干部任用条件的副校级领导干部。我国能够胜任副校级总会计师职务的高级会计管理人才还比较缺乏, 这是高校总会计师制度推行困难的一个重要原。
三是职责权限受限制, 总会计师职务在高校的地位总体偏低。高校财务部门往往不能得到应有重视, 一些已设置总会计师职位的高校, 也没有按照有关制度规定赋予总会计师相应职权, 不能有效发挥总会计师的作用。有的高校实行折中处理的办法, 由财务处长兼任副总会计师职务, 但副总会计师仍属于学校中层领导干部, 不能全面参与学校经济管理和分析决策活动。现行法规对于应当设置而未设置总会计师职位的高校没有处罚规定, 有的高校虽然设置了总会计师但却未能进入校级领导班子。高校总会计师制度的设置初衷, 是通过总会计师的作用提高高校财务管理水平, 最终目标是完善我国高校的治理结构。在我国高校现行管理体制下, 包括财务大权在内的决策权掌握在行政一把手手中, 审批签字权在校长, 而总会计师被放在执行层。在这种管理体制下, 如果一把手或校长与总会计师在这些方面意见存在分歧, 那么总会计师的相应责权就会受到限制, 作用难以发挥。
四、发挥总会计师作用预防高校腐败的对策与建议
(一) 制定专门制度, 在执行层面推行总会计师制度
当前, 高校财务监督在防范腐败中作用未得到有效发挥, 重要原因是总会计师制度未得到落实。在法律、法规层面上, 我国对高校实施总会计师制度已有明确规定, 但在执行层面收效甚微, 主要原因是没有强制性要求。因此, 应当明确要求高校必须设立总会计师岗位, 应有实施的具体时间表规定。建议国家对《高等学校总会计师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明确公办普通高校必须设置总会计师职位。
(二) 提高总会计师地位, 发挥其财务监督、预防腐败作用
通过总会计师制度防范腐败的前提条件, 是总会计师应该拥有相应地位和职权。凡是属于总会计师的职责和权利, 应当全部授权由总会计师负责执行, 改变总会计师只能涉及会计领域和财务管理的落后思想, 让其独立发表专业意见, 真正参与学校全面管理决策。
(三) 建立健全总会计师制度, 保障总会计师预防腐败职责的履行
总会计师防范腐败作用的体现, 要求其在工作过程中必须保持独立、客观、公正, 保证会计信息质量及监督的有效性, 否则将无法发挥财务监督功能。因此, 高校应当根据《总会计师条例》规定, 明确总会计师在高校财务工作中的领导地位, 从制度上明确总会计师主要职责权限并监督保障实施, 给予总会计师充分权力。由总会计师牵头, 对重大经费开支进行内部专项审计, 对各部门的财务收支和物资管理情况进行绩效评价, 对检查出的问题应明确相关责任并监督改进。
摘要：以问卷调查为基础, 分析我国高校腐败问题成因、以及总会计师制度在预防高校腐败中的作用, 结合对我国高校推行总会计师制度存在问题的研究, 提出推行高校总会计师制度预防高校腐败的具体建议。
关键词：高校腐败,总会计师,对策与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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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上午，位于开封市老城区的包公祠像往常一样迎来一批批游客。尽管包公祠尚在修缮之中，游客们还是对“反腐先贤”塑像再三膜拜。
开封，“七朝古都”，清官包拯是其地方招牌之一。然而，自5月中旬以来，开封市长、组织部长先后被纪检部门“双规”，引发一场官场地震，至今余波未平。
舆论认为，正是开封市长以及组织部长的双双落马，将河南省反腐吏治推向了高潮。
官場地震
5月15日，星期天。开封市召开城市数字化管理会议，参会人员有开封市长周以忠以及城建规划部门负责人，会议一直开到下午6点半多。
接近7点时，周以忠被通知赶到位于开封市开发区的五星级酒店——开元名都大酒店。周刚到酒店，在此等候的省纪委负责人宣布对其实施“双规”，随后周以忠的司机及秘书也被带走。
令人疑惑的是，在周被带走的前一天，河南省委组织部还曾派考察组前往开封，考察周以忠“是否适合担任开封市委书记”。
“考察组直接就问周以忠是否适合担任开封市市委书记。除了谈话，还有投票表决，投票结果基本上没有反对意见。”曾参与谈话的开封市一位副市长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
“当时，市委书记一职基本上没人和他（周以忠）竞争”，上述官员说，市委副书记已经57岁，而周以忠才40多岁，又是清华大学毕业，官员们私下认为市委书记人选非周莫属！
周以忠被带走三天后，5月18日，河南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向开封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通报了周以忠的情况。
“通报只说周以忠涉嫌严重违纪，什么时候违纪？违多大纪？通报都没说。”一位参加会议的当地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一周之后，中共开封市委召开副市级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开封市委主要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祁金立任中共开封市委书记，刘长春不再担任中共开封市委书记。随后不久，刘长春调任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
前后不到两周，市委书记调离、市长落马，令开封官场震动。
现年49岁的周以忠拥有清华大学硕士学位，31岁就位居副厅级，就任位于郑州的中国第二砂轮厂副厂长，后成为改制后的上司公司白鸽集团总经理。
之后周以忠转入政界，历任郑州市副市长、河南省贸易厅副厅长。2003年11月，调任南阳市委副书记。
2006年12月，周以忠从南阳调任开封，仅仅3个月，职位从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市长一路直升，2009年3月，周再次当选开封市长。
周落马不到一个月时间，开封官场再发地震，6月11日，开封市原组织部长李森林被宣布双规。当天，开封市委召开市委全会，下午继续召开市委常委会议。会议结束后，河南省委纪委有关人员到场宣布将组织部长李森林双规，带离会场。
市长牵涉工程腐败
在开封当地，有关周以忠落马的版本很多，较为可靠的消息认为周以忠因牵扯工程腐败而落马。
近年来，随着开封城市建设快速发展以及“郑汴一体化”的加快，开封的工程项目建设遍地开花，而这些工程绝大多数是周以忠任开封市长后开始推进的。
一位当地学者称，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工程项目的规划、设计甚至投资，都由政府部门主导，政府官员由此获得了巨大的资源支配权，因此，大批官员落马事牵工程腐败。
7月22日，《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自2007年周以忠从南阳调任开封任市长以来，开封市先后投资数十亿元打造一批重大文化旅游项目，包括围绕宋都古城恢复与重现工程，开封城墙保护与修缮，大宋文化博物馆－开封“城摞城”新郑门遗址、繁塔－禹王台景区综合开发，水系二期等。
如此庞大的工程项目，利益诱惑在所难免。一位接近纪委的知情人透露，以开封西区郑开大道项目建设土地举例：按市场价格，每亩应该300万左右，通过市长签字，协议内定、限制条件等办法，最终以每亩30～100万左右价位卖出。
周事发后，上述多个项目处于半停工状态。在位于开封市夷山大街西侧，宋城广场南侧，金明东街东侧的“城摞城”博物馆（又称“大宋博物馆”）拆迁安置工作已经停滞两个多月。
“周以忠出事后，项目就被叫停了，不知道以后怎么办。”7月25日，“大宋博物馆”建设工程指挥部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周以忠双规之后，曾有传言当地数名地产商已跑到国外躲避，但上述知情人表示， “很多企业都是通过第三方行贿，目前还很难抓住开发商行贿的证据。”
“周刚出事时，很多人想是不是有人陷害？但是现在看来周确实有问题。功不抵过，我们感觉很惋惜。”该知情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6月下旬，中共河南省委某领导来开封调研时曾说，“周以忠这个人工作做得不错”，但是马上又说，“这个人来者不拒，谁送都要”。
关于周以忠落马原因的另一版本是安阳副市长张胜涛被“双规”后的检举揭发。
张胜涛曾在开封市下属兰考县、通许县担任县长、县委书记等职，2009年3月升任安阳市副市长，今年4月中旬，张胜涛被河南省纪委“双规”。
“张胜涛双规后，先后供出多名官员受贿。”上述知情人说。“周主政开封期间，与张胜涛过往甚密，周的案发极有可能与张的举报有关。”
7月26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致电河南省预防腐败局副局长、省纪委副秘书长侯玉林，侯表示周以忠和李森林案件正在办理过程中，张胜涛案件可能会较早一些移送司法机关。
组织部长批发官帽？
与周以忠相比，组织部长李森林的落马令官场震动更大。
据知情人透露，在李森林被双规后，纪检部门在其办公室搜出大量装有现金卡以及官员自荐简历的信封。
“简历上一般写本人在某某局（县）任何领导一职，希望推荐提拔某职务。”上述知情人表示，纪检部门根据这些简历，曾拟出了一份多达百人的行贿官员名单。
“有相当一部分官员出现在行贿名单中，包括一些够资格的区委、县委现任领导。”知情人表示，此前，在开封官场，买官已成半公开的秘密，组织部长“虽然不能提拔你，但可以让你不提拔”，部分想被提拔的人千方百计讨好组织部长，包括拿钱走关系。
开封市委组织部一位官员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按照省委组织部要求，开封此次换届中推荐官员年龄限制在40多岁，超过50岁的原则上不再推荐。因此，如何提拔没有污点的官员已成为当下头痛的事。
由于涉及行贿官员众多，如果追究下来，开封官场将处于瘫痪状态。上述官员称，新任开封领导曾就此事与省委沟通过。对于出现在行贿名单中的官员，上头的意思是不提拔也不重用。
除卖官之外，坊间传言，李森林与周以忠交往很深，是周以忠案发后牵出李森林。
李森林毕业于武汉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地质系地质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河南省地矿局工作，2001年任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2003年，任南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2009年，任中共开封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通过二人履历显示， 2003年12月到2006年12月期间，周以忠和李森林在南阳分别任市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长，此前，两人又同为省里下派到安阳的副厅级干部。
2006年，周以忠从安阳调任开封市长，随后，李森林也从安阳平调开封，担任组织部长。
7月21日，河南省纪委副书记齐新安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电话采访时证实周、李二人已被双规，目前案件均在初核阶段，是否窝案不便透露。
开封市纪委系统多位官员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证实，周、李二人的案件是否关联不好说，但李森林在人事工作中涉嫌腐败是肯定的。
一、社会腐败心态的基本状况
通过1227份书面问卷、254位网民无记名投票的随机统计分析，当前社会腐败心态可以大致归纳为五种基本类型。
(一)“过街老鼠”型：“坚决排斥”，对待腐败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占 75.4%。认为“腐败是一种反社会、反法律、反道德”行为，“是我们党所面临的最大敌人”，其中以共产党员、公务事业人员、知识分子占大多数。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愈高，对腐败的容忍度愈低。他们是反腐败斗争的主要依靠力量。
(二)“酸葡萄”型：“看具体情况”，腐败就像树上的葡萄，自己吃到了是甜的，吃不到才是酸的，占17.2%。立场摇摆不定，像是“墙头草”随风倒、两边摆。这部分人一方面恨得牙痒，一方面渴望与贪官“联姻”;表面上对腐败深恶痛绝，内心却羡慕无比。他们或是可以容忍在小范围内个别地存在;或是对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难以容忍，对失职渎职等“不入腰包的腐败”网开一面;或是对“外地”的腐败能够“理解”，对“身边”的腐败坚决反对，以自我利益为选择标准。
(三)“打酱油”型：“我是出来打酱油的”，无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占3.8%。有的是对腐败现象“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缺乏一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公民观念。腐败行为的背后，是对人民群众利益的侵害。如果让沉默的“酱油男”成为大多数，对腐败行为不愤恨、不检举，做冷漠的观众，就会纵容犯罪，由此导致更大的侵害。
(四)“臭豆腐”型：认为“情有可原”，当前体制下腐败是可以原谅的，占2.1%。臭豆腐尽管闻起来臭的，但没有厌恶不快之感，吃起来蛮香，有机会还是喜欢吃两口的。有的认为腐败像“金币”，具有正反两面性;有的认为腐败像“厌氧菌”，适度繁殖有利于身体健康;也有的认为腐败就像昆虫的“保护色”，太清廉会被孤立。这些人的认同心理占了上风，廉洁观念被吞噬。这种对“臭”味的嗜好，像猪流感一样具有传染性、变异性和致命性，极有可能成为“苍蝇”们“腐败有理论”的拥蹩粉丝，成为腐败的推手。
(五)“苍蝇”型：坚持“腐败有理，假如有机会我也想腐败”，占1.5%。这是一群“逐臭之夫”，以贪为荣，荣辱颠倒，是非不分。哪里有臭味，就往那里奔，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大粪和鸡腿一样成为追逐的目标。他们唱着“腐败难免论”、“影响稳定论”、“功臣论”等怪调，信奉“有权堪用直须用，莫待无权空叹息”，认为“腐败人人有，不露是高手”，把腐败利益当做“唐僧肉”，恨不能多分“一杯羹”。不仅自己有所作为，还引诱、怂勇他人作为。“苍蝇”猖獗之处，浊者自浊，清者却难以自清，必然形成对廉洁正派干部“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对党的事业是极为有害的。
从调查情况分析看，当前社会腐败心态呈现三个倾向：一是尽管“对腐败现象坚决排斥”、“清官是值得敬佩的”分别占75.4%和80.5%，但是当您得知上司的腐败线索时，您的第一选择是“痛恨至极，坚决举报”的仅占23.1%，表示“与己无关，保持沉默”的占33.5%，表示“想举报，但怕举报没有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占42.2%。群众举报积极性下降、腐败线索匮乏是制约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瓶颈”。二是尽管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成效不断显现，但是，群众对“近几年反腐倡廉建设的评价”表示“满意”和“基本满意”的仅占37.6%，对“机关领导干部的廉洁状况”表示“大多数人廉洁”的仅占26.2%。认为“腐败黑数”(指的是确已发生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被发现，或虽经调查但未惩处，因而没有计算到腐败案件统计中的腐败公务员占所有腐败公务员总数的比例)在“50%以内”的仅占16%，在“90%以上”的高达23.8%。可见，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三是在反腐败斗争“三项格局”中，尽管对查处大案要案的满意度名列前茅，达43.7%，但是仍然有35.6%的群众认为被查处的领导干部“运气不好而已，在现行体制下这样的腐败分子还多着”，更有一些群众认为是“小题大做，这些领导干部多数是“功臣”，反腐败会影响当地经济发展”。“笑贫不笑贪”的价值取向和“能腐就腐”的腐败心理在部分干部群众中蔓延。如何降低社会对腐败现象的容忍度，是取得反腐败斗争全面胜利的重要条件。
二、当前社会腐败心态的成因分析
我县群众面对腐败的主流心态是健康的，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思想认识误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良社会腐败心态的形成，有着深刻复杂的社会时代背景。
一是传统文化糟粕的影响，使国民对腐败有较高的宽容度。漫长封建社会中，“升官发财”是天经地义的，咿呀学语的儿童就知道“书中自有黄金屋”，可以“学而优则仕”的道理。赵普、萧何曾轮番上演“你腐败、我放心”的历史闹剧。封建官场从此变成“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生意场。陈独秀曾对这种“升官发财”观念痛加指斥：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有“升官发财”四个大字。长期的小农经济也培养了人们自私自利的心理习性，只要不侵犯到自己头上，即使损害国家或他人的利益也默然处之。人们对于腐败现象的容忍，客观上构成了一个纵容甚至鼓励职务犯罪的情境。腐败亚文化衍生畸形的崇腐羡腐心理，发酵“官场潜规则”，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这种余毒一旦遇见社会转型，腐败就成为社会现象。
二是特殊历史时期，造成国民评价标准“二元化”。当前，我国正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换、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过渡，是一个灰色基调浓厚、腐败易发多发的转型社会。伴随着“四个深刻变化”，出现了某种程度人文精神和信仰迷茫缺失的“真空期”，加速着社会人文道德分解和重构。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欲望在无限制地膨胀，“逐利原则”愈来愈主导着许多人的价值取向。不少人出现评价标准“二元化”倾向，对腐败的评价标准和行为取舍存在自相矛盾的心态，说起腐败几乎是无人不恨;然而腐败却又是那么“深入人心”。32.2%的人热衷于“跑关系托人情”，或者给领导买礼品、给医生送红包，脸上笑得比蜜还甜，心中骂得比蜂蜇还狠。评价标准“二元化”，导致反腐败实践中的尴尬。
三是“腐败”概念宽泛化，掩盖了反腐败斗争的主要矛盾。一般而言，腐败是国家权力行使者利用国家权力谋取私利并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但是，社会上对腐败的理解却是众说纷纭五花八门，存在无限宽泛化的趋势。调查中能够比较准确界定腐败概念的不足43.5%，宽泛化理解的占56.5%。有的认为“不管有没有职务影响，只要公务人员的行为不符合老百姓的期望，有损政府形象的，如赌博、嫖娼、吃喝玩乐、办事拖拉等问题都是腐败”，把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象不佳统统装入“腐败之筐”。有的认为“现在学校里抄袭论文的学术腐败、班干部收受同学礼品的低龄腐败、教师收受学生鲜花等也是腐败”，连出租车司机绕道行驶也是“交通腐败”。宽泛化的理解容易让人们感觉腐败越反越多，“反腐复反腐，腐败何其多;天天喊反腐，万事皆已腐”，丧失反腐败斗争的信心。
四是受西方不良政治、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冲击。改革开放的窗子打开了，吹来了清新空气，也引来苍蝇蚊子。受冷战思维影响，一些西方敌对势力采取“双重标准”，借腐败问题攻击和污蔑我党，把腐败说成是社会主义特有的“政治之癌”。花花绿绿的西方价值观，容易误导年轻人、网民的价值判断，对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产生不满情绪。如：认为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执政”比我们先进;认为西方搞财产公开，资本家比共产党做得好;宣扬腐败排行榜“中国倒数第几”，给人以“有罪推定”的心理暗示。
五是反腐倡廉宣传乏力。虽然树立了像孔繁森、王瑛这样的党员楷模，但是与铺天盖地的腐败负面新闻相比，正面典型太少，正义声音太弱，给人以“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错觉。当前“网络反腐”风起云涌，网络的两面性不容小觑。特别是曾锦春、王治业、王华元等一批纪委书记被查处后，一些网络肆意传播有悖于反腐倡廉建设信息，“纪委书记成为腐败重灾区”的论调喧嚣网上。一些群众看不到反腐败取得的巨大成果，看不到反腐败斗争的前途和信心，看不到坚持党的领导正是取得反腐败胜利的可靠保证，从而产生模糊认识和思想误区。这种“网络恶搞”让不少群众无所适从，有意无意之间干了一件让“廉者痛、贪者快”的蠢事。
三、惩防并举、多管齐下，为反腐倡廉建设创造良好氛围
在一定条件下，不同腐败心态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诚如贪官景治忠的忏悔录所写“对社会腐败现象，是从痛恨、冷漠、麻木，转而认同、羡慕直至参与的”。针对社会不良腐败心态的成因，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症下药，综合治理，提高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建设廉政文化，营造崇廉氛围。文化氛围是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的重要社会环境。如果整个社会都对官员的腐败疾恶如仇，有“人人得而诛之”的心态，腐败就不可怕，终有清除的一天;如果腐败成为人们的一种思维定势，见腐不怪，骂娘只是因为自己沾不了腐败的光，那么，清除腐败就只能是镜花水月。芬兰通过长期的廉政教育和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营造了一个浓厚的崇廉文化氛围，使得贪污腐化行为如同偷盗抢劫一样，被视为卑鄙肮脏的不义之举，没有生存空间。要开展“敬廉崇洁”主题教育，倡导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相承接、与时代精神相统一的廉政文化。整合社会资源，变“独角戏”为“大合唱”，弘扬主旋律，打好主动仗。要重视官员的廉洁心理教育，着力培养廉洁从政的意识，消除腐败滋生和蔓延的内驱动因，营造崇廉、敬廉的文化氛围。
(二)加大宣教力度，注重舆情研判和引导。当前社会热点问题，反腐倡廉以66.8%的关注度名列榜首。调查显示，群众对腐败问题的看法来自于“媒体和互联网”的占34.9%，“听周围的人说起”的占32.8%，亲身经历的并不多。要改进宣教方式，以人为本分类施教，找准党风廉政建设与干部思想实际的交汇点，少讲普通话，不搞千篇一律。要着意树立“意见领袖”，有效引导舆论，发挥“润物细无声”的功用。在这个信息化时代，每天在网络上“行走”的人不计其数，廉政宣传教育不能忽视规模世界第一的2.9亿网民。搞好网络正面宣传，既能鞭挞腐败弘扬正义，又能解疑释惑澄清谣言。要办好网上会客厅、阳光热线等互动节目，落实署名举报优先办理答复机制，畅通民主监督的渠道，保护群众参与积极性。建立网络舆情直报点和反腐败信息研判机制，对散布在网络中的、可能隐含有反腐败线索的网络舆情，应当成为纪检部门关注和分析的新的“视觉”。
(三)加强作风建设，树立良好形象。很多群众认为，当前党员干部队伍“严重违法犯罪的腐败分子是极少数，一尘不染、清正廉洁的干部也是少数，大多数都有或轻或重的不洁行为”。这些多数属于作风不正的问题。党性与党风是互为表里的：党性是魂，党风是形;党性决定党风，党风体现党性。要切实加强党性修养,弘扬优良作风，树立“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
(四)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提升反腐败信心。调查显示，认为形成不良腐败心态的主要原因是“惩处腐败的力度不够，腐败者存在侥幸心理”的占73.6%，要“继续保持查办案件的高压态势，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及时向社会公布”的占75.4%。所以必须毫不动摇地把严厉惩治腐败作为纪检监察机关“一号工程”抓紧抓好。加快建设案件线索信息库，提高案件检查的科技含量，增强发现、揭露、查处腐败的水平。尽力降低“腐败黑数”，让腐败的“老鼠”们无处容身，致病的“鼠疫”才不会传播扩散。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压紧压实人防系统主体责任，深入推进全县人防系统腐败问题全面调查整顿工作，坚决惩治全县人防系统的各种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廉洁高效的行业风气，按照省纪委省监委和省、州人防办部署要求，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对人防系统腐败问题的重要批示精神，坚持标本兼治、有错必纠、惩防并举、健全制度的原则，开展人防系统腐败问题全面调查整顿工作，着力查找解决人防系统在重点领域、重要环节、重要岗位容易滋生腐败的问题，建立完善有效管用的制度机制，确保专项治理工作取得实效。
二、组织领导
为深入开展全县人防系统腐败问题全面调查整顿，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成立人防系统腐败问题全面调查整顿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XX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XX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
成员：XX
县纪委县监委派驻第四纪检监察组组长
XX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XX
县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
XX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XX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督查科科长
XX
县城乡和住房建设局质安站站长
XX
县城乡和住房建设局质安站工作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政府办，XX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XX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XX、XX、XX三位同志为成员，具体负责专项治理工作期间的沟通联系、综合协调、重要文稿起草、新闻宣传、信息发布以及问题排查整治上报等工作，及时掌握全县工作进展情况，协调解决专项治理期间的重点难点问题。
三、工作重点
（一）履行主体责任方面。
一是人防主管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和人民防空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州的重大决策部署，履行主体责任。各单位主要领导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分管领导履行“一岗双责”情况，是否存在履职不尽责、尽责不到位等问题。二是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正“四风”问题情况，是否存在公车私用、私车公养、接待费超标、个人经商办企业、违规报销、办公用房超标等问题。三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情况，对巡视巡察、专项审计中发现的问题是否认真整改，是否存在对存在的问题应发现而未发现，以及发现后不报告、不处置、处置不到位，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等问题。
四是干部队伍教育管理监督不到位，对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问题抓早抓小不及时，追责问责不到位等问题。(二)行政审批、行政处罚方面。
重点调查整顿党的十八大以来（2013年以来）行政审批事项。一是“结建”项目审批是否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擅自批准易地建设、少建或降低建设标准等问题。二是“结建”项目竣工验收是否存在降低验收标准，将不合格工程违规通过验收问题。三是在人防工程拆除、改造以及在危及人防工程安全范围内施工、警报拆除或迁移等工作中，是否存在违规审批问题，是否存在违规减免拆除补偿费问题。四是在人防工程、警报管理等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应处罚而未处罚或处罚不适当问题。五是在对防护(防化)设备生产企业监管过程中重点查找是否存在吃拿卡要、玩忽职守、贪污受贿、利益输送、滥用职权等问题。(三)项目建设方面。
一是人防主管部门直属工程项目、信息化项目等建设程序是否规范，是否存在违反招投标和政府采购规定、项目严重超预算等问题。二是项目招标是否存在暗箱操作，协助投标人串标、围标问题。三是是否存在利用职权或职务便利，为他人承揽人防工程。信息化、规划、设计、监理、审图、检测等方面的项目或销售防护防化设备打招呼等问题。重点查找是否存在收受贿赂、失职渎职，利益输送等问题。(四)行业市场管理方面。
一是在人防行业企业资质审批，以及人防行业设计、监理、施工图审查、工程检测等中介机构资质审批中，是否存在入干股、兼职取酬、违规审批、监管不力、弄虚作假问题。二是在人防工程建设质量监督管理、人防防护(防化)设备质量监督管理及销售设备价格管理等行业监管过程中，是否存在行业管理缺失、标准不统一、以权谋私、利益交换、隐瞒不报和把关不严等问题。重点查找是否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索贿受贿、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接受服务对象的宴请、娱乐、游玩等问题。(五)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缴方面。
一是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缴方面是否存在违规减免问题，是否存在违规批准缓交问题。二是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缴方面是否存在违规挤占、截留、挪用问题。重点查找是否存在滥用自由裁量权、收受贿赂、以权谋私、侵占挪用等问题。(六)人防资产、资金管理情况。
一是是否存在虚报人防工程套取资金，资金重复拨付等问题。二是在人防资产管理过程中，是否存在未进行公开，合规性资产评估、竞价、招租，人防工程低价租赁，随意减免租金等问题。三是是否存在资金资产闲置，使用效率不高等问题。
重点查找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权力寻租、贪污贿赂等问题。(七)制度建设落实方面。
一是权力行使方面，是否存在权力过于集中、运行程序不规范和自由裁量幅度过大，可能造成权力滥用风险等问题。二是制度机制方面，是否存在规章制度不健全、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三重一大”制度落实不到位，选人用人不当等，可能导致权力失控的风险。四、工作步骤及职责
全面调查整顿工作自2019年12月至2020年5月底结束，分为4个阶段。
（一）动员部署阶段(2019年12月)。
在县纪委县监委的监督指导下，组织召开全县人防系统腐败问题全面调查整顿动员部署会议，集中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学习中央纪委全国人防系统反腐败治理工作推进会精神和工作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压实人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全省人防系统腐败问题全面调查整顿工作会议精神，全面开展调查整顿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县政府办要围绕查纠治理重点，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检视问题整改，认真研究制定人防系统腐败问题全面调查整顿工作方案，报县纪委监委审核后实施，并报州人防办备案。坚持开门搞整顿，在县人民政府网站开设专栏，公布举报方式，加大宣传报道力度，为全面调查整顿工作营造良好氛围。（责任单位：县政府办，责任人：XX）
(二)查找问题阶段(2019年12月—2020年1月)。
县政府办要集中时间、集中力量，认真梳理、查找，明确“四个清单”。一是梳理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结合自身职责，对照查纠治理重点和相关政策法规，分级梳理部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二是梳理廉政风险清单。要对照本级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结合行业特点和单位实际，认真查找廉政风险点，形成廉政风险清单。三是梳理问题清单。对照查纠治理重点，结合本系统、本单位发生的典型案例以及巡视巡察、审计工作情况，重点剖析查找十八大以来单位存在的突出问题，形成问题清单。2020年1月5日前完成本级“四个清单”和自查表，经县纪委县监委审核后，上报州人防办。其中，涉嫌违纪违法的线索，依纪依规向相关部门移交。县政府办要组织干部职工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填报《人防系统干部职工参与人防相关经营活动谋取私利问题自查表》。县人防系统腐败问题全面调查整顿工作领导小组对干部职工自查自纠的问题，经认真梳理后，在纪委监委指导下，按照监督执纪问责“四种形态”处理。实事求是把握政策，根据问题事实、情节轻重、影响大小和个人态度等，予以区别对待。对主动向组织说明问题，主动纠正错误行为的，视情节可不予处分，免于处分或减轻处分;对隐瞒不报、拒不纠正的，一经查实，从严惩处。（责任单位：县纪委县监委、县政府办、县发改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责任人：
XX）
（三）集中整改阶段(2020年2月—4月)。
集中力量开展问题大整改，明确整改任务、措施要求、时间节点，责任领导、责任人员，经派驻纪检监察组审核后，上报上级人防部门。整改工作实行台账管理，逐条挂单消账，确保一项一项落到实处，一个一个改出实效。2020年4月初前，针对自查整改情况进行认真分析，查找问题根源，完善规章制度，堵塞管理漏洞，实现问题清零。县政府办重点对全县人防易地建设费减免、收缴、入库情况进行拉网式排查复查，对违规减免、缓缴、未缴的进行全面追缴，做到应追尽追、应缴尽缴。（责任单位：县政府办，县自然资源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责任人：XX、XX）
(四)深化提升阶段(2020年5月起)。
坚持以案明纪、以案促改，深入剖析典型案件，查找深层次问题，完善体制机制，坚持“三不”一体推进，巩固提升调查整顿成果，扎实做好调查整顿工作“后半篇文章”。坚持把认真整改、立行立改与建立长效机制有机结合起来，举一反三、以点带面、标本兼治，健全各环节规章制度和工作规范，不断完善堵漏洞、防风险的制度体系，推动人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2020年4月20日将全面调查整顿情况经县委、政府主要领导审核签字后，报州人防系统腐败问题全面调查整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责任单位：县政府办，县自然资源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责任人：黄正友、王世宝、孔娴雪、龙正杰）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
县政府办和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觉践行“两个维护”，从讲政治的高度，把抓好全面调查整顿工作作为向党中央看齐，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省、州、县纪委监委要求的一次具体实践。要本着对组织负责，对党的事业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汇报工作，客观公正反映问题，对县纪委监委在全面调查整顿工作中指出的问题，不回避、不掩饰，立行立改。（二）加强组织领导。
为确保人防系统腐败问题全面调查整顿工作任务有序推进落实，在县委、县政府和县纪委监委的领导下，开展全面调查整顿工作。成立人防系统腐败问题全面调查整顿工作领导小组，全面统筹推进整改工作，指定专人牵头负责，认真谋划，精心组织，确保工作如期完成。（三）定期报送信息。
县政府办和有关部门要履行主体责任，及时将工作进展情况，报送县委、县政府、县纪委监委和上级人防部门。县人防系统腐败问题全面调查整顿工作领导小组要主动向县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请示汇报工作，沟通协调，听取意见，积极接受帮助和指导。（四）营造舆论氛围。
县政府办要做好正面宣传，充分利用电视台、政府门户网站、设立举报电话、举报信箱和举报邮箱等形式，畅通监督举报渠道，推进人防系统腐败问题全面调查整顿工作全覆盖。（五）强化问责力度。
县政府办要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贯穿于全面调查整顿工作的始终。紧盯重点人、重点事、关键环节，既自查整改，又严查贪腐。对排查出来的人防系统腐败问题，列出问题线索清单，建立工作台账，实行销号管理。对因组织不力、隐瞒不报、措施不当、工作不到位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1.您的性别是
A.男B.女
2.您对新闻或者法制之类的节目关注如何？ A.经常看B.偶尔看C从不看
3.您认为在大学里面普及贪污腐败思想道德教育有没必要？
A.很有必要B.无所谓 C.没有必要
4您是否对我国处置贪污腐败问题的法律法规有所了解？
A.是的，非常了解B.基本了解C.不太清楚D.完全不了解
5.您的身边、附近是否出现过腐败现象？
A.是的B.不清楚C.没有
6.您认为贪污腐败是个别现象还是已经泛滥成风？
A.泛滥成风B.个别现象C.不了解7.您认为造成我国政治腐败的原因是什么（可多选）
A.监察整治不力B.社会风气不好C薪资待遇差
D.法律体制不完善E.其它
8.您认为就我国现今的政策是否足以解决社会上存在的腐败问题？
A.是的B.还不够C.不确定
9.当您面对您所在地方政府的腐败行为，您会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
A.没有关系到自己利益，对本人无影响，所以不管，无所谓
B.作为政府部门，我无法容忍如此行为，我要举报
C.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政府不好惹，会有人举报的10.请问您认为这些贪污腐败的官员能够落网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多选题)
A.有关部门发挥作用B.贪污腐败过分嚣张C.内部斗争
D群众监督E其他
11.您认为当代青年应如何加强、提高自身的防腐能力，做一名清廉的公民?
（可多选）
A经常观看新闻、法制等相关节目，增强相关方面的知识B开卷读书，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怡情养性、提升境界、远离低级趣味C在日常生活中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防微杜渐、保持操守，牢牢把住政治
思想、道德品质
D补充：
12.请问你认为彻底根治贪污腐败问题需要多长时间
关于腐败和反腐问题,人们多从政治涵义上去理解,我是个学者,想从学术上找找答案。哈耶克给腐败下的定义是:“腐败乃是那种强迫我们的意志服从于其他人的意志的权力,亦即利用我们对抗我们自己的意志以实现其他人的目的的权力。”塞缪尔·亨廷顿认为:“腐败是指国家官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的行为。”苏珊·艾克曼认为:“腐败是国家管理出现问题的一种症状。这种症状表现为那些原本用来管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机制,却被官员用来达到个人发财致富的目的。”国际透明组织(1995)对腐败的解释是:“公共部门中官员的行为,不论是从事政治事务的官员,还是行政管理的公务员,他们通过错误地使用公众委托给他们的权力,使他们自己或亲近于他们的人不正当地和非法地富裕起来”。
对腐败问题,人们至少可以达成以下共识:这是一种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和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是在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的前提下出现的一种合乎个人“经济理性”,但是却违背社会利益的行为。腐败不会创造新的社会财富,而是将社会财富转移到少数垄断生产者手里,或将公共资源转移给少数腐败分子及利益相关者,对经济增长及公众福利产生危害,对社会的长治久安构成隐患。
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异化机制,孟德斯鸠有一句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阿克顿勋爵也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可见,权力如果成为直接参与价值分配的现实资源,就表明它无法受到基础价值资源的制约,进而产生权力寻租行为的泛滥。就最容易酿成腐败的财政领域来说,问题总是出在官员个人权力太大和有效制约的缺失。各级政府之间、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由于事权不明确,很容易造成财政分权不规范,形成财政体制中的集权现象。财政管理权力界定的缺陷,有可能导致政府预算的膨胀、预算资金的浪费,有可能发生把预算内资金转化为预算外资金,也有可能导致税收和国有资产的流失。在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时期,在财政管理权力不被界定的真空地带,就意味着掌握这一权力的官员可以毫无阻碍地将公共权力据为己有,谋取私利。可见,如何保证公款和公共资源的安全和不被任意错配,才是这场反腐风暴的难点和关键之点。
导致腐败的其他原因也可从制度上寻找。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是在限制条件下使其收益最大化的。在不同的制度下,人的行为选择不同,制度对于人的行为选择具有支配性的作用。某一领域发生系统性腐败,一定是特定的制度安排的结果。财政领域发生腐败,一定是财政制度及其相关制度安排不合理或“篱笆”设置不严密所导致的结果,比如,财政信息不透明给腐败者留下脱离监督的真空,缺乏绩效考评及对失职者的问责机制、缺乏有效的控制、监督和纠错的机制等。
关于治理腐败的出路,首先和最重要的问题其实并不是“加大打击力度”,而是财政权力的制衡机制的建立。人大应切实承担起立法和监督职能,政府施政要切实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审计部门要对各级政府财务实施独立的审计。在人大与政府部门之间、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部门之间、各级行政和审计部门之间,建立起一种长效的权力制衡关系,从根本上遏制反腐败才是可能的。
反腐机制一定是由有效的制度制约体系所组成。要增强预算透明度,建立规范的财政报告和信息披露制;要建立财政收支查询监督网络系统,形成由人大、审计与财政部门共同联网的财政收支查询监督网络;要切实加强人大的实质性监督,建立强有力的预算问责机制;要建立公众参与式的预算机制,让公共资源的筹集和使用充分呈现在整个社会的实时监督之下。
10月21日，国务院国资委纪委书记强卫东表示，这家国企业务招待费支出总体上是符合规定的，但存在发票开具不规范、报销程序不严格、会计科目使用不当等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已进行了处理和问责，通报批评57人，党纪政纪处分8人，移送司法机关1人，并对有关领导进行了诫勉谈话。
之前，提到反腐对象大家想到更多的是党政机关、官员，而此次中纪委高调查处中铁建“天价招待费”事件，将国企也纳入到监管范围之内。“这应该是中央全方位反腐的一个信号。”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合法的马甲
今年3月，中铁建披露的2012年年报显示，该上市央企全年业务招待费为8.37亿元。两个月后，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完毕，媒体在盘点业务招待费用时发现名列前十的绝大多数都是央企，其中，中铁建以8.37亿元位列A股上市公司之首。
面对质疑，中铁建方面最初表示，公司业务招待费虽然绝对数额偏高，但低于相关规定。此番回应不仅没有平息质疑声，反而激起了更多的不满。
在很多人看来，招待费就是“吃喝送礼”的费用。中国注册会计师李瑞红表示，业务招待费在会计科目中指的是企业为生产、经营合理需要而发生支付的应酬费用，又称业务应酬费，最常见的招待费是餐饮费；另外，赠送礼品一般也被归类为招待费。
由于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此这笔费用在法律法规上是被允许的。但《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同时也规定：“业务招待费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5‰。”中铁建去年8.37亿元的招待费占全年营业收入的0.17%，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
“事实上，上市公司的实际业务招待费要远远高于年报披露的。”一位知情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招待费的税率很高，需按照发生额的60%扣除。因此，很多公司会将这笔费用分摊到其他的账目中，比如招待客户与供应商需要送礼、请客，这些都可以做成会议费。后者可以全额扣除，帮企业抵税。
毋庸置疑，业务招待费是一项既可能涉及官员贪腐，也可能涉及企业是否合法经营的重要事项。近些年，一些央企浪费和挥霍的事件频发，“天价吊灯”“天价茅台”等都曾经是舆论抨击的话题。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缺乏有力监督的情况下，“业务招待费”就有可能成为藏污纳垢的代名词，任何名目的支出都可以穿着这个合法的马甲平安过关。
根据2012年年报数据，252家上市国有企业的业务招待费总计达65.25亿元人民币。其中，有8家的业务招待费超过一亿元。除中铁建外，中国交建、中国水电、葛洲坝、中国北车、中国重工、中煤能源、中国化学均榜上有名，它们的业务招待费合计高达27亿元。
建筑业潜规则
在8家招待费过亿的央企中，有5家是建筑公司，它们就是有“五大央企建筑公司”之称的中国铁建、中国交建、中国水电、葛洲坝和中国化学。这5家建筑公司去年合计产生招待费为22.35亿元，平均每天支出612万元。
“招待费用过高，确实是建筑行业的‘通病。”中铁建一位知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建筑企业形成了一股风气，“你要接工程，想赚钱，就得送礼，谁钱多谁好办事，人家并不一定非要选择央企。”
这位知情人士称，业务招待费可以说是建筑业的“潜规则”，“你要获得更多商业机会，就要花大钱去维护关系网，而且企业规模越大，业务越庞杂，招待费越多。”
建筑工程的发包、转包更是根据油水多少，价码明确。财经评论员叶檀表示，在这其中，央企也需要行贿，从以往的案例来看，贿赂高达发包费的30%以上。之前有媒体报道称，中铁电气化局为了中标向莆线和京九南段电气化改造工程，该局副总经理李汝军公关原南昌铁路局邵力平就花费300万元。
“铁道施工很难干。”前述知情人士称，铁道建设单位与基层政府维系关系的方式就是“请客吃饭”。“铁路修到哪里，就得请到哪里。”只有这样，修铁路与沿线村民发生纠纷时，县里和镇上的政府人员以及村委会领导等才会更积极地来协调矛盾。另外，“接待不好下来视察的铁道部门，就有可能以后拿不到招标；得罪了监理方，工程质量就有可能被否定。”他说。
《21世纪经济报道》援引一位原铁道部官员介绍表示，在高铁大规模建设之前，铁路工程招投标领域相对干净，“那时候工程基本是由中铁和中铁建旗下的各个工程局做，由于每年的铁路投资量不大，能做工程的也就是铁路路内的企业，因此铁道部一般是一碗水端平，制定这段由这个局做，那段由那个局做，当然会免不了有领导打招呼的现象，但总体还是规范的。”
而事情起变化是在2005年前后，随着铁路投资的迅猛增加，大量高铁工程项目上马，原铁道部旗下的工程局干不过来。前述官员称，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为了搞活这一市场，把中国水电建设集团、中交集团这些公司也引入铁路建设领域，同时，大量的工程中介也开始出现，包括丁书苗、郑朋这些巨鳄和难以计数的小中介，工程层层非法转包也随之沉渣泛起。
从年报上看，民企的招待费似乎远低于国企。不过，业内人士透露事实并非如此。一位业内知情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由于税收抵扣原因，民企招待费只会少报不会多报。”他透露，一些民营企业家为了得到大型基建项目，送礼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这点在罗金宝案件中就可以看出。而用于“招待”的经费通过做账，可以轻而易举进入了成本。
签字背书
近年来，政府部门“三公”问题受到重拳治理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而相形之下，对国有企事业单位“三公”消费的监督并不到位。
“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对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财政预算监督不给力。” 竹立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国当前的事业单位中，除了一类事业单位的运行管理经费纳入公共财政预算，其他事业单位都还没有纳入进来，国企的运行管理费用更是一直游离于公共财政预算之外。“这样一来，人家花多少钱都不知道，更别说监管了。”
关于国有企业业务招待费的公开问题，只在由监察部、国家经贸委、全国总工会等于1998年11月联合发布的《关于国有企业实行业务招待费使用情况等重要事项向职代会报告制度的规定》中提及。
按照该规定，国企的领导人应当向职代会报告业务招待费的使用情况等，而报告的内容包括：业务招待费全年核定额和实际支出额以及主要开支项目，开支是否符合制度、手续是否完备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显然，这个规定不仅公开的范围仅限于职代会，而且在具体公开的方式上也缺乏明细和具体的规定，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起到约束作用。
这次中纪委对中铁建的调查似乎正在改变这种局面。强卫东说，中央纪委领导同志对此高度重视，“王岐山同志作出重要指示，要求认真核查，对存在的问题要严肃处理，并由我和中国铁建的纪委书记齐晓飞在核查报告上签字背书报结果。”
他解释说，“签字背书”是王岐山同志提出的要求，就是由监管责任人在检查结果上签名后上报，以利监督和责任的担当。
不少业内人士反映，“签字背书”的方式，在央企反腐进程中恐怕还是第一次，而且在全国范围内的反腐工作中，也可能是第一次出现。
强卫东表示，从今年5月起，中铁建在全系统抽调1170多名业务人员，历时3个多月，对全部36家二级公司及其所属开支最大的1家三级公司，共4250个核算单位2012年度及2013年上半年业务招待费进行检查。检查覆盖了单笔金额1000元以上的所有支出，共涉及业务招待费14.22万笔，发票15万多张，金额4.57亿元。
据中铁建内部人士透露，在刚刚过去的4个月，中铁建系统上下一片焦虑。此次事件直接催生了中铁建首个《业务招待费管理办法》。该办法要求，在业务招待的每张发票背后必须说明：多少个人吃、请谁吃、证明人是谁、陪吃人是谁，且每张发票的金额不能超过5000元。
中纪委对中铁建的调查对控制央企招待费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效。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铁建业务招待费总额同比下降了2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