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锁记曹七巧人物形象

金锁记曹七巧人物形象

金锁记曹七巧人物形象 篇1

——曹七巧心理变态的前因后果李梦莹

摘要：《金锁记》是传奇作家张爱玲的代表作。小说描写了一个原本青春活泼的麻油铺家的女儿曹七巧因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对金钱的贪婪而嫁入深宅大院姜家，在活死人丈夫身边，因为性欲的压抑，府中主仆的鄙视嫌弃，由受害者变成害人者，内心渐渐歪曲，一步步走向变态的过程。

关键字：张爱玲 金锁记 曹七巧 心理变态

张爱玲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在那样一个战乱纷争的年代，张爱玲却把视角转向普通的市井生活，从人本性中的黑暗面，金钱欲，性欲等角度剖析了这个社会这群冷血的人物的生活百态。而《金锁记》就是其中最成功的作品。

《金锁记》成果的塑造了在种种压抑下最终导致其严重心理变态的曹七巧形象。

一、心理变态的前因府中人的歧视

曹七巧原是市井小户家的普通女孩,与姜公馆中人的社会地位有着天壤之别，而恰巧姜公馆的二少爷患有“骨痨”，“是个残废。做官人家的女儿谁肯给他？老太太没奈何，打算替二爷置一房姨太太，做媒的给找了这曹家的”①，“原是做姨奶奶的，后来老太太想着，既然不打算替二爷另娶了，二房里没个当家的媳妇，也不是事，索性聘了来做正头奶奶，好叫她死心塌地地服侍二爷。”②门不当户不对使七巧收紧家里男女老少的歧视，甚至连奴才也看不起她。而七巧却是

“麻油店的活招牌，站惯了柜台，见多识广的”③，在家人的鄙视下并没有忍气吞声，她粗野泼辣地以自己的方式反抗、争取，因见二小姐瘦了，自作主张跟老太太说是害了相思病，要老太太早点儿把小姐的婚事办了，自以为是好心，没想到却办了坏事，更招人厌了。

一个社会底层的弱者，在姜家这样的大家里，受到的不是良好环境的熏陶和正确的引导，而是赤裸裸的歧视。在那个还未完全开化的旧社会，女性仍是被压迫者，靠夫，夫是个活死人，靠子，子“还不满十四岁”④，“无依无靠”的七巧无力抗争，心理开始慢慢变态。性欲被压迫

“你碰过他的肉没有？是软的、重的，就像人的脚有时发了麻，摸上去那感觉„„”⑤姜家二爷天生骨痨，她的性欲在正常渠道得不到宣泄，她转而将一腔爱欲宣泄给三爷姜季泽，而三爷却是”抱定了宗旨不惹自己家里人，一时的兴致过去了，躲也躲不掉，踢也踢不开成天在面前，是个累赘。何况七巧的嘴这样敞，脾气这样躁，如何瞒得了人？她也许是豁出去了，闹穿了也满不在乎。他可是年纪轻轻的，凭什么要冒这个险?”⑥所以七巧的情欲无处宣泄。

佛洛依德说原欲就像一条河流，如果收到阻碍，就会溢向别的河道，直接导致错乱心理和性变态行为。爱情的破灭

老太太和二爷死后，姜家分了家，七巧带着长白、长安以及用青春换来的一点儿家产搬了出来。没想到隔了几个月，姜季泽突然上门来了，他突然一改以前的态度，对七巧表现出爱意，“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⑦七巧对季泽的爱又重上心头，然而季泽却并不是真心的爱七巧，只是为了她的钱，为了骗走她用青春，甚至一辈子的幸福换来的一点儿钱。“他不是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⑧然而在欺骗的爱和真实金钱面前，七巧选择了金钱。她对季泽的爱，她对这世界最后的爱就这样被泯灭了，她不再相信任何男性。就像《雷雨》里繁漪畸形的爱情一样，七巧这份没有结果错误的爱更促使她走上了心理变态的不归路。

二、心理变态的后果极度嫉妒甚至破坏他人的幸福生活

因为自己的丈夫是活死人，七巧见不得别人好，当水仙嫁给了风流英俊的季泽时，七巧心里极度不平衡，“她嘴里说笑着，心里发烦，一双手也不肯闲着，把兰仙揣着捏着，捶着打着。恨不得把她挤走了样才好”。

七巧这种变态的心里更具体形象地表现在她对儿女幸福生活的妒忌和破坏上。

七巧的丈夫从未给过她一个女人应该得到的东西，她将希望寄托在季泽身上却没想到季泽只爱她的钱，她一生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一个男人，除了儿子长白之外，所以她有很强的恋子情节。

“长白在外面赌钱，捧女戏子，七巧还没甚话说，后来渐渐地跟着他三叔姜季泽在外面逛起窑子来，七巧才着了慌，手忙脚乱替他定亲，娶了一个袁家的小姐”⑨然而七巧见不得别人幸福，嫌弃儿

媳的相貌，挑三拣四，抓着长白整夜为她烧烟，让新媳妇独守空房，还逼着儿子告诉她儿媳的隐私，并且当着外人的面添油加醋地宣布儿媳的秘密，最终害得芝寿得了肺痨，“七巧嫌她乔张做致，吃这个，吃那个，累又累不得，比自己似乎多享了一些福，自己一赌气便也病了。”最后芝寿熬不过死了。

七巧为了把长白绑在身边将绢姑娘给了长白做姨奶奶，而绢姑娘在生了一个孩子后也受不了婆婆吞鸦片自杀了。

儿子长白的婚姻断送在七巧手中，女儿长安的婚姻更是被七巧杀死在了摇篮里。自己一辈子不曾的得幸福快乐的生活，七巧更看不得同样作为女性的女儿得到丝毫快乐和幸福。

为了剥夺女儿的自由，在裹脚已经不时兴的年代，七巧将女儿的脚裹成了畸形。为着和大房三房比赛，将长安送进洋学堂读书，但当看到女儿脸色红润了，胳膊腿腕也粗了一圈时，就已丢失小东西为借口要找到学校闹事丢长安的脸，最后长安没脸去学校，退学了。在堂妹的撮合下，长安认识了国外留学回来的童世舫，两人的交往很顺利，并很快订了婚，订婚之后的长安开朗了很多，七巧看不过，对长安百般辱骂，还告诉童世舫长安吸食鸦片，千方百计地坏了女儿的终身大事。

最终“长白不敢再娶，只在妓院里走走。长安更是早就断了结婚的念头。”⑩成为了可怕的守财奴

当初曹大年贪财，做主把七巧嫁给了残废的姜家二爷，身份地位的悬殊是七巧在姜公馆饱受歧视，亲情、爱情，七巧都得不到，唯一支撑她活下去的就是老太太和二爷死后自己分得得那些家产，这是七巧卖掉一生才换来的一点儿金钱，是她这辈子唯一的一点儿收获和真实存在的可信赖的依靠。

七巧的爱欲和性欲被长期压抑无法释放，于是这种欲望统统转化成对金钱的占有欲使她变成了一个敏感多疑的守财奴。

分家时，连老太太留给儿子的几件纪念的首饰也不肯放过，外甥跟曹春熹跟长安的一点儿亲近动作就被七巧骂成是图谋她的钱，为了钱，跟自己一直爱着的季泽撕破了脸„„

从受害者到害人者，七巧是悲惨的，可怜的，同时又是可憎可恨的。为了金钱，她亲手毁了自己的一生，而变态的心理又使她亲手断送了儿女的幸福，她恨所有人，也使所有人都恨她。正如书中所说“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注释： ①《张爱玲 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黄修己主编1999年版第120页

②《张爱玲 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黄修己主编1999年版第120页

③《张爱玲 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黄修己主编1999年版第121页

④《张爱玲 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黄修己主编1999年版第135页

⑤《张爱玲 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黄修己主编1999年版第128页

⑥《张爱玲 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黄修己主编1999年版第129页

⑦《张爱玲 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黄修己主编1999年版第138页

⑧《张爱玲 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黄修己主编1999年版第138页

⑨《张爱玲 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黄修己主编1999年版第145页

⑩《张爱玲 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黄修己主编1999年版第120页

第160页

参考文献

【1】《张爱玲 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黄修己主编1999年版

金锁记曹七巧人物形象 篇2

一.为金钱:悲剧的开始

曹七巧出生在开麻油店的市侩商户人家, 虽然上不了大的台面, 但是也衣食无忧、快乐单纯。喜欢她的有肉店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兄弟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 , 她的愿望也不高———找一个喜欢她的人, 生儿育女, 时间久了, 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 她也就知足了。

然而, 父母早世, 她的哥嫂贪图荣华富贵, 想攀高枝儿, 将她嫁给了上海大富人家的姜公馆。因为姜家二少爷是个残废, 有钱有势人家的女儿自然不愿意, 姜老太太没奈何, 只得降低了门第, 做媒的给找了曹家, 原本是做姨奶奶, 正太太虚位以待———门当户对的小姐, 后来姜老太太为了让七巧死心塌地地服侍二少爷, 聘了来做了正头奶奶, 由妾扶正。可见凭曹七巧的资质在姜家实质只够妾的份儿。这样的门户和地位, 在大富的姜公馆里连丫头都是瞧不起的!

在这个大家族中, 因为没有一丝温暖和关怀, 她偷偷地抽上了大烟, 来麻痹自己以缓解心中苦痛。但是作为青春激情的女人, 除了物质需求还有生理本能的需求。尤其是生理本能欲望的满足对她来说是隔靴搔痒, 于是七巧只有把情爱寄托在她唯一能接触到的男人———姜家三少爷姜季泽身上。她竭力想抓住季泽, 哪怕只是精神上慰藉也好啊。但是早报定宗旨不惹自己家里人, 害怕一旦沾上就成了累赘, 这样曹七巧唯一的寄托也只是镜花水月一场空, 连连向姜季泽发出的求爱信号, 都被他故意漠视, 还一本正经地化解掉。这个曹七巧唯一能接触的男人也拒绝了她, 最后她只有也只能守着那无生命的肉体让青春和欲望一起枯萎, 埋没, 扭曲。

原本怨恨的心里, 在这种“求而不得”之后扭曲了———靠得住的就只有能分得的家产了, 她要拼命守住她用身体和青春换来的财产。终于, 丈夫死了, 婆婆也去世了, 姜家几房分了家。她分到了属于自己一房的家产, 至此曹七巧的主体地位、主人地位得以确立。

她成为家长之后, 她要发泄心中的不满, 一一向周遭讨要回来命运曾经对她的不公。当一个人的正常本能 (性欲) 得不到满足, 并且这种冲动不加以节制的话, 就可能失控而成为一股强大的可怕力量, 失望以致绝望的曹七巧“疯了”, 渐渐变得多疑、刻薄、专横、冷酷。

二.为情欲:对儿女的绞杀

1943年,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在中国大陆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张爱玲也接受了这种学说的影响。在其作品中体现的弗洛伊德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其中尤其重要的是: 书写人的本能欲望。弗洛伊德把本能视为人类的基本的心理动力。本能来自人的身体内部刺激, 活动目的是通过某种满足渲泄和消除由于刺激所带来的紧张、痛苦。变态心理即是性的本能因受到外部和内部挫折和剥夺所引起的一种非常规的满足。张爱玲将弗洛依德的性心理分析灌注到她的人物曹七巧身上, 用她如椽的慧笔注解了曹七巧因为本能欲望的不满造成的人性的扭曲和变态。

在欲望上, 从她对儿子夫妻生活的恶毒嘲笑和对女儿婚事的粗暴干涉, 可以看出被情欲困厄了大半生的她, 把那个社会、环境施予她的不幸, 报复给她的儿子、女儿和儿媳。在金钱上, 如果说当初她是被动地嫁到姜家, 身不由己地被金钱锁住了爱情和欲望, 那么成为家长后她则是主动为自己套上金钱的枷锁。利用家长的身份让缺失的情欲得到变态的补偿。

随着儿子长白的长大, 曹七巧漫长的守寡生涯中有了一点安慰但她的内心对儿子的感情远远超出了母爱本身, 这是一个女人对一个健康男人的情爱, 但是这个男人是她自己生养的儿子, 在言语的发泄中满足自己的性渴求心理, 而这些话急得儿媳芝寿只想寻死。丈夫在世, 七巧犹如守活寡, 未有过正常健康的性生活, 更谈不上生理满足了, 自己成了家长后, 自己未曾得到的也决不让儿媳得到。为牢牢套住儿子, 她让儿子陪自己抽大烟, 逼迫儿子讲出和儿媳的闺房秘事, 还将此添油加醋地到处宣扬, 这分明是对芝寿正常性生活的羡慕、嫉妒、恨, 对自己未曾得到的发泄、报复、补偿, 进而她要完全占有这半个男人, 哪怕只是形式上的也好。于是曹七巧让长白整夜整夜地为自己烧鸦片, 几夜几夜不让儿子和儿媳在一起。在这个丈夫不像丈夫, 婆婆不像婆婆的疯狂世界里, 芝寿只能恨长白, 长白也渐渐不中意芝寿, 逐渐夫妻不和, 长白又往花街柳巷里走, 于是七巧又把丫头娟儿给他做小, 还是笼络不住他, 七巧又变着方儿哄他吃烟, 之后, 长白只在家里守着母亲和新姨太太了。足见七巧对长白是占有欲远远大于母爱。她对儿子的爱是一种不可说破的情欲, 是一种性爱意识的替身, 所以儿媳芝寿也罢, 姨太太娟姑娘也罢, 香消玉殒的命运便在踏入七巧家门的时候注定了。这是七巧对同性抢夺她的男人的绞杀。

曹七巧对儿子儿媳的破坏是因为自己可耻的欲望, 那么她对女儿学业、婚事的扼杀则是同性本能的嫉妒。七巧处处和妯娌比赛也要让儿子进学堂, 无奈长白无心学业, 只得将女儿长安送入了沪范女中。长安换上了蓝爱国布的校服, 不上半年, 脸色也红润了, 胳膊腿腕也粗了一圈。可见逃出了曹七巧阴影的孩子完全是可能健康成长的。长安丢了一条褥单, 七巧便暴跳如雷, 要去学校兴师问罪, 出女儿的丑, 长安丢不起这个人, 第二天便告诉母亲自己不念书了———她没脸去见她的同学和她喜欢的音乐教员。

长安二十四岁生痢疾, 七巧不替她请医服药, 倒只劝她抽鸦片!婚事也受影响。后来经堂妹长馨介绍, 和归国华侨童世舫两情相悦, 这样好的对象对长安来说是无比难得的美满。长安也因此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时常微笑着。然而母亲七巧却很生气, 她是嫉妒女儿的。她对女儿百般刁难, 无端地搅黄了女儿难得的婚事, 她要女儿和她一样、陪她一起过活, 牺牲。这是一个嫉妒比自己幸福的疯狂的女人, 连女儿都不放过。

虽然没有了男女朋友之情, 也解除了婚约, 世舫和长安依旧以朋友相约出去, 他们认真做起朋友来了。风声吹回到七巧耳朵里, 于是她背着长安请童世舫吃便饭, 席间“无意”说出长安是个瘾君子并且是从出生时就开始喷烟的虚假事实, 这让童世舫非常震惊, 内心深处深深地失望———曹七巧用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彻底送断了女儿的幸福, 最后的爱。

三.结语

没有正常 夫妻生活 的曹七巧, 被金钱和欲望折磨几近成魔, 这是一个变态的女人、恶毒的母亲、人性“恶之花”。

但七巧终究是封建宗法制度下的牺牲品, 她的环境是不由自主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更应该诅咒那个宗法制父权社会。是它导致了女性在语言、文化、社会和经济领域中遭受被压抑被扼制和被剥削的命运。这种宗法父权体制的意识形态, 更是长久渗透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习俗之中, 深深影响了女性的生活及其心理与人格的形成和发展。她们一方面拼命压抑自己的欲望, 另一方面又自觉或不自觉地被放逐于社会主体之外, 成为被奴役被物化的对象, 在道德禁律、礼教操控和经济牵制下艰难生存。

张爱玲通过曹七巧人格分裂的演变, 表现了女性的 压抑真相———环境, 同时也表现了女性主体反抗宗法父权的意图。张爱玲将曹七巧个性中由怨恨转为嫉妒再到报复的性格特征写到了人性的极致, 具有强烈的悲剧感和艺术震撼力。

参考文献

[1]朱栋霖.中国现代文学作选 (第一卷)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2]林幸谦.压抑处境与歇斯底里话语的文本[C], //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金锁记曹七巧人物形象 篇3

关键词：精神世界；孤寂；自私；冷漠；金锁记

作者简介：樊宇航（1992-），女，汉族，黑龙江佳木斯人，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语文教育专业在读教育硕士，研究方向：中学语文教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0-0-01

张爱玲的家庭是典型的封建贵族家庭，门庭曾显赫一时，其父是典型的遗少，旧习气既深，性情又甚坏，而她的母亲则颇受西方文化熏染，几度与小姑联袂赴法，夫妻不和，终至离异。张爱玲自小就是生活在这种家庭氛围之中，她对封建家庭的衰败腐朽、世态人情的悲凉、生存的无奈与哀伤有着深刻的体会。这造就了她苍凉、凄切的写作风格，对她的文学创作影响颇深。

本文着重从以下几个关键词分析张爱玲的精神家园对于她小说《金锁记》中曹七巧人物形象塑造的深刻影响。

一.孤寂

结合张爱玲的成长环境，我们不难发现其大多数作品的共同特点：父亲形象的阉割，母爱的颠覆。《金锁记》可以说是充分体现了张爱玲对封建家庭生活的熟稔，文中的长安亦是在落没的封建家庭长大，父亲角色的缺失，母亲又是那样病态的满身怨气地折磨着身边所有的人。可见，童年时代的不幸生活，使张爱玲在小说人物的塑造中不免有孤单寂寞的影子。又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虽然在张的笔下她是一个贪婪无理，心灵扭曲，守财如命的人，但是，我们不免可以看出她同时又是孤单与寂寞的。因此，曹七巧是对孤独感的内涵最形象的诠释。强悍阴鸷的曹七巧一生都是孤单寂寞的，连虚幻的爱也没有，她恨所有人，所有的人也都恨她，在对立着的两面，她永远自己一边，尤其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被彻底的孤独包围时，力透纸背的蚀骨的苍凉感油然而生。

二.自私

张爱玲的童年失落于家庭，同时又与家庭一起失落于时代，无论是小家还是大家，这种恰逢特定的历史时期与遭遇动荡社会的体验，使心思敏感的她不难感受到整个时代的沉落，这种种因素形成了她失落者的心态，这种心态也在她的小说创作中得到体现，当她感到人世间最纯粹无私的亲子关系也被撕去了温柔的面纱而露出自私冷酷本质之后，她已无法对人性产生乐观美好的认定。于小说中对人性自私的丑态给予无情的揭露。《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形象是对于人性内心深处欲望与自私最好的诠释。曹七巧为钱而嫁到姜家，为钱而忍受种种折磨，她的一切幻想都聚焦到金钱上，当她终于得到时，物欲就成为吞噬别人同时也吞噬她自己的可怕的力量，为钱她放弃自己选择爱情的权利，为钱她不惜牺牲自由与幸福，作为母亲，破坏儿子婚姻，摧毁女儿幸福，一切无不是为了守护她的财产，以此来满足自己变态扭曲的心理欲望，自私者的嘴脸暴露无遗。张爱玲对于曹七巧这个人物的塑造实在具有很深的意味，她是一个多方面、生动立体的典型人物，不可理喻，变态扭曲甚至令人发指的特殊人物。所以足以见得作者用意之深刻。

三.冷漠

张爱玲无比向往母亲那样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她说：“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这种自嘲无疑流露出她内心深处的自卑。而这种心理往往会使人形成一种冷傲继而冷漠的性格，这在她笔下的曹七巧身上也深有体现。曹七巧的冷漠，是对于儿媳的苦难完全不予理会，是对于女儿的痛苦，置之不理反而雪上加霜。她甚至绞尽脑汁破坏自己孩子的幸福，为的是守护她的钱财。对于亲人的恶语相向，她毫无悲伤之感，可以说她用冷漠对待所有人和事物，因为她戴着有色眼镜看所有人，认为大家都是冷漠自私与贪婪的，所以所有人也将这些丑陋的词汇全都加到她的身上。曹七巧用她的冷漠阻挡别人靠近，同时也把自己永远的锁在了牢笼之中。

四.总结

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有着多重阴暗扭曲的性格特点，孤寂、自私、冷漠，而这三者恰恰又是互为因果的，因为孤单寂寞所以性格变得畸形扭曲，产生自私冷漠的性格特征，又因为自私到可怕冷漠到无情，因此曹七巧的人生将越来越孤寂凄凉。这样的循环无疑是可悲的，也因此造就了小说独有的悲凉意味。张爱玲的小说除了荒凉和悲怆，在她无情的揭示人性的可怖之外还有深刻、自省、惋惜和觉醒，她用一种平淡无奇的口气以及看破一切的姿态讲述一个个平凡人的故事。这所有故事看似荒谬，看似与己无关，然而却都在她的生活中有所写照，所以格外动人。像曹七巧这样一个复杂人物的产生，除了给读者深恶痛绝的感观，同时对其人格的多重分析，深层挖掘之后，更会让世人产生深刻的思考，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她的悲剧？我们会在她的身上看到或多或少自己不为人知的影子，张爱玲的厉害之处就在于用她苍凉的人生笔调为我们揭示了人类最深处的欲望甚至是丑恶，这不是简单的曹七巧式的病态人生，更是许多人症结所在。这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一个个鲜明的，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凄惨无奈的悲剧，更是人类内心深处深刻的自省。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张爱玲经典作品选—金锁记》，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2]邵迎建：《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张爱玲的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8.

[3]夏至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论张爱玲[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

[4]余斌：张爱玲传[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3.

金锁记曹七巧人物形象 篇4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出嫁前虽然粗鲁、泼辣, 但这些却因为她的青春显得可爱, 可是出嫁后的七巧并没有收敛她那张扬的个性, 反而更是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她因为自己的婚姻不幸而嫉妒妯娌, 她一味地将自己的不幸命运归到兄嫂身上而跟兄嫂吵架, 她的处处不饶人的泼辣让姜公馆的小丫环也瞧不起她。这些她明明知道却依然故我, 这也许就是曹七巧典型性格的真实写照, 明知道自己的言行漏洞百出可就是不服输, 明知道有一些挣扎是徒劳的, 可就算落得“鱼死网破”的结局也决不罢休。她的性格太过张扬。可用一个字“动”来形容其性格。

相形之下, 王琦瑶的个性与曹七巧比可谓是两个极端, 如果说曹七巧个性躁动那么王琦瑶则显得安静;曹七巧个性张扬那么王琦瑶则内敛;曹七巧直率王琦瑶则显得含蓄。作为一个漂亮的上海少女, 王琦瑶的心高气傲也是自然而然的, 只是理想总与现实存在距离。她是弄堂里生活的小户人家的女儿, 环境教会了她冷静而现实的处事策略。年纪小小的她已经在生活的磨炼下, 养成了工于心计、欲擒故纵的性格。她的心里不是风平浪静的, 一直存在的那份与命运抗争的不甘与挣扎以一种表面上的不动声色地静伏着, 等待着机遇的来临。

二、同一片天空下不一样的小世界——生活空间的比较

曹七巧形象的成功塑造, 得益于张爱玲对世相人心的深刻洞悉与把握也得益于作家独特的艺术表现, 尤其是叙事过程中对时间和空间的灵活驾驭与张爱玲的很多其他小说一样, 《金锁记》中人物活动的空间集中在阴沉冷清的深宅大院, 曹七巧的家世, 她的痨病丈夫。以及挤满各房姨太太, 弥漫着鸦片烟雾的姜公馆, 都构成了一个难以逃脱的宿命的背景, 她别无选择地关起房子, 背向时代, 在古老黑暗的空间背景下演绎着自己悲剧的人生。姜公馆不可能代表整个社会但它却成为了那个黑暗社会的缩影作品中所塑造的空间是令人窒息的, 从侧面也反映出张爱玲性格中所体现的悲观情绪。

同样是写上海, 王安忆笔下的上海, 既有一般市民社会所共有的那种平庸、琐屑、得过且过的生活特征, 又有一个华洋杂处、中西合璧、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商业都会所特有的新鲜、刺激、好浮华追逐时尚的文化色彩。作者倾尽笔力描写上海市民生活的种种细节, 写由这些“最具体最琐碎的细节”组成的上海市民所特有的生活方式, 以及这种方式赖以生长和展开的上海市民聚居的弄堂的独特生活环境。这些有关上海市民生活细节、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的精细入微的艺术描写, 决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那样, 为人物的活动创造一个逼真的生活环境, 而是同时也要写出上海这座城市的经脉、骨骼和鲜活的血肉。

三、情爱模式的比较

《金锁记》讲的是一个报复的传奇故事, 一个用金钱来报复情欲的传奇故事;一个禁锢的故事, 一个因情欲被长期禁锢而变异后演化为更为疯狂物欲的故事!曹七巧年轻之时充满了青春、充满了热情, 对未来充满了向往, 活力四射!但进了姜公馆做了二奶奶之后, 便走进了这座黑暗的牢房, 便成了一只笼中好看的金丝鸟需要用折杀情欲的亮灿灿的黄金来喂养。可是, 连情欲也得不到, 这对她来说, 无疑是在她生命的春天里来了一次倒春寒, 下了一次大大的雪!封建礼教对她人性的压抑, 于是, 她的情感的田野变成了一片冬天的荒漠, 死一般沉寂。情欲的不满足让曹七巧开始了一系列畸形情爱模式的发展。情欲严重缺失的体验成了她性格悲剧的主因, 成了促使她蜕变的动力, 一点一点去蚕食身上的人性, 最终扼杀了人性, 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相比之下, 王琦瑶与男性世界的关系首先是她与李主任这位阔人的关系。王琦瑶终不过是李主任所宠幸的众多女人中的一员。她只和李主任谈恩和义, 因为李主任充分保障了她生存的物质条件。她的相思苦等, 她单方面的忠贞不二, 便是对这所谓的“恩”、“义”的回报。历尽沧桑之后的王琦瑶以朴素的形象出现在平安里并与康明逊恋爱。两人的恋爱显然是基于两人的相知, 可这真正的爱情也犹如昙花一现, 命里注定他们有缘无分, 最后为了爱她主动松手放了他。这以后她虽然与男人打交道可是恩义与情爱却分得很清楚。在这场爱情的旅程中, 王琦瑶并没有像曹七巧那样表现的轰轰烈烈, 让人触目惊心, 一切显得都是那样平淡。她遵循人情往来规则而放逐感情, 她的心是冷的。

四、精神模式的比较

如果说从心理学角度来讲, 曹七巧存在严重的心理障碍。从表面上看, 是曹七巧自己的性格缺陷 (即不会说话、不会处事、粗鲁泼辣而没有城府) 造成的, 但当我们揭开这一层神秘的面纱, 就会发现真正的动因, 那就是情欲的不满足。这种潜意识才是曹七巧性格孤僻, 行为怪异的动力根源, 它是充满着不容于社会的各种本能和欲望, 它时刻想表现出来。但身在封建礼教牢笼中的曹七巧又不得不将自己这份情欲强迫留在潜意识的深处, 就是受这种情欲的压抑曹七巧的心理开始变得扭曲, 她的精神世界也几近崩溃最终丧失人的感情变成了非人。

两者相比较, 王琦瑶的人生似乎是一个悲剧的怪圈, 起于偶然, 终于偶然, 成于浮华, 死于浮华。在朋友圈中自尊敏感的王琦瑶, 在李主任显赫的权势, 充足的金钱面前, 变成了一个乖顺的“孩子”, 变成了一个毫不审视男性世界, 决不把握男女关系局面的绝对被动者。她唯一的主动就是主动接受李主任的安排。她把自己物化为男性消费品并以此为谋生手段时, 并没有生存状况的残酷性在背后逼迫着。她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维系基本的生存, 而是为了追求平凡女性人生之外的浮华享受。“像我这样的女人, 太平就是福, 哪里还敢心存奢望?”这里, 王琦瑶表达的不是对自己过去攀附男性的无主体性状态的反思, 表达的恰是对世俗社会认为自己生命已经贬值看法的认同。这种认命的态度不可能使王琦瑶的生命迸发出凤凰涅槃式的再生力量。它只能使王琦瑶由过去的凭色相而攀附浮华走向因屈从世俗而不敢奢求完整人生。

总之, 这两位女作家都不同程度地抒发了对女性的那种温暖情怀。曹七巧与王琦瑶这两个被时代压抑受环境影响而几近变形的人物是两个时代的产物, 从对这两个人物形象各方面的分析中, 我们不能不反思这样一个问题:当下的女性怎样活着才真实, 是屈从于物质利益而放弃自身人格还是应该坚决保全自己独立的人格, 活出自己的自尊。

参考文献

[1]於可训, 中国现当代小说名作导读——《金锁记》, [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 173页、177页、205页、188页、174页。

曹七巧与弘徽殿形象的比较研究 篇5

关键词:张爱玲 紫式部 曹七巧 弘徽殿 女性形象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自己独特艺术风格并带有传奇色彩的作家,其小说成就很高。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是日本古典文学的典范。张爱玲与紫式部两位不同国籍、不同时代的女性作家无论是人生经历、创作思想,还是其小说的主题指向、审美特质和人物形象塑造方面都有值得研究的同异之处。《源氏物语》和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里,都成功塑造了一大批异彩纷呈、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表现了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悲剧。

人类最大的悲剧是内在的,而女性最大的悲剧就在于她们自身。仔细审视张爱玲小说和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中女性的悲剧,权势、金钱和欲望的确成了决定她们命运的重要因素。《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一个把自己锁在黄金枷锁里的女人,《源氏物语》中的弘徽殿则是有着极强的政治野心和权势欲的女性。在曹七巧和弘徽殿的身上,展示了被金钱和权势欲望扭曲了的人性,也昭示出女性内心深处被毒化的更为惨重的悲剧。

《金锁记》是一部中篇小说。小说主人公曹七巧是张爱玲笔下最彻底的一个人。在这个人物身上,张爱玲将人性遭受摧残直至毁灭的过程表现得淋漓尽致。

曹七巧是麻油铺店老板的女儿,她出身低贱,性情暴躁,爱耍小奸小坏,还抽大烟。曹七巧的哥嫂希望妹妹高攀富贵人家,自己可以占些便宜,便安排七巧嫁入望族。七巧不由自主变成了姜公馆里残废二爷的“正头奶奶”,守着一个残废者,从此戴上了婚姻、情欲和黄金的枷锁。结婚几年,虽生了一男一女,却得不到正常人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满足。唯一令她安慰的是,丈夫去世后,她便可分得一笔能养活她一家人的财产,金钱成了七巧一生最大的梦想。七巧爱上并挑逗风流倜傥的小叔子季泽,但季泽却无动于衷,七巧的情欲还是得不到发泄和满足。长期的性压抑导致了她的性变态心理。

十年之后,七巧的丈夫和婆婆都死了,她分到了梦寐以求的家产,搬出老宅,自立门户,成了偌大一笔财富的主人。为了守住她用青春换来的血汗钱,她神经质地怀疑所有人,害怕别人打自己钱的主意。从此,她把自己套在黄金的枷锁里,孤寂、失望、伤痛和愤恨使她变得疯狂,正如肖瓦尔特所说:“疯狂本身是一种策略,是一种交流形式,是妇女对在父权社会所面临的关于女性气之矛盾观念和要求做出的反映。”[1]疯狂的变异心理不可遏制地与她的“报复”欲结合起来,她要报复这个世界。在她的情感世界中,再也没有信任和爱,只有仇恨和嫉妒。她把所有的不幸和痛苦全部变本加厉地报复在子女身上,破坏儿子的婚姻,拆散女儿与情侣,亲手毁灭了亲生儿女的幸福,到头来在所有人的愤恨哀怨中孤单地死去。

在《源氏物语》众多的女性人物中,最为冷酷绝情的人物是弘徽殿女御。弘徽殿女御是桐壶帝的后妃之一,也是后宫嫔妃里权势最大的。她是握有实权的右大臣之女,出身高贵,为桐壶帝生育了一个大皇子和几位公主,理应得到皇上宠幸,但皇上偏偏最宠爱性格羸弱,出身不高,又无外戚作后援的桐壶更衣。特别是桐壶更衣生下了异常清秀可爱的小皇子(光源氏)之后,皇上对桐壶更衣和小皇子更是宠爱有加。极富政治野心和权势欲的弘徽殿对此满腹妒恨,于是她不断地玩弄权术,骄横成性,虽贵为后宫之首,却饱受冷落。为了维护自己和家族的利益,弘徽殿女御等人使用各种手段恶意捉弄、侮辱、暗算桐壶更衣,致使桐壶更衣忧郁成疾,抱恨而死。桐壶更衣死后,桐壶帝悲痛欲绝,日日夜夜以泪洗面。面对此情此景,弘徽殿女御不但不同情理解桐壶帝,反而恶语相向。

为了消除弘徽殿女御对小皇子的敌视,桐壶帝将大皇子立为东宫,将小皇子降为臣籍,赐姓源氏。身份高贵,相貌酷似桐壶更衣的藤壶女御入宫,弘徽殿女御再失圣眷,满腹怨恨,而光源氏又常亲近藤壶女御。皇太子爱慕左大臣之女葵姬,左大臣却将葵姬许配给了已降为臣下但前途无量的光源氏。这些都导致弘徽殿女御更加痛恨光源氏。

桐壶帝驾崩之后,朱雀帝即位,万事听从母后与外祖父作主。弘徽殿大权在握,肆无忌惮地排挤和打击对手,以巩固扩张自己的权力。她抓住光源氏与胧月夜私通的把柄,迫使光源氏离开京都,流放须磨。藤壶皇后也不得不在青春鼎盛之际出家为尼以避锋芒。弘徽殿一族真可谓权倾一切,荣华绝顶。三年后,京都宫中不祥之兆接连发生,朱雀帝罹患眼疾,弘徽殿太后病势沉重,其父右大臣亡故。不久,朱雀帝让位给皇太子冷泉帝。冷泉帝得知自己的身世后对光源氏倍加礼遇。光源氏从此更加飞黄腾达,权势日渐显赫。而弘徽殿女御的家族荣华则逐渐烟消云散,常常悲叹时运不济,直至走向生命的尽头。

在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里,女性深层意识里存在着顽固而持久的奴性意识,自甘做男性的奴隶和附庸,她们的意识被男性世界所支配、所控制,女性是不该也不能有欲望的。可悲的是,曹七巧有着强烈的物欲和情欲,弘徽殿则有着强烈的政治野心和权势欲。然而,她们的这种欲望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外在环境的压迫和女性内在的心理痼疾导致两位女性异化为非人,疯狂地报复别人和扼杀他人的幸福。她们的人性得以完全丧失和泯灭。

曹七巧和弘徽殿都是专横暴戾、阴毒险恶的代表。曹七巧一生披着沉重的婚姻、金钱、情欲这三重枷锁,又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死了好几条人命,没死的也送掉了半条命。她的专横、疯狂、刻毒令人毛骨悚然。她变态地守护着金钱,残暴地干涉儿女的生活,控制着儿女的意志,她变本加厉地折磨和报复身边所有的人。弘徽殿强烈的权势欲和妒恨心理使她变得蛮横暴躁,阴险毒辣。她要对长年耿耿于怀的桩桩仇恨设法报复。当桐壶帝因失去桐壶更衣悲痛欲绝时,弘徽殿女御却说道:“做了鬼还教人不得安宁,这等宠爱真不得了啊!”[2]弘徽殿的冷酷无情与曹七巧一样令人毛骨悚然。在弘徽殿身上,处处表现出来的是与她的权力欲相称的男性化的刚硬和冷酷。

作为母亲形象,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和《源氏物语》中的弘徽殿使“母爱”的崇高和神圣被彻底颠覆与解构。从孟郊的《游子吟》到冰心的诗歌散文,母亲的形象被赋予了无数的光环,无私的、伟大的母爱在传统文化中历来是被讴歌的。而曹七巧和弘徽殿两位母亲却显得自私残忍和疯狂,她们和子女之间有的只是矛盾甚至仇恨,在她们身上看不到丝毫的母性甚至人性。她亲手扼杀了子女的幸福。她教儿子长白吸鸦片、逛窑子、纳妾,用刻毒的手段凌辱儿媳,探听儿子与媳妇之间的隐私,并在麻将桌上肆意宣扬和嘲讽。她满怀嫉妒去阴陨女儿,彻底毁灭了长安与童世舫的爱情。曹七巧的形象使我们不由得想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狠毒母亲的形象。与《孔雀东南飞》和《原野》中狠毒的“焦母”形象相比,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则更让人骇然,她的阴冷、残酷和疯狂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弘徽殿虽没有曹七巧的疯狂,但其自私的本质是相同的。强烈的权力欲望使她不甘于自守后宫,而是跻身于权力的中心,完全不顾儿子的感受。朱雀帝自即位起便受到母后弘徽殿的严格控制,言听计从,俯首贴耳,明知先帝不愿加罪于光源氏,却不敢为之申辩。面对强势蛮横的母亲,朱雀帝毫无自主精神,形成了软弱无能的性格特点。受母亲人生信条的影响,朱雀帝在女儿三公主择婿问题上犹豫不定,最终选择了权势高贵、地位显赫的光源氏,葬送了女儿一生的幸福。由于缺少母亲的关爱,弘徽殿与朱雀帝之间更多的是隔膜与疏远。朱雀帝也终因身体状况欠佳而出家。当然,张爱玲和紫式部并非要刻意丑化“母爱”,故意歪曲其神圣性,而是还原出虽不普遍但确实存在着的母亲形象,揭示出其本真的存在,重在给人启迪,让人内心自省,这样的人物形象应该是非常深刻的。张爱玲在散文《造人》一文中提到:“自我牺牲的母爱是美德,可是这种美德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畜也同样具有的——我们似乎不能引以自傲。本能的仁爱只是兽性的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并不在此。人之所以为人,全在乎高一等的知觉,高一等的理解力。此种论调或者会被认为过于理智化,过于冷淡,总之,缺乏‘人性——其实倒是比较‘人性的,因为是对于兽性的善的标准的不满。”[3]贝尔·切夫尼说过:“女性有关女性的写作是她们与母亲的内在关系象征地再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在造自身。”从作者现实生活中与其母亲的关系来考察,张爱玲和紫式部笔下的两位“恶魔母亲”形象的塑造和两位女性作家成长过程中母爱的缺失有着直接的关系。

作为女人形象,曹七巧为了金钱而嫁到了姜公馆,婚姻对她意味着物质的归宿,并不意味着爱情。她苦苦守住婚姻的惟一目的的要分得一笔财产,为了金钱放弃了苦等十年的爱情。日本平安时代贵族婚姻的实质是一种政治行为,妇女在其中充当了男贵族们勾心斗角、争权夺势的工具。弘徽殿女御嫁于天皇,其父右大臣便独揽朝纲。弘徽殿女御是后宫嫔妃里权势最大的,却无法像桐壶更衣那样得到皇上倾心的专宠。由此可见,作为女人,曹七巧和弘徽殿虽然拥有金钱和权势,却为此付出了青春和惨重的代价,她们从未拥有过属于自己的真正的爱情,从未曾作为一个真正的女人而爱与被爱过。这种爱情的悲剧彻底暴露了人性的丑恶阴暗:“爱情在一个人身上不得满足,便需要三四个人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债。……悲剧变成了丑史,血泪变成了罪状;还有什么更悲惨的?”[4]而金钱和权利欲是导致这种悲剧的罪魁祸首,它瓦解和扭曲了人性中健康美好的欲望。曹七巧和弘徽殿表面上可以飞扬跋扈,欺压他人,而男性的绝对权威却便她们再无权利可言。曹七巧的命运首先就掌握在象征着男权统治的兄长手中,由于兄长贪图金钱和财礼,将她嫁给姜家的残废少爷,从此拉开了她悲剧人生的帷幕。弘徽殿也只能将对桐壶帝的怨恨发泄到其他女性身上,更无法阻止光源氏的平步青云。可悲的是,曹七巧和弘徽殿在男权社会里得不到的东西,使她们不自觉地站在男权的中心,疯狂地压制、扼杀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她们既是不平等社会的被害者、牺牲者,也是害人者!这就进一步深刻揭示了导致女性悲剧的社会原因。

注释:

[1][美]艾莱恩·肖瓦尔特:《妇女·疯狂·英国文化》,陈晓兰,杨剑锋译,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

[2][日]紫式部:《源氏物语》(上),丰子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页。

[3]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第3卷),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

[4]子通,亦清编:《张爱玲评说六十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