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监督与司法关系的良性互动

传媒监督与司法关系的良性互动（精选5篇）

传媒监督与司法关系的良性互动 篇1

——以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制度为视角

传媒监督监督，是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对各种社会现象所进行的揭露、报道、评论或抨击；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权运作过程中各种因素达到的理想状态，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由于传媒自身的“广泛的、自由的”的特点与我国现行的独立审判体制在“司法公正”上结合并不够紧密，表现出明显的冲突和不相协调，导致“公平正义”在二者之间时常发生“歧义”。解决二者之冲突并建立规范的传媒监督机制，对于促进法治社会的进程十分重要。

《马德里规则》指出：“法官应当接受有关处理媒体事务的规定。应当鼓励法官提供牵涉到公共事务的案件的判决书的简写本或者以其他形式向媒体提供信息。尽管对于法官回答媒体的问题可以通过立法作出合理的规定，但法官不应当被禁止回答公众提出的与司法有关的问题。”各国司法机关都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来实现《马德里规则》的这一规定。这是司法机关对媒体监督“主动出击”的最好例证。当前，有的学者提出司法机关应该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走出去”的战略探索，在司法机关抽出部分人员搞外宣工作，将本单位的司法、行政等活动形成宣传材料，在相关的报纸、网站和电视台进行刊载和播放，大力宣传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现在这一做法在全国司法机关中相当普遍，从最高法院的机关刊物《人民法院报》的刊载的部分法院宣传文章来看，效果是比较好的，对“走出去”的战略在各地各级司法机关已达成共识。

基于对司法公开、公正的基本目标需求，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省级法院设立了法院新闻发言人。人民法院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可通过主动发布人民法院的重要审判信息，表达正确的立场和观点，营造有利于人民法院公正审判的舆论环境。前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同志曾提出“具备条件的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均应当设立新闻发言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同志强调“各级人民法院都要切实树立媒体意识和传播意识，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科学合理地设置适应新时期媒体环境发展变化需要的司法新闻宣传机构，配好配强能做好新形势下舆论引导工作的司法新闻宣传队伍。切实加强地方人民法院的新闻宣传建设，各地法院要将新闻宣传作为重要任务抓紧抓实抓好，努力培养一批基层法院新闻宣传骨干。”基层人民法院承担着全国绝大部分案件的审理和执行工作，但由于法院行政管理体制、编制、财政资源等问题的限制，全国已经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仍然很少。通行的做法仍然是由新闻媒体自发采访案件当事人及案件承办法官，由新闻媒介自我选择采访对象、决定信息传播的内容以及信息发布的时间，基层法院缺乏统一的法院司法信息定时、定地点的主动传播机制。

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可以保证传媒与司法机关之间的良性互动。

一、新闻发布范围明确

司法透明是司法现代化和司法民主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司法公l卜的有效保障机制。它具有多项功能，体现在法院和法官依法审判保障当事人权利;保障社会公众知情权，保证司法行为健康和廉洁;保障司法公正和权威;培育全社会法治意识和法治文化，增长法律知识和技能。近年来，全国各级法院通过对审判力一式、诉讼制度、执行体制及审判组织等的改革，从不同侧面落实司法透明原则。然j(lJ，在促进司法透明一L作取得积极进展的同时，还面临着许多深层次的问题有待于解决，法院新闻发布制度在促进司法透明方面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目前，我国各高级人民法院以上都设立了新闻发布制度。法院建立新闻发布制度，其主要目的是向社会公布法院的重要工作部署和重大业务决策;汇报阶段性成果及典型性工作经验;宣传出台的新举措、新机制;公布查办的职务犯罪和刑事犯罪重大典型案件，及时澄清社会上有关法院的不实一言论和消息等。然而，目前许多信息内容还处于应否公开的朦胧状态，信息控制者的义务和民众索取信息的权利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最高法院新闻发言人倪寿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法院新闻发布范围所作出过公开表态，他表示:“法律，是法院发布信息的惟一底线。在这个底线之上，一切都可以公开。“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法院也要向这个方向走。司法公正应该是看得见公正，法律底线之上，一切都可公开。”但是，目前我国法院新闻发布工作中的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2006年《人民法院新闻发布制度》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新闻发布的主要内容:关于审判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部署;重要的司法解释和其他司法文件;重要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实施情况;重要审判成果或重大案件的审判情况;与审判工作有关的重大突发事件;人民法院举办的重大活动;对新闻媒体有关报道的回应或澄清;其他需要发布的事项。上述规定中确定的新闻发布内容，我们可以分为两个主要层面加以分析，一方面，关于审判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部署;重要的司法解释和其他司法文件:重要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实施情况;与审判工作有关的重大突发事件;人民法院举办的重大活动，上述几项由于其性质是制度或法律法规等抽象性文件层面的内容，我国的法律、法规生效的前提条件，同时也是世界通行的惯例是必须经过公开向社会发布，重大方针、政策的部署也是我党领导工作的一贯作风，所以关于制度或法律法规层面内容的发布的范围是明确、清晰的。另一方面，《人民法院新闻发布制度》第三条中关于重要审判成果或重大案件的审判情况;对新闻媒体有关报道的回应或澄清;其他需要发布的事项的规定，相对于本条其它内容而言，其公布的范围、界限就非常模糊、不确定。首先，重大案件的审判情况，重大案件指的是哪些案件，审判情况指的是哪一个或哪几个审判阶段的审判情况，审判情况中具体哪些内容需要发布，规定的都很宽泛。另外，本条中的最后一项“其他需要发布的事项”，明显是一个兜底条款，这种表述在追求公开、确定的法律文件中出现，直是饱受争议的。所以，排除政策、法律法规层面的内容，其它关于法院新闻发布的范围缺乏明确、具体的界限，操作过程极易被人为因素所左右，造成的可操作性大大降低的局而。针对“有关领导指示不得发布的其他信息”这一规定，有学者引用肖扬院长的一次讲话:“在中国媒体对案件审判的报道与日俱增，媒体对司法审判的影响越来越大，媒体对司法审判的关注也使得司法工作面临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指出这是在为法院垄断信息奠定了基础，一个案件相关信息的发布与否掌握在各级法院院长手中，潜在的话语权转移到法院手中，并认为在此种情况下，法院对于扩张话语权的渴求是直接的、强烈的，然而，只要存在舆论监督体制，媒体就不可能不发表观点，多多少少会对司法有所影响，当然，正面、负面的影响都会有，我们不可能要求舆论和法院的观点一致，如果一致，那么媒体的舆论监督带能发 挥作用吗?另外，对于肖扬院长的“对于媒体的正确引导和坚持正面报道为主的观点”，认为这是与舆论监督背道而驰的。对于上述质疑以及目前法院新闻发布制度中一些不明确、不规范的部分，需要有进一步细化的实施细则，来明确各级法院新闻发布的具体范围，改进目前工作中的缺陷。

二、新闻发布及时

对于新闻信息的及时发布，是法院新闻发布制度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特别是在网络等新兴媒体迅速发展的形势下，有时即便是一个小问题，也可能迅速传播、放大，成为影响人民法院工作、影响社会稳定的大事件。新闻发布度是最有效的回应办法，因此，必须要强调信息发布的时效性问题。实践中，需要澄清的事实和负面新闻产生后，信息会通过各种途径迅速传播，如不在第时间对其进行澄清，负面新闻就会造成有损于法院形象的既定事实，然而，当响形成之后，再对其进行补救，就需要做数倍于原来的工作，甚至要通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努力，刁‘能够挽回既成事实的影响，这种情况的发生对我国现今本十分脆弱的司法环境来说非常不利，会招致更多的质疑与反对，甚至会损害新发布制度建立的基础。可以说如何回应社会舆论、妥善协调外部关系已成为当前人民法院迫切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对此，我国的各级法院要有足够的认识，对各种涉及人民法的消息，尤其是负面信息要进行积极的回应、及时的回应，这需要新闻发布制的不断完善，用具体、细化的规范作为常规新闻发布工作的准则，强化其可操性，尤其在应对突发事件中，法院的新闻发布机制应在第一时间迅速起动，通法院这一权威发布渠道，而不是只有媒体或其它非官方渠道信息的散布，把真实全面的新闻信息向社会进行权威发布，把握住宣传的主动权，也只有这样才能好地实现建立法院新闻发布制度的目的。

三、制度化、常态化的发布制度有效增强法院公信力

司法公信力是人民法院司法能力的外在表现形式，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是人民法院加强司法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能力代表着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为实现司法活动目的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程度。司法能力不仅体现为实现司法正的能力，还体现为司法公正被社会接受的程度，即司法权威。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活动中正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得出公平的审判结果;司法权威则指人民法院的司法活动能够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并自觉接受、服从裁决，司法权威也可以称为司法公信力。司法公信力是人民法院司法能力的外在表现形式，是社 会公众对法院司法能力的评价与认可。因此，人民法院司法能力提高的外在表现就是法院司法公信力的增强，司法权威的提升。

我国法院在行使审判权对案件进行裁决时，法院公信力屡遭质疑，这种情况在全国的各级法院中都曾发生过，尤其对于大案、要案，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和判决结果存在争议时更是如此，使得法院裁决的公正性被社会广泛质疑，法院的司法公信力遭到极大的破坏，这是目前我国司法改革中一个亚待解决的问题。在危机事件发生，法院面对社会质疑时，司法部门需要运用新闻发布制度，及时发出法院作为审判权行使者的权威声音，引导媒体对案件的报道角度，在最短时间消除公众对审判公正性的怀疑，使得审判权的行使产生最优化的社会效果，以建立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和法制环境。

2007年轰动全国的许霆案，从案件第一次被披露出来就开始有大量媒体对案件进行跟踪式报道，随着案件一审判决的作出到被告人不服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年12月的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直至广一州市高级人民法院将案件发回广州中院重审，再到重审判决作出，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是在媒体的全程“陪同”下进行的，期间，全国范围内的各类媒体，都以极高的热情投入许霆案的报道，各利，舆论包括媒体的意见、专家学者的意见，甚至最高法院法官的意见充斥报端，引发了全国范围“热议”。大家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此案的定性属于)rl]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许霆盗窃的柜员机的性质是否属于金融机构以及银行是否须在此案中承担责任等问题土，随后的判决结果再一次地掀起了公众的关注热情，一审判处许霆无期刑，许霆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广州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法院重审后改判，从原来的无期徒刑改判为5年有期徒刑。许霆案从始至终都面对着媒体及公众的极高关注，案件审理中多处事实的认定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尤其是案件原审和重审判决结果一前后的巨大反差，使公众对法院的判决产生了一定的质疑。这个案件中许霆的律师及家人充分运用了媒体的力量，在案件审理的各个阶段，都通过媒体发表了自己的态度，但反观一下我们的法院，在这个轰动全国的案件中，面对巨大的质疑声却采取了沉默的态度，没有及时地通过法院新闻发布制度，适时地做出应有的反应，导致“媒体声音大，法院声音小”。

四、媒体监督有效促进司法公正

罗尔斯曾经说过：“公正是人们所追求的崇高理想、价值和目标，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 值。”无论是媒体监督还是司法活动，二者在形式上都追求公正，但之所以会出现媒体监 督对司法公正是柄双刃剑的说法，是由于二者所追求的公正内涵不同。

司法所追求的公正，是一个法律上的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其中 各个方面的实现都以法律职业训练和法治精神养成为基础，需要严格的司法运作程序和证 据规则，具有专业性，有时甚至会出现与社会道德相不符的情况，这也是一个亘古的法哲 学问题。而媒体所追求的更多的是一种朴素的公正观，即符合人们普遍观念和道德要求的 公正，更多的是一种认知，具有抽象性和模糊性。比如上文所提到的辛普森案件，在法律 角度看维护了程序正义、符合疑罪从无的刑法原则，但是作为媒体和公众的角度则很难接 受犯罪人没有受到处罚的现实。这种区别使得媒体的监督行为和司法活动从开始就可能走 上完全相反的道路，此时若媒体通过舆论施压给法官造成了心理压力，影响了案件的定罪 量刑，则往往就造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媒介审判”，造成对司法公正的伤害。

但是如果司法本身存在腐败，媒体通过揭露促使司法机关做出了正确合理的判决，是

否是媒体监督对司法有利的表现？许多人包括笔者都相信，邓玉娇案中若没有媒体的关注、网友的呼喊，在当时司法机关语焉不详的解释下，邓玉娇的命运可能会很悲惨。当媒体扮 演了拯救司法判决正确性的角色，其实是由于缺乏合法性的司法判决本身引起了舆论不满，从而将寻求正义的力量投放在媒体上，公正性的判断从法律转向了媒体，从法转向了情，从个案上或许是得到了公正，但是这种公正在法律意义上仍然是不合法的，这也是学者即 使在邓玉娇免予形式处罚的情况下仍旧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应当宣判无罪的原因。因为我 们要的不是一个妥协的在执行上不受处罚的朴素的正义结果，我们要的是具有合法性和正 当性的判决。在司法腐败没有断绝的现实情况下，有时公正的诉求要靠媒体来实现，这时 媒体发挥的对司法公正的监督鞭策作用是笔者也认可的，并且认可其在现阶段具有很强的 社会效果。但是这种公正始终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公正，司法天然的使命之一便是保证公正，一个完善的法治国家仍应由司法机关执掌正义的天平。

五、新闻发言人制度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1、新闻发言人在进行信息披露时，要注意把握“法院想说的”与“媒体想要的”之间的差 异。首先，新闻发言人与媒体相处要注意两点：一是真实与及时必不可少“。真实是新闻发言制度的生命”，新闻发言人提供的信息，必须是经过核实的。发言人还必须及时的把新闻媒体需要的信息通过新闻发布会等形式，集中向媒体发布、公布。二是与媒体保持良好的互 动关系。新闻发言人要时刻保持一种昂扬的竞技态度，学会把记者当成自己的挑战者，而不是自己的学生、部下、朋友或者敌人。一个合格的新闻发言人还要了解媒体的需求，提供媒体需要的材料、新闻背景，为了充实他们的报道所需，让他们顺利地完成报道任务，或者给 他们提供独家报道或深度报道的条件，这样才能达到媒体和记者的良性互动。其次，新闻发言人在工作中还要注意与法院各庭室保持良好的沟通与协作。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涉及到全院各个庭室，新闻发布的信息来源于全院各庭室，新闻发言人工作的开展有赖于各个庭室提供情况、予以协助。因此新闻发言人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充分发挥协作精神。此外，对于发布的具体内容，还需要由发布内容的主管部门和宣传主管部门事前共同筛选确定。

传媒监督与司法关系的良性互动 篇2

1.1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统一性

司法公正与媒体监督的最终价值都在于追求社会公正。媒体报道与监督司法是将公众利益放在首位,以追求社会正义为其主要的价值取向,遵循如下一些原则:一是真实性。真实是新闻报道赖以存在的最基本条件,新闻报道的每个事实都必须是真实的。二是准确性。要求报道和监督所涉及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必须准确,所引用的各种资料和数据必须准确。三是客观性。要求报道对所反映的事实在整体概括、评价、分析时必须符合客观实际,不臆测、不偏袒,公平报道。四是讲求时效,要求及时报道新近发生或发现的新闻信息,否则事过境迁,不成其为新闻。这是媒体监督司法应坚持的原则。司法与媒体在最终价值的追求方面也是一致的,根本目标都是追求社会的公正与正义。

1.2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性

媒体监督和司法公正都有发挥自己正当作用的领域,从理论上看,当这两个领域发生交叉时,当各自认为自己的“领地”被对方侵入时,矛盾和冲突就不可避免,从而形成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的冲突。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实际上是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冲突,是公众对司法活动的知情权、公民的言论表达权以及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权等一系列基本权利与司法独立的冲突。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从理论上看二者既有统一性,又有冲突性;媒体相对于司法权力而言是一种弱权利。但从实践的角度分析,司法公正的实现离不开媒体的监督,媒体只有介入司法才能发挥其监督职能,才能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

2 媒体介入司法的必要性

在西方,公众的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受法律保护,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公众有权得到信息和思想,而媒体则应当充当公众的看门狗。”(1)中国政法大学的刘斌教授认为:“新闻自由和媒体的职责要求传媒适时地报道或监督司法活动,以帮助和满足公众的知情权”(2)。公民的知情权又称获知权、知晓权,是指公民了解政府和行政机关的各种公共信息的权利。与人民的获知权相对应的,则是政府和官员有“告知的义务”。知情权是宪法赋予公民诸项表达权利的延伸,是公民以“知悉、获取信息”作为自己实体性的权利要求和目标;义务人应依法主动或应权利人的要求公布、告示、提供一定的信息。媒体主要通过采访来实现公众的知情权。

3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良性互动的措施

3.1 从冲突中寻找协调性

司法腐败方面的问题较多,媒体监督是必要的,但是媒体方面还要考虑到,司法是解决社会纠纷的基本的、最后的合法手段。从长远考虑,仅靠平衡报道是无法根本解决问题的,需要至少在以下三方面形成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平衡的法律框架:(1)界定媒体在双方关系中的地位、权利与义务。主要解决这样一些问题,诸如新闻自由不能侵犯到司法独立,不能在报道中违背“无罪推定”原则;在此前提下,媒体有权利报道和评论庭审活动。如果报道失实,媒体应承担法律责任。(2)明确舆论监督与公正审判权相互协调的制度空间。需要规范媒体介入司法程序的范围、以建立的必要的监督程序。(3)改革司法,减少司法公正对外部因素的依赖。司法公正主要由司法独立来保证,舆论监督则通过客观地展示和评论司法过程,协助实现这种公正。

3.2 司法机关对待媒体监督应持宽容的态度

我国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对待媒体监督应持一种宽容的态度,这种宽容不仅是一种个人态度,而且应当是一种制度设计。主要从下面两个大的方面进行分析:为了维护法庭的秩序,发挥媒体的监督职能。即在司法机关内部建立司法发言人制度。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说过:“观点得以流通、基于知情权而做出选择,以及善于接纳批评的能力……所有这些民主政治所必需的前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沟通与传播而得以实现的。”(3)法院这种专门接待媒体的人员既熟悉法院的审判工作,又了解媒体的特点和规律,能够较好地把握媒体监督与法庭审判之间的“度”,能够在二者之间建起联系协作的桥梁,即使媒体得其所需,又不致于给法院审判工作造成负面影响。

3.3 司法应允许媒体的合理评论

(1)立案前结案后应允许媒体进行合理的评论。这样就可以减少该立案的不立案,司法裁判不公或不当等现象的发生。但在案件立案后、结案前,对正在进行的司法活动只允许依法定程序作客观、真实报道,而不允许评论。目前在司法机关存在着一种十分普遍的观点:案件不终审不能报道,称为终审报道论。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从宪法规定的公开审判制度可以看出:凡法律规定公开审理的案件,均应允许新闻机构采访报道。(2)对正在进行的司法活动中的程序违法及执法作风的问题应允许媒体进行合理的评论,但禁止对案件的实体问题发表评论。这是因为:1)法律规定,狭义上独立的司法权是审判机关的专有权力,“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2)对案件的实体问题作出合乎法律的公正裁决是专业的法官的工作,不允许媒体的评论和裁判。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媒体监督与公正司法的冲突与协调的关系,这是一个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它的核心内容是:(1)言论自由所内涵的媒体监督彰显了阳光司法,应依法受到保护;(2)媒体对司法活动的不当介入,损害了司法独立和公正司法,应予以限制和规范。

摘要：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既有统一性又有冲突性,这是由他们各自的特性所决定的,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具有天然性,在构建和谐司法中,我们如何才能将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的冲突降低到最小,如何使两者形成良性互动,是这篇文章要解决的主要议题。

关键词：媒体,司法,统一性,冲突性,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张永明.新闻传播之自由与界限,台北永然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

[2]朱传誉.中国民意与新闻自由发展史,台湾正中书局印行1984年版.

[3]林子仪.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台湾月旦出版公司1993年版.

传媒监督与司法关系的良性互动 篇3

【关键词】新闻传媒 舆论监督 司法 实践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要从八个方面加强制度建设，即加强

党内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人大监督、社会监督和审计监督。虽然在我国特定条件下，往往把舆论监督等同于新闻媒介的监督，许多党的报告和法律的用词上，认为新闻舆论监督是由新闻媒体实施的，新闻媒介是舆论监督的行为主体，但实施上本质意义上的新闻监督主体却是人民群众，只是人民群众的监督是通过新闻媒体进行的[1]。

一、新闻传媒的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

舆论监督定义，很多学者对此都有论述，但未达成统一意见，主要有两种观点，一些学者认为舆论监督是社会公众通过新闻媒介，对对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发表看法，对政府行为和权?关系发表的自己的见解，督促公权力机构正确履行职责[2]。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新闻舆论监督是运用新闻报导的方式，主要对象是掌握有主要社会资源的有关权?部门，新闻媒介根据群众的意见和议论，对不合乎法律、纪律、道德的?为进?报导。运用新闻舆论传播活动可以影响社会舆论，设置符合主旋律的议题，引导舆论焦点的转移，促进政府和群众按照指定的法律、路线、方针、政策和规章从事活动 [3]。

二、当前新闻传媒的舆论监督影响司法公正的现象及原因

（一）我国新闻传媒舆论监督的立法制度不够成熟

舆论监督是监督方式的其中一种，是以舆论作为工具，来执行监督的功能。透过批评性报导进?的舆论监督，是任何报刊与生俱来的属性，因此大多数人常将舆论监督与批评性报导混为一谈，其实新闻媒介的批评性报导是舆论监督的形式之一，主要是对社会阴暗面的曝光，针对负面现象所做的报导。舆论监督的形式是多样的，包括批评性报导及非负面问题的报导。舆论监督的主要对象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政和公职?为。对少数人中发生的腐败、渎职失职、违法乱纪，侵害群众利益等问题，进?批评和通过读者来信公开批评。对违背社会公共和职业道德的?为，坚决曝光侵犯消费者?益的假冒伪?商品，揭露和批评?业不正之风，这也是舆论监督的重要任务和重要责任[5]。

（二）新闻媒体与司法追求公正正义的价值取向采用的判断标准不同

有许多的新闻媒介也开始加强舆论监督的功能，在电视媒体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由中央电视台制播的《焦点访谈》栏目为代表，主要是以深度报导为特色的时事评论栏目，其开办宗旨是时事追踪报导，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其中批评性报导占?很大的比重。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报纸，为?争取更多的读者，将焦点着重于民生问题上，随着社会改革浪潮——如医疗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等，对社会产生极大的冲击，且在改革过程中产生的权??用和腐败问题也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

（三）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突破口差异

因此，异地监督很多好处，一方面避免?同级媒体直接批评顶级上司，另一方面，异地监督弱化?政治资源对实施舆论监督的干预，可以避免地方保护主义对新闻独立性的冲击，实现媒体管?体制内的某种突破。另外，异地监督还有还避免利益冲突，发挥对本地以外企业的经济?为的监督，可以打消新闻媒体工作者因监督减少考虑舆论监督自身经济收入的顾虑，监督的更加有力和彻底，实现舆论监督的良性运作。

舆论监督现况除?调查地域上的差异之外，尚包括舆论监督力度上的差异，如同研究动机中所提到的，舆论监督多是针对基层单位、干部而言，较少涉及高层领导机关、干部，因此舆论监督作品中，以拍苍蝇的新闻作品多，而打老虎的监督力作少。且从舆论监督的内容面来说，舆论监督多针对社会生活、经济现况、道德层面做批评，较少针对权?运作的政治监督，因为我国社会有根深蒂固的人治传统，强调家长制、一言堂、权力崇拜和官僚主义，并且人民对于自己的主体和权利意识尚未十分自觉和明确，致使他们在开展舆论监督时惟恐因言获罪而畏首畏尾；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以种种藉口制约采访或拒绝制舆论，以求歪曲或封锁消息，甚至采用非常手段粗?压制舆论监督。因此，舆论监督所批评的机构和人物是否以基层单位和官员为主，以及批评内容是否较少有政治层面的监督，就成?值得观察的议题[7]。

三、司法框架内加强新闻传媒舆论监督功能的途径

（一）完善新闻传媒舆论监督的立法制度

目前大众媒介在我国的地位和影响越来越大，已成为公众利益表达的重要途径，成为参政议政的重要阵地。从上述关于舆论监督的历史起源及现况的介绍即可得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民主进程不断的跃进，进而促使大众媒介发挥的作用跟着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运用大众媒介来反映意见、表达利益，影响党和中央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央和全国各地的报刊也经常收到读者投书，反应社会生活中各种不合理的问题，新闻单位对读者投书的发表常与其他的一些信访途径结合，并根据不同的情况处理这些读者投书，某一封反映典型民意的投书既有可能通过媒介传递到相关部门和领导手中，也有可能与之相反，从相关部门转到媒介上发表，以动员的方式促成舆论的形成[8]。例如《南方周末》头版头条新闻绝大多数属于跨地区新闻舆论监督报导；监督区域以?京、四川居多；监督领域偏重政法领域、医疗卫生；监督内容以司法与国家执政问题、滥用?政特权与社会问题为多；媒体多以代表公众的角色从事监督；监督的层级以中央及?政机构或干部、企事业机构或领导人、?级行政机构或干部居多出《新京报》读者投书版确实有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认为在打造市民舆论平台，确有其一定成效。但他却也发现同时间新京报的读者投书与社论论述主题，都集中在相同类目，这说明?看似民意的读者投书，在经过编辑室守门过程后，往往只是党意的再现。研究结果还显示《新京报》的读者投书版并非是无论社会阶层高低，任何民众都可以参与讨论的公共论坛，主要是中高社会阶层发声的场域。

（二）确立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介入司法的合理界线

网民是网络舆论监督的主体，网民使用网络监督的主体主要是大学生、记者和专家；网络监督的主要形式是在部?格上公开举报、在网络上展开辩论、是在社区论坛上发帖，还有一部分网民通过网络搜集证据，人肉搜索就是这方面的集中反映；网络舆论监督的重点主要包括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社会公共事件和重大案件的审?等，主要是因为大学生和专家对这方面的问题较为关注；网络监督的效果方面，网上的舆论监督大多得到相关部门的回应，相关部分处理的力度也较大。另外，网络舆论监督与传统媒体监督之间还存在一定的传导效应，促进了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效果。

（三）培育新闻媒体人的法律素质

国家与市场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新闻舆论监督是国家政治权力的延伸和补充，目的是为?社会整合；新闻舆论监督下的传媒产品，存在于竞争的传媒市场中，是政治整合的权力、地方?益集团的权?与媒体消费者需求等各方权力冲突下的产物；此传媒产品具有权力的意识型态并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限制；而新闻舆论监督的工作者，置身于政治、商业资本、个人专业主义追求等三种力量共存的场域中，导致其自主性仍不完整。

例如新闻媒体在对影响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因素进行报道时，诸如：（1）住房供应以商品房为主，自建房的数量很少，这种垄断的住房供应系统有很大弊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使房地产的需求弹性很大，供应弹性系数很小，使得房价在巨大需求的推动下一路上涨；（2）地方政府通过拍卖方式出让土地，在经营城市理念下，地价是愈抬愈高；（3）银?利率上升使得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加，从而增加开发成本；（4）在房地产价格只升不降的形势下，房地产成?很好投资管道，形成?虚假需求；（5）户籍制度的改革、高考的扩招使人口迅速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增大?需求量；（6）与房地产开发有关的官员腐败加大?房地产开发成本；（7）建商塑造“追涨不追跌”的消费心态，促使消费者纷纷抢进房地产市场，由于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还处于一个不规范的市场，导致市场的资讯不对称，给开发商相当大的炒作空。

结论

由于我国的舆论监督历史较短，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自身有很多弱点，同时又受宣传纪律和制度的约束，故而其舆论监督的功能难以完全发挥。当前，要切实完善我国关于新闻传媒舆论监督的司法公正制度，真正强势的是以网络为主的新兴媒体，网络的作用愈来愈大，网络舆论以新的互联网技术为基础，具有互动性和爆发性的特点，信息传播速度大大提升，短时间即可形成舆论风潮。在网络空间中普通百姓可以作为舆论主体，平等的参与对公共事件的讨论，从而实现公民的舆论监督权。甚至一些主流门户网站为民众开辟的舆论平台，这些平台较好的收集了民众关心的问题，似的舆论监督的效率大大提升。

【参考文献】

[1]陈婕. 公共突发事件中的媒体角色及应急管理[J]. 学习与实践，2014，01：11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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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童兵. 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和推进新闻改革[J]. 当代传播，201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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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篇4

许霆利用银行自动提款机的漏洞恶意取款17.5万元获判无期徒刑，后来重审判决改判为5年有期徒刑，许霆案引起了广大网民和媒体的热烈考论和深思。ATM许霆案：判决岂能机械适用条文?90%网友认为“量刑过重”。而且网友认为银行也是需要付一部分的责任，就人性和道德方面来讲，许霆是情有可原的。

舆论监督往往借助新闻媒体的传播优势，以公开的方式反映公众对某一社会现象、某一社会事件或某一社会问题所形成的比较一致的意见。尤其是随着网络媒体的出现，人们能够通过网络媒体直接表达自己的看法。舆论监督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通过舆论监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弱势群体得到法律保护，使正义得到伸张，司法公正得以实现。反之，就容易产生久拖不决、暗箱操作、偏袒强势以及干脆不处理等情形。

传媒监督与司法关系的良性互动 篇5

一、网络舆情与司法审判

(一) 网络舆情之法治价值

任何权力都需要监督, 司法审判权也不例外, 作为国家公权力的一种, 其权力行使者同样可能产生权力膨胀和腐败等后果。由于网络媒体自身的特点, 促进了网络舆情的形成, 在发挥监督功能方面的优势显而易见, 网络舆情之法治价值不断彰显:第一, 网络舆情监督正日益成为公众行使司法监督权利的一个重要途径。公众通过网络公共论坛 (BBS) 、新闻反馈板块、聊天室、博客、微博、微信、维基平台以及社交性网站等平台, 自由发布信息和表达观点, 把自身影响的小圈子扩大到整个社会。基于网络媒体的技术优势及其传播特点, 一方面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在网络监督过程中均能得到很大程度的实现, 另一方面也促使司法部门需要有效处理、应对网络舆情, 并及时公开司法审判过程和结果, 这将使司法部门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 增强司法工作的透明度, 避免暗箱操作, 防止司法的偏执与专横, 进而有助于提高司法审判的社会可接受程度。第二, 司法机关可以通过网络舆情了解社情民意, 掌握司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及时采取措施调整和改进相关工作。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和隐匿性, 可以使网民更自由地表达意见, 网络舆情更接近于“原生态”的公众意见,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不同群体的价值观念和心态情感, 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后公众期待获得新的社会安全感的心理需求, 暗含了对司法正义期望的大众诉求, 这种期待有利于促进法律的修改和完善。第三, 网络舆情不仅是外部监督, 也是让公众了解司法审判活动的过程和法律效果, 增加公众对法院的信任, 建构司法权威的保障力量。法院通过公开公正的司法审判过程和结果, 能获得公众的支持和认同, 树立司法公信力;法律规则的正确适用, 裁判文书的透彻说理, 能增强司法审判的可接受度和公信度。

(二) 司法审判之公正

司法公正是司法的生命, 司法者的独立程度决定着司法者与法律的接近程度。设立法庭的目的就是创造一个与社会保持适度距离的隔离空间, 相对隔离各种公共权力、社会势力、社会情绪对法官的指令、干扰和影响。但是, 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并不表示它可以回避舆情监督。然舆情具有双面性, 既有正当性的一面———以朴素的正义观从应然角度对司法审判进行有效监督, 又具有片面性和非理性的一面, 从而对司法公正产生消极影响。为此, 只有实现有效的舆情监督, 才能让社会正义所凭借的司法这一最后屏障从“应然状态”步入“实然状态”。而要使舆情监督到位并形成有效的监督体系和监督方式, 就必须实现司法公开, 让民众获取对称的信息。如没有司法公开, 即民众看不到公正实现的过程, 即便审判结果是公正的, 那也不是监督下的公正。没有监督的公正实现方式, 必然是一种恣意的实现方式。而公权力的恣意, 必然引起民众的质疑。

(三) 二者的关系

网络舆情与司法审判在价值追求上是契合的, 二者统一于社会正义。司法审判需要网络舆情的有效监督, 网络舆情对其具有衡平协调的内在功能。然网络舆情是一种权力监督形式, 并不等同于权力本身, 更不能代行审判之权力。且舆情往往夹杂了多元因素, 包括案件背后群体性利益冲突所引发的“利益焦虑”、道德与法律、情理与法理相冲突所引起的“心理焦虑”、个人遭遇中包含的特殊因素与社会普遍心理之间的暗合关系等, 容易形成倾向性的案件解读, 更易形成道德审判和舆情危机。为此, 网络舆情需要司法审判的理性引领, 尤其在舆情未能获悉或理解法律精神或精义的情况下, 司法裁判者应严谨、专业、权威地释法和论证, 以专业素养和法律智慧, 将现代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和价值标准融入公众的思想行为和价值判断中, 通过司法审判塑造新的民意, 在民意中提升法意, 有效规范和引导公众行为, 积极引领舆情民意走向法治和理性的轨道。

二、网络舆情与司法审判形成冲突的成因分析

在司法领域, 能够成为网络舆情监督焦点的案件, 往往集中于以下几类:一是司法领域发生的负面个案;二是诉讼双方地位明显不对等的案件;三是涉及官员身份的案件;四是法理与情理冲突案件;五是法律与道德相冲突的案件;六是透过个案涉及政治、经济改革、社会管理创新等方面问题的案件。这几类案件的背后, 往往隐含着某种“主题元素”, 这个“主题元素”吸引了公众、媒体、为政者参与到个案的司法中来, 成为他们不同程度地干预司法的合乎“目的正当”的理由。而在各方参与的过程中, 由于以下三个主要原因, 导致了两者的冲突:

1.历史和体制原因。法官队伍整体的职业化尚有欠缺, 独立审判和抗干扰能力较弱, 在高强渗透力的网络舆情面前, 很难避免对网络舆情的接触。尤其是当某一个案已经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 形成强大的公意合流时, 即使主审法官可以不受网络舆情影响, 权力部门也会从社会整体稳定的角度出发对司法审判提出意见。为此, 本轮的司法改革也以体制性问题作为改革的着力点, 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尚处于尝试阶段, 在改革措施与现行法的协调、省院统管与司法行政化、司法权责统一与职业能力、员额制改革与办案压力等领域仍出现不少问题。

2.思维逻辑差异的原因。网民与司法审判人员存在着思维的差异:首先, 舆情“重果思维”与法律“重因思维”的差异。网络舆情倾向于关心司法审判的结果, 在朴素正义感支配下对案件的结果做出是非曲直、冤错善恶的实体性判断, 进而评价司法行为及司法过程公正与否。而法律重视事件之因, 强调正当程序原则, 在严格程序控制下, 通过对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 逻辑地推导等, 进而判断案件的结果, 偏重追求法律真实和法律公正。鉴于思维差异, 一旦网民认定的“坏人”通过合法的程序赢得了官司便会引来舆情的一片质疑。激愤的情绪往往会淹没理性的思考, 道德的判断往往代替了法律的分析, 严惩的愿望往往压倒了正当程序的要求。更有甚者, 一些强烈的义愤情绪还有可能将群体道德引向另一个极端———突破道德的底线, 违背实质正义。最终因思维差异导致司法审判陷入合法化危机。其次, 网络舆情对单向权利诉求的思维逻辑与法律多项权利 (力) 平衡的思维逻辑冲突。受专业知识所限, 网民对于司法案件的理解, 往往习惯于简化其中复杂的法律关系, 甚至采用贴标签的方法对案件进行舆情监督。还常把同类司法案件和犯罪嫌疑人的案外行为纳入对案件的舆情评判之中。而法律只对案件本身进行审理, 在综合衡量犯罪动机和结果等各种因素作出综合判断。且司法案件往往很复杂, 涉及多种法律关系, 需要以事实为依据, 平衡各种权利 (力) 之间的冲突。但这种法律平衡并不易于网民的理解和接受。致使一些网民质疑司法审判结果, 甚至产生对司法机关的不信任感。

3.网络相关的原因。随着网络的发展, 信息传播媒介的传播渠道不断扩张, 信源主体从传统的大众媒介扩张到大众的个体层面, 新媒体的交互性打破了传播格局中传者与受者的界限, 任何个人都可成为信息的发布者。为此, 在庞杂的信息中既有还原事件始末的报道, 也有对事件的评论分析, 同时也夹杂着大量的夸张和讹传信息成分。信息的片段化和表达言论的情绪化如果不经过理性的思辨, 很可能演化成舆情危机事件。当信息不断汇集, 直接指向事件主体, 并在以事件牵扯的一个范围内向更大更深的范围扩展, 在更广大的民众中间掀起程度更深、强度更大的连锁社会反应。在这一舆情态势不断扩大, 波及范围更广的过程中, 会有更多的局外人员加入汇集。由于网络舆情的匿名性、自发性容易产生“沉默螺旋”的效应, 进而导致“群体极化”现象。后加入的人即使以旁观者的身份参与事件, 也会随着已经形成的意见流去看待这一事件, 最终舆情与事件刺激方形成强烈的对抗, 随着对抗的博弈, 舆情必然会向纵深发展。

三、网络舆情与司法审判良性互动机制

要消减网络舆情监督司法审判的负面影响, 关键在于形成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 构筑网络舆情与司法审判的良性互动机制。

1.建立健全网络舆情信息监测预警应对机制

(1) 建立网络舆情信息监测系统。首先, 利用现代化舆情监控技术, 建设24 小时动态采集涉诉涉法信息平台;建议借鉴商业分析监测软件研发出针对涉法涉诉案件的“舆情民意监测软件”, 用来观察“舆情民意数据”及网民观点、现实动态等, 进行梳理、分析、评判及走向预测。同时, 借助社会上各类舆情研究所做的研究报告, 建立涉及司法审判舆情案例的数据库, 将舆情发展演变的特征规律进行总结, 以便在突发事件发生时, 及时对舆情作出监测分析, 提早预警。其次, 设置专门机构负责舆情的监测工作。考虑到技术条件成熟程度等原因, 可在市级以上法院宣传或研究部门中设立“舆情民意监测室”, 作为专门负责机构; (2) 健全网络舆情预警应对机制。按照负面网络舆情发生的紧急程度、发展势态和危害程度进行分级。一旦相关舆情突发成舆情热点, 对敏感话题进行登记和汇总, 迅速评估确定舆情危机等级, 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预案。对内, 在第一时间向决策层汇报, 并有针对性地制定初步处理措施。同时印发给相关法院办案部门进行研讨, 结合最初的分析判断建立二级分析机制, 根据法院工作的实际, 甄别真伪信息, 找准法律依据和敏感点, 写出二级分析报告, 供个案审判参考。对外, 向社会公布直接向法院反映信息的渠道, 组织人员对事态发展进行分析评估, 预测影响范围和强度, 定时向社会发布调查情况和进展, 有效澄清和批驳虚假信息和谣言, 保障可靠、权威的信息在网上运行并汇总, 拓展良性信息的辐射空间, 形成良好的传播环境。在此基础上, 通过不同媒体之间议程设置的联动效应, 联合“意见领袖”解疑释惑, 有效牵引舆情关注的个案焦点和方向, 纠正部分公众的认识偏差, 化解或减缓出现危机的组织压力, 修补因舆情危机事件受损的司法机关的形象。同时, 在报道的传播过程中, 尤其要做好反馈信息的搜集整理, 以保证传播效果确实有效。 (3) 重视舆情消退后的总结梳理。在网络舆情彻底消退回落后, 进行总结梳理, 权衡得失, 加强对司法公正的维护和救济作用。

2.完善联动协作机制

当前, 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多发期, 一些案件的背后代表特定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 单凭司法手段难以解决或解决效果不佳。需要聚合各部门力量, 完善联动协作机制: (1) 内部信息互通。尤其对那些社会关注度高的重大敏感案件, 更应注重部门的衔接和合作, 密切关注舆情进展, 还要在关键时间节点制定出详细预案, 做到未雨绸缪。 (2) 纵横两向联动。横向上, 要取得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 强化与公安、检察机关及宣传部门等其他相关机关的联动。充分发挥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的优势, 在综治委的牵头下, 相关部门、社会团体协调一致, 相互配合, 运用综合治理的手段化解矛盾, 平息事态;纵向上, 上下级法院要实现科技、信息、经验等的互享互通, 从而在有效联动中产生“1+1>2”的效果。 (3) 新旧载体并用。既要充分发挥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功能, 也要娴熟应用论坛、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 将司法宣传与关键时刻的解释引导有机融合, 打造主流媒体, 传递权威信息。

3.拓宽网络舆情融入司法的渠道

拓宽网络舆情融入司法的渠道, 能够使更多人有机会参与、审视实现司法正义的过程, 司法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在一个平等的载体上得到有效释放。使公众对个案直观的道德诉求与确定的司法程序相对接, 消除当事人、社会公众自身认知能力与法律意旨之间的偏差, 增强司法审判的可接受性。与此同时, 司法审判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倾听民意, 这样, 枯燥的程序才会充满人情味, 才会具有说服力。

(1) 完善并充分利用人民陪审制度。首先, 建立陪审员候选人团体, 最大限度地吸收民意。可借鉴河南省法院系统人民陪审团成员库的制度设计, 由各基层法院通过乡镇或街道办事处, 由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推荐基层群众组成人民陪审团成员库。为保证陪审员来源的广泛性, 县市区人民陪审团成员库人数不少于500 人。其次, 设置监督程序对陪审员候选人进行预先审核, 以确保对被告抱有先入之见的候选人不能入选陪审员。再次, 完善陪审制度的配套制度, 包括对陪审员不当履职的处罚制度以及陪审员的经济补偿制度等。最后, 充分利用陪审制度, 开启网络互通“一对一, 一对多”机制, 即一陪审员对应一案件, 各网友通过与陪审员在网络上进行互动, 将自己的观点传达至陪审员, 陪审员将这些意见予以过滤和整合, 将真正合理的民意带入法庭, 让司法人员适时感知民意并有效吸收, 疏通和拓宽网络舆情沟通渠道。

(2) 推行“判后释疑”制度。“判后释疑”是对法官释明义务的必要补充和延伸,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明确: (1) 释疑方式。司法机关在其官网上建立一个“判后留言或谏言”通道。当事人、其他利害关系人或网友对于判决结果有质疑的, 可以通过这一通道留言或谏言;对于那些判决结果和社会认同相差较大, 不能得到社会肯定的案件, 司法机关也可主动通过这一通道释疑, 回应社会的关切。缩小网民与司法人员法律问题的差距, 更好地理解事实与证据要求, 减少网民的非理性情绪, 减轻网络舆情危机。通过这一通道, 双方的意见都被充分重视, 实现了彼此被需要, 共同推进了司法进步。 (2) 释疑人员。释疑人员既可以由原承办法官负责, 也可专门选定某一位释疑法官, 还可邀请律师、学者负责释疑。

4.完善司法公开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