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名词解释

现代文学名词解释（精选8篇）

现代文学名词解释篇1

三大主义：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他以激进的态度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真诚的写实文学；推到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语丝社：语丝社得名于1924年11月在北京创刊的《语丝》周刊，由《语丝》主要撰稿人组成，主要代表人物有周作人、鲁迅、林语堂、钱玄同、孙伏园、俞平伯、刘半农等。《语丝》主要发表的是散文。

语丝文体：语丝文体因语丝社成员创作的带有共同特征的散文而得名。具有排旧促新、放纵而谈、古今并论、庄谐杂出、简洁明快、不拘一格的特色。

文学研究会：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新文学团体，1921年1月在北京城里，发起人有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王统照、许地山等十二人。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主要刊物有《小说月报》、《文学旬刊》等。热心提倡“为人生” 而艺术，强调文学表现人生、批评人生的社会职能，提倡血和泪的文学和反映人生的真文学，运用写实主义手法创造了一些颇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在现实主义理论的建设和开展新文学批评以及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推动新文学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较多受俄国和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

创造社：1921年6月由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发起组织了创造社，这是一只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劲旅。早期创造社成员在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上崇尚自我，注重个性，主张踏实的表现“内心的要求”，形成了浪漫主义的主导倾向。创造社曾先后出版过《创造》、《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等刊物，并出版《创造丛书》。创造社主要倾向于欧洲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同时受到新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

新月社：是五四以来最大的以探索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为主的文学社团。1923年由徐志摩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他们以《晨报副刊》为阵地。后又创办《诗刊》、《新月》等刊物。1926年，闻一多‘徐志摩在北京《晨报N副刊》上创办《诗镌》，明确提出现代新格律诗的理论主张，即新诗的“三美”主张、它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并纠正了五四以来白话新诗过于松散、随意等不足，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特有的贡献。

人的文学：周作人在发表于《新青年》上的一篇《人的文学》首先提出这个概念。周作人要求新文学必须以人道主义为本，观察、研究、分析人生社会诸问题，作家必须以认真严肃的态度去描写非人的生活，对改造社会持积极态度。周所强调的“人的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强调文学是人性的、人类的，也是个人的。“人的文学”概括了新闻学的内容，表示了新文学区别于旧文学的本质特征。它甚至在当代的新时期文学中被重新提倡，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主要关键词之一。

学衡派：学衡派因刊物《学衡》杂志得名。主要成员：吴宓，梅光迪，胡先骕。他们攻击新文化运动，反对言文合一，批评文学革命者浅陋，鲁迅等予以反驳。

甲寅派：因刊物《甲寅》得名，主要成员章士钊，他赞美文言，非难白话，攻击新文化运动。

湖畔派：湖畔诗社是“五四”文学革命前后出现的新诗团体，1922年成立于杭州。以短小清新的情诗创作为主，并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主要成员有：应修人，潘漠华，冯学峰，汪静之等人。具有浪漫抒情倾向，以“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为特色，出版诗集《湖畔》、《春的歌集》等。湖畔诗人在五四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下，勇于创作情诗，率直坦诚，绝无世俗的顾忌，也少见艺术的雕琢，表现出青春期青年诗人的热情和真挚，体现了五四时代精神，以及现代新诗的勃勃生机。

双簧信：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将守旧派敌视新文学的种种看法集中在一起，写成《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故意做成一个供新文学提倡者反击的靶子。刘半农则撰写《复王敬轩书》予以反驳，写得酣畅淋漓，对守旧派施以猛烈的挞伐。两封信都被刊登在《新青年》上。由于两封信的目的是互相配合，造成论争态势，扩大新文学影响，故称之为“双簧信”。

问题小说：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曾盛极一时的一种小说类型。当时一些持“文学为人生”观点的作家和文学青年受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影响，开始以小说形式提出并反映各自感兴趣的社会人生问题。代表作品有冰心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庐隐的《海滨故人》，叶绍钧的《一生》，王统照的《沉思》等。

鸳鸯蝴蝶派：以游戏的、消遣的文学思潮为代表。始于20世纪初，盛于辛亥革命后，1949年基本消失。期刊物众多，以《礼拜六》影响最大，故又称“礼拜六”派。代表作家有包天笑、徐枕亚、周瘦鹃、李涵秋、李定夷等。代表作为徐枕亚的《玉梨魂》，李涵秋的《广陵潮》。

易卜生主义：易卜生主义是一种易卜生式的人道主义，充满审美的乌托邦伦理道德理想。在易卜生的戏剧创作过程中，无论是题材的选择、主题的表现、人物的塑造，还是细节的描绘，都凸显了积极的人道主义理想的光辉和强烈的社会批判锋芒。

浅草——沉钟社：浅草社，1922年春在上海成立，1925年《浅草》停刊后，浅草社同仁和杨晦等在北京成立沉钟社，鲁迅评价它“确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的最久的团体，其社发表的多为揭露黑暗，追求光明美好新生活的作品，具有鲜明的进步倾向。主要成员有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冯至等。1925年初，发起人林如稷出国，该社活动便随之停止。

自叙传抒情小说：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最初体式是“自叙传”抒情小说，作者多集中于创造社。创造社的作家从理论到实践都强调小说的主观性和抒情性，尤以郁达夫为代表。自叙传抒情小说作品中大都有一个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作者不著意于通过人物的性格刻画，以某种思想打动读者；而是直接抒发主人公的强烈感情，去打动读者。

乡土小说：所谓乡土小说是指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的生活带有浓厚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也可以说“乡土小说”指的是20年代初、中期，一批寓居北京、上海的作家，以自己熟悉的故乡风土人情为题材，旨在揭示宗法制乡镇生活的愚昧、落后，并借以抒发自己乡愁的小说。这批作家有冯文炳（废名）、王鲁彦、台静农、彭家煌、许杰等。冰心体：冰心作品的独特艺术风格：主观倾向、理想色彩、抒情气氛浓，呈现出浪漫主义色彩，富于哲理，清新、含蓄。

繁星体小诗：冰心所作自由体诗的一种样式，收录于繁星春水，主要受泰戈尔凄美诗风的影响，形成冰心自己“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的风格

小诗派：五四时期，在周作人的提倡和带动下小诗曾风行一时，并产生不少优秀作品。后来，人们把写小诗较多或成就较高的冰心等为代表的诗作者群称为小诗派。

自由诗派：指五四时期活跃在新诗坛上的一些创作自由而又散漫的新诗的诗人。既包括新文学运动初期的白话诗作者，又包括早期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诗人。

象征派：是兴起于法国19世纪末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中形成的主要派别。他们认为，现实世界是虚幻而痛苦的，诗的目的是通过象征去暗示超现实的“理想世界”。暗示，自然是与直陈相对。因而法国象征派的诗，便以隐晦难懂的语言和恍惚迷离的意境，来宣泄资产阶级世纪末的悲哀。

纯诗：1926年早期象征派诗人穆木天提出“纯诗”这一概念，即“纯粹的诗歌”。包括两方面：一是诗与散文有着完全不同的领域。主张“把纯粹的表现的世界给了诗作领域，人间生活则让给散文担任”；二是诗应有不同与散文的思维方式与表现方式。

冰心体散文：以行云流水似的文字，说心中要说的话，倾诉自己的真情，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显示出清丽的风格。内容简而言之即是“爱的哲学”。能将文言文、白话文与西文调和成典雅、凝练、明丽的文学语言。

现代评论派：1924年12月，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一些教授文人，创办了一个综合性的周刊《现代评论》。该刊主要发表政治、经济、哲学、法律和社会学方面的评论文章，同时也发表文艺创作、文艺评论方面的论文。主要代表人物有胡适、陈西滢、王世杰等人。

论语派：以1932年林语堂创办的《论语》半月刊而得名、以杂文为主的小品文流派。这个流派拥有三个刊物，即《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代表人物是林语堂、周作人。该派提倡幽默、闲适和独抒性灵的创作，主张保持“冷静而超远的旁观者态度”，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采取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自由主义立场，有失偏颇。

南国社：田汉领导的著名艺术团体，包括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画五部门，而以其戏剧运动最为社会所注目。该社在上海出版由田汉主编的社刊《南国月刊》，是一喜剧为主的综合性文艺刊物。南国社早期有唯美主义倾向，后逐渐成为左翼文艺运动之一翼，为现代进步话剧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民众戏剧社：1921年3月在上海成立。发起者为沈雁冰、郑振铎、欧阳予倩等13人，社刊为《戏剧》月刊。他们强调戏剧必须反映现实和负担社会教育的任务。

爱美剧：《华伦夫人之职业》上演失败的同时，引起了关于戏剧职业化的讨论。针对戏剧职业化和戏剧商品化所产生的弊端，就有了“爱美剧”即“业余”戏剧的提议。这一口号得到了明确的肯定。积极提倡“爱美剧”的较大团体有民众戏剧社和上海戏剧协社。

戏剧协社：成立于1921年，是个有演出实践的话剧团体。欧阳予倩与洪深加入该团体成为重要人物。

天知派新戏：1910年底由任天知发起，聚集了汪仲贤、欧阳予倩、陈大悲等优秀的戏剧人才的进步团体，这是中国第一个职业性的新剧团体。

文明新戏：春柳社以研究用言语动作感动人为主的新派戏剧为主，为适应现代文明的需要，主要借鉴西方以言语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创作不同于中国传统戏曲的新戏剧模式。

辛酉剧社：1927年成立于上海，领导认为朱粮承。其前身为1921奶奶成立的辛酉学社，以“爱美”和“提高话剧艺术水平”为其宗旨。该社注重表演技巧，1929年创办《戏剧与园地》半月刊，于1930年加入左翼剧团联盟。

春阳社：我国最早的话剧团体，1907年由王钟声、任天知等人在上海组织成立。他们用“春柳社”编写的剧本在上海等地演出，该团体演出新剧为我国话剧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但成立不到一年即告解散。

北京实验剧社：1921年由陈大悲、李健吾等组织创办。该社以“实验的精神，提倡现代的戏剧”为宗旨，以爱美的旨意实验一切，从而把“单有剧本的文学”与“单有舞台的演作”结合起来，造成一种真正的现代戏剧，为初期戏剧综合艺术实践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春柳社：春柳社是最早对中国现代话剧艺术进行自觉探讨与试验创造的社团。

小剧场运动：是一次以易卜生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戏剧取代在西方剧坛占主导地位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戏剧的戏剧革新运动，揭开了西方现代戏剧的帷幕。中国小剧场运动的倡导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建立不同于文明新戏的新的话剧体制，使中国的话剧走上正规化、专门化与科学化的道路。核心是以导演制取代明星制，以导演为中心。

二、提出与建立一套新的戏剧美学原则、表演体系和模式。由此而创造了后来在中国话剧界产生深远影响的剧场戏剧的创作和表演模式。

普罗文学：普罗列塔利亚是无产阶级的英语译音，普罗文学是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简称，即无产阶级文学。反映了北伐大革命时期和革命失败后的某些社会现实，描写了工农的生活和斗争，表现了一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低潮时期白色恐怖下的心态。

太阳社：是一些从革命高潮里爆出来的青年文艺的集团，1928年1月成立于上海。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镦、洪灵菲、孟超等。他们要求光明，追求新的人生，努力要创造出表现社会生活的新文艺。

中国诗歌会：1932年9月成立于上海，是一个左翼群众性的诗歌团体。1933年2月创办机关刊物《新诗歌》。中国诗歌会诗人致力于探索诗歌大众化的途径，最大的贡献是努力追求新诗的民族化与大众化。东北作家群：指“九一八”事变以后，一群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文学青年在左翼文学运动推动下共同自发的开始文学创作的团体。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处于日寇铁蹄下的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表达了对侵掠者的仇恨，对父老乡亲的怀念及早日收回国土的强烈愿望。他们的作品有粗犷宏大的风格，写出了东北的风俗民情，显示了浓郁的地方色彩。

革命浪漫蒂克：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倡导时期，创作方面也存在过一些幼稚倾向，其中最突出的即所谓“革命的浪漫蒂克”情调。它在思想意识上露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感伤情绪，在艺术方法上则带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弱点。

文学与抗战关系论争：文学与抗战关系的论证发生在抗战初期，是针对梁实秋的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言论而发生的。罗荪、宋之的、张天翼等撰文批评梁实秋的观点。郁达夫的文章很中肯，既充分肯定文学为抗战服务，也批评分析了八股病的原因。

“自由人”和“第三种人”：自由人指《文化评论》的胡秋原，“第三种人”指《现代》的苏汶。胡秋原自称“我是一个自由人”，说“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他尖锐批判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也批评左联。在左联和胡秋原进行论辩时，苏汶著文以“第三种人”身份声援胡秋原，说“第三种人”是“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者之群”。左联和他们开战了关于“文艺自由”的论战。一方面，胡秋原、苏汶有着文艺脱离政治脱离阶级而自由的倾向，另一方面，左联对文艺与阶级、政治有着简单化、机械论的倾向。通过论争，左联也检讨了自己“机械论的和左倾宗派主义的错误”。

民族主义文学：是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属于国民党的一个文学派别，由潘公展、王平陵、黄震遐等上海市党部委员、国民党文人、军官组成，发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鼓吹要建立“文艺的中心意识”，“就是民族主义”、攻击左翼文艺运动。左联对“民族主义文学”进行了批判，揭露他们的封建、法西斯反动性和“宠犬派文学”的本质。

茅盾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是根据茅盾同志生前遗愿，为鼓励优秀长篇小说的创作而与1981年设立的，是中国文学界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大奖之一。

京味：老舍小说的一大特点。京味作为一种风格现象，包括作家对北京特有风韵，特具的人文景观的展示及展示中所注入的文化趣味。

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三部连续性的长篇，其中《家》的艺术成就最高，是代表作。激流三部曲主要从五四新文化思潮与封建家族制度剧烈冲突的角度，描写反抗封建大家庭的革命，控诉了封建大家庭的罪恶伦理。小说多侧面的暴露了宗法家庭统治者的顽固与专制，展示了封建家庭父辈人物道德的虚伪和沦丧，表现了青年女性的悲惨命运以及她们的觉醒与抗争。

随想录：巴金写作随想录，从1978年12月到1986年7月，耗费了整整七年的时间，终以煌煌五卷四十多万字的巨著，奉献给人们一部这个时代“说真话”的大书。它渗透了老人晚年的真实思想与感情，写出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近四十年来心路历程的伟大“忏悔录”。事实上整整一部《随想录》也正可以看作是巴金用纸和笔建立的一座个人的“文革”博物馆。京派：指的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居留或求学于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城市，坚守自由主义立场的作家群体，他们追求文学（学术）的自由，既反对从属于政治，也反对文学的商业化是一群维护文学的理想主义者，其基本成员是大学教师和大学生以《大公报》副刊、《文学杂志》、《水星》为主要阵地，以沈从文、废名、朱光潜、凌叔华、萧乾、李健吾、芦焚、林徽因、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林庚等一批学者型的文人，即非职业化作家为代表。

新感觉派：30年代，大上海都市文化的畸形发展，催生了海派三大作家群体，一是以批判都市文明为主要任务的左翼作家群；二是相应广大市民趣味的通俗作家群；三是新感觉派小说家。

新感觉派是一个小说流派，发端于20年代末，形成于30年代前半期。是海派的第二代。以《现代》杂志为主要阵地，代表作家是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其作品多半表现半殖民地中国现代都市的畸形和病态生活，刻意描写主观感觉和印象，着重人物的心理分析和潜意识、隐意识的开掘，人物多具有“二重人格”，一部分作品具有心理分析小说的特色，并流露出颓废悲观情绪。

现代诗派：30年代初出现的诗歌流派，因《现代》杂志而得名。代表诗人有戴望舒、卞之琳、施蛰存、何其芳等人。他们继承和发展了象征派的诗歌主张，提倡创作“纯然的现代的诗”，作品大多不讲究诗形的整齐和韵脚，而以口语和自由的形式表现情绪的节奏，追求诗歌的散文美，以意象繁复、内涵丰富、组合奇特著称，形成朦胧而晦涩的诗风。诗作多表现诗人瞬间的情绪和遐想，被称为“意象抒情诗”。

汉园三诗人：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

汉园集：1929年，李广田考入北京大学外语系，攻读英、日、法文，课余练习诗歌创作，与同系同学卞之琳、哲学系同学何其芳结为诗友。1934年，以三人的诗作结集出版。北大“汉园”是他们经常研讨问题的处所，他们的诗集因之定名为《汉园集》。

红色鼓动诗：指殷夫的诗，直接取材于革命者的生活，既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社会的种种黑幕，斥责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在中国的血腥统治，又有力地表现了革命者在军警、暗探的盯梢、法律、刑罚的威胁之下英勇不屈的战斗豪情。

开明派：“开明派”大都是上海立达学院的同事，30年代又聚集在开明书店周围，代表作家有丰子恺、夏丏尊、叶圣陶等人，他们都是积极的人生派，热切的爱国者，讲求品格、气节和操守，但是和政治往往保持一定的距离，几乎都喜欢把散文作为一种思索方式，偏重于冷静观照，细心体味日常人生世事。其文章多重理念，采用叙事和议论相结合的方式，作品平淡如水、明白如话，擅于在平凡中开掘生活的哲理，追求高远的情境，严谨而有韵致，具有散文诗的风味。

闲谈体散文：是林语堂在《人间世》第6期《论小品文笔调》中所提出。其长处是在“笔墨上极轻松，真情易于流露”，“可以发挥议论，可以畅叙衷情，可以摹绘人情，可以形容世故，可以札记琐屑，可以谈天说地，本无范围”，故“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形式上“除游记诗歌题跋赠序尺牍日记之外，犹注重清俊议论文及读书随笔”，且各体并用，不为格套所拘。左翼戏剧运动：指3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开展的进步戏剧运动。它在国民党政权的白色恐怖与“文化围剿”中，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为核心组织，团结了广大的戏剧工作者，坚持无产阶级的戏剧运动，促进了剧本创作的繁华，出现了一大批优秀剧作家。直接配合了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1936年后，在新形势下，左翼戏剧运动汇入了抗日救亡洪流，完成了其光辉的历史使命。

上海艺术剧社：成立于1929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直接领导下，由夏衍、郑伯奇等发起组织的戏剧社团。成员有冯乃超、钱杏春、孟超、杨春人、许辛之、沈西苓等等。该社首次提出无产阶级戏剧口号，组织移动剧团到工人去进行演出，同时创办《艺术月刊》出版《戏剧论文集》。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戏剧团体。该社于1930年4月被国民党政府查封。

国防戏剧：为配合“国防文学”口号提出了“国防戏剧”口号，以代替“无产阶级戏剧”口号。所谓“国防戏剧”，除了强调“反帝抗日反汉奸，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的主题外，还有充分发挥戏剧的宣传功能的要求，在艺术形式上则提倡“通俗化、大众化和方言戏剧”，有鲜明的向“广场戏剧”发展的特色。

中国左翼剧作家联盟：简称剧联。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由南国社、艺术剧社、戏剧协社、辛酉社等组成的左翼剧团联盟改名而成的。剧联在工人、学生中开展了戏剧演出活动。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于1942年5月，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当时解放区文学的主流是好的，但作家队伍的思想面貌、文艺思想，也存在不少问题。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克服错误观点，使文艺于民族解放战争以更大助力，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先由毛泽东作了“引言”的发言，经过作家三次讨论，毛泽东作了“结论”的发言。“引言”和“结论”合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对如何服务的问题作了精辟论述，对如何服务的问题作了精辟论述，强调作家要到群众斗争中去汲取创作源泉，改造世界观。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解放区文学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对新文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战国策派：也称战国派，是出现于抗战中期国统区的一个思想文化和文学流派，得名于他们编的《战国策》和《战国》刊物。战国策派鼓吹“尚力政治”，错误地称当时的时代是“战国时代的重演”，磨砂战争的争议性合肥中异性的根本区别。文艺思想上提倡反理性的“恐怖、狂欢、虔恪”为创作的“三道母题”。

主观战斗精神：由胡风提出。“一方面要求主观力量的坚强，坚强到能够血肉的对象搏斗，能够对血肉的对象搏斗，能够对血肉的对象进行批判”，“另一方面要求作家向感性的对象深入，深入到和对象的感性表现结为一体”。

新秧歌剧运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新秧歌剧运动，改革了秧歌戏的音乐、表演、装扮，编演了《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牛永贵负伤》等表现群众参加生产学习及对敌斗争题材的剧目。信仰格局运动的发展不仅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戏剧形式——新歌剧，而且推动了秧歌戏等民间小戏的革新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扶持下，各地的秧歌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赵树理方向：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赵树理逐渐成为一种方向的代表。他的创作顺应了大众化的文学方向，对于整个解放区文学乃至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赵树理以及他所代表的一代作家，大都是从事革命的实际工作者，他们直接参与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活动，他们的创作是自己的经历。先天的条件使得他们能够深入实际生活揭示和针砭社会变革中的时弊与偏差。

山药蛋派：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代表作家是赵树理，主要成员包括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孙谦，人称“西李马胡孙”。这一流派的作品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口语化的写作特点，追求生活的真实，反映生活的矛盾和问题。文学史上认为现实主义是“山药蛋派”的本质特征和灵魂。

孤岛文学：孤岛指1937年11月至1942年12月被沦陷区包围的上海租界。孤岛文学即发生在这一特定地区特定时期的文学，它密切配合形势，及时反映现实，巧妙揭露敌人罪行，讽刺殖民地的都市生活和知识社会的陈腐，表现当时的民族精神、社会声息。

后期浪漫派：在上海孤岛和国统区内新旧两种小说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些介乎雅俗之间的新的类型，其中以徐訏和无名氏为典型代表，这类作家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40年代城市读者对小说的欣赏趣味的提高。称之为“后期浪漫派”，强调了他们的文学品位，既有浪漫思想，又渗入现代主义精神；命其为“海派”，指他们的小说处于中西文化交汇之中，并受读书市场的影响，投合东南沿海一带读者的文化审美心理习惯，新闻体小说：40年代后半期解放区小说的一种。主要代表人物是刘白羽。这些小说作品在艺术上与报告文学互相渗透，具有介于新闻报道和小说两种题材中间的某种特性，是一种适合迅速发展的战争环境的小说形式，因而被称为“新闻体”小说，或称报告小说。

西南联大诗人群：1937年夏，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启程南下，在西南边陲重镇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同上海新文化中心西迁重庆一样，三校的南下意味着中国的学术和文化中心自1926年以来的第二次非同寻常的大迁徙，历史机遇把中国新诗史上的主要代表集中到了昆明，中国的成名的、未成名的、成型的、未成型的使人们，一起进入了生命和艺术道路上少见的“沉潜”状态。

九叶诗派：40年代后半期的诗歌流派，又称“新现代派”。主要代表人物是杭约赫（曹辛之）、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奎、郑敏、唐祈、唐地、袁可嘉，共九人。故被称为“九叶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都不同程度的接受了西方象征派、现代派的影响，风格较为接近，他们又都不再像过去的象征派、现代派那样，沉湎在个人感情的小天地里，而是以其诗篇唱出革命之歌，为新时代报晓，呼唤新中国的诞生。《九叶诗集》

七月诗派：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重要诗歌流派。1937年10月，胡风创办《七月》半月刊，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已是个最有影响。鲁藜、绿原等人经常在该刊发表诗歌，被称为七月诗派。内容多是政治抒情诗，反映当时某些重大题材，有强烈的政治倾向。诗体形式自由，不讲就是行合格率，气势本奔放，形象鲜明。但在风格上有各有特色。《七月诗丛》

新诗的歌谣化运动：中国新诗从一开始就重视从民间去吸取新诗创造的艺术资源。早期白话诗人开始了新诗歌谣化的最初尝试，这种尝试在30年代的中国诗歌会那里成为了一种更为自觉的诗歌运动。到了40年代，在敌后根据地里，由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所以诗的歌谣化被发展到了极致。

朗诵诗运动：

抗战时期的是个运动。战时由中国诗歌会首先提倡，但未能付诸实践。抗战爆发后，在作家深入生活，诗歌面向大众的潮流激励下，重新受到重视并开始了创作实践。1938年首先在武汉蓬勃兴起。武汉失守后，朗诵诗运动一度在重庆重现。这个运动一开始就影响到延安，抗战后期在昆明也有过热烈的诗朗诵运动。

晋察冀诗人群：指抗日战争后期活动在晋察冀边区的诗人。他们主张诗人应与现实斗争相联系，应发挥诗的战斗作用。

新诗戏剧化：就是用一种现代人生和现代意识的戏剧化相统一对应的戏剧化的方法来表现，这实际上也就是追求是个尽可能的表现人类的生存与意识。

野草派：野草派是围绕着文学杂志《野草》形成的以聂绀弩、秦似、夏衍等人为代表的杂文作家群，活跃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和解放时期的香港，在国内外有较大的影响。

街头剧：抗战初期最为流行和受欢迎的短剧，它采用极为灵活的方式，不受场地的限制，让扮演群中的演员夹杂在观众之中，以观众的身份进行表演，既能控制观众的情绪，又能是喜剧效果更加逼真。

茶馆剧：根据西南地区普通老百姓有到茶馆喝茶的习惯，让演员扮作茶客，分别入座，造成故事，引起其他茶客的注意，并不由自主的进入角色。

游行剧是采取化装游行进行宣传的戏剧形式。

兄妹开荒体：40年代初在解放区兴起并蓬勃发展起来的一种秧歌剧艺术。问一整丰厚，延安掀起秧歌运动高潮，随之出现了大量歌剧，短小精悍，演出方便，颇受欢迎，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兄妹开荒》，故称这种秧歌剧为“兄妹开荒体”。

现代文学名词解释篇2

关键词：动态的认知与解释,受话者与读者,最佳关联,视野的最大融合

语言生成和发展的历史性和地域性差别, 决定了它不可避免的多义性, 片面性和变动性等特征。这使我们借助于语言去确认自身和外部世界的努力不断受阻。而解释学的诞生使语言对于人及其外部世界的确认更加接近人类所理解的“真实”。本文将从四个方面论述现代认知语用和文学解释学的关系及其对文学解释学的影响。

一、认知语用和文学解释学

Spe rbe r和Wils on在1986年提出了关联理论并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提出语言交际是在关联原则支配下按一定推理思维规律进行的认知活动。关联理论突破传统语境学的概念, 把语境看成是一个心理结构体。交际时只有相关程度的差别, 而不必考虑合作问题了。假如我们认定任何话语都是相关的话, 对语言所带信息超载部分的推导实际上就成了一种受话者认知语境的搜索过程。所说语境效果越强, 信息推导的努力越小。

文学解释学以及接受美学, 读者反应批评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论转向的文学版。而使一般解释学提高到本体论的理解的, 是德国的哲学大师伽达默尔。他于1960年出版了《真理与方法》, 以后所有关于解释学的争论都是围绕这本书所揭示的思想展开的。伽达默尔指出艺术作品的意义是相对观者而言的, 作品只有进入到理解活动中才真正存在, 观者对作品意义的实现具有积极的作用。因此不涉及接受者, 文学的概念就不存在。这种思想把眼界重点从作者和作品转移到读者上。读者不再使被动的接收体, 而是能动的参与创作, 作品的意义使作家和读者共同完成的。

二、动态的认知与解释

传统语用学把语境看成是事先确定的常项, 而关联理论认为, 认知语境是听话者在话语理解过程中不断选择的结果。在话语的理解过程中, 新信息被处理后就会成为认知语境中的旧信息, 使认知语境不断扩大或充实, 以便供给下一个新信息处理使用。因此受话者的认知呈现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

根据认知语用的这一特点, 文学解释也表现出相应的特性。伽达默尔认为, 艺术本体是一个开放性的结构, 因此对艺术本体的理解是一个开放性的过程, 永无止境。他反对传统解释学认为作者的意义是固定不变的观点, 他认为理解过程包含着理解者的思想, 参与了本文意义的再现, 因此新的意义会不断涌现, 艺术理解也就有了无限多样性。文学作品是一个开放性的结构, 其中有许多意义, 意象的空白, 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潜在性, 从而构成了召唤结构, 读者通过阅读, 将阅读获得的信息与读者个人的经验, 知识等结合起来, 才能使文学作品的意义具体化, 从而达到对本文的理解。

三、受话者与读者

在交际中防止和避免误解的责任完全在受话人, 他的责任是集中注意力, 选择当时最便利的语码和语境信息以保持交谈的继续。认知语境更强调的是受话者的认知环境。虽然在具体的语言使用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情景知识, 语言上下文和背景知识语用范畴所构成的认知语境是社会中人所共享的东西, 但是除了这些共同的东西外, 个人的经验积累以及对信息的推导能力是不同的。

在认知语用的指导下, 文学解释将读者的地位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文学的诸多关系当中, 最基本的是“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而作者, 读者间的阅读活动, 其本质是一种本文, 读者共同参与, 创作的活动。对此伽达默尔提出了“同在”这个概念。“同在”不等于“共在”。文学艺术的对话交流者不是单纯的共同在场, 而是一种相逢, 是对某一事物的共享或共同参与。它表明了交流是双方共同处于一种作为主体的积极的自由状态。传统的认识论意义观认为作品的意义即作者寄托在作品的原意。一部作品只有一个真正的原意。伽达默尔则认为文本阅读在解释者的理解前总处于未定状态, 作品的意义只能在理解中产生。但多元的解释中仍然存在客观性。这种客观性就在于解释者的对话之中。伽达默尔提出了“合法的偏见”的概念。偏见是理解的前提, 构成了审美理解的多样性和无限性。

四、最佳关联与视野的最大融合

Spe rbe r和Wils on把关联定义为“假设P同一系列语境假设之间的关系”。它是一个弹性概念, 依赖语境;程度有强弱之分。在交际过程中, 只有当发话者对对方的认知环境的假设和理解的期待符合受话者真实的认知环境和推理结果时, 才算理想的成功。但是交际并不都是成功的。对交际者来说, 要想取得交际成功就必须寻找一种最佳关联。相关理论提出了最佳相关原则。即如果话语既能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 又只需为此付出最小努力, 那它就具有最佳相关性, 在正常的交际行为中, 任何话语理解都必须符合这个最佳相关原则。 (刘家荣, 1797:149)

同样, 伽达默尔提出了著名的“视野融合”的概念。视野融合就是一条地平线由本文世界向外开放, 另一条由读者的解读视野向作品延伸。两者的交会之处, 生成了异于前两者的决义世界。在这个意义世界里, 文学的创作活动与接受活动融合为一。而凡是作品能够进入这个由两条地平线所开拓天地的东西, 就是读者的理解视野所能够把握的界域。在这个世界中, 作品的原意丧失了独立自在的地位, 同时本文世界又在读者的个人理解中, 是二者间的建构活动。 (金元浦, 1998:327) 同认知语用的关联理论一样, 视野融合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最大视野融合是个误解, 因为解读者的视野与他所处的特定时代有关, 与他的前理解有关, 而这些都处在变化之中。

综上所述, 20世纪西方哲学已经成为20世纪西方各种美学, 诗学及批评的全面革命。语言本体论已成为了20世纪西方各种美学, 诗学及批评理论的核心。在索绪尔现代语言革命的影响下, 语言本体论批评被引进文艺学。从此文艺批评随语言理论的变化而变化, 在认知语用学的影响下, 现代解释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参考文献

[1]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2]金元浦.文学解释学[M].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3]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加州大学出版社, 1976.

[4]刘家荣.话语相关与认知语境[J].外国语, 1997.

[5]熊学亮.单项语境推导模式[J].现代外语, 1996.

“胎毒”的现代医学解释篇3

何为“胎毒”

宝宝在出生后脸上、腋下等处容易起红疙瘩，民间俗称此为“胎毒”。“胎毒”是指孩子出现的反复起湿疹问题，这和孩子的体质有关，多为湿热内蕴所致，是孩子的皮肤逐渐适应外界环境时的一种免疫过程。

古人认为胎毒的发病与胎妊期间母体的热毒有关，表现为某些婴幼儿疾病，如疮疖、痘疹等。“胎毒”一词首见于《幼幼集成》：“凡胎毒之发，如虫疥、流丹、湿疮、痈疖、结核、重舌木舌、鹅口口疮，与夫胎热、胎寒、胎搐、胎黄是也。”其病因是由于孕妇恣食辛热，甘肥厚味或生活调摄失宜。遗毒于胎。或郁怒悲思等因素影响到胎儿而致病。在南方地区，人们认为胎儿在母体中染了毒邪，出生之后若不除去，将来会引发许多疾病，如黄疸、湿疹、鹅口疮等。

盲目排毒不可取

婴幼儿在出生后出现过敏、皮疹等皮肤问题，这一般是因为胎儿的营养摄入都直接来自母体，在母体的子宫内所处的环境比较干净、安全，出生后婴儿接触到自然界的各种病菌、过敏原后，由于自身免疫能力低下而出现皮肤问题。

有的妈妈在怀孕期间就开始服用中草药来“排毒”，有的家长还给新生儿服用了一些中草药以排除“胎毒”。常用的中药有甘草、黄连、朱砂、牛黄、轻粉等。这是不可取的，因为上述疾病各有病因，不能简单地用“胎毒”来解释。相反，这些中药对婴儿的健康不利。例如，黄连昧苦，性寒，易损伤婴幼儿的胃肠功能，影响消化、吸收；朱砂含有汞和硫磺，对婴儿有一定的毒性；牛黄是食草动物的胆石，味苦，性凉，不宜单味服用；轻粉即汞粉(水银)，有剧毒。因此，无论是给孕妇还是小宝宝排“胎毒”，都没有科学依据，对于孩子出生后可能出现的这些皮肤问题，目前尚没有科学研究发现是可以在怀孕期间预防的。而且乱服药还可以对胎儿、新生儿的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合理饮食，自然排毒

对孕妇来说，最重要的是营养搭配合理。孕妇在怀孕期间应尽量少吃辛辣和煎炸食物，建议准妈妈在怀孕后期多吃新鲜的蔬菜瓜果和牛奶、多喝水、多吃五谷杂粮，保持大便通畅。

如果宝宝出生后出现的皮肤问题并不严重，给婴幼儿补充一些维生素C就可以了。另外，在孩子出生后坚持4到6个月的母乳喂养，母乳可以帮助孩子提高免疫力、抵抗自然界的这些侵扰。

宝宝伴健食疗方

(1)芝麻糊：将30g芝麻磨粉，加水煎煮成糊状，分次让宝宝服之。

(2)茉莉花煲鸡蛋：将茉莉花洗干净，两碗水，鸡蛋，一起放在锅里煮。待鸡蛋熟了，放入少量的冰糖，融化后即可服用。

宝宝皮肤外用方

(1)童子尿，趁婴儿刚小解完，将沾有童子尿的尿布直接搽拭在皮肤患处。有清热解毒、利湿止痒的功效，一日3～4次。

(2)菊花、金银花各5克，煎药10—15分钟，取药液放置微温时外洗皮肤患处。一日1～2次。

母婴温馨提示：

现代主义文学的名词解释篇4

在哲学与文化领域，尼采“重估一切”的极端主张，对德语世界的表现主义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引导文学家深入开掘潜意识和无意识领域，直接影响了意识流小说。然而，对现代主义文学影响最大的，却是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他的直觉主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整个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基调。此外，康德不可知论、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和克罗齐的直觉美学理论，也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现代主义文学的文艺思潮

单纯从欧洲文学史的角度看，现代主义文学可以看作是19世纪传统的浪漫主义文学向唯美主义文学转变、现实主义文学向自然主义文学转变，均形成危机而另谋出路的结果。

以王尔德为代表的唯美主义文学，是浪漫主义文学随欧洲民族民主革命的低落而蜕变的产物，其继承了浪漫主义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却丧失了浪漫主义的批判与重建精神，遁入象牙塔，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这一观点直接影响了大批现代主义作家，尤以法国象征主义作家为最。

而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则是19世纪在欧洲盛极一时的现实主义文学蜕变的产物。它强调对外界现实的模仿，侧重描绘遗传和环境对人的决定性影响、病态事物和繁琐细节。可以说，自然主义文学作为桥梁连接了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

宋代文学名词解释篇5

宋初效法白居易作诗的一批诗人群体。代表作家有李昉、徐铉、王禹偁等人。他们的诗歌主要是模仿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等人互相唱和的近体诗，内容多写流连光景的闲适生活，风格浅切清雅，也与五代诗风一脉相承。王禹偁则更注重白居易的讽喻诗，学习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创作精神，写了许多反映社会现实、充满忧国忧民情怀的诗篇。他的诗平易流畅，简雅古淡，在宋初白体诗中独树一帜。

晚唐体

指宋初模仿晚唐贾岛、姚和诗风的一个诗人群体。其中最恪守贾、姚门径的是以惠崇为代表的“九僧”。九僧作诗，继承了贾岛、姚和反复推敲的苦吟精神，内容大多为描绘清邃幽静的山林景色和枯寂淡泊的隐逸生活，形式上特别重视五律。但内容贫乏，全篇的意境往往不够完整。晚唐体的另一个诗人群体是潘阆、林逋等隐逸之士。他们一方面模仿贾岛的字斟句酌，另一方面也颇有白体诗平易流畅的倾向，而诗歌所表现的生活内容也比九僧诗稍为充实。寇准是晚唐体的盟主，喜写山林之思，含思凄婉。

西昆体

宋初诗坛上声势最盛的一个诗歌流派，以《西昆酬唱集》而得名。代表诗人杨亿、刘筠、钱惟演。西昆体诗的题材范围狭窄，主要有怀古咏史、咏物、描写流连光景的生活内容三类，思想内容贫乏，缺乏生活气息。西昆体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艺术特色。他们推崇李商隐，兼重唐彦谦，作诗大多师法李商隐诗的雕润密丽、音调铿锵，对仗工稳，用事深密，文字华美，呈现出整饰、典丽的艺术特征。但往往徒得李诗华丽的外表而缺乏内在的气韵。且专事模仿而缺乏创新精神，没有自成一家的气概。西昆体也是晚唐五代诗风的沿续，成就高于白体、晚唐体，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永嘉四灵

指永嘉地区的4位诗人：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这四人都出于叶适之门且字中都带有一个“灵”字，所以合称“四灵”，曾有《四灵诗选》。四灵都是命运落拓的贫寒之士，生活面狭小，诗歌内容也比较单薄，不外于题咏景物，唱酬赠答，只有少数写到民生疾苦或时事。四灵作诗以贾岛、姚和为宗，以五律为主要诗体，艺术上精雕细琢，玲珑雅洁，要求以清新刻露之词写野逸清瘦之趣，刻意求工，忌用典，尚白描，但过分注重炼字琢句，虽有较精警的句子而全篇意境却不够完整。“永嘉四灵”是南宋诗坛独树一帜的诗歌流派。对前人，它改造江西诗派，去除其弊端；对后来，它启动江湖诗派而再创新、发展。

江西诗派

北宋后期，黄庭坚在诗坛上影响很大，追随和效法黄庭坚的诗人颇多。宋徽宗初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把黄庭坚、陈师道为首的诗歌流派命名为“江西诗派”。这一诗派尊杜甫为祖，把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称为诗派之宗，即“一祖三宗”。江西诗派的诗歌理论即是黄庭坚的诗论，主张诗歌要有所寄托，要批判现实。强调“脱胎换骨”、“点铁成金”，即或师承前人之辞、或师承前人之意。崇尚瘦硬奇拗的诗风，追求字字有出处。在创作实践中，提倡“以故为新”。江西诗派是宋代最有影响的诗歌流派，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派别。杨万里、陆游、姜夔等著名诗人都曾在艺术上受到江西诗派的熏陶。其影响在宋代以后也不绝如缕，其余波一直延及近代的同光体诗人。

一祖三宗江西诗派以杜甫为创作典范、诗家宗祖，重视杜诗的思想意义和艺术经验，并在创作中作积极的借鉴。这一诗派诗人又多受到黄庭坚的指点和影响，以黄庭坚、陈师道为核心。于是宋末时，方回就把杜甫称为江西诗派之祖，而把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称为诗派之宗，提出了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

江湖诗派

南宋后期继永嘉四灵后而兴起的一个以江湖谒客为主的诗派，因陈起为之刊刻的《江湖集》而得名。江湖诗派成员混杂，诗歌内容大多是歌功颂德或叹穷嗟卑，空洞无聊，辞意俱落俗套，艺术上相当粗糙。但也有些描写农民及城市贫民的悲惨处境的作品，相当感人。他们最擅长的题材是写景抒情，字句精丽，长于白描。代表人物为刘克庄、戴复古与方岳。从总体上看，江湖诗派的风格倾向是不满江西诗风而仿效“四灵”，学习晚唐，但取径比“四灵”更宽阔一些，同时又多少受了南宋中兴四大诗人的影响,这基本上代表着南宋后期诗坛的风尚。

王荆公体

主要指王安石晚年的诗歌创作。后期王诗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写景抒情的绝句，正是这些诗使王安石在当时的诗坛上享有盛誉。“王荆公体”的特点是：重炼意，又重修辞。在用事、造语、炼字等方面煞费苦心，既新奇工巧又含蓄深婉。其长处是下字工，用事切，对偶精；其短处在于作诗主意求工，主意之过流为议论，好求工而伤于巧；故“王荆公体’有深婉不迫处，也有生硬奇崛处。这既体现了宋诗风貌的部分特征，又有向唐诗复归的倾向；可谓既有唐音，又有宋调，对宋诗的发展影响较大。

中兴四大诗人

中国南宋前期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4 位诗人的合称，又称南宋四大家。他们是在烽火连天的时代里成长起来的，比前辈诗人更具创新精神。这些诗人摆脱了江西诗派的牢笼，写出思想、艺术各有特色的作品，形成了全新的艺术风貌，影响很大，代表了宋代诗歌第二个最繁荣的时期。杨万里有《诚斋集》，范成大有《范石湖集》，陆游有《陆放翁集》传世。

诚斋体

南宋诗人杨万里独具面目的诗体，因其字诚斋而得名。风格特征是活泼自然，饶有谐趣。师法自然的白描手法，想象新奇、语言通俗、风格圆活，以绝句最为出色。形成诚斋体的要素之一是诗人把自己的主观情感最大限度地投射在客观事物上，所描写的事物无不充满生机和灵性；要素之二是杨万里作诗想象奇特，却用浅近明白的语言和流畅直致的章法加以表述。但由于他刻意追求风格的独特，也产生了粗率浅俗、不耐咀嚼的缺点。

辛派词人

这是南宋受辛弃疾的影响而产生的一个词派。代表词人有：辛派先驱张孝祥、辛派中坚陆游、与辛词相似的陈亮、效辛体而自成一家的刘过。辛派词人远承东坡而近学稼轩，他们在辛弃疾的影响下，用词来抒发爱国情感，豪放慷慨如辛弃疾，但题材不如辛词广，风格不如辛词多样。多以议论为词，以文为词，过于直率，不如辛词蕴藉。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中国北宋继唐代古文运动而起的文学革新运动。北宋初年，一些开明的中下层士大夫文人主张革除社会弊病，要求文学反映现实，推崇韩愈白居易、反对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浮靡文风，主张对诗、文进行革新。欧阳修、苏轼是整个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代表人物还有王禹偁、范仲淹、梅尧臣、王安石、黄庭坚、秦观等。理论上，他们主张诗文应有美刺,利于风教,十分重视诗歌的社会功能和政治作用；强调道对文的作用，实际是指出了文学应反映社会和现实生活的问题；提倡简朴平易的文风。诗文革新运动使各种文学样式取得了突出成就，继唐代古文运动之后，又一次把古代文学特别是散文以及文论的发展推进了一步，对后世南宋以至元明清文学发展都有很大影响。但同时，北宋诗的散文化和以议论为诗的概念化倾向，为南宋理学家的散文所师法，表现了该运动的历史局限。

易安体

李清照的文学成就主要在词上。她一方面继承了婉约派的创作风格和手法，一方面又有所创新和发展，别树一帜，婉约而不流于柔靡，清秀而具逸思，富有真情实感，语言清新自然，流转如珠，音调优美，故名噪一时，因其号为“易安居士”而得名“易安体”。“易安体”以南渡为界，前期词作绰约轻盈，自然妩媚，体现了年轻女子的天真活泼和细腻的儿女柔情。后期则更多了一份家国之思和身世之叹，词作中充斥着孤寂忧郁的感伤之情。易安体以寻常语入词，以其特有的细腻纤巧写闺情词而有丈夫气，使传统的词风得到充实和改造。在宋代词苑中，独树一帜，自名一家，并对两宋词的发展有其特殊贡献。

“二晏”

北宋词人晏殊与其子晏几道，都擅长以小令表现男女恋情的婉约词，以其相映生辉的艺术成就影响了一代词风，被词话家们并称为“二晏”, 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父子文学家。晏殊，多表现男女恋情、诗酒生活和悠闲情致，风格雍容和缓、纯净雅致，语言清丽淡雅、温润秀洁。也常表现对生命的忧思，并将其与情爱的缺失交融在一起，构成了晏殊词“情中有思”的特质。有《珠玉词》一百三十余首传世。晏几道，继承其父所承传的“花间”传统并加以创新。其所作《小山词》，所写恋情都有着明确的思恋对象，情感非常真挚。他善于用平淡的语言、常见的景物，表现不同寻常的深情，形成语淡情深的风格特色，哀感缠绵、清壮顿挫。

花间派

中国晚唐五代词派。五代后蜀赵崇祚选录唐末五代词人18家作品500首编成《花间集》，代表词人有温庭筠、皇甫松、韦庄、牛峤等。他们的词风大体相近，后世因而称之为花间派。温庭筠、韦庄是其代表作家，二人虽都侧重写艳情离愁，但风格不同，温词秾艳华美，韦词疏淡明秀。其余词人，多蹈温、韦余风，内容不外歌咏旅愁闺怨、合欢离恨，多局限于男女燕婉之私，格调不高。但也有一些较有现实意义的作品。花间词在思想上无甚可取，但其文字富艳精工，艺术成就较高，对后世词作影响较大。

大晟词人

指以周邦彦为主帅，曾在大晟府供职的曹组、田为、徐伸、江汉等词人。周邦彦注重词的音律，情感的抒发有所节制而力避豪迈，在音律、句法、章法上建立起严整的艺术规范，另开一派，是继苏轼之后的又一词坛领袖。因其词法度井然，使人有门径可依，故“作词者多效其体制”。

“二窗”

指南宋词人吴文英、周密。吴文英号梦窗，有《梦窗词》;周密号草窗，有《草窗词》。吴、周词字句工丽，音调和谐，风格相近，同是格律派重要词人，因以并称。戈戴说：“草窗词尽洗靡曼，独标清丽，有韶倩之色，有绵渺之思，与梦窗旨趣相侔，二窗并称允矣无忝。”

“济南二安”

指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和辛弃疾(字幼安)，两人分别为宋代词坛“婉约派”与“豪放派”代表人物。同为济南历下人。这一并称源于清代神韵派大师王士禛，云：“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为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

苏门四学士

文学流派名词解释篇6

文学流派名词解释汇总

【建安文学】

是指汉末建安至魏初的文学。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以诗歌的成就最高，不少诗歌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优良传统，反映了社会动荡的现实和人民遭受离乱的痛苦，表达了渴望国家统一的要求，形成了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这一独特风格。其主要作家有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等。【山水田园诗派】

源于东晋的谢灵运和陶渊明，以唐代王维、孟浩然为代表。这类诗以描写自然风光、农村景物以及安逸恬淡的隐居生活见长。诗境隽永优美，风格恬静淡雅，语言清丽洗练，多用白描手法。诗人们借诗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对宁静平和生活的向往。【边塞诗派】

盛唐诗歌的主要流派之一。文学史家根据作品反映的题材，把盛唐诗坛上善于表现边塞生活的诗人归为“边塞诗派”。其代表人物有高适、岑参、王昌龄等。高适的主要作品有《燕歌行》《塞上》《塞下曲》等；岑参的主要作品有《逢入京使》《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王昌龄的主要作品是《出塞》等。【古文运动】

是指唐代中叶及北宋时期以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们强调正统的儒家孔孟之道，反对简单地模仿古文，提倡创新。他们主张文章要有实际内容，提倡朴实自然的文风。主要代表人物是唐代的韩愈和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新乐府运动】

中唐时期，朝政日益腐败，一部分文人认为古题乐府已不能适应时代要求，深刻反映民生疾苦，起到匡救时弊的作用，于是在继承乐府诗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基础上，提倡“即事名篇”，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兴起新乐府运动。主要代表人物有白居易、元稹。【文学研究会】

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团体，于1921年1月4日在北京中山公园成立，由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郭绍虞、朱希祖、瞿世瑛、蒋百里、孙伏园、耿济之、王统照、叶绍钧、许地山等十二人发起。文学研究会以《小说月报》为阵地，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宣扬“为人生而艺术”，也被称为“人生派”。【公安派】

明代后期的文学流派，以袁宏道及其兄袁宗道、其弟袁中道为首，因三人是公安人而得名。公安派反对拟古风气，主张文学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其创作以散文成就最高，风格清新活泼，自然率真，在当时很有影响。【创造社】

1921年成立的文学团体，初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注重自我表现；后期在倡导革命文学和革命文学 1

广西艺达艺考中心复习资料 2017年11月26日

理论建设方面，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先后创办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等刊物。主要成员有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田汉等人。【鸳鸯蝴蝶派】

20世纪初叶在上海形成的一个文学流派，由清末民初言情小说发展而来。该流派多写才子佳人“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象一对蝴蝶，一双鸳鸯”，因此得名为鸳鸯蝴蝶派。它以文学的娱乐性、消遣性、趣味性为标志，少数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社会的黑暗，但多数作品内容庸俗，缺乏思想性。其主要代表作家有张恨水、包天笑、徐枕亚、周瘦鹃、李涵秋等。【新月派】

又称为“新格律诗派”，是中国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该流派主张“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和诗的形式格律化，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其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胡适、梁实秋、卞之琳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简称“左联”，是中国共产党于1930年在上海创建的一个文学组织，领导成员有鲁迅、夏衍、冯雪峰、冯乃超、丁玲、周扬等。左联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重视理论批评，创办了《萌芽月刊》《北斗》《文学月报》等刊物，推动了左翼文化运动的迅猛发展，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在培养文艺新人方面也做出了极大贡献。1936年初，为了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自动解散。【新感觉派】

是20世纪30年代产生于上海文坛的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是20世纪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现代主义小说流派。其内容多展示半殖民地大都市的生活百态，着重描写病态的生活、畸形的两性关系及心理等；极力捕捉新奇的感觉、印象，对人物的意识和潜意识进行精神分析，并追求小说形式技巧的花样翻新。其主要作品有刘呐鸥的小说集《都市风景线》、施蛰存的小说集《将军底头》、穆时英的小说集《公墓》等。【九叶诗派】

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他们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在艺术上，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合，注重在诗歌里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和境界。主要成员有辛笛、曹辛之、穆旦、陈敬容、杜运燮等九人。主要刊物有《诗创造》《中国新诗》。【荷花淀派】

又称“白洋淀派”，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作家群体，因20世纪40年代孙犁发表短篇小说《荷花淀》而得名。该派作品大多描绘冀中人民的生活变迁、民情风俗、英勇斗争和纯美心灵，描绘白洋淀、北运河、冀中平原优美的自然风光；在风格上追求诗的意境和散文的韵味，强调文学的现实主义品格而又在其中渗透着浪漫主义气息。其主要作家及作品有孙犁的《风云初记》《铁木前传》，刘绍棠的《运河的桨声》，从维熙的《鸡鸭委员》等。

广西艺达艺考中心复习资料 2017年11月26日

【朦胧诗派】

这一流派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章明发表《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而得名。他们反叛现实主义传统，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和尊严；在艺术上大量运用象征、隐喻、通感等现代诗歌的艺术创作手法，意蕴朦胧。主要代表人物有顾城、舒婷、北岛、江河、杨炼等。【意象派诗歌】

20世纪初出现的现代诗歌流派，1909年至1917年间一些英美诗人发起并付诸实践，它是当时盛行于西方世界的象征主义文学运动的一个分支。其宗旨是要求诗人以鲜明、明确、含蓄和高度凝练的意象生动而形象的展现事物，并将诗人瞬息间的思想感情溶化在诗中。它反对发表议论及感叹，代表人物是埃兹拉·庞德。【“湖畔派”诗人】

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该流派反对古典主义传统，向往唯情论，歌颂大自然，强调诗人的内心探索和感情的自然流露，通过缅怀中古的淳朴来否定现实的城市文明。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由于他们三人曾一同隐居在英国西北部的昆布兰湖区，先后在格拉斯米尔和温德米尔两个湖畔居住，所以有“湖畔派诗人”之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

现代文学名词解释篇7

关键词：程度副词+名词,构式,构式语法

程度副词主要是用来修饰情状动词 (state verb) , 表示程度的差别 (屈承熹, 纪宗仁2004) 。根据现代汉语的传统语法规则, 程度副词一般用于修饰形容词和动词, 表示不同程度的差别。通常情况下, 程度副词不能修饰名词, 而这也是名词的判断标准之一。传统语法观认为名词是指称人或事物的词, 不能被表示程度高低的程度副词修饰, 因而, “程度副词+名词”结构是不合语法规则, 然而在目前的交际中这一结构的使用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尤其是在期刊、杂志和网络语言中。如:

1) 邓九峰明白.自己是个很现实的人, 只能做现实的努力。 (《出鬼了》摘自《当代小说》2009 (1) )

2) 我们终于很策略地把棉衣寄出去, 转给了邓妈妈。 (CCL)

这个结构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前半部分是表示程度深或过度的程度副词, 如“很、好、最、真、还、更、再、挺、非常、十分、特别、尤其、有点”, 有时也用指示程度的代词“这么, 那么”;后半部分一般为名词, 有时也可以是名词短语, 如“更诗情画意”。

程度副词修饰名词历来被认为是现代汉语词类的非常规搭配, 一直是现代汉语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问题。迄今为止, 有关这一语法现象的研究和论述也层出不穷。该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构式语法的角度来对“程度副词+名词”这一特殊结构的语义及语用功能进行分析, 试图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

1“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出现及前人的研究

按照传统语法学家的观点, “程度副词+名词”这样的结构是不符合传统语法规则的, 即使是在口语中也是不应该出现的。然而, 从20世纪50、60年代起, 就有不少程度副词修饰名词的短语结构陆续出现, 如“最前线”、“很女人”、“挺男子汉”、“太书呆子”等等, 甚至出现中英混用的“程度副词+名词”的现象, 如“很man”。近些年来, 随着社会言论越来越开放和自由, 新闻传媒的广泛传播, 网络技术的发展, 这种结构的使用率不断上升, 尤其是在新闻广播、报纸、杂志和网络语言中更是频繁出现。通过对这种语言结构的观察分析, 我们发现这种结构具有常规语言形式所没有的功效。如“很城市”中“城市”一词能同时包含“现代、时髦、教养、矫揉造作”等含义, 而以上任何单独一个的形容词都不能涵盖“城市”所可以表达的内容, 因此, “很城市”这类结构具有表达经济性的功效;如果用“葛朗台”来描述一个人, 听者很容易就能听出所说的这个人很吝啬, 而且有了“葛朗台”这个形象做标尺, 听者也能更清楚地、更形象地获取其他信息;另外这种有悖常规的表达方式在一定的语境中也使得语言更风趣、幽默。有时候为了行文流畅、语义连贯和保持信息密度, 说话人或作者有意使用非常规的表达形式。正因为“程度副词+名词”有这样的表达功效, 因而它逐渐被人们接受, 并成为一种时尚。

随着“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大量使用, 越来越多的学者也不得不把目光投向“程度副词+名词”结构, 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种结构进行解释和研究。1962年, 邢福义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关于程度副词修饰名词》一文, 此后,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多。陆俭明 (1994) 把这种现象看成的一种修辞手段, 桂诗春 (1995) 把它看成是有一种语用策略, 邢福义 (1997) 则将其看成是一种特殊现象, 刘正光 (2006) 从非范畴化的角度, 认为“程度副词+名词”反映出人类认识中新旧知识的相互作用与联系方式。另外在这方面研究有突出成果的学者还有于根元 (1991) 、原新梅 (1996) 、储泽祥、刘街生 (1997) 、谭景春 (1998) 、施春宏 (2001) 。他们对“程度副词+名词”这一结构的句法特征、语义限制、语用价值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解释, 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总结这些年来学者们的看法, 有一下几种:第一种观点认为“程度副词+名词”结构中的名词是功能性状化;第二种观点认为这以结构的使用是名词转类的结果, 名词在这个结构中, 名词已经形容词化, 因而可以接受程度副词的修饰;第三种看法认为这种结构是“程度副词+有+名词”的一种变异结果;第四种观点认为这是一种临界现象, 是一个结构合格与不合格的分界点;第五种观点认为这是汉语使用受到外语语法影响的结果。对“程度副词+名词”的界定, 学术界颇有争议, 学者们众说纷纭, 没有达成共识。

2“程度副词+名词”的构式分析

虽然这些年来, 众多学者对“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是仍没有一个较理想的理论框架支撑和解释这一结构的语义及其存在的合理性。因此, 该文将利用构式语法理论的方法, 从语义的角度对“程度副词+名词”结构进行分析。

2.1 构式语法简述

由Adele E.Goldberg和Paul Key等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构式语法理论源于Fillmore的框架语义学理论, 以认知语言学为理论背景, 属于功能主义学派, 是对形式语言学的反思的结果 (吴海波译2007:VI) 。构式语法从它的诞生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已有若干文献对其进行论述和评价, 构式语法理论也被普遍地运用于探讨和解释多种语言现象和问题。到目前构式语法理论的发展已经颇具规模, 并在学术界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构式语法理论的主要观点是, 如果语法中存在的其他构式的知识不能完全预测某个构式的一个或多个特征, 那么该构式在语法中独立存在。Goldberg给构式下的定义是:假如说, C是一个独立的构式, 当且仅当C是一个形式 (Fi) 和意义 (Si) 的对应体, 而无论是形式或意义的某些特征, 都不能完全从C这个构式的组成成分或另外的先前已建立的构式中推出来 (Goldberg1995) 。也就是说, 如果语法中存在的其他构式的知识不能完全预测某个构式的一个或多个特征, 那么该构式在语法中独立存在 (陆俭明2004) 。

构式是语言中的基本单位, 小到词素, 大到句子都可以称为一个构式。Goldberg认为构式本身是有意义的, 不同的构式有不同的意义, 任何一个构式都是一个形式和意义或者形式和功能的对应体。受认知语言学中“完形”概念的影响, 构式语法认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即, 1+1>2。构式语法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一些不能解释的语言现象, 可以为一些句式的产生提供理据和说明, 构式语法的提出也为语言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2.2“程度副词+名词”——构式

我们之所以采用构式语法理论来分析“程度副词+名词”这种语言现象是有根据的, 也就是说把“程度副词+名词”这样的结构作为一个构式来看待有它的理据性。

根据构式语法理论的观点, 任何语言形式, 只要它的形式、意义和功能不能从它的组成部分或前面已有的其他构式中推导出来, 那么这个语言形式就可以作为一个构式来处理。“程度副词+名词”结构并没有遵照传统语法的组合规则来组构, 该结构中的程度副词和名词都不能按照传统的规则来解读。“程度副词+名词”有自己独立的形式, 具有独立的意义, 整个结构的意义和功能也不能从它的组成成分程度副词和名词中推知, 该结构的整体意义大于部分意义之和。它符合了Goldberg所定义的构式的特征, 因此, 我们说“程度副词+名词”是一个构式, 可以用构式语法理论来处理分析。如“很巴黎”, 它是由程度副词“很”和名词“巴黎”组成的。程度副词“很”在这里表示程度高, 名词“巴黎”是个地点名词, 表示地点, 而整个结构“很巴黎”表示的是“很浪漫, 很新潮”的意思, 也就是说, 这两个部分的结合得出一个新的含义。我们看到这个结构的新的含义是不能从“很”和“巴黎”这两个部分的意义的简单结合得出的, 但是这个新的含义可以通过构式语法理论解读出来。

2.3“程度副词+名词”的构式分析

如何从构式语法理论的角度来得出“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真正意义, 那就得在构式语法理论的运作机制中寻找答案。

Greenberg认为每个构式都有自己独立的形式和意义, 并且构式义影响着一个语言结构的整体意义, 同时构式义也对进入该构式的词汇有限制作用。因此, 一个语言结构的意义是构式义和词汇义相互作用的结果。“构式意义和词汇意义时而一致, 时而冲突, 当它们的意义一致时会产生合格的语义” (王德亮2009) 。例如“挺中国”这一构式, 当“中国”这个词进入该构式时, 它不再表示国家名称, 而是传达和凸显了这个国家的典型特征。构式理论根据语境, 通过转喻手段, 从组成成分中提取符合该构式的意义, 进行整合, 得出一个符合该构式和语用特征的新含义。在这个过程中, 词汇也获得了进入该构式的通行证。如:

3) 旧唯物主义把自然界看成是与人无关的独立存在, 看起来很"唯物", 实际上完全不了解自然界的真正本性。 (CCL)

4) 因为你皮肤太白了, 那种白, 太日本人了。 (CCL)

这里用了“程度副词+名词”结构, 简洁且具有新意, 更能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例 (3) 中的“很唯物”由表程度的副词“很”和表一种哲学思想的名词“唯物”构成, 例 (4) 中的“太日本人”表程度“太”表人种的名词“日本人”构成, 两者的典型特征通过构式的语义压制被凸显出来, 使它们分别获得了“客观、尊重自然”和“皮肤很白”的新含义。这两个名词也只有进入这个构式中时才具有这样的新含义, 因为构式的整体概念和它本身的构式义赋予了进入其中的词汇新含义。

在“程度副词+名词”构式的理解中, 通过概念转喻的手段, 用部分义去激活整体义 (Lakoff&Johnson 1980:36) , 从而使所要表达的概念被凸显出来, 即用名词所指称的具体事物来映射出它所指代的典型特征, 如:

5) 演员的外形确是有点鲁迅, 这很好, 可惜动作和神态不象。 (CCL)

6) 而且我可能让他吃一些非常中国的东西, 比如说蛇。 (CCL)

例 (5) 的“有点鲁迅”和例 (6) 的“非常中国”都属于“程度副词+名词”构式, 且在这两个构式中, 通过语义压制和概念转喻, 两个名词都获得新的意义, 不再指称原来的意义。“鲁迅”本指称一个具体的人, 但这里不是指鲁迅本人, 而是通过“鲁迅”这个名称来映射出具有鲁迅外貌特征的人物形象。“中国”本是个国家名称, 但是这里不再指中国这个国家, 而是指代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的特征。在这两个构式中, 直接用典型的事物名称指代某些特征, 更加形象、直观。

“程度副词+名词”结构不仅具备了交际的合理性, 而且有很多优越性。首先, 具有经济性。这类结构可以较少的语言来表达多层含义,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而常规表达往往达不到这种功效。如“非常现代”构式中“现代”一词能同时包含“发达、自由、开放、时尚”等含义, 而以上任何单独一个的形容词都不能完整构式中的“城市”的所有意义, 因此, “程度副词+名词”构式具有高度的经济性。其次, 形象性。如:

7) 这个人很葛朗台。

葛朗台是一个具体的人物, 他生动地传达了“非常吝啬”这一特征。用“葛朗台”这个活生生的形象做标尺, 听者能更容易地、更形象地获取“这个人很吝啬”的信息。再次, 这种有悖常规的表达方式在一定的语境中也使得语言更风趣、更幽默, 更能吸引听着的注意力。最后, “程度副词+名词”这一结构使语言简洁、连贯且包含丰富的信息量。因此, 从构式语法的角度来看, “程度副词+名词”结构不仅具备了存在的合理性, 而且更具有了一定的优越性, 这也是构式语法理论的优越所在。

3 结束语

现代汉语名词配价研究述评篇8

关键词：名词配价语义指称义语境歧义

一、汉语名词配价研究综述

“配价”这一概念借自化学。最早把化学中的“价”引入语法研究的是法国语言学家特思尼耶尔，他在1953年出版的《结构句法概要》一书中首次使用“配价”概念。1959年问世的《结构句法基础》一书标志着配价语法理论的形成。后来，这一理论在德国得到进一步发展，影响逐步扩大。

从1978年朱德熙率先将“价”的概念引入汉语语法研究开始，配价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朱德熙在《“的”字结构和判断句》中运用配价理论分析了“VP的”结构及相关判断句，提出了“向”（配价）的概念和著名的歧义指数理论。[1]

此后，范晓《动词的“价”分类》[2]、谭景春《双向和多指及相关的句法关系》[3]、吴为章《动词的“向”札记》[4]、廖秋忠《现代汉语中动词的支配成分的省略》[5]、沈阳《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6]、邵敬敏《“语义价”“句法向”及其相互关系》[7]、袁毓林《汉语动词的配价研究》[8]、陆俭明《配价语法理论和对外汉语教学》[9]等研究先后运用配价理论分析语法现象，研究范围从动词扩展到名词、形容词和句式的配价等方面。

1992年，袁毓林在《现代汉语名词的配价研究》中将动词价的观念推广到名词，尝试用降级述谓结构“对NP的N（x）”刻划二价名词的语义结构，并对表示观念、情感的二价名词予以形式化，进而揭示出名动词、动名兼类词和动名合成词的配价能力的继承规则，并对介词“对”的语义功能作出新的解释。

1994年，袁毓林在《一价名词的认知研究》中对一价名词的句法、语义特点进行了描写，着重讨论了由一价名词引起的几种歧义现象和在某些句子中一价名词的缺省现象及其语义激活的微观机制。文章针对与一价名词相关的四种句式的结构和意义特点，重点研究了一价名词对理解话语结构、意义的影响。

2005年，刘顺在《一价名词及其名元的句法实现形式考察》中认为名词的配价存在于语义平面，体现为名词结合名元的能力，并在句法结构层面对名词配价的分类进行再定义。他认为不同类别的同价名词具有不同的特点，在表层句法结构中的句法位置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句型。

2008年，耿国锋在《关于名词配价的两个问题》中运用句式变换法说明甄别二价名词的限制条件，进而分析“对（于）NPa的NPb”结构产生歧义的条件，从而得出“用语义特征分析该结构产生歧义的条件远不如从二价名词的降级述谓结构出发来的更为简明”的结论。

纵观诸多学者的研究，他们从多个角度对名词的配价问题进行了探索，研究层面从语义扩展到逻辑、语用配价等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名词价位的确定和歧义产生的条件这两个方面的研究依然稍显薄弱。因此本文认为，对名词配价的价位划分不宜直接以名词的基本词汇义为原则，而应综合考虑具体语境中名词的语义指向是否确指。除此之外，“对NP的N（x）”结构产生歧义的条件，在某些情况下不能准确区分歧义现象。因此，本文对这两个方面进行进一步研究。

二、划分名词价位的原则

目前，学界根据“某个名词一定要求与另外的某个名词在语义上构成依存关系”的原则将名词分为零价名词、一价名词和二价名词，袁毓林重点对一价名词和二价名词进行研究。“零价名词”一般指普通名词，如“大海、天空、空气”等。[11]袁毓林认为“某些名词在语句中也有配价的要求，表现为支配名词要求在语义上受其支配的从属名词与之共现”[10]，因此他将“一价名词”分为三类：（1）亲属名词，如：“妈妈、丈夫”等;（2）属性名词，如：“质量、脾气”等;（3）部件名词，如：“脚、尾巴”等。“二价名词”关涉到两个个体，要求两个个体项与之共现，它包括“情感、态度”类、“见解、论点”类、“作用、意义”类和“方针、政策”类等。[8]同时，刘顺在《一价名词及其名元的句法实现形式考察》一文中，从句法结构层面进行分析，认为名词的配价存在于语义平面，体现为名词结合名元的能力。在表层句法结构中，不需要名元组配的名词是零价名词，常需一个名元组配的名词是一价名词，需要两个名元组配的名词是二价名词。[12]

两者观点的相似之处在于，名词配价的划分，无论从语义还是句法上，都涉及某个名词与另一名词性成分之间的某种领属关系，而这种关系无论显或隐都是确实存在的。此外，袁毓林所提出的隐含“某人对某事”的二价名词的降级述谓结构，可以用公式N（x）：N（a P b）来表示，如“意见”的语义结构可以表达为：

意见：看法（某人对某事）

一价名词用降级述谓结构表述为N（a P b），其在表层句法层面可表现为NPa（P）NPb或NPa→NPb，即名词NPa在语句中出现以后，要求在语义上跟它有P关系的名词共现[2]。如：

妻子：一个人，某人的女性配偶

刘顺赞同这一观点。他认为在句法层面上，有些名词不需要其他成分的帮助就能明确地指称事物，意义自足;而有些名词必须借助其他成分才能明确地指称事物，否则意义不自足。前者是零价名词，后者是有价名词。体现在句法上，前者没有也不强制性地要求其他名词在语句中与之共现，后者作为支配性名词强制性地要求在语义上受其支配的从属名词在语句中与之共现。[12]

换句话说，二人认为名词配价的划分是从其词义结构中推导出来的，或者说名词的词义结构中包含着配价信息。在他们看来，一价名词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必须是实体的个体常项;2.语义隐含了所表示事物与另一事物的某种依存关系;3.句法组合中要求其配价成分与之共现。这种判断依据是否适用于所有语境中的一价名词呢？如：

（1）几个当爷爷奶奶叔伯婶姨的男人女人离开各家的阳台来到外面时，民工们已退入他们的住处去了。（梁晓声《冉之父》）

（2）在物理学上，弹性是指物体在外力的作用下发生形变，当外力撤消后能恢复原来大小和形状的性质。（《百科》）

（3）静脉是血液从全身各处流回心脏的管道，它的管壁比较薄，只有很少的肌肉。（《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例（1）中的“爷爷”“奶奶”“叔”“伯”“婶”“姨”等名词所指的不是具体的某个人，而是一种身份，是非实体的。例（2）（3）中的“弹性”“静脉”指的是类名，而非具有这个属性的个体常项。根据降级述谓结构分析，亲属名词在语句中出现，一般要求参照名词共现，属性名词要求主体名词（NPb）共现，部件名词一般要求原型名词共现，而以上例子却不符合此规律。因此，一价名词的配价分析需要在具体语境中进行，它所指代的并非一定是具有依存关系的个体常项，而应根据语境的要求判定其语义指向为定指、不定指、通指或无指等。这一语境原则同样也适用于某些二价名词。如：

（4）本国古人同外国今人都有许多看法、想法、说法和今天的我们不同。（《读书》）

（5）我惊异于女孩的直觉般的艺术感受力，竟然一语令我豁然开朗。（《福州晚报》）

例（4）中的“看法”“想法”都是不定指的，例（5）中的“直觉”是无指的，表示具有直觉特征的一种性质义。这里的三个名词都不再是二价名词，它们都表达了一种类化的指称义。

当然，除了亲属、属性和部件名词这三类一价名词以外，是否就不存在其他一价名词呢？如：

（6）老师说在山顶集合。（郁秀《花季雨季》）

（7）要是打倒校长，那咱们怎么能够再呆下去呢？（杨沫《青春之歌》）

（8）“我来的时候，局长找我谈了，局长的意思是一旦您的嫌疑排除，就尽快和您一道回去。（王朔《人莫予毒》）

这三例中的“老师”“校长”“局长”都隐含了一个与之共现的词，从而使它们定指、具体化，因此这三个词都是一价名词。但并非所有表职业、职位的名词都是一价名词，它们同样也要根据语境来判别。如：

（9）再要学，就得另外拜老师了！（欧阳山《苦斗》）

（10）在干校长年累月，眼前又看不到别的出路，“我们感”就逐渐增强。（杨绛《干校六记》）

（11）局长不当没有什么，情理不顺能气死人。（刘震云《官人》）

此处的“老师”“校长”“局长”都是无指的，指代的是一种身份、职业，不是作为实体的个人，而是一种抽象的类化指称义。它们并没有结构上的配价成分和语义上有依存关系的成分共现，不符合一价名词的界定。

再者，学界认为零价名词一般指普通的自然名词，它们不需要与另外的名词在语义上构成依存关系，或者说并没有与另一个或多个名词之间存在隐含的谓词性配价关系，如“大海、天空、空气”等。[11]但由上文的分析可知，某些一价、二价名词经过具体到抽象的升华后，所产生的指称义完全不需要其他成分与之共现。因此，本文认为：当一价、二价名词应用于语句中时，只有在语义和句法层面上，同时和另一名词性成分共同享有某种“领属关系”而实现确指时，才是学界以往所说的“一价、二价名词”;当所指不确定、类化或以其他方式形成定指时，它们更符合“零价名词”的界定。

三、“对NP的N（x）”结构产生歧义的条件

1992年，袁毓林《现代汉语名词的配价研究》对二价名词歧义现象的分析是在“对NP的N（x）”结构基础上进行的，他认为歧义产生的原因在于：（NPa对NPb）的N（x）中的降级主语NPa代表“（某人对某人/某事）的N（x）”中的“某人”，必须是指人的名词（记作NP[+人]）;降级宾语NPb代表其中的“某人/某事”，可以是指人名词NP[+人]、也可以是非指人名词（记作NP[-人]）。因此，“对NP[-人]的N（x）”不会造成歧义，而“对NP[+人]的N（x）”是有歧义的，可以理解为“对︳NPa的N（x）”或“对NPb的︳N（x）”。[8]但是这种区分歧义的方式并不适用于所有的二价名词。如：

对（于）这篇文章的看法

对（于）这部电影的吸引力

对（于）美国的政策

对（于）树林的作用力

上述例子中“这篇文章”“这部电影”“美国”“树林”既可分别为“看法”“吸引力”“政策”“作用力”的“针对对象”，又可分别理解为“看法的持有方”“吸引力的具有者”“政策的制定者”“作用力的发出者”。显然，“这篇文章”“这部电影”“美国”“树林”这些词根本不具有[+人]的语义特征。那“对NP的N（x）”结构产生歧义的条件究竟是什么，受哪些条件制约呢？

2008年，耿国锋在《关于二价名词的两个问题》一文中认为，结构中降级宾语NP属于二价名词不同的类，“对NP的N（x）”结构产生歧义的条件会发生变化，即会对降级主语NP的语义特征有不同的要求。[13]NP必须处于二价名词N（x）所类属二价名词的降级宾语、降级主语语义特征的交集时，结构有歧义。如“感情/态度类”二价名词，这类名词的降级主语绝大多数指人，只有个别情感类名词，其降级主语既有指人的，又有指非人的。该结构产生歧义的前提条件是结构中二价名词的降级宾语可作其降级主语，故NP的语义特征为[+动物]，[+有感情]是结构“对NP的N（x）”产生歧义的条件。再如“作用/意义类”，这类名词都表示人或事物对其他人或事物的作用、效果及意义、能力等意义。故结构中N（x）为“作用、意义类”二价名词时，NP语义特征为[+人]或[+事物]都有产生歧义的可能。二价名词的类属不同，降级宾语可作降级主语的受限条件不一样。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对NP的N（x）”结构产生歧义必须满足的条件为：1.N（x）必须是二价名词;2.句法上，NP必然能置于该结构中二价名词的降级述谓结构内降级主语的位置;3.语义上，NP的语义必然属于结构中的二价名词N（x）降级宾语和降级主语名词语义特征的交集。总之，如果结构中的二价名词N（x）的降级宾语和降级主语的名词在语义上无交集，该结构根本不会产生歧义。

参考文献：

[1]朱德熙.“的”字结构和判断句[J].中国语文，1978，（1）.

[2]范晓.动词的“价”分类[A].语法研究与探索（五）[C].北京：

语文出版社，1991.

[3]谭景春.双向和多指及相关的句法关系[J].中国语文，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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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为章.动词的“向”札记IJ].中国语文，1993，（3）.

[5]廖秋忠.现代汉语中动词的支配成分的省略[A].廖秋忠文集[C].

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6]沈阳，郑定欧主编.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C].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1995.

[7]邵敬敏.“语义价”“句法向”及其相互关系[J].汉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