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强制措施程序（通用8篇）
作者：徐君
7月19日，湖南省吉首市人民法院受理的姚某申请执行吴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邀请州人大代表到现场监督、指导，在有关单位协助下成功执行，取得了很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原告姚某诉被告吴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吉首法院于2010年6月10日判决被告吴某支付原告姚某欠款48万本金及利息，判决生效后，姚某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吴某采取对执行人员避而不见，消极抗拒执行，吴某单位拒不协助法院执行。
为了依法打击拒不执行的违法行为，确保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增加执行工作的透明度，探索执行工作的监督机制，2010年7月19日上午，吉首法院邀请了州人大代表参与和监督执行工作。上午9点，该院执行局法警组成4人强制执行小组，在人大代表的参与监督下来到被执行人吴某所在单位吉首大学，责令其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但被执行人因对判决不服，态度依然恶劣，并扬言要与申请执行人同归于尽。
为了平稳其情绪，执行人员再次耐心做其思想工作，随行的人大代表也对其宣讲法律知识，并告知阻挠执行的后果。吴某见人大代表都出面来给自己做工作，最终转变了态度，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表示愿意以其工资等收入先付部分欠款，其余欠款通过其他途径支付，当即办理了相关的扣留手续，因欠款数额较大，扣留工资根本不能解决问题，案件短时间内无法执结。法院通过其他途径查明，被执行人在该校另外还有住房一套，为防止被执行人转移财产，对吴所有的房产进行了查封，以确保案件的顺利执行。
关键词：刑事强制医疗；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精神病人鉴定羁押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8-0097-03
《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第285条规定了公安机关的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在强制医疗决定做出前对其进行约束。法律和司法解释对该措施只做了概括性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如其法律定性不清、效力不清、救济途径缺乏等，过程混乱，极易出现侵犯人权的情况。既然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已经纳入司法程序，那么公安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也应去除行政化特征，纳入司法轨道。
一、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的定性
公安机关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是指公安机关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采取的暂时剥夺其人身自由以防止危害自身或公共安全的强制措施[1]。该措施并不属于五类刑事强制措施的范畴，不是行政措施，更不是处罚措施，而应定性为特殊的强制措施。从性质来说，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具有强制的性质，限制人身自由，与刑事强制措施的性质相同；从目的来看，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是为了公共安全，预防精神病人对自身和他人实施危害行为，刑事强制措施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从适用对象来看，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对象是具有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的适用对象是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若鉴定的结论是犯罪嫌疑人患有精神疾病，则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刑事诉讼程序终结；从具体措施上来说，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兼具羁押性和治疗性。因此，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较刑事强制措施而言具有特殊性，把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定位为特殊的强制措施较为合适。
二、三种保护性约束措施的区别
《刑诉法》中公安机关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的程序设计主要是考虑到对精神病人进行鉴定以及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如果不对其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可能对自身和公共安全产生威胁。与此措施相似的是《精神卫生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规定。根据《精神卫生法》第40条的规定，精神障碍患者在发生或者将要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时，可以实施约束、隔离等保护性医疗措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5条规定，在特定情况下对醉酒的人采取保护性措施约束至酒醒。那么，《刑诉法》规定的公安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与《精神卫生法》规定的保护性约束措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5条规定的保护性约束措施有何区别？公安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属于刑事措施，其目的是为了预防精神病患者实施暴力行为，保护公共安全，实施主体是公安或强制医疗所，实施对象是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但行为方式在实践中比较混乱，有些地方的公安机关将被强制医疗人送到强制医疗所，有的则放到看守所进行羁押。《精神卫生法》的保护性措施具有民事属性，其目的是为了制止、平复患者情绪，是临床医疗中一种常见的手段，实施主体是精神病医院中的医务工作人员，实施的对象是精神病人，方法上是采取约束、隔离等方式。《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保护性约束措施属于行政性质的即时强制措施，其目的是为了防止醉酒的人对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公共安全有威胁，实施主体是拘留所，实施对象是醉酒之人，方法是约束其人身自由。
三、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缺乏制度规范
《刑诉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高检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公安机关规定》）共只有五条条文规范此措施，对于具体的操作流程法律规范不周，对侵犯人权埋下了隐患。实践中，公安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存在以下问题：（1）约束期限不明确，是公安机关怀疑犯罪嫌疑人患有精神疾病但尚未进行精神鉴定时采用的，还否是从犯罪嫌疑人被鉴定为精神病患者时开始采用？《刑诉法》条文中只说“在法院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前”适用，但并没有规定最长时限。（2）未规定保护性约束的具体方式。《公安机关规定》第334条只规定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要“注意约束的方式、方法和力度”，但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包括哪些、能否适用刑事强制措施、约束的边界在哪里等不明。（3）《高检规则》第546条、第547条规定检察院对公安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不当、应采用而未采用、违法情形等进行监督，但检察机关具体如何监督不明确。（4）公安机关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的诉讼阶段不周延，未规定在鉴定阶段是否适用。精神病人可能在刑事拘留或者逮捕期间进行鉴定的，由于法律对精神病鉴定的期间未作限制，且精神病鉴定的期限不算在办案期间内，因此可能会出现超期羁押的情况。（5）《公安机关规定》规定公安机关在法院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前“可以”采取该措施，条文中的表述是“可以”，公安机关就有可能出现不作为的情况，使得精神病人不能及时受到约束而危害社会，同时也有可能导致权利滥用，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2]。此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性质、方式、种类、实施场所、家属如有异议该如何处理以及解除约束性保护措施的条件等程序问题均未有明确规定。
四、精神病鉴定羁押制度和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
（一）精神病鉴定羁押制度
国外一般是通过鉴定羁押制度来解决对犯罪嫌疑人鉴定期间的羁押问题，如俄罗斯、德国、日本。精神病鉴定羁押制度，是指为了鉴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精神状况是否正常，而强制性地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留置并将其关押在精神病院进行观察和鉴定的制度[3]，我国学者比较熟悉的应该就是留置鉴定的提法。留置鉴定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为确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或受审能力，而将其送入医院或其他适当场所，对其精神状态或身体状态进行留置观察的一种强制措施[4]。笔者认为这两者是相同含义，只不过提法不同。
（二）精神病鉴定羁押制度的主要内容
精神病鉴定程序启动后，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的羁押措施暂时停止执行，实行鉴定羁押程序来约束犯罪嫌疑人，防止其继续危害社会或发生自伤、自残等行为。当犯罪嫌疑人被鉴定为精神病后，将被继续留置在精神病院等待法院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精神病鉴定羁押不同于一般的未决羁押，两者的区别在于：一是鉴定羁押以保障精神病鉴定的顺利进行为目的，而一般的未决羁押主要是为了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二是鉴定羁押制度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较短，如德国不超过6周，我国台湾为2个月零7天；三是鉴定羁押的场所主要是在精神病院，在鉴定的过程中，为了保证鉴定工作的顺利进行，可以对被鉴定人采取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将其强制固定的方式。鉴定羁押性质上等同于羁押，是对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剥夺[5]。
（三）精神病鉴定羁押制度和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的区别
1.决定主体不同。精神病鉴定羁押制度的决定主体是法官，只有法院可以申请或依职权对留置鉴定作出裁定，其他任何机关无权作出，俄罗斯、德国等国对此都有规定。德国还特别规定了留置裁定前必须听审，即应当事先听取鉴定人及辩护人的意见，为了保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不受非法干预[6]。而我国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的启动主体和决定主体是公安机关。
2.时间跨度不同。《公安机关规定》第333条规定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该条文中的表述是“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这就表明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在是经鉴定为精神病人后才采取的，时间段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鉴定为精神病人后，法院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前，送往强制医疗所进行治疗。而精神鉴定羁押制度是为了进行精神鉴定，若鉴定出来是精神病，则继续留置在精神病院等待法院的决定。两者是有区别的，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时间跨度小于精神鉴定羁押制度。
3.适用程序不同。精神病鉴定羁押制度一般会在决定前进行严格的听证程序，听取鉴定人、辩护人、家属等多方意见。而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直接由公安机关决定，无需报请批准，检察机关只有法律监督的权力。
4.救济途径不同。对于公安机关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只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采取的措施不当的，或有体罚、虐待等违法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并没有规定当事人的救济途径。而外国较多的是可以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来进行监督，多数规定在刑事诉讼法抗告、准抗告等其他专门性救济程序里，少数直接规定在鉴定羁押程序里[7]。
（四）是否应用精神病鉴定羁押制度代替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
国外多数国家的精神病鉴定羁押制度采用行政听审的方式，由法院最终决定是否对强制医疗人进行羁押。这个制度固然是好，对保障精神病人的人权有重要意义，但是在中国目前的司法环境下却不可行。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目前我国公安机关办理案件是有考核标准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并不算在考核成绩里面，因此公安机关往往不会花太多精力在强制医疗案件上；其次，我国并没有建立起司法审查制度，法院案件量大，分身乏术，行政听审的代价太大，成本太高；再次，留置需要专门的场所和工作人员。由此可见，国外的精神病鉴定羁押制度并不真正适合中国。笔者认为，在进一步完善我国公安机关的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的制度的前提下，公安的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还是能够发挥它的有效作用。如此一来，既符合了中国的诉讼经济，又能够顾及人权保障。
五、对于完善公安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的建议
第一，明确适用对象。公安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只适用于刑事诉讼程序，对象为实施暴力行为的、疑似患有精神疾病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第二，明确羁押的期限。为了防止变相羁押，必须对羁押期限作出明确规定。笔者建议鉴定期间就适用公安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经鉴定，犯罪嫌疑人为不负责任的精神病人时，约束措施可以延长至法院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时。鉴定后不能认定其患有精神疾病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立即结束，恢复原有的刑事程序。
第三，统一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的形式。被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的精神病人不同于一般的犯罪嫌疑人，他们患有精神疾病，有社会危害性，因此需要专业的医疗措施来进行保护。明确规定公安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的形式是将精神病人送至强制医疗所进行治疗。
第四，明确规定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可以折抵刑期。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具有强制措施的性质，限制了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其强制程度可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相比。明确规定该措施实行期间可以折抵刑期，有利于保护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
第五，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家属对公安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有异议的，可以向上级公安机关或同级检察机关提出复议申请，同时加大检察院对公安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法律监督力度，明确公安机关滥用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法律责任。
精神病人在社会上往往带有一种耻辱的烙印，即便以后康复了，也很难彻底摆脱曾经被贴过这种标签的阴影。对于这个弱势群体，我们要多一点关心，保障精神病患者的权益。公安机关的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也是对于个体人身自由的剥夺，但是其法律依据和法理基础非常薄弱。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公安的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需要进一步明确规范，以保持公共安全和个体权利之间的平衡。
参考文献：
〔1〕王天娇.强制医疗前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研究[J].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4，（04）：110.
〔2〕赵春玲.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4.87.
〔3〕江涌.论以精神病鉴定羁押制度替代强制医疗前临时保护性约束制度[J].西部法学评论，2013，（03）：59.
〔4〕李娜玲.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172.
〔5〕林珏雄.干预处分与刑事证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02.
〔6〕李娜玲.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89.
〔7〕江涌.论以精神病鉴定羁押制度替代强制医疗前临时保护性约束制度[J].西部法学评论，2013，（03）：62.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同意市公安局长宁分局对市第十四届人大代表严健军依法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提请常委会予以确认的报告。
严健军
适用于中国电磁兼容认证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指定范围内的强制性产品认证。2 认证的基本环节
1)认证申请和受理
2)型式试验
3)初始工厂审查
4)认证结果评价和批准
5)获证后的监督认证实施程序
3.1认证申请和受理
1)认证申请
a)列入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目录中的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和进口商都可以作为申请人，向中心提出认证申请，根据各类产品的认证实施细则要求，提交认证申请材料。
b)申请人为销售者、进口商时，应当同时提交销售者和生产者或者进口商和生产者订立的相关合同副本。
c)申请人委托他人申请认证时，应当与受委托人订立认证、检测、检查和跟踪检查等事项的合同，受委托人应当同时提交委托书、委托合同的副本和其他相关合同的副本。
d)有关认证实施规则和程序及相关的管理体系要求发布在中心的网站上，申请人在应用这些文件需要解释时，可由认证受理人员进行说明。
e)申请人应做到：
-始终遵守认证计划的有关规定；
-为进行评价作出必要的安排，这包括提供审查文件、开放所有的区域、记录（包括内部审核报告）和为评价（例如测试、检查、审核、监督、复评）和解决投诉准备相应的人员；
-仅在获准认证的范围内作出有关认证的声明；
-在使用产品认证结果时，不得损害中心的声誉、不得做使中心认为可能
误导或未经授权的声明；
-当认证被暂停或撤销时，应立即停止涉及认证内容的广告，并按中心要
求交回所有认证文件；
-认证仅用于表明产品由于符合特定标准而被认证；
-确保不采用误导的方式使用或部分使用认证证书和报告；
-在传播媒体中（如文件、小册子或广告）对产品认证内容的引用，要符
合中心的要求。
2)受理申请
产品认证部受理人员，根据认证实施规则的要求和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对认证的申请进行评价，以确保认证要求明确，对认证申请的理解与申请人一致。一般在五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受理认证申请。经评价提交文件资料齐全符合认证实施规则
要求的，向申请人发出强制性产品认证受理申请通知书，并对产品检验和需要工厂检查的做出评价安排；提交文件资料不齐全的，向申请人发出强制性产品认证补充材料通知书，申请人应在通知书发出三个月内将修改补充资料报中心，逾期不报视为放弃认证申请。
3.2 型式试验
1)中心根据国家认监委的有关规定，安排签约检测机构承担强制性产
品认证的型式试验任务。
2)申请人按要求选送样品至指定的签约检测机构进行检验，并对选送的样品负责。如样品经确认属运输原因引起损坏的，允许重新送样。
3)签约检测机构依据认证检测标准对样品进行检验，并提交产品检验报
告；检测不合格的，通知申请人进行整改，复测合格的，出具产品检验报告。需在现场检验的，由申请人提出书面申请，经中心确认后，指派相应检测机构检测人员到现场进行检验。
3.3 初始工厂审查
检查组依据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中的《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的规定，对申请人的生产现场进行现场审查，并提交工厂审查报告；工厂审查中有不合格项的，通知工厂在规定期限内进行整改，如整改措施符合要求，则不合格项关闭，工厂审查通过。
3.4认证结果评价和批准
1)中心负责组织对型式试验和工厂审查结果进行综合评价，经综合评定合格后，向申请人颁发认证证书。
2）中心对认证的批准、保持、扩大、缩小、暂停和撤销负责。
3）认证时限
认证时限指自受理认证申请之日起至颁发认证证书时止所实际发生的工作日，包括型式试验时间、工厂审查时间及审查后提交报告时间、认证结果评价和批准时间以及证书制作时间。一般情况下，自受理申请人认证申请的90天内，做出认证决定并通知认证申请人。
3.5 获证后的监督
1）一般情况下，从获证后的12个月起，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监督审查，包
括对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复查和获证产品一致性检查，必要时对获证产品可抽样送检测机构进行检测。若发生下述情况之一可增加监督频次：
a)获证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用户提出投诉，并经查实为持证人责任的； b)认证机构有足够理由对获证产品与安全和电磁兼容标准要求的符合性提出质疑时；
c)有足够信息表明生产者、工厂因变更组织机构、生产条件、质量管理体系等，可能影响产品符合性或一致性时。
2）产品型式试验采用的标准所规定的项目均可以作为抽样检测项目。
3）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复查按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中的《工厂质量保
证能力要求》的规定进行，其中第3、4、5、9条是每次监督审查的必查内容，其他项可进行选查，每四年至少覆盖要求中的全部项目。
4）证书持有者对认证标志的使用必须遵守《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管理办法》的规定。
5）复查合格后，申请人可以继续保持认证资格，使用认证标志。
6）关注中心监督活动的各方可通过电话、函件等方式向中心反馈有关管监督活动的的意见，以便中心更有效的实施监督工作。
3.6 认证产品的变更和扩展
3.6.1 获证产品的变更
1)获证后的产品，如果产品中列入属于认证实施规则中的安全关键件和对产品电磁兼容有影响的主要零部件或涉及整机安全/电磁兼容的设计、电气结构发生变更时，应向认证机构提出变更/备案的申请。
2)中心根据变更的内容和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价，确定是否可以变更或需送样品进行测试，如需送样试验，测试合格后方能批准变更。
3.6.2认证产品的扩展
1)认证证书持有者需要增加与已经获得认证产品为同一认证单元的产品认证范围时，可向中心提出扩大认证范围的申请，有关程序与初次申请相同。
2)中心核查扩展产品与原认证产品的一致性，确认原认证结果对扩展产品的有效性，针对差异对样品做补充检验。确认合格后，可根据认证证书持有者的要求单独颁发认证证书或换发认证证书。
3)扩展产品所涉及的质量体系如无大的变化，可不对企业进行工厂检查，在监督复查时，予以确认。
3.7 认证证书
3.7.1认证证书的使用、暂停、注销和撤消按《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的要求进行。
3.7.2 对下列情形之一的，注销认证证书：
1）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目录中产品认证适用的国家标准、技术规则或者认证实施规则变更，认证证书的持有人不能满足上述变更要求的；
2）认证证书超过有效期，认证证书的持有人未申请延期使用的；
3）获得认证的产品不在生产的；
4）认证证书的持有人申请注销的。
3.7.3 对下列情形之一的, 责令暂时停止使用认证证书；
1）认证证书的持有人未按规定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
2）认证证书的持有人违反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目录中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和指定的认证机构要求的；
3）监督结果证明产品不符合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目录中产品认证实施规则要求，但是不需要立即撤销认证证书的。
3.7.4 对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认证证书：
1）在认证证书暂停使用的期限内，认证证书的持有人未采取纠正措施的；
2）监督结果证明产品出现严重缺陷的；
3）获得认证的产品因出现严重缺陷而导致重大质量事故的。认证标志
证书持有者对认证标志的使用必须遵守《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管理办法》的规定。收费
2011-07-01 01:59:34 来源: 新京报(北京)转发到微博(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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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6月30日，行政强制法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审议终获通过。行政强制法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施行政强制执行，不得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行政决定。地方不得自设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
本报讯 旨在规范行政机关强制权力运行的行政强制法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审议，昨日获得通过，该法明年1月1日起施行。
节假日不得实施“强执”
行政强制法对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程序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为规范强制执行的行为，强制法禁止“夜袭”，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施行政强制执行。但是，情况紧急的除外。
行政机关不得对居民生活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相关行政决定。
如果行政机关违反上述规定，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公民遇侵害时可获救济
行政强制法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受到行政强制权侵害时，规定了救济途径。行政强制法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行政强制权为单位或者个人谋取利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强制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在执行中或者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行政决定被撤销、变更，或者执行错误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退还财物；不能恢复原状或者退还财物的，依法给予赔偿。
行政强制执法明确10步骤
1、实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
2、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
3、出示执法身份证件
4、通知当事人到场
5、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
6、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7、制作现场笔录
8、现场笔录由当事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盖章，当事人拒绝的，在笔录中予以注明
9、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人和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
10、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程序。历次审议变化
二审 2007年 应严格约束限制人身自由
二审时，有常委委员提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应有更严格的程序约束。对此，草案增加规定，实施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目的已经达到或者条件已经消失，应当立即解除。
查封、扣押财物是两种基本的行政强制措施，为防止行政机关任意扩大查封、扣押的范围，草案增加规定，查封、扣押的物品限于涉案财物，不得查封、扣押与违法行为无关的财物。
针对现实中因为行政机关未及时通知、催告当事人履行缴纳罚款或者有关税费的义务，出现“滚雪球”式罚单，滞纳金远高出罚款数额的情况，草案增加规定，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数额不得超出金钱给付义务的数额。
三审 2009年 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
针对行政强制措施的执法主体庞杂，有的地方和部门将行政强制权委托给社会组织和不具备资格的执法人员实施，有的甚至雇用临时人员执法的问题，草案增加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行政强制措施应当由行政机关具备资格的正式执法人员实施，其他人员不得实施。” 为防止行政执法人员在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过程中侵害公民、企业合法权益的情况，草案增加规定“不得查封、扣押公民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强制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行政决定被撤销，或者执行错误的，应当恢复原状，返还已被执行的财产；不能返还原物的，按市场价折价赔偿。”
在行政强制法颁布之前，行政强制实践中存在着“散”和“乱”的问题。行政强制的设定主体比较散，法律可以设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中央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也可以设定，甚至少量的政府规范性文件也设定。
四审 2011年 地方不得设行政强制措施
草案规定，法律中未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措施。但是，法律规定特定事项由行政法规规定具体管理措施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和冻结存款、汇款以外的行政强制措施。
为防止行政机关滥用代履行，草案对代履行的范围进行了限制，规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要求当事人履行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等义务的行政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经催告仍不履行，其后果已经或者将危害交通安全、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的，行政机关可以代履行，或者委托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履行。
为严控行政强制权，草案规定，“延长查封、扣押的决定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延长冻结的决定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五审 2011年 申请法院强执案留探索空间
针对行政强制措施种类的最后一种“其他行政强制措施”这一兜底条款范围太大，为防止被滥用，草案规定，尚未制定法律且属于国务院行政管理事项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冻结存款、汇款和应当由法律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以外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
为保障公民对行政强制设定和实施提出异议，草案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行政强制的设定机关和实施机关，就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提出意见和建议。
申请法院强执的案件，到底由法院还是行政机关实施？尚处于改革探索中。将“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案件，裁定执行的，由法院执行”这一规定删除。
【解读】
行政强制法出台过程之艰难，在全国人大立法史上并不多见。此前审议次数最多的法律当属物权法，该法经过了八次审议，在2007年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获得通过。此外，监督法的出台亦经过了漫长的过程，从酝酿至2006年通过，耗时长达20年，在2002年正式进入审议程序后，四年经过三次审议获得通过。行政强制法的审议时间相当长，该法2005年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但早在199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即开始了起草工作。
一审时有人反对立法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表示，强制法的核心是规范行政强制权，既需要承认强制的正当性，但又要看到行政强制权很严厉，用得不好会伤人，而且伤害很大，所以一定要慎重。
一审草案正式进入审议后，当时行政法学界对于该法顺利出台很乐观，不料遇到较多争议，这些争议既包括立法部门内部的意见分歧，也有行政部门“扩权”的诉求与规范、制约权力的立法目的之间的矛盾。
立法部门内部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对行政强制法的认识上，有的人认为该法是规范行政强制权力运行的，支持立法，有的人则认为该法是给行政权力赋权，因而反对立法或另寻适当的时机立法。
当时陈建生等多位委员皆提出，公民本来就是弱势群体，再强调给予行政机关行政强制权力，恐怕会引起很多矛盾，建议立法缓一缓。
而行政机关则希望获取更多的行政强制权力，比如当时国家工商总局提出增加“强制进入生产经营场所”，交通部提出增加“强制进入运输工具”，安监总局提出“对场所、设备、设施等责令停止作业、使用”等。
四审对必要性达成共识
一审后，该法即因各种分歧而进入漫长的立法过程。根据立法法规定，搁置审议满两年的法律案将终止审议，在2007年和2009年的两次审议，都属于避免该法律案成为“废案”的审议。不过这两次审议中，各方分歧在逐步的减少，直至今年4月的第四次审议，立法部门内部基本上对立法的必要性达成了共识。
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
对于公民而言，要防止强制措施对其权益的过度侵犯，对于行政机关而言，这些强制措施意味着权力，意味着行政管理的手段。
内容摘要：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既是一种社会防御措施，也是一种对公民人身自由权利加以限制的行为，还牵涉到刑事责任应否承担的问题。我国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模式从整体上呈现出二元双轨的制度格局。其中，《刑事诉讼法》将强制医疗程序归为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由人民法院最终决定；《精神卫生法》则将强制医疗作为一种特殊的医疗行为，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实施。相较而言，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无疑更加符合司法化的要求，但其具体规定中仍然有当事人权利不足、审判程序虚化等明显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而《精神卫生法》中的强制医疗更是存在性质定位错误，当事人权利保护堪忧等严重缺陷，亟需司法机关的审查和监督。
关键词：强制医疗 精神病 司法 刑事诉讼
如黑格尔所言：行为只有作为意志的过错才能归责于我。所以《刑法》只能将已经丧失意识和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归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不过，基于社会防卫目的，大多数国家仍会采用强制医疗的方式来解决精神病人社会危险问题。[1]虽然强制医疗性质上存在司法处分与行政处分两类观点[2]，但这只是理论上的争议，世界上主流的做法是强制医疗需要经过法庭审理并以裁判的形式作出决定。我国在《刑事诉讼法》第5编第4章和《精神卫生法》第3章也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作出了规定。但遗憾的是，除学者们普遍指出的法律条文较为简陋的问题之外，我国强制医疗程序在司法化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还存在非常明显的不足，以至于对当事人的权利保障和社会防卫目的实现均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迫切需要作出进一步的完善。
一、《刑事诉讼法》中强制医疗程序的完善
《刑事诉讼法》在处理强制医疗问题时虽然采取了诉讼的方式，要求强制医疗必须经过法院审理才能做出决定。然而，从具体规定中可以看出，《刑事诉讼法》并不如普通程序那般重视庭审的作用，造成诸多规定偏离了司法化的要求，行政色彩浓厚。因而，完善路径应当以司法规律的要求为依归，对强制医疗程序作重新构造。
（一）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参与权利
任何可能受到审判影响的人都应当保障其有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这是正当程序的必然要求。因而，首先相关立法及司法解释必须改变现行以被申请人不出庭为原则，出庭为例外的规定，保证被申请人只要具有相应的受审能力，就应当亲自参与法庭审理。这就要求法官在开庭审理前应无一例外地会见被申请人，听取其关于强制医疗的意见，并结合专业医师及鉴定人意见考察其是否具有受审能力。对于检察机关来说，同样如此。承办检察官在审查时，应该对被申请人进行讯问，以帮助确定是否要提出强制医疗申请的决定。另外，由于精神病人权利维护能力有重大缺陷，所以，《刑事诉讼法》可以比照未成年人以及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的做法，赋予其更全面的法律援助。
其次，《刑事诉讼法》应当充分重视被害人在强制医疗程序中的地位和作用。强制医疗并非刑事制裁措施，其目的更多地是预防而非惩罚，当被强制人不再表现出明显的人身危险性时，被强制人就可以解除强制，回归社会。因而，从利益角度讲并非不可以接受。所以，与普通刑事审判程序不同，强制医疗的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不是绝对的对抗关系，双方矛盾的主要焦点在于被申请人是否仍然有社会危险性，而非刑事责任能力认定。但就查明事实来说，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这种默契显然不是一件好事。因而，在强制医疗程序中，作为第三方利益代表，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权利不仅不应该被削弱，反而应当更加加强。只有赋予被害人质证、辩论、申请重新鉴定等权利，审判法官才能做到兼听则明，才能避免应当承担刑责的人逃脱刑事处罚，被害人申请复议的权利才能有的放矢。
（二）坚持开庭审理
强制医疗程序虚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强制医疗案件审理可以根据被申请人申请不开庭审理。开庭审理本应当是审判程序最为基本也是最为关键的环节，缺乏开庭审理环节，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就无法进行，直接言辞原则就不可能实现，包括被害人在内的当事人诉讼权利就难以保障，所谓的审判实质化就成为空谈。因此，强制医疗案件可以不公开审理，但开庭必须进行，这应当是一个不容动摇的原则。二审法院同样也必须如此。
（三）贯彻鉴定人出庭和专家辅助人制度
由于法官只是法律方面的专家，一旦涉及其他领域的专业问题，就不可避免需要求助于鉴定人的鉴定意见。这在精神病医学方面尤其如此。不过必须注意的是，强制医疗决定不是一项医学判断，而是一项法律判断，人民法院在强制医疗程序中可以借助司法鉴定，但又绝不能过分依赖鉴定，更不能将自己的裁判权力简单地让渡到医生手中。为正确审查和利用司法鉴定意见，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应当明确赋予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依申请或者依职权通知鉴定人到庭接受质证。同时在审理刑事强制医疗案件时，可以邀请精神病医学专家作为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以及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就鉴定意见发表看法。对于鉴定意见有疑问的，人民法院亦可以要求重新鉴定。
（四）裁判方式改决定为裁定
裁判结论用决定而非判决、裁定是强制医疗行政化最为明显的特征，也是诸如不开庭审理、当事人权利受限的原因所在。不改变该裁判方式就无法使强制医疗程序的性质得到正确的认识，司法化的努力也会事倍功半。将强制医疗决定改为强制医疗裁定另外一个有利的地方就是被申请人、被害人等可以通过上诉而不是现在的复议来寻求救济。这样一方面既可以敦促二审法院采取开庭审理而非书面审理的方式来对待当事人的诉求，保障当事人对二审程序的有效参与；另一方面还可以阻断一审法院决定的立即执行，更好地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五）强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司法控制
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与普通程序中的逮捕相似，都是为了防范社会危险，保障诉讼进程而采取的强制措施，所以也应当受到严格的条件和程序限制，接受司法审查。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公安机关认为有必要，可以直接决定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但应当在3日之内报请检察机关决定是否继续采取临时性的约束措施，检察机关应当在7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检察机关在审查临时性的约束措施申请时，应参照强制医疗条件进行。通过检察机关的司法审查，一方面可以防止临时保护性强制措施的误用，另一方面也可以指出公安机关在强制医疗申请方面的不足，促使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二、《精神卫生法》中强制医疗程序的司法化探究
与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相比，《精神卫生法》中的强制医疗程序问题更加严重，几乎所有的“被精神病”现象都属于其调整范围。目前，学界关于《精神卫生法》中强制医疗改革司法化路径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将我国司法强制医疗模式与行政医学强制医疗模式合二为一，实行统一的强制医疗标准，全部适用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第二种观点认为，强制医疗的审查应当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建立由精神医学专家、患者代表、法律专家及其他相关专业人士组成的审查机构；[3]第三种观点认为，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门槛设置不宜过高，强制医疗的司法化应当定位为司法救济，即确保医院作出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决定具有可诉性。
笔者认为，强制医疗程序的改革首先必须具有可行性，没有可行性，一切都是空谈；另外还应当综合考虑被强制人权益的保护和社会防卫目的，努力同时解决“被精神病”问题与“武疯子”难以收治的困难。因此，第三种方案应当成为非刑事领域的强制医疗改革方向。与前两种方案不同，第三种方案并未对现行制度大动干戈，而是相对稳妥地在目前做法上建立司法救济渠道，更具可行性。另外，该方案一方面简化强制医疗决定程序，提高有危险的精神病人的收治效率；另一方面健全司法救济机制，确保强制医疗案件可以得到司法审查。兼顾了社会防卫与当事人权益保护的两大强制医疗目标。虽然该方案将司法审查作为一种救济程序，因而在司法化程度方面的确不如第一种方案，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做法也有所区别。但是考虑到我国精神病人数量众多，很多具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已经成为社会和家庭的共同负担，绝大多数的强制医疗都能够得到家属的支持和理解，一概要求司法提前介入反而会给正当的强制医疗带来不必要的障碍。所以第三种方案将司法后置的做法更符合我国国情，是当前条件下相对较优的安排。不过在基本架构确立之余，《精神卫生法》中的强制医疗程序还需要规定以下几点：
（一）严格规定强制医疗条件
由于《精神卫生法》中关于强制医疗的条件过于模糊，容易导致强制医疗范围的扩大化，甚至出现“被精神病”的现象。因而，立法应当比照《刑事诉讼法》规定，为强制医疗设置严格的条件限制，如可以确定为“已经发生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安全的行为，达到行政处罚的标准，经诊断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另外，对有伤害自身行为的精神病人医疗仍然应当尊重监护人意见，不纳入强制医疗的范围。
（二）确定强制医疗的实施主体为公安机关
强制医疗性质是行政行为，而非单纯的医疗行为，只有公安机关才能启动强制医疗程序，医疗机构应当予以协助。对疑似精神障碍患者有危害社会安全行为的，任何人都应当及时通知公安机关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公安机关应当综合案件事实、医院诊断意见、当事人精神病史、精神病发病频率、被申请人表现以及近亲属和周边邻居的意见，作出是否需要强制医疗的决定。在决定前，当事人及其近亲属对诊断有异议，可以要求再次诊断和鉴定，公安机关也可以主动要求重新鉴定。作出强制医疗决定后，公安机关应当在24小时内通知当事人家属，并同时告知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有权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三）构建对强制医疗当事人的法律援助机制
当事人及其近亲属如果对强制医疗不服的，可以选择自行委托代理人，或申请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为其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提供帮助。在这个过程中，精神病医院应当保证精神病人的会见和通信权，协助其向律师事务所或法律援助中心获取法律援助，否则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建立强制医疗解除机制
医疗机构应当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精神病患者进行诊断评估，并将诊断报告送交公安机关和当事人及其近亲属，对于不再具有人身危险性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提出解除意见。当事人及其近亲属也可以主动向公安机关提出解除强制医疗申请。对于医疗机构提出的解除意见以及当事人及近亲属提出的解除申请，公安机关应及时进行审查，并在1个月内作出决定。当事人及近亲属对决定不服的，可以提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当事人及近亲属两次申请之间应当至少间隔6个月。
（五）加强检察机关对强制医疗程序的监督
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的指引下，当前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已经突破诉讼监督的传统和习惯，开始将行政权也纳入到监督的范围。强制医疗等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更是成为了检察机关的重点推进工作。因此，人民检察院应当与公安机关协同合作，共同建立强制医疗检察监督协作机制。公安机关所有的强制医疗决定都应当在7日内报同级人民检察院备案，检察机关均应当认真审查。如发现公安机关、医疗机构工作人员有违反法律规定滥用强制医疗程序，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向其所在单位及主管部门发送检察建议，监督相关单位纠正违法行为，如构成犯罪的，还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结语
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既是一种社会防御措施，也是一种对公民人身自由权利加以限制的行为，还牵涉到刑事责任应否承担的问题，因此关系极为重大。借鉴大多数国家在处理强制医疗问题上，均要求由法庭进行审理并以裁判的形式作出决定，经上述分析，我国应在法治化的建设中注重每一项权利，完善每一个环节，在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措施上更加司法化。
注释：
[1]据统计，最近每年精神病人实施的刑事犯罪案件超过10000件，其中30%是杀人、伤害等严重暴力案件，平均每名被监管的精神病患者杀死1.85人，最多的杀死70余人。
[2]强制医疗属于保安处分的一种，对于保安处分程序的性质，大陆法系有一元主义与二元主义两类观点。一元主义认为保安处分与刑罚措施性质相同，都属司法处分；而二元主义认为两者不同，刑罚是司法处分，保安处分属行政处分认为采一元主义要由法院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强制医疗的执行也要接受司法审查，采二元主义要由行政机关决定。但一元主义和二元主义只是理论上的争议，大陆法系各国在程序具体适用方面有惊人的一致这种默契表现在由法官判定被告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随后进行的强制医疗程序须由法庭进行审理并以裁判的形式作出决定。
被告人xx因涉嫌故意伤害罪，于xxxx年7月9日被xx市公安局xx分局刑事拘留，xxxx年8月1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xx市看守所，该案正在你院审理之中。
鉴于被告人xx犯罪时不满18周岁，且系初次犯罪，犯罪后认罪、悔罪，态度端正，而且被告人xx系在校学生，其所在学校和老师、同学均愿意对其进行教育、帮助，具备监护、帮教条件。现对其变更强制措施，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且有利于对xx进行挽救和矫正，为此，申请人特向你院申请对被告人xx变更强制措施，予以取保候审。
此致
申请人(被告人xx的辩护人)
关键词：房屋拆迁；行政强制执行程序；基本原则
2008年初，河北省政府宣布，该省将斥资7000亿元让全省城市“三年大变样”。规划实施以来，市政建设和旧城改造力度明显加大，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以省会石家庄为例：3年后，石家庄市二环路内主街主路沿线城中村、老旧小区、危旧住宅区基本改造完毕，拆除总面积760万平方米。并且以拆促建，基本形成沿主街主路特色建筑群、特色街道区和层级分明的文化体育设施，实现城市容貌整洁有序，实现城市容貌整洁有序，在这大拆迁、大变化、大发展的背景条件下，要求每一个拆迁户都能完全信任、理解、配合党和政府是不现实的，这就涉及到了强制拆迁问题。有时候，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在所难免，也是必然选择。但是，房屋强制拆迁涉及公民最重要的财产所有权，涉及千家万户的根本利益，甚至身家性命，应当严格遵循相关的法律程序。
当前，强行拆除拆迁房屋主要有两类执行程序，一类是司法强制执行。由于公正与效率是司法行为的永恒主题，公正是第一位的，效率是第二位的，因此，司法执行更加强调严格的程序，一般说来效率较低；另一类是行政强制执行。由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行政行为的重要准则，因此行政执行更加强调的是效率第一，具有高效、快捷的特点。越来越多地成为推进拆迁工作的重要选择。但是我国迄今为止尚未制定《行政程序法》，也没有制定《行政强制执行法》，对行政强制执行缺乏统一的程序规定。而现行的法律、法规在规定行政机关执行权时，包括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授予政府相关部门对拆迁房屋的强制拆除权时，缺乏执行程序的规定。因此，根据行政强制执行的基本理论和原则，总结城市房屋拆迁行政强制执行的一般做法和经验，探讨并逐步规范城市房屋强制执行的程序和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保证行政执行低成本、高效率的必然要求，是维护行政执法的严肃性、统一性的必然要求，是保护拆迁户的合法、正当权益，体现执政为民，维护政府形象，树立政府权威的必然要求。
城市房屋拆迁行政强制执行的基本原则是行政强制执行在城市房屋拆迁强制执行中的具体体现，对拆迁中的行政主体所有的强制行为起着统率和指导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原则：
一、依法强制原则
也称强制法定原则，这是行政合法性原则在行政强制执行中的延伸和体现。指行政机关行使强制执行权必须有法律依据，行政机关强制执行必须依照法定方式和程序。主要内容包括设定权法定、主体法定、手段法定、程序法定、对象法定等。
二、自我履行原则
这是当代行政法倡导的相对人主体地位和行政合作精神在行政强制中的延伸和体现。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强制时，应对相对人进行事先教育与告诫，以保证其有自我履行的机会和合理时间。房屋拆迁首先是政府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秩序与牺牲相对人个人利益之间的价值取舍的结果。对相对人而言，是服从国家、社会或集体利益，还是主张个人利益，也有一个价值取舍的过程，特别是相对人之间个体差异大，有的拒不接受拆迁确有客观原因，因此作为行政主体一定要积极主动地做好工作。包括充分的行政指导，向相对人说明履行的必要性，规劝采取适当的方式，在合理的期限内履行。充分的告诫，明确拒不履行将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以给相对人一个反思的机会。对年老体弱、生活困难的，还应采取行政救济等方法，给予必要的安抚、慰问。让相对人理解大局、服从大局，最终实现自我履行。
三、最小损失原则
这是以人为本思想和人权保障原则在行政强制执行中的延伸和体现。指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时，一般应选择最轻的强制手段达到强制执行的目的。行政强制必须具有必要性。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以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代替相对人的自我履行；行政强制必须具有合理性。行政机关在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应当客观、适度、理性。因此，尽管因相对人拒不搬迁导致了强制执行的后果，但有关法律仍然规定在强制执行前，拆迁人应当就拆除房屋的有关事项，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手续，对被拆房屋内的生活用品要逐一清点，妥善保管；行政强制必须具有最小损失性，在有多个强制执行手段可采用的情况下，要进行多方权衡比较，一般地应当选择对相对人强制程度最轻、损失最小的方法。
四、法律救济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