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先读人(精选2篇)
人都希望过一种轻松愉快的生活,清闲、自在、消遥,且没有争斗,没有是非,没有忧愁,没有功名利禄的诱惑,没有人与人间的尔虞我诈,一切都那么超凡脱俗。在这样的氛围里,做你喜欢做得事,喜欢你喜欢的东西。而这对于我,则喜欢坐下来静静地读书。
读书是讲究兴致和品味的,《论语》、《春秋》我啃也啃不透;黑格尔的《美学》放在我面前,崇高的只有让我瞻仰的份儿;“地摊文学”中的斗斗杀杀男欢女爱的,看一而知其余,丝毫没有那种读书的乐趣和美妙的感觉;虽然先秦散文唐诗宋词能给生活增添一点韵味,可那些阳春白雪离我们的生活太遥远。读书何必执意去挖掘而自找苦吃呢?还是休闲文化娱乐文化快餐文化离我们近一些,甜一些,娱乐一些,轻松一些。于是,我选择了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并沉醉于他们的休闲、幽默和散淡之中了。
有文友来寒舍叙旧,谈起读书的事,他问我最近都读什么书。我把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搬给他看。然而,对这些书,他象是不屑一顾,只是扫了一眼,才说:“你就读这种书?”我点头。他说:“书该是一种营养品。而这些书也只是些含糖量比较大的东西,”吃“得多了,除了有些甜味儿,能有多少营养可言。你读过了,又能在你脑子里留下些什么呢?我建议你多读读鲁迅,等我给你拿些书你读。”
过后,他果然给我带来两大箱子书。他说:“这些书刚开始读可能没有多少吸引力,可读多了,你会觉得很有收获。”我想,他的话是对的,因为从他的文章里我能看出他渊博的知识和高贵的人品。
说实话,对他这些书,刚开始我是硬着头皮读的。后来,我觉得这些书对我所读的书颇具针对性--针对那些“闲适文学”的。读得多了,我颇有收获,读书是要了解其历史背景的.,比如读《过秦论》你就必须要读秦史;读《红楼梦》就要读清史;而读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就要读一读鲁迅了。
历史告诉我们,人类是在不断地进步和发展的,人人都在追求平等、自由和幸福,可有的人是为了追求人类的平等、自由和幸福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这些鲁迅都做到了,在日寇侵我东三省,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鲁迅挺身而出,抗战在文化第一线,显示了其铮铮铁骨。而有的人,象梁实秋,却象是得了“软骨病”,躲起来征集“与抗战无关”的文章,还写起了“闲适”的小品文,大谈“吃文化”,不知哪来的一副好胃口?更有甚者,如周作人,“为了一块金表”,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为了一条命”,竟然抛弃民族,任日伪“教育总署督办”过他的散淡的生活去了。面对日军的烧杀抢掠,仍旧喝着他的“苦茶”,写着他的“美文”,过着悠闲的生活,就丝毫没从这种舒适、散淡的生活中品出点血腥味来?那么多的同胞惨死在日人的屠刀下,他们却能“宠辱不惊”,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咀嚼着生活的“乐趣”,哪来的好心情?他们虽然也在站立着,可他们却没有站立着的骨气,从骨子里透着一种空虚,因而也只有卖弄一些咬文嚼字的文字罢了。
文化是离不开人民的,也离不开民族。读书先读人,倘若只读些软绵绵的文章,没准就得了“软骨病”。然而,每个人都有选择读书的权力,甜的东西读多了,总有腻歪的时候,这时,读点辛辣的,或是自找点苦吃也不是一件什么坏事。
非虚构写作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真实性问题。与小说相比,散文除了在文体上有自己的法度,尤其强调主体对情感和认知等经验摹写的真实度。在文学性不存疑的前提下,散文把“真”标举在第一位,追求“真情实感”和“真知灼见”。
评价一个优秀的散文家,往往用“真诚”一词。生活中的真诚者,未必就能成为文字中的真诚者,因为各种顾虑,或者纯粹因为写作观念问题,写作者把“我”移走或者架起来,在文字中看不到“我”或看到的是“非我”,是改装后的“我”。愿不愿意真实地写出“我”和那些微妙、确切的经验,是个愿望问题。不过,必须要补充一句,“非我”的文章,未必不是好文章。文如其人是一种境界,超越本我而写出鸿篇巨制在文学史上也不是新鲜事,写作中的客体和主体关系还真是一言难尽。
但是,真诚依旧是美学范畴的最高评价。在此,我愿意把“真诚”二字奉送给作家徐可,在此基础上,再附送一个评价:“语感好。”
徐可的散文,是“有我”和“文雅”。说徐可“有我”,因为徐可的“我”积极主动,情感充沛,取向清晰,可以聊天,可以对话,可以抒怀。又因为徐可本身成熟和真诚,所以情感取向和价值表达有一致性。
以作家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三更有梦书当枕》(之二)为例。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都经过了徐可这个情感和认知主体的消化。这本散文集分三辑,写了两种经验——读书的经验和做人的经验。读书和做人原本也是有因果关系的,所以第一辑“秉烛谈”的第一篇文章《多一点书卷气》就谈这个问题。“有多少人仅仅是为了满足心灵上的需求,无所为而为地读书的呢?……究竟有多少人懂得了‘读书三味,不去刻意追求某种功用和名利,从而在不知不觉中熏染上‘书卷气了呢?”读书的“用”和“无用”是辩证关系,有有形之用和无形之用,有长久之用和眼前之用,徐可从“我”出发,谈“无用”之用和“无用”之读,自问自答,推心置腹,推己及人。他善于设置让人放松的语境,从比较具体的对象入手,一点点地渗透观点和态度,让受众不由自主地同情和认可。比如,我虽然不喜欢周作人的“作”,但读完徐可谈周作人的两篇文章,也深表认同,甚至有了新的体谅。徐可不仅“不合时宜”地表达了对周作人的欣赏,也不“为尊者讳”地写出一个人的性格局限导致的命运。
不虚美,不饰恶,是真诚。同时,不说过头话,拿捏分寸,文雅清秀,也是一种好文风。徐可说周作人和董桥的散文对他有影响,可能还得加一个汪曾祺。董桥的文字恬静,文化气息浓厚,那是老一辈的书卷气。正当盛年的徐可从美学上倾向和靠近这一脉,与他的知识自觉有关。但“里下河”的成长背景,包括里下河文学的代表人物汪曾祺的真挚、清淡对徐可文风的形成,是左拉的“自然主义”式原生影响。
“三更有梦书为枕”的下联是“千里怀人月在峰”,因此这本书的第二辑是“怀人篇”。这一组文章是篇篇精彩。徐可笔下的人物是独特而具体的。
不能不说到启功。徐可对这位大书法家执弟子礼,书名“三更有梦书当枕”便是启功为徐可所题。徐可尊重师长,“怀人篇”里六篇文章与启功有关,广为流传的是《站在启功先生墓前》一文,但其他几篇文章也好。好在于,从徐可这个独特的主体的眼里和心里,不仅看到和感受到一个生动的丰富的人格高尚的启功,也从文字中看到了一个谦恭、勤奋、敏感的徐可。
小说通常是对生活经验进行虚构,读小说或研究小说者要从虚构的文本找出线头并解开圈套,如孟子所言:“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难!不认识作者,从文本进入,起点可能客观,落点倒未必就能准确。于是,发明了一个词“知人论世”,意思是评论者可结合写作者的背景经验去辨析和发掘文本中隐藏的信息。但这个办法对小说管一定的用,对散文这种文体却不大灵。其实也不是不灵,是没有必要。作者已经把自己袒露在文字里,还用我們指手画脚吗?
(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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