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举揭发信（共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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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执行党中央打击干部队伍犯罪行为，纯洁干部队伍的号召，提高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现将我们了解到五常市沙河子派出所存在违法行政的事实，检举如下：
被检举人：五常市公安局沙河子派出所。
基本事实
1、五常市沙河子派出所滥用执法，私自篡改询问笔录内容及其签字笔迹。
2、针对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未向我们送达，处罚决定书的签字也并非本人签字签收，签字笔迹为五常市沙河子派出所恶意填写。
3、五常市公安局违法行政，我们并未收到传唤证，传唤证上的签字并非我们签写，签字笔迹为五常市沙河子派出所恶意填写。
4、针对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五常市公安局并未将通知书交给我们，通知书上的签字并非我们签写，签字笔迹为五常市沙河子派出所恶意填写。
5、针对此次人身侵权一事，我们当时积极报案，但是沙河子派出所并没有填写报案笔录，程序违法。
6、与此同时，针对五常市行政处罚决定书，对此决定不复议不诉讼的签字笔迹，并非我们填写，签字笔迹为五常市沙河子
派出所恶意填写。
7、我们曾经到五常市公安局信访办检举说明此事，信访办工作人员承认此行政处罚程序违法，答应给与我们行政赔偿，但是事后并未执行，一直推脱。
8、针对行政处罚决定及其此次案件处理，我们多次去沙河子派出所要求其工作人员给我们提供案件材料，但工作人员总以我们没有权利为由，拒绝提供。
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在他的《百科全书》里按不同的动机区分出三种“揭发”，“一般认为，检举者是腐败之人，控告者是愤怒之人，指责者是怨忿之人”，他认为， “这三种人在人们眼里都是丑恶可憎的”。
如果我们把狄德罗所说的三种检举也看成是检举的三种动机，那么，“情妇和小弟”的检举便是其中的一种或不止一种，人们难免觉得这样的动机“丑恶可憎”——他们和通常的“群众检举”可不同。
社会学家费兹派屈克在《撕掉面具！20世纪俄国的身份与面具》一书里对前苏联检举和揭发行为的分析也能为我们理解“情妇检举”提供一个有用的历史视角。她区分了1920～1930年代苏联盛行的三种检举。第一种是“揭发反动思想”，主要是对苏联制度和政府的不满、反革命行为或阴谋。这种揭发主要是为了表现自己对党和政府的忠诚，因此经常会夸大揭发内容的严重性。朋友间的闲聊被夸大为反革命串连或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有的揭发者似乎是纯粹出于“义愤”，有的是表明自己立场坚定。“在大清洗的年里……任何人，尤其是党员，若不检举，就会有严重的后果。档案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写的检举信，显然是因为恐惧，或者是为了明哲保身，而不是出于责任心、义愤，甚至也非出于恶意。”
苏联盛行的第二种检举是揭发某人隐瞒真实阶级成分或历史问题。这类揭发在农村和城市都有，费兹派屈克研究发现，城市里的揭发者中非党员多于党员，这些揭发者经常要求党不要姑息暗藏的阶级敌人。许多检举信都是揭发某党员或干部出身敌对阶级，所以应该清除出党或撤销职务。例如，1935年一位自称是非党员的检举者写信给列宁格勒党委会说，地方苏维埃里混入许多阶级敌人：有一个遭逮捕并死在牢里的官员，他的两个女儿居然在教育局工作。还有一个地主的女儿担任法院的秘书，农业局中有两个富农分子，苏维埃银行里更是有“不止三个富农分子”。
第三种常见的揭发是检举“滥用权力”，包括贪污、收贿、通奸、婚外情等等。1936年官方不再提“阶级斗争”以后，许多政治揭发便改为对“性道德”败坏的揭发，如通奸、婚外情、家庭暴力等等。在苏联，干部的性道德（还有酗酒、暴力等）问题一直被当作“小节”问题，即使处分，也不过是“严厉批评”而已。性道德问题可大可小，在政治斗争中提出“性道德”问题，经常是因为不便提及更重要的其他原因。
妻子向党组织揭发丈夫的婚外情，有的是为了在离婚后更有利于争夺房产（苏联时期住房严重紧张），或是为了报复丈夫。费兹派屈克称这些为“怒妻”。有一位妻子给组织写信，揭发丈夫虐待她和儿子，还强迫她堕胎（在苏联是违法的）。还有一位党员的妻子给拉脱维亚中央委员会写信说：“我丈夫的行为根本不配一个共产党员：他醉醺醺地回家，在家无事生非，说脏话污辱我，还动手打人。他经常夜不归宿，说是工作忙。但是，据我了解，他并不好好工作。”她揭发丈夫跟厂里的女工睡觉，把肚子都搞大了，还强迫打胎。现在他完全不管自己和两岁的儿子，使她们母子衣食无着。这个丈夫后来“受到地方党组织的批评”。
费兹派屈克的检举研究中只有“怒妻告状”的例子，但没有“情妇告状”的例子，我们似乎可以推测，1920～1930年代苏联的官员“滥权”还远没有达到我们今天的程度。我们对苏联有过的三种检举自然一点也不陌生，但“情妇检举”却是颇具中国特色的检举种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