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中的利益驱动

管理中的利益驱动（推荐8篇）

管理中的利益驱动 篇1

作者：郑镇江 苏仁品 卢少娟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这是我们党立足农村实际做出的重大抉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基本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紧紧依靠农民群众，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这是确保新农村建设成功的关键。

村容整洁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新农村建设的最直观的体现。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民群众对生存环境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也越来越强烈。抓村容整洁最容易激发他们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热情。

然而，如何发挥农民在村容整洁工作中的主体作用，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呢？

近年来，九湖镇田中央村在村容整洁工作采取了一些新做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我们通过对九湖镇田中央村村容整洁工作经验的调查研究，认为他们的做法从理论上讲，是引入了利益驱动原理，运用良性利益驱动机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这一原理和机制的探索对村容整洁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1． 经验介绍：

1.1九湖镇田中央村基本情况：九湖镇田中央村地处风景秀丽的漳州圆山脚下，是凌波仙子－水仙花的原产地，全村有四个自然村，现有人口2012人，623户，以种植水仙花、盆景花卉、园林绿化苗木为主业。

1.2田中央抓村容整洁工作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1.2.1、环境脏、乱、差现象突出，整治工作量大、涉及面广。

1.2.2、村容整洁需要的资金多，难于筹集。

1.2.3、村民的传统观念和生活习惯难于改变。

1.2.4、村干部有畏难情绪。

1.2.5、群众对突击式的村容整洁工作的不理解、不支持。

1.2.6、缺乏专业化、规范化的管理，保洁员工作常常应付了事，效果不理想。

要实现村容整洁，单独依靠农民或单独依靠村委会的力量，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改革管理模式和投资制度势在必行。

1.3以公开招标、个人承包、民主测评、奖优罚劣的办法，建立卫生保洁机制。

1.3.1把全村卫生保洁划分为三个责任区。

1.3.2明确卫生保洁时间要求和质量标准：村内道路每天全面打扫1次，白天不间断巡回保洁，户垃圾桶每天收集一次，垃圾屋（箱）至少每2天清运1次。卫生保洁工作要做到道路整体感观清洁，路面不应有成片垃圾或积水，道路边角部位不应有存积垃圾，垃圾屋（箱）投放口不应有堵塞、周围不应有垃圾。

1.3.3公开招标、个人承包。把三个责任区卫生保洁工作分别在全村范围内公开招标。

1.3.4群众监督：村委会聘请村环境卫生监督员30人，对承包者的卫生保洁工作进行监督检查。村环境卫生监督员分由村民代表、村老人协会代表、村两委干部及业务人员、镇驻村干部组成。

1.3.5民主测评、奖优罚劣。村委会每季度组织村环境卫生监督员对承包者进行民主评议、公开测评一次，满意率达60％以上的，奖给承包者1000元,满意率达80％以上的，奖给承包者2000元。满意率50％以下的，处罚承包者1000元。连续两期满意率50％以下的，村委会有权解除承包合同。

1.4以公开招标，个人承包的办法，加强路面管理。承包管理内容包括：不准在村道

1上堆放土头，堆积建筑材料、生产用材料及其它杂物，不准放养家禽、家畜，不准在路面做临时工场。村环境卫生监督员如果发现村道上有堆放土头，堆积建筑材料、生产用材料及其它杂物，每发现一堆扣减承包者的承包款100元，如果发现村道上有放养家畜，每只扣减承包者的承包款50元，家禽每只扣10元。

1.5以资金补贴的办法推动道路硬化。今年初，村委会聘请技术人员对全村尚未硬化的道路统一测量、统一设计，统一预算。全村要硬化几条路，需要多少资金，制成表格，绘制位置图。每条路、巷的路面、水沟硬化，上级政府补贴多少，村委会资金补贴多少，群众自筹需要多少，算得清清楚楚。然后村两委分工负责，分头到各条路、各条巷，召开户代表会议，与群众讨论、协商、算细帐，使村民知道，修建自家门口的路，自己只要出多少钱，就能得到多少实惠。然后，由每条路、巷的村民自行推选出2-3人负责人，负责资金筹集，参与质量监督。

1.6以先“清”先“拆”后“建”的办法推动环境整治。村委会要求村民，要“建”必须先“清”先“拆”。“建”即道路硬化。“清”即陈年垃圾大清理。清理河塘水沟淤泥垃圾，房前屋后杂物，村庄“四旁”杂草、杂物。“拆”就是彻底拆除影响环境卫生、有碍观瞻废旧建筑物和构筑物。“清”“拆”工作完成，经村委会验收合格后，才给予实施道路硬化。村委会根据各条路、各条巷的资金筹集情况和“清”“拆”进度，分批对道路硬化项目公开招标，组织实施。

2取得成效：

2.1村道常年清洁，路面无堆放占道现象，没发现家禽、家畜放养。垃圾及时收集，集中清运、处理。

2.2群众对卫生保洁的满意率高。2010年四个季度民主测评满意率分别达93%、78.5%、89%和86%。今年三个季度民主测评满意率分别达满意率达100%，87%和92%。

2.3环境得到全面整治。村委会的要求得到农民群众的积极配合，他们自觉行动起来，清除房前屋后的垃圾、杂物，拆除废旧建筑物。在此基础上，村里组织20多人，成立环境整治突击队，动用钩机3 部、农用车6辆，在群众主动配合下，用20多天的时间，共清理陈年垃圾、杂物1200多车。全面拆除“茅厕旱厕、禽舍猪圈、路障水障、残墙断壁、老房危房、违章搭盖”等影响环境卫生、有碍观瞻的废旧建筑物和构筑物200多处。

2.4 农村基础设施全面提升。今年来，全村道路硬化29条，长度5863米,排水沟硬化9条，长度403米，已全面完成，投入资金190万元。生态公厕5个，投资57万元。

3.效果分析：

3.1从管理层面看，卫生保洁工作的招标、承包、考评、奖罚的过程，体现的是民主化、透明度。公共服务项目或建设项目均采取公开招标，个人承包的办法，并发动群众广泛参与监督，克服了一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的做法，体现了村务“管理民主”，提高了村委会在群众中的公信力。同时，明显降低了村干部的人员投入和工作压力。卫生保洁工作的监督、考评、奖罚过程，村干部从“运动员”转变为“裁判员”，是一种新的村务管理模式的有效尝试。

3.2从经济层面看，先“清”先“拆”后“建”的办法，全面发动群众，使环境整治更全面更彻底，同时降低了村委会的资金投入，提高了环境整治效果。依靠群众集资，筹集到了更多的资金，加快了道路硬化进程。项目公开招标、公平竞争、减少了村委会的支出,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村委会能用有限的钱做更多的事。

3.3 从社会层面看：

3.3.1提高了“村容整洁”水平。改善农民生存状态，为农村地区提供更好的生产、生活、生态条件。

3.3.2田中央村卫生保洁办法是村民自治的一种有效方式。村里的事由村民承包，承包

者的工作由村民监督，工作的质量由村民代表评价。村民日常不卫生行为和习惯又受到卫生保洁人员和卫生监督员的约束。

3.3.3村级组织在村容整洁工作中，提高了的威信，增强了凝聚力和战斗力。改善了干群关系。

3.3.4让群众广泛参与村容整洁工作，增强农民自觉遵守公开卫生意识，促进了“乡风文明”，提高了农民整体素质。

4．机制探讨：

4.1利益与利益驱动原理。在《 中国大百科全书》 哲学卷中，利益被定义为“人们通过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不同的需要”。„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首先必须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用，满足人们的物质要求，即满足人们的物质利益要求。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前提和动力因素。利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需要和利益是社会生产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因。利益是关系到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问题，由此形成在追求利益这一基本动因驱动下的人类进行社会活动的利益驱动机制。

4.2利益驱动机制。利用人趋利避害的生理特性，使用个人利益引导或驱使他去从事不愿或者不能主动从事的工作。这种以利益取向为主导的管理体制就是利益驱动机制。

4.3利益驱动机制在村容整洁工作中的运用。

4.3.1村容整洁工作引入利益驱动原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当前，全国各地开展村容整洁工作普遍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是环境脏、乱、差现象突出，整治工作面宽、量大。全面整治需要的资金多，难于筹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然而，依靠行政命令和号召与当前农村现实已经不相适应，难于全面调动农民积极性。引入利益驱动原理，通过满足农民对自身利益的需要，可以有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发挥出农民巨大的内发性力量。农民作为村容整洁工作的主力军，他们内发性力量是村容整洁工作的根本动力，关系着村容整洁工作的成败。因此，村容整洁工作引入利益驱动原理具有必要性。田中央村引入利益驱动原理，利用农民个体对利益的追求和群体对环境整洁的需求，激发了农民群众参与村容整洁工作的积极性，实践证明，村容整洁工作引入利益驱动原理具有可行性。

4.3.2 利益驱动作用需要借助规范性制度得以完成。村容整洁工作是一个社会性、系统性的工程。田中央村通过村民代表大会、村两委会酝酿、讨论，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研究制定了《卫生公约》、《文明公约》《卫生保洁机制》《项目招投标制度》《道路硬化资金筹集办法》等一系列制度。通过发布《通告》、召开广播会、入户“一对一”宣传等形式，做到家喻户晓。组织村民代表、村老人协会成员参与制度执行的监督、考核，维护制度执行的公正性。田中央村的经验给我们的启示：利益驱动作用应通过建立和实施一系列制度，来引导、协调、保障农村社会的各种利益关系，把现有资源最大限度调动起来、整合起来，最终实现村容整洁的目标。制度的建立必须坚持公开、民主、公平、可操作性的原则。制度执行要抓好教育、监督、考核、奖罚等环节。

4.3.3运用利益驱动机制应把满足农民群众利益需要作为立足点和最终目的。田中央村运用利益驱动机制，解决村里的卫生保洁、路面管理、道路建设、环境整治等问题，这些都是农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事实事，村委会和村干部不为自身利益办事，也没在办事中得利。从而，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参与，激发了农民群众的热情，从而把村委会的意图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田中央经验告诉我们：农民是各利益群体中的现实主义者，农民与其他社会个体一样要追求自身利益。运用利益驱动机制时，只有把满足农民群众利益需要作为立足点和最终目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

4.4.4在利益驱动机制运用过程中，村委会要坚持主导作用。从田中央村村容整洁工作，我们明显看到，村委会至少起到三方面作用：主导舆论导向作用，组织协调作用，统领作用。

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利益驱动机制运用中，村委会要坚持主导作用。

作者单位：郑镇江龙海市农办

苏仁品龙海市农办

管理中的利益驱动 篇2

上述研究均假设并购决策是使企业价值最大化。然而现代企业最主要和最基本的特征是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企业里，管理层拥有事实上控制权。作为理性经济人，拥有控制权的管理者的并购时机决策是基于薪酬收益最大化而不是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存在着代理问题。文献检索发现，还少有文献定量研究在并购投资环境变化以及管理层利益和企业利益不完全一致的代理环境下，管理层薪酬利益驱动对企业并购的影响。因此本文尝试用实物期权法，从理论上探讨管理层持股比例和固定薪金等如何影响并购时机、并购价值和代理成本。

一、管理层并购收益及合并企业价值评估

为方便研究，我们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以下理论假设： (1) 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处于同一个行业，而且并购双方只有权益融资，无负债融资。受未来市场冲击的影响，当利润过度下降，企业没有继续注入资本的激励，有权利选择企业破产。 (2) 企业所得税率为τc，并购前并购企业的成本和利润流为c B和(1-τc)(πBY-c B);并购后合并企业的成本和利润流为cM和(1-τc)(πMY-c M)。Y为企业收益流受所在行业的随机市场冲击的变动部分，其为服从几何布朗运动dY=αYdt+σYdW的随机过程，其中α为企业收益的期望增长率，σ为波动率。 (3) 合并企业价值在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之间的分配比例为sB和s T, sB+s T=1。 (4) 个人所得税率为τp，并购企业管理层的持股比例为λ，单位时间的固定薪金为cp。管理层供职于其他企业的保留收益为R。

下面先确定并购企业管理层的并购收益。记并购给并购企业管理层带来的收益为M，使用动态规划法，M满足下面方程：

其中，r为无风险利率。方程(1)解的一般形式是：

其中，δ=r-α，β1和β2为二次方程0.5σ2β(β-1)+αβ-r=0的根，而且β1>1，β2<0。待定系数A1和A2将由方程(1)的下述边界条件决定：

边界条件(3.1)说明管理层的收益不会随着利润的提高而无限提高，由于β1>1，因此A1=0。边界条件(3.2)说明当Y下跌到某一阈值YM，企业选择破产。由式(2)和式(3.2)得：

式(4)左边的第一项代表管理层由于持有企业股份而给其带来收益的现值，第二项代表管理层的固定收入的现值，第三项代表管理层持有破产期权的价值。

接下来确定合并企业的价值。记合并企业的价值为V，则在金融市场均衡条件下，使用动态规划法，V满足下面的贝尔曼方程：

式(5)的经济含义是，金融市场均衡时投资额等于公司资产价值的无风险投资收益，应等于股东的红利收益加上公司价值变动的资本性收益，否则将存在套利机会。根据伊藤定理，由(5)式得：

方程(6)解的一般形式是：

当利润很高时，合并企业没有破产的可能性，因此A3=0。同时破产时，企业价值为零，即V (YM)=0。合并企业价值为：

(8)式左边的第一项代表合并企业利润流的现值，第二项代表企业破产期权的价值。考虑到YM为最优破产临界点，因此, 即破产临界值为。

二、并购期权价值及并购时机

根据实物期权理论，可以把并购机会看成是美式看涨期权，因此对并购企业来说，并购实质上是行使一项期权。最优并购时机决策等同于期权的最优执行决策。即存在一个并购临界点，在临界点的一边“继续等待”为最优选择，而在另一边“停止等待”为最优选择，这时并购企业拥有的期权价值为最大，实施并购可使并购企业获得最大的收益。类似Grenadier和Wang的研究，在管理层利益和企业利益不完全一致的代理环境下，本文把并购的期权价值分为两个部分：企业期权价值和管理层期权价值。首先确定并购企业管理层拥有的期权价值，以及以管理层薪酬利益驱动的最优并购时机。遵照Dixit和Pindyck实物期权方法的一般框架，记管理层持有的并购期权价值与管理层在并购前企业保持原有规模时的收益之和为FM，则FM满足下面的方程：

其解为：

其中前两项为并购的期权价值，最后一项为管理层在并购前的收益。如果当未来利润很低时，并购的机会价值为零，由于β2<0，因此C2=0。假定以管理层薪酬利益驱动的最优并购临界值为YM*，则：

式(11)为并购时必须满足的价值匹配条件，其含义是，并购时管理层的期权价值与管理层在并购前企业保持原有规模时的收益之和等于并购后管理层收益扣除并购必须按其持股比例提供投资成本相应的部分。而平滑粘贴条件为：

式(12)保证了在Y首次超过并购临界值YM*时实施并购可以实现管理层收益的最大化。联立方程(10)、(11)、(12)可求得YM*。

接下来确定并购企业拥有的期权价值，以及以企业利益驱动的最优并购时机。假设记并购企业持有的并购机会价值与并购企业并购前保持原有规模的价值之和为FE，则价值方程为：

其解为：

其中前两项为并购的期权价值，最后一项为并购企业并购前保持原有规模的价值。如果当未来利润很低时，并购的机会价值为零，由于β2<0，因此C4=0。假定以企业价值驱动的最优并购临界值为，则：

式(15)为并购时必须满足的价值匹配条件，则平滑粘贴条件为：

式(15)和式(16)保证了在Y首次超过并购临界值YE*时实施并购可以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联立式(14)、(15)、(16)可求得YE*。

三、管理层薪酬对企业并购的影响

由于YM*和YE*没有解析解，我们仅做一些数值示例，考察管理者薪酬对并购时机和并购价值的影响。进一步我们定义代理成本为，即以企业价值驱动的并购价值与以管理层薪酬利益驱动的并购价值差的百分比反映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对企业利益的影响。

表1给出cp固定λ变化对并购时机、并购价值和企业利益的影响。随着λ的增加，并购临界值YM*降低。当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时，管理层会推迟并购的发生，管理层薪酬收益的驱动降低了并购价值，增加了代理成本，使企业利益受损。而当管理层持股比例较高时，由于并购给管理层带来较大的收益，则管理层会加快并购的发生，这同样降低并购的价值。Morellec认为，管理层持股比例过高，会引发投资过热。李增权(2000)认为，管理层持股比例过低，不能发挥应有的激励作用。本结论也印证了其他学者的相关实证分析结果。

注：r=0.10，α=0.03，σ=0.2, s B=0.7, cp=0.045, R=0.65，τc=0.25, τp=0.2, πB=1, cB=0.75, πM=2.5, cM=1.5。

注：r=0.10，α=0.03，σ=0.2, s B=0.7，λ=0.025, R=0.65，τc=0.25, τp=0.2, πB=1, c B=0.705+cp, πM=2.5, c M=1.455+cp。

表2给出λ固定cp变化时的YM*、YE*、FE (YE*)、FE (YM*)和AC。随着cp的增加，并购临界值YM*逐渐降低，这和管理层持股比例λ对并购时机的作用相同。对比表1和表2可以看出，并购临界值与cp和λ都呈负相关关系，但并购临界值YM*对λ的敏感度和λ高低有关。当λ比较小时，敏感度比较高，但当管理层持股比例λ大于某一数值后敏感度开始下降。和λ相比，并购临界值YM*对cp变化的敏感度和cp高低关系不大。同时代理成本对cp的敏感度也要低于对λ的敏感度。这说明在管理层薪酬契约设计时，管理层持股比例是防止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重要内控变量。

表3给出R变化时的并购临界值、并购价值和代理成本。和管理层持股比例λ、固定薪金cp对并购临界值YM*的作用方向相反，随着R的增加，并购临界值YM*不是逐渐降低，而是逐渐提高，并购临界值与R呈正相关关系。其原因是，当保留收益比较低时，管理层只有提前并购，才能为加薪找到更好的理由，因为并购带来企业经营规模、经营范围和经营复杂程度等的巨大变化，而这些变化往往是管理层薪酬设计的基础。

注：r=0.10，α=0.03，σ=0.2, s B=0.7, cp=0.045，λ=0.025，τc=0.25, τp=0.2, πB=1, c B=0.75, πM=2.5, c M=1.5。

对比表1、表2和表3可以看出，并购临界值YM*和代理成本对R的敏感度最低，而且代理成本对管理层持股比例、固定薪金和保留收益都呈U形关系，即管理层持股比例、固定薪金和保留收益都会导致管理层提前并购或推迟并购，降低并购价值，引发代理成本，使企业利益受损。

四、结论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持股比例、固定薪金和保留收益都会导致管理层提前或推迟并购，降低并购价值，引发代理成本，使企业利益受损。

并购临界值与管理层持股比例和固定薪金呈负相关关系，但和保留收益呈正相关关系。并购临界值对管理层持股比例的敏感度与其高低有关，当管理层持股比例比较小时，敏感度比较高，但当管理层持股比例大于某一数值后敏感度开始下降。并购临界值对固定薪金变化的敏感度与其高低关系不大。同时代理成本对固定薪金的敏感度也要低于对管理层持股比例的敏感度。并购临界值和代理成本对保留收益的敏感度最低。这说明在进行管理层薪酬契约设计时，管理层持股比例是防止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重要内控变量。

摘要：本文运用实物期权法研究了管理层薪酬利益驱动对并购时机、并购价值和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表明, 管理层薪酬利益驱动会导致企业提前或推迟并购, 降低并购价值, 引发代理成本。并购临界值与管理层持股比例、固定薪金呈负相关关系, 但与保留收益呈正相关关系。并购临界值对管理层持股比例的敏感度与其高低有关, 对固定薪金变化的敏感度与其高低关系不大。同时代理成本对固定薪金的敏感度也要低于对管理层持股比例的敏感度。并购临界值和代理成本对保留收益的敏感度最低。

关键词：企业并购,管理层薪酬,实物期权,代理成本

参考文献

[1].张利兵, 吴冲锋.产品市场、管理能力与企业并购时机:一个实物期权模型.第三届中国金融学会年会论文集, 2006

[2].陈珠明, 陈建梁.随机市场下企业并购的动态模型及在管理层收购定价中的应用.经济科学, 2004;2

[3].陈珠明.随机市场下企业并购的时机与条件及其在企业产权定价中的应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5;7

论我国法律实施过程中的利益驱动 篇3

法律实施的主要方式有两种：一是法的适用；二是法的遵守。法律适用，一般分为执法和司法，执法的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司法的主体是国家司法机关包括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法的遵守又称守法，守法的主体包括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法律的实施必须有监督。狭义的法律监督机关是国家检察机关，广义上包括所有社会主体对于法律的监督。

⊙ 从理论层面看法律实施过程中的利益驱动问题

从理论上讲，国家机关代表人民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我国国家机关是建立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之上的。人民的利益是最高利益，人民的利益通过其权力机关来行使。从我国宪法可以看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在法的实施过程中，人民代表大会对由它产生的一系列国家机关的行为实施监督。单纯从组织机构的角度讲，除了人民没有别的组织可以监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机构本身的利益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出现冲突时的处理机制和监督机制尚在空缺中。

我国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实施法律的过程中分工明确。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法律实施的核心是依法行政。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审判机关行使审判权，这些机关按照宪法和其组织法的规定来行使其职能。单纯从机关的角度看，在各个国家组织体制中行政机关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行政权力的扩张和膨胀，让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感到棘手。在我国，从实际情况讲，司法机关无论从级别、职权和执法手段上看都比行政机关低，与其业务有关的人、财、物等也由行政机关来掌管。因此往往造成诉讼环境受到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这一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应该逐步得到解决。

国家机关在实施法律的过程中是通过具体的工作人员来完成的。从国家机关的架构来看，我国的国家机关在设立的时候所依据的原则是良知驱动论，即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人民服务，是凭借自己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凭借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来行使自己职责的。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自身利益是客观存在的。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有一定的资源调控权，权力可以转化为物质利益是众所周知的。但到底是通过合法的途径还是非法的途径，是为人民的利益还是私人的利益，是需要注意的问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社会分配中属于二次分配，他们本身不能创造社会价值，但却掌握着国家机关对社会资源的支配权。如果其良知出现问题，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就有可能舍弃人民的利益而满足自己的私欲，这是在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中产生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执法权力商品化的倾向已经干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需要给予广泛的关注。

⊙ 从实践层面看法律实施过程中的利益驱动问题

立法是前提，法律实施是关键。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有比较完备适用的法律、法规。但是由于市场经济负面的影响，由于政出多门、各行其是的做法的存在，我国在法律实施过程中的利益驱动问题表现得非常明显。

首先看行政执法。行政部门在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往往比较大，在执法时一般格外青睐那些倾向于保护本地或本部门利益的"硬法"。不少行政执法部门在乱罚款、乱摊派时都会千方百计寻求法律依据，振振有辞地以严格执法为自己辩护和开脱。各执法部门收取违规经营者的费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默许这种违规经营的存在。由于行政执法的自由裁量性往往较大，因而加大行政执法的监督和制约尤其必要。

其次看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法院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一种强制的公平。司法作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国家行为，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公正应当体现为每一件司法个案的审理过程及审理结果的公正性。这种理念只有深入到司法人员尤其是法官内心的时候,司法过程中不正当的利益驱动才可能不会出现，司法公正才能真正落到实处。从中国法院的现状来看，司法过程由于利益驱动导致司法腐败的大量存在。这不仅导致法院裁判的不公，而且法院运转的效率是明显下降了。这种利益驱动问题解决不了，严格执法就不可能实现，依法治国就难以实现。

再次看守法中的组织和公民。我国社会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诚信严重缺失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在一些企业的经济活动中，盗版侵权、虚假广告、以次充好、乃至诈骗行为屡见不鲜，而在深层上看，这是利益驱动尤其是短期利益驱动导致的结果。

⊙ 从法的稳定性看法律实施过程中的利益驱动问题

法律是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它是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所以马克思指出：“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它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达法律……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物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应该责备他极端任性。”因此，我们在制定法律过程中强调必须保持法的连续性、稳定性，不应当朝令夕改，随意废弃，这是促进社会经济良性发展，维护社会安定，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所必需的。

人口管理 利益群体 制度 篇4

目前中国的城市在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人口管理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外来人口的管理问题和本地户籍人口的就业压力。在沿海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城市与内陆一些主要大中城市中聚集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在一些城市中，外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日益上升，个别城市外来人口比重已经超过有本地户籍的人口。面对着大量的外来人口，地方政府在不同程度上作了许多人口管理改革的尝试，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外来人口带来的社会问题，但是与解决问题依然有相当距离。与此同时，认为外来人口挤占本地人的工作机会的.观点也在地方政府和相当部分民众中有一定市场，因此出台了一些限制外来人口就业的政策。学术界对于外来人口管理也有不少研究，提出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然而真正能够具体操作的意见并不多。中国是在80年代中期开始发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到目前已经十几年了，为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内还不能寻找出有效的外来人口管理体制？其最主要原因是缺乏从中国的社会内部结构的关系去研究问题。

笔者曾指出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城市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结构的缺陷（李若建，1991。1996），同样笔者认为社会结构的缺陷是影响建立合理有效的城市人口管理体制的关键。在这里笔者并非要提出什么解决人口管理的模式，而是从社会结构出发，探讨有哪些因素影响了人口管理体制的建全。

l、利益群体的利益差别与利益协调

利益群体（interest group，又称利益集团）是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都关心的一个问题，由于学科的研究对象差异，因此对利益群体的界定存在一定差别。在西方社会中利益群体经常被看作是致力于影响国家政策方向的组织，最典型的利益群体是院外活动集团和工会。M．奥尔森是利益群体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对利益群体作了分类，指出过分强大的利益群体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M．奥尔森， 1993、 1995）。

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利益群体在规模上和活动能力上与西方都有很大的差别。在本文中，利益群体指的是在某些问题上有共同利益，并且有类似人口特征的群体。在外来人口管理问题上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利益群体：

外来人口群体。一般说来，外来人口群体在他们工作的城市里可以得到比家乡高的收入，但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斥在城市的生活主流之外。在许多情况下，外来人口群集而居，甚至出现北京的“浙江村”这种独特的景观（王春光，1995）。无论他们在城市生活多久，只要没有得到城市户口，他们很难为自己的权益辩护。M・奥尔森把这类群体称为“忍气吞声的集团”，这样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地位。外来人口在为城市创造财富的同时，也损害了一些城市人口的利益。不过在外来人口当中，还可以根据他们的经济收人和职业划分出不同层次。

城市户籍的容易被替代职业劳动者群体（简称替代群体）。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中，有一些职业并非需要很专门的技能，例如体力劳动。简单的技术工作、一般的商业和服务业、普通的文职工作等等，本文把这些称为容易被替代职业。外来人口在城市里主要是在这些容易被替代的职业中谋生，因此产生一些外来人口集中的行业，如环卫工人、建筑工人、服务人员等等。由于外来人口可以接受低工资，可以不要参加社会保险，因此在一些行业中对城市户籍的劳动者的就业构成威胁。甚至于挤占了城市户籍人的工作机会，因此替代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与外来人口有利益冲突。

得利群体。客观上说，大部分城市

药品分类管理与药店利益浅谈 篇5

药品分类管理与药店利益浅谈

平凉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甘肃平凉 744000 摘要：药品分类管理是为了保障人民用药安全、有效、方便，实施药品分类管理的主要目的是严格处方药监管、规范非处方药监管，进一步提高药品监督管理水平。是保证公众用药安全的基本要求。经济合理的药店药品分类管理与药店的利益息息相关。关键词：药品；分类管理；药店 ；利益

药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药品分类管理是国际上普遍认可与采用的管理模式。实施药品分类管理符合我国现阶段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是保障人民用药安全有效的监管措施之一。通过药品分类管理，提高人民群众健康保护意识和自我保健的水品，保障人民用药安全有效。药店药品的销售成交量少，坚持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原则；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的原则；质量第一的原则；讲究信誉的原则。具有开放性、经营商业性双重属性。药品分类管理就是根据药品品种、规格、剂型、适应症、剂量及给药途径的不同，对药品储存和陈列等分别按处方药与非处方药进行分类的管理。而实施药品分类管理是为了保障人民用药安全、有效、方便，同时也是药品经营企业通过GSP认证的重要一步。实施药品分类管理的主要目的是严格处方药监管、规范非处方药监管，进一步提高药品监督管理水平。是保证公众用药安全的基本要求，也是国际普遍采用的药品管理模式。

一、药品分类管理

药品分类管理制度包括法律、行政规章、配套管理规定三个层次对药品分别按处方药和非处方药进行监督管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制定和完善药品分类管理相关法规、管理规定并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1]。各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辖区内药品分类管理制度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

1、药品经营单位要明确本店经营范围

国家规定药品有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放射性药品、血清、疫苗、血液制品和诊断药品等11类，如果药店经营范围中有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等，就不能经营生物制品【2】。

2、药店在对药品进行分类时要把握8大原则

题目：药品分类管理与药店利益浅谈

这些原则是相互兼顾的，在实际操作中，药店首先要制定出本店的非处方药目录然后再进行药品分类[1]。药品分类管理的程度与一个药店的基本状况密不可分：药店营业面积的大小，药品种类的多少，药店的立地位置直接决定着药店药品分类管理进行的程度。以上三个因素亦决定了每个单店的发展方向，进而也就决定了药店整体的一个发展方向【4】。

二、药店药品在分类管理时药物要有一定的陈列原则和陈列方法

零售药店的药品陈列原则 内服药与外用药分开陈列，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开陈列，非处方药的柜架上要有非处方药的专用标记，所有陈列的药品都要明码标价。要标明品名、厂名、规格等内容【5】。

三、药店药品在实行分类管理之后，会给药店带来更多的利益

将药品分类管理，除了方便消费者购买药品外，也可以方便店员的拿药、卖药，提高服务质量，让消费者满意，给药店增添光芒，让药店的生意越来越好。如果一个药店药品分类摆放整齐有序，那么在顾客要求买哪一种药时店员能准确、迅速的帮顾客拿药，还会在取药的同时为消费者推销其他厂家不同规格和功效的同类药，让消费者有所选择，最后买到满意的药品，长此以往，让顾客来的高兴、买的舒心、用着放心，如果一个店员不仅达到了顾客的买药需求，并且提供了其他服务，本来只想买一种药的，结果买了很多自己感觉需要的药品，这样不仅提高了药店的销售量，而且利润也是不菲的，因为那些推销品往往是独家代理品、特价药，效益比其他普通药品高出几倍。提高了药店的服务质量，换言之，也是促进了药店的发展，利润也就不言而喻【6】。

药店行业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想要立足药店行业，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药店形象。除了药店的地理位置、药店的门面装修，到里面的药品摆放，都会给药店创造一个美好的发展前景。药品的分类摆放，既科学又美观，给人们一种舒适的感觉，吸引消费者，以至于延长在药店的停留时间，购买其他药品的概率也加大了。有些消费者有时候也会想逛超市一样，随便进去转一转，看看有没有自己想要的药品。如果两家药店是在一定区域内的竞争对手，那么药品摆放整齐，环境优雅的一定效益更好。查看药品的分类摆放，由此可见，药品的分类管理对一个药店的发展是多么的重要。

题目：药品分类管理与药店利益浅谈

致 谢

管理中的利益驱动 篇6

农资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加强农资市场管理，做好对农资供应的监管工作，关系到农业生产安全和广大农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到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通过全国各地开展大规模的农资市场清理整顿活动和落实农资市场监管措施，使农资市场管理秩序、农资经营机制和农资市场体系得到较大完善与发展。但也清楚看到，有些问题时有发生，我们必须探索新形势下农资市场的长效监管途径和办法。

一、问题

（一）经营主体资格不合法或擅自转让证照

一是无证照经营。有的农资经营者不办理《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擅自经营农资；二是经营者不具备经营条件。有些经营者不具有兽药、种子等农资的相应知识，或者没有所要求的质量检验检测仪器设备，或者不具备兽药、种子等农资的保管场所，却擅自进行购销；三是非法挂靠经营。有的个体经营户无相应的农资经营许可证，而挂靠在供销社等单位下面，进行经营农资。由于缺乏有效的自我管理机制，往往进货渠道混乱，经营失效、变质的农资；四是超范围经营。部分经营单位和个人只有《农药经营许可证》，却从事兽药经营。有的擅自将零售扩大到批零兼营；五是转让证照。有些农资经营者擅自出租或转让《兽药经营许可证》、《农药经营许可证》等，无视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不正当竞争或销售假冒伪劣农资

一些农资企业使用虚假经营许可证、产品合格证、说明书等，以及采用更换包装、更改厂名和生产日期、掺杂使假、以次充好等方法欺骗农民。违法主体多为个体、私营企业。他们进行分散包装、异地销售，或假冒他人注册商标、仿冒知名产品的包装装潢，或以国产货品冒充进口货品，严重损害农民的合法权益。

（三）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和辨假防假技能不高

农资市场的消费者多为农民，部分农民法律意识淡薄，不善于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或者缺乏真假农资的鉴别能力。

（四）执法力量有待进一步增强与整合一是在执法装备、农资质量检测条件等方面十分有限；二是在农业、工商、质监等部门之间各自为阵的现象尚有存在，部门内的有关机构之间缺乏统一协调机制，农资打假工作难以形成强大合力，一定程度上造成执法资源浪费。

（五）农资市场仍存在虚假广告误导农民消费现象

虚假农资广告扰乱农资生产、经营和使用秩序，是引发农业生产事故、侵害“三农”利益的隐患。

二、原因

（一）法律法规与防假知识宣传不够深入

目前，很多农民识假防假能力弱，没有掌握一定的鉴别技能和相应的法律知识。在购买农资时不索要发票，或者在向有关部门投诉前不懂得保留证据，给维权工作增加了难度。

（二）农资销售的流动性大

假冒伪劣农资产品的销售市场大多在农村,部分假劣农资产品被不法分子直接运到村边地头进行抛售。由于农村地大面广,限于人力、财力、物力等原因,对这些农资产品的监督管理存在很大难度。

（三）执法手段落后

当前农资监管手段远不能适应农资监管执法新形势、新情况。农资监管工作的信息化水平不高，缺乏统一、高效的农资监管信息平台。请支持原创网站wenmi114.com

（四）执法经费不足

从上到下，农资打假和监管缺少足够的专项经费，农业、工商等农资管理单位大多存在经费不足的问题。

三、对策

（一）积极推进农资现代经营方式，加快形成以农资批发企业为龙头的连锁配送网络

打破行业界限，通过资产、技术等方面的联合，构建连锁配送为主导的农资销售网络。兴办大型农资配送中心，充分发挥规模化、网络化经营的优势，通过直营连锁、加盟连锁、自由连锁等形式，形成统一采购、统一标识、统一配送、统一价格、统一服务的农资物流体系，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信誉度，真正发挥农资供应主渠道作用。

（二）完善农资技术服务，提高农资供应服务的整体水平

农资流通企业在技术服务部门的配合下，加强从业人员培训，提高专业素质和现场销售技术指导水平。邀请专家对农资经营人员进行专门培训，讲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和业务知识，使经营人员既能合法经营，又能大力推广和引进科技含量高的新型农资产品，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同时，农业等部门加强兽药、肥料和其它农资使用技术指导，向农民传授假劣农资的识别方法和出现问题的处理办法及相关法律知识，使他们能正确识别农资质量，并提高维护合法权益意识。请支持原创网站wenmi114.com

（三）健全监管体系，落实农资市场长效监管措施

一是工商、质监和农业等执法部门按照法律法规赋予的执法职能，切实加强农资市场执法管理，完善农资市场监管体系。密切协作、联合互动，提高定期巡查和不定期抽查的实效；二是实行有奖举报，鼓励消费者投诉。向各村聘请农资质量义务监督员，由他们对

农资质量进行监督，举报无证经营和流动商贩的违法行为。设立24小时值班的举报电话，向社会公布，并在各经销点张贴，接到举报电话，执法人员赶赴现场进行勘验取证、调查处理。既为农民排忧解难，也减少经营人员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为经营人员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三是进一步强化农资市场整治工作，突出种子、农药、兽药、肥料、农机等重点产品，严厉查处经销

假冒伪劣农资违法行为；四是按照国家对新农资生产、销售的有关规定，进一步完善新农作物品种、新农药、新肥料等引进、推广审查制度，定期向社会公布推广的主体品种和建议零售价，引导农民正确采购；五是大力组建农资协会，充分发挥组织、沟通、监督职能。通过行业自律，构建质量可靠、服务周到、价格低廉的农资物流体系；六是加强“放心农资工程”建设，每年组织放心农资消费活动，评选放心消费农资点。坚持开展放心农资下乡进村行动；七是完善抽检制度。对主要农资产品的质量抽检，坚决实行普查和抽查并进，制定具体可行的抽检方案，依法公布抽检结果，避免重复检验，切实做到打假扶优相结合。对监督抽查中质量较好的，适当予以鼓励和扶持；对质量未达到有关要求的依法进行处理，并予以曝光。

（四）严格执行农资广告审查制度，依法加强农资经营广告管理

对农资广告必须严格按照《广告法》、《种子法》、《兽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广告合法性审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广告法》的执法主体，应严格履行职能，会同农业行政部门，加强对农资广告的监督管理，重点监督种子、农药、兽药、肥料、农机等农资产品的广告内容，检查其是否与品种审定公告及有关农资登记公告相一致。对因虚假广告误导消费者，引发农业生产事故和纠纷的，依法追究广告主和广告发布者相应责任。请支持原创网站wenmi114.com

（五）完善农资质量纠纷处理和赔偿机制，坚决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完善农资质量纠纷处理和赔偿机制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环节。对农民购买未使用的农资商品，在规定时间内经营者必须保证退换，计量不足的要补足差额；对因商品质量问题造成的生产性中毒和药害、肥害事故，严格按照《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在法定期限内迅速做好事故技术鉴定、事故仲裁和理赔工作。在明确农资商品质量问题的前提下，实行经销商先行赔偿、后由经销商逐级追诉机制；对因农资商品质量问题给农民造成重大损害的，帮助受损害者向人民法院起诉，依法进行维权。对特困农户，由政府组织有关部门提供法律援助，以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六）加强部门配合，确保农资市场管理综合措施落实到位

进一步加强对农资市场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实行分级包干负责制。农业部门充分发挥行业主管的作用，加强农药、种子、兽药等农资市场管理，与各经营主体和技术服务部门沟通协商，共同制订实施方案，采取招标采购、公开择优组织货源等办法，实行综合治理；工商部门在规范农资市场准入的同时，坚决严厉打击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和其他违法经营行为，严把流通环节农资商品质量关；物价部门加强对农资价格的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哄抬价格、牟取暴利等价格违法行为，确保农资价格的稳定；质监部门强化本地农资生产企业的质量检测督查，不定期开展农资品种的抽样检验，杜绝假冒伪劣农资流入市场；供销部门加强督查管理，认真抓好农资经营质量承诺制，督促经营企业守法经营、优质服务、稳价保供；各级宣传媒体积极配合农资市场监管工作，规范农资广告运作机制，营造农资市场管理的良好氛围。

（七）推行市场准入制，严把农资市场“入口关”请支持原创网站wenmi114.com

一是对农资经营者实行市场准入制，督促农资经营者提高售后服务水平。要求农资经营服务人员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经考试合格获得职业资格证书后方可从事农资经营服务业；二是对农资产品实行市场准入制，规范农资产品流通渠道。要求农资经营者执行商品进货检查验收制度。

（八）实行“经济户口”管理，形成质量可追溯机制

管理中的利益驱动 篇7

关键词：保障性住房,三方,利益,价格

在城镇化建设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进展缓慢、缺口仍很大, 不能很好的满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由于保障性住房是满足低收入群体或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住房需求, 带有保障性质的, 因此其价格的合理性与否对其发展至关重要。当前的学者对保障性住房价格的研究主要从政府的角度考虑, 对居民和开发商的影响因素关注度不够, 且定价的模式侧重于奖励性质的福利意义而非满足基本住房需求的保障保障意义, 导致很多真正需要住房保障的居民迟迟得不到保障。本文主要针对这些问题, 从政府、开发商、低收入居民的角度分析保障性住房价格制定的影响因素及三者的利益诉求, 提出保障性住房价格制定相应对策。

1 保障性住房价格的影响因素

1.1 政府方面影响因素

(1) 财政因素。保障性住房建设是一项需要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的系统工程, 政府作为其中的主要建设力量, 需要承受非常大的财政压力。较低的财政能力势必会影响到对保障性住房的补贴力度, 导致价格高于被保障人群的偿付能力。近几年由于房地产的快速发展, 地方财政对房地产的依赖很大, 一时之间很难摆脱。这种情况下发展收益较低的保障性住房对各地政府都是一个挑战[1]。

(2) 土地资源因素。土地产资源归政府所有, 政府通过出让土地来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同时, 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 政府对土地资源规划利用和理与否直接影响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房价也受到土地资源的左右。保障性住房虽然带有保障性质, 与其他商业房地产相比受市场影响小, 但因土地资源有限, 地价会间接的反映在房价上, 导致房价上涨或回落。

(3) 政策因素。主要指政府为建设保障性住房对开发商所给出的比较吸引的优惠政策, 如较低的税收, 较高的土地补贴等。合适的政策可以有效保障项目的实施和运行, 为后续发展提供动力。由于政府对保障性住房实行限价政策使得保障性住房的利润较低。而与之相应的金融保障政策不完善, 对社会闲散资金缺乏吸引力, 进而导致融资成本增高, 保障性住房价格较高。

(4) 地域因素。区域经济的稳定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 政府应控制保障性住房与同区域同品质的商品住房要合理的价格比例关系, 不合理的价格比例不利于区域的经济发展及稳定。保障性住房价格中含有政府政策优惠的成份, 与同品质商品住房的市场销售价格和市场租赁价格相比, 是相对比较低的[1]。这就要求在保障性住房选址时要考虑多种因素, 如建在太繁华的高房价区, 过低的保障性住房价格就会引起周边经济的不稳定。如果保障性住房的周围缺乏工作岗位和教育医疗等资源, 居民对其满意度就会下降, 影响其销售情况, 进而对销售价格产生反作用[2]。

1.2 开发商方面影响因素

(1) 成本因素。开发商不是社会福利机构, 其活动的动机还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这样一来, 成本越低, 在利润率不变的情况下, 房价就会越低。开发商在选择保障性住房建设时, 势必会相应放弃一些其他的商业房地产开发, 这就会产生一定的机会成本。过低的利润无法吸引开发商的眼球, 他们对利润的要求将直观地反映在房价上。

(2) 后期社会效应因素。开发商可能会为了进入某个市场而放弃适当利润, 取得当地的认可, 为获得后来回报更高的投资建设活动提前铺路, 或者为了提高知名度而在价格制定时做出更多的让步。

1.3 消费者方面影响因素

(1) 个人收入因素。当地居民人均收入是决定保障性住房价格的重要参考, 消费者当然对价格最为关注, 他们的可承受支付能力对价格的制定影响是最大的。但是由于我国的个人收入及财产不够透明, 政府在调查居民收入及财产状况难免有出入, 这就对价格的合理性造成影响[3]。比如很多企业的员工表面工资比较低, 但隐藏的福利性很大, 并不体现在工资上。

(2) 个人喜好因素。虽然中低收入人群对保障性住房的价格考虑是最大的, 但保障性住房的区域, 舒适度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这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到供求关系上, 进而影响房价稳定。

(3) 适婚人口因素。通常居民在结婚之前对住房的需求更为迫切, 因此适婚人口比例高的地区对保障性住房的需求同样更为迫切。如果保障性住房不能满足低收入家庭适婚人口的住房需求, 势必会影响其健康发展, 价格也会受到波动。

(4) 新生婴儿因素。随着新生儿的不断成长, 家庭对住房的要求越来越高。尤其在国家准备实施“二孩”政策的背景下, 许多加家庭高呼“生不起”, 其部分原因就是由于住房不能满足新生儿的良好成长环境。因此对本就住房紧张的低收入群体来说, 如果为了社会发展的需要生育二孩, 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及其价格就必须满足低收入群体的要求。

2各方主体对保障性住房的利益诉求

2.1政府的利益诉求

政府作为国家政策的执行者, 有义务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难问题。但同时作为国家机器, 他也需要保证自己良好运行, 这就需要一定的财政支持。经过最近几年房地产的快速发展, 土地收入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一大财政来源, 现在如果突然加大对保障性住房的建设, 就要投入大量土地来补贴, 造成财政收入减少, 财政压力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会冲击一部分商业房地产的需求量, 导致经济增速下滑, 不利于当届政府政绩的提升, 所以在投入力度上可能会尽可能的减少。

然而现在住房难已经不仅仅是低收入家庭所面临的问题, 部分中等收入家庭也在面临, 迫切需要政府推出大量保障性住房来解决实际问题, 这样政府就会处在一个比较矛盾的境地。从已经推出的保障性住房来看, 还存在一些管理上的问题。如我国的个人财产及收入情况不是很清晰, 而保障性住房的申请恰恰需要清楚的收入情况和生活状况, 这容易给一些实际收入不在保障性住房行列内的人造成有漏洞可钻, 导致其他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没有房子住, 进而影响社会公平, 导致政府信誉缺失, 不利于后续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发展。这些问题不解决, 政府在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上就会步步掣肘, 资金浪费, 保障性住房价格也会随之上涨[4]。

2.2 开发商的利益诉求

开发商需要一定的利润来维持自身的发展, 在利润不高的情况下就需要政府给予更多其他方面的支持作为回报, 这就又与政府的利益向联系起来。同时开发商也同样要考虑市场需求情况, 低收入居民的消费能力, 在居民可承受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制定出较高的价格, 这就会与消费者的利益有冲突。

2.3 居民的利益诉求

居民当然希望以最低的价格获取满意的住所, 这样在政府对其进行经济调查时就会尽可能隐藏自己的实际收入, 从而尽可能影响保障性住房价格的制定。一些不在保障范围之内的人也会尽可能通过一些手段申请保障性住房获得一定利益, 影响保障房市场的稳定, 进而波动其价格[5]。

3 保障性住房价格制定合理性策略

3.1 提高个人收入和财产透明度

针对目前我国个人收入及财产登记透明度低的情况, 应加强对个人收入及财产的调查工作, 从源头上把控低收入人群的实际情况, 为保障性住房价格的制定提供真实的数据。

3.2 扩大融资渠道, 降低融资成本

政府和开发商都应尽量扩大融资渠道, 尽可能降低成本, 让利于低收入人群。这就需要建立良好的监管机制来保证资金的合理支配, 产生良性循环, 从资金成本的降低来维护保障性住房价格的稳定[6]。

3.3充分考虑各方利益主体对价格制定的作用

从目前政府主导的控制价到利益主体各方都参与进来, 活跃定价机制, 灵活根据不同的项目制定价格, 而不是千篇一律。政府要充分考虑开发商和低收入居民的可承受范围, 平衡各方利益。

3.4 加强对保障性住房申请者的资格审查力度

目前各地对保障性住房申请的资格条件不尽相同, 主要跟各地经济条件差异有关, 有的也会因保障性住房申请人数过多或过少来进行调整。资格审查不严密会导致申请人数过多, 与预期的供求产生较大差异, 进而影响保障性住房价格的合理性。

3.5 完善住房政策, 杜绝投机行为

有些地方因为申请保障性住房政策有漏洞, 导致很多人愿意想方设法来满足条件进行申请, 之后对保障性住房进行违法出租货出售, 获取暴利。保障性住房领域这种监管不严造成的混乱, 导致真正需要保障的中低收入群体仍然没有解决住房问题, 资金大量浪费。这样一来政府在后续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中难免资金紧张, 给予的补贴会减少, 价格上也会有所增加。

4 结束语

总得来说, 影响保障性住房价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政府、开发商、低收入人群共同影响着保障性住房的价格制定。面对中低收入家庭日益迫切的住房需求, 三方主体都应该积极参与进来维护保障性住房价格的合理性。同时从政策的制定、实施出发, 扩大融资渠道, 打击扰乱保障房市场的投机行为等措施来保证保障性住房价格合理制定, 切实保证保障性住房健康发展。只有这样, 保障性住房才能真正保障到需要保障的人群。

参考文献

[1]林积昌, 陆云, 邵国华, 倪宏星.对保障性住房价格机制及其监管的思考[J].价格理论与实践, 2010, (9) .

[2]苟兴朝.我国公共保障性住房价格机制研究[J].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 2014, (3) .

[3]杨帆.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5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 2011, (11) .

[4]程平.地方政府、消费者、开发商:三方博弈房产价格[J].中国房地产金融, 2005, (8) .

[5]徐虹.住房支付能力视角下北京市保障性住房价格研究[J].建筑经济, 2013, (8) .

管理中的利益驱动 篇8

摘 要 并购是企业最为重要的一项资源配置战略，而实施这项战略计划的决策权一般掌控在公司高管手中，因此，研究并购中高管人员的行为动机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高管激励利益是推动企业并购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从高管激励利益的视角，从薪酬激励和控制权激励两方面探讨企业高管人员是否在企业并购中具有提高自己利益的机会主义动机，并就如何弱化这种动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 薪酬激励 控制权激励 企业并购 管理权力

一、引言

并购活动是资本市场永恒的主题。然而在大量的并购案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许多标准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或与传统理论解释相悖的现象。许多学者关于我国证券市场并购重组绩效的研究成果表明，并购行为并没有为企业带来相应的中长期经营绩效或其它财务收益。要很好地解释中国资本市场并购活动是否创造价值、是否改进了公司治理，需要考虑并购决策行为的动机，本文从高管激励利益的视角，从薪酬激励和控制权激励两方面探讨企业高管人员是否在企业并购中具有提高自己利益的机会主义动机，并就如何弱化这种动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二、“管理权力论”及其视角下的高管薪酬激励动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献表明，公司管理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自己的薪酬，由此形成了薪酬制定理论的新流派－－管理层权力理论。该理论认为：（1）董事会不可能完全控制管理层薪酬契约的设计，管理层有动机和能力影响自己的薪酬；（2）企业不按业绩计酬，而是很可能运用权力寻租；（3）管理层薪酬激励并不必然减轻代理问题，它本身也可能成为代理问题的一部分。

根据“管理权力论”，管理者除了契约中规定的特定控制权外，还拥有剩余控制权，不仅可以赚取大量的权力收益，同时还可以重新安排货币性补偿，获得超过契约规定的租金，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了这种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管理者会对薪酬进行动态调整。

高管薪酬的多少（这里主要指年薪和奖金）与企业收益和经营难度系数密切相关，其中的经营难度系数则直接与企业规模有关。我们知道，内生性的资产规模扩大周期较长，加之高管人员一般也实行任期制，因此，外延式的扩张并购，就成为企业高管人员能够迅速、直接提高自己薪酬的有效方式。

此外，并购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可以使高管在和董事会谈判订立薪酬的时候具有更有利的位置，并购相对一般的资本性投资来说，一方面，需要更多额外的努力和更多的知识，并且带来了企业经营规模、经营范围和经营复杂性的巨大变化，而这些变化往往是高管人员薪酬契约度量和考核的基础，无疑能为高管改变董事会所制定的薪酬契约、提高自身薪酬，提供了一个好的契机，另一方面，并购也具有更好的市场反应，为薪酬重新签订提供了更好的机会。

三、高管控制权及其激励动机

根据产权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的契约性控制权可分为特定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特定控制权是指能够事先以契约的形式明确规定的控制权权力，而剩余控制权则是指那些事前未在契约中明确界定如何使用的权力，是决定资产在最终契约所限定的特殊用途外如何被使用的权力。现代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中，特定控制权如日常的生产、 销售、雇佣等权力通过契约授权给高级管理层，而剩余控制权如任命或解雇管理层、重大投资等战略性决策权则归董事会所拥有。作为所有者的股东，除保留部分剩余控制权外，将本属于自己的绝大部分剩余控制权授予了董事会。简言之，在缺乏对经营管理者行为有效控制和监督的情况下，经营者能够为牟取个人私利或本企业的小集体利益而损害企业投资者的利益，在企业内部形成了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

控制权激励就是把控制权作为一种能够引导经营者行为的激励因素。这是因为控制权可以满足管理者的三方面需要：一是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二是满足控制他人的需要。高层管理者作为拥有特殊人力资本的个体，低层次的需要容易得到较高质量的满足，因此主要集中于对权力的需要；三是以职位特权获取正规报酬激励以外的物质利益满足，主要包括：过度在职消费、 额外津贴、 通过关联交易获取的利益、 利用公司商业机会获得的收益等。以上控制权收益的存在会诱惑高管人员盲目扩大企业规模，进行多元化投资。

四、结论与建议

由上分析可知，一方面，由“管理权力论”可知，薪酬制定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高管在高薪酬利益的驱使下会通过资源配置改变权力，而并购就是扩大企业规模、重新配置资源的最快捷方式，它显著影响股东的财富和公司资产配置的效率，也会通过改变经营范围；另一方面，高管存在很强的扩大公司规模的愿望，并购有助于高管实现控制权的政治收益、有利于维护高管的控制权地位、同时也有利于提高高管的显性控制权收益。

对于如何弱化高管在并购中的机会主义动机，提出三点建议。首先 要进一步加强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并实行强力监管。其次，要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均衡高管的权利与责任。第三，要在保持现有年薪激励的前提下，进一步创新和加强股权激励给高管带上“金手铐”。

参考文献：

[1]张新.并购重组是否创造价值.经济研究.2003.

[2]李增泉,余谦,王晓坤.掏空、支持与并购重组.经济研究.2005.

[3]魏刚.高级管理层激励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经济研究.2000.